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段祺瑞、徐树铮利用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选徐世昌为大总统。新国会成立后以安福系马首是瞻，故又称之为安福国会。直系军阀吴佩孚等不甘心为段祺瑞所利用，通电主张"和平"，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南方护法军政府复电赞成。总统徐世昌也发布停战令。在各方压力下，段祺瑞被迫下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于是，南北议和开始。
本年，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军队大批进入我国东北地区，遭到留日学生和国内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中日订立满蒙、山东铁路借款合同各2000万元；北京陆军部与日本银行团订立参战借款合同2000万元：美国向英、法、日三国提议联合组织四国银行团，共同对华投资，包揽贷款；上海英美烟公司烟厂工人罢工：上海英商祥生船厂工人罢工；上海日商日华纺织公司女工千人罢工；陈独秀、胡适等主编的《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孙中山于夏天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称："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炮击督署事件
炮击督署事件是孙中山在护法战争中为维护《临时约法》，打击军阀企图扼杀军政府的阴谋而采取的一次军事行动。
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乘机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他虽以再造民国的"英雄"自居，但却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暴露出假共和、真专制的面目。为此，孙中山毅然举起了"护法"的旗帜，表明了坚持民主革命立场，反对专制统治的态度和决心。随后，孙中山组织了护法军，召开"非常国会"，在广州成立了以维护"约法"为目标的军政府。这时，盘距两广的桂系军阀陆荣廷和称霸云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为巩固地盘，都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相对抗，表示愿意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战争，广东便成为护法运动的根据地。随后，湖南、贵州、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纷纷打出了护法的旗帜，宣告自主，脱离北京政府。孙中山乘机制定护法战争的军事计划，准备会师武汉，大举北伐。
然而西南军阀只是借"护法"之名，来加强对抗皖系军阀的声势，并非想助孙中山恢复共和制度。随着护法战争的顺利发展，他们的真面目便暴露出来。当桂系和滇系军阀分别控制了湖南、四川两省后，很快与直系军阀实行妥协。1917年11月28日，桂系军阀陆荣廷不顾孙中山的反对，通电主和。桂系军阀还暗中勾结西南各省，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与军政府分庭抗礼，排斥孙中山。陆荣廷曾几次表示不与军政府合作。孙中山为了使护法运动坚持下去，一面争取地方派军人为同盟，以与桂、滇军阀抗衡；一面派人到各县招收民军，扩充实力。但是，桂系军阀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在接到各县关于孙中山招收民军的报告后，却命令各县将孙中山所派招兵人员及新招卫土60余人以土匪的罪名任意枪杀。孙中山要求莫荣新严惩肇事者，向军政府谢罪，莫不予理睬。1917年12月下旬，有两个招兵人员在广州被捕，孙中山写信要求保释，但莫荣新连信也不回，就把这二人枪决了。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孙中山忍无可忍，决定惩罚莫荣新。
1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密令海军、滇军和地方派军人举行一次军事突击，推翻桂系在广东的统治。海军豫章、同安两舰接到命令后，按指定时间开出广州，向驻扎在观音山的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的官署开炮轰击，并命令朱执信促李耀汉发难，许崇智等协助陈炯明起事。孙中山亲自发射数炮，又督促炮手继续发射70余炮。发炮作为起事信号，但陆上部队毫无反映。陈炯明认为孙中山此举是"轻率"和冒险，按兵不动。滇军虽经大元帅参议刘德泽运动，但一些军官却极力反对，其他部队则表示中立。由于莫荣新事先已得到密报，有所防备；遭到炮击后立即电话告知海军总长程璧光，要求立即调查处理。程璧光急忙派舰向豫章、同安两舰传达"停止炮轰，开回省城"的命令。这样，两舰既没有得到陆军的响应，又接到上级的命令，只得撤回省城。孙中山推翻桂系军阀在广东统洽的计划流产。这表明，孙中山缺乏军队的有力支持，起不到左右局势的作用。
炮击督署的第二天，各界要人及中华革命党一些元老们，出来进行调解。孙中山向桂系军阀提出五项条件：（1）承认军政府为护法各省的最高领导机构；（2）承认大元帅有统帅军队的全权；（3）承认广东督军由广东人选任，必要时大元帅得加以任免；（4）被捕民军代表交军政府处理；（5）广东外交人员由军政府任命。莫荣新表示，一至三条得向陆荣廷请示，四、五条修改为"需得军政府的同意"。莫的答复，等于一条也没接受。莫荣新亲自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道歉问候，答应接济元帅府卫兵月饷二万元，并按照孙中山的意思，派罗诚为广东交涉员，且受军政府任命。1月9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招待军政及工商各界代表，说明炮击督署经过，指出军政府成立以来，地方当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致使军政府"形同虚设，贻误讨逆戎机"。他还表示这次炮击督署事件，"莫督军既未还击，又能接受条件，军政府有了生路，也就不必苟求了。"炮击督署事件，没能遏止桂系的行动，反而使其更加猖獗。1918年1月15日，护法各省联合会成立；2月中旬，与北京政府达成停战两周的协议；2月下旬，海军总长程璧光被暗杀；4月10日，国会决定将大元帅制的军政府改组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对桂系的活动虽坚决反对，但却又无兵可调，无能为力。在桂系、滇系军阀和把持国会的政学会政客的压迫下，孙中山认识到：依靠军阀不可能达到护法的目的。5月4日，孙中山愤而辞职。通过护法战争中军阀之间的争斗与勾结，使孙中山看清了军阀的反动本质，因此，孙中山5月5日在辞职通电中指出："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不久，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战争失败。
西南联合会议
7月，孙中山为反对段祺瑞独裁统治，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由上海抵达广州，发起和领导护法运动。9月初，南下广州的部分国会议员组成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组成护法军政府，领导南方各省的护法运动。唐继尧和陆荣廷在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们采取"虚与委蛇、敷衍中央"的态度，拒绝到广州任职，继而又谋划另立西南各省联合会议，与军政府分庭抗礼。
月4日，大元帅府总参谋长李烈钧秉承唐继尧的旨意发表通电，提出"拟组织军事联合会，并设政务委员会"。同日，在陆荣廷的策动下，军政府重要成员程璧光、唐绍仪、伍廷芳等在珠海聚会，讨论组织西南联合会事宜。会后，李烈钧将西南联合会章程草案发给护法各省征求意见。11月7日，又致电程璧光等人，要求从缓组织西南联合会议。因陆急于与段祺瑞政府妥协，认为此时成立西南联合会议，于南北议和不利。但是时隔不久，由于北京政府宣布龙济光任两广巡阅使，直接影响着桂系军阀占据两广的意图，打破了陆妥协求和的幻想，转而表示要尽快建立西南联合会议，并于1918年1月9日复电程璧光、莫荣新等人，表示西南"联合条件，极所赞成，即廒公决，速行组织为盼"。
月15日，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在广州成立，推举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为外交总代表，唐绍仪为财政总代表，唐继尧、程璧光、陆荣廷为军事总代表。20日，广东督军莫荣新等13人联合通电公布了《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
西南联合会议设立初衷，是为协调、疏通西南各省军事问题，属于军事联合机关的性质。孙中山为促成团结，对成立该组织也极表赞同。但从《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看，它不是个单纯的军事协调机关，而具有政府雏形。它明确规定对外对内执行政务，其职权广泛，诸如办理外交，订立契约；监督财政，办理内外公债之募集；统筹军备，计划作战，议决停战议和事件；议决各省之争议事件等等，还规定联合会议置军事、外交、财政、议和各参赞若干人，由各总代表分别聘任。
这个独立于军政府之外的西南联合会议，与孙中山的初衷完全相反，孙中山逐渐清醒过来，对该组织坚决反对。孙中山认为联合会议"于约法无根据"，与段祺瑞组织的和北京政府相对抗的督军团并无区别。章炳麟也通电怒斥岑春煊等组织联合会议，观其条例行事，干预宪法，并要他们立即解散联合会议。倾向革命的滇军第三师张开儒也通电指出，各省联合会议，其名义上是联合各省的过渡机关，但其用意是在第一步推翻军政府，第二步推翻旧国会。组织名称虽为联合会议，其实质为合议政府，其议事条例，实为第二国会。这种会议，如不经国会通过，则为非法会议，与和北京政府相对立的督军团会议无异。由于孙中山、章炳麟等人的及时揭露，各省代表、非常国会及各界的一致反对，加上伍廷芳、程璧光拒不受职，西南联合会议终于流产了。
安福国会召开
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皖系军阀头目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身份复国务总理任，重掌北京政府实权。段为了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而采纳研究系头目梁启超的建议，于11月10日组织临时参议院，作为代行立法机关，以修改《国会组织法》和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然后根据这些新法召集新国会。这样，既可达到废除《临时约法》、取消旧国会的目的；又可利用新国会作为"民主"、"共和"的装饰品，用以欺骗舆论，使皖系军阀的一切非法行为披上合法外衣。临时参议院成立后，积极着手修改《国会组织法》和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1918年2月17日修正的《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由北京政府正式公布，从而完成了"造法"任务。为了便于操纵国会选举，新修正的两院议员选举法减少了议院名额，参议院由原来的274人，减为168人；众议院由原来的596人，减为406人。同时在文化程度和拥有财产方面，提高了选举人和当选人的资格。次日，北京政府即命内务部筹办新的国会选举。
年7月，孙中山为反对张勋勾结北洋军阀废弃《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复辟帝制的罪行，发起护法运动。8月，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9月1日，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10日，护法军政府成立，护法运动正式开始，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段祺瑞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力主以北洋军的实力镇压南方的护法运动，以实现其武力统一全国的野心；而直系军阀头目、代总统冯国璋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力图和平解决南、北问题，以同皖系对抗。在护法战争爆发后，直、皖矛盾日趋尖锐，冯国璋和段祺瑞形同水火。11月22日，冯国璋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段内阁第二次倒台。皖系为战胜南方，推倒冯国璋，一方面依靠日本大量贷款和军火援助，组织了一支"参战军"，军事实力大为加强；另一方面，从政治上下手，力图通过新的国会选举，将政敌冯国璋赶下台，选举自己的领袖段祺瑞或能为皖系所用的人当总统，以全面把持中央政府军政大权。为达此目的，皖系军阀和依附皖系的官僚、政客在临时参议院召开前后，奔走联络，聚集力量，意在组成一个足以操纵新的国会选举的政治派别，于是，安福俱乐部应运而生。早在1917年8月，依附于皖系的政客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就经常在北京宣武门内的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以下简称梁宅）聚会，开始时纯为俱乐部性质，下棋打牌，请宴召妓，无所不致，间或也交换政见。临时参议院成立，特别是《修正国会组织法》公布后，皖系官僚、政客愈聚愈多，谈论热点转向政治问题，尤以国会选举问题为谈论的中心。1918年3月6日，北京政府发布第二届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日期的命令，定于5月20日和6月10日举行众议院议员的初选和复选；6月20日举行参议院议员选举。3月7日晚，王揖唐、曾毓隽以及王印川、郑万瞻、刘恩格等人在梁宅开会，决定成立组织。由于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政党为政府所忌，洪宪帝制时的筹安会又为国人所诟骂，故此不以政党相标榜，而谓之俱乐部，即以所在胡同名称定名。8日，安福俱乐部正式成立，对外标榜"安国福民"之宗旨。不久又在太平湖清醇亲王府旧邸设立分部，故有时也称太平湖俱乐部。安福俱乐部也称安福系，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政治派系，它有完整的组织系统：下设干事部、评议会、政务研究会。干事部由王揖唐任主任，下分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其中以交际、会计两课为核心，分别由曾毓隽、王郅隆任常任干事。评议会会长为田应璜，副会长为吴文瀚、王印川。政务研究会会长为李盛铎，副会长为秦望澜、克希克图。安福俱乐部是一个为皖系军阀谋取派系和个人私利的军阀、官僚、政客的集合体，其前台首领为王揖唐，幕后总首领则为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徐曾向他的一个心腹透露过他组织安福俱乐部的目的："余之设此部也，实欲置总统于余之腋下，置总理于余夹袋之中，将国中之大权，尽举而有之。天下督军从我者留，叛我者黜，惟余之马首是瞻，余所愿足耳。"有人问日："此言诚壮，然能决部中人必为公用乎？"徐答日："余持金钱以驱策之，不患彼辈不为我用。且彼辈所希望者富贵耳，利禄耳，余将使之尽满其欲，又何为不余是从耶？"恰在安福俱乐部成立后，由于北洋军在护法战争中取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皖系主战派重又得志，故冯国璋被迫于1918年3月23日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派立即为操纵新的国会选举展开了紧张的活动。4月26日，曹锟、张怀芝、倪嗣冲发表联名通电，要求迅速召集新国会。5月4日，北京政府国务院通电否认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的一切职权。随即安福俱乐部在段祺瑞、徐树铮指挥下，又取得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300万元巨款的援助，派员分赴各省，以政治胁迫、金钱贿买、伪造选票等非法方式，包办了各地的选举。徐树铮亲自拟定参、众两院议员候选人名单，以发密电方式，号令各省按照所拟名单进行选举。有的地区以每张400元、800元、1200元，甚至高达5000元的高价收买选票；有的地区以浮报选民数量来伪造选票，保证己派人物当选；有的地区令小学生停课一天，充当"选民"，排队循环投票，每个小学生竞投票数次；有的地区甚至将不肯按指定名单投票的选民逮捕人狱。7月底选举结果揭晓，除两广、云、贵、川护法五省不承认新国会、未参加选举外，参加选举的共14省，选出参议员147名，众议员325名，两院合得472名，其中安福系384名，占总数的80％强，成为国会的唯一支配者。研究系一因在临时参议院议定国会议员选举法时与安福系有分歧，二因与冯国璋联系密切，支持冯当选大总统，故与皖系日趋不睦，在议员选举过程中，受到安福系的排挤。如研究系杨度用每张选票500元的高价，收买了45张选票，不料票箱打开后，许多选票上将杨度二字改写成"杨皮"、"杨之度"、"洋豆"、"羊豆"等等，废票占去30余张而未能当选。结果，研究系总共仅得20余议席，遭到惨败。8月12日，新国会在象坊桥众议院开会。开会期间，安福系议员每人发给津贴费300元。安福首领王揖唐、依附奉系军阀的奉籍议员刘恩格分别当选为众议院正、副议长，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朱启钤分别当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这一届国会，一般被称为新国会，而将1912年召开的第一届国会称为旧国会。又由于新国会是由安福系一手操办的，并占据绝对多数的议席，因此又被称为安福国会。安福国会是皖系军阀权力与金钱操纵下的御用机关，是段祺瑞假共和之名实行独裁的装饰品，不但与本来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完全背道而驰，而且是对民主共和原则的践踏。
安福国会召开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选举大总统。皖系组织安福俱乐部操办国会选举最主要的政治目的就是把冯国璋赶下台。按照1913年10月《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大总统的任期为五年。袁世凯于1913年10月10日就任大总统，死后黎元洪继任，1917年7月黎去职，由冯国璋代理。因此，冯之任职到1918年10月9日即满法定期限，10月10日应为本届大总统任职之日。所以安福系大造舆论，必须尽速改选总统。冯国璋自知为皖系所不容，一再表示"决不再作冯妇"，不愿再当总统。皖系本想推段祺瑞为大总统，但此时段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不便直接登台：首先是皖系的卖国独裁政策激起各方反对，段祺瑞在全国人民眼中的形象已很不光彩，被看作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其次是直、皖两系矛盾日益尖锐，在前方的直系将领屡屡发出罢兵议和的通电，反对皖系的武力统一政策。如果安福系公然去冯选段，势必加深直、皖分裂，导致整个北洋系解体。同时，段祺瑞对西南护法各省用兵失利，武力统一政策破产，也使段处于不利地位。于是段知难而退，表示不但自己不任总统，而且为了避免北洋派分裂，可以陪冯国璋一起下台，放弃内阁总理的职位。在这种情势下，段祺瑞和皖系军阀、安福系政客共同议定，选举北洋派元老徐世昌为大总统。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前清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随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成为袁的主要策士。后历任清朝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并授体仁阁大学士。1914年袁世凯废弃国务院，改设政事堂，他为第一任国务卿。袁氏称帝时，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可不对袁称臣。此人资历甚深，有丰富的官场政治经验，为人圆滑，处世八面玲珑，长于权术，善观风色。在直、皖对立和南北斗争中，他两面讨好，以"调和者"自居；对皖系不即不离，对直系暗表亲近，为直、皖两系均能接受之人。段祺瑞更以徐世昌为文人，不掌兵权，易于操纵，故决定推出徐做大总统。冯国璋在自己不能保住总统权位的情况下，也赞成徐世昌上台，以缓冲直、皖矛盾。此外，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和研究系都与徐世昌有政治渊源，也倾向徐。9月4日，参、众两院议员举行总统选举会，共出席议员436人，徐世昌以425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10月10日，徐在怀仁堂宣誓就职。同日，徐发布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而以钱能训代理。冯、段同时下野。冯返回河间老家休养，政治上完全失势。而段仍任参战督办，手中掌握着7支装备精良的参战军（后改为国防军、边防军）；同时又控制着安福国会；内阁中也由皖系党羽占据重要职位，所以皖系仍能控制北京政局。
安福国会的召开和徐世昌当选大总统，遭到西南护法各省及直系军阀的后起之秀吴佩孚的反对。西南护法各省从"法统"观念出发，认为安福国会是在皖系军阀废弃《临时约法》、另组非法的临时参议院所修定的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是非法的；兼之其选举过程全被皖系权势和金钱所操纵，西南五省根本未参加选举，所以不承认安福国会。他们并不反对徐世昌个人，但也不承认他的由非法国会中产生的总统地位，而仍承认冯国璋的代理总统地位。吴佩孚由于反对皖系的武力统一政策，也与西南持一致立场，并致电徐世昌，力劝其不可就任大总统，又通电各省，主张另选总统。所以直、皖矛盾并未因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台而消弭，反而愈演愈烈，以致1920年7月，终于爆发了直、皖战争，结果直胜皖败。7月19日，段祺瑞通电下野，北京政府为直、奉两系（以直系为主）所控制。28日，北京政府免去段祺瑞本兼各职，29日，明令惩办徐树铮、曾毓隽等安福系十大祸首。8月3日，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7日，通缉王揖唐及安福系其他重要分子。至此，安福系随着皖系军事上的失败而做鸟兽散。安福国会也在8月30日宣布闭会，只是由于徐世昌及署理国务总理靳云鹏与直系头目曹锟、吴佩孚搞了一笔政治交易，才未加诸。
中日军事协定签订
自1907年第一次日、俄协定签订，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对东亚大陆的侵略野心，主要是与沙俄分割我国东北，俄占北满，日占南满。欧战爆发后，日本侵略势力伸展至我国山东及南洋群岛。1917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引起世界东、西方各帝国主义的仇视。1918年2月苏俄与德国单独媾和，帝国主义列强遂有联合进攻苏俄西伯利亚的打算。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这是实现其"大陆政策"的第三步计划——占领中国东北的大好时机。早在1917年11月，日本侵略分子川上俊彦在对俄国进行了4个月的考察之后，即向日本外相本野一郎提出了一份报告，建议如果苏俄政府与德国单独媾和，日本至少要占领满洲北部及直至贝加尔湖沿岸的俄国远东领土。次年1月，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联合成立了军事共同委员会，由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主持，开始拟定出兵西伯利亚的各种方案，并着手出兵的准备工作。为全面实现这一侵略计划，日本必须首先取得派兵进驻中国东北三省的合法依据。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是：以诱骗的手段，同北京政府缔结一个军事协定，建立牢固的"日中同盟"，根据"日中同盟"，在军事上，可以"协同作战"为借口，使日军取得自由向中国领土派兵的权利，从而窃据北满，继而霸占整个东三省和外蒙古，并远征西伯利亚，实现其囊括东亚大陆的野心；又以"相互支援"为名，参与编练中国军队，控制和掌握中国的军火工业原料，并力求"握得中国之中央军权"。在政治上，积极干涉中国内政，扶植亲日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的名义，掠夺中国资源，占领市场，以同英、美侵华势力竞争。总之，是企图利用中、日结盟的关系，将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最终实现它把中国变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野心。
苏俄与德国单独媾和后，日本即以所谓防止德、奥势力经由西伯利亚东侵为借口，展开了诱使段祺瑞政府缔结中、日军事协定的活动。1918年2月5日，田中义一对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鉴于德、奥势力东渐，中、日两国必须在军事上"共同行动"，"切实筹防"。章宗祥立即报告北京政府。此时因南方护法战争的打击和直、皖两系军阀矛盾的深入发展，段祺瑞内阁已经倒台，但段仍任参战督办，皖系骨干段芝贵任陆军总长，所以北京政府的军事大权仍掌握在皖系军阀手中。当国务总理王士珍就中、日关系事征询段的意见时，段当即表示；对日应"以热诚相待"，并与之"达成完满之协定"。与此同时，北京政府的日本军事顾问青木宣纯和军事研究员坂西利八郎连续对代总统冯国璋及王士珍进行游说，诱使他们承认缔结中、日军事同盟的重要性。冯国璋在日本和段祺瑞皖系军阀的双重压力下，终于接受了中、日两国在军事上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2月22日，北京政府电示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了这个意向，但提出中、日军事合作仅限于中国国境之外，中国境内防务仍由中国军队自己承担。这代表了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的态度。日本的目的在于霸占中国东北，对冯国璋的主张当然不满，外相本野对章宗祥表示：中、日既决定共同行动，便没有必要分彼此界限，并诱骗说："日本此时对于中国实无野心，设中国仍不免怀疑，则共同声明等于形式"，"深望中国当局放开胸襟……切实共同提携"。2月26日，田中义一又向章宗祥提出了两项解决办法：（1）先由两国外交当局缔结共同行动之协约，其余军事布置由两国军事当局再商。（2）先由军事当局商定军事布置，"外交当局但与认可，俟时机再定"。这两项办法的要旨在于避开北京政府而直接同中国军事当局商订缔结中、日军事同盟问题。因当时北京政府军事大权掌握在皖系手中，避开北京政府，即可绕开直系的反对，直接与皖系打交道。此时期直、皖矛盾急剧发展，由于北洋军在南方与护法军交战失利，皖系及北洋主战派军阀强烈要求冯国璋下讨伐令，皖系甚至勾结奉系军队人关，拟发动政变，赶冯国璋下台。冯被迫向皖系妥协，将中、日军事协定的交涉事务交由段祺瑞主持。3月2日，北京政府电示章宗祥，表示接受田中义一两项办法中的第二项办法，"由两国军事当局各委专员共同规划"。3月23日，段祺瑞重新出任国务总理。25日，按照日本所定的调子，中、日两国互致中、日共同防敌换文。换文大意是：中、日两国政府，"因敌国（指德、奥）实力之日见蔓延于俄国境内"，威胁远东和平，两国政府应就两国陆、诲军共同防敌之战略范围进行协商。本野立即复函表示同意，并作了一项特别声明，表示"因共同防敌"的目的在中国境内之日本军队"俟战事终了后应一律由中国境内撤出"。双方换文后，"共同防敌"的具体条款，即交由两国军事委员进行协商。中国方面派出皖系军阀、果威将军靳云鹏、海军中将沈寿垄；日本方面由日驻华公使馆武官斋藤季次郎、日本海军少将吉田增次郎分别担任陆军和海军的协商委员长，并各派协商委员若干人。5月16日，靳云鹏与斋藤季次郎在北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12条；19日沈寿堃与吉增次郎在北京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九条；9月16日陆军部次长徐树铮与斋藤季次郎又议定《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七条。这些协定的主要内容为：中、日两国采取"共同防敌"行动；日本军队在战争期间可以进驻中国境内；在军事行动区域的中国当局对日军"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中、日双方应相互提供武器和军需品；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设置谍报机关，相互交换军事地图及情报；若必要往中国境外派遣军队时，"两国应协同派遣"；中国军队参与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应人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中国军队及军需品经南满铁路运输者，交由日方负责，而日军须经中东铁路运输者，"中日应设协同机关"负责等等。这些协定表面上都载有中、日双方"彼此推诚亲善，同心协力"、"互相尊重其平等"，相互提供方便等词句，但实际上，因所谓"共同军事行动"，不过是适应日本向中国东北及苏俄西伯利亚扩张的单方面军事行动，中国并无主动出击之所谓军事行动，所以一切所谓"共同"、"相互"字样，其实只是中国单方面为日本提供战争所需要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日军可以借口共同防敌，任意进入中国领土、领海。占用中国各项军事设施，而中国当局则必须与日军合作，提供一切方便条件。这就为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我国东三省北部并攫取中东铁路权益提供了依据。
根据中、日军事协定，日本立即派兵侵占我国东北。1918年8月16日，日本单方面宣布出兵北满，很快侵入哈尔滨、满洲里、齐齐哈尔等地。又据吉林将军孟恩远11月11日报告，日本在中东铁路沿线的某些地区驻扎了军队，并在哈尔滨设立兵站总监，东北铁路的交通运输和电信等由日本野战交通部主管。此外，蒙古、新疆也有日本军人侵入。如当年10月18日新疆督军杨增新向北京政府报告：日军已派出九名"调查员"来到新疆，分赴塔城、伊犁、喀什等地进行调查，并准备在肃州（酒泉）、迪化（乌鲁木齐）驻兵。总之，中、日军事协定的签订，为日本侵略中国大开方便之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可以任意践踏中国的领土主权。按照其实际后果来看，它比"二十一条"尤为凶恶，所以它的签订激起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早在中、日军事协定秘密交涉过程中，《京津泰晤士报》和北京《晨钟报》等报纸，已陆续透露了中、日共同防敌换文的内容及秘密谈判中、日军事协定的消息。4月下旬，上海37个商民团体联合致电北京政府，反对中、日军事密约。广东护法军政府伍廷芳、陆荣廷等人联合致电冯国璋，质问是否有中、日密约之事，声明若有，"应请严行拒绝"。5月上旬，消息传到日本，各省留日学生纷纷召开大会，坚决反对中、日密约，并有1200余人回国，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从事宣传鼓动，呼吁全国人民反对中、日密约。5月19日，北京《大中华日报》刊载了中、日军事协定的全文，次日北京大学全体学生集会，声讨北京政府亲日卖国的罪行，紧接着，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等校学生2000余人，齐集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军事密约，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学生也分别向各地当局请愿，要求废除军事协定。但是，段祺瑞为了得到日本的贷款和武器，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反而加速了与日本秘密谈判的进程，迅速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而且为了迅速生效，双方议定，仅以换文形式代替批准手续。5月29日在北京互相完成交换手续后，协定立即生效。按照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规定，该协定"俟中、日两国对于德、奥敌国战争状态终了时，即失其效力"，可是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帝国主义和北京政府（此时段祺瑞任参战督办）都有意延长协定的有效期限，故1919年2月5日由徐树铮和日本陆军代表又签订了延长军事协定的协约，将"对于德、奥战争状态终了之时"解释为战后各国缔结和平条约，并经中、日两国批准，中、日两国及协约各国的军队均由中国境外撤退之时，以致使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一直延长到1921年1月27日才宣告废止。
《每周评论》创刊与查封
《每周评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种进步性时事评论性质的专刊，它是由陈独秀、李大钊于1918年12月创刊于北京。《每周评论》主要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并且支持群众的进步运动，它的主要撰稿人有胡适、周作人、高一涵、王光祈、张申府等。为了便于及时评论国际国内政治情况，《每周评论》采取了小型报纸的形式，每星期日出四开一张，分四版，有时增刊"特别附录"一张。《每周评论》主要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通信"、"国内劳动状况"等栏目。
初期《每周评论》基本上还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刊物，陈独秀在"发刊词"中把"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作为该刊的宗旨。它的特点是密切关注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发展，并用进步的观点加以报道和分析，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每周评论》对当时国际国内大事均作了详细报道。该刊第1号发表了《和平会议的代表》、《和平会议的地点》、《和平会议的阻碍》等文，对当时国内由军阀操纵的"南北和谈"进行了深刻揭露，认为和谈的决议必须经"国民大会通过，才能有效"。同时，《每周评论》还揭露了段祺瑞皖系军阀借"国防军"的名义扩充私人武装的阴谋，并指出皖系军阀的靠山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揭露了军阀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
《每周评论》对当时国内文化思想领域新旧之间的激烈的斗争也予以广泛的报道。1919年3月，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了文言小说《荆生》，恶毒攻击新文化运动。《每周评论》特在第12期转载了这篇文章，并连续发表文章批判林纾顽固守旧的思想，歌颂新文化运动。《每周评论》还在17、19两期各刊出"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特别附录一张，转载各刊物关于新旧思想论战的言论，对于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向前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每周评论》对巴黎和会也有详尽的报道。一战结束后，陈独秀误认为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认为协约国会保护弱小国家自主，因此对巴黎和会也抱有很大幻想，希望和会能取消中国过去订立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并承认中国收回青岛。因此，《每周评论》也发表了一些赞颂协约国尤其是美国的言论。但随着和谈的进展，许多弱小民族被排斥在和谈大门之外，他们的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使陈独秀等逐步认识到和谈的分赃性质，《每周评论》在20号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文章，直斥巴黎和会为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每周评论》第3期发表李大钊执笔的《新纪元》的社论，宣传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它标志着人类生活新纪元的到来。
年5月4日，爆发了爱国学生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活动，《每周评论》从21期起，连续五期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来报道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在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六三"以后，《每周评论》主编陈独秀被捕，胡适成为实际的主持人，并改变了刊物的风格，取消了一些反映现实政治问题的栏目。逐渐失去了刊物的战斗性。1919年7月，《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倡研究具体的问题，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当时引起"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批判了胡适的主张，认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可能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年8月31日，当《每周评论》第37期正在付印时，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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