以袁世凯为首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利用掌握了清王朝全部实权的有利条件，采用武力威胁和政治欺骗相结合的卑劣伎俩，通过南北和谈，以逼迫清帝退位为条件，迫使革命派交出政权。在国内反动势力的胁迫面前，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得不作出让步。孙中山在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条件下被迫同意让出政权。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连同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宣告结束。随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匆忙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企图以此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南京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唆使部下发动兵变，以此作为不去南京任职的借口，而在他的老巢北京就任，且迫使临时参议院北迁。辛亥革命的成果为袁世凯所窃取。
民国成立后，各种社会团体纷纷涌现。湖北地区的党人和士绅发起组织了民社，拥黎元洪为首领：南京成立了统一共和党，以蔡锷、张凤翔、王芝祥等人为总千事；章太炎等人成立了统一党；后统一党与民社、国民协进会等又组成共和党：8月。中国同盟会也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工党等小团体，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任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任理事，而实权掌握在代理事长宋教仁手中。不久以梁启超为头目的民主党亦告成立。
各党派之间为参与把持政权展开了激烈政争。此时孙中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致力于铁路建设。衰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后即开始排挤革命势力，破坏《临时约法》，国务总理唐绍仪、陆征祥被迫相继辞职，袁任命其亲信赵秉钧为国务总理。
是年，英国再次发动侵略西藏的战争：日俄签订第三次《日俄密约》，把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内蒙古地区；沙俄与外蒙古当局订立《俄蒙协约》和《商务专条》，外蒙完全为沙俄所控制，对此中国政府声明"概不承认"：河南宝丰爆发白朗起义，并于1914年改称公民讨袁军：原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
中华民国成立
武昌起义后，50天内全国14省和上海先后响应，宣布脱离清朝统治而独立。为统一步调，把革命推向最后胜利，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有了现实的基础。但是，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各派势力之间同样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江、浙地区的立宪派、旧官僚和革命党人组成的上海集团和以黎元洪为代表的首义地区的武昌集团，为了控制未来的临时中央政府，几乎同时发出了筹组中央政权的倡议。
年11月1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电沪督陈其美，倡议于上海设立临时议会机关，以处理内外关系。次日程、汤即用苏、浙两省名义电请全国各省派代表来沪，商组临时政府。15日，依据"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的建议，上海、江苏、福建等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式建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早在上海方面发出通电前二日（9日），武昌方面已由黎元洪署衔通电各省，请速派代表来鄂商组临时政府。结果，湘、苏、闽、浙、沪等省区都督府和未独立省区直、鲁、豫谘议局派代表至沪与会；赣、粤、桂等省都督府派代表径赴湖北。于是上海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致电黎元洪、黄兴，要求会议在沪举行；考虑到武昌首义地区的历史地位，20日又议决："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武昌方面立予反驳，说"既以湖北为中央军政府，则代表会亦自应在政府所在地。府、院地隔数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接着便派居正等到沪，力争各省代表会在湖北举行。上海方面审时度势，感到不宜再坚持原议，在11月25日议决："各省代表赴鄂，宜各有一人留沪；赴鄂者议组织临时政府事，留沪者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月下旬，鄂、湘、闽、鲁、苏、皖、桂、直、豫、浙、川等11省代表23人陆续到达武汉。此时恰值清军攻陷汉阳，武昌危急，因此代表会只得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内举行。11月30日开第一次会，举谭人凤为议长，会议开至12月10日，主要议决以下事项：
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同意与北方停战，并接受南北方举行"议和谈判"，以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政体为议和条件。会议期间，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当即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省代表转到南京开会，俟10省以上代表出席，即开会选举大总统。这时，由于汉阳的失守、南京的光复以及黄兴等自武昌返上海，相对地增强了上海方面的地位，因此，他们又抢先召开会议。南京光复后第三天（12月4日），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三都督即邀集各省留沪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暂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政府。对此，黄兴一再推辞，黎元洪不甘居黄兴之下，通电要求取消黄兴的大元帅职位，汉口代表会认为其选举不合法定人数，没有权利选举元帅，这样，上海的选举归于无效。
月12日，各省代表（共14个省39人）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在14日的代表会上，选出浙江代表汤尔和任议长，并决定于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可是15日浙江代表陈毅向代表会报告说：袁世凯代表到汉时，已表示"袁内阁亦主张共和"。当天，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通过胡瑛和王廷从武汉也急电南京各省代表，说袁"极愿平和了结"，"宁会选举，务乞稍缓"。会外袁世凯的插手，会内立宪派和投机政客乘机响应附和，促使代表会作出决定：缓举临时大总统，重又承认上海所举大元帅、副元帅，并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追加一条：大总统未选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然而因为武昌集团本来就反对关于黄兴为正、黎元洪为副的决议，这时苏浙军人又以汉阳败绩为借口反对黄兴为大元帅，代表会只好在16日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暂驻武昌；黄兴副之，而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但黄兴在得到孙中山即将归国的确讯后，认为组织政府应待孙中山归来决定，因而并未到职。
孙中山是革命派的公认领袖，在全国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他在美国得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后，为促成民国的建立，即开始遍访美、英、法等国朝野人士，力争他们对新政权予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29日，各界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与会17省代表，每省一票，孙中山以16票当选。
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成立。2日通令各省改用阳历，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3日各省代表会议增选在武昌的湖北省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国务员（各部总长）名单：黄兴为陆军总长，王宠惠为外交总长，蔡元培为教育总长（以上三人为同盟会员）；张謇为实业总长，汤寿潜为交通总长（以上二人为江浙立宪派首领）；程德全（旧官僚）为内务总长，黄钟英为海军总长，伍廷芳为司法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以上二人均在清政府任过职，又分别为受过西方影响的"法界前辈"和"理财专家"）。按照总统制组织原则以及根据同盟会所确定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孙中山直接任命的九部次长、三局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均为同盟会的骨干。
日，由各省都督府各指派代表3人在南京成立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43名临时参议员中，同盟会员占33人，自治学社1人，与革命派有过联系的绅士1人，立宪派8人；同盟会员林森、王正廷为正副议长。至此，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权体制、组织机构基本确立。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不仅颁布了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具体的法律、法令，推行了许多打击封建主义、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性措施。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根据"天赋人权，胥属平等"的原则，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集会、信教等一切公民权利；取消法律中对各项所谓"贱民"的歧视和特别限制；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一切主奴名分；禁止"刑讯鞠狱"，焚毁不法刑具；通令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革除清朝官场中"大人"、"老爷"称谓，宣布职员为"人民公仆"，官厅人员咸以官职相称，民间普通称呼则日"先生"或"君"；废止跪拜礼，规定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在革除社会陋习方面，严禁种、吸鸦片；禁止赌博、蓄辫、缠足等；提倡俭朴和廉洁奉公，上至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除食宿由政府供给外，每人一月只发军用券30元。在社会经济方面，宣布政府经营实业的方针，颁布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和规章；废除一些清代的苛税；鼓励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矿企业，提倡垦殖事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禁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废止小学读经科；重新编写"合乎共和国民宗旨"的教科书，并对教育进行一系列改革。
这些政策和措施，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原则和利益，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因此，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就宣判了清王朝和封建帝制的死刑，促进了民主精神的高涨，给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的南京临时一政府，并没有触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对内，它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得到实际的民主权利，对旧的政权机构未给予有力的冲击。对外，它对帝国主义始终充满着畏惧和幻想，明确宣布继续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续偿还清政府所借的一切赔款和外债。这些都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正是因为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尤其是对汉族地主官僚存在幻想，使革命派未能组织独立各省军队进行北伐，直捣北京，推翻清王朝，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反正、以便取得革命的廉价胜利上。因此，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只能步步退却。最后通过南北议和，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条件下，将政权让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4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迁都北京，南京临时政府至此夭折。此后，北洋军阀集团和蒋介石集团先后把中华民国变成了地主、买办阶级联合专政的工具。
中华民国联合会组建
自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政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中华民国联合会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有影响的团体之一，它由苏州军政府都督程德全和同盟会著名宣传家章炳麟发起，1912年1月3日在上海组建，章炳麟为该会核心人物。武昌起义爆发时，章炳麟正在日本，11月15日，他抵达上海。当时，武昌军政府代表胡仰、胡瑛、何海鸣等正在上海组织共和中国联合会（又称中华民国全国联合会）。章到上海后即被推为章程起草员，同时章又联络程德全发起中华民国联合会。25日，共和中国联合会宣布和苏州的联合会合并，章赴苏州接洽。29日，章、程议定：除他们外，还要请各省有名望的人为发起人，由章拟定一个15人的名单。12月14日，章等人以"创办员"名义发布中华民国联合会章程，半月之内，罗致会员200余人。
年1月3日，章炳麟等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集会，宣布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会议选举章炳麟、程德全为正、副会长，唐文治、张謇、熊希龄、黄云鹏等19人为参议员。议决在驻会干事之外，由参议会推举有名望者为"特务干事"，以供咨询。章炳麟在会上宣称，民国不采用美国联邦制度："至美之联邦制，尤与中国格不相入。盖美之各州，半殖民地，各有特权，与吾各省之行政区别统一已久者不同。故绝不能破坏统一而效美之分离。至所谓独立者，对于满廷而言，非对于新建之民国也。"月4日，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机关报《大共和日报》在上海正式出版，章炳麟任社长，该报发表了《论吾国应确定共和之理由及其主义》的社论，指出："北方汉土，尚有一二惑于袁氏君主之说，以对外问题为口实，而欲苟安旦夕者；复有近见之士，以蒙、藏携贰，拥戴满清为羁縻之术，或持虚君共和，模棱两可，为调停之计。此种谬说皆足以阻挠共和之进行而置国家于累卵。吾人为百年根本计，不能不就吾国应确定共和之理由及其采如何主义为天下告。"随后又从巩固国基、根本改革、平均政权、统一边疆、拥护国权等方面，论证了确定共和为当务之急。
月7日，章炳麟指定唐演、黄理中、符鼎升、廖希贤、林长民等15人为驻会干事。随后，参议会推定赵凤昌、张謇、叶景蔡、庄蕴宽等人为特务干事。该会领导层中不少人为旧官僚和立宪派人物。
中华民国联合会以"新共和国家统一主义"为指导思想，主张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建设中国型的共和国，反对采取美国联邦制度，主张采用法国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的过分膨胀；主张对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方，采取自治；强调在三权分立之外，实行教育、纠察独立；在经济上，该会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
月22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召开参议会，议定十条政纲：（1）确定共和国体，建设责任内阁；（2）统一全国，厘定行政区域；（3）厘正财政，平均人民负担；（4）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5）振兴海陆军备，巩固国防；（6）建设铁路干线，力谋全国交通；（7）维持国际平和，保全国家利益；（8）励行移民开垦，促进边荒同化；（9）普及国民教育，振兴专门学术；（10）注重国民生计，采用稳健社会政策。
中华民国联合会把斗争矛头指向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章炳麟对孙中山、黄兴组织南京I临时政府不满，便在上海联络1日官僚和立宪派人物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同盟会分庭抗礼。南京临时政府决定于1912年1月1日起改用阳历，章炳麟却拒绝采用。南京临时政府迫于革命战争还在进行，不可能组织民选参议院，中华民国联合会深表不满，一再强调组织民选参议院。在建都之争中，该会反对建都南京，攻击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部为"民国借债部"。但就其全部活动而言，该会在维护共和制、反对君主制方面是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根据该会章程规定，该会于清帝退位、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开始酝酿改组为政党。3月1日，《大共和日报》上发表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政党通告》中说："中华民国联合会照章本应改党，特开参议会，询谋佥同，兹署新名日统一党。"2日，统一党在上海宣告正式成立，选举章炳麟、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为理事，唐文治等17人（10省）为评议员，5日，由全体职员推定汤寿潜、唐绍仪、汤化龙等13人为参事。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该党筹组北京事务所，4月23日，组成北京本部。
民社成立
民社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有影响的政团之一。以卢梭的《民约论》的民主思想为标榜，拥护黎元洪为首领，向同盟会争权。当时，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官僚政客集团，对南京临时政府持敌视态度，在南京临时政府权力分配中，只有黎元洪担任了有名无实的副总统，武昌集团内其它主要人物被搁置一边，他们对孙中山和同盟会非常不满，反动分子孙发绪造谣说："南京政府排鄂，鄂人功高才多，应另树一帜，以与之相抗。"于是，热衷权势的孙武与刘成禺等鄂籍同盟会员一道，纠集一些失意的党人和官僚政客，打着建设"统一共和新国家"的幌子，于1912年1月16日在上海成立民社，发起人除黎元洪、孙武、孙发绪、刘成禺外，还有蓝天蔚、谭延闯、王正廷、朱瑞、张振武、吴敬恒、宁调元等，2月20日出版机关报《民生日报》。本部虽在上海，发源地和大本营却在武昌。其核心人物是孙武、孙发绪和未公开挂名人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随后，孙武等又回湖北，在汉口英租界设民社分社，拥戴黎元洪为领袖，与同盟会公开唱对台戏。其支部发展至"十余省，党员过万人"，主要是旧官僚、旧军官失意党人和立宪派分子，其中立宪派分子颇受重视。起初，民社没有任何政纲，仅表示对于统一共和政治持进步主义，至2月底，民社才制定出三条富于民族主义内容的政纲：（1）提倡军国民教育；（2）采用保护贸易政策；（3）扩张海陆军备。其实，民社维护的是武昌政客集团的利益。南北建都之争初期，它即不支持建都南京，也不支持建都北京，而主张建都武昌。《民生日报》曾危言耸听地报称："武汉军界闻参议院受政府之指挥，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宣言将与段祺瑞军联合，拟为倾倒南京政府之行动。"想用武装叛乱逼迫孙中山放弃定都南京的主张。他们用本省的地方税作抵，"向美商达拉公司借款三百五十万镑"，作为在武昌"建筑新都"的费用。民社发出通电称："参议院附和政府少数人之私见，率定南京的临时政府地点，即昧大势，复拂舆情，此吾党所绝对不敢赞同者。际南北纷争之日，新旧暗斗之时……折中定制，莫若武昌。"接着，《民生日报》连续发表《论临时政府宜在武昌》、《国都平论》等专稿，论证"武昌建都之说为不可易"。
民社竭力攻击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诬蔑孙中山领导南京临时政府是"无功受禄"，"斥他人之功以为功"，坚持建都南京是"沐猴而冠，盗终不变其盗"。颁布暂行报律是"钳制舆论"，想重蹈清朝政府的覆辙，批准道胜借款是"效尤"前清所为等等，民社竭力拥护袁世凯取代孙中山为大总统，表面上，民社的总纲是"对于统一共和政治持进步主义，以谋国利民福"，实则是反孙、倒黄、捧黎、拥袁。有湖北辛亥老人回忆说"民社就是袁世凯在湖北的代言人"。袁上台后，虽民社标榜"监督政府"，实则是"赞助政府"。为适应袁世凯集权需要，民社鼓吹全国政令"应听之中央"，"各省都督宜由中央任命"。攻击黄兴南京留守府"发表之官制，俨然帝制自为，有南京政府之状态"。民社在逼迫孙中山下台、支持袁世凯窃取政权的过程中，起了阴险恶劣的作用。
月9日，以民社、统一党为基础，联合民国公会、国民共进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党等六团体，正式组成共和党，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为理事，它囊括了旧立宪党人、旧军阀官僚及同盟会中的变节分子，组成了民国以来最大的政党，自命为"国权党"，它以拥护袁世凯为己任，与同盟会对抗。
彭家珍刺杀良弼
1月26日，京津同盟会成员革命志士彭家珍炸毙清禁卫军协统兼军谘使、清宗社党首领良弼，彭当场殉难。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人。1903年人成都陆军武备学堂。1906年被派赴日本考察军事并购买军火，深受革命的影响，渐萌革命之志。次年回国后，充任四川新军哨兵，1909年升新军第61标1营左队队官。1910年，随锡良人东三省，任奉天学兵营讲师，代理管制，深为东三省总督锡良及赵尔巽赏识。1911年9月，任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武昌起义后，彭参与北方新军革命活动，利用职务之便扣留清廷购自欧洲、用以镇压革命的大批军火，并献给南方的革命党。1911年底发起成立京津同盟会，任军事部部长，在京津一带从事革命活动。
良弼，系爱新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1899年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积极参与清末军制改革，练新军、立军学。历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禁卫军第一协统领兼白旗都统等职，是清朝满族贵族中不可多得的年轻干才，为清廷所倚重。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调任军谘府军谘使，主张一手武装镇压革命，一手搞君主立宪以消弭革命。他极力反对起用袁世凯。南北议和之际，袁世凯心怀异志，一面佯装赞成共和、一面迫使清帝退位，以取得临时大总统权位。1912年1月，良弼与傅伟、铁良等清皇族组成宗社党，以拥戴清室、反对共和，对抗革命、罢免袁世凯。宗社党势力在京城猖獗，严重阻碍南北和谈。彭家珍决计刺杀良弼，他曾愤然对其同志说："良弼，枭雄也，此獠不灭，终为革命大患，吾不除之，人其谓我何！"年12月6日，清室内廷召集王公亲贵秘密筹议南北战事。彭以机会难得，遗作绝命书并嘱咐其随从伍焕章将衣物送至天津民意报馆。26日，彭家珍身着标统制服腰配军刀，乘车到金台旅馆慌称因军事自潘阳来京，并拿出与良弼有师生之谊的崇恭的名片，进入军谘府及良弼的旧宅，未遇。彭即转赴红罗厂良弼的新寓所。守门人说良弼赴摄政王府未归。下午3时，良弼乘车而归，彭家珍上前递名片，乘其不备，掏出腰藏炸弹，向良弼面门掷来，轰然一声，炸弹爆炸，阶石尽裂，良弼被炸断左股，晕厥倒地，弹片触石反射，彭家珍头部受重伤，当场毙命，炸晕的良弼久始苏醒，对随人长嘘道："我辈军人，死何足惜，吾见政府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今我死，清室亦亡，刺我者真知我也！"叹息良久，失血过多而死。
良弼死，使清室皇族胆颤心惊，其他反对退位的宗社党人士，纷纷逃出北京，躲进天津、青岛、大连等地租界。亲贵中反对共和的人偃旗息鼓，南北和谈局势急转直下。
临时参议院成立
废除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学说的指导思想。直到晚年，孙中山把自己的三民主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相比拟。他曾说："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平等和我们的民权相同……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总统、国会和宪法，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仿照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榜样，非常重视这些象征。《同盟会宣言》在解释"建立民国"这条政纲时说："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大体上是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上述政治思想来实现的。
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组建临时参议院。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规定："参议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员组织"（参议员每省以三人为限，其派遣方法，由各省都督府自定），经参议院同意，临时大总统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任用各部长及派遣外交专使"、"设临时中央审判所"等权；参议院还有"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检查临时政府之出纳"、"议决全国统一之税法、币制及发行公债"、"议决暂行法律"等权；"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如不以为然，得于具报后十日内，声明理由，交会复议。参议院对于复议事件，如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仍执行前议时，应仍照前案办理"；"参议院未成立以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代行其职权，但表决权每省以一票为限"。于是，各省代表会致电各都督府："临时政府依次成立。代表责任已毕，必须组织参议院。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参议院由每省都督府派遣，参议院三人组织之，即请从速派遣参议员三人付与正式委任状，克日来宁。参议员来至以前，每省暂留代表一人至三人，驻宁代理其职权。"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开正式大会，各省参议员到会者40余人。
广东：赵士北、钱树森、邱逢甲湖南：欧阳振声、彭允彝、刘彦湖北：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江西：汤漪、王有兰、文群广西：曾彦、邓家彦、朱文邵浙江：王廷、陈毓川、殷汝骊福建：潘祖彝、林森、陈承泽江苏：陈陶怡、杨廷栋、凌文渊安徽：常恒芳、凌毅、范光启山西：李素、景耀月、刘懋赏贵州：平刚、文崇高云南：段宇清陕西：张蔚森、赵士钰、马步云四川：张懋隆、吴永珊（玉章）、周代本奉天：吴景濂直隶：谷钟秀河南：李鏊孙中山参加了参议院成立大会，他在祝词中说："革命之事，破坏难，建设尤难"；"建一议，赞助者居其前，则反对者居其后矣。立一法，今日见为利，则明日见为弊矣。又况所议者；国家无穷之基；所创者，亘古未有之制。其得也，五族之人受其福；其失也，五族之人受其祸。呜呼！破坏之难，各省志士先之矣。建设之难，则自今日以往，诸君子与文所黾勉仔肩而弗敢推谢者也"。
临时参议院成立后，提出了一个国会组织法大纲及选举法大纲。其组织法的内容是：（1）采两院制，即定名为元老院、代议院；（2）元老院取地方代表主义，各地人数均等；（3）代议员取人口比例主义；（4）两院同时开会闭会；（5）国会会期以4个月为限，但得延长；（6）代议院议员任期4年，元老院议员任期每两年改选1／3；（7）国会之职权依约法。这个组织法仿照美国的做法，元老院相当于美国参议院，代议院相当于美国的众议院。
临时参议院举林森、王正廷为正副议长。参议院代行议会职权，与行政机关（总统及各部）、司法机关（临时中央审判所）共同构成南京临时政府。2月7日至3月8日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4月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次年4月被袁世凯解散，两院制没有来得及实行。
南北议和
10月革命党人在武汉三镇的胜利，给中外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引起了他们极端的恐惧和仇视。面对迅猛发展的革命运动，清王朝惊慌失措，内部分崩离析，已无力维持其苟延残喘的统治。帝国主义急欲通过武力扑灭革命之火，但是也无能为力，这是因为：（1）当时已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准备在欧洲厮杀，无法抽出较多的兵力来镇压中国革命；（2）帝国主义之间特别是英、俄、日三国在对华权益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难于采取一致行动；（3）最重要的是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深感使用武力不仅不能达到其罪恶目的，反而会使自己同革命势力形成对立，从而使自己的在华权益受到损害。因此，武昌起义后不久，帝国主义便在虚伪的"中立"旗号掩护下，全力支持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
走投无路的清王朝，在内外压力下，被迫于1911年10月14日重新起用已被罢黜的袁世凯。富于政治经验的袁世凯深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革命风暴，只靠北洋军是绝对平息不下去的。于是他在逼迫清王朝让出全部军政大权的同时，对革命势力采取了一打一拉的反革命策略，即在武力威胁的基础上，迫使革命派通过"和议"让出政权。为此，袁在未正式出任前，即令其与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有乡谊的幕僚刘承恩接连致书黎，希望黎与袁设法和平了结。10月30日，袁世凯亲自南下督师，令冯国璋率军夺取汉口，并通过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戈飞（H.Goffe）的撮合，再派刘承恩前往武昌与湖北军政府直接会谈。这次接触，虽然由于革命党人的抵制，袁世凯企图"招抚"革命势力的目的未能达到，但从军政府方面却得到了如袁能"返旆北征"，"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的信息。11月13日，袁世凯从武汉前线回到北京，与各国公使频繁会谈。经密商，英国公使朱尔典（JOrdan，sirJ0hn）于11月26日电戈飞，要他向湖北军政府转达袁世凯"停战议和"的意见。当天，袁下令汉口清军猛攻汉阳。次日汉阳陷落。
这时，湖北军政府外交次长tie廷首次吁请驻汉的英、美领事"调停"。并经由戈飞正式提出了"停战条款"。袁世凯利用有利时机，一方面命汉阳的清军在龟山上架起大炮隔江轰击武昌，一方面与朱尔典、戈飞等策划停战议和。12月1日，第一次武汉地区停战协议确定，从3日8时起至6日8时止，停战3天。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革命军士气高昂起来，北洋军士气顿挫。因此，武汉地区停战3日尚未届满，袁世凯即和朱尔典磋商，于4日拟订出了"续停战条款四条"，经戈飞转致湖北军政府。这时袁世凯又从北京直接致电湖北军政府，提出双方直接谈判商讨大局，建议第二次停战期满后再继续停战15天。
当时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正在汉口召开；在接到戈飞转来的停战条款和袁世凯的电报后，代表会议同意了停战和议和的意见，提出议和纲要四条：（1）推翻清政府；（2）主张共和政体；（3）礼遇旧皇室；（4）以人道主义待满人。决定以汉口为议和地点。8日，袁命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偕同随从人员迅即南下议和。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中山）人。少年赴美留学，回国后赴朝办理税务，受到袁世凯器重，后历任天津海关道，外务部侍郎，沪宁、京汉铁路督办，邮传部侍郎，尚书、奉天（辽宁）巡抚等职。南方独立各省确定以伍廷芳为南方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早年赴英留学，后在香港当律师、法官兼立法局议员，在李鸿章幕府协助办理洋务和外交，20世纪初历任清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交部与刑部右侍郎等职。
月11日，唐绍仪一行抵达汉口，13日前往武昌与黎元洪晤谈。当时江浙地区的立宪派和革命派均坚持谈判应在上海进行，此意得到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认可。16日唐绍仪一行抵达上海。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始。与会的除南北双方代表外，还有英、美、俄、日、德、法等国驻沪总领事及上海外商代表。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停战问题，确定在晋、陕、鄂、皖、鲁、苏和奉天七省一律停止军事行动。
月20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讨论"国体"问题。为了使"和谈"能按照帝国主义的意图进行，在这次会议上六国驻沪总领事向南北双方代表致送同文照会，公然要挟说："目前在中国的战争如若继续下去，这不仅使中国本身，亦将使外国人的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的危险。"因此他们告诫双方："有必要尽速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冲突归于停止。"实际是压迫革命派向袁世凯妥协。对于所谓"国体"问题（实际是"政体"问题），伍廷芳提出：（1）废除满洲政府；（2）建立共和政府。对于第一条，北方代表唐绍仪无异议；关于第二条，唐提出实行君主立宪。双方发生争论。但唐绍仪意识到，他代表袁世凯来与南方议和，主要目的是迫使革命派向袁世凯让出政权，至于采取何种政体，不是问题的实质，故此并不十分坚持，提出中国未来是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抑或民主共和政体，"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双方未达成协议。此后，以解决"国体"问题为中心的公开谈判即暂时休会，而以是否选举袁世凯为民国总统为议题的秘密谈判却加紧进行。
原来袁世凯在派唐绍仪为正式谈判代表时，又通过段祺瑞密派亲信廖宇春等以"个人身分"尾随唐绍仪前往上海。伍、唐开第一次会议的次日，廖宇春即与黄兴委派的民军代表顾忠琛举行秘密会议；12月20日，伍、唐举行第二次会议，当天廖、顾便达成五条秘密协议，主要内容为：确定实行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接着，廖字春等离上海先后向段祺瑞、袁世凯报告情况。袁世凯经征得帝国主义的同意，决定承认共和，但须召集国民会议讨论决定。
基调确定后，伍、唐之间的公开会谈步骤加快，12月29日、30日、31日，议和谈判连续举行第三、四、五次会议，双方确定：通过"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每省出代表3人，每人一票；独立各省由临时政府发电召集，未独立各省由清政府发电召集，蒙古、西藏由两政府分电召集；各处代表到达3／4以上，即可开议。伍廷芳提议开会地点在上海，时间定在1912年1月8日；唐绍仪允以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电复。
然而，由于12月29日南方独立各省公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立即全部否定了业已达成的协议。31日、1912年元旦，唐绍仪等两次电袁辞职，并通知伍廷芳停止和谈。1月2日袁世凯一面电准唐绍仪辞职，一面电告伍廷芳，南北和议事项，他直接电商。这时，议和谈判表面上似已中断，但南北暗中的谈判活动并没有停止。
上海南洋路充当袁世凯政治掮客的赵凤昌的住宅"惜阴堂"，成了南北议和代表和立宪派昼夜密议的场所。谈判双方争执的中心是如何结束南北两个政权的对立，建立以袁世凯为总统的统一中央政权问题。为了迫使革命派让步，袁世凯授意北洋将领连续发表通电，声称"若国民会议竟议决采用共和政体，吾人惟当奋力战斗，至死不承认此政体"。冯国璋等人也群起鼓噪"开战"；武汉前线清军则向武昌开炮轰击。与袁世凯相呼应。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拒不承认，在经济上封锁扼杀，在军事上武力恫吓，在舆论上恶毒攻击；对袁世凯则予以全力支持。在南方，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大搞拆台活动，同盟会内部妥协势力占了优势，他们共同压迫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与袁世凯。
在内外重重压力下，孙中山不得不让伍廷芳电告袁世凯，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绝对赞成共和，即举袁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初，双方代表商定清室退位后优待条件；12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袁世凯先一日致电南京，宣告"共和为最良国体"。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北议和以革命派向袁世凯让出政权而告结束。
清帝溥仪退位
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有力打击下，经过武昌起义和各省的相继响应，清王朝已经土崩瓦解，其实权已为被它重新起用的袁世凯所掌握。在"南北议和"中，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势力都要结束清政府，争论的中心只是由哪一方掌握未来的中央政权的问题。
在内外压力下，孙中山向袁世凯让步，1912年1月15日明确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立即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世凯在得到南方的确切保证后，便集中全力进行"逼宫"。
月16日，袁与内阁诸大臣联衔密奏，要隆裕太后召集皇族会议，"速定方针"；同时他代表内阁全体成员向隆裕辞职。这天，当他从皇宫出来行经东华门大街时，革命党人突然向他投掷炸弹，却未炸中，党人被捕牺牲。袁受此虚惊后即乘机称病不再入朝，在幕后指挥爪牙加紧逼迫清帝退位。
在内外胁迫下，隆裕于1月17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庆亲王奕勖和贝子溥伦受袁贿买，主张在取得优待条件下，"自行逊位"，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及辅国公载泽等表示反对。双方驳诘甚久，无结果而散。次日再议，仍无结果。
日，袁世凯派财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等为内阁代表，邀集载沣、奕勖及其他满蒙王公亲贵到内阁会议。会上除溥伟重弹"痛剿"的老调外，其余群臣中无一人敢公开站在溥伟一边。胡惟德等乃联衔奏称："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隆裕遂于当天再次召集御前会议，袁内阁仍派胡、赵、梁为代表出席会议。会上胡等正式提出拟由袁世凯在天津另设临时政府的意见，受到与会王公亲贵的一致反对。1月20日，南京方面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促清帝下台。这时，皇族亲贵中一些顽固分子组织所谓"宗社党"，誓与革命为敌，并用以对抗袁世凯的"逼宫"；有些蒙古封建王公且回归本旗，图谋武装反抗。在22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奕勖避不出席，与会的皇族亲贵及蒙古王公一致要求隆裕坚持君主立宪，拒绝民主共和。隆裕左右为难，决定采取拖延的办法，提出采取何种政体由"国会"解决。
袁世凯见清廷仍不同意退位，即向隆裕复奏："如改为国会议决国体，则优待皇室条件，似亦应由国会议定，能否照前优隆，臣未敢预决。"接着他又指使前不久还通电"誓死反对共和"的段祺瑞等50名北洋将领，于1月20日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强硬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并且警告清室"杀身之祸且在目前"。
就在这时，川籍革命党人彭家珍乘宗社党骨干良弼回家时，在其门前投掷炸弹，彭当场牺牲，良弼受重伤后两天毙命。于是那些爱财而又惜命的王公亲贵们"人人变色，无敢有异词者"，且纷纷逃离北京，潜居青岛、大连、天津等地的租界中；隆裕也彻底屈服。
月30日，隆裕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决定让袁内阁准备宣布共和的诏旨。2月3日，清廷授权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商酌退位条件。经双方反复讨论，南京方面于2月9日向袁世凯送交了以下三个文件：
.《关于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共八款）的最后修正案，主要内容为：大清皇帝辞位之后：（1）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2）岁用400万两；由中华民国拨给；（3）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4）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5）德宗（即光绪帝）崇陵未完工程继续进行，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6）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7）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8）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2.《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1）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2）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3）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4）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I）与汉人平等；（2）保护其原有之私产；（3）王公世爵概仍其旧；（4）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5）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6）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人籍；（7）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2月11日清廷接受优待条件，决定退位。12日，在养心殿举行了爱新觉罗王朝最后的一次朝见仪式。隆裕太后偕6岁的皇帝溥仪接受了内阁首次改用的三鞠躬礼，然后将退位诏书交胡惟德，使布告全国。从此，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连同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起宣告结束。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1912年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国家临时大法。依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和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拟定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巩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根本大计。对此，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十分重视的。
早在同盟会建立时，孙中山就在其政纲中明确规定了未来国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体制和政权组织方案。武昌起义后，宋教仁从上海抵武昌，首先为湖北军政府拟定了一部根本法——《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后来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即以此约法为依据，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也是在这部约法的基础上拟定的。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为了用法律的形式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确立起来，巩固国基，维护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利益，从1912年2月7日起，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南京临时参议院召开了制订约法的会议。经过两次起草，32天的讨论，通过二读、三读手续，于3月8日获得通过。3月11日，即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分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七章，计56条。
它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这就用根本法的形式否定了"朕即国家"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向全世界明确宣布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关于人民，《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也有纳税、服兵役等项义务。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对于促进人民觉醒、废除封建等级制度，有着积极作用。《约法》确定以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政府组织机构："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参议院为最高立法机关，行使中华民国之立法权，由各地方选派之参议员组成。它有权议决一切法律案、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及度量衡之准则；公债的募集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弹劾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对临时大总统行使的某些权力具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临时大总统和内阁为行使行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拥有公布法律、统率全国海陆军队、制定官制官规、任命文武职员、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宣布戒严、大赦、特赦、减刑、复权等权力。内阁由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组成，为临时大总统以下的中央行政机关。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称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法院为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由临时大总统和司法总长分别任命的法官组成；法官独立审判，不受官厅的干涉，且一般实行公开审判。法官为终身制。
从实际情况考虑，《约法》在国家机构的体制上，特意将原来《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确定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总理对总统要办的事项，如不同意，可以驳回；总统颁布命令须由总理副署才能发生效力。它的目的就是用缩小总统权力、增大总理职权的办法，来限制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从而保卫民主共和制度。《约法》附则规定：该约法施行后，限10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为防止对民国《约法》随意改动，它规定增修《约法》必须"由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或临时大总统之提议，经参议员五分之四以上出席，出席员四分之三可决，得增修之"。《约法》的各项规定充分表明它是依据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原则而订立的。这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是辛亥革命的硕果，也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积极成果。它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在中国民主宪政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并未取得政权，所以这部资产阶级的《约法》很快就被袁世凯废除了。
民元争都
清帝退位后，袁世凯正式声明"赞成共和"。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呈，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并举袁世凯自代。为钳制袁，孙中山提出定都南京、袁到南京就职、新总统必须遵守参议院所制定的法制章程三项条件。新总统到南京就任时，大总统及国务员方行解职。但遭到袁世凯集团及革命阵营内部妥协势力的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与袁世凯集团在定都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
孙中山定都南京之议首先遭到革命阵营内部妥协势力的反对。2月24日，临时参议院以20票对8票的多数，通过临时政府设在北京的议案。孙中山和黄兴当即批评参议院提出议案的同盟会籍参议员，在孙、黄的积极劝导下，参议院终于以19票对7票的多数决定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但革命阵营内部的妥协势力则敦促孙让位于袁世凯，攻击定都之争是孙中山等人横生枝节。
定都南京遭到了袁世凯集团的强烈反对。2月11日，袁以"北方秩序不易维持，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各国"为词，反对定都南京，并请列强支持其定都北京。2月15日，袁取得了临时大总统这个民国政府的最高职位，他为巩固权力，并为将来建立专制统治打下基础，坚持在北洋派势力的中心北京就职。他致电孙中山，若不定都北京，他宁愿退居田园。同时，袁密电张謇来京予以襄赞。2月21日，袁再次致电孙中山，坚持定都北京，并以武力相威胁。
其余各方面也反对定都南京，支持袁世凯定都北京。2月21日，中华民国联合社、民社、国民协会、《民立报》、《神州日报》、《时报》、《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等8个社团，联名致电江苏都督庄蕴宽并代转黎元洪，声明各省都督局"若舍北取南，帝党有死灰复燃之虑"，希望他们通电全国，以全大局。庄蕴宽也通电全国，要求定都北京。鄂、浙、湘、滇、桂等省都督纷纷通电，要求定都北京。南方军队中部分高级将领也通电主张统一政府地点应设北京。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扬言武昌军界将与段祺瑞所辖北洋军联合，准备武力倾倒南京政府，并主张首都地点"折中定制，莫若武昌"，遭袁反对后，黎马上主张定都北京。帝国主义列强也支持袁定都北京，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压。
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仍坚持定都南京，驳斥南方各省都督的通电。2月18日，孙中山电告袁南下就职，并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魏宸祖、刘冠雄、钮永健、宋教仁、曾昭文、王正廷、汪精卫等组成欢迎使团，偕同北方谈判代表唐绍仪前往北京，迎袁南下。袁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隆重迎接迎袁使团，表面应允"赴宁就职"，背后指使其党羽制造"袁君不能离京"的舆论，甚至向迎袁专使无理取闹。2月29日晚7时30分，袁的北洋嫡系部队曹辊的第三镇奉命在北京发动兵变，在东城和前门一带纵火抢劫，并闯入迎袁专使住所，蔡元培等人惊慌逃避。当夜北京数千市民家遭抢劫焚烧，一时火光冲天，居民四散，死伤无数。第二天，叛军大肆在西城抢劫，巡警也乘火打劫。随后，通州、保定、天津等地的北洋军哗变，乱兵警匪，肆意抢劫，京津一带，人心惶惶，袁的手下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乘机通电：临时政府应设在北京。许多军阀、官僚、立宪派人士及部分革命党人把北京兵变的责任归咎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俄、日、英、法、德也纷纷调兵进京，总数3000多人，给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施加压力。
月2日，蔡元培等致电南京临时政府与参议院："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又连电孙中山，请迅即同意临时政府暂设北京和袁不必南下受职。孙中山只得表示同意。6日，参议院议决准许袁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
月10日，袁世凯就职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0署举行，与会者百余人。下午3时，仪式开始，袁着军服、佩长剑，面南宣誓："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国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后，袁在答词中说："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袁世凯通过玩弄权术，迫使革命党人让步，实现了他在北京就职的阴谋。持续一月之久的定都之争，遂告结束。
袁世凯窃国
武昌起义爆发后，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致认为，只有重新起用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才能挽救他们在中国的垂危统治。一时间形成了一股"非袁莫属"、"非袁则亡"的反动舆论。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面对革命党人的起义一筹莫展的清王朝，被迫于1911年10月14日任命在河南彰德"养疴"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前往湖北剿杀革命。擅长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袁世凯则要利用革命的声势迫使清王朝让出全部实权；又以一打一拉的手段，诱使革命派妥协，最后取消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由他建立统一的全国政权。他利用清廷被迫再次敦请其"出山"之机提出：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参与此次事变诸人、解除党禁、授予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及十分充足的军费等六条要求，实际就是要清政府交出军政实权并用以讨好、迷惑革命派。
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载沣被迫再次让步，于10月27日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30日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解除党禁，命资政院立即起草宪法；11月1日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织责任内阁。
这时南方各省相继起义；北方陕西、山西宣告独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暗与山西都督阎锡山会晤，组织"燕晋联军"以攻北京，并下令扣留经石家庄南运之军火，上书清廷主张停战。鉴于这种形势，取得实权的袁世凯即于10月30日从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命冯国璋攻陷汉口；11月4日，他又派人在石家庄刺杀了吴禄贞。接着，他在回北京组织内阁的同时，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向黎元洪正式提出"和议"问题。11月28日，按照袁世凯的命令，清军攻陷汉阳，但并未渡江，只是在龟山上架起大炮向武昌进行轰击；同时，袁又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再次向革命党人提出停战和谈的建议。
在袁世凯的武力威胁下，在汉口召开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同意和谈，并决议只要袁世凯反正，就公举他为临时大总统。12月18日，南方独立各省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正式开始议和谈判。双方争论的焦点表面上是实行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的问题，实际上则是选举袁世凯为民国临时总统的问题。同会议上的谈判相配合，帝国主义以及立宪派、旧官僚，甚至相当一部分革命派，一致起来压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向袁世凯让权。在内外压力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1912年1月15日明确表示："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即让位于袁氏。
袁世凯在得到南方的确切保证后，便掉转头来逼迫清帝退位。一些皇族亲贵组织宗社党，企图作垂死挣扎，但已无能为力。2月11日，袁世凯以清帝溥仪退位电告南京临时政府，并宣布赞成民主共和的政见，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在清帝退位诏书中，袁又擅自添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等语，暗示他的政权系由清室递嬗而来。对此，孙中山虽予驳斥，但仍在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推荐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选举黎元洪再任副总统。
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孙中山在辞职咨文中特提出三个附带条件：（1）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各省代表议定，不能更改；（2）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3）《临时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非经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这三项条件中的第一、二两项是企图把袁世凯调离他经营多年、实力雄厚的北京；第三项则是企图用资产阶级的宪法来约束袁世凯。为促袁南下，18日孙中山电告袁：决定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迎袁专使，偕同魏宸祖、宋教仁、汪精卫等欢迎员前往北京迎袁来宁就职。27日迎袁专使抵京。袁世凯是绝不会离开他经营多年、有着雄厚基础的北方前往革命派力量较强的南方的。为欺骗世人，他特命开正阳门迎接专使。与蔡等见面后，立即应允赴宁就职，并计划先至武昌，再沿江东下至南京。暗地里却指使爪牙盗用民间团体的名义或通电、或致函、或登门直接向迎袁专使无理取闹，举出种种"理由"，"佥以袁君不能离京为言"。2月29日，驻北京的曹锟所属第三镇北洋军奉命哗变，其士兵在东城和前门一带纵火焚烧，当夜北京市民数千家惨遭焚劫，变兵们甚至持械闯入迎袁专使的住所进行威吓。3月1日，变兵又继起，大掠西城。接着通州、高碑店、长辛店、黄村、三家店、保定、天津等地也相继发生兵变，洗劫居民店铺。这时袁世凯又函请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设法维持北京之秩序"。3月3日各国军队700多人列队出现北京街头，随后各国又分别从哈尔滨、山海关、旅顺、天津、青岛、香港等地增调军队人京，总数达3000人。段祺瑞等乘机再次发表通电："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成。"黎元洪也危言耸听地通电各省："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在此形势下，3月1日、2日，迎袁专使蔡元培等分别致电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表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重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主张"改变临时政府地点"。在一片"迁就"声中，孙中山只好再次让步。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统一政府组织办法六条：
由参议院电告袁世凯允其在北京受职；袁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参议院随后即复电承认受职，并通告全国；袁受职后即将拟派国务总理及国务各员电达参议院征请同意；国务总理及国务各员确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孙中山于交卸后始行解职。
日，孙中山将上述办法电达袁世凯。8日，袁世凯将其就职誓词电致南京参议院，宣称："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第二天，参议院复电袁世凯，同意袁之誓词，"认大总统为受职"。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1艋时大总统。
日，经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25日唐抵南京组织内阁。30日，袁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陆征祥；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司法：王宠惠；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唐绍仪（兼）。外交、军事、内务、财政大权均掌握在袁世凯的亲信手里，革命党人虽也占有几个席位，但均属摆设性的。
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其他一些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也"相率下野"。黄兴以南京留守的名义，暂在南京主持留守府。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样，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退让，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终于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在中国重新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统一共和党成立
统一共和党是民国初年的政党，1912年4月，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联合组成，是一个以"第三党"相标榜的政党。共和统一会成立于1911年12月，由景耀月、陈其美、胡瑛等同盟会员与立宪派张謇、赵凤昌、伍廷芳等人联合发起，目的建成一"巩固健全之大共和国家"。以《大中华报》为机关报。国民共进会的全称为"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1912年1月初成立，由褚辅成、殷汝骊、沈钧儒等浙江都督府各部长及部分省议会议员发起。拟设总会于南京或上海，曾举沈钧儒等四人为特派员，前往宁波、上海联络。它以"完成建全共和政体"为宗旨，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专政。"政体以统一为主义，民族以共和为主义，社会以民生为主义，为本会三大纲领。"政治谈话会为同盟会员刘彦所组织，其成员多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
三个政团都以实现"完全共和"为根本任务，都主张"绝对统一制"和组织所谓健全的大政党。因此，1912年2月，三政团开始谋求合并，另组新党。在此过程中，以景耀月表现最活跃。他倡议同盟会"易名改组"，"以接纳热心革命与运动共和之贤豪者"，遭到多数同盟会员反对，他便提出联络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另组一党。2月底，三政团在上海达成合并为"统一共和党"的初步协议。
云南都督蔡锷对统一共和党的成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蔡锷筹资10万元，准备"合全国军界、政界极有能力及社会上极有学识资望之人，组织一稳健强固之政党，借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并邀约萧堃、袁家普、石陶钧等去云南商谈。起初，他欲与中华民国联合会和民社等联合，派萧、袁二人前往上海，章炳麟等人赞成蔡锷这一主张，但不久，章炳麟和张謇发生矛盾，因而拒绝与民社等政团合并，此主张破产。蔡锷让萧、袁继续留沪，与"统一共和党暂时周旋"，企图通过组党办法，将同盟会势力引上立宪派的轨道。由于他答应以10万元党费相助，又有云南都督的显要地位，加上该党本有他不少昔日留学旧友，所以，反而后来居上，被拥为最主要的发起人。此后，蔡锷不等统一共和党本部正式成立，便在云南着手筹组支部，他命返回云南不久的萧垄、袁家普与"政学社"协商合并，"更新组织"，吸收政学绅商各界百余人参加。4月7日，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正式成立，选举蔡锷为支部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指出：（1）统一共和党务要以"国家为前题"，因为"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欲谋人民之自由，须先谋国家之自由；欲谋个人之平等，须先谋国家之平等"。"苟国家能跻于强胜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所非恤。""故吾党主义，勿徒鹜共和之虚名，长国民凌嚣无秩序之风，反令国家衰弱也。"（2）"务求党内分子之健全。故本党党员与其鹜多数之虚名，广为征引，致涉于滥，不如定格稍严，取具有常识，足以为其民之表率者而结合之，庶足以举国利民福之实，而罔滋流弊。"（3）"党员绝不可籍党势以谋私利，图个人之侥幸，或籍党援以为倾陷排挤之资"；"即对于他党，纵主义不同，趋向互异，可以言竞争，而不可以施排挤。尤不可以异党之故，伤及个人相互之友爱"。统一共和党"宜鉴世界之趋势，察本国之情形，务择最有利于国计民生、最稳健之政策而采用之。陈义不求过高，着眼务求远大"。为了"恢张党势"，蔡锷电催各府厅州县迅设分部。仅一月之间，云南"入党者已有数千人之多"。
月11日，统一共和党在南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选举蔡锷、张凤王芝祥、孙毓筠、沈秉壁沩总务干事，殷汝骊、袁家普、陈陶遗、张树森、彭允彝为常务干事，景耀月、刘彦、欧阳振声、吴景濂、沈垄等20人为参议，褚辅成、李日垓等25人为特派交际员蔡锷电令陆鸿逵、章协助组织本部，委派萧垄、殷承为为云南省常驻代表，电请唐继尧、戴戡、李烈钧等发起组织贵州、江西支部。因此，蔡锷被奉为当然领袖。该党成立数月后，支部即"遍十余省，党员达数万人，参议院议员亦占有三分之一之席次"。
统一共和党宣称"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其政纲主要为12点内容：（1）厘定行政区域，以谋中央统一；（2）厘定税则，以期负担公平；（3）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4）发达国民商工业，采用保护贸易政策；（5）划一币制，采用虚金本位；（6）整顿金融机关，采用国家银行制度；（7）建设铁路干线及其他交通机关；（8）实行军国民教育，促进专门学术；（9）振新海陆军备，采用征兵制度；（10）保护海外移民，励行实边开垦；（11）普及文化，融合国内民唉；（12）注重邦交，保持国家对等权利。这个政纲具有"调和"的色彩。统一共和党明确的宣布说："本党党纲于积极的民主主义暨积极的国家主义，均不偏重，折中损益，中道而行。""国基初定，安危之机，问不容发。若两党皆走极端，相持不下，难免感情有伤，实非国家之福。本党奔走于折中政纲之下而取调和之态度者，正因时势之要求，不得不如此也。"随着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北迁，统一共和党本部也迁到北京。吴景濂、谷钟秀被选为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和全院委员长，成为该党实际领袖。在参议院，它以"第三党"自居，声称与同盟、共和两党"无所偏持"，但事实并不这样，为了发展党势，它时而附和共和党，时而转向同盟会，被社会舆论斥为"反复无常的党"。1912年，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干，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改组成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正式召开成立大会。统一共和党并人国民党。
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在当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他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1883年中秀才，1889年、1892年相继中举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派。1898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1年到上海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参与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创立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作为培养革命人才、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机关。1903年创办《俄事警闻》。1904年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11月，将暗杀团改组扩大，创立东南地区反清革命斗争的重要组织——光复会。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上海分会会长。1906年春应聘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理。1907年6月赴德，在中国驻德使馆工作。1908年秋人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学等学科，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辛亥革命前夕回国，在上海参与筹建中华民国工作。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4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五育并举"的思想。
蔡元培反对清末学部奏定的教育宗旨，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主要教育应从造成现世幸福出发，而以达到"实体世界"（即观念世界）为最终目的。他提出停止祀孔，废除读经，把清朝学部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改为资本主义的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五项。他认为这五种教育缺一不可，主张五育并举。
蔡元培认为，由于当时中国强领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武力，势难恢复，因此，"军国民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又由于"今之世界所恃以竞争者，不仅在武力，而尤在财政"，"我国地宝不发，实世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因此，为发展实业要进行实利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为"富国强兵"，但是，仅有此两项教育是不够的，因为，"固兵可强也，然或溢而为私斗、为侵略，则奈何？国可富也，然或不免知欺愚、强欺弱，而演变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则奈何？日：教之以公民道德"。只有进行"公民道德教育"，才能消除和避免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弊端，保证教育方向的正确。因此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必以道德为根本"。"何谓公民道德？日法西兰革命也，所标揭者日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源，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主张人们充分发扬亲爱的精神去实现平等、自由的理想。
但蔡元培认为，有了公民道德教育，教育仍不完善。因为"公民道德之教育，犹未能超轶乎政治者也"；"而世所谓最良政治者，不外乎以最大幸福为鹄的"。认为"要善处世间事"，就要树立"完全的世界观"，要进行"世界观教育"。蔡元培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他所主张的"世界观教育"，就是要遵循世界进化史的途径，使人的"通性99——66意志"能够获得最大的自由：一方面，能齐万物、破利害，使人与人、人与物之间都能相通，对宇宙万事万物持超然的态度，使每个人的思想言论有完全的自由；另一方面，能对实体世界的绝对自由的意志有渴慕的心理，努力追求，逐渐能与实物吻合，获得意志的完全自由。世界观教育的主要方法就是美育。他说："世界观教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也。且其与现象世界之关系，又非可以枯槁单简之言说袭而取之也。然则何道之由？日，由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津"，因此，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要进行美育。他认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
蔡元培的五育并举的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国家独立富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要求。他在这种教育宗旨指导下，主持了学制改革，课程修订，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实行小学男女同校、废除读经等等。这些改革，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封建要求，是有积极贡献的。但改革是不彻底的。1912年2月孙中山辞职，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蔡元培仍任教育总长。同年7月，因不满袁氏擅权，与同盟会全体阁员一起辞职。蔡元培的"五育并举"教育主张被搁浅。
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
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产物，目的在于"广育人才，讲求时务"。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是唯一被保存下来的新政措施。但是，在封建顽固派的压制下，京师大学堂仅开设诗、书、易、礼、春秋等课堂，性质同旧式书院没有什么差别。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学校一度停办，1902年复校，1910年发展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5月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改称大学校校长，严复为第一任校长。
年5月，北京大学本科、预科开始复课，但因经费困难，学校举步维艰。1912年10月，严复辞职，章士钊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但章未到任，由马良代理。年底，何时继任校长。1914年1月，胡仁源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这期间，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风潮的影响，北京大学还是有了一定的发展。1912年10月，教育部公布《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不再提倡"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取消经学科；大学毕业生称学士，取消科第的奖励方法。由于北京大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国立大学，《大学令》实际上成为北京大学的基本章程，它规定了北大的教育方针。
年9月，胡仁源拟定整顿大学计划书，主要措施包括：扩大招生、增聘教员、改进教学方法、编写教材、教师编写各课的教学大纲、整理图书等，北京大学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913年，全校学生781人；1914年，942人；1915年，1333人；1916年达到1503人，教学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由于北洋军阀的反动文化统治，资产阶级学术风气依然十分淡薄，北京大学的发展还是很有限的。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针对北京大学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状况，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对青年学生明确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求学者要"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而以前入北大者，皆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此等人进入社会，"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二是"砥砺德行"，大学生肩负振兴国家之重任，因此必须有高尚的道德修养，"苟德之不行，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惑人"。三是"敬爱师友"。
为适应资产阶级新文化发展的需要，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整顿教师队伍。从整顿文科人手，因为文科中顽固守旧者较多，是北大前进中的障碍。为克服封建思想对北大的垄断，蔡元培根据资产阶级思想自由的原则，提出了著名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个办学方针，实际上是对统治北大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彻底否定。1917年1月，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不久，又聘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胡适为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钱玄同为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半农、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同时裁减了一批不称职的本国和外国教员。随着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也从上海迁到北京，这些新文化界人士均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或撰稿。《新青年》与北京大学结合，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另外，蔡元培还聘用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而思想保守的教授，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人，这些人都有专门学问。蔡元培对新旧各派兼收并蓄，"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经过整顿，全校教员面貌一新，教授平均年龄30多岁，他们思想活跃，学有专长，给北大带来了发展的基础。
其次是改革领导体制。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不是教授不得当选为评议员；评议会负责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提出学校的预、决算；这就是在近代教育制度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设立行政会议，成立教务处，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成立总务处，管理全校的人事和财政。废门改系。领导体制的改革，贯彻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对北大向近代资产阶级性质的大学转变起了巨大作用。再次是对学科和课程的设置进行了改革。扩充文、理两科，停办工科、商科，目的是为了把北大办成文、理两科为主的大学，以专注于学理之研究。1919年，又废除文、理、法三科之名，改门为系，全校14系，即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哲学、中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史学、经济、政治、法律系。同时改变以前学生上课均为必修课的现象，实行选科制。本科学生学满80个单位（每周一学时，学完全年为一单位），即可毕业，其中一半为必修课，一半为选修课。增设选修课，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培养专门人才。
年2月，北京大学招收女生9人人文科旁听，此后X.t式招收女生，此举冲破了男女不同校的禁令，全国各地高校也纷纷仿效北大，招收女生，男女同校，男女教育平等的风气逐渐形成。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行改革的另一方面，就是提倡思想自由和学术研究空气。改革后的北大，学术讨论、思想争辩之风非常盛行，几乎每周均有学术讲座，各种学术团体、政治团体也纷纷成立。北京大学成立的著名社团有：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进德会、地质研究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国故月刊、孔子研究会、书法研究社、音乐研究会等。民主自由的学风，促进了大批青年学生的觉醒，也培养了他们关心社会、改造社会的勇气和精神。1919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廖书仓等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不定期在街头进行讲演，宣传反日爱国、民主自治，反对封建家族制度，破除迷信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通过改革与整顿，北京大学逐渐完成了向近代资产阶级大学的转变，奠定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基础。1918年，北京大学本科生发展到1980人，研究生达148人，北大因此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思想界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五四时期，北大学生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北京大学成为现代中国革命发源地之一。
陆征祥组阁风潮
6月，袁世凯悍然破坏《临时约法》中关于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由内阁部署的规定，迫使成立不到3个月的唐绍仪内阁垮台，激起了同盟会的强烈不满。6月20日，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等四人代表同盟会见袁世凯，明确指出："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着着进行，实因党派混杂，意见不一之故。盖非纯粹政党内阁，当然有此弊病。"因此，"此后欲图政治之进行，非采完全政党内阁不可"。同盟会以为组织政党内阁，就能保证责任内阁制不受袁世凯的干涉，同时相信同盟会在议会中能够取得多数席位，组成一个"同盟会内阁"，以推行它的各项政策。
袁世凯为阻止同盟会组织政党内阁，计划二次内阁"一切照旧，惟总理及一二国务员必不肯留者，略为更动可耳"。关于国务总理，他起初想由徐世昌担任，遭到同盟会及统一共和党的反对，他又推出了陆征祥。陆征祥，字子欣、子兴，幼年人基督教，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北京同文馆。后任清政府驻荷兰公使。武昌起义爆发时，任驻沙俄公使，曾联合一些驻外使节通电要求清帝退位，获唐内阁外交总长职位。他一切听命于袁世凯。由他担任总理，可达"超然总理混合内阁"目的，由袁随意操纵，并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陆开始尚犹豫，袁答应"代负责任"，陆方欣然听命。6月29日，经参议院多数通过，袁世凯任命陆征祥为国务总理。
同盟会同意陆征祥任总理，但陆征祥反对组织超然混合内阁。6月28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正式议决"绝对主张政党内阁"，同盟会员不得自由加入"混合内阁"。7月1日，同盟会再次开会，强调"此次既系超然内阁，凡本会会员皆不得自由加入，务使本会主张先后一致"，打乱了袁世凯利用同盟会装点门面的算盘。当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王正廷等同盟会阁员向袁辞职时，袁假惺惺地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留君"。7月10日，蔡元培等联名致函陆征祥，声明从即日起概不到院，从14日起概不到部办事。袁只好批准蔡等4人辞职，但继续物色同盟会员人阁来装点门面。
袁世凯认为孙毓筠、胡瑛、沈秉垄三个同盟会员"所持主义稳健"，想拉他们分别担任教育、农林和工商总长。同盟会坚决反对。宋教仁一针见血地指出"袁世凯此举，系一种逼奸政策"。7月14日同盟会召开会议，作出孙、胡、沈三人不得参加内阁的，决定。袁世凯将胡瑛换成王人文，生拉硬拽孙毓筠、沈秉堃人阁。共和党支持袁世凯，共和党还拉拢统一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为使殷汝骊、谷钟秀、吴景濂等人人阁，遂与共和党保持一致的态度。
月18日，袁世凯派陆征祥到参议院要求通过所拟阁员补充人选。他们是财政周自齐，交通胡惟德，司法章宗祥，农林王人文，工商沈秉堃教育孙毓筠。同盟会反对组织混合内阁，统一共和党原想挤入内阁，现竟无一人人阁，自然愤愤不平。而共和党部分议员认为陆演说"言词猥琐"，不配做总理。于是，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在投票前"先提出不信任总理问题"。袁急忙致函参议院，提议暂缓投票。次日，参议院讨论是否投票问题，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以袁函非正式咨文，不予承认，坚持投票。结果，袁所提六阁员都被否决，并演成全国性的政治风潮。
六总长被否决后，陆征祥以"无组织内阁之能力"为由，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则"仍持极端的超然内阁主义"，他唆使北京军警联合会指责参议院"挟持党见，故作艰难，破坏大局"，继而召集各党派参议员60多人至总统府开"茶会"，要求议员化除成见，协力挽救"国家"。随后，他又将参议院否决阁员情况通电各省，北洋集团及其追随者随即纷纷发电，攻击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只知有党，不知有国"，要求袁"将提出各员仍交该院再付表决。如其不知自反，一意把持，惟有先行派署，以专责成"。孙毓筠写信给袁世凯，表示"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湖北四镇统制邓玉麟等声称要以武力相威胁，表示"虽受破坏立法机关之痛骂，亦所不计"。袁世凯见逼迫参议院就范的舆论已形成，便于7月23日向参议院提出二次阁员组成名单：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
为使袁世凯所提二次阁员能顺利通过，北洋集团及其追随者向参议院、同盟会及统一共和党施加压力。7月24日，他们抛出了《讨议员谷钟秀、吴景濂、殷汝骊等布告》、《忠告参议员图》、匿名传单和"健公十人团"恐吓信。参议院守卫长于当日称病请假。25日，北京军警联合会再次召开特别会议，提出如不通过，则请袁下令解散参议院。下午2时，毅军总统姜桂题、拱卫军司令段芝贵、直隶提督马金叙和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等军警要人，在安庆会馆"招待"参议员、新闻记者及政界各员，声称"军人等抱一种国家观念，以内患之迫，财政之危，劝告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以就急"。与此同时，共和党也将否决六阁员的责任推到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头上，通电攻击两党有意陷国家于无政府地位。
对于袁世凯以军警威胁参议院的行径，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起初进行了揭露和抵制。统一共和党决议对陆征祥"绝不信任"，声明国务员任命由参议员同意，符合《临时约法》，"否认同意权者，是否认约法；侮蔑同意权者，是侮蔑约法"；本党议员为"保民党之精神，洗官僚之陋习，持稳健之政见，谋真正之共和"，才行使"同意权"。反袁斗争，还使两党谋求组织联合，但未能经得起袁的武力威胁。7月26日，参议院投票表决二次阁员补充名单，两党多数议员都屈从袁的压力，都投了同意票。结果，除蒋作宾外，其余5名阁员被通过。这说明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的多数议员只顾维护个人的地位，宁愿"牺牲党见"以换取个人的议员地位。袁世凯看到了他们的这个弱点，用军警施压的办法达到了他的目的。
此后，以谷钟秀为首的统一共和党议员，为挽救参议院表决的失败，在部分同盟会议员的支持下，提出弹劾陆征祥失职案，指责陆负有军警干涉议员行使"固有权利"的责任。但在袁世凯的破坏和共和党的抵制下，弹劾案改成了"质问案"。
上述事实说明，陆内阁风潮是唐内阁垮台后，同盟会为反对袁世凯破坏责任内阁制的又一次重要斗争，是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与同盟会维护民主共和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可惜，同盟会不懂得议会斗争须以武力作后盾，因而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反而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
张振武被杀事件
在唐绍仪内阁和陆征祥内阁风潮中，同盟会领导人为了稳定民国政局，采取克制态度。但是袁世凯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权势，竭力分化、瓦解和打击革命党人。1912年8月15日夜，袁世凯下令捕杀武昌起义重要将领张振武和随员方维。
张振武，湖北罗田人，原名尧鑫，字春山，更名竹山。早年人湖北省立师范学校，后留学日本，人早稻田大学，研究政治法律，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宣传革命，并创办体育会及公立学堂，以联络革命志士。1909年，孙武、焦达峰等在武昌成立共进会工会，他负责财务，准备筹款购进军火。1911年10月参与领导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成立，孙武任军务部部长，他被推为副部长。他亲临前线督师，与清军激战。汉阳失守后，力主坚守武昌。1912年1月在上海与孙武等发起组织"民社"本部，以卢梭《民约报》为宗旨，推黎元洪为首领。旋返湖北，分别在武昌与汉口设立"民社"支部。他居功自傲，藐视黎元洪。随后，黎元洪以群英会反对军务部为借口，先后将孙武、张振武和蒋翊武解除军务部职务。张振武对自己被排挤出军务部很不满，曾让人向黎元洪要求留任，提出任军务部长，引起了黎元洪的忌恨。
袁世凯对于首义地区放心不下，利用黎元洪打击革命党人，是他的重要策略。但黎不是北洋系军人，还任同盟会协理，如何防止黎倒向同盟会，是袁难办的问题。他接受参谋次长陈宦献策，利用湖北内部的矛盾，调拨离间。陈宦对黎元洪说："三武不去（指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则副总统无权，若辈起自卒伍下吏，大总统召其来京，宠以高官厚禄，殊有益于副总统也。"把三武调出武昌，正合黎的心意。1912年5月问，"三武"先后奉召北上，由袁世凯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张振武极为不满，责问段祺瑞说："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他两次向袁世凯递屯垦条陈，要求主持屯垦事务。为了敷衍张，袁委任他为蒙古屯垦使。张振武又要求设立专门机构，袁不予理睬。张振武一气之下，不辞而别，于6月中旬返鄂，凭借他在湖北的实力，设立屯垦事务所，向黎元洪每月索款一千元，准备招募一镇精兵，赴蒙古镇抚。黎元洪对张振武的返鄂忧虑重重，因他与孙武、蒋翊武不同，手中掌握着将校团，他凭借这支武装和他在军队中的影响，一直不把黎放在眼里。
袁世凯恳切电请张振武再次进京共商国事。黎元洪给张四千元路费，并假意表示："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并无一些相持不好之心。"张振武经不住袁世凯和黎元洪的哄骗，于8月上旬随刘成禺、郑万瞻等人再次来京，同行的有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余人。
张振武这次进京，是钻进了袁、黎的圈套。8月14日，张振武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要人，希望消除党见，共同维护大局。15日夜，为调和南北感情，张振武与湖北来京将校一起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校。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出席。10时左右，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返回旅社，经正阳门时，段芝贵指挥潜伏的军警突起拦截，将张振武捆绑起来，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的城外分局。16日凌晨1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于木桩上，身重六弹毙命。临刑前，他对行刑士兵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方维同时在城外被害。
张振武被捕后，时功玖赶紧与共和党民社派联络。16日凌晨3时，他和孙武等赶到军政执法处营救。被告知张已被处决，并见到了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根据黎元洪的密电，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副署。面对突变，孙武无言，刘成禺愕然说："我不知竟死得这样快！"请张进京的民社派郑万瞻、哈汉章感到对不起张振武，无限悲愤。他们一夜未眠，早晨8时赶往总统府质问，没得到圆满答复。旋至哈汉章家商议，准备采取政治行动。袁世凯对张振武案，不事张扬。军政执法处仅于8月16日在金台旅馆门首贴了一布告，公布袁世凯根据黎元洪密电所发的军令，算是向各界宣布了这一事变。黎在密电中，指控张振武"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食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指所谓的三次革命）"。袁便根据黎的不足为信的密电发布命令，杀害了这位参与创办民国的革命志士。事后，袁世凯又命令以大将礼厚葬张、方，并赠三千元以息民愤。
袁世凯的假仁假义更激起了民愤。由于张振武是共和党内的民社派人，民社派首先向袁世凯发难。他们在参议院内向袁世凯展开了合法斗争。8月18日，张伯烈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诉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第二天，参议院破例讨论质问案，刘成禺愤怒抨击政府："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在连续3天的参议院会上，共和党、同盟会议员愤怒声讨袁世凯和黎元洪。
参议院虽提出了弹劾问题，却无法通过。张伯烈说："本院以人数不足，终不能擅提弹劾案，以蹈于非法之举动。"根据约法规定，须有总员3／4以上的议员（即95席）出席，但参议院自开院以来，从未有那么多议员出席，限于规定，不能提出弹劾案。所以，守法的参议院却不能根据约法制止政府违法。但是，袁世凯并不把参议院放在眼里，他在致参议院的咨文中说："查此案情结重大，因张振武、方维本是军人，固以军法从事。惟所牵涉之人及所牵涉之事，不特关系湖北一方之治乱，且关系全国之安危，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现之处。"他暗示扩大事态，会株连革命党人。参议院受到袁藐视，气愤之余，决定于21日下午开秘密谈话会讨论弹劾问题。参议院的所谓弹劾，共和党主张弹劾国务院全体，而同盟会主张弹劾国务院总理和陆军总长，却放过了罪魁祸首袁世凯。参议院要弹劾的国务总理陆征祥，只是一个无用的傀儡，他在张案之前，已托病住院，与张案无关，风潮掀起后，无须弹劾案成立，他就提出辞职了。但就是这样一个无用的弹劾案，袁世凯也要让它流产。袁世凯首先运动共和党中的前清立宪分子，让他们出面调停。21日下午5时，袁世凯又礼请民社派参议员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郑万瞻到总统府面谈。一面表示对张振武的钦佩，一面逼问民社派说："黎副总统来电，指挥一切，非常利害，仿佛不即杀之，必足以发生大乱、妨害治安者。故不得已，用快刀断绳办法。其所行种种不法事项，多在湖北，诸君均属鄂人，如不治之，乱将如何？"湖北议员无言以对。袁虚伪表示歉意说："此间知法律者甚少，杀之之手续也不完全耳。"民社派终于被袁世凯的一番花言巧语软化了。此后，民社派便在参议院中呼吁"维持大局"了。
以同盟会本部为代表的同盟会稳健派，唯恐国家重陷动乱，不愿和袁世凯决裂。他们把张、方案的责任归咎于黎元洪，于8月22日宣布革去黎元洪协理，并予除名。但以戴季陶等人为代表的激烈派却主张"以武力破坏法律者，仍以武力治之"。稳健派责问说："今日之时局诚堪再生莫大之扰乱耶？再生莫大之扰乱，中国能不亡耶？是故贼天下者，必武力解决之一言也。""国民对于此案，当完全诉之法律，求解决于法律问题之内。"孙中山虽没有参与这场辩论，但他也不支持激烈派的主张，谋求与袁合作建设民主国家。因此，激烈派的主张，没有得到党内的普遍支持。
月28日，弹劾案提交参议院开议。这件《弹劾国务总理、陆军部长案》，由张伯烈、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4人提出，同盟会参议员陈家鼎等8人连署。该案仅指责陆征祥、段祺瑞"辅佐乖谬"，使总统违法，要求袁世凯免其职，私毫未涉及张案的阴谋。同时，刘星楠提出了《提议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违法案》，指责黎"为破坏约法，背叛民国之元恶大憝"，要求政府查办。但这两个软弱的提案，在提交参议院时，却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议，反而激起共和党、同盟会议员间的无谓冲突。张振武案不了了之。
张案风潮，在同盟会内部，加深了稳健派和激烈派的分歧；在参议院内部，加剧了共和党和同盟会的对立，使号称民国立法机关的参议院，信誉扫地。黎坐享渔人之利，实际的政治收获，大大超出了他们原先的估计。
民主党的组建
民主党是1912年10月27日在上海合并组成的政党，由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促进会、共和统一会、民国新政社、共和俱进会等6个政团组成。
在这6个政团中，除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有一定规模和政治影响外，其余4个团体均为势单力薄、影响甚微的小政团。其中，共和促进会是由杨度"受袁世凯旨意"于1912年1月底在北京发起的，参加者主要是北京的新闻记者、资政院议员。其宣言书称："革命事起，东南十余行省已在共和旗帜之下。欲求中国之保全，先求南北之统一，欲求南北之统一，先求北方之实行共和。""度等前此主张君主立宪，乃以救国为前提，而非仅以保存君位为目的，乃以促政治之进步，而绝不愿以杀人流血勉图君位之保存。"该会成立时，南北和谈已达成妥协，为配合袁世凯的逼宫，共和促进会提出"速由内阁请旨，宣布共和，更不得再谋于败坏国事之各王公大臣"。该会成立后不久，杨度即赴青岛，实际上脱会，有的骨干人物加人国民协进会，会务停顿。民国新政社是浙江的一个地方团体，成立于1912年1月23日，浙江谘议局议长陈介石任社长，吕文起任副社长，办有《东瓯日报》。共和统一会为1912年初在北京成立，首领是袁世凯的幕僚、直隶谘议局议员孙洪伊。共和俱进会是1912年4月在奉天成立的，会长为孙百斛。
六政团的成员主要是立宪派人物，支持袁世凯，反对同盟会。六政团中，共和建设讨论会是合并组党的主力。它成立后不久就主张将反同盟会的小团体合为一大党。共和党酝酿合并时，该会也曾积极参与，但因与张謇等人意见不合，并对民社"不信任而告吹"。共和党成立后，共和建设讨论会又与国民协进会一起，谋求与国民公党、统一共和党合并，新党拟称国民党，并制定了巩固中央权力、维护国家统一等四项政纲。但在新党首领人选上意见不一，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国民协会提出以梁启超为新党总理，企图借梁的影响扩大势力。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则主张以岑春煊为总理。双方互不让步，合并破裂。这次合并失败后，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国民协会又谋求与共和党合并，但未成功。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两会坚持合并后由梁启超任协理，而共和党只同意梁任理事，但根本原则是两会中人与共和党中的立宪派之间的历史积怨未消。孙洪伊曾说："共和党中坚人物本多1日识，非请愿国会时曾共一团者，即前宪友会会员。当时于精神上隐分两派，事实上亦时有竞争。历史上之关系如此，万一不合而再分裂，则旧有基础全行丧失。"与共和党的合并失败后，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开始筹组独立于同盟会、共和党之外的"第三党"，定名为民主党。为适应合并，共和建设讨论会于8月14日正式改组为政党。在筹组过程中，共和促进会、共和俱进会、共和统一会、民国新政社加入其中。
年10月27日，民主党于上海张园召开成立大会，通过党纲及党章，选举汤化龙为干事长，马良、陈昭常、谢远涵、蒲殿俊、李经羲、孙洪伊、向瑞昆等30人为党务员。干事部设政务、文书、会计、交际、庶务五科，另设政务研究会作为议决政治方针的机关。民主党在筹组时曾拟议以梁启超为党魁，希图打着梁的旗号，组织一个大的第三党。但梁在国内的一些门徒却反对。汤觉顿、徐佛苏等人致函梁启超，指出民主党"所以为此者，恃公为之帜，粤谚所谓树幡竿招鬼来耳。恐非推戴的，乃傀儡的"。"若据以党魁，不特未来者却步，已来者必引去。以其无实力而树同盟之敌，更树共和之敌，必不足以自存"，要梁启超不要接受。梁接受了这一建议。所以，尽管民主党要人于合并前多次吁请梁回国，但梁不为所动，以致汤化龙无限激愤。后来梁启超回国后倡议共和、民主两党合并，民主党也表现狂傲。
民主党的党纲为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赋自由、建设强固政府、综合行政改革、调和社会利益。民主党标榜它"无权利心"、"不争政权"、"专注全力以普及政治知识，传播政治信条"。由民主党筹备事务所发布的《民主党缘起》称："各国政党其以国利民福为目的也皆同。而具所以达此目的之手段则有种种焉。力求自掌政权以实行所怀抱，此一种也。不汲汲于政权之竞争，而对于政府常尽严重监督之责，此又一种也。注全力以普及政治知识，传播政治信条，巩固国家之根基，为政体之保障，此又一种也。兹三法者，皆为自由政治国不可缺而效力亦相辅而相成。居我国今日而言，政党之第一义恐未能遽现于实也，第二义善矣，然监督之成绩亦恒视所积之实力为比例。若夫第三义，或多视为迂途，或虽知其不可已，而有所未遑也。吾党以为民国之存亡死生实系于此，而国中万不可无一部分人士尽瘁斯义，死生以之。此所以思纠合同志，勉有所效也。"民主党强调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希望通过传播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学说来巩固共和制度，表明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但同其它立宪派政党一样，民主党不懂国体与政体的区别，错误地认为共和形式的实现就是民主制度的确立。在政权掌握在袁世凯手中的情况下，想靠普及政治教育来保障共和，显然是幻想。"建设强固政府"便成了加强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认识错误决定了民主党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必然认敌为友，成为袁世凯的同盟军。
民主党标榜不争政权，但它并非对政权无觊觎之心。民主党内重要人物刘曾佑曾说过："政党事业不外两种：一日竞争政权，一日指导国民。吾党纲则主目前不人政界，专以指导国民为务。是则妒嫉者无所用其妒，趋避者无所用其避。……内阁新组，无论何人为总理，皆短命者也。彼一短命，此一短命，待从视组阁为畏途，或知其难时，吾党再取而代之，易如反掌。"正式国会选举前，民主党积极"预备政坛演说资料，并各交通处著手运动选举方法。"民主党合并的一个重要动机是抵制以同盟会、国民党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以防一些无所属的政党、政团转入同盟会。民主党在重要的政争中都与共和党相呼应。1912年11月，沙俄策动外蒙"独立"，与外蒙非法签订了"俄蒙协定"，激起全国各阶层的愤慨。面对民族危机，国民党率先与共和党中的左翼分子、原民社成员"研究对于国家前途所当进行之种种办法"，要求"合各政党之全力以协助政府"。表示一致对外，一切党见皆可牺牲。在国民党的倡议下，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组成政团联合会。但民主党很快退出联合会，通电宣布政府因循延宕、坐误时机等十大罪状。民主党的这一举动颇有迷惑性，国民党中某些人因此认为对民主党"不能妄断为政府党或民主党"。民主党的用意是劝告袁世凯，要他在制定政策时，不必顾及国民党的反对。在民主党看来，如果袁世凯不顾革命党人的反对，早早签署六国银行的借款合同，就不会有俄蒙事件的发生。在十大罪状的最后，民主党指出："夫政策之行，政府自应有主观。乃朝遭反对，夕即变更，……牺牲政策，在所不顾，……非至亡国不止。"用心已昭然若揭。所以，当袁世凯把俄蒙事、件归因于责任内阁制"与总统有妨"，使其"无以自由执行"时，民主党便鸣金收兵了。此后，民主党更是变本加厉，积极支持袁世凯。1913年5月，民主党与共和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了纯粹的政府党。
孙中山的实业救国计划
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发表了解职后的第一篇演说，谈到了解职后的打算，指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到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3天后，他到上海，接着开始周游各省。到是年底，先后到过湖北、福建、广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等省，每到一地，都发表演说和谈话，宣传民生主义和他的实业救国计划。
孙中山强调实行民生主义为当务之急。振兴中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贫富对立的理想"社会"。认为"民生主义关系国民生计至重，非达到不可。使大多数人享大幸福，非民生主义不可"。实行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与欧美各国相比，"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自报地价、国家"照价收税"和将来土地"涨价归公"等环节。同时把"平均地权"归纳为：一是照价纳税，一是土地国有，"二者相为因果，双方并进，不患其不能平均矣"。发展实业为民生主义的另一重要内容。"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实行民生主义"须以和平手段从事"，而不能采取"武力手段"。实行民生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预防少数资本家"压制贫民"。为此，他说："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还身体力行，提出了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的宏大实业救国计划。他的这个计划，从解职后开始酝酿，到6月下旬由粤回沪后，经与黄兴磋商而渐趋成熟。孙中山认为发展实业必须从铁路人手。他说："振兴中国惟一之方法，止赖实业"，而"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铁路发达，可移民垦荒，开发资源，繁荣商业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他计划10年内修南、中、北三大铁路干线：一起南海，经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间，通人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起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洞南、陕西、甘肃、新疆，至伊犁；一起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到达乌梁海。资本定为60万万元。
孙中山修路的基本方针，是实行"门户开放"，利用外资。他说："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如不"借款修路"，而全用本国资本，"则一年筹一千万，亦需60年始达六万万之数，而已精疲力尽。一切流通资本，悉归之铁路建筑之上，金融机关必全停止。则铁路告成之日，即为国家灭亡之时"。不用外资，势必重价购置外国机器，"其不合算亦甚矣"。在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情况下，为早收铁路之利，"欢迎外资"，利用"外国人才"和"良好方法"。但对于帝国主义欲利用借债而提出损害中国权益的要求，他断然反对，坚持"将来订约，必不许外人有置兵保路之权，沿路之兵，均由我国设置"。为此，他提出：（1）所有借款事宜，以所设公司名义进行，而不通过政府交涉；（2）借款"非全用现款"，其中4／5"由外国购买材料’；（3）采取借资兴办、中外合股和定以限期、批与外人承办三种形式，以"批办为最相宜"。
孙中山表示，借款修路，最终以"铁路国有"为归宿。他说："鄙人主张借款办铁路，更主张批给外人包办，且欲实行民生主义，以救种种方面之弊害，此即鄙人修办铁路之大意也。"所以，他把"铁路国有"称作"国家社会主义"。宣布：所修铁路，40年后一律收归国有。
年10月14日，孙中山在上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开始了筹措资金、设计干线等不切实际的修路准备工作。一些革命党人说他"理想太高"，他批驳说：中国幅员辽阔，10年内修20万里铁路，"并非大言夸众"。还说："以二年募齐外债，以二年测量线路，有五年之功夫，可以全路告成。此亦并非空言。"然而，事与愿违，外国资本家无意帮他实现修路计划，国内的政治环境也没有提供修路条件。
袁世凯表面上不反对，并满足孙中山的要求，于9月9日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随后北洋集团控制的御用报纸对孙进行攻击，叫嚷该项任命为"违法"，外人承办，"势必丧失主权"，等等。后来，孙中山派王正廷、徐谦携《中国铁路总公司条例草案》到北京请袁世凯交参议院审议，袁从中作梗，致使参议院对条例多处修改。孙中山愤怒抗议，指斥修改太多，说"若无特权，即不须有条例。若照修改之条例通过，则总公司无权办事，宁可取消"。但毫无效果。袁最后以命令公布的条例，对铁路总公司的职权大加削弱，将孙的修路计划完全纳入了北洋政府的控制之下。孙很快陷入了困境之中。
孙中山救国的计划落空了，但他的思想及其"铁路计划"却鼓舞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实业建设，从而推动了兴办实业热潮高涨。所以说，他进行的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他的努力并非徒劳无功。
中华民国国旗的演变
国旗是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它代表国家的尊严，象征国家的主权。其图案和颜色都有特定的含义，以体现国家和民族的特色。
中华民国建立前，革命党人对未来共和国国旗，曾提出过六种图案：青天白日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五色旗、十八星旗、井字旗、金瓜钺斧旗。现将前四种主要旗帜的图案、含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提议为国旗的情况等分述于下。
.青天白日旗旗底蓝色，以示青天。旗中央有一向四处射出叉光的白日。初时叉光多寡不一，制做者不知其义。孙中山解释说，叉光代表干支之数，应为十二，以代表十二时辰。此后遂成定制。此旗为兴中会会员陆皓东设计。1895年3月16日，孙中山在香港召集兴中会干部会议，准备发动重阳广州起义，决定以青天白日旗为未来共和国之国旗。因机密泄露，起义未举即被清廷镇压。1900年10月，兴中会发动惠州三洲田起义，首次以青天白日旗为革命军旗。1901年，兴中会会员尤列到南洋各地建立联络华侨的团体一中和堂，令各会所悬挂青天白日旗。此旗后成为中国国民党的党旗，并将旗底改为红色。2.青天白日满地红旗1900年冬，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召集干部会议，编纂革命方略。讨论未来共和国的国旗时，孙中山主张用青天白日旗。因为兴中会诸先烈及三洲田起义军均曾为此旗流血，不可不留作纪念。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形式不美，且与日本的旭旗（即太阳旗）相近。孙中山极力坚持。为使此旗更美，更富有革命意义，孙提议将旗底改为红色，将青天白日移到左上角，旗子成为红、蓝、白三色。此旗又称"三色旗"，沿称青天白日旗。三色的含义是："红者血之色，言必流血而自由可求也；青者天空之色，即公正之义，言公正即平等也；白者清洁之色。言人心清洁乃能博爱也。"
孙中山力陈己见，但有人提议用五色旗，以顺中国历史之习惯；有人提议用十八星旗，以代表18个行省，有人提议用井字旗，以代表中国古代井田制；有人提议用金瓜钺斧旗，以发扬汉族之精神，意见纷纷，很难统一，遂将其作为悬案，尔后孙中山等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均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标志。
.五色旗旗面以红、黄、蓝、白、黑五彩色带横排组成，五色分别代表汉、满、蒙、回、藏5个民族，以示五族共和。此旗为武昌起义后革命军光复上海及攻取南京时所用，后为上海、江苏军政府的旗帜。清朝海军一、二品职官的旗帜也是五色旗。1911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发布《安民布告》，"规定国旗为五色，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
.十八星旗旗底红色，中间缀以18颗黑星（亦有星为黄色之说），意为以铁血光复本部十八行省。此旗为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所制，武昌首义时曾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讨论国旗时，鄂省革命党人坚持以此旗为国旗。
年11月3日，上海光复，各省的临时代表集会上海，讨论组织中华民国中央政府，选举黄兴为中华民国大元帅。会上，苏、鄂、闽三省分别提议以五色旗、十八星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经讨论，拟议以五色旗为国旗，请黄兴核定，黄深知孙中山主张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并争之甚力，故"未敢圈定"，谓"待异日由法律定之"。
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决议：以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之所以以五色旗为国旗，除取五族共和之意外，还因为武昌起义后次日，曾公布以五色旗为国旗；革命军攻取南京时的旗帜是五色旗，而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也设在南京。孙中山不同意以五色旗作为国旗，并于12日发出了《复参议会论国旗函》。孙认为，五色旗之"历史与意义均非确当"的三点理由：
清国旧例，海军以五色旗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
其用意为五大民旗（族），然其分配代色，取意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
既言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
孙中山认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之史迹与取义均为确当：汉族共和党人用之南方起义者十余年。自乙未年陆皓东殉此旗后，如黄冈、防城、镇南关、河口，最近如民国纪元前2年广东新军之反正，倪映典等流血，前1年广东省城之起义，七十二人之流血，皆以此旗。南洋、美洲各埠华侨，同情于共和者亦已多年升用，外人总认为民国之旗。至于取义，则武汉多有极正大之主张，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国为远东大国，日出东方为恒星之最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著于赤帜，亦为三色，其主张之理由尚多。
孙中山知道关于国旗制式的争论一时难以统一，正当"革命用兵之际，国旗统一，尚非所急"，故决定国旗决议案"暂时放置，待将来由国民公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没有统一的国旗定下来，各省各行其是：苏、浙、皖用五色旗；鄂、湘、赣挂十八星旗；粤、桂、闽、滇、黔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临时大总统府办公室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在红底上横添白线若干，每条线代表一个行省。
年3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5月14日，参议院通过决议：以五色旗为国旗，十九星旗（即十八星旗，此时于旗中央增加一星）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6月7日，参议院发出了《咨请临时大总统规定国旗及陆海军旗式样请公布施行文》，提出以五色旗为国旗的理由：
"佥以前当起义之初，沿江各省即以五色旗为国旗，通行既广，全国几已一致。"
中国多以"五"为定数，按中国习惯，"五色"早已贯彻人民心理，"况中华民国由五大民族结合，而成于旗色之五亦隐然不谋而合"。
五色旗已为"友邦公使、外域华侨、函电所通，均以共晓。而外人并有目此旗为虹旗，为中国驱除专制，建设共和，正如彩虹亘天，阴霾尽扫者，此尤可见此旗荣誉，中外欢迎，就即定为中华民国国旗"。
月8日，袁世凯公布了这项决议案，五色旗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旗。对参议院的这一议决案，孙中山"闻之颇为不怿，然是时同盟会员在参议院不能占过半数。且院内共和党内之同盟会分子徒知拥护武昌起义之纪念品，不愿为母党之助：结果能予保留而制定为海军旗，已属幸事矣"。为了推动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逐步将同盟会改建成中华革命党。1914年6月该党成立后，用3个月的时间讨论制定革命方略，决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
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拟在五色旗上加一轮红日，作为袁氏王朝的"国旗"，取"五族共载一君"之意。但这只不过是黄梁一梦。
年4月，广州军政府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宣布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明令废止五色旗和十八星旗。孙中山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五色旗的褒、贬态度鲜明。1923年8月15日，孙于广州出席全国学生评议会，会议开始时与会者向五色旗行礼，孙拒之。孙在演讲中说："我想你们对于革命的主义和精神，怕不大明白，恐怕革命的认识与历史也是不大明白哩。比如五色旗，你们刚才向伊三鞠躬，我就不，你们一定以为我不敬国旗了。哪里晓得五色旗是清朝一品官的旗，我们革了皇帝的龙旗，却崇拜官僚的五色旗，成什么话！诸君要就弃去五色旗，要就用我们从前革命的旗帜，现在海军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起国民政府。1928年12月17日，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规定：中华民国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旗。但此旗已丧失了原设计者赋予它的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意义。
年4月11日及1944年3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先后通过了《党国旗制造使用条例》、《国旗党旗制用升降办法》，对国旗的制作、使用、升降等作了更具体的规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发动内战。为欺骗人民，蒋氏政府于1946年11月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其第六条规定："中华民国国旗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即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国民大会的召开，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从国民政府总统府的楼顶上降落下来，与它所代表的中华民国一起成为历史的遗迹。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