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起因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运动爆发整一个月之际，以6月3日上海工人罢工为标志，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其与生俱来的阶级特点和政治凝聚力为中国革命揭开新的篇章。五四运动以其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特点而彪炳史册。五四运动更是一个思想文化运动，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因五四运动的推动更大放异彩，在全国各地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了热烈反响。一时间，各种同仁刊物、学生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思想文化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西方各种思潮开始蜂涌进人国门，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观点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而在五四运动之后思想文化界最引人嘱目的事件，则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宣传与研究渐成热潮，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产生了回应和全新的体味。与此同时，在各种思潮鼓荡和改造中国的急切心情中，各地青年社团也呈潮涌之势，组织社团、共同研讨，一时成为青年知识分子之时尚。中国知识界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在对各种世界思潮的介绍、对比与考察中，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追求，一批先进人物的代表如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周恩来等开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和思想舞台上渐露才华，而新文化运动的营垒至此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可以说，五四爱国运动及由此引发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为中国社会即将到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19年也就成为中国20世纪的百年历史中最让人回味的一个年头。
"五四"前夕中国人阶级状况
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出现而诞生的一个新的阶级。中国最早的机器工业是由外国资本经营的。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开放港口，向中国倾销棉纱、棉布和煤油等大量廉价的工业品。同时为了便于掠夺原料，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就地加工，外国资本家相继在中国的一些通商口岸城市建立了船舶修造工业和丝、茶加工业等，到甲午战争前夕，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已达191家，总计雇佣中国工人3.8万余人。这是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
中国第二批产业工人诞生于"洋务运动"之中。为了巩固统治，抵除外侮和内患，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中一批洋务官僚开始创办军事工业，兴办"洋务运动"。由于军事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原料、燃料和资金以及相适应的交通运输工业，因此从70年代开始，清政府中的一批官员又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等形式，建立起一些采矿、炼铁、纺织等民用工业。到1895年止，洋务官僚所兴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企业共有40余家，共计雇佣工人4.5万余人。
与外国资本和洋务官僚兴办近代工业的同时或稍后，中国的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地方官员也开始投资于近代工业。到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兴办的近代企业已达到100多家，主要分布于缫丝、棉纺织、面粉加工、火柴等轻工业及采煤工业等行业，共计雇佣工人5.4万多人。这是中国第三批产业工人。
在上述三部分企业中，中国工人总数总计有14万多人。中国工人阶级由此产生。这一时期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时期。
甲午战争以后，伴随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的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各国列强纷纷开始大肆掠夺中国路矿权。从1895至1913年，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采矿场达32个，其中7个较大的煤矿就雇佣工人4.3万余人。在此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相继建立了19家纱厂、55个面粉厂、11个香烟厂及机器和造船厂等。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厂矿和铁路所雇佣的工人总数达到了16万多人。这期间，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在全国兴办实业的高潮中，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初步发展。到1913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厂总数达到21713个，共计雇佣工人63万人。与此同时，由民族资本开采的矿区此时也达到6294个，雇佣矿工总数为40万人。几类工人总数相加，全国工人总数达到了128万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又有较大发展：棉纺织工业中工人总数达11.2万人，缫丝行业工人总数达46.6万人，食品工业工人总数12.2万人，冶炼工厂工人为8900人，加上外资工厂中雇佣的32.4万名工人，至1919年，全国工厂工人共有110万人，全国矿工共有87.2万人，铁路邮政工人20万名，海员16万人，运输工人30万人。1919年全国工人总数达263.2万人。
中国工人阶级产生和形成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不仅遭受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且还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即身受三种压迫。其中，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最大的压迫者。在外国资本家工厂里做工的中国工人，稍有反抗，外国巡捕立即前去镇压，任意逮捕，送至会审公廨处罚或拘留，许多厂矿甚至是派军警监督工人做工。中国工人所遭受的封建压迫，一方面表现为全社会性质，即在封建制度下，工人阶级处在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工人集会、结社被视为犯罪，横遭镇压；另一方面封建势力对工人的压迫，还表现在工矿企业的管理制度上，一些官办的工矿里驻扎着兵勇，随时弹压工人，有些工矿企业私设刑堂、刑具，对工人任意审讯、施刑，监工制度更是工矿企业中的普遍现象。中国工人阶级在经济上惨遭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人的实际工资十分微薄可怜，且地区间相差悬殊。资本家采用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来榨取剩余价值，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还雇佣大量童工代替成年人劳动；有些厂矿中学徒的比例甚至高达70％以上。同时，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中还盛行包工制。这种制度首先在外国资本经营的工矿企业中实行，即外国资本家把招募、管理工人等诸事项委托给工头去做，资本家把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让给工头，而工头还要利用种种经济手段对工人进行超经济的剥削。因此，凡存在包工制度的工矿企业，工人都受到资本家和工头的双重剥削，这种包工制是一种层层剥削的残酷制度，在英国又被称为"血汗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资本家很少注意改善劳动环境，造成近代企业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劳动灾害经常发生。如1917年1月抚顺煤矿大山窑瓦斯爆炸，烧死中国矿工900多人；1919年仅东北地区各煤矿因矿山事故爆炸死伤的矿工就达4500多人。
中国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本家三重压迫之下，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为了改善自身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地位，就不断地进行着斗争。到1919年止，全国工人罢工总次数达353次。这些罢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了维护工人自身经济利益的罢工，如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二是反对工厂主、工头压迫的直接斗争，如反对开除工人、殴打工人等；三是参加会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斗争的特点方面，呈现出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40年代末至辛亥革命，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原始斗争阶段，这一阶段工人罢工的规模基本上没有超出一个工厂的范围，斗争的方式也不是采用有计划有组织的罢工，而是一哄而起的活动。
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至五四运动止，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工人罢工的规模已越出了一个工厂的范围而进入到同盟罢工阶段，而且还由工人自行组织成立起了一批现代工会组织，如津浦路南段的职工同志会（又称中华民国铁路工会）、上海制造工人同盟会、上海缫丝女工同仁公会等。这一时期工人罢工达到了230多次。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由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的过渡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并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从此登上政治舞台，在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显现出巨大的政治力量。进步学生社团组织涌现五四爱国运动前夕，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与新旧思潮的激战，在各地区各学校内，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各种类型、各种性质的学生社团纷纷成立，到1919年逐渐形成高潮。其中，进步学生社团的蜂涌而起成为这一时期的一大景观，比较著名的有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等。
.国民社。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大学成立，该社的基础是学生救国会。1918年5月，为反对北洋政府和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北京的一部分学生（包括北京大学和其他各校的学生）组织学生救国会，并派出代表许德珩、易克嶷南下天津、济南、武汉、九江、上海等地进行联络。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学生救国会很快成为全国性的社团，并得到了各界的同情。学生救国会的活动在引起北京政府的注意和干涉后，为了便于开展活动，救国会的成员们决定成立国民社，出版《国民》杂志。杂志社的经费由南北各地学生自己凑集，此外，学生们还向同情他们的教师和社会人士进行了募捐。1919年1月，《国民》创刊号正式发行。该刊宣布国民社的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研究学术；灌输国民常识；提倡国货。国民社是一个广泛群众性的组织，其成员的组成比较庞杂。在180多名社员中，有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邓中夏、高尚德、马骏、黄日葵等，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易家钺，国家主义者曾琦，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吴载盛，后来成为国民党反动组织AB团首领的段锡朋还担任过国民杂志社评议部部长，大多数成员则是一些有一定爱国思想但并不十分过问政治的学生。李大钊对于国民杂志社的组成和《国民》的出版，曾给予积极的帮助和指导，并在"五四"前后为之撰稿，出席该社举行的周年纪念会。国民社成员以积极关心政治的态度，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对华侵略进行了猛烈抨击，成为北京学生界影响很大的一个社团。其大多数成员，都成为五四学生运动中积极的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2.新潮社。该社是北京大学文科的一部分学生酝酿筹建的，成立时间几乎与国民社同步。出版有《新潮》杂志（英文名称是Renmssance，即"文艺复兴"）。新潮社的宗旨是"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该社社员的遴选以有无投稿为标准，其组织章程规定："本校同学投稿三次经本志登载者，得由本社约为社员。"因此之故，新潮社的社员为数不多，成立之时只有27人。该社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是傅斯年（编辑部主任编辑）、罗家伦（编辑）、徐彦之（干事部主任干事）等。他们曾得到蔡元培、陈独秀的支持，蔡、陈代表校方给他们提供经费、房屋，李大钊、鲁迅曾经为刊物撰稿，胡适担任该社的顾问。该社机关刊物《新潮》于1919年1月正式创刊。它以《新青年》为榜样投入新文化运动，鼓吹"伦理革命"，反对封建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继《新青年》、《每周评论》之后第三个白话文刊物。杂志大量地刊载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作品，并由此而产生了一批小说作家，如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等。《新潮》在为《新青年》呐喊助威的同时，强调思想改造是社会改造的起点，坚持全盘西化的观点。新潮社与国民社以其自身的实力成为"五四"前夕在青年学生最有影响的两大社团。所不同的是，两个社团的发展方向不同，五四爱国运动后，新潮社成员逐渐倾向于留洋和整理国故的运动之中。
.平民教育讲演团。五四时期北京大学著名进步社团。1919年3月23日，平民讲演团在北大理科校长室召开成立大会，通过团的简章，规定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讲演团的发起人是邓中夏，成立之初共有团员39人，多为国民社和新潮社的社员，如许德珩、黄日葵、张国焘、王光祈、朱一鹗、刘炽昌、梁绍文、程体乾等。后成员发展到六七十人，包括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组织。讲演团总务干事为廖书仓、邓中夏，编辑干事为罗家伦、康白情，文牍干事周炳琳，会计干事易克嶷。讲演团的活动主要是对北京市内广大市民进行宣传，举行不定期的讲演，以期提高广大市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五四爱国运动前，讲演团在东便门内蟠桃宫和地安门外护国寺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讲演活动，讲演的题目有《平民教育之意义》、《如何求幸福？》、《勤劳与知识》、《大家都受教育》、《改良家庭》、《赌博之害》、《国民常识》、《妇女教育》、《迷信》、《我的慈善事业》、《国民应尽之责任》、《家庭与社会》、《互相帮助》、《什么是国家》等。这一时期讲演团讲演的内容侧重于一般的启蒙教育，主要是宣传民众破除迷信、反对陋习、普及科学知识和提倡文化学习。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讲演团在演讲内容上开始注重结合形势，联系实际，宣传反日爱国、民主自治等内容。讲演的题目有《青岛问题》、《痛史》、《朝鲜独立》、《青岛交涉失败的原因》、《国民自决》、《报告学生团的义举究竟为什么？》《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国民现时应持之态度》等。讲演团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自身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从1920年4月（春假）起，讲演团开始到丰台、海淀、长辛店等地的农村和工厂去讲演，进行社会调查，从事对实际运动的了解，初步实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的结合，探索解救中国的道路。以讲演团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25年才宣告结束。
.少年中国学会。该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群众性进步社团。1918年6月30日。时任成都《群报》和《川报》驻京记者的王光祈，联合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曾琦（王的中学同学）、陈洧、雷宝菁、张尚龄、周太玄等，在北京顺治门外数云别墅集议，筹建少年中国学会。由于李大钊在思想界的声望，也被邀请参与活动并被列名为7个发起人之一。会议推举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确定了学会的四条宗旨："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了贯彻这个宗旨，筹备会还确定了"奋斗、实践、坚忍、俭朴"8个字的信条。当时所以定名"少年中国"，目的是学19世纪建造"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的"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来建造一个"少年中国"。经过一年的筹备，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回回营二号正式成立。当时会员共42人。总部设在北京，王光祈任执行部主任。根据李大钊提议，学会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时，已建有成都分会。此后，学会有了很大发展，在北京、上海、南京都设有分会，湖北、湖南、山东、山西、福建、辽宁、陕西、杭州、天津、广东等省市都有会员。国外则在法国的会员最多，设立巴黎、东京、纽约等分会，在德国、英国、南洋也有一些会员。学会制定征求会员的标准是纯洁、奋斗、对本会表示充分同情。会员最多时达100多人。他们成份复杂，思想倾向极不相同：其左翼有后来为中共创始人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建党初期的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恽代英、赵世炎、沈泽民、杨贤江、张闻天等；属于右翼的是国家主义分子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等；属于中间派的是王光祈、周太玄等一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情况表明，学会是新文化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一个松懈的联盟。对于学会内部存在的思想分歧，作为学会负责人的王光祈认为，信仰"是不能一致的，亦不能强同的"。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以求在反对封建思想文化，介绍新思想，探索社会改造的大前提下结合起来。学会经常举办各种讲演和学术活动，组织会员讨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以及信仰、主义等问题。学会设有评议部、执行部、编译部等机构，编印了多种出版物，除"少年中国学会丛书"（计32种）外，还出过《会务报告》、《少年中国》月刊（北京总会负责编辑）、《少年世界》月刊（南京分会负责编辑）和《星期日》周刊（成都分会出版）等期刊以及《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通讯录》、《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等小册子。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少年中国》月刊。该刊创刊于1919年7月，停刊于1924年5月（中间曾休刊7个月），是一本大型综合性杂志，李大钊曾任编辑部主任。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占刊物的主要篇幅，是关于自然科学、文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论著与译文，涉及人生观、世界观和社会问题诸多方面；第二部分实际上是"会务报告"的继续，包括一部分阐发学会方针的文章、会务消息和会员的通讯。由于学会宗旨的空泛和笼统，1920年以后，学会内在要不要信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在1921年7月1日至4日于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年会上，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代表北京会员明确提出学会要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并确定为思想行动一致的政治团体，但遭到左舜生、陈启天等人的反对。左、陈反对学会规定主义特别是反对规定社会主义，坚持学会只能从事改良主义的社会活动，反对学会进行政治革命和参加政治斗争。双方展开争辩，分歧逐渐表面化。会后，曾琦、李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他们的反对会员参加革命斗争的观点。随后，在1922年7月、1923年10月，学会分别在杭州、苏州召开了大会，尽管由于学会中共产主义者的努力，这两次大会通过了"对时局的主张"，宣布"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之推翻"，但在学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大会不顾高君宇的坚持，再次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宣布："各项决议只能表示少数人的意见，并不求多数人的服从。"苏州年会还决定将少年中国学会总会由北京迁往南京，由陈启天、曹刍分别担任临时执行部正副主任。这表明国家主义分子在实际上已获取了学会的领导权。1923年12月2日，在学会总会第三次常会上，与会的国家主义分子一致通过了陈启天起草的《何谓新国家主义》的论文。同日，学会巴黎分会会员曾琦、李璜在巴黎郊区的玫瑰城成立中国青年党。次年9月，曾、李回到上海，发展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等人党。中国青年党的成立，标志着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左右两派的斗争已从以前的要不要确定主义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公开论战，斗争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1924年10月10日，左舜生、曾琦等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发表大量言论，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至此，学会的分化已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1925年7月中旬，学会在南京召开最后一次年会。在会上，恽代英、沈泽民对以曾琦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在年会通过决议时宣布放弃表决权，以示抵制。至此，学会最后分裂已成定局。但一些中间会员希望学会能够继续维持，不愿分裂。在他们的努力下，年会通过了一项"改组案"，组成改组委员会，分发表格，对会员的政治立场和对学会的态度进行调查。王光祈表示他"相信民族主义，不相信国家主义，不相信共产主义"，希望学会继续保持兼容并包局面。但实际上学会从此已停止了活动。至此，历时七年之久的少年中国学会，遂告解体。少年中国学会的分化和演变，反映了：五四时期及其以后一代知识青年思想的急剧变化。
中国代表出席巴黎和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美、日、意等国为了拟定对德和约，重新瓜分世界，建立战后帝国主义秩序，于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派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
山东问题是巴黎和会上关于中国问题的焦点。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北洋政府于同年8月6日发表声明，要求美、日斡旋各交战国，保证各国在华租借地中立。8月23日，日本政府竟背着中国政府，向驻守青岛的德军发起进攻，山东在德日之间易手。1915年1月，日本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亟欲称帝的袁世凯遂于5月9日全部接受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与此同时，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中国政府参加协约国集团的动议，日本政府出于阻止中国因参战而获得战后和会上的发言权的目的，也大加阻遏。而当日本于1917年2、3月间分别征得俄、英、法、意四国对其"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之权益的确实保证后，方始同意中国于同年8月14日对德宣战。中国对德宣战后，派出部分华工参加了欧战后勤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协约国一员，应邀出席巴黎和会。
为了在和会上争得列强的公正待遇，中国政府于1918年12月在北京中南海总统府紫光阁专门设立了一个外交委员会，讨论提案问题。由汪大燮任该委员会委员长，孙宝琦、熊希龄、陆宗舆、李盛铎、林长民、王宠惠、沈瑞麟、陈篆为委员，叶景莘为事务员。委员会成立后，汪大燮、熊希龄即联名提出对和会的提案大纲五条：首列破除各国在华势力范围（此条中即包括归还山东的要求），余为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和停付庚子赔款等。大纲由全体委员于1919年1月6日讨论议决后，经总统徐世昌和代总理钱能训批准，于1月8日电达赴巴黎的中国代表，作为中国向和会提案的原则。1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陆征祥（时任外长）、顾维钧（时任驻美公使）、施肇基（时任驻英公使）、魏辰组（时任驻比公使）和王正廷（原在美国，代表南方军政府）五人出席会议。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了七项议题：（1）废除势力范围；（2）撤退外国军队、巡警；（3）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4）撤销领事裁判权；（5）归还租借地；（6）归还租界；（7）关税自由权。此外，中国代表团又提出取消1915年5月25日的中日协约（即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将上述两个文件一并提交巴黎和会最高会议。中国代表团以直接归还山东和取消二十一条为迫切要求，其余各款仅作为"希望条件"，提请和会考虑。
但是，中国代表团的两次提案遭到了操纵会议的美、英、法、意等国的拒绝，和会议长、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复函中国代表团，认为提案内容不在和会讨论之列。1月27日，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蒙梭、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和日本代表组成的"五人会议"讨论德属殖民地归属问题，中国代表被指定列席。日本代表牧野在会议上提出事先准备好的日本政府宣言书，声称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并德国在中国山东所有他种权利，应该无条件让于日本。日本代表并发表了1917年初美、俄、法、意、日五国签订的秘密谅解，即承认日本的上述要求。中国代表当即表示，山东问题与中国关系甚大，候中国代表团提出正式意见后再行讨论。1月28日，"五人会议"继续讨论山东问题。顾维钧、王正迁将中国代表团关于山东问题的意见书共4项27条提交审议。意见书首述了"德国租借权及其他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缘起及范围"，次述"日本在山东军事占领之范围及沿革"，接着，意见书以大量篇幅列举了"中国要求归还胶澳之理由"，指出，无论从山东的历史、地理、文化方面，还是从中国对于德国处于战胜国的地位而言，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日本代表则以中日两国间已有交换胶州湾之约及关于铁路方面的成约等为由，要求和会将山东交与日本，再由日本与中国交涉。中国代表据理力争。关于山东问题的第二次讨论没有结果。2月7日，日本代表团派书记官会晤中国代表团，将其预备提交大会的四份外交文件给中国代表阅看，其中包括：1917年2、3月间日本同俄、英、法、意四国的秘密换文，1915年5月中日二十一条秘密换文，1918年9月中日关于胶济铁路的换文等。意在利用列强对日本继承山东权益所做的"保证"，迫使中国代表就范。与此同时，东京方面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日本驻京公使小幡于2月2日亲至外交部向中国方面提出质询。中国国内舆论由此激愤。2月15日，中国代表团将山东问题说帖送交和会，并附件多种，包括二十一条、济顺高徐铁路合同及解决山东问题换文等。3月10日，日本代表团发表关于山东问题的宣言，声称日本现在享有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是合法的且由中国自行让与的，将来如何办理，由日本和中国直接解决，和会其他国家无权过问。
月中旬以后，山东的处置逐渐成为和会的中心问题。4月15日，美国国务卿蓝辛在"五人会议"上提出将山东交与协约国，而由协约国议处的变通办法。英国代表复提议将山东交国联委任统治。美、英代表的提议均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4月22日，"五人会议"约日本代表出席陈述意见，牧野即于会上声称：已接到本国训令，非候山东问题解决后不得签字于和约，同时发表了1917年日英、日法、日意秘密协定，要求各国践约。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也被邀出席。美国总统威尔逊表示对中国的要求无能为力，并质问中方何以于1918年"欣然同意"与日本订约（指山东问题换文）。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则提出两项办法，一为按照中日成约办法，一为使日本继承德国权利，由中国任择其一。实际上，此两项办法无论哪一项都是牺牲中国而已。劳合·乔治与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并且向中国代表表示，在目前条件下，对中国方面的要求"殊无可如何"。4月23日，中国代表分别造访英、法、美、意四国专门委员，提出新的四项办法以为转圜，表示接受将胶州湾由德国移交五强，然后由五强归还中国的办法；但日本应于一年内撤出山东，中国愿意向日本支付进攻青岛的军费，并同意开放该城和辟出外人居地。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这四项办法遭到列强拒绝。4月25日，日本代表团利用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因要求阜姆港不遂而退出和会、率团回国的事件，乘机提出山东问题，并声称，如果得不到山东权益，绝不在和约上签字。英、法两国以有1917年与日本签约所负的义务为由支持日本，英国首相甚至表示，如日本不参加国联，英国当随其后。急于在和会上促成成立国际联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深恐五强去三而功败垂成，乃与日本秘密达成妥协，改变原来的保留态度，支持日本取得山东。
月30日，英、法、美三国会议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议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让与日本"，并将有关条款列为对德《凡尔赛和约》的第156、157、158三条。条文规定：德国根据1898年3月6日之《中德条约》，及其他关于山东省之一切协约，所获得之一切权利特权，如胶州之领土、铁路、矿山、海底电线等，一概让与日本；德国所有胶济铁路，及其他支线权和关于此项铁路的一切财产，一概让与日本；自青岛至上海至芝罘的海底电缆及其附属一切财产，无报酬让于日本；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并关于该领土德国因直接或间接负担费用实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德国于和约实行后三个月内，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证券及各种文件，移交日本。上述内容与日本提议写入和约者完全相同，日本夺取到的山东权益被明文规定了下来。中国代表在得知此项决议后，于当天下午向三国会议提出抗议，谴责这种损害中国主权，以暴易暴的野蛮行径。三国会议对此毫无表示。1919年5月6日，巴黎和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最终通过了长达214页的全部对德和约，并决定于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的明镜大厅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
对于如此损害中国主权的和约签署与否，中国代表团内部意见颇不一致。5月1日，陆征祥致电北京政府称，如不签约，将来由中德直接交涉撤废领事裁判权等恐无把握，倾向签约。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则议决反对签约，由林长民将拒签和约的决议电稿呈徐世昌，由徐令国务院拍发。但5月2日，国务院又密电专使签约。外委会委员长汪大燮得知后即宣布解散外交委员会。得知消息的北京大学学生群情激愤，五四爱国运动由此爆发。北京政府迫于群众压力，免去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亲日派的政府职务，但仍于6月23日电令中国代表签约。面对国内舆情，中国代表团成员深感民心不可侮，加之签约当日，寓所已被中国留学生包围，遂决定28日下午不赴凡尔赛签约，并致书和会，声明中国对中德和约有最后决定权。同时指出：巴黎和会在山东问题上对中国是不公正的，中国代表决定将此问题申诉于世界。同日，中国代表团将拒约决定电告北京，并以交涉失败、"奉职无状"，引咎提出辞职。1920年4月，美国参议院否决对德和约，并拒绝参加国际联盟（美国宪法规定：条约须参议院2／3多数同意才能最后生效）。
南北议和会议召开
2月北京政府和南方护法军政府之间为停战议和召开的会议。
年"护法战争"爆发后，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部队与以皖系军阀段祺瑞为首的部队在湖南战场展开厮杀。双方时战时停，而各自内部更是矛盾重重。由于利益分配上的争抢不均，皖、直两系军阀互相攻击，矛盾完全公开化。段祺瑞决定一面加紧训练自己的"参战军"，一面组成以徐树铮、王揖唐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操纵新国会的选举。1918年9月，徐世昌当选为新一届总统，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势力被排挤出中央政府。直系与皖系军阀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而与此同时，南方军政府内部由于亲英、美势力的大肆活动，也已发生了重大分裂。1918年1月，两广和滇、黔等省军阀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同孙中山主持的护法军政府相对抗。5月4日，非常国会决定修改军政府组织法。同日，孙中山被迫通电辞职，离开广州赴上海。孙中山的被排挤，消除了滇、桂军阀同北方军阀特别是直系军阀相勾结的障碍，曹锟、吴佩孚与南方军阀的联系更为密切和直接。10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一职后，为自身权位计，声言要解决南北战争问题，直系方面自然表示赞同，皖系段祺端也不便直接反对。南北双方遂有议和动议。
南北议和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各国重新加紧争夺中国的一种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妄图独霸中国，极力扶植和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实现所谓"武力统一"。大战后期和1918年11月大战结束后，美、英等国逐步腾出手来，力图打破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在支持直系军阀遏制皖系势力的同时，1918年7月，美国向英、法、日三国提议组织新的四国银行团，共同对华投资。10、11月间，美国又先后向北京政府和护法军政府分别提出"劝告"，要求他们停战议和。英、法也指责段祺瑞政府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在美、英、法三国压力下，日本被迫宣布停止对段祺瑞政府的单独借款，同意参加新四国银行团，并同意美国提出的南北议和的主张。1918年11月16日，徐世昌发布停战令，23日，南方军政府也下令停战，从此，南北军阀从"南北战争"转为"南北议和"。
年2月20日，南北"和平会议"正式在上海召开。北方议和总代表为朱启钤，分代表9人，其中代表安福系和附属于安福系者4人，代表直系者2人，代表研究系者2人，代表奉系者1人；南方议和总代表为唐绍仪，分代表10人，分别代表岑春煊、孙中山、陆荣廷、广东莫荣新、四川熊克武和云南、贵州、陕西、湖南、福建和海军。南北议和自1919年2月20日至5月13日，共召开8次正式会议和20余次非正式的谈话会。会议一开始，双方就在陕西问题上纠缠不休。陕西督军陈树藩是附庸于皖系的地方军阀。南北战争开始后，1918年1月，陈树藩的部将胡景翼在陕西三原宣布独立，拥护"护法"，陕西民军也纷纷宣布独立。同年6月，孙中山派于右任人陕宣抚民军，8月，各路民军共同推举于右任为靖国军总司令。为支持陈树藩，段祺瑞派兵"援陕"，围攻陕西靖国军。同年11月，南北政府曾分别下令停战，但段祺瑞却说陕西的战事是在"剿匪"，并不是与南军作战，故不在停战范围之内。南方则加以驳斥，拒不承认。后经江苏督军李纯调停，提出停战、北军停止前进、共同派员监视停战、划定停战区域、双方在划定区域内"剿匪卫民"等五项办法，于1919年2月13日公布，为南北政府所接受，南北议和才得开议。但是，在和会开幕以后，陕西的战事实际上并未停止，于是，在1919年2月2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就提出了陕西停战问题，以后双方几次讨论陕西问题，终未获得一致。
南北双方除了在陕西问题上争吵不休，更在"参战借款"、"参战军"和"军事协定"等问题上反复纠缠。段祺瑞重掌中央大权后，为了贯彻其"武力统一"中国，在全国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权的方针，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以参加一战为名，向日本大量借款，仅两年时间内，日本秘密地或公开地借给段祺瑞政府的款项总数就达5亿日元以上。在这些借款中，其中有一笔是1918年9月28日签订的2000万日元的参战借款。段祺瑞以此款编练了3个师又4个混成旅。1918年5月至9月，段祺瑞政府又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京政府仍继续向日本支领参战借款，继续编练参战军，并按照"军事协定"继续聘用日本教官。南方代表认为，参战借款、参战军及中日军事协定，皆以参加欧战为目的，现在大战既已结束，即应该停止参战借款，撤销参战军，废止中日军事协定。但北京政府不予理睬，并公布了1919年2月5日与日本缔结的延长"军事协定"的协约，将参战军改为国防军，继续扩充。南方代表对此非常不满，又得知北军在陕西继续大举进攻的消息，遂在2月28日的会议上，就陕西问题向北方代表提出质问，限48小时内答复，若届时不答复，则表明北京政府无讲和诚意。但是，北京政府未予答复。3月2日，南方代表通电停止议和，北方代表则以不能负责的缘故，向北京政府电请总辞职。南北议和第一次中断。
和议停顿后，经各方运动调停，费时月余，4月9日重新开议。双方对于参战借款、参战军和军事协定等问题继续争论，同时，双方在国会问题上也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南方代表提出国会自由行使职权，意即恢复张勋复辟时被强行解散的国会。因南方以"护法"相标榜，若不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便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由非常国会产生的军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法律依据，因此在国会问题上绝不让步。而恢复国会，亦即表示1918年召开的安福国会为非法，属于应解散之列，这对于作为段祺瑞御用工具的安福国会及由此而取得总统职位的徐世昌来讲，也是万难接受的。4月17日，安福系国会议员联合通电，反对南北和会讨论国会问题，说和会"倘若越权擅议，则紊乱国宪，摇动根本"。要求北方代表态度强硬，不必担心决裂。5月13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在会上提出了南方方面的八项条件：（1）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处理；（2）废止中日间一切密约，并严惩缔结密约的有关人员；（3）立即裁废参战军或国防军；（4）撤换恶迹昭著的督军、省长；（5）宣布民国六年解散国会命令无效；（6）和会选组政务会议，以监督和议执行；（7）从速整理决定和会已决、未决各案；（8）北方同意上述各项，即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并行使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总统之日止。对于南方方面的条件，北方总代表朱启钤表示，恢复国会之事，北方实无回旋之余地，请再加考虑。唐绍仪则提出，如国会问题不得解决，则其他各条亦不必讨论，出于责任，只得向军政府辞职，而另换他人。朱启钤闻之表示，国会问题无法解决，自惭才力不逮，也只有引退而已。5月14日，双方代表辞职。至此，南北议和遂告破裂。议和未有结果，南北又呈僵局。
月5日，美、英、法、日、意等国公使联合向南北政府提出"劝告"。此时，北京政府徐世昌虽欲继续议和，但对于段祺瑞皖系军人的飞扬跋扈亦无可奈何。6月13日，徐世昌迫于安福国会之议，特任段祺瑞的心腹大将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筹办西北各地方交通、垦牧、林矿、商业、教育、丘卫和节制指挥各地军队，参战军、国防军由此改称边防军。7月24日，又改参战事务处为边防事务处，特任段祺瑞为边防督办。8月12日，又任命安福国会众议院院长、安福俱乐部首领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南方军政府以王助纣为虐、包办选举之劣迹而拒不承认其资格，王却不顾舆论沸腾，于9月18日公然南下到达上海，南方代表拒不相见。南北和议自然无从谈起。1920年7月，北方爆发直皖战争，8月，南方爆发粤桂战争，中国再次陷入大规模军阀混战之中。
五四爱国运动
5月4日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其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年5月1日、2日，报纸上披露了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后，北京大学学生立即邀集一些学校的代表在马神庙（现为景山东街）的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办法，决定5月3日晚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邀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会议。5月3日晚，会议如期召开。大会推选北大法科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做记录，许德珩起草宣言。会上，先由《京报》主笔、北京大学讲师邵飘萍报告山东问题。北大学生和各校学生代表也先后发言，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大会议决办法四条：（1）联合各界一致力争；（2）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3）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4）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同时派代表到各国（日本除外）驻华使馆，陈述对于青岛的民意及其决心。会议至深夜11时结束。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的同时，北京高师的一部分学生在学校操场北端的西花厅举行了会议，决定采取暴烈行动，联络各校在5月7日到天安门召开游行大会。他们事前已弄到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人的照片，以便采取暴烈行动时有所对证，有的甚至准备了火柴和小瓶火油，有的甚至向亲友嘱托了后事。5月4日晨，他们得知北大5月3日晚定于本日举行游行大示威的消息，决定将行动计划提前。5月4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学校、警官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税务学校、民国大学等13所学校的代表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再次举行会议，布置各校下午去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事宜。下午1时，北京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个个手拿小旗，从四面八方齐向天安门汇集。北京大学是这次斗争的发起者，然而由于反动当局的阻挠，他们的队伍却于最后到达。当北大学生代表邓中夏、黄日葵冲破重重障碍，带着学生队伍走进天安门广场时，立即受到在场各校学生的热烈欢迎。金水桥南挂着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还我青岛"的血书和10面巨大的白旗，其中一面写着引人注目的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悖余孽死有头。"边款是："卖国贼曹汝霖、章宗舆遗臭万年。北京学界同挽。"学生们挥动着各色小旗，上面写有"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失"、"收回山东权利"、"保我主权"、"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抵制日货"等标语口号，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签订"二十一条"时为中国外交次长）、章宗祥（中国驻日公使，山东问题换文的签字者）、陆宗舆（币制局总裁，签订"二十一条"时为中国驻日公使）。他们在宣言书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学生们还散发了北大学生罗家伦起草的白话文传单。为了显示中国民众不可辱的气势，北大学生傅斯年作为总指挥，于会后率领大队出发，开始示威游行。大队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至东交民巷西口时，被巡捕阻拦，后北走户部街转经富贵街、东三座门大街、东长安街、东单，北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外交部街）、大羊宜宾胡同，至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愤怒的学生见曹宅大门紧闭，门前由三四十名军警护卫，无法人内。北京高等师范学生匡互生从临街窗口跳人曹宅，打开大门，群众一拥而人。学生们痛打了正在这里的章宗祥，因未寻见曹汝霖，便放火焚烧曹宅。下午5时许，北京政府步军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率大批军警赶到赵家楼。这时绝大多数学生已离去，军警将未来得及走脱的学生捕去32人。当晚，各校学生开会讨论营救被捕同学和继续坚持斗争问题。5月5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开始总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要求：直电巴黎和会，不承认二十一条，将山东、青岛直接归还中国；立即罢免曹汝霖等卖国贼职务。学生们表示："国权一日不复，国贼一日不去，吾辈之初志一日不渝。"呼吁各界与学生联合一致，"外争国权，内惩国贼"。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呼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上海、天津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纷纷发出通电，强烈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团，也积极参加了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和全国的抗议，使北京政府十分震惊。5月4日，国务总理钱能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付办法。同时，交通部下令电报局禁止学生拍发电报。5月5日，教育部下令各校，严禁学生参加爱国运动。但同时北京政府又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且5月7日国耻纪念日即将来临，不得不于5月7日释放了被捕学生。同日，北京各校学生一律复课。北京政府在京师各校学生复课以后，继续实行镇压政策。5月8日，徐世昌下令警察厅将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审办，随后北京警察厅传学生预审。5月9日，同情学生爱国行动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京政府胁逼下辞职离京。5月14日，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发表挽留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的命令，并连续下令镇压学生运动，要求军警"遇到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仍照前令，依法逮惩"；各级行政机关切实约束学生，对那些"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
北京政府的这些反动措施进一步激怒了爱国学生。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实行总罢课，参加者除大专院校学生外，还有许多中学生，共达2.5万多人。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教职员工也纷纷加入到学生的斗争行列之中。罢课后，学生们组织"十人团"（每个讲演团10人左右），开展讲演活动，在城区及昌平、南口、长辛店等地进行宣传。出版《五七》日刊等刊物，扩大爱国宣传。同时，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还组织护鲁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
学生爱国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大为恐慌，日、英、法、美等国驻华公使联合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日本公使小幡于5月21日晚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发出严厉责问的照会，要求取缔反日言论和"过激"言论，并威胁说："若放任此等风潮，不仅酿成贵国内政上意外之扰乱，且引起两国国家上重大之交涉。"北京政府秉承帝国主义的旨意，对学生继续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从5月25日开始，荷枪实弹的步兵、马队，在北京各街道来往穿梭，夺走学生讲演团的旗帜，撕毁传单，驱散听众，封闭爱国报刊，派军警包围校舍。在反动当局的严厉镇压下，学生斗争一度转入低潮。6月1日，徐世昌下令表彰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同时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活动，强令学生立即复课。京畿警备司令段芝贵和步军统领王怀庆按照命令竟然逮捕贩售国货的学生。从6月3日起，北京20余所学校数百名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讲演者"垂泪而道"，听众则"掩面而泣"。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当晚，学生遭逮捕者178人。由于捕人过多，警察厅容纳不下，便把北大法科校舍临时改为拘留所。6月4日，学生比前一天加倍出动上街讲演，又有700多人被捕。学生毫不屈服。6月5日，上街讲演的学生多达5000余人，他们还结队前往拘留所，要求军警拘捕，誓与前两天被捕的同学一起坐牢。
北京政府对学生的大逮捕，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从北京开始的爱国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5月9日，上海学生停课一天，上海各界开始抵制日货。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天津学生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5月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并致电北京政府，誓与全国学生一致行动。从5月23日起，天津15所大中学校的一万多名学生实行罢课，并以天津学联名义发表了罢课宣言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相勾结侵占中国领土主权，镇压各地学生爱国活动的种种罪行，宣言最后提出了拒签巴黎和约、取消二十一条、诛卖国贼等六项要求。天津学生在罢课期间，走上街头，深入到郊区农村，进行爱国宣传活动。同时，天津学生还广泛开展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在学生的宣传和推动下，天津商界也投入到这一活动中来。6月9日，天津公民大会在河北公园举行，与会者群情激愤，一致要求商会罢市。6月10日，天津商界在上海"三罢"斗争的影响和学生的推动下，开始第一次罢市。同时，天津工人也在酝酿罢工。天津总商会在给北京政府的急电中要求政府速做决断，以免演成危厄之局。在京、津学生罢课期间，济南学生和各界群众3万多人冲破军警阻挠，于5月7日召开了国耻纪念大会，要求收回青岛。5月23日，济南中等以上学校一律罢课。6月10日，济南商界开始罢市。湖南学生联合会于5月28日成立后，立即组织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6月3日，长沙各校一律罢课。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很快影响到各界各阶层。湖南省国货维持会、救国十人团、湖南各界联合会迅速成立，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有力指导力量。武汉、广州、南京、杭州等地的学生和各界群众也纷纷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从而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学生爱国运动的迅速发展，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威力。北京政府在上海"三罢"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于6月10日下令免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同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胜利。
月中旬以后，巴黎和约签字日期迫近，全国人民积极开展了拒签和约的斗争。6月17日，北京政府顺从帝国主义旨意，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后，全国学生联合会立即号召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并致电北京政府，表示"未经正式民意机关通过，全国人民誓不承认"。6月19日，山东各界请愿团80多人到京，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为了支持山东人民的斗争，天津各界联合会于6月27日派出10名代表赶赴北京，与山东、北京、陕西等地代表联合向总统徐世昌请愿，言词激烈，据理力争。上海各界人民积极配合，开展拒签和约运动。6月21日，上海学界和商界召开会议，反对在和约上签字。6月23日，上海商学工报各界发表宣言，呼吁全国人民"共谋抗拒签字，急毁中日条约二十一条及其他一切密约"。同日，上海一些群众团体直接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警告说："如或违背民意，不保留青岛及山东主权而签和约者，当与曹、章、陆同论。"6月27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界群众召开万人大会，上海各界代表、各地学生和留日学生代表发表演说，一致反对在和约上签字。旅居法国的华工、留学生和华侨数百人在和约签字前一天包围了中国代表团驻地，要求拒签和约。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火烧赵家楼
五四爱国运动期间爆发的一次著名事件。
年5月2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京师各校学生群情激愤。学生们迅速筹备集会游行，部分激烈分子则秘密酝酿采取超越法律规范以外的暴烈行动。5月3日夜，北京大学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召集全体学生及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的大会，议决次日举行学界大示威。与此同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学会的会员在该校操场北端的西花厅也举行了秘密聚会。会上在讨论游行形式时，一些同学主张进行一种普通的示威游行，一些同学则主张"非参加暴动不可"。进行暴动的提议在群情激愤下得到了通过。但怎样进行暴动，用什么武器暴动，与会者并没有加以慎密的考虑，而只是要个人自己想办法。同学们在前门大栅栏一带的相馆中设法搞到了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照片，以便暴动时有所对证。学生们还议决带上铁器、小罐火油及火柴等物，预备毁物放火。会议推举北京高师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匡互生为负责人，形成一个秘密行动小组，分头准备，有的同学甚至向亲友托付了后事。由于工学会是小团体的秘密活动，所以五四游行时除极少数参加核心小组的学生外，大多数学生是没料到会演出火烧赵家楼和殴伤章宗祥等暴力事件的。
月4日下午1时左右，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齐集天安门金水桥前，集会演说，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北洋政府的卖国媚外。大会决议先向各国公使馆游行示威，再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对巴黎和约签字。短暂的集会之后，游行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在东交民巷西口，游行队伍被外国巡捕房和北洋政府的军警强行拦阻达两小时之久。学生们悲愤至极，在向美国使馆递交了《陈词》后，决定去找卖国贼曹汝霖家示威。当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曹宅门口时，已是下午4时左右。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正在总统府宴请刚从日本归国的章宗祥，出席作陪的有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等。当学生游行及要求惩办卖国贼的消息传来时，有人劝告曹等"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但他们无视这一劝告，认为军警完全可以把赤手空拳的学生镇压下去。下午3时左右，曹、章回到赵家楼胡同曹宅，由警察总监吴炳湘加派了200名警察到曹宅守卫。因此，当学生们到达赵家楼时，曹宅内外，警察林立，门窗紧闭。学生们高呼口号，在叩击大门时与护卫的警察发生争执。学生们一面和警察辩论，对其宣传爱国思想，一面绕屋而行，寻找破门之路。几个预备牺牲的同学跳上围墙，捣毁铁窗，冲人院中，打开大门，学生们冲进了曹宅。曹、章二人仓促间一个躲入了箱子间，一个钻进了锅炉房。学生们在厅内遍寻曹、章二人不见，愤怒之下，将厅内陈设的一些家俱抛出室外，将悬挂的日本天皇像摘下摔在地上。匡互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在客厅中纵起火来。火起之后，章宗祥自锅炉房中窜出奔向后门时，被学生当场包围群殴，学生们用手执的小旗旗杆对着他的头乱戳乱打，章宗祥被打得头破血流，后被一日本人救出后门，始得逃脱。曹宅起火半小时后，北洋政府步兵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军警赶到。这时绝大多数学生已经离去，未及走逃者遂被反动军警逮捕。被捕学生共32名，其中北京大学20名，工业学校2人，中国大学1人，汇文大学1人，吴炳湘率队将学生逮捕后，立即向曹汝霖道歉，并派车将曹及其全家送往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章宗祥也被护送到日华同仁医院。此时消防队也已将曹宅的火扑灭。当日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家中召开紧急会议，密谋对付学生的办法。同日晚，北京各校学生也集会讨论了如何营救被捕同学和如何坚持斗争。蔡元培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大会，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并表示要负责营救被捕同学，但劝告学生不要罢课。北大学生没有采纳蔡的意见。从5月5日起，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各方，请其支援。北京十几所学校的校长组成了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营救被捕学生。但校长团在与北洋政府警察厅、教育部、国务院和总统府交涉释放学生时，均遭拒绝。消息传出，举国震动。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纷纷发出通电，强烈要求北洋政府迅速释放学生。北京的社会名流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等也联名写信，保释被捕学生。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压力下，5月7日上午，被捕学生获释返校，受到各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上海"三罢"斗争
五四运动中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支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斗争。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次日，上海各校得到消息后，立即有30多所学校相互联合致电北京政府和各报馆，表示"为保全全国青年之神圣计，义不独生，誓必前仆后继，以昭正义"。5月7日，上海各校学生与各界人士共2万多人，齐集西门外的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会后，手持标语旗的学生和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5月9日，上海各界为纪念国耻日，学生停课、工商业停业、戏馆停演一天。从这天起，上海各界开始抵制日货。上海学生联合会于5月11日成立后，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各商业公会也先后开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办法，店员和工人起来监督业主停止买卖日货，印刷工人和缝纫工人拒绝用日本纸张和衣料，码头工人拒绝为日船卸货。抵制日货运动迅速展开。5月19日，北京学生为反对北京政府破坏学生运动，再次全体罢课后，上海学联于5月26日召集52所学校2万多名学生，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宣誓罢课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此时，北京分批南下的学生也陆续抵沪，和上海学生汇合，大大推动了上海的爱国运动。6月4日下午，上海学生接到天津急电，得知北京发生"六三"大捕学生的事件，立即发出急电，走上街头演讲，呼吁各界急起援助，并挨户动员商界签名罢市。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和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城市，从6月5日开始，上海工人阶级率先开始举行大规模罢工。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首先罢工的是日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和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同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印刷工人也举行了罢工。6日至8日，罢工继续扩大，电车、机器厂、铁厂、丝厂、铁路总机厂、英资和日资工厂及手工业工人先后罢工。6月9日，英商耶松公司老船坞、瑞镕机器造船厂、江南船坞、各轮船公司、日商纱厂码头、叉袋角日本纱厂、上海电器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及附属印刷厂、浦东美孚和亚细亚两火油栈的工人，以及全市司机、清洁工人举行罢工。6月10日，沪宁、沪杭铁路工人及各马车行工人相继罢工。上海市内市外、海上陆上交通断绝，罢工达到最高潮。一周内，上海有50多个工厂企业、六七万名工人参加罢工。工人突破了行会、帮口的组织和观念，为着统一的斗争目标而进行同盟罢工，显示了鲜明的政治目的。工人们表示，罢工是"为国家之土地，再为学生被拘速救释放"，"对于卖国贼表示我们的愤怒"，目的是要唤醒国民，"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上海工人还多次高举"罢工救国"旗帜，开展各种爱国活动，发文告，散传单，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在学生们的积极推动、联络和工人阶级的率先响应影响下，上海市各业大小商店、影院、饭店、银行等都停止营业，举行罢市。许多商店门前贴着"国家将亡，无心营业"、"挽救学生"、"罢市救国"、"不除国贼不开门"等标语，以表示坚决罢市的决心。
上海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大罢工，使五四爱国运动从6月3日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到上海。上海"三罢"斗争实现后，很快波及全国。京奉、京汉铁路以及九江等地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南京、济南、长沙、汉口、杭州、芜湖、无锡、天津等地工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南京、宁波、厦门、镇江、芜湖、无锡、苏州、杭州、天津、济南、唐山、安庆、九江等许多城市的商人相继罢市。据统计，全国有22个省、150多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斗争，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以巨大威胁。6月8日，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急电北京政府，惊呼上海"三罢"斗争，犹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6月10日，天津总商会向北京政府再次发出告急电报。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免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同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上海各界得知三个卖国贼被罢免后，于6月12日宣告开市，并举行游行示威，庆祝"三罢"斗争的胜利。之后，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斗争锋芒便集中到拒绝和约签字上来，直至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出现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人发展。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中国知识界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更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渐次扩大，中国知识界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西方社会的所谓"公理"、"正义"产生质疑，怀疑乃至否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转而向往社会主义，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当时，被人们当做新思潮来介绍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很庞杂的，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外，还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探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撰写文章、编辑刊物、翻译著述、组织社团等多种形式，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的作用。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曾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并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1918年7月1日，他在《言治季刊》第3册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分析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同年1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热烈地赞颂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预言十月革命所掀起的革命浪潮是不可阻挡的。1919年5月，李大钊在他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一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之后，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并初步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中国革命和中国思想史上的若干问题。
陈独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者，他主编的《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每周评论》，积极倡导新文化。1919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指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之后，他又发表《劳动者的觉悟》、《谈政治》等文章，批驳伯恩斯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毛泽东也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他在1919年7月主编《湘江评论》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指出改造中国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号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各阶层人民起而仿效俄国，组成一个大联合。毛泽东还在长沙创办和组织了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宣传起了重要作用。蔡和森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也表现得很出色。在1920年初到法国的几个月内，就"猛看猛译"了多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有关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并着手编写阐述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正在日本留学的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等著作，寄回国内出版，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周恩来在因从事爱国斗争被捕入狱期间，向同被监禁的进步青年连续讲解马克思主义并介绍了马克思传记。他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继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在留学生中进行宣传。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恽代英、瞿秋白、陈望道、邓中夏、张太雷、赵世炎、向警予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期间，传播新思想的进步报刊大量出版，许多早期宣传新文化的报刊这时也以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主要内容。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间，全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达400多种。《新青年》杂志已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每周评论》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些段落，并在编者按语中强调"阶级斗争"和"劳工联合"的思想。《国民》杂志译载过《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全文。《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建设》、《东方杂志》、天津《觉悟》等报刊，用很多篇幅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1920年3月4月间，《上海生活》和《东方杂志》先后发表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立即在中国的文化、工、商等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热烈欢迎。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为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1920年8月，上海出版《共产党宣言》一书的全文（陈望道译）。不久，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相继翻译出版。在这前后，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原著还有：《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叙》（即初版叙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反杜林论》第三编中的一部分）等。还有列宁的《民族自决》（即《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过渡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建设中的苏维埃》（即《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节译）、《鲍尔雪佛克之排斥与要求》（即《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节译）等。此外，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陆续翻译出版，如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阶级斗争》，马尔西的《资本论人门》、《马克思经济学说》，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逐渐成为新闻媒体乃至社会公认的新思潮。
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团体在全国各地也纷纷出现。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青年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提出推翻军阀、官僚政府的主张，掀起了改造社会的热潮，对提高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在上海，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等。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于1919年9月组织了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讨论研究新思潮，积极领导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湖南，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联合教育、新闻等各界人士发起创办文化书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销售大量马克思主义书报。在山东，1920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五四运动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多达400个。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分别举行了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参加者为学界代表和工界代表。这次纪念活动不仅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范围，成为有广泛阶层参加的活动，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最初尝试，它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在研究、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中国革命早期的骨干和先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也由此奠立。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成立
五四爱国运动中成立的学生组织。1919年5月4日北京青年学生点燃的革命火把，迅速传到全国各地，学生爱国运动在各大城市风起云涌，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根据运动的发展，各地的学生们感到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1919年6月1日，京、津、宁、沪及留日学生代表在上海环环中国学生会召集全国学联的筹备会，会议议决全国学联的名称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并向各地学生联合会发电，要求各地派代表赴沪，商订章程及办法。6月12日，上海各界庆祝"三罢"斗争的胜利，示威游行，并行开市。同日，在上海的全国学联筹备会召开常会，确定运动的目标是"一为外争外交，一为内惩国贼"。6月16日下午2时，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大东旅馆六楼召开，北京、上海、留日学界、天津、武昌、南京、杭州、济南、嘉兴、松江、崇明、南通、九江、保定、吉林、安徽、宁波、河南、唐山、苏州、扬州等各地代表共50余人与会。除各地学生代表外，参加大会的还有许多来宾，计有教育界人士蒋梦麟、黄任之（炎培）等20余人，商界人士10余人，工界人士6人，报界人士戈公振等10余人。许多学生代表和来宾都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表明了各自的态度。6月18日，全国学联召开选举职员会。北京学生代表段锡朋当选为正会长，上海代表何葆仁当选为副会长，北京学生代表陈宝锷当选为评议长，干事长则照章由会址所在地（上海）的学生会评议部选出。全国学联成立后，进一步组织各地学生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推动运动向纵深发展。此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学联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政治领导下，组织学生先后开展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和蒋介石新军阀专制统治的斗争，其间，几经跌荡，时断时续。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和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各地学生掀起抗日救国的怒潮。为了统一全国学生的救亡行动，1935年12月26日成立的平津学生联合会，勇敢地担负起筹备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重任。从这年年底开始，平津学联分四路沿平沪路、平汉路、平绥路、北宁路出发，到各城市发动和联系。同时，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和中国共产党江苏省临时委员会分别选派干部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建工作。经过广泛宣传和严密的组织准备，1936年5月29日，中国学生救国大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20个城市的28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宣言》、《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纲领》和《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章》，规定中国学联"以团结全国学生、促成全国统一战线、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为宗旨，任务是"勇敢地领导着全国学生走向民族解放的征途，将进一步团结无数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粉碎民族敌人的堡垒。"大会还通过了派人帮助未成立学联的地方建立组织、加人世界学联等四项提案，最后选举了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中国学联"）领导机构。中国学联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与世界学生运动的联系，从而把中国青年抗日救亡运动与世界青年反法西斯斗争结合起来。仅仅半年之内，中国学联就与英、美、法、德、日、缅、新（加坡）、菲（律宾）等国青年学生团体建立了联系，还在海外华侨学生和留学生中组织了各种抗日团体，积极领导学生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之中。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学联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组织学生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和腐朽统治，争民主、争自由、争生存权的斗争，在国统区形成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第二条战线。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大大促进了整个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第一条战线，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年2月1日，在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的倡议和指导下，由中国解放区青联、国统区中国学生联合会、原解放区学生联合会和从国统区来解放区的各地学联负责人等27名组成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已召开过十三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经过_个月的紧张筹备，1949年3月1日至6日，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来自西北、东北、华北、北平、天津、中原、华东、沪杭苏、南京、广东、武汉等地区及中国学联的20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大会通过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规定，全国学联是包括全国各大中学生的全体学生组织，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在闭会期间由主席团负责领导会务。1949年3月5日，大会选出由42人组成的全国学联执委会，由执委会选出7个直属区学联组成的主席团。中华全国学联的性质是全国高等和中等学校学生会的联合组织和中国大中学生自己的群众组织，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团体会员。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指导和帮助，任务是团结全国学生贯彻执行党的总任务和教育方针，使广大学生不断提高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觉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长建设社会主义的才干，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同时，培养学生具有国际主义精神，为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贡献。中华全国学联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团体会员制。凡承认全国学联章程的全国高等和中等学校的学生会均为全国学联的团体会员。中华全国学联目前共拥有10万多个团体会员，到1995年为止，共召开了22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湘江评论》创刊
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主办的著名周刊。1919年7月14日创刊，共出版五期，还有"临时增刊"第一号（7月21日出版）11开一张。《湘江评论》的创刊宗旨是"宣传最新思潮"。该刊在形式上和《每周评论》一样，四开一张，分四版，分栏也大体仿《每周评论》，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其最大特点是文风新颖、笔调尖锐、通俗易懂，它着重宣传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歌颂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大力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发人们向旧势力、旧习惯作斗争。
《湘江评论》的一些重要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在领导湖南学生运动时，为了提高群众觉悟，扩大宣传，以很大的精力来主编《湘江评论》。他在"西方大事述评"和"世界杂评"栏目中，以很大篇幅介绍并赞扬英、美、法、德、意等国的工人罢工运动，揭露了英、美、法在巴黎和会上的分赃活动，斥责"满嘴平等正义"的法国总理克里蒙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美国总统威尔逊不过是"一类的强盗"。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如果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必然是东欧诸国共产主义的成功。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这篇著名的时文中指出："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与反抗，政治的改革与反抗，社会的改造和反抗，两者必有其大联合"。他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人民大联合的结果，因此号召进行中国民众的大联合。"放言"和"杂评"是《湘江评论》中引人注目的栏目，虽然三言两语，常常是针对人们存在的思想问题进行宣传。
《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5期，但却对湖南新文化运动起了较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这一影响还同时波及到全国特别是华南地区。当《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之后，李大钊对它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每周评论》还专门为此介绍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北京《晨报》也予以介绍，说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对于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每周评论》认为："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湘江评论》从其一创刊，即以犀利的笔锋，坚决的态度赢得广大青年的喜爱。创刊号当天即告售磬，后来重印2000份，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从第二期起即改印5000份。《湘江评论》的巨大成功很快就引起湖南军阀的仇视和守旧派的反对，1919年8月，当《湘江评论》第五期正在付印时，就被当地军阀张敬尧查封了。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7、8月间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胡适之间进行的一场思想论争。
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的时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方各种文化思潮蜂涌而至，中国思想界呈现出错纵复杂的局面。其中，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在五四爱国运动后有了进一步的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根本解决"的主张，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同时，作为"新思潮"之一的实验主义和以它为哲学基础的社会改良主义，也在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在杜威来华之后更是风行一时，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日益尖锐，从而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杜威（JohnDewey），美国哲学家，实验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胡适留美时曾在该校学习，成为杜威的学生和实验主义的信徒。胡适回国后，1919年2月和4月，先后发表了《不朽》和《实验主义》两文，介绍了实验主义的思想。接着，胡适又通过北京大学、新学会、尚志学会和中国公学联名聘请杜威来华讲学（后来这4个单位组成了一个讲学社，专门聘请欧美名流学者来华讲学）。1919年4月30日，杜威携妻女到达上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前往迎接。杜威到北京后，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之大哲学家》以及伦理讲演等5种长篇讲演，单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一题就讲了16次。根据其讲演辑成的《杜威五大讲演》，在其未离开中国以前就已出了10版。杜威在中国住了两年零两个月（1921年7月11日离华），先后在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11个省巡回演讲。杜威的讲演被译成中文，从1919年7月起，大量刊登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新潮》、《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和《学灯》等著名刊物上。杜威在讲演中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宣传了实验主义，并对当时中国思想界正在讨论的中国社会改造问题俨然以指导者的口吻评论道："中国常有人问我‘改造社会当从何下手？’我的答案必说该从一事一事上下手。如家庭、学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没有一处不应改的。在这个时候，大家只有各做各的事，那种笼统的理论最容易被人利用，是没有用的。"作为"实验主义的信徒"的胡适，对"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也"看不过了"。1919年6月，随着陈独秀被捕和李大钊因避免追捕准备离京之机，接手《每周评论》，并在7月20日出版的第31号上，发表了他亲自写的"政治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适用性。他要求人们多多研究每一个个案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主义。认为不去研究具体问题，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还要夸口说"根本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胡适在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后，又连续发表了三论、四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反对各种"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反对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首先著文反对的是《国民公报》的编辑蓝公武。他在《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并逐条驳斥胡适的文章给宣传"主义"列举的三条"教训"。但是，由于蓝文侧重于从思维逻辑方面进行论证，对胡适否认"根本解决"这一要害问题，未能直接予以反驳。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批驳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和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的运动"。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因此，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李大钊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强调，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能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这个"根本解决"，就是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经济制度。1919年12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七卷一号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以回应李大钊的反驳。他在文中提出了"研究问题、输人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16字主张，欲图把新文化运动引到纯学术研究的圈子里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歧路上去。1920年1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七卷二号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指出新思想是因中国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社会的新要求而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应时代的要求，而不是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至此，从1919年7月开始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便基本上结束了。此后双方虽仍有言论发表，但主要是各自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采取论战的形式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思想论战，实质上是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社会革命的论争。这一论争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站在不同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围绕着对待"主义"问题开始了分化。这场论争，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山东惨案
五四爱国运动期间济南镇守使马良镇压爱国民众的事件。
山东是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控制的地盘，山东督军张树元、二师师长兼济南镇守使马良，都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山东又是日本侵略军铁蹄遍布之省。皖系军阀为了媚外亲日，对山东人民的抗日运动采取镇压取缔政策。五四运动爆发后，济南各主要报纸如《大东日报》、《民政日报》、《齐鲁日报》都对群众爱国运动表示了鼓励和支持。唯独安福系在济南的喉舌《昌言报》大唱反调，对群众爱国运动攻击谩骂，诬蔑学生"狂热"，竟主张军政当局对学潮予以武力镇压。《昌言报》的反动言论激怒了各界群众。1919年7月21日上午9时，济南学、商、工、农以及市民共约千余人，在省议会召开各界联合救国大会。会后，各界群众齐奔《昌言报》报馆，将其主编、经理一一缚住，背插亡命旗，上书"昌言报馆卖国贼"，游街示众，最后送至省长公署、审判厅要求依法处理。但当天下午审判厅即将《昌言报》报馆人员取保释放。《昌言报》事件使反动派大为恼怒。7月22日，山东督军张树元以学生强据省议会开会、驱逐议员和群众捣毁《昌言报》为借口，特专电北京政府请颁布戒严令，声称"倘再有聚众扰乱，肆行无忌者，应请准按照戒严法随时办理"。7月25日，北京政府竟然无理宣布济南戒严，并委任济南镇守使、第二师师长马良为戒严司令。马良上任之后，立即派兵捣毁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捕去会长、济南正觉寺街保安堂药铺坐堂先生马云亭、清真寺北大寺理事朱春祥及其胞弟朱春涛。三人都是回民，被捕后受刑很重。8月5日，马云亭、朱春祥、朱春涛三人被马良枪杀。他们在赴刑场的途中曾大声疾呼："我三人此次纯系爱国举动，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犯何法律？竟将我枪毙，实为我民国富强前途大有阻碍。"当时沿途观众，听到他们的讲话，都报以热烈鼓掌，表示同情和支持。这三人被捕时，曾有回民马某，前去探监，也被拘留，并曾陪决，事后因此精神失常。马良还亲自率领拳术队到西关回民聚居区巡查，发现回民骂他的标语或漫画时，即乱劈乱砍。马良在杀害马云亭等三人后，还洋洋得意地宣称："我是回人，先从自己开始，杀几个回人给大家看看！"随后，马良又到各学校召集学生训话，狂妄地叫喊："谁反对我，就逮捕谁。国家大事用不着你们管，不好好念书，这是造反！"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学生们纷纷起来反驳："我们是受良心的驱使！""是中国人就应该爱国，试问爱国何罪之有？"马良被问得恼羞成怒，立即命令大刀队，痛殴质问的学生，造成多人受伤。
马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山东广大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愤怒，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为了要求取消戒严令和惩办马良，山东学生及各界代表，联络天津各界代表郭隆真等和唐山、良乡、山海关等地代表，于8月23日到北京总统府请愿，要求取消戒严令，撤换马良并治以应得之罪。但是，大总统徐世昌不仅拒不接见，反而调动大批军警将请愿代表多人拘人警厅。第一批山东代表被捕进去，第二批请愿代表接踵而至。第二批代表在请愿过程中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到处散发传单，揭露马良罪行。当北京请愿代表被捕的消息传到天津的时候，天津学联立即紧急开会，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应把注意力集中到请愿斗争上来，进～步唤起民众，联合斗争！随即，《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关于京津请愿代表被捕的《号外》出现在天津街头。天津全市沸腾，上千人要求参加赴京请愿斗争。8月25日，天津组成几百人的队伍，分批赴京。26日，天津、北京两地学生共三四千人，聚集新华门，向北京政府请愿，徐世昌不予接见。27日，学生再赴新华门，总统府顾问和国务院秘书在接见学生代表时却强调请愿手续不合，总统不能接见。于是，学生们决定第二天分兵三路进行示威，一路仍在新华门，一路到西辕门，一路到国务院。8月28日上午10时，北京各校代表1000余人和天津等地代表汇合后，即分头出发。队伍一边前进，一边高呼："惩办卖国贼！""惩办马良！""解除山东戒严！""抵制日货！"沿途市民蜂拥而至，报以同情。反动军警则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他们将三路学生代表欺骗、驱赶到天安门内，待夜幕降临后，手持长枪刺刀，向代表们横扫乱打。结果，许多代表被打伤、逮捕。接着，反动军警指名要逮捕这次请愿斗争的指挥者之一、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代表们为了掩护马骏，和他掉换了服装。一直到晚上9点多钟，反动军警们拿着马灯在人们的脸上晃来晃去了大半天，也未能找出要找的人来。一小时后，恼羞成怒的军警派搬来了大汽灯，把天安门内照得如同白昼。深夜12点后，大汽灯还在不断地增加着。代表们一个一个地被架出大门，详细盘查。问到马骏的时候，他毫不避讳地说："我是马骏！"反动军警立即逮捕了他。但是，反动派的逮捕并未能吓倒人民群众。为了推动请愿斗争的顺利发展，营救全体被捕代表，周恩来亲自赴京，领导开展营救活动。周恩来和各校代表动员了数千学生，分别包围了北京、天津的警察厅。在广大群众的爱国运动压力下，在各界人士（如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荃等）的营救、保释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于8月30日释放了被捕的全部学生代表。此后，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该社全体社员与北京各校学联代表共同发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山东、北洋政府卖国求荣的"十月抗争"。
周恩来等组织"觉悟社"
"觉悟社"是在五四爱国运动高潮中成立的由天津男女进步青年组成的社团。周恩来是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字翔宇，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青少年时期是在北方度过的。1913年9月，周恩来在奉天（现沈阳）东关模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1917年秋从南开学校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爱国进步团体新中学会，很快成为学会中最活跃的分子。周恩来在日期间，时时注意各种时事讨论和社会现实状况，认真讨论中国的出路和社会改造问题，并参加和领导了留日学生反对中日签订军事协定的斗争。1919年4月，周恩来离开日本回国，5月中旬到天津，以校友身份住在母校南开学校，立即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成为著名的青年领袖之一。接着周恩来应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之邀，于7月21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这个学联会报在天津和外地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被称为天津的"曙光"、"全国学生会报之冠"，成为当时在中国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之一。1919年8月23日，为了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镇压山东爱国运动的济南镇守使马良，天津和北京、山东等地代表在北京进行联合请愿斗争，被京师警察厅逮捕拘禁。8月26日，天津又派出代表汇同北京代表第二次向北京政府请愿；28日，请愿总指挥马骏等又被捕。天津学联为了营救和照顾被捕代表的生活，推周恩来和几个代表去北京。在北京，周恩来一方面鼓舞大家的斗志，一方面领导大家积极开展营救活动。周恩来等学生代表们动员了几千学生，分别包围了北京、天津的警察厅。在广大群众的爱国运动压力下，在各界人士（如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等）的营救、保释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于8月30日释放了马骏和两次被捕的代表。9月2日，周恩来与被释放的学生代表同车返回天津。途中，郭隆真、张若名、关锡斌、周之廉、李锡锦、郑漱六、谌小岑等谈论了马骏大闹天安门的情形。同时，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又讨论了爱国运动的方向问题，商量如何将男女分开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合并起来，以加强团结和增强力量。周恩来还进一步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除了把两个组织合并外，还要把这两个组织中的骨干分子结合在一起。另组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来推动各项斗争和工作；第二，由两会各推若干人办一个刊物。来指导运动的方向，并向广大爱国同胞宣传我们的主张。周恩来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全体代表的一致赞同。1919年9月16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各10名骨干，即周恩来、薛撼岳、关锡斌、李震瀛、谌小岑、谌志笃、赵忠宸、潘世纶、马骏和邓文淑（即邓颖超）、李锡锦、张若名、周之廉、郭隆真、刘清扬、郑季清、张嗣娟、李毅韬、吴瑞燕共20名男女青年，在天津草场庵学联会办公室举行第一次会议，议决成立"觉悟社"，周恩来以其在学生运动中的威望被公推为"觉悟社"的领导人。在成立大会上，由周恩来提议，通过了一个方案，其要点是：（1）用白话文，出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2）本"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3）这个小册子定名为《觉悟》，主办这个小册子的团体就叫"觉悟社"；（4）内容：甲、通过共同研究发表主张，乙、批评社会生活，丙、介绍名人言论，丁、灌输世界新思潮。
"觉悟社"同当时一般进步社团相比，有一些突出的特点，一是组织比较严密，规定发展新社员必须有社员三人以上介绍经全体社员讨论通过。会议还通过了女社员提出的发展社员时必须男女各一，以保持社内男女平等的人数的提议。二是明确规定批评同受批评为社员的条件之一，社内经常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三是组织采取委员制，社务由大家分组，无社长和干事等职别，重大问题须由全体社员讨论。四是社员之间和对外，均以抓阄所定的号码为代号称呼，又以号码的汉文谐音取代号。抽签的办法是50个号码，各人抽一个，邓文淑（即邓颖超）抽的是1号，因此她别名"逸豪"；周恩来抽的是5号，因此别名为"伍豪"。"觉悟社"成立后，因社员忙于爱国运动和印刷的延误，原定于1919年11月编辑出版的不定期刊物《觉悟》拖延至1920年1月20日出版第一期，封面题字上刊印着醒目的五角星。刊物为大32开，共100余页。这期的两篇重要文章《觉悟》和《觉悟的宣言》，是经社员集体讨论后，由周恩来执笔写成的。《觉悟的宣言》写道：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宣言鲜明地表现了周恩来和觉悟社成员的革命精神。该刊还刊载了周恩来1919年4月所写的《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四次游圆山公园》、《雨中岚山——日本京都》、《雨后岚山》等几首明快、清新而又喻意深刻的新诗。《觉悟》在北京及各地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影响极大的《晨报》称其为"天津的小明星"，称该社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为了组织社员学习和研究新思想，灌输新思潮，讨论社会改造和中国的出路问题，周恩来还建议邀请北京的进步学者到天津演讲。1919年9月21日，即"觉悟社"成立后的第5天，李大钊应邀到天津，向觉悟社成员们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对觉悟社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社员们相继学习了《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及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战后的妇人问题》、《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受到了很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社员们在学习和探讨各种新思潮过程中，多数开始逐渐趋向于科学社会主义。
周恩来和觉悟社成员在学习研究各种新思潮著作的同时，领导天津学生积极开展了反帝爱国斗争。1919年9月"觉悟社"成立后仅两天，由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爱国团体推选出的代表团一行6人来到天津，请求天津学联邀集全国各省代表到北京为山东问题再来一次大请愿。天津学联电请上海全国学联出名约集。并派出代表和山东代表同赴上海。在他们的提议下，上海全国学联邀集各团体代表召开联席会议，约定全国各地代表到天津集合，讨论行动计划。9月20日。上海、南京、天津、烟台、青岛、济南、蓬莱、黄县、河南、长辛店、通县等地的代表共31人集结天津，随后在法租界一个教堂的地下室召开会议，详细讨论了晋京请愿的内容和具体步骤。10月1日，代表们在北京中央公园集合后，向总统府请愿。为支援代表们的斗争，周恩来率觉悟社成员同车到京。代表们在新华门前与北京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晚10时，反动军警实行武力镇压。31名代表被逮捕关押，其中有觉悟社社员郭隆真、关锡斌和黄正晶等。代表们被捕后，周恩来立即和北京学联磋商营救代表事宜。10月10日，周恩来推动和领导天津各界群众5万人在天津南开学校的大操场上举行了双十节示威大游行，并派出代表赴省公署请愿。请愿遭到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的武装镇压。10月1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发表由周恩来用白话文起草的短期停课宣言。宣言要求惩办杨以德，并表示了学界罢课的决心。在这次斗争中，觉悟社的社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当了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印标语、写传单等。在觉悟社的影响下，从这次罢课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联联合办公。觉悟社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力量。1919年11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福州惨案"。为了声援福建人民的斗争，觉悟社于2月间推动天津各界联合会召开了3万多人的国民大会，提出了撤换日本领事、赔罪、赔偿、惩凶等项要求，并当场焚毁了搜查出来的日货。接着，觉悟社又推动天津学生和各界群众开展了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和抵制日货运动。1920年1月25日，天津反动当局对群众爱国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强行封闭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并逮捕了前往省公署请愿的各界代表20多人。1月29日，在觉悟社周恩来、谌志笃等骨干分子领导下，天津各校学生3000多人走上街头宣传讲演，散发传单，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示威，坚决要求反动当局启封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释放被捕代表。结果，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等四代表在示威中被捕，50多人被打伤。在狱中关押期间，周恩来和其他同学与反动当局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与警察厅长杨以德当面抗争。周恩来还向狱中同学介绍了马克思学说中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传，多次组织讨论会，讨论国家形势和社会改造问题，并写下了《警厅拘留记》和《检厅目录》。在周恩来等代表被捕期间，全国各地掀起了强烈抗议和积极营救运动。1920年7月17日，周恩来和被捕代表全部获释出狱。8月初，觉悟社在天津法租界举行了第一次年会。在会上，周恩来总结了一年多来青年学生和全国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唯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进一步创造新的联合。并且指出，当时的团体虽多，但形形色色，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使之趋于一致，才能团结起来向着这个目标奋斗。会后，周恩来等11位社员来到北京，于8月16日上午和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曙光社的代表共20多人在陶然亭聚会。会议由觉悟社的刘清扬主持，邓文淑（邓颖超）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和一年来活动的经过，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把觉悟社在天津年会上议论的几点关于"改造联合"的意义作了说明。李大钊在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指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之必要，惟有如此，对内才能够团结一致，对外方可以与人联合。其后，各团体又先后在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和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几次会议，决定成立"改造联合"，并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言呼吁"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同志，……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到民间去"，"切切实实的做点事"。约章规定"即须举行之事业"为："一、宣传事业之联络；二、社会实况之调查；三、平民教育之普及；四、农工组织之运动；五、妇女独立之促进。""改造联合"会议之后，觉悟社和其他团体一起，在李大钊领导下，兴起了到民间去，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从事实际运动的热潮。为了寻求探索救中国的道路，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刘清扬等觉悟社的骨干分子赴法勤工俭学，国内社员继续求学、就业，分散各地。此后，觉悟社逐渐停止了活动，但分散的社员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3年春，邓文淑（邓颖超）和其他觉悟社社员在天津《新民意报》创刊不定期副刊《觉邮》，第一期即发表了周恩来给她的信《德法问题与革命》及其他几封信。第二期又发表了周恩来的两封来信《西欧的赤况》和《伍的誓词》。在此前后，觉悟社的成员有半数以上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觉悟社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中国革命运动洪流的典型。
福州惨案
自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日本帝国主义割占台湾，掀起"割地狂潮"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国纷纷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既得台湾，更觊觎福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机扩大在福建的势力，并对福建人民的反抗行动予以镇压。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福建各界群众纷起抗议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11月间，福州学生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常到各商店进行调查，并有时焚毁日货。但驻福州的日本居留民团，竟于11月16日午后6时，集众数十人，持械寻衅，故意与学生发生冲突，结果日人殴伤学生7人，殴毙一人，并伤市民多人，一时全国震动，是为"福州惨案"。
惨案发生后，驻福州的日本侵略当局，不但不对凶手严加惩治以谢罪，反而电请本国政府借口保护日侨派舰来闽，进行讹诈。消息传出，福州学联率起抗议。学联向全国各地的各界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发电求援。电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北洋政府的媚外丑态进行了揭露，指出："衅由彼开，损失均在我国，……只论强权，不问是非，军阀卖国政府昧心隐忍，与之交涉处处让步。虽因外交暗弱，究竟由于亲日关系造成失败，不能彻底坚强抗争，反而摧抑民气。请各省各地爱国团体团结起来一致反抗。……一定使日本政府对其居留民行凶暴行加以严惩，并负法律上之责任。"接到福建学联请求声援的急电后，刚刚成立一周的全国各界联合会自11月17日起，便连日急电各地团体、报馆，请一致声援。23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又为闽案向各地发出通告，呼吁"速开国民大会，举办游行演讲，警告全国父老，使知吾国危亡已在眉睫，迅与日人断绝国民交易，厉行抵制日货，决不供给日本一切米粮煤铁及各种原料"。全国学生联合会也于12月1日就闽案电告各地学联，要求各地每日多派学生游行演说，痛陈日人野心，唤起国人一致力抗，并敦促北京政府外交部与日本政府严重交涉。在全国学联的号召下，各地学生抗日怒潮再起波澜。11月29日，北京学生5000多人齐集天安门，议决分为30队游行示威。学生们的这次游行，人数众多，组织严密，有负责发布新闻招待记者的，有负责救护的，有组织专人侦察日本使馆和反动军警方面动静的。游行队伍沿途散发了100多种传单，并高呼"头可断，血可流，福州不可失"、"力救福建"、"抵制日货"等口号。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还散发了《泣告全国同胞书》。12月7日，学生们又联合北京爱国商人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提出强硬抗议，要求撤换日本驻福州的领事，要求日本惩凶、道歉，并要求收回领事裁判权。大会还决定北京各商店一律不卖日本货，并由北京大学等20多个团体组织"抵制日货委员会"，有计划地进行斗争。天津各界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接到福州学联的来电后，立刻在11月30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以抗议日本在福州的暴行。同时复电福州学联，表示慰问和支援。12月20日，天津国民大会在南开操场举行，各团体相继上台讲演，并通过了致北京政府和复福州学联的通电。会后，当场焚烧了自"1895"半年多以来因违约而被没收的10余车日货，内有肥皂盒、脸盆、手巾、东洋钟等。焚烧日货后，数万名由学生、工人、商界、报界、宗教界、教育界等170多个团体，其中有30多个学校、80多个行业的商界公会和码头搬运工、人力车工人等组成的游行队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各举旗帜，高呼口号，情绪之激昂热烈，为"五四"以来所仅有。游行队伍所经之处，各马路店铺都在门前备好茶水，欢迎和慰劳游行队伍。在上海，上海各界大会于11月23日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参加者达3万人。大会邀请福建代表报告"福州惨案"经过，并议决八项要求，要求北京政府外交部迅即交涉、坚持：（1）更换驻闽日本领事；（2）由日本政府谢罪；（3）慰恤死伤者；（4）惩办犯罪日人；（5）保证此后日商不得携带武器；（6）惩罚驻闽日本领署警察长；（7）撤销日本领事裁判权；（8）限日本军舰军队离闽。上海学生会评议部还决定：福建交涉关系中国存亡，为唤醒国民，激励民气，上海学生罢课四日，全体出发演讲并散发传单，劝阻各商店不进日货等。"福建惨案"的消息传到山东后，山东各界即在12月3日召开大会，表示对闽案声援。接着山东学联发出通知，号召各地学生来省于12月25日开联合大会，并拟召开全省国民大会，以声援福州学生，加强闽案交涉。但济南反动当局竟于23日将学联取消。学生要求恢复未准，遂于24日一律罢课，并拟游行示威。反动当局命军警包围各校，强阻学生外出。学生们奋不顾身，冲出重围，被军警殴伤多人。这一事件引起各校教职员工的极大愤慨，纷纷宣布停职罢教。除北京、天津、上海、济南之外，全国各省许多地区，如南京、松江、长沙、苏州、杭州、开封、广州、嘉兴、南昌、如皋、武汉、九江、长辛店、南通、镇江、昆明等地都开展了声援闽案的活动。一时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日爱国运动。声援闽案运动成为全国性五四爱国运动的殿军一战。
李超之死
五四运动期间引起各界展开妇女解放运动讨论的事件。李超，广西梧州人，父母双亡，姊妹三人。父有一妾，李超随其长大。李家财产殷实，但依照传统的伦常，女儿无继承权利，因此招来一个侄儿（即李超名义上之兄长），按照封建家族的传统，承续香烟。李超自幼上学，曾在梧州、广州等地的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18年7月，赴北京入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初为旁听生，后改正科生。同年冬，因体弱多病，经医生确诊为肺病，人首善医院治疗。因心情抑郁，经济拮据，病又加重，于同年8月16日病死于法国医院，年仅二十三四岁。李超死后，初始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只是在她的书信被朋友们整理时发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李超因其性别，在家中备受歧视，被其兄嫂视为眼中钉，没有丝毫的家庭温暖。还在她20岁时，其兄嫂即想把她很快嫁人，以便独吞家产。但李超执拗不已，坚持用家庭的钱财来供给自己上学，因此益发为兄嫂所忌恨。他们不仅断了李超的经济来源，甚至还写信告诉她的姐夫，不许对其进行接济。李超远离家乡求学，告贷无门，又碍于自尊而不愿将此家庭丑事外扬，最后于贫病交加中死去。李超的境遇震动了全社会，由此引发了妇女界、教育界的大讨论。人们普遍认为，李超之死并非个人问题，而是反映了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切实问题。它向人们提出了两个问题：（1）男女平等的问题，即有女为什么不算有后，女子为什么没有继承遗产的权利？（2）女子教育和经济独立问题，即女子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必然阻碍着妇女的思想解放，而如果妇女不在经济上取得独立，也就无法取得受教育的权利。李超事件由此被各界视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件大事，由她的朋友们发起召开追悼会。1919年11月30日，李超追悼会在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召开，到会人员踊跃，达千余人以上。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社会名流学者均到会并发表演说，全场感动，满座恻然。到会的男女学生也纷纷上台发表演讲，控诉封建的家族专制制度和旧的道德观念，呼吁为妇女解放而奋斗和呐喊。这次大会还收到了追悼挽联近千幅。蔡元培等人也都送了挽联。蔡元培的挽联是："求学者如此其难，愿在校诸君，勿辜负好机会；守钱虏害事非浅，舍生计革命，不能开新纪元。"胡适还写了一份约有六七千字的《李超传》在会上散发。胡适认为，李超的根本问题，"就是女子不能算为后嗣的大问题"。他号召人们对宗法社会制度展开抨击。追悼会从下午2时到5时整整开了一个下午。事后，女高师的学生还为李超之死编写了话剧，到天桥等地上演，并将收入所得举办妇女职业学校、妇女识字班等，一直坚持了几个月。李超事件对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后，要求男女平等、教育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女子高等师范即将毕业的本科学生，希望到北京大学深造，有些女生甚至直接写信给蔡元培校长，详论男女同校的理由。在教师方面，主张男女同校者也愈来愈多。在这种情况下，1920年2月，北京大学一改以往旧例，正式招收女生入文科旁听，不久即开始正式招收女生就读。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创举，此后，全国高等学校男女同校的风气，即逐步传播开来。
湖南驱张运动
至1920年间，湖南人民在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等领导下进行的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张敬尧，安徽霍丘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号称北洋军阀皖系的"骁将"。1918年初，段祺瑞控制的北洋政府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派吴佩孚、张敬尧等统率北洋大军进入湖南，与南方军政府湘桂联军作战。3月18日，张敬尧率第七师进占平江，宣布"三日不封刀"，纵容士兵以搜索残敌为名，肆元忌惮地抢掠百姓财物，杀戮和平居民，将平江洗劫一空。3月下旬，第七师进人长沙，再次疯狂抢掠。3月27日，张敬尧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总揽军政大权，开始了皖系军阀祸乱湘省的残酷统治。张敬尧纵容士兵杀人放火，包揽词讼，欺压百姓，任意增收捐税，强征壮丁，加重人民负担，无恶不做，对教育界摧残尤甚。他强占校舍以供军用，以武力包围学校，驱逐校长、教员等。当地人民对其恨之人骨，称其为张毒。对张敬尧的残暴统治，湖南学界首先起而反抗。何叔衡曾带领各地学生代表发动驱张请愿：各界代表组成的湖南善后协会，联络国内各地湘籍人士，或筹组报刊，或召开会议，掀起驱张活动；湘籍人士还在上海《大公报》以《湘民血泪》为题大登广告，揭露张敬尧祸湘的"十大罪状"。驱张运动逐渐发展为反对军阀残暴统治的斗争。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张敬尧为了维护北洋军阀的统治，对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极尽镇压。先是钳制舆论，实行严厉的新闻封锁，所有北京发出的电报、新闻统统扣押，不准刊登。5月9日，长沙《大公报》冲破禁令，刊登了北京五四运动消息。长沙学生立即起而响应，冲破阻挠，开展了各种爱国活动。张敬尧大骂学生受"过激派"指使，破坏中日邦交，下令严加惩办。爱国学生在长沙教育会广场焚毁被查抄的日货时，张派其弟张敬汤（张有兄弟4人，即敬尧、敬舜、敬禹、敬汤，民间歌谣中称："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带兵镇压，殴伤数十人，并朋麻绳捆绑5名学生，勒令下跪，扬言将予以枪毙。张甚至还派人暗杀了上海派来的群众代表。张敬尧对湖南五四运动的镇压，进一步激起了反张运动的怒潮。湖南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迅速发展为驱逐张敬尧出湘的运动。
年11月，被张敬尧强行解散的湖南省学联在毛泽东和他组织的新民学会的协助下重新建立，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12月6日，湖南学联在长沙实行总罢课，以抗议张敬尧的血腥镇压。驱张运动进入高潮。在驱张运动中，毛泽东和他组织的新民学会起到了组织者和骨干的作用。学会成员在驱张运动中多次集会协商，决定联合各界一面进行驱张宣传，一面组织驱张代表团去各地扩大影响，造成民众的大联合。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郴州、常德、上海、广州等处从事请愿联络活动。前往北京的主持人是毛泽东，前往上海的主持人是彭璜，前往衡阳的主持人是何叔衡，柳直苟则留守长沙，主持通讯联络。各代表团于1919年底至1920年初出发。分赴各地。毛泽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一行40人于1919年12月底到达北京后，立即联合湖南在京各界人士，组织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作为驱张机关。参加人员十分广泛，有政界、军界、工商界、士绅界的湘籍人士及湘籍国会议员等。毛泽东等还创办了"平民通信社"，自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将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及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加以传布，北京成为当时湖南驱张运动的大本营。与此同时，彭璜在上海、何叔衡在衡阳分别创办《天问》、《湘潮》杂志，讨论驱张办法。1920年1月19日，毛泽东、彭璜、陈赞周以湖南各界公民代表名义呈文北京政府总统、国务总理，历数张敬尧十大罪状，要求北京政府将其撤任回京，依法惩办。呈文指出："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1月28日，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之代表团，为要求撤惩张敬尧向北京政府请愿，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请愿团数十人，从上午12时开始，分三路向国务院驻地进发，后又转赴国务总理靳云鹏私宅。毛泽东等6人被推举为交涉代表，要求靳当众宣布解决办法。靳托词不见，最后不得已承诺将湖南问题提交国务会议讨论。2月5日，毛泽东等人再次到靳住宅进行请愿。在这期间，长沙的驱张运动更是如火如荼。《湘江评论》、《大公报》、《湖南日报》在长沙鼓吹驱张最力。《大公报》、《湖南日报》联合向张敬尧提出公开质问，揭露其媚外亲日，维护北洋军阀统治的丑恶嘴脸。《湘江评论》则以其更为激进的立场而被张敬尧强行封闭。
在湖南各界群众驱张怒潮的推动下，北京的湘籍名流利用直皖两系的矛盾，纷纷揭露、控告张敬尧督湘罪行。在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上，湘籍国会议员签字担保驱张，安福会中的湘籍议员表示，如不去张，无以对湖南3000万人民。熊希龄公开指责张敬尧督湘一年来的种种劣迹；范源濂则直接向北京政府控告"张敬尧祸湘五大罪状"，要求北京政府"如以湘省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湘人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则请先去祸湘之人，更施福湘之政！"各界群众对张敬尧罪行的抨击、揭露，也使得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早已存在的矛盾很快表面化和尖锐起来。在护法战争中，奉北洋政府之命首先攻人湖南的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率领的第三师，该师于1919年3月17日率先攻占岳州，再占衡阳，为北军后续部队打开进取湖南的通道，但段祺瑞却任命皖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使颇具战功的直系将领吴佩孚和冯玉祥等极为不满。此时，吴佩孚师驻军衡阳，为张敬尧保卫长沙的南大门，监视着驻在郴州一带的湘军谭延闽、赵恒惕等；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驻常德、桃源一带，为张敬尧守西门，以拒桂军。此外还有鲁军、奉军、苏军、安武军等分驻各地。随着直皖两系矛盾的不断发展，张敬尧大肆盗卖湖南资源，购买大量军火，拼命扩充实力，把直属部队扩充到应编额的三四倍之多。1920年初，当全国驱张运动渐成高潮之时，直皖两系之间的战争也已成箭在弦上之势。吴佩孚、冯玉祥及湘军的谭延闿等利用全国驱张的声势开始公开倒张。1920年3月，吴佩孚与南军达成协议。并得到南方军政府的资助，从衡阳撤兵北上。南军为驱除张敬尧，收复失去的地盘，在吴军撤防之后，立即北上占领祁阳、丰阳、衡阳等地。张敬尧部一路溃败，退出长沙。6月11日，张敬尧竟下令将新建的镇湘楼和军火库放火焚烧，长沙城内一时大火漫天，百姓、店铺多被殃及。6月26日，湘军攻占岳阳，张敬尧自岳阳败逃汉口，其所率北军主力，至此被逐出湘省。不久，北京政府将张敬尧明令撤职，听候查办。驱张战争的成功是湖南各界人民联合一致，展开驱张运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了北方政府与南方军政府的矛盾以及直皖矛盾的发展。被称为"湖南的五四运动"的驱张运动，虽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军阀统治的局面（跟进长沙的是赵恒惕部），但作为湖南五四运动的具体目标——驱张敬尧出湖南，已胜利达到了。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五四运动时期中国青年知识界探寻社会改造的实践活动。它是在当时流行一时的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思潮影响下兴起的。
工读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出现较早。1918年3月，吴稚晖创刊《劳动》月刊，创刊号就选载了《留美工读会纪略》、《在美之工读见闻》，随后该刊又陆续发表了《工读主义与教育普及》、《工读主义进行之希望》、《留法勤工俭学会》等。许多文章把工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进行了宣传。五四运动爆发后，"劳工神圣"成为一时流行之口号。工读主义由此在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一部分进步社团的迅速成立和青年赴欧俭学运动的蓬勃兴起，无不受其潮流的鼓荡。新村主义为日本人武者小路实笃所创。1910年，武者小路即在东京发刊《白桦》杂志，鼓吹"新村主义"理想，认为"各人先尽了人生必要的劳动的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个人自己的事"。武者小路还大量撰文，意图将自己的新村理想推广到全世界，提出"无论到了何处，只要劳动，或是执有劳动义务期满的证据，便不要金钱，可以生活，可以随意旅行，随意游览，随意学习"。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日本的新村》一文，第一次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新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认为新村主义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作，又赞美个性，实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在周作人的宣传介绍下，这种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无压迫、没有脑力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新生活理想正适应了五四一代青年反对强权、追求个性与思想解放的心态，新村主义、工读主义迅速在中国青年中成为一种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实践活动。
年7月2日，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成员左舜生在上海《时事新报》刊载文章，建议成立"由少数同志组织的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并拟定了加入这种集合体的具体条件。随后，少年中国学会总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主持，在《时事新报》、《少年中国》等刊物上就该文展开讨论，王还在讨论中提出了新村的更为具体的设想，其中包括设置菜园、每日读书时间和翻译时间等。王光祈将这种菜园子"新生活"迅速移植到城市，来创造"城市中的新生活"——工读互助团。王光祈认为，工读互助团这种组织比"新村"容易办到，也比较切实可行，希望能在各大城市设法推行。工读互助团的倡议，受到思想、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列名为募款发起人的，包括顾兆熊、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崧年、徐彦、罗家伦、王光祈等。由于这些思想教育界名人的支持，工读互助团拟议中的开办费1000元，很快就募齐了。与此同时，北京组织工读互助团的消息传出后，各地先进青年为之向往，有数百人报名参加。有的外地青年，如杭州的俞秀松、施存统、周伯棣、傅彬然等人都专程赶来北京参加。1919年底，北京工读互助团正式成立。对于工读互助团的宗旨，王光祈在《工读互助团》一文中，开宗明义地点了出来，即"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对于工读互助团的《简章》所贯彻的原则，王光祈作了说明。其内容包括三点：第一，公有制。即"工作所得必须归团员所有，团体的盈虚利害，便是团员的盈虚利害，团员的痛苦幸福，便是团体的痛苦幸福。因为团员是团体的一部分。"《简章》认为，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是私有制度发生，要免除这种罪恶，惟有打破私产制度，实行共产。第二，各尽所能。互助团具体规定了工作项目，每日工作、读书的时间，最初规定每日工作四小时（以后有所延长），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各人要尽其所能。为此，简章要求工作以时间为标准，不以工作结果为标准。如果甲只要两点钟便可织一匹布，乙需要四点钟才可以织一匹布，但是甲仍然应该作四点钟的工，以尽其所能。简章提出要提倡互助，要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在团员中养成互助的习惯。第三，各取所需。《简章》规定团员的权利是，团员生活必需的衣食住等由团体供给，团员所需的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等由团体供给，其中书籍归团体公有。通过贯彻以上各项原则，工读互助团的理想社会是：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新生活"的方式是："日出而作，日人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北京工读互助团是以北京大学部分学生为主组成的，成立之初共分三组：第一组设在北京大学附近的骑河楼斗鸡坑七号，团员13人。主要有何孟雄、俞秀松、施存统等，经营的项目主要是食堂、电影和洗衣3项。其中，食堂设在北京大学第二斋对门，名为"俭洁食堂"；放电影主要是利用晚上时间，每星期在女高师演一次，在北大第二院演两次，在高师演两次；洗衣项目规定每日60件。第二组设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和北京师范学校三校附近的西城翠花街北狗尾巴胡同五号，团员共11人。经营的项目主要有消费公社、小工艺品生产、厨房和洗衣局。其中，消费公社又名北京平民消费公社，最初只贩卖书报，后又增设文具、化妆、日用和食物等，小工艺品主要生产洗发剂、润面膏等，厨房主要负责法文专修馆的伙食，洗衣局暂定洗左近寄宿舍的衣服。第三组原计划设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后来租定东安门北河沿17号椅子胡同东口，聚集团员10多人，全是妇女，所以又名"女子工读互助团"。经营的项目主要有织袜、缝纫、刺绣几类。这个组的发起较早，从1920年1月20日即招募团员，但正式成立时间较晚，中间经过了一个筹备、试验阶段。第四组于1920年2月4日成立，主要是法文专修馆的一些学生因赴法勤工俭学稍有困难，于是将国外工读变为国内工读。该组设在东城松公府夹道八号，原有10人，后有一人赴法。主要经营项目是食品（售元宵、醪酒及川制腌肉、香肠）、杂货（贩卖学校用具及日常用品）等。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立在全国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刊物报导了它的活动，称赞"工读互助"是极好的一桩事，把这一桩事充满在社会上，即可打消社会上的腐败和恶浊。在"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影响下，许多地区积极筹划，仿效实行。1919年12月，南京师范学校32名学生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次年1月，天津"觉悟社"成员谌志笃等发起"工读印刷社"；2月，武汉"利群书社"恽代英等发起成立"武昌工读互助团"，北京中国大学教工发起组织"中大工读互助团"，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发起组织"毅士工读互助团"。同月27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筹备会，报告北京、天津等地工读互助团的进展情况，着重讨论了有关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和办法，并筹备在复旦、南洋等校附近建立"上海工读互助团"。3月，广州女界发起组织"粤女工学互助团"。同月，"新民学会"实际负责人毛泽东提议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实行共产的生活，认为"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该学会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多数会员，早在同年2月就组织了"工学励进会"（同年8月改名为"工学世界社"）。此外，各地还筹办了许多名称不一的工读互助团体，如"扬州第八中学工读互助团"、"上海女子工读互助团"、"沪滨工读互助团"以及"新人社"、"新村支部"、"新人试验场"、"大同村"等。
然而，理论的升华和鼓吹，不可能消除事物固有的矛盾。"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就日益呈现出来且日趋尖锐化，其中以第一组尤为突出。一是经济上的困难。电影办了一个多月，看的人多少不定，一连几天生意冷落，不得已只得停止；食堂则是事少人多，人不敷出。每日亏本两元，连在食堂做工的几个人的饭都没得吃；洗衣办了两个多星期，仅仅收人70多枚铜子，特别是开工的几天，专门洗自己的衣服，等到去收外面的衣服，一连收了三四天，还不到20件，"斋夫收来的衣服，暗地里仍旧送原来的洗衣局去洗"，不得已也只好把洗衣停止了；印刷业主要经营印信纸和信封两种，办了一个多月，仅赚3元钱。由于经济上赔累，募筹来的款子很快也被用光，日常生活已难以维持下去。第二，组内思想分歧和感情不合。团员们来自各方，思想自然很不一致，所以每一问题发生，必有很激烈的辩论。"因为讨论共产问题，主张不合，自愿退团者五人"，后来讨论家庭问题，退团者也有一人。有些很激进的团员，抱着一种很美好的理想，主张可以试验的都试验起来，做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型，得一个改造社会的方针，但在具体步骤和方法上，却脱离社会实际，一味浪漫。一些团员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非打破不可，"脱离是打破之先声"。于是对于以前已婚的或订约未婚的，一概主张和对方脱离关系，以致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又认为既然实行共产，当然也就不应当有金钱供给家庭，而家庭的供给自也不能领受，所以要脱离家庭。还有一些团员认为学校是资本阶级的私产，校长教员是资本家的雇员，一般学生是资本家的子弟，主张脱离学校。这种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团体小组织生活自然也无法在社会上久存。由于经济的压迫和人心的涣散，互助团的团员对于团体的热情烟消云散，勉力撑持到3月23日，工读互助团第一小组开会，"议决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读互助团的主张，从根本上推翻！"第一组解散后第二组也跟着解散，第三、第四组勉强维持了几个月后也销声匿迹。"北京工读互助团"暴露出的重重矛盾和第一、二组的解散，对"工读互助"运动和"新村"试验形成了严重的挫伤，成为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破产的重大标志。至于其他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到1920年下半年也都已进入尾声，有的则还在筹备期间便无下文了。工读互助团实践的破产，证明了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必须代之以急进的激烈的方法，谋社会整体的改造；证明了空想必须代之以科学的理论。它促使广大的先进知识分子勇敢地迈向科学社会主义。工读互助团失败以后，文化思想界的统一战线也由此而更加走向分化：有的进一步接受唯物史观，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行列；有的走上"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音乐救国"的道路，在某些科学领域独树一帜，终成大家；还有的迈向国家主义派和其他反人民队伍的行列。工读互助团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不可略去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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