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袁世凯又通过一系列手段，为专制独裁扫清道路。他先指使亲信梁士诒成立公民党，作为自己的御用工具；强迫宪法会议通过并公布《大总统选举法》；强迫国会选自己为正式大总统；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另组行政会议，代行议会职权等。本年，康有为主编《不忍》杂志，鼓吹尊孔，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鸣锣开道：袁世凯亦通令"尊崇孔圣"，举行祝孔典礼；《中俄声明》签订，袁世凯承认外蒙古"自治"：毛泽东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至1918年夏毕业去北京。
江西民政长事件
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的军政大权，落到了在革命过程中推举出来的都督手里。袁世凯虽不情愿，但被迫于1912年7月间正式承认了他们的地位。黎元洪为迎合袁世凯大权独揽的野心，早在4月间就提出了军民分治的问题，认为军人掌握政权，"流弊丛生"，主张"将军务、民政，划为二途"。袁对此主张十分赞赏，力图马上实施。
江西都督李烈钧首先起来反对。他通电指出：革命方法分军政、约法、宪政三个时期，革命后需要以"兵权保秩序，以图改革之进行"，都督"应统揽一省之治权"，目前还不应废除。随后广东都督胡汉民通电响应，认为目前还不宜实行军民分治，中央对"各省都督授以军政、财政两权，令其自行裁遣军队，整理财政，先使恢复旧规，然后徐图根本上之计划。断不宜大举借款，思以财政权操纵各省"。李、胡二人公开活动各省都督，抵制"军民分治"，还秘密联络南方各省，以建立应变联盟。8月12日，李烈钧密电四川代理都督胡景伊、民政长张培爵说："诸君……皆为创造民国巨子，敢请输诚联络，结一最稳健之政治、军事团体，对于中央为一致之进行。如政府能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维持拥护，互相协助；如政府夹有私心，藉统一之名，施专制之实，亦惟有群起力争，实行匡正。总以地方监助政府，不使政府操纵地方，庶不失权外人，复陷专制，种种险象，或可消弭。"孙中山坚决支持李、胡的做法，认为："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本来不成问题，不过反对者藉此肆其鼓簧。……盖须相因而行，不能执一。民权为天经地义，专制恶风，断难久存于二十世纪。"
袁世凯对李、胡恨之入骨，但广东僻处南疆，鞭长莫及，便拿李烈钧开刀。1912年12月10日，南昌突发兵变，矛头直指李烈钧。事后查明兵变是在袁世凯的直接支持下，由原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发动的。李虽知道兵变的背景，但他还无力与袁决裂，只好等待时机。为缓和袁的压力，李致电袁，对兵变引咎自责，主动请行军民分治，并特荐汪瑞堃为江西民政长。汪与李有师生情谊。汪处世温和，李想利用他来缓和自己和袁的矛盾，一再敦请汪出山。汪知悉李、袁矛盾，进京请求袁的任命。此举正中袁的心意，所以12月16日，李烈钧请简民政长的电文到达北京后，袁世凯马上发布了任汪瑞闽为江西民政长的命令。李获悉真相，大错已铸成。
在李暗中支持下，江西广饶协会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谴责汪瑞闯在前清仇视革命的种种劣迹，坚决反对他出任民政长。但袁态度强硬，饬李烈钧传令广饶协会等团体必须遵守法律。12月20日，汪瑞堃抵南昌上任，共和党人及省临时议会对他十分欢迎。而李的部属却对汪讥讽讪笑。汪行馆差役纷纷离去，迫使汪称病闭门谢客。12月29日，江西军警两界数千人召开拒汪大会，主张"武力驱汪出境"。夜半，南昌广、惠两门出现暴动，全城戒严。汪逃离行馆藏匿。翌日，他函告李烈钧，称病赴沪就医，并致电袁世凯，称病辞职。汪于当日下午乘轮离开南昌，经九江、武汉前往北京。
年1月3日，袁准汪病假20天，责令李"从速筹备划分事宜。并敦促汪民政长迅行调治，刻期赴任"。但欢迎汪的江西共和党人，以江西省临时议会、教育总会、商务总会、共和党、民主党五团体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袁"迅派镇抚使率兵莅赣，协助李督剪除凶暴而靖地方"。袁也曾打算过派遣张勋、岑春煊及孙武前往江西武力对付李烈钧。张、岑等因种种困难，均未成行。
正在这时，李烈钧向日本订购的七千余支枪械及一批子弹于1月11日自上海起运，15日运抵九江。袁世凯即饬参、陆两部以该批军械未经陆军部批准为借口，密令九江镇守使戈克安予以扣留。戈遵令扣留了此项军械，随即以密电向参、陆两部报告，请求调兵增援。22日，海军六艘军舰驶抵九江，以一舰停泊湖口，准备对赣用兵。与此同时，李烈钧一面复电参、陆两部，要求将所扣枪弹放行，一面以冬防为名，向湖口增兵，积极备战。
月20日左右，黎元洪派遣程守箴、邓汉祥前往南昌调解。24日，黎向陆军部密报江西军队调动情况，要求陆军部将此批枪械放行，并说："即令李督有何野心，此区区之军火亦何济事？"对于派遣镇抚使，他主张："果有其事，即令取消，否则请设法和解。"27日，海军楚谦舰奉令提取枪械，赣军声言如敢装运，即开炮攻击，双方剑拔弩张。楚谦舰长王光熊电告海军部："查浔、赣各有军队保护军火，内地毗连租界，若果强取，必动武力，实与大局有关，因此未敢妄动，听候中央和平了解（结）。"李的强硬迫使袁让步。
在调解中，黎元洪向双方提出和解条件："非水陆退师，无以保地方之安宁；非发还军火，无以平赣人之疑虑；非迎回汪民政长莅职。"要求李"将怀夹私忿、造谣生事之人量加处分，以除祸本"。黎的调解，对袁有利，李复电拒绝了上述撤兵、迎汪、惩凶三条件。理由是：湖口设局征兵属于永久计划，反对民政长属于舆论，汪去赣无人胁迫。袁也不再让步，仍坚持迎汪莅职的前提条件，并威胁说："苟反乎此，则国法具存，断不敢博宽大之名，贻分裂之祸。"黎的调解没有成功，戈克安密报段祺瑞说："李督现正多方布置，一意反抗中央，志极坚定。"2月3日，南昌召开公民联合会，宣布省议会成立之前，"凡属赣省大事，对内对外代表，暂以本会为总机关"。大会提醒各省，袁对江西的压迫，不是孤立的事件，"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今日如此，他日可知矣"。会议指责袁的倒行逆施。
江西民政长风潮继续扩大，除黎外，程德全、柏文蔚、朱瑞、谭延堃等也纷纷出面，主张和平解决。在北京，王芝祥为避免战争，向袁表示愿去江西调停。袁即乘机要他出任"镇抚使兼理江西都督事"，以调李人京。王没答应。2月16日，王离京南下。袁派耿毅作王的副手，亲自交给耿一封密信指示机宜"一、汪瑞闾到省长任；二、枪支不发；三、蔡锐霆、陈廷训重办；四、李烈钧下野"。耿本是革命党人，耿与李关系也好，他先王芝祥到达南昌，着手与李密商对付袁的策略。
月1日，王芝祥到达南昌。他一面责成取消公民联合会，一面向袁表示，赣人对汪恶感甚深，请改任赵从蕃出任民政，则江西风波易平。袁无力南顾，只得同意妥协。同时，英国公使朱尔典也致函外交部，为太古洋行索取枪械的"耽延赔偿费"，自1913年1月28日起，每日索价二百两。政府承受不了，便从速解决江西事件。3月11日，袁世凯发布赵从蕃署理江西民政长命令，参、海、陆三部也电令发还扣留的江西械弹。
但是，李烈钧坚持原来的立场。他把民政长一案交给省议会，这届议会已改变了共和党人占优势的局面。江西省议会讨论民政长一案，根本否认袁有任命民政长的权力，并致电袁说："省官制未经参议院议决，实无承认之理由。……大总统简任之命令，实非根据法律，未敢服从。"袁大为恼怒，即电告黎元洪，指责江西省议会"蔑视约法"，扬言"若仍借端反对，则惟有执法进行，以维持大局"。但江西省议会痛斥袁实行专制，表示要为"维持约法，保障民权"而斗争。慑于江西民众的压力，赵从蕃裹足不前，害怕重蹈汪的覆辙。
李烈钧于3月15日接收了被袁扣留两月之久的军械，对戈克安采取了断然措施。他发布命令，改编金鸡坡炮台及驻浔上下两炮台为上三台，湖口东西炮台及马当炮台为下三台，任命陈廷训为上三台总台官，任命陈传曾为下三台总台官，命令驻浔第九团编人第一师，把戈克安作为九江镇守使的职权剥夺。接着，他又向九江——湖口一线增兵，命令第一师长欧阳武在沙河设立司令部，压迫戈部。王芝祥从南昌赶到九江调停。袁世凯只好让戈离职赴京，任命王芝祥暂兼九江镇守使，节制浔、赣各军，李烈钧于4月2日通告"地方安宁，人心大定"，实则宣告对袁斗争的胜利。
自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同袁的斗争中，从未取得胜利。李在江西民政长事件中的胜利，是当时革命党人唯一的一次胜利。它证明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必须用武装斗争来保卫，离开武装斗争，革命党人就不可能在同袁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宋教仁被刺案
年春袁世凯窃夺临时大总统宝座之后，立即着手实行反动的集权统一，逐步确立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统治。但是他毕竟受到《临时约法》的制约，不能一下子撕下"忠于共和"的假面，所以又试图以政党对付革命派的政党政治，因而拉拢立宪派组织拥袁政党，旨在造成议会多数，压迫资产阶级革命派就范。这种局面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对在中国实现西方议会民主政治的前景充满幻想，其中最典型的是宋教仁。宋教仁是一个留学日本6年、熟读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十分倾慕欧美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特别是英国式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并以此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临时政府北迁后，他通过一段时间的奔走联络，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础，结合其他几个政团组成国民党，欲借国民党实现其政党内阁的宿愿。因此，国民党成立后，立即将国会选举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不但国民党本部特设"选举"一科，还要求各分部专注于筹备选举事宜。宋教仁向党内强调说："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再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1912年底、1913年初，在国会大选中，国民党获得重大胜利，在参、众两院共计870个议席中独得392席，占全部议席的45％强，而拥袁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所得总和仅223席，不到总议席的26％。
年1月10日，袁世凯发布国会召集令，定于4月在北京召开国会。国民党内上上下下，无不喜形于色。宋教仁更是踌躇满志，大大增强了由国民党组阁、实现责任内阁制的信心，并有以国民党党魁身份（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出任内阁总理的抱负。于是不辞劳瘁，风尘仆仆，周游长江中、下游各省，到处发表演说，批评时政，大肆宣扬政党内阁制，指斥袁世凯政府"无一善状可述"，财政紊乱，实业不兴，民生困穷，外交方面，消极敷衍，无确定政策，实在是一个无能的、不符民意的、退步的政府。他的演说既是对袁世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罪行的揭露，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一次民主思想的灌输和普及。作为第一代民主共和斗士，宋教仁的言论风采深得人心，"所至欢迎，大有倾倒一时之概"。在他的家乡湖南，他以百分之百的票数当选为参议员。他满怀信心地说："国民党在全国的选举都已胜利，已占国会的绝大多数，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一定可以成功。"他并不讳言自己的政治抱负，在《答匿名氏驳词》一文中，他回击当时社会上一些攻击者的无耻谰言说："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则不可耳。"表明了他欲出面组阁的决心。宋教仁如此尖锐地批评时政，如此热衷于政党政治，激起一心集中权力、实行独裁的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的极大忌恨。袁早已认定宋是国民党的"灵魂"，是他倒行逆施的"最大障碍物"。他曾对人说："以暴力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手段来夺取政权，却厉害得多了。"袁党爪牙袁乃宽更为露骨地说："目下最讨厌者，即宋教仁一人。"为了阻止宋教仁南下从事竞选活动，袁世凯亲自向宋教仁馈赠50万元，但宋不为所动，退回支票，如期南下；袁还曾表示，可以任命宋为内阁总理，条件是放弃责任内阁制，亦被宋所坚拒。袁恨恨地说："噫！宋教仁欲组织政党内阁那？抑何相逼之甚也？"特别是，宋教仁并不以组成责任内阁为满足，还想凭借国民党在议会中的优势，与他党提携，通过民主选举，排斥专横跋扈的袁世凯，选举"最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为总统"，以便于控制总统，组成强大的"同志内阁"，保证革命党人牢牢地掌握住政权。为此，在他从事竞选活动、路过武昌时，曾"舌敝唇焦"地向黎元洪反复陈说，希望黎为首的共和党予以配合（但未得到黎的积极响应）。这个计划更大大触怒了袁世凯，使其必欲除宋而后快，见宋不为利诱，不为权倾，"乃暗萌杀意"。于是他与心腹党羽、国务总理赵秉钧策划了一个暗杀阴谋。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取道沪宁、津浦路北上入京，时至上海车站送行的有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22时40分，宋走到检票处，突遭枪击，身中三弹，当即送进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22日晨，因毒弹剧发，不治身亡。宋教仁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奋斗了一生，最后献出自己的生命，享年仅31岁。他由于过分相信合法的议会斗争的威力，对袁世凯缺乏应有的警惕，当一些老革命党人劝他加强戒备时，他还不大相信，说："吾一生光明磊落，平身无夙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岂以此懈吾责任心哉！"劝的人多了，他只淡然说："蛇影杯弓之事也，请毋虑。""此为防不胜防之事，只有处之泰然。"果遭毒手后，临终前，仍致电袁世凯谓："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不能不说这封电报表明了宋教仁对民主事业的真诚，但同时也说明他至死也没有看透袁世凯的反动本质。
宋教仁死后，国民党总部通告全体党员"为代理理事长宋先生服丧"。26日，孙中山即由日本东京赶回上海，亲致悼词，其中有："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一面散布流言，说宋教仁之死系国民党内部争权的结果；一面又假惺惺地扮演了一出悲天悯人、贼喊捉贼的丑剧。袁世凯先于21日致电慰问，说什么："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在？"怒骂"何物狂徒，施此毒手！"22日，又故作姿态地发布大总统令，称颂宋教仁"缔造共和，厥功甚伟"，"方期大展宏猷，何意遽闻惨变？"并电饬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23日，一个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向上海捕房提供了重要线索，当天即将要犯应桂馨逮捕归案，次日又抓获凶手武士英，搜出应桂馨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的密电文本及函电多起、五响手枪一支。这些密电、函件主要包括：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致应桂馨密函一件、应桂馨致赵秉钧密电一通、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六件、应桂馨致洪述祖密电一通。其中：洪述祖在1913年2月1日致应桂馨的密函中，指示应要"做一篇激烈文章"，意指采取激烈行动，即刺杀宋教仁。2月2日，应桂馨密、电赵秉钧，报告已由日本购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劣史"，印刷10万册，拟在横滨发行。2月4日，洪述祖密电应桂馨，告知应2日致赵秉钧之密电已"面呈总统"，总统"阅后颇有喜色"，并夸赞应"颇有本事"。又嘱刺宋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2月12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告以应之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为避人耳目，嘱以后不必通电国务院，赵秉钧已将刺宋事全归洪一人经手，有事径与洪一人联系即可。3月13日，洪述祖致应桂馨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出扰乱（指宋在各大城市演说鼓吹政党内阁制），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3月21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等等。这些物证确证了杀人主使者正是袁世凯及赵秉钧，同谋犯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的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又名应夔丞），杀人凶犯是兵痞武士英（又名吴福铭）。
宋案发生后，应如何处理此案，国民党内部发生意见分歧。孙中山主张立即组织讨袁军，武力讨袁，但在党内居少数地位。以黄兴为首的部分国民党领导人主张"法律解决"，建议组织专门审理宋案的特别法庭，推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以避免来自北京方面的行政干涉。这个建议通过江苏都督程德全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袁假惺惺地表示同意，暗中却指使司法总长许世英以"不合编制"为借口，加以反对。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宋案的建议不能实行，而改由在地方法院内设特别旁听席，以接待与本案有关人士，并确定由上海地方法庭负责审理。4月16日、17日，上海会审公堂先后将凶犯武士英和应桂馨移交上海地方检察厅看管。24日，武士英突然死于狱中，此乃袁世凯杀人灭口之计。26日，程德全与应德闳发表通电，将有关宋案的证据全部发表。上海方面开审多次，原告律师提出必须票传赵秉钧、洪述祖到案，否则不能洞悉确情。然而洪述祖已于宋案发生后不久逃到青岛隐蔽起来，赵秉钧则提出辞职，袁世凯只准其"请假"。5月8日，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赵秉钧到案，袁、赵一时慌忙元计，便想出一个奇妙的抵制方法：在北京制造所谓"暗杀风"谣传，借此滥施逮捕，煞有介事他说搜出一个什么"血光团"的名册来，接着逮捕国民党议员谢持，诬为"血光团"团员。又贿买周予儆自首为"女子暗杀团"团长，"供"出她是奉黄兴之命到北京进行政治暗杀的。北京地方检察厅即票传黄兴到案对质，用以抵制上海票传赵秉钧，使沪上法院对"宋案"的审理进行不下去，"法律解决"之路被堵塞。
"宋案"本来就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反映着要求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重大政治问题；是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实行武力统一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放弃武装斗争、转而向袁世凯妥协的必然结果，是袁世凯铲除异己、实行独裁专制、准备复辟封建帝制的一个重要步骤。袁世凯既悍然杀害宋教仁，便一不做，二不休，决心彻底铲除资产阶级革命势力，就在宋案真相公布的同一天，4月26日，悍然非法与帝国主义签订2500万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以为发动反革命内战筹备资金。又于5月1日任命北洋宿将段祺瑞为"战时内阁"总理，为发动内战做好了一切准备。原来以黄兴为首的主张"法律解决"的部分国民党人也逐渐觉悟过来，准备武力讨袁。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宋案"和"善后借款"案成为"二次革命"爆发的导火线。
与"宋案"有关的人犯应桂馨、赵秉钧、洪述祖等均未得善终。应于1913年7月乘沪上战乱时越狱逃出。"二次革命"失败后，认为国民党失势，该是他的出头之日了，于1913年11月公然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1914年1月入京，招摇过市，19日出京时在京、津铁路客车上被袁世凯派出的刺客杀死。应桂馨死时赵秉钧在天津任直隶都督，兔死狐悲，赵公然通电严缉杀应之凶犯，并在长途电话中对袁说："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2月17日，赵七窍流血而死。洪述祖则于洪宪帝制失败后，被宋振吕（宋教仁之子）和刘白（宋教仁秘书）拿获，以杀人罪于1919年4月5日被处绞刑。从法律角度说，"宋案"至此终结。
第一届国会召开
第一届国会，又称旧国会，即指1913年4月8日根据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国会组织法大纲》和《国会选举法大纲》而召开的参、众两院议会。
年3月11日由孙中山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约法施行后限10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国会组织法及议员选举法由临时参议院制定。4月5日，临时参议院北迁。5月1日，北京临时参议院改选吴景濂、汤化龙为正副议长。6日，临时参议院第二次常会把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的"国会组织及选举法大纲"列为第一议案，经全院委员会审议与大会多次讨论，于7月9日通过了《国会组织法大纲》和《国会选举法大纲》。在此基础上，起草制定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与《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8月10日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正式公布。国会组织法及议员选举法规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员由22省议会各推举10名，蒙古、西藏、青海等地由选举会共推举54名，全国共计274名。众议院则按80万人口选举1名的标准选出，不满800万人口的省份，也可选出议员10名。全国共计596名。12月上旬开始国会选举。1913年1月10日，袁世凯发布正式国会召集令及各省定期召集议会令。3月，国会选举基本结束。选举结果：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国民党独得392席（众议院269席，参议院123席），占全部议席的45％强；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共得223席（众议院154席，参议院69席），不到总议席的26％。其余255席为"超然派"、跨党者所得。国民党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在议会中取得优势。这一选举结果使国民党大为兴奋，袁世凯大为懊丧。为此，袁氏制造了刺杀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的血腥案件。4月8日上午9时，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开幕，出席的参议员计179人，众议员503人。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各部总长均列席，另有国内外观礼代表千余人参加。11时，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顾鳌宣布典礼开始，鸣礼炮108响，接着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施愚报告国会召集经过，并公推议员中年事最高的云南参议员杨琼为临时主席，杨又委托筹备参议院事务处筹备事务员林长民代为宣读开会词，继而袁世凯的代表梁士诒致贺词。词日："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为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同深庆幸"，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袁世凯对国会的虚伪态度，增加了国民党议员以法律解决"宋案"的幻想，以致贻误了武装讨袁决策的时机。4月25日，参议院选举国民党议员张继、TIE廷为王副议长；4月30日、5月1日，众议院先系后选举汤化龙（民主党）、陈国祥（共和党）为众议院正、副议长。仿照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开设国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它是作为中国2000年来奉行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象征，体现了近代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在近代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基础、政治力量的薄弱，尚不能成为典型的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的阶级基础。在第一届国会议员当中，大多出身于原来清政府的旧官吏（包括参加新政权的旧官吏）或地方士绅，他们与封建经济、政治、文化有较密切的联系：即使在"资产阶级"议员中，也大多数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民族资本家的比例微乎其微，国会议员与民族资产阶级实业界较少直接联系，特别是很少经、济往来。按照国会议员选举法的规定，大批商业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受到限制，所以国会得不到工商界的有力支持。因此，在同袁世凯封建军阀势力的斗争中，国会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而常常表现出对封建势力的妥协性，便于封建军阀对议员进行拉拢收买、分化操纵，致使国会成为封建势力的附庸。这个事实正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在中国破产的一个重要表现。1914年1月10日，第一届国会被袁世凯解散。护国战争胜利后，又于1916年8月1日复会。1917年6月13日又第二次被张勋胁迫黎元洪所解散。张勋复辟失败后，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拒绝恢复旧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先生发动了护法运动，当年8月25日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是为第一届国会之延续。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组成护法军政府，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皖系军阀段祺瑞、徐树铮指使王揖唐、曾毓隽等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新国会的选举。8月12日，新国会召开，是为安福国会。第一届国会正式结束。
善后大借款案
袁世凯窃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在内政方面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财政问题。为了"统一政令"、"统一军令"，铲除异己，镇压人民，维系北洋军阀独裁政权，迫切需要向帝国主义贷款。帝国主义也急需在中国物色贷款对象，以便通过贷款保持它们控制中国财政和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既得利权。1912年唐绍仪内阁时期，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操纵对中国借款，不久俄、日两国又加入，变成六国银行团。六国银行团对袁世凯政府提出十分苛刻的贷款条件，唐绍仪和财长熊希龄未予承认。熊下台后，周学熙继任财长，周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故与六国，银行团虽经多次谈判，却未能最后达成协议。1913年3月，美国由于与其他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声明退出六国银行团，故又变成五国银行团。美国打算靠其强大财力另外组成一个新银行团，以与五国银行团竞争，并鼓励该国银行向中国便宜投资，这使其它五国颇为恐慌。这本来是袁世凯政府冲破五国银行团封锁的一个良好机会，但恰在此时，"宋案"发生，袁世凯迫切需要筹集发动镇压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的经费，先于4月10日以扩充海军名义，向奥国秘密借款320万镑。又于4月26日，即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阂公布宋案证据的同一天，指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等，以"善后"为名，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21款。合同规定借款数目为2500万镑，年息5厘，九折售出债券，八四折实收，期限47年。借款的担保有三项：（1）中国盐务收入之全数；（2）关税中除应付款项（主指庚子赔款）外的余数；（3）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之中央税款。对借款的用途也指定为仅能用于以下六项：（1）偿还已到期的各种债款，包括1912、1913年到期的庚子赔款、六国银行垫款、四国银行垫款、华比银行借款、五国银行团零星借款，共约570万镑。（2）赔偿各国因中国革命所受的损失200万镑。（3）赎回各省政府所欠五国旧债287万镑。（4）各省军队解散费300万镑。（5）1913年4～9月中央政府行政费及工事费550万镑。（6）全国盐务整顿费200余万镑。这次借款除了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外，还附加政治性条件：（1）将来以盐税担保而借款，或与此款相同用途之借款，银行团有优先权。（2）在审计处设洋稽核员，凡关于借款款项之领款凭单须有洋稽核员会同签押，方能核准。（3）在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由中国总办一员、洋员会办一员共同主管。各盐区设稽核分所，有华经理和洋协理各一人，共同担负征收存储盐务收入之责任。盐区之盐纳税后，须经华、洋经、协理会同签字后方能放行，盐务进款存于指定银行，非有稽核总所总、会办会同签字之凭据，不能提用。借款总数虽有2500万镑，但按八四折实收，只能收到2100万镑，其中又扣除赔款、借款和垫款及盐务整顿费共1270余万镑，实际到手的只有820万镑，不过是借款债面的40％。而47年利息即达42893597镑，本利共合67893597镑。帝国主义不仅通过这次借款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开了以政治借款操纵中国政局的先例。这次借款条件苛刻，使列强继海关之后，又控制了中国主要税收之一的盐税，中国政府提用盐税抵还外债后的余额都必须经过银行团的核准。帝国主义通过对盐税的管理、对善后借款用途的稽核、对审计工作的干预，而监督和控制中国的财政；又通过监督和控制中国财政而操纵中国政局，使北洋政府成为其得心应手的工具。
这次借款不但丧失利权，而且违法。自民国成立以来，政府所有对外借款均须经参议院审议通过方能生效，而这次借款却未经国会正式通过而径行签字，仅在签字后"咨国会请备案"，故此引起国民党议员大哗。参议院议长、国民党人张继，副议长、国民党人王正廷在签约之前一日得到消息，即以议长资格赴总统府求见袁世凯，意欲阻止大借款签字，袁托故不见。26日，黄兴发表通电，指出未经国会承认而擅行借款是违法行径，并警告袁世凯，"非得人民代表之画诺"而径行签字，"则人心瓦解，大局动摇，乃意计中事"。与此同时，孙中山、胡汉民分别到上海、香港汇丰银行，要求电阻银行团签字。孙中山并通电各国银行团，表示反对违法的善后借款。但这一切努力均未能阻止住善后大借款之成立。袁世凯政府采取欺骗手段，于26日深夜至27日凌晨秘密进入北京汇丰银行完成签字仪式。借款成立后，张继、王正廷又以议长名义通电全国，愤怒谴责袁政府违法借款的行径。通电指出："政府如此专横，前之参议院既屡被摧残，今之国会又遭其蹂躏，不有国会，何言共和？继等惟有抵死力争，誓不承认。"在国会中也展开激烈斗争，国民党占优势的参议院情绪沸腾，由汤漪领衔就借款问题提出质问。29日，袁政府仅以一纸咨文答复参议院，说是此项借款大纲曾于去年12月为参议院所通过，故以借款合同全文咨请查照备案，不须交付国会讨论。实则是1912年9月17日和12月27日财长周学熙曾向临时参议院报告大借款的条件及接洽的大致情形，当时参议院未表示不同意见，但彼时周学熙所作报告仅出以"说帖"形式，并非政府的正式咨文，参议院也未形成任何形式的正式决议，大借款签字更非参议院所知。故参议院接到袁政府答复咨文后愤慨异常，当即作出议决："对于政府所定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认为未经临时参议院议决，违法签字，当然无效。"5月5日，众议院讨论大借款案，当日代理总理段祺瑞出席议会，答复议员质问。段在议员据理诘责之下，也不得不承认"政府对于此次借款案手续实欠妥协"，但又声称，政府"宁愿担错误之责任，不愿陷国家于破产之地位"，要求议员"曲为原谅"。国民党议员谷钟秀发表演说，愤怒谴责袁政府违法行径，并动议："政府违法签约借款，咨谓查照备案，本院决不承认。"这一动议获得众议院通过。但事后共和党议员又企图翻案，以致在5月7日的众议院会议上发生国民党和共和党议员的激烈争执，会场大乱，几乎酿成武斗。8日，袁世凯政府又向参、众两院发出咨文，以列强逼债相威胁，要求两院承认大借款。正在商谈合并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联合起来与国民党作对，致使善后借款案在国会被搁浅。在社会上，革命党人和舆论界也纷纷口诛笔伐，谴责袁政府违法借款。黄兴和南方国民党掌握的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谭延堃、胡汉民以及各省议会也纷纷联电抗争，指斥袁政府"私借巨款"，"弁髦议会"，"以前清专暴所未敢出者，竟见诸民国之政府"。"凡有血气，孰不发指毗裂！"孙中山在借款成立以后，再次与汇丰银行交涉，要求停止向袁政府交款，同时向欧洲各国政府、议会发出呼吁："（袁政府）一旦巨款到手，势必促成悲惨之战争，……奉恳各国政府人民设法禁阻银行团，俾不得以巨款借给北京政府"，要求其取消对袁政府的借款合同。6月，国民党党部发表反对借款的宣言，驳斥了袁世凯所谓大借款已于去年12月获参议院通过的谰言，表示"但使共和制度一日尚存，则一日不能承认此违法签约之借款"。一时借款案成为激荡南、北风潮的重大事件之一。袁世凯因有重兵在握，又有列强撑腰打气，已决心发动内战消灭国民党，故对这次事件态度极为强硬，一方面亲自出马发表通电进行弹压，指斥国民党反对借款是"包藏祸心，思借端煽惑，倾陷我四万万人民共有之民国"；并对反对借款的皖、赣、湘、粤四省都督下令严加申斥，指斥他们反对善后借款是"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是"惟恐国之不亡，亡之不速"，又威胁说，都督是现役军官，"有绝对服从之必要"，今四省都督，"似此张皇宣告，荧惑人心，国事更将何赖？"企图用一纸申斥命令堵住四都督的嘴。另一方面又指使其军阀爪牙联合大骂国会反对借款是"不顾大体，无理取闹"，攻击国民党是唯恐世界不乱的"奸人"。进步党于5月底成立后，立即充当袁世凯的马前卒，指责国民党反对借款纯系一种"别有用心"的"手段"。5月30日，除国民党四督之外的17省都督和热河都统（当时共22行省）由黎元洪领衔致电国会，要求其放弃对袁世凯的斗争，批准善后大借款。就这样，一场反对袁世凯政府违法借款的政治风潮被平息了。然而此次风潮与"宋案"风潮一样，是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同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独裁势力政治斗争的反映，同时也是激起反袁的"二次革命"的导火线。当违法的善后借款终于得以实现，国民党看到一切"法律解决"的希望终成泡影之时，武装讨袁的方针也就不可逆转了。
《中华实业丛报》创刊
5月1日，《中华实业丛报》创刊于上海，月刊。发起人为吴稚晖、庄泽定、李经宜和汪文溥，主编为汪文溥。该刊是民国初年大型实业杂志之一，首期发行5000册，二期8000册，后各期发行量为千余册。
民国初年，随着帝制的覆亡和部分封建禁令的解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希望。不少文人纷纷开始鼓吹发展实业，实业杂志数量猛增。吴稚晖、汪文溥等创办了该刊。第一期《本报缘起》中说："民国既建，首患在贫，药贫之方，唯在实业。乃一年以来，工辍于肆，商滞于途，进步弗闻，转乃退化，特组织之未善，抑亦鼓之无方。同人谬抱杞忧，愿以笔为舌，为吾国实业界抽秘广思，辟途导线，创编是册，定名《中华实业丛报》。"其宗旨是搜集中外条约专章、剖析利弊得失，以唤起国民挽回利权；进行实业调查，探讨改进发展之策；介绍国外管理规章，完善团体组织，讲究制造之术，以利商战。目的是"请以世界之观念，谋吾国之生存；以刍荛之采揖，供当局之研究"。该刊注重实业调查，"本报以提倡实业为唯一宗旨。望海内各大工厂公司，各以组织内容，随时报告，藉资研究。其热心实业诸君，能以制造新法，或试验良规，调查见示，尤所欢迎。并当择优敦请人社，赞助编辑。实业发明，动关学说，倘有湛精理化、振聩发朦，更所崇拜。至海外贸易，挽回利权，尤为有益国家，并祈环球壮游巨子，不吝教督"。所调查内容，刊载于纪事栏内，这是该刊最有特色的栏目。
该刊调查的重心，围绕着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汉冶萍公司主权和轮船招商局局产划分三个大问题展开，这三件大事集中反映了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袁世凯政府及外国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该刊对三件大事的评论和报道，占全部社论和纪事内容的一半以上。
.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1912年底到1914年4月，袁世凯政府以"统一路政"为名，先后将鄂、川、湘、苏、豫、晋、皖、浙八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袁世凯的铁路国有推行得很顺利，除河南、浙江外，各省没发生抵制活动，除该刊等少数刊物外，舆论界没有给予猛烈抨击。汪文溥作为浙江抵制国有风潮的积极鼓动者，该刊成为抨击浙路国有的舆论阵地。在各省商办铁路公司中，浙江铁路公司资本最雄厚，经营最卓著，它的筑路成本最低，通车里程最长，是唯一能获取利润的商办铁路公司。因此，袁世凯政府实行铁路国有，各省商办铁路纷纷交归国有，而浙路公司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914年4月，袁世凯政府向浙路开刀时，该刊第12期发表了《浙路国有平议》的社论。质问袁政府："完全商办之硕果仅一浙路，宁忍必摧折以至于尽？况借款筑路，原以己办力不胜则求助于人，若其路已垂成，又何为坐令他人人室？"所谓浙路国有，实则为英国所有，路权丧于外人。"为大局计，不应令此路折人中英公司也。浙路之所谓国有，特过渡上之代名词，实则英有。政府及公司，未尝以此为讳。就国家一方面而言，有清之季以迄民国之初，几举全国之路，概以让之外人。"在浙路国有问题上，该刊还指责了著名的立宪派人士、浙江昔日保路运动的组织者汤寿潜。汤在清末领导了收回路权运动和保路运动，而且长时间地抵制了袁政府的借债筑路政策及其对浙路的攫夺。但汤最终被迫交出浙路时，引起了浙路公司内部部分股东的愤懑，汪文溥曾在股东大会上反对交路。当股东大会通过浙路交归国有的决议后，该刊谴责汤运动军警，压服股东，并披露汤等人与政府磋商的内幕，指责汤为卖路的罪人。
.汉冶萍公司的主权归属问题。汉冶萍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清政府倒台后，盛宣怀无力再维持对公司的绝对控制，引起了民国初年汉冶萍公司主权归属的纠纷。1912年初，避居日本的盛宣怀鉴于自己是公司的最大股东。清王朝亲贵奕勖、载泽、载涛等人在公司拥有大量股本，怕公司财产被临时政府没收，便与日本政府签订《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引起全国公愤。汪文溥与盛是同乡，又是支持盛的汉冶萍公司股东联合会的发起人，于是，便为盛洗涮开脱，该刊曾发表日人岛田久米太郎的文章，说中日合办草约，源于临时政府向日本筹商借款济急，责任在于南京临时政府，借以转移国人对盛的愤怒。中日合办风波过后，汉冶萍公司又陷入交归国有与维持商办的争端，卷入了鄂、湘、赣三省地方政府与之争权的矛盾之中。汪曾是汉冶萍公司国有主张的支持者。1913年3月，盛重掌汉冶萍公司大权时，汪又改变其主张，转而维护商办。1913年5月，热河都督熊希龄、江西都督李烈钧商议将公司归湘、鄂、赣三省全合办，该刊抨击熊、李借用外债以解决汉冶萍旧债问题的设想，而当盛宣怀向日本大举借债时，汪又支持盛的借债举措，该刊宣称公司"今日之计，舍急进筹款无他策；急进筹款，舍借外债无他策"。同时反驳反对借款的舆论。
.轮船招商局局产划分问题。1912年，实业界名不见经传的广东人刘问刍宣布组织了一个新公司，欲以800万元收买轮船招商局的全部财产，舆论大哗。对新公司的背景猜测纷纭。该刊披露刘仅为新公司的代理人，其背景为宋教仁、于右任等国民党要员，并认为国民党人收买招商局是为了以局产向外国银行抵押巨款，它警告说："若轻掷已成之局，贸为抵押之品，甚或潜相引渡，人方为虎，我方为伥，则直蓄心破坏，可以实业界公敌视之。"
新公司收买招商局未果，但引起了招商局划分局产、填发新股票等内部变革。招商局股东为防止他人效法新公司的办法，以高于股票价值，低于局产实际价值的价格收买局产，便于全部局产重新审查估价，于本局之外另设积余公司；同时，填发新股票，使股票价值相当于局产的实际价值。该刊发表文章支持招商局的改革。
招商局的变革引起袁世凯政府的干涉，交通部命令公司取消新股票，引起股东愤懑。舆论界又纷传政府欲将招商局收归官办，实行航路国有。为此，该刊发表社论，指责交通部的干涉，说设积余公司，填发新股票，完全是"公司执行营业内部应办之事，议决于董事会，通过于股东大会。乃政府之一部可以命令取消之作为无效。此真五洲万国所未有之创举也"。认为航路国有，目的在于动用国家强权，攫夺招商局已有之利。
由于袁世凯政府强行将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对汉冶萍公司和轮船招商局存有攫夺之心，使汪文溥等人对政府的实业政管和国豪实业前涂感失望，他们期望共和改制，国民一体，实业会兴旺发达，但袁政府却严酷剥夺商民，束缚实业发展。以鼓吹实业为己任的该刊，也无存在的必要了。因此，1914年9月，该刊发表了《本报临别赠言》："诸君犹忆本报开始出版宣言书乎？‘请以世界之观念，谋吾国之生存；以刍荛之采辑，供当局之研究。’诚以吾国为全球实业之天府，呼吁而鼓吹之为有藉于笔与舌也。虽然，一年以来，本报所希望于国人者日益勤，而国人所以应本报之希望者日益懈。进而推求其故，则国人固不任受其咎。所以致此，有根有源，而实业界遂现一大怪象。吾为此惧，将欲善刀而藏，请更为禹鼎之铸。"政府政策"循是不变，吾国宁特实业无幸而已，亡国灭种，翘足可待。吾见衮衮诸公，将欲求为犹太亡奴，供人鱼肉而不可得也。本报亦何必以覆瓿之文，取厌读者之耳哉。敬从此辞"。该刊宣告停刊。
进步党的组成
5月29日，梁启超、汤化龙联合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组成进步党，目的在于反对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多数席位，拥护袁世凯独裁。
三党合并，梁启超起了重要的作用。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仍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提出所谓的"虚君共和"制，但他的主张一出笼就失去了市场，共和民主成了不可阻遏的洪流。梁启超便积极谋求与袁世凯结盟，"以造成一大党"，来对抗同盟会。1912年2月梁致书袁世凯，献策说："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要袁"求之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有政治思想者"建立一个大党。袁回信称"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随后，梁启超在日本一面指挥国内的信徒汤化龙、孙洪伊等人积极联络，欲将立宪派的政党政团合并为一大党，一面疏通活动各方，为其回国作准备。因立宪派间的门户成见过深，合并一个大党的愿望落空，梁回国准备进展顺利。云南都督蔡锷、副总统黎元洪先后通电欢迎梁回国，在汪精卫的疏通下，同盟会要人张继、刘揆一电请梁回国"共济时艰"。袁世凯也电邀梁回国。于是梁自日本动身，10月8日抵达天津。
梁回国后，着手筹组共和党与即将成立的民主党合并，10月中、下旬，梁奔波于京、津之间，与袁世凯密谈，与两党要人洽谈。在民主党举行的欢迎会上，梁演说称："当日法国大革命之时，亦分急进、渐进两派。急进派以人而分三派，渐进派亦复分为两派。急进派之相互残杀，故无论矣，即渐进派之两派亦不肯联合，为急进派所利用，挑拨离间，使之时相水火，以杀其势。及国会选举后，急进派乃一一收拾之，使渐进派中两派重要之人皆登断头之台，……此其故岂不可深长思乎？"道出了梁急于合并立宪派政党的真实目的，是要对抗所谓的急进派国民党。
梁的活动对于急欲利用共和党、民主党等立宪派政党来对付国民党的袁世凯来说，是求之不得。梁一到天津，袁世凯即"约早入京"，梁人京后，袁对梁"月饷三千"，赠住宅一座，还应允合党后提供经费20万元。在梁的努力下，共和、民主两党很快谈妥合并，决定以黎元洪为新党总理，梁启超为协理，张謇、伍廷芳、那彦图为干事。对此，梁得意地说："共和、民主两党大约两旬后联合成立。两党员皆有‘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之意，选举胜利可期。然自兹以往，当无日不与大敌相见于马上，吾则必须身先士卒也。"
但两党合并非像梁想象的那样顺利实现，而是波折迭起。一方面两党中立宪派间的历史积怨难消，一方面国会选举在即，两党都企图利用选举扩张党势，以争取在合并中占优势，合并热情减低。民主党更消极，甚至公开否认合并，称合并"皆无稽之谈"。1913年3月，国会选举揭晓后，国民党取得多数席位，合并问题被再次提出，在梁启超的主张下，又吸收了统一党，由两党变为三党。协议的结果，决定以袁世凯为总理，黎元洪、梁启超为协理，初步拟定了政纲。但这次合并未能如愿以偿。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与梁启超均受到国民党的怀疑。因此，袁世凯担心由他任党魁不利三党合并，提出"不居总理地位"。又因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合并后的干部人选问题上存在分歧，使合并再次搁浅。
年4月8日国会开幕后，立即形成了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一方，国民党为一方的两军对垒局面。在4月12日两院讨论议长选举细则的预备会上，国民党占了上风，使三党认为"三党分立，实非所以制胜于议会"。袁世凯也因宋案真相日益暴露，急需三党合并，以抵制国民党。于是，三党合并的步伐加快。4月16日，在三党举行"恳亲会"上，梁启超演讲说："三党在国会中联合尚居少数，此种现象极为危险，外界之原因姑不论，内部之团结亦未能巩固。故院内之失败，第一乃由三党分立之故。……三党所持主义足以救国，几为天下公言，而何以危败之象日有所闻，此实由三党之联合近于联军也。"会后经过磋商，由孙武、丁世铎、林长民、王赓代表三党正式签订了并党协议。在磋商中，民主党提出以汤化龙为众议院议长，增加蒲殿俊为理事，统一党提出王印川为理事，引起共和党人不满。5月15日，三党议员、职员举行会议，讨论了章程及成立大会筹备事宜，28日，选举新党本部职员，29日，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宣告进步党成立。
进步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为理事，另设名誉理事20余名，多为各省都督，本部设在北京，分政务、党务两部，分别由林长民、丁世铎任部长。进步党成立后，各地原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的支分部分也合并为一。三党的报纸如《天民报》、《大共和日报》、《庸言》、《时事新报》、《天铎报》等，便成为进步党的宣传喉舌。
进步党的政纲是：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和平实利。进步党认为，"吾国政治之所以不上轨道者，自有其故。其一，腐败官僚不能上政治轨道者也。其二，人民中少数暴徒不能上政治轨道者也……是以吾人一方面当设法排除暴徒，而一方面尤当设法排除腐败官僚"。在"暴徒"与腐败官僚之间，进步党认为"暴徒"是"祸国最烈之派，"要"注全力以反抗"，对腐败官僚则"不得不暂时稍微假借"。这就是进步党错误的政争策略。尽管进步党也主张政党政治、责任内阁，表示要对袁世凯进行监督，但它的错误的政争策略却使它成为袁世凯打击民主力量、推行独裁专制的工具。当时的《盛京日报》曾指出，进步党所主张的"国家主义""素为袁总统之政见，屡为报界露布，夫人知之矣。换言之，即所谓总统得有特权，任意任命内阁员，不须议会协赞，以组织强有力之政府是也"。
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后，党势却有扩张。特别是在众议院内，几与国民党相埒。但是，进步党却未如梁启超等人预想的那样巩固。还在筹备合并中，民主党的李庆芳等人即以"三党合并不能如愿以偿"为由单立门户，发起组织了两院议员同志会。合并后，原统一党中也有人认为"统一党为王某所卖，秘密签押"，酝酿复活统一党。不过，较大的危机则是部分共和党员的重新"独立"。
在三党合并中，民主党屡次推翻成议，增加条件，招致共和党中部分人的不满，张伯烈、郑万瞻、胡祖舜等人尤为反感。进步党宣言及章程公布后，民主党又提出增加蒲殿俊为理事，张伯烈等人强烈反对，但共和党本部仍同意民主党的条件。于是张伯烈、郑万瞻、胡祖舜等11人发表通告，宣布不承认合并，理由有三：（1）民主党违约，有小党吸收大党、少数吸收多数的野心；（2）共和党最后讨论合并的会议出席者仅50余人，不足半数，表决无效。强行通过并党决议是"政党专制，蔑视党员"。（3）黎元洪及共和党鄂支部先后致电北京本部，请照原定条件合并，但本部匿电不宣。不久，张伯烈等人再次发表宣言，宣称重新独立的共和党处"第三党"地位，既不做推翻政府派，也不做拥护政府派，"对于社会，仍为和平稳健之主张，对于国会，则为两派极端之中立"。
部分共和党人的重新独立，并非宗旨的改变，只为分赃不匀。新共和党与进步党一样，支持袁世凯，抵制国民党，同样为袁赏识。党费除了由袁拨发外，黎元洪、胡景伊等人也给予经济支持。民初众议员韩玉辰曾说，新共和党"别无党纲，拥袁到底，在两院活动中比进步党尤为卖力，弄得进步党首领汤、梁诸人啼笑皆非"。
二次革命中，进步党积极拥袁、为虎作伥。江西独立后，进步党开会，"表决此种举动为破坏国家之乱党，应以国家之力设法平复"，并通电全国："中央政府为全国所公立，临时大总统为人民所公举，叛徒之反抗，非反抗一、二私人，乃反抗我中华民国。……务乞群公、海内君子，明辨是非，先事图维以镇人心，有效逆者当共殛之。"进步党众议员汪荣宝、王敬芳等人称国民党的军事反袁是"背叛民国，为四万万人民之公敌"，要求袁"以最严厉之方法为适当之处分"。进步党一面积极配合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一面积极为袁窃取正式大总统职位而出谋划策。二次革命爆发后，部分国民党议员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离京南下。7月23日，在袁的指使下，北洋军警在公余俱乐部捕走议员数人，引起了在京国民党议员的恐慌，不少人准备离京出走，这一事件发生后，梁启超两次致函袁世凯，告诫他"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唯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今最要者，乘此时机，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然后国本始固。而欲达此目的，则以维持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为第一义。现进步党已从各方面极力设法，尤望大总统更将尊重国会之意一为表示，或用命令，或谘两院议长。使宣明此意，以释谣诼"。袁对梁的建议心领神会，很快就将被捕议员释放，并表示"只问顺逆，不问党派，虽在戒严，不得乱捕"。这一招术确有效果。"国民党平和派仍主集会，不离京。"与此同时，进步党对国民党分化瓦解，"或吸收以入本党，或建设小团以容纳之"，事实表明，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过程中，进步党帮了大忙。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后，进步党的作用消失，它便被弃置了。
李烈钧湖口起义
3月20日，国会开会前夕，袁世凯派人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又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孙中山看清袁的反动面目，从日本回国，力主武装讨袁，但因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未能及时发动。袁世凯却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是不服从中央，便设法排斥。6月9日，袁在做好了政治、军事准备以后，指责李烈钧"不称厥职"，悍然下令罢免李的江西都督职务，任命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任命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贺国昌为护理民政长，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官。李烈钧，字协和，江西武宁县人，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学习，1904年被选送日本学习陆军，1907年经张继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1910年回国后任江西新军管带，后到云南，先后任讲武堂教官、后备道提调等职，九江光复后，被推为九江军政分府参谋长，策动北洋舰队部分军舰起义，被举为安徽都督。旋参加保卫武昌，任五省联军总司令。1912年出任江西都督后，坚持革命立场，与袁坚决斗争，被誉为民党急先锋。李烈钧被罢免，成了二次革命的导火线。
当时孙中山竭力主战。张继及马君武、邵元冲、白逾恒四人到赣，动员李烈钧讨袁。但李烈钧鉴于他的同盟反袁的主张得不到响应，顾虑重重，无意起兵讨袁。6月15日，李烈钧卸职离开南昌前往上海。路过湖口时，九江一线的军官们向他建议讨袁，但李烈钧说："外面局势实在闹不清楚，到上海后再和孙、黄诸要人商议，并询各省意见，再行发动。"6月19日，李到达上海时，孙中山已离沪赴澳门。
在李烈钧离开南昌的当天，欧阳武致电黎元洪，表示拥护中央。旋即就任江西护军使，并根据黎的要求，代理江西都督。6月18日，欧阳武从九江赶赴南昌，20日接管都督印信，履行职权。欧阳武上任后，开始破坏李烈钧的备战体制；下令"取消军政司，裁撤总务厅，停止征兵，解散兵站"，将前沿部队撤回江西腹地。这是李烈钧草率卸职离赣所造成的恶果。
在李离赣的前一天，即6月14日。袁世凯撤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任命陈贻范、胡汉民为西藏宣抚使，任命陈炯明为广东都督，陈昭常为广东民政长。胡汉民于16日通电接受任命。
广东局势很微妙。革命党人指望陈炯明起兵讨袁，而广东高级军官们则希望倒向陈一边，双方都希望早日接任都督。陈进退两难，即害怕讨袁失败，又害怕被袁利用。6月16日，陈向袁提出高价："（1）中央政府须即汇款二千万元，以为收回地方纸币之用；（2）不得任命政府私人为粤省护军使及民政长，从中牵制一切；（3）如政府为一时权宜计，暂以炯明充粤督，则不如速去。"如此高价袁难以接受。
月20日，孙中山抵达香港、澳门。22日，胡汉民偕汪精卫离粤赴港。孙中山遂约见陈炯明，"征得陈炯明对四省独立，广东同时宣布的同意"。7月4日，陈接都督任，调集军队，准备独立。
赣、粤两督的罢免，使革命党内武力讨袁的呼声高涨。黄兴着手规划倒袁的实际布署。他把行动的方向定在湖北。湖北著名革命党人詹大悲、王宪章、季雨霖、王华国、熊炳坤等在黄兴支持下，纷纷回鄂运动，前军务司长蔡济民也密谋内应。黄兴又派宁调元、熊樾山前往联络，敦促起义。正当湖北革命党人广泛联络，准备起兵之际，先前发动上海制造局之役的柳人环、文仲达、卢汉生被解赴湖北，并于6月23日转解北京。途中，文仲达变节招供："起义机关在汉口《民国日报》馆。"24日，黎元洪饬令军警会同法租界巡捕查封《民国日报》馆，搜获文件布告多件，逮捕曾毅等4名报馆编辑。负责起义全局的詹大悲，看到机关被破，急令起义部队于25日夜于南湖集合暴动。但还没发动便流产了。翌日，宁调元、熊樾山在汉口德租界被黎的军警会同德租界巡捕逮捕。是日晚，詹大悲鲁莽行动，到处派人纵火，但一事无成。仅驻扎天门、潜江一带的章裕昆一营于25日夜如期起义，因孤立无援而溃散。事后，黎元洪大肆搜捕、屠杀。湖北革命党人被摧残殆尽。
月底，孙中山由港回沪。此时，各省的空气依然沉闷。孙中山召集军事会议，力促陈其美在上海独立。章梓在南京倡议，派朱卓文前往南京运动第八师的营连长赞成起兵。但谁也不敢先发。于是，孙中山、黄兴宴请李烈钧，动员江西起兵发难。席间，李"意气自豪，谓各省如能响应，赣事尚可为。中山极力怂恿，并以南京情形告之，李遂告奋勇"。当时，江西第一旅旅长林虎派团长李思广到上海向李烈钧及在沪的革命党人汇报了江西军队斗志高昂的情况，李烈钧决心发难。他令李思广赶速回报："皖、宁、湘、粤均倚戈待命，若吾赣发难，一星期间各省即可响应，并出援军。"并密电赣中将领准备起兵。
当革命党人准备发动二次革命之际，袁世凯也在积极布署兵力，抢占江西的战略要地。7月5日，北洋军队在李纯率领下，开赴九江，与林虎所部仅距数里，南北两军虎视眈眈，战事一触即发。7月6日，袁世凯又派兵南下进驻上海制造局，在南方腹地插进一把尖刀。
决战即将来临，但革命党人还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和统一的指挥。本来，赣、皖联盟反袁，但柏文蔚认为大势已去，意志消沉。6月30日，袁世凯任命柏为陕甘筹边使，解除了他的安徽都督职务，任命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署安徽都督。柏拒绝了新任。安徽革命党人要求柏即时起义，他没有同意，也未赴沪参加军事会议。上海革命党人派龚振鹏回安徽策动反袁。7月6日，孙多森到安庆上任，安徽革命党人策划杀孙未成。柏文蔚竟在临战之际，于7月10日由安庆赴南京，"闭门谢客，藉以休息"。
月8日，李烈钧悄然抵达湖口，部署起兵事宜。但无法掌握他的基干部队。他的有战斗力的老部队，即一师二旅三团当时被分割部署在九江、南昌两地，且被敌牵制，无法运动，他只能以九、十两团为基干力量。又调集辎重、工程两营，以湖口为基地，设立讨袁军司令部。9日晚，李烈钧电告欧阳武及江西各机关，"鄙人免官赴沪养疴，忽闻北军人赣，愤不欲生，现已回赣效力"。欧阳武竟严词答复："此间皆不主战，请君速速返沪。否则，武即会同北军夹攻湖口。"并派代表三人劝李离境。李对代表说："烈钧亦知南雷（欧阳武字南雷）素主和平，但烈钧已到此，决无返沪之理。请为南雷言，好则回头见，否则来生见可也。"李烈钧以生死的抉择示意欧阳不得阻挠起义。
日，李纯得悉李烈钧已占领湖口。十一混成旅旅长马继增急报林虎正向九江开进，要求通过北军防地。李纯向京、鄂急电请援，袁世凯遂命黎元洪调拨海、陆各军迅速增援，令欧阳武"严束所部，勿受乱徒指挥"。欧阳武得悉李烈钧执意讨袁，企图调集两团兵力进攻湖口。但军队已不听他指挥，他的部下原是李烈钧旧部，支持革命。江西革命党骨干分子俞应麓控制了南昌的局面。欧阳武于11日晚上召集民政长、各司司长、都督府顾问、各报馆主笔、各公团各党派领袖开会，宣布已无调遣军队的能力，提出辞职，大家要他维持南昌秩序，才勉强留了下来。
同日，李烈钧密电委任林虎为讨袁军左翼司令，指挥一、二、七团攻击沙河、十里铺一线北军；任命方声涛为右翼司令，指挥三、九、十团攻击九江城南金鸡坡炮台北军；任命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当晚，林虎向所部下达了攻击令。12日拂晓，林虎所部向沙河北军侧翼发起猛攻，林军另一支向十里铺前进，企图包抄敌军。二次革命战争终于打响了。
在湖口，李烈钧令要塞鸣炮，宣布独立，并发布讨袁檄文，谴责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号召"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7月13日，江西省议会开会，推举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都督，贺国昌为省长，俞应麓为兵站总监。唯欧阳武称病不出。这样，江西首先举起了讨袁大旗。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独立，18日，陈炯明在广东独立。随后，陈其美在上海攻江南制造局，福建许崇智、湖南蒋翊武和重庆熊克武亦率部分军队独立。袁世凯以江西、南京为进攻重点。江西方面，湖口的讨袁军，遭北洋军的水陆夹攻，于7月25日败退。8月18日北洋军攻陷南昌，占领江西。9月1日，袁军张勋部攻占南京。上海的陈其美等已在8月13日弃吴淞炮台而去，安徽的柏文蔚也被袁军所逐。随后，其他各地相继取消独立，不到两个月的"二次革命"归于失败。袁世凯乘军事胜利，解散国民党，孙中山再次逃亡日本。
民义社反袁
民义社是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时期，流亡日本东京的革命党人组织的秘密反袁团体，以湖南人居多。1913年底，以湖南革命党人王道、邹永、刘白等为首组成民义社，以"恢复真正共和，殄除国贼，制造良善宪法，保存固有领土"为宗旨。该社不设首领，只设正、副理事二人主事，党务分总务、财政、军事、外交、文事五股，孙中山曾想将该社变成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派人进行会商。但因计划不合，该社不肯人中华革命党，但两党党员却有交叉。
年春民义社党人李国柱毁家纾难，联络同志运动军队，号召反袁。6月14日，该社发动郴、桂起义，树起讨袁大旗。义军先后攻取桂阳、宜章、临武、永与、末阳、嘉禾等县，声威大振。袁世凯连忙调集广东、江西、湖南各省兵力合围，义军与袁军展开激战。坚持月余，终因孤军奋战，寡不敌众而失败，该社党人有几十人殉难。同时，该社王道、刘国春等人设在湘潭太和栈的秘密起义机关也被袁的密探侦破，党人遇害者先后达200余人，损失惨重。
民义社受挫后，王道、李国柱等人汇，聚上海伺机起义。因起义力量不足，他们决定赶制炸弹，遣党人到各省实行暗杀，但暗杀很难成功。执行暗杀工作的党人多因事泄而牺牲。但民义社并不气馁，反袁斗志更高。一些志士纷纷加入民义社，该社的力量有所壮大。
年初，日本利用袁世凯想称帝的心理，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民义社在上海与另一革命团体少年再造党卢佛眼等人联合发起救亡会，抵制日本的侵略要求。5月，创办《救亡报》，发布《告国人书》，揭露袁世凯卖国求荣的嘴脸，鼓吹欲救国亡，在速倒袁，反响强烈。袁世凯对民义社恨之入骨，派人强行封闭了《救亡报》社。帝制丑剧公开上演后，民义社决心在上海举事，反对帝制复辟。9月10日，该社派党人炸毁袁世凯爪牙设在上海的专门鼓吹帝制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报》报馆，并遣党人突袭闸北警察署，击毙警察4名，革命声威大振。不久，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该社党人决定重返湖南起义，驱逐祸湘袁党汤芗铭，配合护国军的入湘战略。欧事研究会对民义社义举大力支持，资助其开展革命活动。
年2月21日，民义社杨王鹏、金东舒等人率义军在长沙发难，攻打汤芗铭的都署，攻至辕门展开激战。由于民义社原来运动的军队突然倒戈，反过头来助汤军攻打义军。该社党人惊慌失措，起义失败，杨王鹏等数十人殉难。4月15日，民义社党人彭泽鸿、彭达等在平江县举事，攻占了县署。湖南各地的民义社党人纷起响应，数日之间反袁倒汤的斗争烽火遍布湖南。汤芗铭躲在长沙城固守待援。此时护国战争已全面爆发，各路护国劲旅驰骋疆场，打得北洋军招架不住，无力派军队到湖南为汤解围，汤芗铭变换花招假装同情护国，对外宣布湖南独立，借以托延时间，观战待变。民义社党人借机运动湘中反汤的军人逼迫汤去职离湘，但汤仍赖在湖南不走。形势对汤愈加不利，外有程潜所部护国军与汤军战于湘潭道林，内有各路民军"驱汤出湘"的斗争，汤芗铭已无机会东山再起，7月6日，汤乘夜色匆忙遁逃出境，湖南战事遂告完结。民义社为驱汤奋战半年，牺牲惨重，但驱汤出湘获得成功。
民义社革命党人沿袭过去单纯军事冒险的方法举行暴动，缺乏广大民众的支持，在对袁斗争中损失惨重，并未取得大的成果，但他们忧国忧民，反对帝制和拥护共和的斗争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组织的湖南起义，也为护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一定的贡献。
二次革命
3月袁世凯制造的暗杀宋教仁案件，使原来对袁世凯怀抱幻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受到了血的教训，很多人开始从"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幻梦中惊醒过来。诚如宋教仁被刺前所说："脱（若）不幸而余被刺死，或足以促进吾党之奋斗，而缩短项城（即袁世凯）之命运。"最先觉悟的是孙中山，他在日本得知宋被刺后，悲愤异常，立即返国，26日到达上海，当晚即与黄兴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认为："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国民之付托"，"宋案证据确凿，人心激昂，民气奋发，正可及时利用"，力主武力讨袁。并提出"联日"、"速战"的主张，打算在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安徽五省同时起兵，先发制人，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以黄兴、陈其美为代表的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则认为，革命党方面"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所以坚持听候法律解决。还有的国民党人主张对袁世凯须"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即"欲以暗杀袁世凯，省事免牺牲"。国会中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则主张联合进步党人，依据法律，进行倒袁活动。双方争论激烈，孙中山反复说明："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但拥护孙中山武力倒袁主张的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钧等少数人。
正当国民党内部争论不休之际，袁世凯积极筹备军力，决定与国民党兵戎相见。为了筹集战费，未经国会正式讨论，即于4月26日，也就是"宋案"公布的当天夜里，袁世凯政府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条件极为苛刻、数额为2500万英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在财政上得到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5月1日，任命段祺瑞为代理内阁总理，确立"战时内阁"体制。6日，下达"除暴安良"令，矛头直指国民党。6日和15日先后召集紧急军事会议，确定了对国民党控制的湘、赣、皖、苏四省用兵计划，决定以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率第二、第六两师及毅军驻豫、鄂边界，进攻江西，并防制湖南；以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率第三师及张勋、雷震春、倪嗣冲各部，分别由津浦路与河南两路向苏、皖推进。同时，袁世凯还从政治上进一步集结反革命势力，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160万元作活动经费，促成拥袁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联合，以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5月29日，三党正式合并，拼凑成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张謇等为理事的进步党，在国会中与反袁的国民党相对抗。在完成上述一系列反革命部署后，袁世凯正式与国民党摊牌，于5月21日，发出"传语国民党人"的最后通牒："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在袁世凯的猖狂进攻面前，国民党内部仍不能形成统一意见。对于非法的"善后借款合同"，举国哗然，纷纷反对，而部分国民党领导人仍然幻想依靠国会、依恃法律解决。孙中山则认为，在袁世凯的淫威之下，"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欲求解决之方，惟有诉诸武力而已矣"。但这个正确意见竞不能为多数国民党人所接受。在国民党主持的南方各省实力派当中，除江西都督李烈钧支持武力讨袁政策外，其他各省意见纷歧，莫衷一是：湖北虽称首义之区，但已为黎元洪所把持，黎甘心附袁，成为袁世凯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帮凶；湖南都督谭延闽"态度游移畏葸，军队亦不和"；安徽都督柏文蔚态度与谭延闽接近，部下也不一致；南京方面自留守府撤销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以依违两方为务"军队中，中下层军官较积极，上层多采取观望态度；广动都督胡汉民与陈炯明争权，内部不和，力主法律解决。万般无奈，孙中山只好以个人名义，命广东都督胡汉民首先发难，在广东宣布独立，胡以"时机未至"拒绝；又命陈其美在上海宣布独立，陈则以"上海地小，难与之抗"为理由，不能赴命。孙中山非常气愤，想亲自到广州主持武力讨袁，又被党内同志阻止。由于国民党内在讨袁问题上步调不一，举棋不定，一误再误，以致错过了发动讨袁战争的良好时机，造成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在国民党与袁世凯对峙之际，一批旧立宪党人，如张謇、赵凤昌；接近国民党的旧官僚，如岑春煊、李经羲、伍廷芳、王芝祥；已投靠了袁世凯的老同盟会员，如汪精卫、孙毓筠、胡瑛；以及一批颇具影响的知名人士，如谭人凤、蔡元培、章士钊等，曾试图进行"调解"。5月4日，谭人凤、岑春煊、王芝祥等10人致电袁世凯，提出引渡洪述祖、赵秉钧出庭对质；大借款提交国会通过；政府不得干涉宪法的制订等项作为"南北妥协"的条件，袁世凯回电一口拒绝。5月下旬，谭人凤、王芝祥、伍廷芳和岑春炫的代表蓝建枢等到京，分别面见袁世凯。袁绝口否认有违法情事，并声称："今日非调和南、北问题，乃系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问题。""宋案候法庭裁决，借款听国会解决，国会议决要如何便如何，我何违法之有？"态度非常强硬。6月初，汪精卫、蔡元培从国外回国，立即参与"调解"活动，提出如下几项妥协方案：（1）国民党仍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2）袁世凯暂不撤换皖、赣、粤、湘四省国民党都督；（3）坚持宋案法律解决，而追究罪名仅至洪述祖、应桂馨为止，不再向上追究。这个妥协方案，实际上意味着向袁世凯屈服。但即使如此，仍不能为袁世凯所接受，袁决心以武力消灭国民党。6月9日，袁借口李烈钧反对善后借款是不服从政府，悍然下令撤销其江西都督职务；14日和30日，又下令撤销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职务。李、胡、柏三督是当时国民党握有实力的重要人物，袁世凯撤免三督是向国民党进攻的开始。
月初，孙中山在上海再次召开军事会议，黄兴等为大势所迫，放弃"法律解决"的主张，一致决定兴师讨袁。李烈钧在孙中山支持下决心返江西兴兵讨袁，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人也表示将举兵响应。自袁世凯免国民党三督职务的命令下达后，北洋军李纯部已于7月5日开赴九江，在沙河镇与原李烈钧部下林虎部发生冲突，林部被迫退往湖口。当李烈钧8日自上海潜抵湖口时，李纯部已兵临九江城下。12日，袁世凯任命李纯为九江镇守使。同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并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讨袁檄文，正式兴兵讨袁。檄文揭露袁世凯"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等罪行，宣布以"保卫共和，驱除民贼"为目的，指出赣省之战，是"反对专制"的正义战争，号召国民"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还向各属及人民通电宣布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袁世凯；二、巩固共和政体；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财产。"当天拂晓，李烈钧讨袁军向沙河北洋军发起猛攻，"二次革命"正式爆发。首先起而响应的是南京。7月14日夜，黄兴潜往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15日率南京高级将领迫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黄兴被程任命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随即以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发出通电，宣告："法律解决，既经无效，仍不得不诉之于武力，作最后之解决。"又发布"督师文"，表示决心率"吊民伐罪"之师，"努力驱驰，不除袁贼，誓不生还"。此后，徐州、镇江、无锡、常州、苏州、松江、清江等地相率竖旗独立。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被举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18日，上海宣布独立，陈其美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同日副都督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19日，福建宣布独立，以许崇智为讨袁军总司令。25日湖南都督谭延阎被迫宣布湖南独立。8月14日，川军第三师师长熊克武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在重庆宣布独立。革命党人张百祥在川西组织讨袁军，自任全蜀民军总司令。21日，袁世凯发布了一个千余言的公报，宣布"讨伐令"，诬蔑李烈钧等"破坏民国统一"，扰害地方治安，并声称：政府为"整肃纪纲，维持国本"起见，"不得不以兵力勘定"。孙中山先生是"二次革命"的领袖和策动者，他在袁世凯发布"讨伐令"的次日，即致电袁世凯，痛斥其刺杀宋教仁、非法签订"善后借款合同"等罪行，指出袁氏"舍辞职外，决无他策"，"为公仆者受国民反对，犹当引退，况于国民以死相拚；杀一不辜以得天下，犹不可为，况流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又警告说："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人，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同日发表《告全体国民宣言》，并向北京参、众两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官等发出通电，号召"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共同敦劝袁世凯"早日辞职，以息战祸"，若袁氏"执拗不听"，"必欲牺牲国家与人民以逞一己之业"，则应同仇敌忾，奋起讨袁。电文表明孙中山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誓与袁世凯一决雌雄的坚强决心。
"二次革命"开始后，南方七省区相继独立，表面上一时颇有声势，但双方力量对比，袁世凯军事力量明显地占有优势。江西和南京是袁世凯进攻的两个主要目标，也是"二次革命"的主要战场。7月12日晨，江西讨袁军林虎部以一团兵力猛烈攻击沙河北军的左翼，首先打响了战斗。讨袁军初战取胜，毙伤北洋军120余名，占领沙河。但很快北洋军增援部队赶到，大举猛攻，相持10余日。23日晚开始，北洋军兵分三路，大举进攻湖口，讨袁军曾顽强抵抗，终于抵敌不住，不得已放弃湖口，25日湖口失陷，李烈钧败走。8月18日南昌陷落，江西讨袁军失败。江苏方面，黄兴到南京后，遇到军队不听调遣、军饷无着等种种困难；程德全一宣布独立，马上逃到上海，不与黄兴合作，所以讨袁军很快失败，被迫放弃徐州、蚌埠，退守浦口。7月25日，程德全公然声明南京独立的一切电文都是黄兴借用他的名义发出的，并诬称黄兴曾向他下跪，乞求其宣布独立等情，要求黄兴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又于28日向南京军界发出取消独立的密电，并令捉拿黄兴。黄兴原拟死战，受此打击，怨愤万分，竟企图自杀，经部下规劝，于当日夜乘日轮离宁赴沪，转赴日本。次日，代理江苏民政长蔡寅等宣布取消独立；8月8日国民党员何海鸣在南京发动兵变，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再次宣布独立，但仅6小时即被已经投敌的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冯国璋女婿）拘禁，很快又被下层士兵所释放。11日，何海鸣第三次宣布南京独立，奋力抵御袁军，直坚持到9月1日，南京终于被张勋、冯国璋所率北洋军攻占。南京城陷后，北洋军纵兵抢掠三日，使南京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在南京保卫战期间，讨袁军各个战场纷纷失利。安徽由于第一师师长胡万泰为袁世凯所收买，于8月7日取消独立；上海陈其美于8月13日放弃吴凇；同日，福建、广东、湖南也自行宣布取消独立；9月14日，熊克武在重庆失败，讨袁军失去最后一个据点，"二次革命"至此完全失败。
"二次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保卫民主共和制度的战斗，虽然很快遭到失败，但它仍然是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一次冲击。"二次革命"的历史证明了单纯通过议会斗争的途径以取得政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二次革命"的优点在于它继承了辛亥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即使未能取得胜利，却使革命的火种得以保存，为今后革命的复苏和发展准备了条件。"二次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仍然是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民国成立以来，他们一再忍辱退让，期望用调和妥协的方法来换取袁世凯的善意，维持一个所谓共和的局面，结果只是更加涣散了自己的阶级队伍和战斗意志，以致在推翻清朝后，整个资产阶级即迅速"转向为背"，抛弃革命，渴望稳定、和平，要求兴办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使革命民主派失去本阶级的支持，不堪封建势力一击。兼之革命党人和讨袁军方面未能形成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和统一的军事指挥中心，思想分歧，内部涣散，意志不能统一；战略上各自为战，步调不一，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忽视与人民群众斗争的配合，形成单纯军事冒险等等具体原因，"二次革命"的失败不可避免。
交通系
交通系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派别，但它既无正式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机构，也无宗旨、政纲，更无具体的政见。它人数不多，没在政坛上有过多少直接的政治表演，但对这一阶段的政争与政潮演进却有影响。
交通系的形成是与清末铁路事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帝国主义展开了对中国路权的争夺，投资筑路。清政府也开始借款筑路。到1911年清亡为止，中国已有铁路9600多公里，因管理路政的需要，清政府于1905年设立了铁路督办大臣，次年设立邮传部，并设了铁路总局，梁士诒任局长，叶恭绰佐理局务。清末的轮、路、邮、电四政中，铁路的收益最丰厚，梁士诒也因此获得"财神"的称号，权势日重。1907年，梁奏请设立了交通银行，经理四政收入及铁路借款，梁的权势进一步膨胀。到1911年，铁路总局管辖的铁路有京汉、京奉、京张、沪宁等11条。梁利用其对路政和交通银行的把持，大批安插亲信，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形成了以梁士诒、叶恭绰、朱启钤、龙建章、关赓鳞、赵庆华等人为核心的一股势力，这便是交通系的起源。
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梁士诒成为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积极参与者，他不但参与筹划，还直接参加北洋势力的逼宫活动。因为梁为袁篡权立了大功，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即任命梁为总统府秘书长。1912年5月，梁出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叶恭绰为副经理。交通系权势急剧扩张。1912～1916年，梁两度代理财政部务，周自齐两次出任财政部长，朱启钤连任三届内阁的内务总长。
交通系是袁统治的财政支柱。梁把持的交通银行享有代理国库、发行钞票的特权，交通系竭力为袁效力。1913年，善后大借款后，梁代理财政部务，发行国内公债2500万余元，提出国币条例，统一国内币制，将全国铁路统归交通部管理。这些活动为袁独裁专制提供了财政基础。1913年9月，在袁的授意下，梁士诒、一叶恭绰等人发起组织公民党。公民党的成员主要是交通系政客，交通部的职员几乎全数加入。公民党完全是袁的御用党，它的全部活动就是使袁尽早当上正式大总统。袁当上了大总统，公民党便无形解散了。
交通系把持财政、干预外交，各省军政要人进京活动也要走梁的门径。引起了袁手下一批官僚政客的不满，袁对交通系渐生疑忌。袁在登基仪式大总统宝座并解散国会后，便开始削弱交通系的权力。1914年5月，袁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取消了总统府秘书长一职。将由朱启钤兼任的交通总长职位给予梁敦彦，将周自齐由财政总长改任农商总长，不久，在梁敦彦的压力下，叶恭绰又辞去交通次长职务。交通系有几十人被免职或改任。1915年6月，袁世凯指使亲信发动铁路大惨案，叶恭绰、赵庆华、张弧等交通系要人牵涉案中。以周学熙、杨士琦为首的一批皖系政客趁机对交通系大加攻击。
为重振旗鼓，交通系变换方针，一方面由亲英美，转向亲日；一方面许愿为袁称帝提供经济援助，以运动收买之资。1915年9月，梁士诒策动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从筹安会手中抢过了拥戴的旗子，向参政院请愿。袁世凯帝制活动的花销，都由交通银行提供。交通系为袁世凯称帝鞍前马后奔走，所以东山再起，重为袁所任用倚重。周自齐与叶恭绰官复原职，朱启钤任大典筹备处处长，梁士诒准备出任"洪宪朝"的第一任宰辅。
袁世凯帝制的垮台，给予交通系沉重一击。1916年4月22日，由段祺瑞组阁，交通总长由亲日派分子曹汝霖担任，这是新交通系的发端。6月，袁世凯死去，南北重新统一，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作为帝制祸首被通缉，逃到香港，曹汝霖在交通部门大量裁撤属于梁、叶一派的人员，任用自己的亲信。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再度组阁，曹汝霖再度出掌交通系，还一度兼任财政总长。在曹的经营下，很快形成了以曹和陆宗舆、章宗祥、曾毓隽、丁士源、吴乃昌为首的官僚政客集团，时人称之为新交通系。原来的梁士诒、叶恭绰一伙，被称之为旧交通系。
梁士诒等人失败后，旧交通系并没有迅速瓦解。由于经营多年，盘根错节，又与英美有较深的渊源，新交通系无法将旧交通系势力完全清除。新旧交通系明争暗斗。交通次长叶恭绰对曹汝霖、陆宗舆的活动多方掣肘，而曹、陆对叶也极力排挤打击。"凡一公事，总长准者次长必驳，总长驳者次长必准，及之次长之所准驳者，总长亦反其道而行之。"
为东山再起，旧交通系一面向皖系拉关系，一面也积极投靠日本。段祺瑞在天津组织讨逆军时，梁士诒曾垫资100万元，作讨逆军总司令处的临时经费。1918年2月，冯国璋下令取消了对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等人的通缉。6月，梁士诒出任交通银行董事长。8月，安福国会开幕，梁被选为参议院议长，朱启钤为副议长，不久周自齐任币制局总裁，叶恭绰任实业专使，梁、叶将安福国会中的旧交通系议员50余人组成一个政团"侨园"。旧交通系似乎有中兴的气象，但实为回光返照。旧交通系的骨干人物，如周作民、胡筠、钱信云等人，早已投靠新交通系，交通部门的实权并不在梁、叶等人的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政局发生变化，导致了新旧交通系的没落。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成为众矢之的，北京政府将3人免职。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直系和奉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日本为扶植奉系，旧交通系的周自齐和叶恭绰又出任财政总长与交通总长。1921年12月，在日本的支持下，奉系又拉出梁士诒等组阁，周自齐长交通、张弧长财政，企图再建亲日政权。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5月奉军失败，直系掌握了北京政府大权，随即下令通缉梁士诒、叶恭绰等人。旧交通系便在政坛上销声匿迹了。
"第一流内阁"之登台与瓦解
"第一流内阁"，1913年9月组成的以熊希龄为首的进步党与北洋派联合内阁，因国务总理熊希龄、阁员梁启超、汪大燮、张謇等都是当时社会名流，故此届内阁被称为"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内阁"，简称"第一流内阁"或"名流内阁"。
宋案发生后，参与策划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为逃避舆论谴责，被迫"请假"，国务总理职务由段祺瑞代理，各部总长也七零八落，内阁成员残缺不全。1913年7月底以后，北洋军对南方用兵节节胜利，调整政府机构提到日程上来。袁世凯希望能由他的北洋派老搭档徐世昌担任国务总理，但因遭到国民党议员和部分进步党议员的激烈反对，徐不肯贸然出山，只得作罢。求其次，袁想借重进步党，因为该党在宋案及大借款问题上采取偏袒袁世凯的态度，继而又支持袁镇压"二次革命"，袁于是选择进步党人熊希龄出组内阁，认为"以党杀党，可减少反响"；且拉拢进步党，对于以后利用国会选举正式大总统和最后战胜国民党都是非常有利的。国民党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已然失势，正想靠进步党提携，所以对进步党组阁抱欢迎态度。7月31日，袁世凯正式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故人称熊凤凰。进士出身。戊戌维新运动时，曾助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新政，并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理，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戊戌政变后被革职，禁锢于家。1905年充任清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参赞，回国后历任奉天农工商局总办、盐运使、东三省清理财政监理官等职，有"理财能手"之誉。民国成立后，加入章太炎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为统一党，为理事之一。1912年任唐绍仪内阁财政总长、旋解职，12月被任为热河都统。5月进步党成立时，被推为名誉理事。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是他的基本政治态度。但是被袁任命组阁，颇使他感到意外，曾以其个人"性质与暴徒（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官僚皆不合"为理由，向袁提出辞呈。袁不允，复电召其"来京一行，计议大局"。7月20日，熊人京，复与进步党领导人筹商进退。进步党领袖梁启超认为组阁是扩张党势、实现进步党宪政理想的大好时机，极力怂恿熊就任，并表示自己愿任财政总长，共同筹划建国大计。但袁世凯仅把进步党人作为他的政府的陪衬，把熊希龄内阁视为过渡性政府，并不想把实权交给进步党人。所以熊一到北京，袁就把一张拟好的总长名单交给他，要害部门都由北洋派占据，仅空下农商、司法、教育3个闲职请熊希龄物色人选。财政总长袁安排了周自齐，而不肯任用梁启超，令熊改任梁为教育或司法总长。梁启超愤而不就，曾亲见袁世凯面辞。后以折衷办法解决：熊希龄自兼财政总长，改任周自齐为交通总长；熊又亲自与梁洽谈多次，坚请其人阁，谓："以公既不出，则张季直（謇）、汪伯棠（大燮）皆牵连不出，熊内阁势将小产，此时进步党将持何态度？又如公等均不出，熊内阁纯以官僚组织成之，舆论必不满意，此时进步党又将持何态度？"故"为进步党计，公亦不可不出"。梁只得答应任司法总长，但提出以"如将来对于党中所提出之政策和主张失败即行辞职"为条件，说明进步党即使组织与北洋派的联合内阁也是经过斗争的。最后确定的内阁成员为：外交：孙宝琦；财政：熊希龄；交通：周自齐；内务：朱启钤；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农商：张謇；司法：梁启超；教育：汪大燮。9月11日，国务员名单经国会通过，并由袁世凯任命。阁员9人中，进步党4人，北洋派5人。为北洋派与进步党的联合内阁，其实质是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
熊希龄内阁的上台，是进步党的黄金时代。进步党人当时雄心勃勃，欲以共和为前提，通过联合袁世凯，与地主阶级结成联盟，建立强固的中央政权；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政治改造，把国家引向资产阶级宪政轨道。梁启超为内阁起草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熊希龄一上台即率全体国务员出席国会，郑重宣布大政方针，不久又在全国各大报纸正式刊布。《政府大政方针宣言》对外交、军政、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各项大政都作了规划。在政治上，贯彻资产阶级法制精神，建设法治国，即实行责任内阁制；司法独立；重视教育；军民分治，废省改道；整顿吏制，严格考试制度；实行县、城镇乡两级地方自治。经济上，提出了一整套发展资本主义、繁荣经济的计划：一为整顿财政，从治标、治本两方面着手。其治标之策，强调政府须严格控制预算，量人为出；治本之策，提出改正税制，整理金融，统一货币，改良国库。二为发展实业，强调奖励私人工商业，制定工商法规等等，体现了浓重的资产阶级色彩，称得上是一个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表明梁启超、熊希龄、张謇等进步党人在建设资产阶级国家方面，确想有一番作为。但是他们的方针、他们的理想，均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真实意图相抵触。袁的政策是要扩张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和建立封建军阀独裁政治，熊内阁的许多政策严重触犯了袁氏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必然为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所不容。如政治上熊内阁提出的责任内阁制，最为袁所忌恨；军民分治、废省改道方针必将大大降低握有军权的各省疆吏的权力，为各级北洋军阀所绝对不能接受；司法独立也与袁氏专制独裁水火不容；地方自治更妨碍袁氏"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经济上熊内阁整顿财政的计划，对袁世凯建立独裁统治的财政体系的企图是一种威胁，并直接损害了封建军阀和旧官僚的切身利益。特别是整顿财政须节制开支，实行减政主义，军队要缩减编制，而这一点直接与北洋派扩充武力、加强实力的政策相抵触。结果是熊希龄内阁想做的事做不成，他们能做的事，就只有助纣为虐了。这届内阁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把袁世凯捧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袁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急不可待地要在1913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当上正式大总统。他等不及履行先制定宪法、再根据宪法制定总统选举法据以选举总统的正常法律程序，而于8月5日唆使北洋派19省军事长官，由黎元洪领衔发表联名通电，提出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主张。8月30日，黎元洪又电催梁启超和汤化龙，说只有先选总统，"方足以定人心，固国本"。梁启超等进步党人最初也曾主张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时在内外压力之下，改变初衷，附和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主张，并主动与国民党议员反复协商，终于取得一致意见，9月5日，国会顺利通过此议，使袁如愿以偿。此后，袁便不再需要国会，当年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1914年1月下令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至此第一届国会被解散。2月，又下令停办各省地方自治会，解散各省议会。熊内阁的全部"政绩"便是恭顺地副署了袁世凯这一切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违法命令，帮助袁氏消除了国民党在国内的残余力量，将作为民主共和制度象征的第一届国会送终。在这一点上，熊希龄内阁比进步党走得更远。在国会闭会期间，进步党还曾发表过"维持国会"的"通告"，要求袁世凯政府必须于本年内召集国会；宪法必由民选机关制定。11月17日和12月3日，包括进步党人在内的众议院议员194人和参议院议员61人分别联名向袁政府提出质问，众议院议员气愤地指出："民国不能一日无国会，国会议员不能由政府取消。"并质问说："不知政府毅然出此，根据何种法律？"直至12月23日熊内阁才予复书，竞谓："对于不足法定人数之议员非法所提出之质问书，应不负法律上答复之义务。"熊希龄本人更为袁世凯辩解说，这是大总统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的紧急措施，是为了"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正因此，熊希龄内阁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被称为"帮闲内阁"，从此它便以袁世凯封建独裁势力帮凶的面目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如此，进步党和熊希龄内阁仍然逃脱不了被袁世凯遗弃的命运。当初袁世凯不过是把这届内阁作为通向他建立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一种过渡，国会被解散以后，责任内阁本身就成了他实行封建独裁的障碍，不时地抱怨"内阁办事太迟缓"，必欲一脚踢开而后快。从1914年1月下旬，北洋集团就开始叫嚣废除国务院，实行总统制，并由安徽都督倪嗣冲首先发难，通电倡议修改约法，改行总统制；其他各省都督、民政长群起呼应，说什么"若实行内阁制，俾元首退处无权，何异困蛟龙于沟壑，击麟凤以钳铁"，"项城袁公，绝世之才，中外俱瞻"，应"使大总统以无限权能展其抱负"。这些叫嚣不绝于耳，使熊希龄席不安枕；加以财政困难无法解决，遂于2月3日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辞职，9日正式向袁世凯上辞呈，袁准免其财政总长兼职。12日熊再上辞呈，求免国务总理职务，袁照准。接着，梁启超、汪大燮也连上辞呈，"第一流人才内阁"至此瓦解。袁世凯为敷衍进步党人，又任命熊希龄为煤油督办，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兼参政院参政，汪大燮为参政院副院长，张謇为水利局总裁，原担任众议院议长的进步党领导人汤化龙被任为教育总长。这些进步党人士虽对袁世凯满腹牢骚，怨愤不已，但仍对他抱有幻想，以为只要袁不放弃民国招牌，实行"开明专制"，以后总还会有他们的出路，因此都分别赴任。显然，此时尚未到进步党与袁世凯分道扬镳的时候。
满蒙五路换文
满蒙五路换文指1913年秋袁世凯政府为取得日本对其政权的支持，不惜出卖中国路权，把满蒙五路的铁路借款权拱手送给日本，使日本把政治、经济、军事侵略势力渗入满蒙的内陆地区。
中国的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饶，资源丰富。但东北河流少，物资运输主要靠陆上交通。日本对东北觊觎已久，在清末时就攫取了南满铁路的修筑权，开始渗入东北南部地区，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发展，日本侵略者把中国东北视为其日后称霸世界、灭亡中国的侵略基地，对东北的渗透不断加强。
年，日本得知英、法列强企图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消息后，十分恐慌，害怕西方列强的插足会损害日本帝国在东北的利益，影响日本今后对整个东北的扩张计划。日本为抵制列强势力向东北的渗透，以建筑南满铁路外的并行线将会损害日本帝国的利益为由，不同意其他列强在东北修路。同时，日本政府又对袁世凯政府施加压力，利用中国发生"二次革命"、局势动荡、袁世凯急于得到日本承认的心理，把日本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硬与满蒙五路问题扯在一起，逼迫袁世凯政府让步。所谓满蒙五路问题，实为日本打算在东北建筑五条铁路，进而把侵略势力由南满地区延伸扩大到整个东北地区。这五条铁路为：四平街经郑家屯达洮南；开源至海龙；长春至洮南；洮南至承德；海龙至吉林，共长1546公里。这些铁路如筑成，则与南满铁路构成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日本侵略势力便可覆盖整个东北，还延及热河地区。
月中旬，中日双方就满蒙五路问题开始谈判，中方负责人是交通总长朱启钤，日方负责人是横滨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会谈中，日方以承认中华民国为条件，迫使袁世凯政府让步。当时，袁世凯正集中全力进攻南方革命势力，镇压"二次革命"，对日本的威逼忍气吞声，唯恐得罪日本。加上北洋军在进攻国民党军时，烧杀抢掠，祸及平民，连兖州、汉口、南京等地的日本侨民也有遭北洋军抢掠的，北洋军在南京还误杀了3个日本侨民，引起日本政府的抗议。这些突发外交事件使袁世凯感到惊恐，对日本的凌厉外交攻势妥协退让，唯恐日本乘机扩大事态，利用南京事件作文章，不支持他的政权。日本看透了袁世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和飞黄腾达，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卑劣本性，便借机对袁世凯威吓，声称如不同意满蒙五路让给日本修筑，日本定不承认中华民国。袁世凯在日本的压力下，满足了日本针对满蒙五路问题提出的侵略要求。
月5日，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圆次郎和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琦在北京交换了《满蒙铁路借款修筑预约大纲》的公文，内容主要有三：（1）规定中国借用日本资款筑造四平街经郑家屯至洮南府的铁路线；（2）规定了借款的办法；（3）规定中国日后如修筑洮南至承德、海龙至长春两铁路时，需要借款时须优先向日本商借。
通过满蒙五路换文，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了向内蒙地区扩张渗透的侵略愿望，为日后对满蒙地区的占领奠定了基础。袁世凯政府卖国求荣的卑劣行径，使中国的主权遭到了破坏。
中华民国第一届总统选举
4月第一届国会召开后，即着手制订宪法和选举正式大总统。按照民元《临时约法》的规定，组织政府的程序应是先产生临时总统和临时政府，再由临时总统根据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选举法和组织法，在10个月内召集国会，然后由国会制订出宪法，再根据宪法制订总统选举法，据以选举总统，产生政府。可是袁世凯在镇压了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以后，即迫不及待地要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颇嫌《临时约法》规定的产生总统的程序太繁琐，便指使爪牙极力鼓吹先选总统，后定宪法。所持理由，是说没有正式大总统，列强不承认，则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立不住脚，随时有被列强瓜分或招致清室复辟的危险。国民党议员则主张按照法定程序，先制定宪法，后举总统，因为总统的权力和地位应根据宪法产生；先举总统，后定宪法，乃本末倒置，必为舆论所不容。进步党起初也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由于两党趋于一致，国会于6月底议决先定宪法，并由参、众两院推举出宪法起草委员，于7月12日正式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着手赶制宪法。正当此时，"二次革命"爆发，以参议院议长张继为首的一批国民党激进派议员相率南下，参与举兵讨袁，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则仍留北京，幻想"以法律倒袁"。袁世凯曾一度对国会施加压力，逮捕了一批激进派国民党议员，甚至处死了几名，致使国民党议员大起恐慌，纷纷逃离北京，国会有瓦解之势。梁启超连忙上书袁世凯，要求袁发布"尊重国会令"，速发议员薪俸，以安国民党籍议员之心，勿使离散，以便借国会"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袁世凯立即意识到国会对他尚有用处，于是发表保护国会议员的命令，并于7月31日传询国民党本部负责人吴景濂等，限三日内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参与发动"二次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一律除名，则对国民党议员仍"照常保护"。吴景濂、王正廷等决议"遵政府命令办理"。故此，他一面对南方国民党用兵，一面又在北京发表保护国会和议员的命令，对国民党议员表示"宽容"。因此，正当国民党人在南方浴血奋战之时，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却照常出席国会。但此时的国民党议员在袁世凯的打击、分化、瓦解、利诱之下，已分裂出一批小政团，如政友会、相友会、超然社、集益社等等，有的甚至投入进步党怀抱以求自保，所以此时国民党已完全丧失了在国会中第一大党的优势。进步党由于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受到袁的垂青，而逐渐扩充了党势，成了国会中最有影响的大党。为了进一步拉拢进步党，袁世凯于7月31日任命进步党领导人之一的熊希龄组阁，成立了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通过这一系列纵横捭阖的手段，袁世凯初步控制了国会。为了早日攫取正式大总统职位，8月间袁指使一批议员分别向国会提出先选总统的议案，并策动由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领衔，联合19省军、政长官联名致电参、众两院，要求两院"将一切议案概从缓议"，而"先从选举总统人手"。8月30日，黎元洪又致电进步党领袖梁启超、汤化龙，说只有先选总统，"方足以定人心、固国本"。在内外的压力下，进步党人改变了腔调，同意先选总统，后定宪法。此时国民党议员连"法律倒袁"的勇气也已丧失，只能在袁世凯划定的圈圈内，充当表决机器，所以国会于9月5日顺利通过了先选总统后定宪法案。由于国民党向进步党妥协；也由于袁世凯对国会进行压迫和干涉，引起许多议员，包括进步党议员的不满，所以进步、国民两党议员的矛盾反而日趋缓和，较易于协调一致。袁世凯恐两党接近，于己不利，故又指使亲信梁士诒以金钱和地位收买一批政客，拼凑了一个近百人的御用政党——公民党，9月7日公民党正式成立，即以梁士诒为党魁。公民党是袁世凯在国会中的打手，它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一确保袁世凯当选大总统，除此外无任何政党精神可言。所以该党成立后立即发表通电，表示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公民党虽不堪，却是权与势的象征，代表着袁世凯的意旨。因此，在公民党的鼓噪下，国会加快了选举总统的步伐。为了满足袁世凯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两周年纪念日登Ⅰ-JE式大总统宝座的心愿，不到一星期，宪法起草委员会即将总统选举法起草完毕，10月4日获国会通过，6日即召开总统选举会。袁世凯有进步党的支持，公民党的保驾，仍不放心，选举当天，又派出大批军警"保卫"国会。此外还收买数千名便衣军警、地痞流氓，组成所谓"公民团"，将国会会场团团围住，逼令议员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根据《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应由国会议员组成的选举会选举产生，选举会的法定人数由议员总数的2／3构成，候选人必须获得总票数的3／4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如投票两次均无人当选，则将第二次投票获票领先的两人提出作为候选人，第三次投票进行决选。本来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已为大势所趋，但很多议员对袁操纵选举的行径感到气愤，所以以拒绝投袁的票为消极抵制，故此经两次投票后，袁得票虽居领先地位，却未能当选。两次投票后，时已过午，议员们想回家吃饭，却被"公民团"围住大门，高呼："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选举会只好接续第三轮投票，将袁世凯与黎元洪二人进行决选。可怜的议员们忍饥挨饿，知道袁氏不当选，"公民团"誓不罢休，只得放弃消极抵制的想法，投票了事。结果，袁世凯终于以507票当选（到会议员共759人），"公民团"始高呼"大总统万岁"的口号，做鸟兽散。次日，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在清官太和殿举行了大总统宣誓就职典礼，首先按《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宣读誓词："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紧接着宣读宣言书，他引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言论，强调"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但他所强调的道德，仍是"忠信笃敬"等封建道德；又对共和政体下了定义，谓"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强调"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最后又信誓旦旦地宣称："余一日在职，必一日负责！顾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之中华民国也。"袁世凯之"逼选"总统以及他虚伪的就职宣言，堪称近代史上的一大秽闻。他爬上正式总统宝座之日，即是他开始复辟帝制之时。
英国策划西藏独立
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19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对印度次大陆的入侵后，把侵略矛头指向西藏。目的首先是确保印度的地位不受损害，使西藏成为印度与沙俄间的缓冲地带；其次是掠夺西藏的羊毛、皮革、矿产资源，推销印度茶叶和工艺品，并通过西藏进一步向中国西部扩张。为此，英国发动了1888年和1903～1904年的两次侵藏战争，通过签订《中英藏印条约》（1890）及续约（1893）、《中英续订印藏条约》（1906）及《通商章程》（1908），英国攫取了包括开放亚东、江孜、噶大克，自由通商，派驻官员，租赁房屋，领事裁判权等侵略权益。
英军侵藏战争，加之沙俄也窥视西北，使清廷感到西藏危机。清政府不少官员主张在西藏进行改革，加强西藏与内地联系。1906年，张荫棠出任查办藏事大臣，拟定善后办法24条，主张在西藏练兵筹饷，革除苛政，发展农工商业。未及实行，张便离任。新任驻藏大臣联豫积极推行新政，设立督练公所、巡警局、学务局等新机构。在西藏改革的同时，清廷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藏人集中的四川西部进行改革。清廷在西藏与川西的改革，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巩固了祖国边疆。但是改革带有民族歧视意味，不易得到广大藏族人民的支持，遭到西藏上层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反对。
英军两次侵藏后，为了消化侵略成果，避免与沙俄的冲突，英国对西藏实行"不干涉政策"，注重经济渗透和政治分化，在西藏上层人物中扶植侵英势力，拉拢和收买西藏官员，挑拨藏汉关系，制造和扩大藏汉矛盾。清廷在西藏的改革遭到西藏上层的反对，他们呈请暂缓改革，煽动各地土司头人反对改革，并直接派藏军进攻川边三岩等地。这样，清廷便决定恢复中央驻军西藏制度，派钟颖率川军人藏，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1910年2月12日，川军进入拉萨。在阻止川军人藏失败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偕夏札等人仓皇出逃，经亚东到达印度大吉岭，请求英国"保护"。英印总督明托、英国驻锡金政务官柏尔等人多次会见达赖，对他加以保护和支持。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藏，藏局再度动荡。先是，驻藏清军因欠饷而军心浮动，军中会党分子乘机活动，有人以弃藏回川为号召煽动起事。1911年11月13日，郭元珍、何光燮等人发动兵变，囚禁联豫，推钱锡宝为首领。不久被钟颖击散。其后，钟颖主持藏政，拉萨局势稍稳。但不久征讨波密的军队在撤退途中闹事抢劫，与藏军发生冲突，涉及江孜、日喀则等地。1912年3月，拉萨市内的汉藏冲突亦因驻军抢掠寺院而升级，双方开战。英国极力插手汉藏冲突，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在英国的怂恿和策动下，所谓西藏"独立"的喧嚣愈演愈烈。
辛亥革命爆发后，卸任不久的英印总督明托与达赖密谈。随后达赖遣派的官员潜回西藏进行煽动，达赖的内侍达桑占东负责组织军事叛乱。他组织了一支一万多人的藏军，自任总司令，1912年3月开始向江孜驻守清军进攻。经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的"调停"，江孜清军被迫交出武器弹药，取道印度回内地。接着，日喀则的驻军也遭同样命运。4月起，达桑占东调集各路叛军围攻拉萨，与守军激战。英国声援藏人，拒绝向守军出售粮食，守军在缺乏粮食弹药的条件下，被迫接受英人"调停"，和藏军议和，将弹药交出，经印度回内地，并赔偿兵变损失，只驻藏大臣留驻拉萨。9月，驻藏清军陆续返回内地。11月，达赖强令留藏所有官员必须于11月10日前离开西藏。钟颖及其卫队被迫离开拉萨，移驻靖西，次年3月回内地。至此，所有驻藏官员及军队均被西藏上层亲英分裂主义势力驱赶出境。
年6月，达赖在英军的护送下，从噶伦堡启程回藏。在欢送仪式上，英国官员表示：在中国维持对西藏的宗主权而不进行干涉的条件下，看到西藏内部自治，他们期望达赖喇嘛能尽其一切力量，达到目的。由于得到英国的支持，西藏亲英分裂主义势力更为猖狂。他们挑动民族仇限，煽动要把汉人驱逐干净。在藏边，藏军东进，切断川藏交通，到6月中旬，藏军先后攻陷江卡、盐井、理塘等地，包围了察木多、康定等地，直接威胁川、滇两省的安全。
年初，达赖派德尔智潜赴库伦，与沙俄卵翼下的外蒙当局密谈，签订了所谓"蒙藏条约"，议定双方相互承认脱离中国而"独立"，互相援助。因此，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又得到了沙俄的支持。西藏问题成了困扰北京政府的一大边疆问题。北京临时政府决定对藏政策是剿抚结合，先剿后抚。1913年7月，川督尹昌衡亲率川军2500人从成都出发。8月，川军兵分两路，南路收复河口、理塘，北路解察木多、巴塘之围。同时，云南都督蔡锷派遣的一支军队收复了盐井等地。到8月底，川边失陷之地基本收复。
川、滇军队节节胜利，使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后台老板英国忍耐不住了。它放弃了所谓"不干涉政策"，开始公开干涉中国内政。8月17日，英国正式向中国提交照会，声明五点：（1）英政府不允中国干涉西藏内政；（2）反对华官在藏擅夺行政权并不承认中国视西藏与内地各省平等；（3）英国不欲允准在西藏境内存留无限华兵；（4）以上各节先行立约，英方将承认之意施于国民；（5）暂时中藏经过印度之交通应视为断绝。英国的照会是对中国的干涉。英国深知袁世凯政府迫切要求得到列强承认和借款，不敢贸然与英绝裂，才有此举。9月6日，朱尔典在与外交次长颜惠庆的会谈中，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不令川滇军停止西进，英国不仅不承认中国政府，且将以实力助藏独立。在此之前，袁世凯与朱尔典的会谈中，袁已承诺中国无意将西藏改为行省意。面对英国的强硬态度，北京临时政府终于改变了立场。8月30日，国务院电令尹昌衡，"切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摇动大局"。9月12日，又令尹昌衡，"该军已到察木多之队，务饬切勿过该处辖境"。滇军也奉命暂缓进军。这样，川、滇军基本上停止于怒江一线。
武力解决不行，北京临时政府只好改剿为抚。1912年9月，内阁总理赵秉钧在参院秘密会议上说明今后的对藏方针是，"不施行新制，悉依旧法"，"承认达赖之归藏，及复其封号"，保护英人在藏之生命财产。10月28日，袁世凯下令正式恢复达赖封号，次年4月1日又加封班禅，并处分联豫等人及滋事官兵。蒙藏事务局着手拟定《西藏待遇条例》。北京政府任命的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和劝慰员杨芬先后到达印度，准备人藏与达赖交涉。1912年12月，袁世凯致电达赖，"所有滋事以来汉番曲直及善后一切事宜，另派专员商办"。在北京临时政府的努力下，西藏地方当局一度表示和解。1912年底，达赖通过钟颖及袁世凯任命的新疆都督袁大化向北京政府提出五项条件：（1）西藏人当与汉人有同等之权利；（2）民国政府每年补助西藏五百万两；（3）西藏人得以西藏境内之矿山自由向外国人抵借；（4）西藏人得自由练兵，民国政府不得干涉，但承认得以我国内地军队1500名派驻西藏；（5）一切官制虽照民国政府之规定施行，而人才则采用西藏人。北京政府的答复是，第三条不予承认，二、四两条须说明理由，余均可答应。达赖还写信给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表示愿意"妥商"西藏事务。北京政府和达赖的接触未能最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除达赖本人动摇外，主要在于英国干涉和阻挠。自8月17日英国递交照会后，英印当局切断了经印度进藏的交通。杨芬、陆兴祺等人滞留印度。杨芬发给达赖及噶布伦等人的函电皆为英人扣留，雇人投递也被英人阻回。后来，通过达赖驻印交涉员札喜旺堆才与达赖建立了间接联系。英国不承认陆兴祺出任护理驻藏办事长官，也不准其与藏人通信，否则即令其离印。在英国的怂恿支持下，1912年底达赖致电袁世凯，声称汉官兵尽退，藏自相安。西藏当局决议："若民国政府派兵来藏，藏人不能限止时，即请英人出面阻止，并以特别权利报酬英人。"西藏亲英分裂主义势力自恃有英国为后盾，关闭了协商大门。剿抚都行不通，北京政府只得和英国交涉解决西藏问题。最后，演变成西姆拉会议。
西姆拉会议
自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一直企图侵占我国西藏。北京政府经过抵制、拖延、犹豫，最终还是屈服于英国的压力。
年10月6日，在英国策划下，中、英、藏三方代表会议在印度西姆拉开幕，13日开始首次工作会议。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MarieEdmePatrieeMauricedeMae—Mahon）为英方代表，另以原英驻华使馆官员罗斯为中国事务顾问，柏尔为西藏事务顾问；亲英集团头目、首席噶伦夏札为西藏代表；中国代表是西藏宣抚使陈贻范、副宣抚使王海平。在会议开始前三个月，柏尔就窜到江孜与夏札秘密会晤，根据英国政府训令，事先拟好了在西姆拉会议准备提出的草约，商讨对付中国代表的办法。所以会议一开始，西藏代表就提出六条草案：（1）西藏独立；（2）西藏疆域要包括青海、理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3）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暨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之印、藏通商章程，由英、藏修改，中国不得过问；（4）中国不得派员驻藏；（5）中、蒙各处庙宇向认达赖为教主，均由达赖委派喇嘛主持；（6）所有勒收之瞻对税款及藏人所受损失，一律缴还赔偿。这些要求不仅要使西藏完全脱离中国，而且还要割走中国的青海和四川西部的大片领土，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代表的坚决反对。11月1日，中国代表提出驳复条款七条，主要内容是：（1）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2）中国可派驻藏长官及卫队2600人驻扎西藏；（3）西藏于外交及军事事宜均应听命中国中央政府指示而后行；（4）通商条款之修改应由中、英双方商议；（5）中、藏边界以当拉岭、江达等处划分。中、藏双方争执十分激烈。麦克马洪竞无耻地充当中国内部问题的"调人"，实则与西藏代表狼狈为奸，干着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勾当。直到1914年3月11日，麦克马洪才正式交出英方调停约稿一件，主要内容包括：（1）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2）把西藏划分为外藏（包括西藏地区及青海、川边部分地区）和内藏（包括西康和青海之一部分），外藏有自治权，所有外藏内政由拉萨政府掌理，中国不改西藏为行省，西藏不设代表于中国议院或类似之团体；（3）除中国驻藏代表及卫队百名可驻扎西藏外，中国于西藏不派军队，不驻文武官员，并不办殖民之事；（4）英、藏议订新通商章程，废除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的中、英通商章程；（5）英国商务委员可于必要时随时带卫队前往拉萨等等。这个所谓"调停约稿"，是妄图用外藏"自治"之名，行西藏独立之实，中国所谓"宗主权"，只是个空洞的名义；而西藏的所谓"独立"，无非是受英帝国主义控制的一块殖民地而已。英国提出这一约稿后，中方代表对其中的几项内容提出异议，特别是不能接受划界一事。经多次谈判，中方一再退让，曲意迁就，却仍不能使英方满足。4月27日，英方提出修正案，除在界务问题上作少许让步外，其它无实质性修改。英、藏代表先行签字后，即压迫中方代表签字画押。陈贻范在英国压力下，被迫草签条约，但随即声明："画行与签押，当截然分为两事"，表示正式签字必须得到中国政府批准。次日北京政府即回电表示："执事受迫画行，政府不能承认，应即声明取消。"陈贻范依据中国政府的指示，一直拒绝在正式条约上签字。6月6日、25日，英驻华公使两次向中国政府发出强硬照会，声明不管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英国代表将与西藏代表一起在条约上签字，如中国拒绝签字，它将失去所有三方协约所载的中方拥有的特权与利益，包括对西藏的宗主权。7月2日，英方又通知陈贻范，决定于7月3日正式签订条约，并重复了一遍以前的威胁，陈不为所动。7月3日，英国果然与西藏代表私行签订了正式条约，即所谓《西姆拉条约》。该条约正文共11款，除个别条文外，基本上与3月11日英国提出的"调停约稿"相同。另有交换文书七款及声明一件，前者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达赖喇嘛的封号由中国政府加封，但又规定外藏官员由西藏政府任免，外藏不派代表出席中国国会及其类似机关，从而实际上使西藏居于"独立"地位。"声明"一件是确认：如果中国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则"将被排除享受由于该条约所生的一切权利"。陈贻范于当天发表严正声明："凡英国和西藏地方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7月6日，我驻英公使又照会英国政府，作了同样声明。以后历届中国政府都坚持了这一立场。这样，由英国片面提出而又未经中国政府签字的所谓《西姆拉条约》完全是非法的，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对中国没有任何约束力，它只是作为英国侵略中国、阴谋分裂中国领土的铁证而留于史册。
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还背着中国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7月3日，英、藏签订了新的通商章程11款，规定英国拥有在西藏全境租赁土地、建盖房屋、自由贸易、架设电线、会同审判等特权。这一通商章程未经中国政府认可，其根据又是非法的《西姆拉条约》，自然同样没有法律效力。此外，在西姆拉会议之外，英方代表麦克马洪又背着中国政府，诱迫西藏政府代表夏札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了一条中、印东部边界线，将西藏东南门隅、洛隅、察隅地区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英属印度，这就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此线之划定，即使在非法的西姆拉会议上亦未予讨论，中国政府毫不知情，更谈不上承认，当然是一条非法、无效的边界线。西姆拉会议从1913年10月6日开幕，至1914年7月3日以中国拒绝签字而收场，英国政府终于无计可施，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的陈迹，证明着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图谋之卑劣。
白朗起义
二次革命爆发前后，袁政府直接控制下的北方各省也不平静，群众自发的武装反抗，时有发生，白朗起义是其中规模较大、坚持最久、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反抗斗争。
白朗，河南宝丰县人，因其身材高瘦，腿长行快，绰号"白狼"，官方也诬称其为"狼匪"。1908年，白朗遭本村一家地主的殴打和诬告，被关人监狱，母亲卖地救他出狱。后投奔清军当兵，因受欺侮，便"犯律潜逃"回乡。民国初年，河南连年荒旱，河南都督张镇芳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人祸天灾，乞丐成群，"铤而走险者日众"。豫西民情强悍，穷人求生不得，便纠众打家劫舍，俗称"拉杆"，为首的称"杆首"或"架杆"。据载：1912年5月间，仅宝丰、鲁山、汝州（今临汝县）一带著名的杆首有24人，其中：杜起宾，宝丰县韩庄人，带75人，快枪75杆；牛天祥与杜起宾同村，带58人，快枪18杆；李风朝，郏县龙虎店人，带20余人，快枪14杆；白朗，宝丰县大刘庄人，带70余人，快枪36杆；郜永生，鲁山连洼人，带100余人，快枪14杆；崔乾，汝州新庄人。带20余人，快枪11杆。另外还有宋老年、郭玉德、李鸿宾、丁万松、王心传等18人，皆系杆首。
白朗从清军回乡后，便"拉杆"起事成为绿林头目。他"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以是能得众，先奔走于汝、鲁、宝之间，结识豪侠，渐成规模。但以武器缺乏，未能大举，乃将宝丰县长的儿子劫去勒赎，索价新式五响钢快枪10支。枪械到手后即有很快的发展"。白朗以舞阳县母猪峡为基地，四处活动。约于民国元年以"打富济贫"为旗号，鼓励穷人造反。"每到一处，只劫掠官家及绅富财物"。被裁士兵、游民、饥民等，闻风归附。著名杆首李鸿宾、宋老年、丁万松、宋一眼、王心传等各率所部，与白朗部合并，愿听指挥，"白朗之势乃大"。到1913年春，白朗人马共约两、三千人，时聚时散，聚则成军，散则为民。白朗军消息灵通，各县多次派兵围剿，都未把他们镇压下去。
年5、6月间，袁世凯把驻在信阳的第六师调入湖北境内，仅留河南陆军部在平汉路沿线设防，豫西南空虚。这时河南国民党人熊嗣鬻联络朗武装讨袁，白朗一面派熊赴南方联系反袁力量，一面借"二次革命"之说，号召群众起而反抗。高鑫、宋一眼等各杆数百人袭扰叶县、襄城等地，白朗率千余人南下，意图攻取唐县（今唐河）、泌阳。由于有唐县守军作内应，5月31日夜，白朗攻占该县，缴获大炮、机关枪等武器弹药，当日弃城北上，连克数村镇，直攻鲁山。当时，河南护军使雷震春带兵刚到达豫西南，急令右翼帮统王茂元率两营援救鲁山。王军至鲁山时，白朗军改变计划，突然攻取禹县，守城官兵弃械而逃，白朗缴获大量枪支财物，凯旋回归鲁山一带。
白朗军回鲁山地区后，雷震春率军进驻宝丰，调集王毓秀和防军十余营，把守各县镇和山口要地，围剿白朗军，白朗军一度受挫，避入深山中。转战到数百里外的卢氏县境，7月1日攻占淅川县西平镇，次日又夺取鄂豫陕三省交界的重镇荆紫关，攻克淅川县城。邓州、内乡、镇平等地纷纷向河南都督张镇芳告急。7月14日，白朗军在湖北均县贾家寨以东地方，与鄂豫陕三省联军激战，随后折回，17日围攻镇平县，逼近南阳。8月，在百泉山击败河南官军，转战唐县、泌阳、桐柏一带山区。9月下旬夺取湖北枣阳，攻据县城11天后北上，返回鲁山和宝丰地区。当时雷震春部已离开宝丰，白朗乘虚于11月12日攻占宝丰县城。新任河南护军使赵倜率兵来攻，白朗军撤出县城，避人鲁山西北地区。
二次革命失败后，白朗军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支武装反袁力量，袁世凯一面严令张镇芳限期肃清，一面增兵河南。进入豫西的总兵力达三万人，毅军统领商德全率兵驻扎郏县、宝丰和临汝三县，张锡元师驻扎舞阳和泌阳，王毓秀旅驻方城、鲁山、南召和伊川四县，南阳镇守使田作霖把守南阳附近六县，镇嵩军统领刘镇华部守护嵩县至卢氏县一线，北洋第二师一部负责京汉铁路沿线。
白朗没有固守鲁山，而是迅速逃出包围圈。12月下旬，他率2000人南下。于1914年1月11日、15日、16日连克光山、光州（今潢川）和商城等3座县城。随后东进安徽境内，攻克六安、霍山等数县，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战斗力增强，队伍迅速扩大，马队、部队共计约4000人。豫东和皖北的城池连被攻占，袁世凯大为震惊。1月20日严厉申斥张镇芳和赵倜"督率不利"，将二人撤职留任。2月11日，任命田文烈为河南民政长兼会办河南军务，13日撤去张镇芳的河南都督，改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段祺瑞亲赴信阳，召开豫鄂皖三省剿办会议，企图将白朗歼灭于霍山、六安、霍丘之间。
在北洋各军四面包围之下，白朗军在叶家集和金家集多次突围，均遭堵截。白朗决定化整为零，把队伍分成几路，同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一路偷袭光州。当敌军增兵援救光州时，白朗军分路逃出包围圈，日夜兼程西进，2月末于一夜之中在信阳以南双河越过京汉铁路，分兵两路，一路攻湖北应山和安陆，另一路经随县等地西进，3月7日攻占鄂西重镇老河口，歼灭驻军一营，缴获火炮、炮弹等武器。在老河口，白朗召集会议，决定避实击虚，伺机人陕。白朗改编了队伍，称‘公民讨贼军"，又称"扶汉军"，自称"中原抚汉大都督"，以李鸿宾为参谋长，将近万人的队伍编为前、中、后三军。白朗军的胜利，使袁世凯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驻华公使都十分吃惊。各国驻华公使都纷纷照会袁政府外交部说，白朗起义使"外人之财产损失颇巨，即各国之商务间接受其影响亦非浅显。如再不能即日剿平，拟电请本国政府各派兵若干帮同剿办，以期早日肃清"。袁世凯致电段祺瑞等人称："白狼潢池小丑，乘隙蠢动。近日发兵二万人，奔驰两月，卒未殄灭。各国视之，大损威信，极为军界耻辱。老河口又生残杀外人重案，若不迅速扑灭，恐起交涉，牵动大局。……近日匪之内容，毫无所闻。"月14日，白朗军再次攻克入陕西门户荆紫关，进入陕西境内。3月下旬到4月初，连克商南、武关、龙驹寨（今丹凤）、商县等地，进逼西安。所到之处，张贴布告，痛斥"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己意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这比起义初提出的"打富济贫"口号，具有较鲜明的革命民主思想。此时，孙中山已与白朗有所联系，在政治上对起义军起了积极作用，起义军进入陕西后，袁军尾随人陕，白朗军"尤善声东击西，避实捣虚"，"不特善战，抑亦善走，一日之间，能行一百二十里远"，使袁军疲于奔命。5月间，白朗军西人甘肃，不久又从甘肃东返，经陕西，6月末回抵河南，途中遭到袁军的围追堵截，损失惨重。等到回到鲁山、宝丰一带时，虽仍有数千人，但枪械弹药不足，战斗力削弱，无力与官军公开对抗，只得分散为数股。8月初，白朗在战斗中不幸负伤，数日后病故。宋老年等各杆也先后失败，部众瓦解四散，起义失败。
白朗起义历时两年多，转战豫鄂皖陕甘五省，征程数千里，攻破40余座县城和许多关隘，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冲击了袁世凯的统治。他们虽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袁的口号，但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革命根据地，长期流动作战，最终不能幸免于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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