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老文明的般阳
淄川是蒲松龄终生与之厮守的地方。除青年时代有历时一年短暂南游外，蒲松龄都在淄川生活。
山清水秀的淄川古名“般阳”，意即般水之阳。乾隆《淄川县志·舆地志·山川》云：般水，一名峪头河。自县东南峪头河发源，随山势回环，向北流去，河水澄碧，游鱼可数，两岸芦荻萧萧，雁翔鹜鸣。般水旁是杨柳依依的官路，临水村舍树木葱郁，翠竹森森。般水流至龙口庄，有双泉自地下涌出，一泉温暖如春，一泉寒气逼人。双泉之水汇入般水，流向淄川古城。此段河水，冬季东温西冷，夏季西温东凉，乡民谓之“温凉河”。般水流至县城东，被一道拦水坝一截为二，一股绕淄川南门流向西，一股绕东门流向北，两股水环流县城后，并入孝妇河。
孝妇河，就是《水经注》说的“陇水”。它中贯淄川，过田越垄，接纳般水、萌水、嫩水河、白泥河，北注入海。丰收时节，孝妇河鱼丰蟹肥，一条条渔船上一网网大鲤鱼泛着银光。河滩上，青草如茵，牧童吹着芦笛，村姑在青石上浣衣，乡村炊烟袅袅，鸡鸣犬吠……
蒲松龄出生的村庄，后因蒲姓占据绝对优势，更名“蒲家庄”，他出生时村名“满井庄”。因庄东有自满而溢的清泉“满井”得名。此清泉虽遇大旱仍涓涓不竭。康熙四十二年（1703），满井建龙王庙，蒲松龄物色四棵线柳“以点景色”。现在柳泉边仍有若干柳树迎风飘拂，其中就有线柳，哪棵是蒲松龄手植？已不可考。据乡人传闻，龙王庙除供奉龙王外，还塑有杨二郎和“七圣”像。
满井又名“柳泉”，泉深数丈，泉水清洌异常，酿酒可得美酒，沏茶鲜爽馥郁。泉水四季不竭，水流满泉眼后，宛转曲折，自流成河。坐在树下，俯首观泉，只见远处青山倒映在河水中，细看，或见青峰撑起白云青天，或见峭壁如削，怪石如齿。柳泉边有棵数百年古柳，两人才能环抱，古柳岁久中空，因靠近甘泉，依然枝繁叶绿。满井周围，绿杨飘拂，溪水两岸，嫩柳迎风。河边是南北通道，来往行人喜欢到柳泉边停留。冬天泉边青石上晒得热乎乎，坐在上边晒太阳，聊闲天，流连忘返；夏天，太阳火辣辣照着大地，汗水顺着行人面颊涔涔下滴，人们走到泉边，坐到树下，泉水冷森森，树下风飕飕，仿佛天气突然变凉。行人摘去斗笠，脱下衣衫，泉边稍坐片刻，暑气全无，柳树下一缕缕漏下的阳光，已丧失了灼热的力量，树上“知了知了”的叫声，令人昏昏欲睡。于是，人们流连满井边，三五成群，在树底下讲些鬼狐神怪的故事……
蒲松龄在世时，柳泉泉水自溢成渠，柳泉旁边有草亭。《三借庐笔谈》说：蒲松龄曾在此摆茶摊请过路人讲故事，回家创作成聊斋故事。此说不可信。写小说，特别是写艺术功力达到古典小说顶峰的小说，怎么可能如此讨巧？鲁迅先生早就指出《三借庐笔谈》的话是“委巷之谈”。事实是：蒲松龄数十年在外边做私塾先生，哪有闲情逸致在泉边摆茶摊？何况《聊斋志异》篇末常注明哪篇是在哪里听哪人讲的，却无任何一篇注明在柳泉摆茶摊所获。
蒲松龄受民间传说影响却不可否认。淄川是充满文化氛围、许多著名文人居住过的小城。它最不缺少的，就是各种奇异传说和故事。
城东有座黉山，山腰有座绿瓦雕甍的雄伟殿堂，是汉代大儒郑康成教授门人的“郑公书院”。院内古木参天，绿荫覆地，院门外下临山涧。郑康成曾在黉山一块山岩上修订诗书，这块石头被叫作“晒书台”。晒书台下的草像绿色彩带飘拂，在风中散发阵阵香气，人们叫它“书带草”。
传说在黉山白云出没的山峰上，有个仙人洞，里边藏着神谷。仙人数年晒谷一次，谷子落于山坡上，转眼工夫发芽、抽穗、变黄。这种“回头黄”谷种只有运气特别好的人才能得到。仙人洞的仙女还养蚕，以供织女织锦，有个农家少女拾到条蚕，拿回家后变成了金蚕！
黉山山后有座梓橦山。溪流淙淙，冲刷着涧底青墨相间的石头，石头上有铜屑似花纹。宋代大文豪范仲淹留恋山清水秀的梓橦山，曾结庐于此。他到青州做官后，还让人到这里采集石头，做成“范公砚”。梓橦山后有个山洞，传说是鬼谷子隐居处。苏秦和张仪都在这儿听他讲学。鬼谷子说：你们都讲讲自己的主张，谁能讲得我流泪，谁就可以下山帮助人主打天下。苏秦口若悬河，雄辩滔滔，讲得老师和五十个同学潸然泪下。鬼谷子放他下山，随后，张仪也走了。合纵连横好戏从此开始。
苏秦墓在淄川县西，不远处有庞涓墓。庞涓和孙膑斗法，孙膑用增兵减灶法大破魏兵，庞涓兵败后只好自杀。韩国赵国的兵士恨透了残暴的庞涓，与齐国士兵争夺庞涓的头。齐兵夺得庞涓的头，埋在淄川县西。墓旁边的村庄从此改名叫“将军头”。
与将军头相连的奂山，平缓的山坡上寺观一处接一处，绿树红墙，殿宇巍峨，清泉岔流，时见奇花异草。天气清明时，可以在奂山看到海市蜃楼：烟霞郁丽，松柏苍秀，城阁峻整，楼树台阁之间，时有行人出现……奂山是蒲松龄诗文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山，它虽不是名胜古迹，却是蒲松龄四十岁后设馆西铺三十年，每年数次经过的地方。
淄川县西南，甲山远连岱麓，山路幽石嶙峋，山顶却平整如镜，可容千人，名叫“夹谷台”。当年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陪鲁定公到夹谷台与齐侯相会。夹谷台上金甲列阵，旌旗飞舞，煞是好看。甲山之东，昆仑山连亘十几里，如翠屏罗列，成为淄川屏障。昆仑山旁的大奎山，山势险峻，依天而立的削壁上，有个硕大铁环。人们传说：洪水到来时，古人在那里拴船呢！昆仑山后，重重叠叠的山峦，数也数不尽，画也画不完。层峦散霭，卷碧飞青，绵延二百里，与五岳之首的泰山遥遥相连。
在淄川这片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讲诚信、守道德、劝善惩恶的传说，世世代代广为流传，如“老实哥哥”和“乞丐孝子”的故事。
在一条大沟边，有座仅容二人的石洞，有一天夜色将临，骤雨急至，一个青年男子进洞避雨。他刚坐下，一位美丽少女接踵而至。地方狭小，少女只好紧挨着男子坐下。山风呼啸，电闪雷鸣，瓢泼大雨下了整整一夜。青年男子端坐终夜，目不斜视，也不和少女攀谈。雨声滴滴答答，山洪呼呼啦啦，长夜已过，青年男子仍泥塑木雕一样。雨停了，东方露出鱼肚白。少女起身离开山洞，在晨光中向男子万福：“您可真是个老实哥哥啊！”乡民敬佩青年男子的高洁善良，在石洞边为他建庙塑像，名曰“老实哥哥庙”。
淄川县西有个跛脚乞丐，事母至孝。他讨饭得到食物，必定先让母亲吃，自己饿极也不肯先吃一口。有天傍晚，乞丐急忙往家赶。突然，阴云四合，暴雨将至。路边有个古庙，乞丐惦记着依门盼儿的老母，不肯到古庙休息一小会儿再走。强支残躯，一跛一拐，汗流浃背。
“雷声滚滚，大雨将至，你怎么不进庙休息一会儿再走？”路边一位老人问。此时乞丐已走不动，将讨饭筐衔在嘴里，手脚并用向前爬，听到此问话，他头也不回，也没法回答。
老人又大声地叫他，他把筐放到地上，恭恭敬敬地回答：“老娘在家等着吃东西，我在这儿休息，她老人家岂不饿坏？”
老人说：“快进庙，我帮你治脚，你岂不就跑得快了？”
乞丐不肯，说：“我脚跛多年，仓促之间怎么可能治好？”
老人硬是把乞丐扶进庙中，帮他掐足、捏腰，乞丐觉得一股热气贯向全身……老人将他拉起，将要饭筐塞到他手中说：“快跑！不要回头！”
乞丐未及思考，快速跑出一里多路，才突然想起：我怎么能跑了？回头找老人，影都没有。他回家告诉母亲，母亲感叹：“天佑孝子啊！”
老实哥哥和乞丐孝子的记载见于《淄川县志》。类似故事，如苍龙峡祷雨辄应、异人观山泉预知兵灾、雷击不孝子……车载斗量、俯拾皆是。九曲回肠的故事，神奇瑰丽的传说，千百年遐迩闻名、妇孺皆知。终于，在景色宜人的淄川，诞生了中国古代神奇志怪小说顶尖好手、古代短篇小说艺术技巧集大成者、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
淄川，不仅是蒲松龄的出生地，也是他度过毕生时光及长眠的地方。淄川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奇闻轶事，给蒲松龄无比深厚的滋养，口耳相传的美丽传说，借助天才作家的一管妙笔，成了风靡中外的聊斋故事。
二 蒲松龄出生
明崇祯十三年（1640），是大灾之年，开春以来，山东几个月没下一滴雨。土地裂得像片片乌龟壳儿。稀稀落落的麦子像癞痢头，叶子打着卷儿，上边落满尘土，干瘪的麦穗儿几乎为骄阳烤干……求雨台子到处都搭过，龙王庙前香烛供成山，天上还是没有一点儿下雨迹象！更令人烦恼的是，好不容易活下来的苗子，都落进飞蝗之口。
上一年天灾，收成不好，青黄不接之际，粮价飞涨，乡民吃野菜，摘树叶，采尽了榆叶，连又苦又涩的柳叶、槐叶、楸叶都捋下来充饥。到处是剥净树皮的树，遍地是面有菜色的饥民，因吃有毒的野菜，脸肿得发亮。能逃荒的人早就跑了，不能逃的只好卖儿卖女卖妻。人肉明码标价：比牛羊肉便宜得多，连坟墓里的死尸也有人扒出来吃了。
《聊斋志异·刘姓》写“虎而冠”的刘某在崇祯十三年偶发善心的真实故事：县衙刘捕头在淄川街头看到一对男女哭得凄惨，问后得知，他们成亲一年多，遇到大灾，夫妻不能两全。男子要把妻子卖给油肆主人马某。马某表示：我已买下十几个女子。你贱卖，我就买。青年男子要三百铜钱以便用于逃亡。马某说：“这种年轻女子现在只值一百铜钱。”刘捕头年轻气盛，掏三百铜钱给那对年轻夫妇。夫妻二人边哭边拜，然后一起逃亡。
在一百铜钱能买个年轻妇人的大灾之年，四月十六日夜，淄川城东七里之遥的满井庄商人蒲槃做了个奇怪的梦：一个病病歪歪的和尚，斜披袈裟，踉踉跄跄走进了蒲家北房、蒲槃嫡妻董氏的卧室。蒲槃惊讶不已地看着走进自己内室的和尚，只见他瘦骨伶仃的胸膛上贴了块铜钱大的膏药。蒲槃纳闷：你一个出家人，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跑进平民百姓内眷的房子？
婴儿呱呱而啼，将蒲槃从梦中惊醒。原来，董氏又生了个儿子！
月光静悄悄照着窗外在风中摇摆的树影。窗下洗儿的家人发现：婴儿胸前有块铜钱大的青痣！蒲槃发现：这块痣的位置、大小，与他梦中所见病和尚胸前贴的膏药一模一样！莫非这孩子是病和尚转世？
此前蒲槃妻董氏、妾李氏各生了一个儿子。按照以“龄”为儿子命名的惯例，蒲槃将排行老三的儿子取名“松龄”。
蒲松龄在苦难的岁月来到人间。至于他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则是弱冠著书立说后才有的。
中国古代文学家的诞生，总会得到富于浪漫主义气息的描绘：
李白是其母梦太白金星入怀而生，所以名“白”，字曰“太白”；
陆游之母晁夫人临盆梦到秦观，故给儿子取名“游”，字“务观”；
蒲松龄同乡、位居司寇的王士禛，则被宣传为高丽国王再世……
蒲松龄没有他们这般神奇，这般高贵。关于他出生的故事，一开始就蒙上一层凄凉落寞的色彩。他亲自记载，他是父亲梦到病和尚后出生的，小时常生病，大人担心他不能长命，长大后，门庭冷落像和尚庙，冷冷清清笔墨耕耘，像托钵求化的僧人。他常琢磨：莫非我真是面壁人再生吗？
不管蒲松龄父亲这段梦境是真是假，“面壁人再世”、注定一生清苦之说，确实是作家身世的感慨。蒲松龄出生在社会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明清之交的社会转型时期。其漫长、贫寒、不得不寄人篱下做家庭教师的一生，让他比起中国古代曾出仕的文人，包括诗圣杜工部，更加接近下层、了解大众疾苦。因为，他本来就是普通老百姓中极普通的一员。
三 改朝换代
蒲松龄出生的崇祯十三年，明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已让崇祯皇帝伤透脑筋，脑后拖辫子、本是游牧民族的满洲军队又在关外虎视眈眈……
蒲松龄虚岁五岁，甲申年（1644）改朝换代。郭沫若先生写过《甲申三百年祭》，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一年。它是：
明崇祯十七年；
李自成永昌元年；
张献忠大西元年；
清顺治元年。
风云突变，社稷属谁？腐败的明王朝、崛起的满清，还有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鹿死谁手？决定于这一年。
农历三月十九日凌晨，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见大厦已倾，先放走三个儿子，包括太子和后来造成很大动静的“朱三太子”，再残杀皇后、嫔妃、公主，然后在太监王承恩陪伴下，遁出皇宫，走上煤山（景山），吊死在寿皇殿。中午，李自成毡笠缥衣，骑马进入承天门（天安门）。北京市民张贴“永昌元年顺天皇帝万岁”，焚香设案，迎接李闯王。李自成榜示：“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掠民财者，即磔之。”北京秩序安定。
李自成义军即大顺政权已控制山东、河南、山西及湖广、江北一部，具备取明朝而代之的实力。无奈，农民军进京后，首领沾染腐化享乐风气，且鱼龙混杂，牛金星等人结党营私，农民军内部分裂，再加上对明宁远总兵吴三桂措置欠妥，导致农民军失败。
吴三桂是武举出身，承吴襄父荫授都督指挥，因参加舅父祖大寿的军事集团，飞黄腾达，率精兵四万镇守山海关，成为明王朝的“北门锁钥”。崇祯皇帝死后，到底降李自成，还是降清兵？吴三桂骑墙观望。一方面接受大顺政权四万犒银，一方面与多尔衮秘密书信来往。在李自成义军强大压力下，他准备率众归降，行至滦州，听说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夺去，“冲冠一怒为红颜”，奔归山海关，直驰清营，“白马祭天，乌牛祭地，歃血斩衣，折箭为誓”，向多尔衮薙发称臣，引进清兵十四万，击败李自成军。
多尔衮自知势单力孤，要鲸吞中原，必须与汉族官僚地主勾结，他宣布率兵入关目的是“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之仇，所谋者惟闯贼”。无耻的汉奸遂把薙发归降的丑行，变成“复君父仇”、“吊民伐罪”的“义举”。五月，多尔衮铁骑进北京，口气全变，野心毕露，宣布“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多尔衮议定建都北京。十月初一，六岁的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是为清世祖。“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在汉奸洪承畴、吴三桂扶助下，满清贵族成了神州大地主宰。福临年幼，以多尔衮为摄政王。多尔衮采用汉奸献计，下令礼葬崇祯夫妇，令臣民戴孝三天，追谥崇祯皇帝为庄烈愍皇帝，墓号思陵。归降官吏皆官升一级。被明朝皇帝革职的官吏及山林隐士亦录用，以此收买士大夫。多尔衮命英亲王阿济格率师西进，追击李自成军。顺治二年（1645）五月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殉难。肃亲王豪格进军四川，镇压张献忠军。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张献忠遇难。豫亲王多铎进军江南，征讨南明，向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发出诱降书。史可法拒降，固守孤城十余日，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城破。多铎劝降，史可法回答：“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慷慨就义。清兵屠城，杀人数十万，扬州成骨山血海。同年，多尔衮下“薙发令”，“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汉族人民认定蓄发是民族标志，薙发无异于灭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反薙发斗争十分激烈，嘉定遭受三次屠戮，死难数万人，浮尸满河。江阴反薙发抗清军民击毙清军数万，城破后，清军下令“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在江阴屠城三日，被杀十七万二千人，全城只有五十三人幸免于难……
经过改朝换代的惨烈斗争，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开始长达二百余年，并将中国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统治……
全国朝代更迭惨痛如此，山东如何？
蒲松龄出生的一六四〇年前后，山东百姓灾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六三八年，蒲松龄出生前两年，皇太极派兵攻明，从临清渡过运河，进入山东，攻占济南。明德王被俘，山东城池被攻破五十多处，掳良民四十六万之众，劫金银百万两。
一六四一年，崇祯十四年，蒲松龄不到两岁时，皇太极派炮兵轰锦州。一六四二年，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被俘。清兵攻陷蓟州，转至山东，连破八十余城，杀明宗室鲁王，俘获人口三十六万，牲畜三十二万余头，回师路经北京，明军无力阻拦，放其回到盛京。
短短三年间，清兵两次扫荡山东，杀人百万，所到之处，烧杀掳掠，鸡犬不宁。清兵入关定鼎北京后，各地抗清起义风起云涌，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山东人民的起义尤引人注目。一六四四年，兖、沂、邹、滕农民抗清队伍有几十支，最大一支达数万人之多。他们建营立寨，攻城略地，五兵火器，样样俱全。旗帜上大书标志李自成义军的“闯”字，清兵望风披靡。同年秋天，李自成余部赵应元在青州杀死清朝招抚官员户部侍郎王鳌永起义，登、莱、青三府人民群起响应，声势浩大。一六四六年，谢迁义军攻克高苑、长山、新城等县。一六四八年于七起义席卷山东半岛……
清朝廷对山东人民的多次血腥屠杀，可与屠城十日的扬州相比。“于七之乱，杀人如麻”（《聊斋志异·野狗》），“碧血满地，白骨撑天”（《聊斋志异·公孙九娘》），都是侧面描写清兵对山东人民的灭绝性镇压。改朝换代的民族灾难对《聊斋志异》的创作有何影响？此是后话。
在古老文明的般阳山城，在秀色可餐的满井泉边，在改朝换代的风风雨雨中，耳闻目染离奇古怪的社会动乱，少年蒲松龄成长起来。
四 蒲氏世系
淄川《蒲氏世谱》以蒲璋为蒲姓始祖，自蒲璋到蒲松龄历十一世：
璋（1）——子忠（2）——整（3）——海（4）——臻（5）——永祥（6）——世广（7）——继芳（8）——生汭（9）——槃（10）——松龄（11）
蒲松龄先辈，从蒲璋到蒲槃，都没有出将入相、建功立业的事迹，也无名标史册的锦绣文章。始祖蒲璋是在元代后期家族遭受毁灭性打击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男子，关于他，有两条相关记载：
相传倾覆之余，止遗藐孤，故吾族之兴也，自洪武始也。
（蒲松龄手稿《般阳土著·族谱引》）
始祖讳璋，配杨氏，子五。相传蒲氏为元世勋，宁、顺间，有夷族之祸，刑戮之余，止遗藐孤，时方六七岁，匿外祖家。外祖杨氏，居村之北杨家庄，遂以母姓为杨。元鼎即革，始复旧姓。厥讳璋，即今始祖也。
（《蒲氏世谱》卷一）
元宁宗懿璘质班于公元一三三二年八月即位，在位五十三天就死了，其兄妥懽帖睦尔即位，是为元顺帝。所谓“宁顺间”其实只有一年，即公元一三三二年。洪武元年是公元一三六八年，假设一三三二年遭遇灭族之祸藏到外祖家的蒲璋六岁，洪武元年已四十二岁。至于蒲家为何在宁顺之间遭灭族之灾，蒲松龄在世时已找不到可靠记载。后世冒出一种强调蒲姓重要性的里巷传说：蒲姓有功元朝，权倾朝野，皇帝梦见金銮殿上长满蒲草，怀疑蒲姓想夺权，下令剿灭。这样的描述已不能算历史，而接近聊斋故事了。
蒲松龄六世祖蒲永祥以道德文章在乡里享有威望，知县也向他请教。他因齿德并茂被推举为乡饮酒礼的“耆”（即虽无功名却德高望重的乡民代表）。高祖蒲世广是县学廪生（享受朝廷津贴的秀才），年方弱冠，便有文名。蒲家文学传统从他开始，但他没留下什么传世之作。曾祖蒲继芳是庠生，去世很早。祖父蒲生汭默默无闻。蒲松龄先辈中功名最高的是其叔祖蒲生沇，明代万历乙酉（1585）中举人，壬辰（1592）中进士，是著名孝子，少时失怙，读书刻苦，事母至孝，从不违抗母命。中进士后选玉田知县，听说老母在家乡患病，在县衙哭得汤水不进，吐血数斗而死。《聊斋志异·梦别》写他临死向朋友托梦告别：
一夜，梦公至其家，黯然相语。问：“何来？”曰：“仆将长往，故与君别耳。”问：“何之？”曰：“远矣。”遂出，送至谷中，见石壁有裂罅，便拱手作别，以背向罅，逡巡倒行而入。
蒲松龄的父亲蒲槃，字敏吾，幼时攻读经史以求闻达，在科举考试中没有收获，渐渐喜欢陶渊明，为求生计，弃文经商，白天取蝇头之利，夜晚点灯攻读，一些饱学秀才也比不上他的学问。蒲槃原配孙氏早卒，续娶董氏，长子夭亡，蒲槃年逾不惑还没儿子，遂过继弟弟蒲柷之子。蒲槃认为膝下悲凉是因做善事不够，便修庙塑神，周贫济困，把自己村东一片地施为关帝庙膳田。灾荒之年，他按日向穷苦村民舍米，救活不少人。后蒲槃连添四个儿子：兆专、柏龄、松龄、鹤龄。嫡妻董氏生三子，妾李氏生一子。蒲松龄是董氏所生次子。蒲家人认为，多子多孙是蒲槃善有善报。
蒲槃弃儒经商后，家境渐渐富裕，他为人忠厚，大手大脚，喜欢为公众事业出力，存不下多少钱。里中无赖、族中强梁常常借钱不还，或东偷西摸，发生财物争执时，强梁者在门前高声叫骂。蒲槃相信“让人一步天地宽”，遇到这种事，唯闭门塞耳，敬而远之。幼小的蒲松龄觉得父亲与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豪杰很不一样，但又发现，父亲在乡里之中很有威信，族内发生什么冲突，常找父亲判明是非。父亲的话常常让争执双方言听计从。蒲松龄又很愿意做父亲这样忠厚待人的长者。
五 先祖民族之谜
蒲松龄写的《般阳土著·族谱引》称其远祖为般阳路总管蒲鲁浑与蒲居仁，但“历年久远，不可稽矣”。可见蒲松龄对他认定的先祖身世已考察不出。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却有蒲松龄先祖民族归属的热烈争论，出现回族、蒙古族、色目人等说，主要因为蒲鲁浑和蒲居仁的名字：
主要依据：其一，蒲居仁和蒲鲁浑曾担任元代般阳路总管，而元代担任总管者多为色目人，色目人中回回居多。其二，蒲鲁浑的姓名不像汉族，“蒲”是宋代以来从西亚等地移民中国的穆斯林常用姓氏。“蒲鲁浑”即“不鲁罕”、“不儿罕”另一译法，“鲁浑”是阿拉伯语“灵魂”之意。其三，宋代蒲寿庚先人从西域来华定居福建，信奉回教。蒲寿庚因助元灭宋有功，封镇国上将军，其孙蒲居仁曾任福建都转运盐使。福建《蒲姓族谱》说：“世秉清真教，天下蒲姓皆一脉。”福建蒲氏家族有小澡浴和大澡浴习惯，即回教“小净”、“大净”。持回族说者还提出：元明之际，福建蒲姓人“惨遭兵燹，流离失所，靡有孑遗”。淄川蒲氏也几乎同时遭灭族之祸，两地蒲姓遭遇相似。
但蒲松龄远祖“回族说”有三个难点难逾越：
其一，蒲寿庚后人，如何从福建来到山东且与山东的蒲鲁浑挂上钩？找不到任何线索。福建蒲居仁与蒲松龄远祖蒲居仁可能同名同姓，且“居仁”之名，取自儒家经典，不一定是少数民族的命名。
其二，蒲松龄及其后人不遵守回族生活习俗。如果蒲松龄远祖是回族，蒲松龄及其后人也应遵守回族生活习俗。回族生活习惯代代相传，特别是不食猪肉，不养猪，忌讳说“猪”，称“猪肉”为“大肉”，甚至原姓“朱”者改姓“黑”。如果蒲松龄远祖是回族，即使蒲璋在元代罹夷族之难，躲到外祖家生存，也不可能改变回族的生活习俗。因为古代回汉不通婚。假设蒲家是回族，其外祖家也必定是回族。蒲璋遭遇夷族之祸寄居外祖家，仍要遵守外祖家的民族习俗。蒲璋后人再延续他的生活习俗，而蒲氏家族，从蒲松龄到其后人，都无回族生活特点。蒲松龄《述刘氏行实》写其妻刘氏养猪，狼跑到院子里来，吓得圈养的猪跑掉，所谓“圈豕骇奔”。《聊斋志异》中，“豕（猪）”和“猪肉”屡见不鲜。《邑人》写一无赖受到梦中当猪被碎割的惩罚；《杜翁》写杜老头梦中入冥，险些轮回成小猪；《杜小雷》写不孝婆母者化为两条腿的猪，都是典型例证。《聊斋志异》不仅不避讳“猪”，还拿“猪”大做文章，说明蒲松龄与回族不可能有亲缘关系。
其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出现过对回族极不尊重的字。《铁布衫法》写回族武师沙某通过气功训练，裸腹受巨木，以势（男性生殖器）迎木槌，内功卓绝，力大无比。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曾说“茴”有四种写法。“回”字亦有多种写法，《聊斋志异》手稿的蒲松龄亲笔写法最特殊：“回”字加“犭”旁，这是汉族沙文主义的写法，含蔑视回族因素。如果蒲松龄本人是回族后裔，绝对不可能采用这样的写法。从《铁布衫法》蒲松龄手稿的特殊用字，更可间接判定蒲松龄非回族后裔。
主要依据是，元代总管常由汉人（包括女真人、契丹人）担任。蒲鲁浑和蒲居仁可能是当时汉人中的女真人。“蒲鲁浑”在女真语中为“布囊”之意，是女真人习惯采用的名字。女真族说又常常具体归结为回族说。
主要依据是蒲鲁浑的名字像蒙古族人“包尔汉”的汉译名，蒲松龄远祖蒲鲁浑和蒲居仁都担任过元代般阳路总管，且元代总管常由蒙古族人担任。《蒙古族简史》干脆将蒲松龄列为“蒙古族文学家”。
笔者发现，蒲松龄对蒙古人与对待回族人一样，也有不恭称呼。其俚曲《磨难曲》称“蒙古骚鞑子”，显然不是对本民族先人的敬称。因为这样一些因素，笔者认为，将蒲松龄远祖定性为少数民族，较难说得通。而汉族说以蒲松龄亲自纂修的《般阳土著》（即蒲氏族谱）为根据，较为可信。
清雍正十一年（1733），淄川蒲姓续修族谱，蒲松龄嫡孙蒲立德写了《重修族谱序》。其《重修族谱序》记载：“我蒲氏之世居淄土，自元始也。”蒲松龄的《族谱引》说蒲氏是般阳土著。元代担任官职不受桑梓之限，总管副职允许汉族担任。蒲鲁浑、蒲居仁可能担任过般阳路副总管，蒲松龄记载时省却了“副”字。
元代般阳路管辖地区南至沂州，东至登州、莱州。即使副职，也算不小的官。遍查多少代祖上都找不到达官贵人的蒲松龄，认蒲鲁浑和蒲居仁为“远祖”，是不是有点儿攀龙附凤？
据王枝忠教授考证：蒲居仁在元代泰定年间（1324—1327）做过福建都转运盐使，而蒲璋遭受夷族之祸是宁顺之间（1332—1368），距离如此近，如果二人有血统关系，应为父子或祖孙。怎么可能存在蒲松龄所说的“历年久远，以下世系名讳无所考稽”？王枝忠教授据此认为，蒲居仁、蒲鲁浑不可能是淄川蒲姓远祖，“不论他们是什么民族，都与蒲松龄无关”。
按照这说法，争论蒲松龄远祖的民族问题，岂不成了伪命题了？
第二节 山东头名秀才
一 县府道三试第一
蒲松龄的父亲连秀才都没中，把金榜题名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蒲松龄长子蒲箬在《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中说：“先父性慧，经史皆过目能了，处士公（蒲槃）最钟爱之。”聪慧的蒲松龄成为父亲最寄予功名期望者。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中国古人信条。
宋真宗写过《劝学文》：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劝学文》是封建社会读书人座右铭，表面是劝学格言，其实是“官本位”教育权威性表述。读书才能做官；做官才能得到金钱、利禄、美女。后人将《劝学文》浓缩为三句话：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自有颜如玉。
“唯有读书高”，说穿了，是唯有做官高。古人认为，人生最大喜事莫过于“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金榜题名就可做官，做官就有一切。
高官厚禄的诱惑，使千百年间读书人千军万马挤上求仕的独木桥；
高官厚禄的诱惑，使许多有才能的读书人在八股文中沉醉终生烂如泥；
高官厚禄，使部分读书人成为既能为国建功立业，又能写诗作赋、著书立说，如苏轼、欧阳修、范仲淹式“文章太守”；
高官厚禄，也使另一些本来颇有才能的作家变成专门歌功颂德的“台阁诗人”，如明代“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和李东阳；
求高官厚禄不得带来的失落，或本能地与取士制保持距离，使一些读书人对这个封建社会基本制度拿起批判武器，最突出的，莫过蒲松龄、曹雪芹、吴敬梓。
从隋文帝开始，统治者为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建立分科取士制度，后称科举制。以考试成绩做选拔官员主要依据，为每个读书人带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唐代承袭隋朝制度并发展为进士科和明经科。宋代更加完善，形成县、省、殿三级考试制，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科目。考试形式逐步完善了锁院（考试人员与外界隔离）、糊名（考生名字密封）、誊录（专人将答卷抄录后再评阅）等系列保密措施。
清朝统治者本是游牧民族，进北京后，善于吸取历朝统治法术，将科举作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手段。顺治二年（1645），蒲松龄五周岁时，清朝廷下令开科取士，有人作诗讽刺明朝遗老遗少应清廷考试：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
家里安排新雀顶，腹中打点旧文章。
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
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夷齐”指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是挖苦曾生活甚至任职明朝的士子。蒲松龄在“本朝”长大，自然不受这揶揄。
清代科举沿袭明代，秀才、举人、贡士、进士，为“台阶”，中状元最光荣，形容为“独占鳌头”、“一登龙门”、“大魁天下”。做状元并被皇帝招驸马，多半要从传奇戏曲里找了。
科举考试文体为八股文，考试题目出自“四书”、“五经”，有固定行文和书写格式。文章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有严格字数限制。必须是“代圣贤立言”之作，要揣摸圣贤口气写作，思想上对圣贤亦步亦趋，形式上绳捆索绑，是束缚创造力、想象力的文体，但读书人舍此，永远无法进入官场。
科举制是否一定阻止大文学家出现？却未必。苏轼、汤显祖、王安石都是进士“正途”出身，汤显祖还是八股文高手。著名诗人贺知章、王维、张九龄、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都是状元。进士兼作家名人中，除唐传奇作者外，几乎无小说家。这似乎说明，八股文与诗文相近，与小说离得远。至于唐代为什么出那么多写小说的进士，是因为当初他们把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唐传奇，做“行卷”、“温卷”向有地位的官员投送的结果。《集异记》写王维向公主交“温卷”受到提拔。《唐摭言》写杜牧参加礼部考试，以《阿房宫赋》向国子监博士吴武陵行卷，得到赏识。两位载入文学史的唐代大诗人都通过“行卷”、“温卷”得到有权势者赏识，顺利取得功名。
蒲松龄迈进科举之门时，著名诗人施闰章到山东做提学道。清初文坛盟主王士禛对清初诗坛有“南施北宋”之说。“北宋”即山东莱阳宋琬；“南施”即安徽宣城施闰章。施闰章，字愚山，著有《学余堂集》《矩斋诗话》《矩斋杂记》，写过不少好诗。如《浮萍兔丝篇》写战乱中，有个山东士兵与妻子失散，就抢个民妇带着南征。路遇一人，站在路旁盯着他的后妻看，凄惨地说：“这妇人是我原来的老婆啊！我们夫妇缘分已断，我已另买妻子，咱们两家见见面，从此分手吧！”一见之下，山东士兵发现，对方买的妇女竟是自己原来的妻子。两家四人抱头痛哭后，交换妻子分手。这首叙事诗写战乱中百姓夫妻不能自保的悲惨遭遇，委婉动人，在清初描写人民疾苦的诗歌中占重要位置。
关心人民疾苦的大诗人做提学道，留下不少爱才如命的佳话。
据蒲松龄记载，有个名士参加考试，试题是《宝藏兴》，意指宝藏在山间，名士却误为水下，洋洋洒洒写下去，要交卷时，才发现审错题，自知肯定落榜，就在卷末写首词自嘲：
宝藏在山间，误认却在水边。山头盖起水晶殿，瑚长峰尖，珠结树巅。这一回崖中跌死撑船汉。告苍天，留点蒂儿，好与友朋看。
不料，施闰章看了文不对题的答卷和自嘲词，分外喜欢，不仅大笔一挥取中这考生，还提笔和了首词：
宝藏将山夸，忽然见在水涯。樵夫漫说渔夫话，题目虽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尝见他，登高怕险，那曾见会水淹杀？
考生自嘲张冠李戴，肯定没希望考取，只能留话柄让朋友开心。提学道却认为考生虽题目审错，文字却花团锦簇，既然水写得好，何以见得不会写山？岂忍心让才子落榜？……爱才的学官对考生简直是救星！
顺治十四年（1657）蒲松龄好友张笃庆参加秀才考试，《厚斋自撰年谱》记载了济南道试情况。
施闰章宣布：除完成八股文外，有诗赋特长的考生，许各展所长。
初生牛犊不怕虎，十六岁的张笃庆大胆求宗师命题。
施闰章命以《画牛》为题。张笃庆挥笔立成，上呈提学道。
施闰章读罢，十分高兴，当即告诉张笃庆“你中秀才了”（“面许采芹”）。
顺治十五年（1658）秀才考试，成为蒲松龄一生最辉煌的时刻。
全县第一！府考第一！全省第一！
宗师施闰章主持道试。试题是《蚤（早）起》《一勺之多》。
蒲松龄《蚤起》“首艺·起讲”写道：
起而蚤也，之计决矣。夫齐妇之起，何以早也？惟良人之故。尝观富贵之中皆劳人也，君子逐逐于朝，小人逐逐于野，皆为富贵也，至于身不富贵，则又汲汲焉伺候于富贵之门，而犹恐其相见之晚。若乃优游晏起而漠无所事者，非放达之高人，则深闺之女子耳。
寥寥数语，把追名逐利者的丑恶嘴脸精彩描写出来。对世情刻骨而尽相的描写，有点儿像明代小品高手宗臣的《报刘一丈书》。
施闰章兴奋地写下评语：
首艺空中有异香，百年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之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
施闰章欣赏对世态栩栩如生的描写，认为蒲松龄把一时富贵之态活灵活现在“蚤起”二字上。他欣赏蒲松龄绝不呆板委琐的文笔，认为，读这样的文章可以让人高兴得甩着胳膊玩去！
十九岁的蒲松龄在科举考试中旗开得胜，一路顺风，《淄川县志》留下这样的记载：蒲松龄县府道三试第一，“文名籍甚”。
蒲松龄恩师施闰章断案故事成就《聊斋志异·胭脂》。少女胭脂喜欢书生鄂秋隼，邻妇王氏要为二人牵线。不久胭脂之父被夜闯其宅者所杀。胭脂认为是按约定来相会的鄂生所为。县官将鄂生屈打成招。知府吴南岱断定杀人者是假鄂生名前去调戏胭脂的宿介。宿介向宗师鸣冤，施闰章看到宿介的申诉说：此生冤也！此案李代桃僵，李代为误，桃僵亦屈，凶犯另有其人。施闰章采用心理战术，令杀人真凶毛大落网，眼看要斩首的宿介得以生还，胭脂与鄂生婚事被有佛子之心的提学道成全。
《胭脂》“异史氏曰”：
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
蒲松龄踌躇满志地走上求仕之路。
他不会想到，这居然是条荆棘丛生、拼搏终生而毫无建树的路。
一个有才能的学子，十九岁成全省第一名秀才，为什么后来不下十次参加乡试，“举人”头衔却总落不到“文名籍甚”的蒲松龄头上？只因为《聊斋志异》讽刺的考官冬烘、认钱不认才？恐怕不完全是。笔者认为，很大可能倒是蒲松龄视为恩师的施闰章误导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就得看看施闰章欣赏的文章是如何写的，我们接着看《蚤起》一文“首艺”后边的文字：
而齐人之妇则又不然，其疑良人也，既与妾谋，所以之，已存之心，为之计，而熟思夫之术。当此际也，必有辗转反侧，不能终夜者矣。疑其所之，计其所之，而且审思其所以。当斯夜也，必有寤言不寐，坐以待旦矣。于是窃窃然而自也，曰：“吾其起乎？”……无何，良人出，妇隐告妾曰：“姑掩关以相待矣，我去矣！”
《蚤起》题目出自《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按八股文要求，要阐述孟子在篇末所说的“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也，几希矣”。要阐述男子汉大丈夫以正当手段，为国家社稷干大事，在治国平天下的同时取得富贵荣达，让妻妾为丈夫骄傲。蒲松龄如何写？他写：齐人之妻琢磨丈夫为什么天天早起，他每天去干什么事？难道真正富贵的人需要如此早起吗？齐人之妻早就想跟踪齐人，反复琢磨，她既要跟踪丈夫，又不能让丈夫发现，动了很多心思。蒲松龄对她做长篇心理分析，还虚构出齐人与妻对话，齐人之妻与妾对话，这是严格的八股文吗？是小小说！但施闰章欣赏。这就让蒲松龄觉得，照这样写法，必定能在科举道路上高歌猛进、所向无敌。
既然《蚤起》的小说家生花妙笔不符合八股文要求，如果蒲松龄遇到头脑冬烘的考官，肯定不欣赏这类文字；如果遭遇本分的、严格按八股文要求评卷的考官，《蚤起》多半会让蒲松龄名落孙山。
联系蒲松龄教书四十年，却无一个弟子冲破举人大关，包括祖上出尚书的毕府。蒲松龄八股文构思强调才情、偏离跑道，应是主要原因。
如此看来，施闰章的赏识，岂不成了让蒲松龄输在起跑线上？
二 郢中诗社
顺治十六年（1659），蒲松龄与好友结郢中诗社。几位好友多是少年得志的秀才，如张笃庆及其弟张锡庆、张履庆，还有李尧臣、王甡，可能还有年长于蒲松龄、辈分却是蒲松龄外甥的赵金人。乾隆《淄川县志》卷六《人物志·重续文学·蒲松龄小传》，称张笃庆、李尧臣、蒲松龄“号郢中三友”。
张笃庆，字历友，号厚斋，又号昆仑山人，蒲松龄终生挚友。他家住蒲家庄西南二十余里昆仑山下，家世远比蒲松龄显赫。其高祖张敬乃万历年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曾祖张至发明末官至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殁后赠太子太保，赐茔田八百亩。张笃庆生于崇祯十五年（1642），其年逾古稀的曾祖张至发常叫乳母将其抱至榻前，“抚摩含饴，以为笑乐”。张笃庆祖父张泰象、父亲张绂，只是贡生，未进仕途。张家在青州鹿角山有别业，动乱中为“土寇”占据。顺治五年（1648）当地势宦诬告张家在鹿角山窝藏贼寇。张笃庆父亲、叔父等被抓进监狱。张家尽力营救，卖田卖房，向当局行贿，张家人被释放，昔日相国之家，美产冰消，旧业瓦解。张笃庆十四岁跟父亲学写诗，十六岁靠《画牛》诗在施闰章手下中秀才，二十岁已写出二百余首乐府诗，得到大诗人王士禛欣赏评点。
李尧臣，字希梅，好金石，家境富裕，有大量藏书，居处跟蒲松龄接近。
王甡，字鹿瞻，也是蒲松龄好友，但他在蒲松龄人生中起的却是另一作用：因惧内成了聊斋故事原型，此是后话。
蒲松龄《郢中社序》说明他们聚合到一起写诗的缘由：
谢家嘲风弄月，遂足为学士之章程乎哉？余不谓其然。顾当今以时艺试士，则诗之为物，亦魔道也，分以外者也。然酒茗之燕好，人人有之。而窃见夫酒朋赌社，两两相徵逐，笑谑哄堂，遂至如太真终日无鄙语；不则喝雉呼卢，以消永夜，一掷千金，是为豪耳。耗精神于呼号，掷光阴于醉梦，殊可惜也。余与李子希梅寓居东郭，与王子鹿瞻、张子历友诸昆仲，一埤堄之隔，故不时得相晤。晤时瀹茗倾谈，移晷乃散。因思良朋聚首，不可以清谈了之，约以燕集之余晷，作寄兴之生涯，聚固不以时限，诗亦不以格拘，成时共载一卷，遂以“郢中”名社。
《郢中社序》说明：读书人学八股文最重要，诗属“魔道”。但许多读书人凑到一起，大吃大喝，猜拳酗酒，浪费光阴。蒲松龄与朋友决定组成诗社，以便志向上互相勉励，学问上互相切磋，于学业也可稍有帮助。
他们以“山左风流客”自居，悠哉游哉，因为家境都不错，不到二十岁中秀才，正想突破“举人”大关。张笃庆《希梅、留仙自明湖归，与顾当如社集同赋》写蒲松龄从济南大明湖回到淄川后，郢中诗友一起写诗的情景。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蒲松龄有条件游山玩水，心情舒畅：
海上碧云起，龙沙朔雁飞。
黄花元亮径，绿水子陵矶。
羁客江南梦，游人湖外归。
放歌临埤堄，山翠湿人衣。
结郢中社是蒲松龄青年时代的重要事件，可惜蒲松龄这个时期的诗作没有流传下来。值得庆幸的是，张笃庆这个阶段写的诗都保留下来，其中有若干首是与蒲松龄唱和。通过张笃庆的诗，我们可侧面了解蒲松龄的生活和心境，甚至可追索《聊斋志异》什么时候动笔。详见下一章《迷惘而珍贵的青春岁月》。
三 醒轩日课青云寺苦读
李尧臣家境富裕，因父亲去世早，他较早担起家务，孝养祖父、抚养幼弟。据《淄川县志》记载，李尧臣“居家孝友，笃嗜诗书，号称博洽。晚弃举子业，学古文”。看来李尧臣是经历挫折才放弃科举，专心金石之学和唐宋古文。年轻时，如何头悬梁、锥刺股，通过读书敲开仕途之门，成为富家子弟李尧臣和小康之家蒲松龄的共同追求。
康熙三年（1664），李尧臣邀请蒲松龄住进李家读书。李家清幽雅静的环境，丰富的藏书，对蒲松龄很有吸引力，他高兴地接受邀请。两个好友白天在晴窗下，夜晚在明烛下，认真读书、互相切磋。蒲松龄的《〈醒轩日课〉序》描写这段读书生活，这篇汉赋式文章，采用设问式写法，“客”向作者发难，作者回答。大意是：
李希梅与我为信义之交，康熙三年，他约我到他家读书，我欣然接受。白天分头坐到明亮的窗下，夜晚一人对着一支明烛，互相勉励：一定读出名堂！几年过去，读熟的书，写的好文章，竟没多少！有朋友挖苦我一事无成，说：“你整天学书法，跟王羲之、柳公权相比，仍然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天天念文章，学到韩愈、欧阳修哪些本事？非但不自责，还自我感觉良好！多不知羞！”
我惭愧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心里窝囊极了。恰好外甥赵晋石也一起读书。他说：“这样不好吗？您钉个笔记本，看本书，记到上边；背篇好文章，记到上边；读篇圣人之作，记到上边；写篇应制文，临摹张字帖，都记下来。每天早上规定好一天要完成的任务，哪天完不成计划，无收获，就羞愧，就汗流浃背，还能不进步吗？”
我豁然开朗说：“好啊！就这样办！”
外甥赵晋石不仅提出建议，还给我提供记录成果的笔记本，我既然有了“记账本”，却每天让它空着，算哪个的错呢？
《〈醒轩日课〉序》中的“赵甥晋石”即赵金人对蒲松龄如何学习提出合理化建议，后来又对蒲松龄的人生有一定影响。康熙二十六年（1687）赵金人去世，蒲松龄在《哭赵晋石》中写道：
晋石我良友，于情属渭阳（甥舅）。
……
谈心或促膝，论文时连床。
君时进直言，逆耳摘短长。
非是故刻责，期待原非常。
关于赵金人，邹宗良、杨海儒做过详尽考证。赵金人，原字百缄，后改字晋石，号慎庵，别号月麓，是淄川的著名塾师，孙蕙的恩师，张笃庆称“父执”。赵金人比蒲松龄年长十几岁，因其母是蒲松龄同族长姊，赵金人与蒲松龄是甥舅。他重然诺、爱交友，为人率真，康熙初年与蒲松龄过从甚密。
李尧臣家醒轩读书后不久，蒲松龄又到青云寺读书。
离蒲家庄数十里山中的青云寺香火甚盛，寺内有七十多间房舍。据《淄川县志》记载，许多名人曾在青云寺苦读，成名后离开这个寺院。
淄川人民口耳相传：蒲松龄中秀才后，曾在青云寺苦读。有学者认为蒲松龄青云寺苦读无确切证据，我却相信这事存在。因为，所谓无确切证据，无非因为聊斋诗文没有青云寺苦读具体描写。其实蒲松龄传世的诗开始于南游，青年时代的诗没传下来。没传下来，不等于没写。我相信当地民众口耳相传几百年的事不会空穴来风。
青云寺苦读既可能是蒲松龄自主选择，也可能有牵线人。最可能牵线者有两人，一个是喜欢在青云寺读书的李尧臣，另一个就是赵金人。据记载，赵金人顺治年间在青云寺设帐授徒，后来成为蒲松龄东家的孙蕙曾随他读书。据王培荀《乡园忆旧录》记载，继母虐待孙蕙，不让读书。幸亏赵金人把孙蕙带到青云寺攻读，孙蕙才能走上仕途。既然赵金人能将外姓旁人孙蕙带到青云寺读书，为什么不能将小舅舅蒲松龄请来读书？从蒲松龄描写赵金人的诗句和《〈醒轩日课〉序》看，二人感情很深，但并无师生之谊。可能赵金人只给蒲松龄提供在青云寺专心读书的条件，比如住处、书籍、笔砚纸张，并不曾让蒲松龄随馆就读。并不是赵金人的学问不足以教蒲松龄，而是在讲究尊长有序的宗法社会，变甥舅为师生毕竟有些尴尬。
蒲松龄的青云寺苦读岁月，如诗如画，如梦如幻。
青云寺在淄川西南盘山中。“盘山”为群山总称。寺建于群峰环绕的山中。寺北，唤鹅顶紧靠寺北峰，像一架屏障，严严密密挡住北风。山上，绿荫蔽日，古木参天。青云寺建于山崖前，背倚青山，俯对深壑。寺西有月牙山，山如其名，以葱绿的两翼环抱寺院。再往西，群山拥翠，如眠如憩，山云相连，松涛声喧。寺南，九纹山崇岗峻岭，直上千尺。寺北峰与九纹山之间，有座直上直下、高约数丈的断崖，名曰“观星台”。崖上有棵歪脖子松树，崖旁有几株高大的枫树，年深日久，数人方能环抱。深秋时，山坡青松苍翠，崖前枫叶如火。观星台正对着峡谷，清晨，最早一抹阳光，先照在歪脖子古树上；傍晚，落日在歪脖古树留下最后一线光明。一九七九年笔者到青云寺实地考察，当地父老乡亲津津乐道：蒲松龄总在清晨傍晚，借晨曦夕照，携书读于“观星台”，山上的鸟儿都认识聊斋先生呢！
从观星台向北，下至沟底，别是一洞天地。清溪之上，石桥飞架，桥上桥下，古槐苍郁。它们撑开帐幕一样的暗绿枝叶，遮盖着石桥。过了石桥，登上十几级台阶，便是额题“青云寺”的南大殿。殿由大青砖砌成，绿瓦覆顶，殿内磨砖地面，画栋雕梁，两侧供着四大天王。穿过南殿进入寺院，北大殿高达数丈，气势雄伟，供奉的如来佛、十八罗汉栩栩如生。两棵名贵的灰柏松巍然立于北大殿两侧，四季常绿，春季开花，散发着清幽的香气。院中一大片桂花和元皇树，绿如浓黛，枝繁叶茂。每到秋季，在油光碧绿的树叶中，千万朵桂花怒放，极浓极浓的香气洋溢在整个山谷。从附近的山上望去，青云寺好像笼罩在氤氲祥云之中。每到八月初八，远村近郭的乡民扶老携幼，呼朋唤友，携壶提浆到青云寺赶庙会，看桂花。
青云寺前，有口嵌于山洞中的清泉，泉水冬暖夏凉。因为寺前有条曲曲折折的小路通往济南府，过往行商、赶考士子，喜欢在这里休息。
抱着飞黄腾达的愿望，蒲松龄在青云寺，听晨钟暮鼓，对黄卷青灯，胼手胝足苦读……他喜欢在清静佛地挑灯夜读，也喜欢看摩肩接踵赶庙会的村民，观察来往于济南府的客商、士子，听他们讲各地的奇闻轶事。
青云寺，不曾成为蒲松龄的青云梯，却以它的甘泉春雨、朝霞彩虹，陶冶了天才文学家的灵性。
聊斋诗多次写到青云寺的旖旎风光：
诸峰委折碧层层，春日林泉物色增。
山静桃花幽入骨，谷深溪柳淡如僧。
崩崖苍翠云霞满，禅院荒凉鬼物凭。
遥忆故人丘壑里，半窗风雨夜挑灯。
（《闰月朔日，青云寺访李希梅》）
深山春日客重来，尘世衣冠动鸟猜。
过岭尚愁僧舍远，入林方见寺门开。
花无觅处香盈谷，树不知名翠作堆。
景物依然人半异，一回登眺一徘徊。
（《重游青云寺》）
前一首写于康熙十七年（1678）。当时李尧臣还在青云寺读书，蒲松龄从朋友的攻读，联想到自己当年的苦读，联想到许多在青云寺成名的故人。“遥忆故人丘壑里，半窗风雨夜挑灯。”如果没有青年时代在青云寺苦读，怎么会有“夜挑灯”的诗句？后一首写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近半百的蒲松龄历尽人间沧桑，已与当年单纯、幼稚的书生不同。因为久未来寺，他感到在这儿读书时交的“鸟友”，都在用猜疑眼光看着自己。此时的蒲松龄经历科举路上太多挫折。他看着清静幽美的寺院，遍地野花还是那么香，满山树木还是那样绿，景物依然那么优美，只是人变了，理想破灭了，他惆怅得很。
怪不得那么多著名聊斋故事都发生在寺庙，怪不得最著名的人鬼恋故事里会出现描绘荒郊野寺寂寞凄美的神来之笔：
寺中殿塔壮丽，然蓬蒿没人，似绝行踪。东西僧舍，双扉虚掩，唯南一小舍，扃键如新。又顾殿东隅，修竹拱把；阶下有巨池，野藕已花。
（《聂小倩》）
就因为蒲松龄曾读书青云寺，浸染于山野山风山鸟山花。
顺治十五年（1658），风华正茂的蒲松龄成为山东头名秀才。他怎么也想不到，秀才成“锈材”，这小小秀才，居然一做就是半个多世纪。
第三节 迷惘而珍贵的青春岁月
一 刘氏夫人
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十三岁的蒲松龄与十一岁的刘氏订婚。
淄川道口庄（大刘庄）的刘国鼎是颇有名气的读书人。刘家女孩从小受到良好家教。蒲槃年轻时曾和刘国鼎有文字来往。他听说刘国鼎次女聪慧温良，就托人去给自己的三儿子求婚。有人告诉刘国鼎：蒲家已每况愈下，不宜和他们结亲。刘国鼎回答：听说蒲槃是有忍耐、能担当的男子汉，亲自教儿子读书，不因为家庭情况变糟就不读了，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必定有出息，穷点儿怕什么？于是，两家亲事定了下来。
订婚两年后，民间忽然众说纷纭：皇上亲政两年，后宫乏人，决定从民间选佳丽进宫。人心惶惶，群情涌动。家里凡有十来岁女孩者，都紧张得很。假如女儿相貌出众，做父母的更惶惶不可终日。怕女儿给选进那个民族不同的深宫，永难相见。许多人急着把女儿嫁出去、聘出去，甚至宁愿做童养媳，对门第、财富都来不及计较。刘国鼎虽不相信“选美”传说，可风声越来越紧。他只好把女儿送到蒲家董老夫人身边，让女儿随未来的婆母一起住，躲避“选美”风波。
如果刘氏相貌平平乃至丑头癞瓜，哪需要躲避朝廷“选美”？从刘国鼎将女儿送到未婚夫家躲避选美的举动可推测，刘氏相貌出众。刘氏到了蒲家后，白天随董氏承欢言笑、忙活家务，晚上随董氏飞针走线、絮语家常。蒲槃有四子一女，蒲松龄的妹妹是否董氏亲生，无资料可查。董氏喜欢柔顺的刘氏，当作亲生女儿疼爱。这样生活了几个月，选民女入宫的谣言消失，刘氏又回到自己的家。
两年以后，蒲松龄与刘氏结婚。
二 陈淑卿小像题辞
蒲松龄只有终生相守的妻子刘氏，还是有第二夫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生“蒲松龄第二夫人”争论。简言之：田泽长教授以《陈淑卿小像题辞》做依据，在《蒲松龄研究集刊》发表文章，提出：蒲松龄除结发妻刘氏之外，还有“第二夫人”陈淑卿。他们康熙元年（1662）在于七之乱中相识相爱，得不到家长许可，只能私下同居。蒲松龄南游，陈淑卿同往，二人生育子女。陈淑卿在宝应忧郁而死，蒲松龄写下缠绵思念之文。
其实，陈淑卿并非蒲松龄“第二夫人”，《陈淑卿小像题辞》也不是写于康熙十年（1671），而是写于顺治末年（1661）。
我们先看看在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的《陈淑卿小像题辞》(节录)：
……射雀之客，旧本瑯琊。伯鸾将婚，兵方兴于白水；文姬未嫁，乱适起于黄巾。居民窜诸深山，王孙去其故里。随舟纵棹，忽睹秦、汉之村；扣户求浆，竟是神仙之宅……片时荒会，遂共流离；一点雏龄，便知恩爱……因乱成婚，已失椿萱之意；为欢废礼，大非姑舅之心。厌嫌之色难堪，驱遣之词并进。流纨新妇，蹴裌裙之细步以归；织素故人，望蘼芜之高山而去……红豆之根不死，为郎宵奔；乌臼之鸟无情，催侬夜去。幸老采之能解意，感女昆仑之不惮烦……可怜乐极哀生，潘安仁悲深长簟。香奁剩粉，飘残并蒂之枝；罗袜遗钩，凄绝断肠之草。半杯浆水，呼小岁之儿名；一树桃花，想当年之人面……薄赘骈词，即充小传。
小传意思很明确：出身高贵的王家年少书生因战乱跑到深山，因为口渴，敲门向当地陈姓人家求茶水，与这家的少女相识。两人一见钟情，未经父母同意私下成亲。两人年纪虽小却十分恩爱。战乱平息，王生带着成亲半年的妻子陈淑卿回到家中，得不到父母承认。父母瞧不起无媒苟合的陈氏，说些轰她离开的话。陈淑卿无立足之地，只好离开王家另找地方住。幸亏与王生住得不远，还可来往。两人像牛郎织女。王家老仆同情他们，像唐传奇《无双传》的采、昆仑，在他们之间来回送信、帮忙。陈淑卿恪尽妻子本分，辛勤劳作，抚养子女。没想到，她年纪轻轻就死了。王生目睹她留下来的遗物，肝肠寸断，只好亲手画下她的像，并写下这篇骈文，算作爱妻小传。
这个真实爱情故事的男主角姓王，与蒲松龄不沾边，其实是《陈淑卿小传题辞》写明的：陈淑卿夫婿“射雀之客，旧本瑯琊”。“射雀”是“东床”代称，“瑯琊”是王羲之家乡，亦可看作王氏家族代指。
田泽长的文章发表后，马振方、王枝忠、邹宗良等学者做出有力反证，说明《陈淑卿小像题辞》是蒲松龄代青年时代好友王敏入而作。
王敏入，字子巽（逊），号梓岩，淄川读书人，年长于蒲松龄。他的事迹载于《淄川县志》卷六“续孝友”，记述他在明末清初动乱中千方百计保护父母，父母去世后，盖了石室，亲自画父母真容，朝夕祭奠。其妻陈氏的事迹，载入《淄川县志》卷六“续列女”：
陈氏，孝子王敏入之妻，性贤惠。值明季土寇之乱，合卺未成礼，遽仓皇奔匿山谷。氏遥见其夫衣白而伏，遽脱青衣遣婢持覆之。少顷贼至，辄望白处追射。敏入卒免。既而，氏以早失怙未娴女红，失姑意，遣归。氏大归，毫无怨意。后翁姑渐老，复迎氏……翁姑病，氏亲为涤溺器，除粪箕。翁姑至为感泣。族属里党咸称孝妇焉。唐太史次其事，为作夫妇孝义传，盖实录云。
这个“陈氏”就是陈淑卿。蒲松龄三试第一成山东头名秀才，名闻齐鲁。王敏入画了陈淑卿小像，请蒲松龄代写爱妻小传，顺理成章。
王敏入与陈淑卿相识在什么时间？据邹宗良教授考证：崇祯十四年（1641）淄川人王茂德起义，崇祯十七年（1644）从乡间围攻淄川城，四乡遂有乱离之事。《淄川县志》记载“城仅全，而乡中蹂躏不堪矣”。王敏入与陈淑卿就是在这次动乱中相识。这时王敏入年纪不过十七八岁。假如以十八岁计算，他生于一六二六年即明天启六年（1626），比蒲松龄大十四岁。十九年后，陈淑卿已死，王敏入再婚。这年是康熙二年（1663）。以此上推，《陈淑卿小像题辞》应是蒲松龄二十一二岁时所写。
陈淑卿死了，王敏入两年后续弦，蒲松龄写词调侃这“痴情男”：
喜就三生约。忆当时，迴廊瞥见，疑真疑错。及至相逢无人处，欲语寸心先怍。别后又相思如渴。谁料赤绳早系定，引雕弧射中金屏雀。感佩煞，填桥鹊。洞房重结鸳鸯索。枕头边，端相仔细，芳容如昨。畴昔狂言上场头，依样葫芦要做。切切语脂香盈幕。嘱郎休蹈从前过，荡天涯岁月久抛却。须记取：郎曰“诺”。
（《贺新郎·王子巽续弦，即事戏赠》）
君抱两年孤睡，妾辜半床鸳被。前生结就风流配，此夜两情始遂。 千金一刻春宵贵，心如醉。灯昏暗道金钗坠，可似旧人也未？
（《秋蕊香·王子巽续弦，即事戏赠》）
王敏入再婚，干蒲松龄甚事？而他至少写了六首艳词。从中可看出：王敏入悼念陈淑卿并“孤睡”两年，当他在回廊上遇到十九岁少女时，可能因为少女模样有几分与陈淑卿相似，“疑真疑错”，他动心了。“妾十九，妾十九，郎二九时妾始有。月老当年早记名，赤绳系定鸳鸯偶。”蒲松龄用新妇语气问“可似旧人也未？”这个“旧人”就是陈淑卿了。新人还要提醒王敏入：你可千万不要重蹈与前妻生离的复辙！王敏入连连答应……“笑捧芙蓉面”、“上下挼莎欲遍”、“恐生疏未必行云善，第一夜，费调转”。这类带点儿恶谑、描绘性爱的词句，是蒲松龄想象出来，跟朋友开玩笑。
陈淑卿与王敏入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曲曲折折的悲欢离合，间接进入聊斋故事，几乎成为一种模式：一见钟情；父母阻挠；两地相思，生死不渝。《王子巽续弦，即事戏赠》描写的男欢女爱模式，也多次化用到聊斋故事。蒲松龄写艳词的爱好一直延续到中年，并影响了聊斋小说的创作。
三 兄弟析箸
齐鲁将兄弟分家叫“析箸”，箸，筷子。析箸，分筷子。
蒲松龄刚中秀才那几年，生活在父亲羽翼之下，有几年安定的读书时间，到兄弟分家，蒲松龄担起家庭生活重担，日子日益艰难。
蒲槃一妻一妾生四个儿子。长子兆专，字人枢，娶韩氏；次子柏龄，字辛甫，娶黄氏；三子松龄，娶刘氏；四子鹤龄，娶张氏。
蒲松龄两个哥哥都是秀才，相继在道试考到前二等。长嫂韩氏和二嫂黄氏却是典型泼妇。蒲家内乱就与这两位女人有紧密关系。刘氏为人朴实温和，沉默寡言，只知道好好干活，不会巧言令色，也不喜欢传老婆舌头。因为她为人勤快又不多言多语，很得婆母欢心，总在人前人后夸奖她，说三儿媳懂事，能干，有赤子之心。蒲松龄两位嫂子本不是省油的灯，她们精明自私，工于心计，能说会道，抓尖要强，喜欢进东家、串西家传闲话。因为婆婆喜欢刘氏，她们就扭成一股绳跟刘氏作对，先是说婆婆偏心，总把好吃的好用的好穿的给刘氏，还像影子一样整天盯梢，看婆婆是不是给刘氏私房。家务上应该几个人分担的活儿，她们总借口孩子小或有病，躲在房里，把活儿推给刘氏干，还说婆婆和刘氏的坏话……其实，董氏对四个儿子，不管是否自己所生，都一样疼爱。无奈韩氏、黄氏、张氏合起伙来，捕风捉影，调三窝四。家里长舌妇叽叽喳喳没完没了，实在闹得不像话。蒲槃生气地说：这样的家还能住得下去吗？干脆，给兄弟四人分家吧。
蒲家由“冢妇”即长嫂发动的分家风波，可能缘于两个原因，其一，刘氏未过门就跟随未来婆母一起生活一段时间，朝夕相处，感情比其他媳妇深，蒲家其他媳妇有些不忿；其二，蒲松龄长兄极可能是庶出，韩氏怀疑董氏偏向自己的亲生。在这段家庭风波中，蒲松龄的庶母李氏有没有推波助澜？蒲松龄《述刘氏行实》中没写，看来多半为长者讳。
蒲氏分家发生在康熙三年（1664）秋冬或康熙四年（1665）初，恰好是灾荒年月。康熙三年春天，麦子快秀穗时突然下霜，收成不好。康熙四年春旱数月，不仅麦子没收成，秋田也没种好。蒲松龄本来在青云寺潜心读书，因为家庭矛盾，不得不中止学业，跟兄弟分家。
齐鲁习俗，分家主持者应是舅父。蒲家分家多半得请董氏娘家兄弟主持。按常理，亲舅舅该偏向亲外甥。没想到，蒲松龄却吃了亏。极大可能，还是因为“冢妇”韩氏能打能闹能没理翻缠。
家分得很不公平，两个哥哥都分到宽敞向阳的住房，自成一院，炊屋、放杂物的闲屋一应俱全。分家时，各房妻子娘家陪送的家具各归各，分公中的家具时，两个精明的嫂子挑肥拒瘦，把好的尽数儿搬到自己屋里。蒲松龄分到三间场屋，家具、农具或破烂不堪，或互不配套。两个嫂子还在为一草一木、一碗一匙争吵，刘氏却像傻了一样，一声不吭。
蒲松龄的长子蒲箬康熙元年（1662）出生。蒲松龄夫妇带着蒲箬，搬出老宅，住进村东头场屋。这场屋本来是蒲家看庄稼、堆柴草的所在，十分简陋。年深日久，四周墙皮脱落，屋顶茅草朽败，摇摇欲坠。三间破草房孤零零立于村边，连个院墙也没有。屋内尘泥渗漉，屋外杂草丛生。刘氏动手除去杂草和荆棵。请匠人砌上墙，没有院门，就向堂兄借块旧门板安上。门板窄得只能容一人出入。家里的人出门时，遇到有人进门，就先躲到门后边，等来人进来后再出去。刘氏带着儿子住到简陋的房中，听得到院中秋虫叫声，听不到嫂子们喋喋之语，感到很适意。
蒲松龄分得二十亩薄地，荞五斗、粟三斗，总共八斗粮食，不足半年之用，田地因天灾几近于荒废，却要按规定纳税。口腹之累，柴米油盐，全要自己操持。蒲松龄哪儿还有可能再到李尧臣家或到青云寺读书？功名没到手，蒲松龄既不能务农，又不想走父亲老路弃儒经商，他渐渐捉襟见肘了。
当时没进入仕途的读书人，除少数官绅子弟，自谋衣食的出路无非是：或者做私塾教师；或者卖文为活，替不识字的乡亲写婚丧嫁娶的应酬文章，得些微薄报酬；或者包揽词讼，从中得利；或者替做官的亲戚朋友做幕宾。蒲松龄相信“片纸不入公门”老传统，他替乡亲写些应酬文章换得少量报酬，这收入极不稳定，于是，“我为糊口耘人田”，过起“舌耕生涯”。蒲松龄之子蒲箬说，他的父亲从析箸之后“岁岁游学”。所谓“游学”就是离家外出做塾师。同时，请人替他耕种二十亩农田。
蒲松龄常年在外，刘氏带了儿子，守在荒凉的场屋里。三间旧房，朽败不堪，暴雨来临时，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户外风飒飒，屋内门也响，窗也叫，雷雨交加时，更加可怕，蚀空的房梁咔咔作响，似乎马上要折断，房顶仿佛要随雷电化为灰烬。因为住在村边，没有小朋友一起玩耍，蒲箬就自己在院子里玩，看到野兔和山猫跑过，高兴得不得了。晚上，贪玩的儿子进入梦乡，刘氏守着空房，十分害怕，常常夜不能眠，有时，院里跑进狼来，钻进猪圈、鸡窠，吓得鸡飞狗叫，小猪跑没了影。刘氏只是把门顶得死死的，大气都不敢出。长夜难熬，她便通宵纺线，直纺到东方放亮，才去小睡一会儿。天长日久，也没那么多线可以纺，刘氏就自己少吃一点儿，把食物送给邻居老妇，请老妇晚上来做伴……
在清贫生活中，蒲箬长大，可以上学了，他的弟弟、妹妹也陆续出生。蒲松龄还是岁岁在外，逢年过节才能回家跟妻儿团聚。刘氏把大儿子送到村里的私塾读书，每天清早就把蒲箬送出门，看着他进入私塾才回到家中做家务。晚上一边纺线一边督促儿子念书。刘氏节衣缩食，丰收岁月都是半年糠菜半年粮，偶尔弄到点儿鱼肉，都珍藏密收，留给蒲松龄，待蒲松龄回家拿出来，那好吃的东西早已变味了！
四 但有一线路，不做孩子王
私塾教师有几种：有的，在自己家开童蒙馆，收几个学生，以学生的“束脩”即学费养家；有的，由一个村出资办学并供给先生，如《儒林外史》中没发达的周进；有的，则是一个家庭或家族请先生住到家里教子弟。蒲松龄从二十五岁开始岁岁游学，他经历过私塾老师哪些样式？现在已查不出确证。但从他现存作品中可探知：蒲松龄深谙底层私塾教师之苦，且在《闹馆》《学究自嘲》《塾师四苦》等纪实性作品中体现出来。这些作品细致形象地反映乡村塾师的生活，具有相当强自传色彩。因为作者对生活的熟悉，观察生活深入，描写角度新颖，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穷苦乡村教师生活的基本方面。
《闹馆》开头写：
君子受艰难，斯文不值钱。
有人成书馆，便是救命仙。
《闹馆》写穷苦乡村教师委曲求全以求得落脚之地。主人翁是训蒙先生“和为贵”，家境贫寒，恰好遇到天灾，学生纷纷离馆，他逃荒到洛川，感叹“手艺人吃的是肉肥卤面，可惜俺读书人饿得可怜”。为求生路，他不得不像沿街叫卖的小贩，用仿圈敲动手板，在街上“叫卖”自己的教书本领。他遇到个既想教儿子读书，又不想多花钱的人，叫“礼之用”。和为贵低声下气地请求礼之用接收自己。礼之用再三降低报酬条件。和为贵一再表示：什么条件都接受。礼之用说：我请先生，一天只管两顿饭，且是高粱饼包些菜团。和为贵忙说：君子谋道不谋食。礼之用接着说：我家的菜不过是野菜如马齿苋。和为贵忙说：吃这个好，不生虫子。礼之用说：秋冬只有萝卜片吃。和为贵忙说：萝卜片更好吃。礼之用又说：我们供先生的被子又短又薄，铺破毡，没枕头，枕砖块。和为贵忙说：孔夫子有云：“曲肱而枕之，乐也在其中矣。”何况有砖乎？礼之用表示，他还得因为种种原因扣除原先讲定的若干工钱，如果先生用白银算工钱，八分算一钱。还要先生到破庙教书，得打扫庙宇、供奉香火、点灯关门。和为贵也答应说：好啊好啊，我一定按时打扫那破庙，不叫神佛断了香火！礼之用又说：如果下雨淋湿了我儿子怎么办？和为贵忙说：背学生非挟泰山以超北海，刮风下雨，我对学生管接管送！最后，穷苦的教书先生干脆声明，他乐意像雇工一样替东家服务：
放了学饭不熟我把栏垫，到晚来我与你去把水担。家里忙看孩子带着烧火，牲口忙无了面我把磨研，扫天井抱柴火捎带拾粪，来了客抹桌子我把菜端……咳，教书先生不值钱，快入学吧，可饿死我了！
教书先生情同仆役，就是下层读书人的不幸。因为一心读圣贤书，他们像蜗牛一样缩进宋儒的经典中，不愿学习谋生手段，只肯呆头呆脑钻进“子曰诗云”中，成为百无一能的陋儒。《闹馆》的和为贵感叹自己：“想当初念书时错了主意，倒不如耍手艺还挣吃穿。”读书让人如此穷困，这位教书的却偏要许愿：他教的学生保管三年中秀才，六年中举人，七年中进士。这一辛辣讽刺，把科举制下读书人的滑稽面目写活了。
教书先生无异于奴仆。《学究自嘲》说：“自行束脩以上，只少一张雇工纸。”可以想象，蒲松龄青年时代教童蒙馆遇到过类似《闹馆》中礼之用这样的馆东，有过类似和为贵的遭遇，否则不会写得如此生动细致。
《闹馆》是蒲松龄三出戏之一。《学究自嘲》于一九二八年由朴社印入《聊斋白话韵文》一书。路大荒先生在《整理蒲松龄诗文杂著俚曲的经过》（收入《蒲松龄年谱》）一文中说：“朴社未印之前，地方上抄本也较多，有的抄本不题作者姓名，并不能断定是蒲松龄的作品。”其实《学究自嘲》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聊斋俚曲相近。蒲松龄习惯用【叠断桥】，《学究自嘲》亦爱用此曲，遣词用字与《磨难曲》如出一辙：
【叠断桥】一更鼓儿敲，一更鼓儿敲，场里行人静悄悄，处处挂青帘，都把银灯照。卷子展开色，卷子展开色，磨墨声闻百里遥……
（《磨难曲》第二十五回）
【叠断桥】十月北风寒，十月北风寒，有炉无火炭难添，睡宿冷被窝，早起不忌恋。真乃清涟，真乃清涟，室如悬冰灶无烟，室如悬冰灶无烟，众生冻的打牙战。
（《学究自嘲》）
《学究自嘲》用生动活泼的淄川土话，如“有管守怎肯多停待”，“老师傅休把馋癖害”。“管守”（管束）、“馋癖”（馋），都是淄川方言，也是聊斋俚曲习惯用词。《学究自嘲》所描写的生活状况，更是蒲松龄特有的。《学究自嘲》基本可断定为蒲松龄作品。
《闹馆》描写的私塾先生是所谓“训蒙”师，即给初学者开蒙的老师，相当于小学初年级老师。教学内容无非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之类启蒙读物，还得教学生描红、写字。正如《塾师四苦》描写：“方才教写字，又要教读古。”“《三字经》嚎的俺喉咙疼，‘上大人’使的我手腕肿。”在识字、写字基础上再教学生读四书五经，学写诗、作八股文。
《学究自嘲》是“自度曲”。蒲松龄用朴素通俗的语言，写出类似于长工的塾师生涯。它按一年十二个月次序写成。引子写出塾师的社会地位和苦恼：为师苦，为师贱，“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然后一个月一段，细写塾师一年生活。一月初到，未进馆，先小心地向仆人探问：东家脾气如何？进馆后，对东家为人暗暗想，细细参，怕得罪他。开头吃得尚可，是初见客气，第二天就没了馒头，住破炕，连枕头都没有。二月写塾师没有行动自由，连朋友都不能看，东家要求塾师把全部精力都放到教孩子上。三月写东家欠资不给，先生本以为可以得到“黄边钱两三吊”接济家中，结果成海底捞月。向东家讨工钱碰一鼻子灰，无可奈何，还得赔笑，没办法养家，只好典当，“今天当了裙，明天当了袄”。四月写吃的越来越不好，“粗面饼卷着曲曲菜，吃的是长斋”。无鱼无肉，无葱无韭无蒜苔。端午节拿到上半年的工钱和节礼，终于改善一下生活，“打上一壶酒，买个咸鸡蛋，俺也做做自在仙”。有个咸鸡蛋吃居然成神仙了！真可怜。六月写教书之苦，伴着顽童过炎夏，“暑伏天热难当，离不的猢狲堂，黄口乳臭熏函丈，山猫野兽多古怪，破喉咙哑嗓千万腔”。七月写思家苦闷，“红颜有夫常守寡，书生有妻伴孤灯”。八月怀乡，九月悲秋，十月挨冻，“有炉无火炭难添”，“室如悬冰灶无烟”。十一月先生受尽了苦楚，决心不再教书，“再不想着做师傅，老农老圃皆可做”。十二月旧馆结束，“这长工做的满了限，再盼明年，又想新馆接旧馆，不教书也无的干”。《学究自嘲》篇末总结私塾教师生活：
寒自知，苦自知，自嗟自叹，叹一回教书人儿好难：一个学生一个主，有爱宽来有爱严。欲待随高就低，又怕玷辱了圣贤，欲待执法径行，又惹出许多詈言……寄居三年五载，乡党邻里相烦，通启回启不少，请帖求帖多端，分书文书犹可，还有那休单冤单。有心不与人写，惹的人骂穷酸，一旦俱要应承，何日是个清闲？……一字思想不来，极（急）的两眼棒钻。天那天，好容易端的人家碗！
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
但有一线路，不做孩子王。
如此尴尬的“孩子王”生涯，具体和蒲松龄生平中哪个时段有联系？无确切证据指明，很可能是年轻时的遭遇。正因有困窘的“孩子王”经历，蒲松龄才能对下层知识分子命运有切身体会。《聊斋志异》中有那么多以私塾教师为主角的故事，不是偶然的。果戈理说：“我近年所写的一切都是我的心史。”蒲松龄所写的不仅是他的心史，还是他真实经历的写照。
五 迈进科举之门
对蒲松龄来说，迈进科举之门，无异于迈进地狱之门。
科举考试如何进行？《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叙述得很详细。作者商衍鎏有传奇般经历：清朝廷经历庚子赔款等事变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实行新政，要逐渐废除科举制度。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是会试的正科年，又逢慈禧七十大寿，会试合并为恩科。考试题目在传统内容外增加“中国政治史”、“五洲各国之政”等内容。经过考试，由光绪皇帝钦定前三名：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刘春霖成“千年第一最后一人”，商衍鎏成千年科举史最后一名探花。改朝换代后，甲辰榜进士有不少成为政界学界杰出人物，如湖南都督谭延闿写下讨袁世凯檄文；“三朝元老”沈钧儒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商衍鎏接受中央领导指示，以八十三岁高龄写出《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成为亲历亲为者关于古代科举考试珍贵第一手资料。如果说《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的士子描写是科举漫画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可算古代科举正面工笔画。
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说：
士子初阶之考试，尚未取得县府学生员者曰童生。由童生考取生员后，应岁科两试等第之高选者，为廪膳生员、增广生员。此外有贡生，曰岁贡生、恩贡生、拔贡生、优贡生、副贡生，谓之五贡。类于生员者曰监生，其考试程途，互相联带不可分离。至与童生、生员之尤有关联者，为教之职掌。
没功名的读书人叫“童生”，不管多大年纪，在十几岁秀才跟前，都自称“晚生”。童生经过县、府、院三试，名列前茅，取得秀才称号。
童生先参加二月的县试。由县官主持，县官于一个月前宣布考试时间。童生向县署礼房填表报名，写明姓名、年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存、殁、已仕、未仕），五个童生共同具结，保证无虚报、匿丧、顶替，不是优娼皂隶子孙。考试时，童生带长耳考篮，装笔墨、食物，黎明入场，黄昏交卷。头场考试内容为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题目、诗、文都有固定格式，如四书文头低二格书写，诗不得重字，韵不得重押，皇帝等字抬二格，朝廷、宫殿等字抬一格，抬头字不得误写重改等。
县考通过，四月府考由知府主考，取中者参加院试。院试考官为提学道。提学道由朝廷在乡试年从京城派出，提学道案临在开考前，考试出经解、策论、古诗、近体诗、古赋、律赋、时文、试帖诗各项题目，无论童生或生员，都可选择一门或数门写作，不必入场，自备试卷，提学道评定后随时发榜。院试正式考试较县考更严格。童生考试经过县、府考两次严格淘汰，院试录取后“进学”，成秀才。进府学为“上庠”，进县学为“下庠”。录取秀才有名额限制，按钱谷丁口多寡分配。顺治四年（1647）大县四十名、中县三十名、小县二十名。院试结束，各府、县接到提学道发下的新生名单，即所谓“红案”，通告新生于某日雀顶蓝袍到官署簪花。“雀顶蓝袍”是：冠用镂花银座，上衔银雀，袍为蓝绸青缘。县官率领秀才拜孔庙。到学宫明伦堂拜谒老师。学宫亦称黉门，内有泮水。泮水是个半椭圆形池子，东西以南通水，北面平直无水，意思是半于天子之宫。所以中秀才也叫“入泮”或“采芹”。生员又有“庠生”、“博士弟子员”、“茂才”等称呼。生员进入县学读书，县学教官称“教谕”，副教官称“儒学训导”。教官负责生员的考查，有月课、季考等。
秀才必须参加岁考和科考。科考是为送乡试举行的考试。岁考前三等才可参加科考。岁考在提学道案临时主考，用六等黜陟法，文理平通为一等，文理亦通为二等，文理略通为三等，文理有疵为四等，文理荒谬为五等，文理不通为六等。考哪一等有哪一等赏罚法。岁考成绩出来，教官唱名，考一二等者赏绢花笔墨，在鼓乐声中从中门出；考三等前十名赏纸笔，由东角门出；考四五等者由西角门出。另外还有“青衣、发社”名目：考劣等的改青衫为青衣，从县学降到发社，从发社再降则为庶民。
清朝廷除对秀才有岁考、科考外，还在学宫明伦堂左侧刻《卧碑文》，对秀才行为做出七条规定。要求秀才克己复礼、遵纪守法、孝敬父母、尊敬师长，不得干求官长、把揽诉讼，不得结社，不得擅自出版作品等。
六 来到济南贡院
乡试是选拔举人的考试，每三年一次，逢子、卯、酉年考试。考试时间为八月，考三场，分别在初九、十二、十五举行。提前一天（初八、十一、十四）点名入场，发给试卷，后一天（初十、十三、十六）交卷出场。因乡试在秋天举行，故称“秋闱”。顺天乡试则称“北闱”。各省乡试都在省城举行。山东乡试在济南贡院举行。
济南贡院位于大明湖南，“贡院”两个墨写大字悬挂大门正中，两边有“明经取士”、“为国求贤”牌坊。大门分中、左、右三门。进大门后为龙门，门内平列四门。进去后为至公堂，是监临（一般由巡抚担任）和外帘官办公和住宿的地方。至公堂后有飞虹桥，过桥后为内帘门。内帘门里有聚奎堂，是考官阅卷之地。龙门和至公堂之间有明远楼。明远楼为贡院中心，三层建筑，二、三层有柱无墙，四面是窗，居高临下，整个贡院一览无余。监临、监试、巡察官，随时登楼稽察士子有无作弊行为。贡院四角有角楼供瞭望用。贡院有两层围墙，外墙高一丈五尺，内墙高一丈，墙上插荆棘，故贡院又称“棘闱”。秀才参加举人考试，也叫“秀才入闱”。
贡院号舍是士子考试和饮食起居的地方。号舍分列龙门内及明远楼东西两旁。近龙门的东号舍叫“东龙腮”，近龙门的西号舍叫“西龙腮”。济南贡院有号舍数千间，用千字文编号，便于考生寻找。考生进入号舍后即行关闭。每号舍北后墙高八尺，宽三尺，南前檐高六尺，士子以油布为帘防风雨。号内墙上有深约三寸的龛，供考生放置油灯。东西砖墙离地一尺五和二尺五处砌成砖缝（一说为砖托），用于放置木板。木板一寸八分厚，可抽动，合则为榻，分则为桌子板凳。考生白天将板上下层各装一半儿，坐到下层板上，在上层板书写；晚上把上层板安到下层，变成三尺宽、四尺长的床铺。因为只有四尺长，一般身高的考生都需屈体而卧，像蒲松龄这样的大高个儿，就更难受了。乡试要考几天，考生坐、卧、饮食、写作都在号舍进行。号舍一字摆开，数十间一排，号舍之间形如长巷，仅容两人来往。若干条长巷联结起来，号舍密密麻麻。蒲松龄风趣形容“孔孔伸头”，像蜂巢一般。考试时间是初秋，白天烈日炙烤，夜间聚蚊成雷，如果号舍临近厕所，终日臭气熏天，更加不爽。
乡试场规很严，顺治初年规定，凡考生带片纸只字入闱，枷号示众。官员帮子弟作弊者革职查问。秀才点名入场要搜身，须穿拆缝之衣，单层鞋袜，携带格竹篮，篮内只许放笔、墨、砚台、饭具。考试内容，第一场考八股文七篇，四书三题五经四题；二三场考论、表、判、策。文章写作有严格格式要求，试卷长一尺宽四寸，有红线横直格，每页十二行，每行二十五字。凡行文不避庙讳、御名、皇帝讳，抬头错误或涂改，稿纸次序混乱，都视为“违式”，要张榜公布（即所谓“兰榜”）除名。
清代乡试主考官限于翰林和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员，每省主考二人，由皇帝派出。主考官需回避出生省份，不许携家眷，不许游山玩水，不许接待亲朋。主考官到达所在省城后，监临（巡抚）封门，禁止出入。主考官之外，有若干同考官，调本省“正途”即进士出身的官员临时来阅卷，称为“房官”。
乡试实行糊名易书，考生交卷后，将其名字糊起来，重新由人抄写。负责抄写的是从各县调来的书吏。考生写的试卷叫“墨卷”，用墨写；受卷官将试卷交弥封官，弥封官糊起名字，在骑缝处盖印；封好的卷子交誊录生用红笔抄写，称“朱卷”；抄好后由对读生校对，用赭黄笔改正，对读生通常由秀才担任；房官阅卷用蓝色；主考官点评用墨。所以乡试有所谓“五彩笔”之称，用墨处不许用红，用红处不许用墨。
考罢头场后，考生试卷由外帘送内帘，主考官分卷。阅卷房官认为满意的，加评加圈评定，推荐给主考官。主考官还要调阅“落卷”即房官未推荐的试卷。
人们习惯地认为进士难考，其实举人是科举最难的一关。每年全国录取约一千名举人，各省录取名额按人口多寡、丁赋轻重决定。康熙年间全国有十五闱即十五个乡试考场。有一年乡试江南贡院录取一百二十名，录取率二百分之一。山东名额五十名左右。考举人货真价实是“百里挑一”。何况，参加乡试的秀才已经过岁考、科考淘汰。这样的竞争用“残酷”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落榜秀才有权要求查看试卷，看考官写什么评语，明白自己为什么未被录取。如果认为考官作弊，可进京城告状。
山东乡试九月初十前发榜，多用寅、辰日支，取“龙虎榜”之意。因正值桂花开放，乡试榜也称“桂榜”、“蕊榜”。因乡试录取是做官第一步，又称“一榜”、“乙榜”。
清制以冠顶分品级，一品用珊瑚顶，二品用起花珊瑚顶，三品用蓝宝石顶，四品用青金石顶，五品用水晶顶，六品用白色玻璃顶，七品以下及进士、举人、贡生用金顶。生员、监生银顶蓝袍。蓝袍谓之“蓝衫”。脱下秀才服做举人，叫“蓝衫利市”。
科举考试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科场作弊方法层出不穷：贿买、挟带、雇枪手、调换试卷、飞鸽传递、冒名冒籍等。顺治十四年（1657）顺天乡试同考官李振邺等把乡试当作向权贵献媚的机会，暗通关节，操纵录取，许多权贵子弟都榜上有名。此事被仇人揭发，顺治皇帝将李振邺等处斩，中式举人押解京城重考。同一年江南乡试，哪个给考官钱多，哪个上榜，发榜后士子将“贡院”糊上“卖完”。顺治皇帝对此案做更严处理，二主考斩首，同考官二十人绞刑。因为这年是丁酉年，史称“丁酉科场案”，对全国产生较大震慑。康熙年间科场秩序还算不错。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才华出众的蒲松龄居然再一再二再三……十次通不过！举人关口成了大作家的鬼门关。这恐怕要从蒲松龄本身寻找原因了。
七 科举路上初尝败绩
康熙二年（1663），清廷下令改革考试制度，科举考试改三场为两场。首场考策五道，二场考四书五经各一篇，表一道，判语五条。读书人随风转舵，又在策、论、表、判上呕心沥血。朝廷规定，秀才三年一次岁考，在宗师案临之年举行。岁考考到一等，挨号排队到一定年限，可补廪生，领取朝廷补助。这补助，蒲松龄直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才得到。
康熙前十年，蒲松龄在乡试中初尝败绩。纵然伤心忧愁，却没有过度失意。因为秀才考举人通常都要熬几次乡试，一索而得者鲜有。
这段时日蒲松龄诗文没传下来。因青年时代蒲松龄与张笃庆有密切交往，通过张笃庆手稿本《厚斋自撰年谱》与手抄本《昆仑山房集》寻找蒲松龄生活轨迹，不失为可行方法。
顺治十七年（1660）乡试，蒲松龄刚在顺治十五年（1658）做头名秀才，意气风发，自然参加，算初出茅庐。康熙二年乡试，蒲松龄又不曾中举，张笃庆则因病未能终试。康熙三年（1664）秋，张笃庆写《赠蒲柳泉诗》，大发牢骚，其中一首：
高歌日日水云乡，长啸林间阮籍狂。
有恨休裁鹦鹉赋，无衣唯制芰荷裳。
未收涓骨归燕市，日逐盐车上太行。
与尔相期烟雨里，五湖深处泛孤航。
张笃庆借用前辈屈原、阮籍等不得志作家故事，叙述自己虽有盖世之才，却遇不到伯乐，像千里马不得不拉盐车。张笃庆约蒲松龄泛舟五湖，长啸林间，这是讲怀才不遇的怪话。其实，在他看来，他们这些少年得志的秀才掇青紫应易如反掌，总不会没人赏识的。
康熙五年（1666）乡试，张笃庆“至历下，以病甚不能入闱，扶病而归”。蒲松龄再次落榜。年底，蒲松龄写信安慰张笃庆。张笃庆回诗六首，畅叙胸怀。从张笃庆《寄柳泉、希梅六首》，可窥见他们当时的心情。
六首其一，叙述乡试后闭门不出，蒲松龄在朋友郁闷时写信慰问，让病愁之中的张笃庆十分感动：
历下归来后，松关尽日虚。
黄花秋已过，雨雪岁将除。
病里依耽酒，愁中罢著书。
故人寄尺素，长跪意踟蹰。
第二首诗，张笃庆回忆青春结社壮游时蒲松龄豪放的性情，感叹二人有出众的才华，却不为世人赏识，更感到聚会无期的惆怅：
每忆昔游日，披襟羡尔豪。
缄书歌下里，魂梦在东皋。
聚散同回首，浮沉自我曹。
知音寥落甚，《白雪》向谁操？
住古老的淄川县城，苦吟于滔滔孝妇河旁，追想前辈建功立业的豪举，痛惜自己飞鸿铩羽遭遇，愤懑世人对饱学之士的冷漠。虽然总以清贫自守安慰自己，却终究不能安于科场蹉跌。张笃庆在第四首诗里写道：
非是甘丘壑，青云志未成。
论文留古道，阅世见人情。
困顿每贫病，艰难重友生。
故人今尚尔，相望隔柴荆。
两位同病相怜的秀才结郢中社时飞扬的意气，稳操举业胜券的自信，已受到挫折。张笃庆最后两首诗甚至出现了对于年轻人来说太过悲苦的诗句：“皇姑庵畔望，肠断菊花秋”，“愁心与落叶，中夜乱飘飘”。
蒲松龄和张笃庆为没能进入乡试或乡试失败互相写诗发牢骚，两位落第秀才心情沉重，其功名心更重，他们还得在科举道路上继续挣扎。但是他们都没有想到，一时的“不遇”，其实是终身不遇的开始。
八 雅爱搜神
蒲松龄按照世俗观念，按照主流意识形态要求，走着追求飞黄腾达的路。他始终没有走成功，《聊斋志异》做的解释是：考官有眼不识金镶玉，取士以财不以才。实际上，更主要原因恐怕得“追查”到蒲松龄身上，所谓不务正业、“雅爱搜神”，使他写的八股文虽然能得到大文学家施闰章赏识，却不入乡试同考官法眼。这些同考官都是按照严格八股文训练考举人、做进士，他们嗅到文章有一点儿不符合八股的气息，就不喜欢，不推荐。根据前人记载，蒲松龄参加多次乡试，他的文章只有一次送到主考翰林面前。
既然蒲松龄青年时代诗文没传下来，我们仍需要从张笃庆那里，寻找蒲松龄青春时代爱好、追求的蛛丝马迹。我们找到的，就是“雅爱搜神”。它，决定了青年蒲松龄的人生走向，决定了蒲松龄终生得不到更高功名的“不幸”，也决定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大幸。正因为蒲松龄从年轻就喜欢谈鬼说狐，中国古代少了个举人、进士，多了位彪炳文化史的小说巨匠。
蒲松龄从青年时代就“雅爱搜神”，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蒲松龄喜欢阅读和琢磨科举考试根本不需要的闲书，如《庄子》《列子》《史记》《搜神记》《太平广记》之类，另一方面，蒲松龄学习干宝，做鬼之董狐，动笔创作《聊斋志异》。
“雅爱搜神”不仅占据蒲松龄大量时间，还影响他的思路和文风，从而使文名远扬的蒲松龄在一个一个考官眼里，成了“另类”。就像现今考生高考审错作文题，即使文章写得才气横溢、飞花粲齿，却只能不及格。
蒲松龄和张笃庆虽然意气相投，其实二人爱好从一开始就不同。张笃庆因为写诗被施闰章“面许采芹”。诗乃文学正宗，风雅事业。张笃庆中秀才后，在攻读八股文同时，潜心诗歌。而在诗坛有名气的读书人，较容易受到试官注意。张笃庆试图走这条“曲径通幽”的路，也几乎成功。康熙二十五年（1686），张笃庆考取济南府头名拔贡，第二年春进京入国子监，准备参加顺天乡试。因其曾祖在前朝位居宰辅，再加上他写诗的声名，某些居高位者“逢人说项”，张笃庆结识了更多知名人士。这一次，虽然再次与金榜题名擦肩而过，写诗却差点儿成了张笃庆的青云梯。
蒲松龄却朝着写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歧路狂奔。
康熙三年（1664），张笃庆有两首写给蒲松龄的诗，即《和留仙韵》和《答蒲柳泉来韵》，清楚地说明两人有不同的志趣、爱好，透露出蒲松龄《聊斋志异》早期写作的痕迹。
先看《和留仙韵》：
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
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
一时结客白莲社，终夜悲歌碧海头。
几点寒烟回首处，不知清梦落齐州。
一九九六年赵蔚芝先生在《聊斋诗集笺注》中注解《呈树百》“我有涪洼刀百炼”时引用《艺文类聚》卷六十《军器部·刀》引《蒲元传》：
君性多奇思，于斜谷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汉水钝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谓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于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杂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悍言不杂。君以刀画水，言杂八升。取水者叩头云：“于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涪津刀，淬用之水不纯，自谦才能低劣。
这首诗对考订《聊斋志异》何时动笔，有重要意义。
“司空博物本风流”，借晋代张华比喻二十五岁的蒲松龄。张华在晋代任司空，他的《博物志》记载许多奇闻异事。张笃庆用张华比蒲松龄，是指蒲松龄在写荒诞不经、于世无补、虚无飘渺的事。“涪水神刀不可求”，因蒲松龄与蒲元同姓，张笃庆用蒲元淬刀故事，比喻蒲松龄善于辨识和使用创作素材，他的作品不会是成不了利器的“涪水神刀”。张笃庆自谓师法聚集在邺下的应玚等建安七子，而蒲松龄喜欢写游仙诗的正始文学。这等于说：蒲松龄在写游仙、玄怪作品。
再看《答蒲柳泉来韵》：
迩来将遁世，闭户绝交知。
君自神仙客，吾岂帝者师？（原注：来诗谬以子房相况）
惊人怀谢朓，流水识子期。
不厌狂夫态，披襟共吟诗。
蒲松龄给张笃庆的诗恭维张笃庆是可以做皇帝老师的张良（子房），当然因为张笃庆祖上确实出过宰辅。按朋友之间对等鼓励的惯例，张笃庆回赠蒲松龄诗，应该把蒲松龄恭维作汉高祖另一位高参陈平才是。然而张笃庆没有这样做，却称呼蒲松龄“神仙客”，这与《和留仙韵》“司空博物本风流”有相同含义，那就是：蒲松龄爱好“神仙”、“玄幻”。
蒲松龄字留仙，更能说明他的志向和爱好。古人名字不能由自己决定，都是长辈给定，取字却一般是本人根据爱好和特长来定。蒲松龄取字留仙，说明他刚到弱冠就有了神仙爱好。
张笃庆写出“司空博物本风流”、“君自神仙客”之类的诗句，意味着康熙三年（1664），二十五岁的蒲松龄已在写神仙鬼狐故事，且给他的好友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位好友，张笃庆、李尧臣、王甡、赵金人甚至已成了他的“第一读者群”。
那么，蒲松龄此时可能写出哪些作品特别是哪篇名作？《画壁》。
从张笃庆诗《龙兴寺同蒋左箴、王鹿瞻、蒲留仙限韵》可追索聊斋名篇《画壁》是如何产生的。
淄川城内西南隅有个龙兴寺，幽深寂静，常有读书人在寺内苦读。康熙三年初秋，张笃庆住在寺中读书，寂寞难消永昼，遂邀请蒲松龄等朋友到寺中小聚。蒲松龄等人来到寺前，看到一座高大石碑，上书隶字佛经。寂静的树林，把古钟的响声传得格外悠远。沉沉的木鱼声与和尚诵经声交织在一起。几位秀才步入寺中，只见殿宇雄伟，上接碧云，松柏翳日，绿竹千竿，一座写着古佛名号的石幢立于殿前。秀才们步入殿堂，观看壁画上飘逸的散花天女，似乎能听到环佩叮咚。方丈请秀才们客座待茶。秀才们絮语一阵，兴致盎然地看了一会儿佛经。暮色曛曛，金身罗汉在夕阳余晖中更显得高深莫测。秀才们来到殿外，坐在花墙前，谈诗论文。举目四望，只见落日衔山，炊烟与白云相接，又听归巢的鸟儿噪闹不休，西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松柏萧萧，烟霭漫漫，秀才们诗兴大作，出题，限韵毕，各自吟诵新作，张笃庆连写三首《龙兴寺同蒋左箴、王鹿瞻、蒲留仙限韵》，其中第二首：
阴阳绀殿覆晴云，徙倚同翻贝叶文。
天女散文传妙谛，辟支环珮动声闻。
我来竹院消长日，谁共寒山话夕曛。
为向元卿询二仲，放歌白雪晚烟分。
请注意“天女散文传妙谛，辟支环珮动声闻”！它泄露了《聊斋志异》早期作品《画壁》的写作背景，并非小说里的“都中”，而是淄川城内的龙兴寺。
我们先看看这篇美妙的小说写的是什么内容：
江西孟龙潭，与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兰若……两壁图绘精妙，人物如生。东壁画散花天女，内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朱注目久，不觉神摇意夺，恍然凝思。身忽飘飘，如驾云雾，已到壁上……入一小舍，朱次且不敢前。女回首，举手中花，遥遥作招状，乃趋之。舍内寂无人，遽拥之，亦不甚拒，遂与狎好……女伴共觉之，共搜得生，戏谓女曰：“腹内小郎已许大，尚发蓬蓬学处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生视女，髻云高簇，鬟凤低垂，比垂髫时尤艳绝也……飘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耎……共视拈花人，螺髻翘然，不复垂髻矣。朱惊拜老僧，而问其故，僧笑曰：“幻由人作，贫道何能解？”
多优美的故事，多奇特的构思！朱孝廉飘上壁画与散花天女相爱，他回到人间，画上天女从少女发型变少妇发型，说明她经历了新婚。散花天女的新婚从何而来？从朱孝廉意念中。在佛经传说中，散花仙女是道心能否坚定的考查者。当菩萨讲经说法时，散花仙女将天花撒在菩萨身上，道心坚定者花不着身，道心不坚者花着身不去。按说散花天女应当道心最坚定，《画壁》中的散花天女却痴迷爱情。
蒲松龄落笔写《聊斋志异》，就对仙女进行“人间化”，她不仅主动和凡人相恋，还按照人间规矩“上鬟”。更重要的是《画壁》创造出蒲松龄最常用、富有哲理的构思模式：“幻由人作”。
只要你殷切盼望，你所向往的一切美好事物都会出现。
这是浪漫主义奇想，也是聊斋故事的构思艺术精髓。
说《画壁》是蒲松龄二十五岁前的作品，是不是有些武断？应该不是。因为，蒲松龄二十五岁时，张笃庆写的诗已把蒲松龄称为“神仙”，把蒲松龄和《博物志》作者张华并列。蒲松龄不写神仙志怪类的作品，张笃庆的判断从何而来？
张笃庆对蒲松龄的“神仙”之称还不止一次，另一次来自诗情画意的夜游。康熙四年（1665）秋天一个夜晚，张笃庆及其弟张锡庆、张履庆，与蒲松龄、李尧臣泛舟昆仑山旁的西溪。“西溪”即淄川西门外的孝妇河。清风习习，水波涟漪，一望无际的天上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轻舟穿过，片片荷花溅落在秀才们的衣襟上，小船惊起几只水鸟，孤零零落在沙汀上。远望昆仑山，黑苍苍一片。张笃庆派人到堤头沽来美酒，与蒲松龄、李尧臣饮酒赋诗。风轻舟快，小船在清流漂来漂去，秀才们兴尽归来，月亮已落，菱歌亦歇，唯见白浪冲激石岸。张笃庆有《同留仙、希梅及锡、履两弟月夜乏舟西溪，分韵得“洲”字》三首，其中一首：
清霜又到白洲，愁病惟我载酒游。
鸥鹭梦寒江蓼晚，芙蓉花落碧天秋。
苧衣云冷千岩下，桂櫂风轻两岸头。
自是神仙人不识，同舟李郎本风流。
最后两句写张笃庆对两位挚友的认识，“李郎”是李尧臣，“蒲兄”没直接说出，而是说“自是神仙人不识”。魏晋时期有游仙诗，蒲松龄因为写神仙题材小说给挚友张笃庆留下“神仙”印象。
那么，是什么事情给张笃庆造成蒲松龄是“神仙”的印象？
是因为蒲松龄写了有关神仙的小说。
在各种《聊斋志异》版本都排在卷一第六篇的《画壁》最具资格。
第四节 确立为人要则——王永印家坐馆
本章内容与前一章后半段同步。蒲松龄青年时代，有段相对优裕的塾师生涯，对其创作有较重要影响，这就是康熙四年（1665）开始，蒲松龄到王永印家做其子侄的老师。王家在淄川城里、王村、苏李村都有住宅，苏李村是其老宅。
一 王永印其人
王永印，字八垓，其原名应为“永荫”，因其兄弟名字都带“荫”字。其父王所须，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举人，授南皮知县，后升应州知州，卒于任所。王所须有三个儿子做官：王鼎荫，字六符，顺治三年（1646）进士，曾任职北直东安知县；王昌荫，字七襄，明崇祯十年（1637）进士，曾巡按山西，提督北直学政；王新荫，顺治五年六年（1648—1649）联捷武科，任怀来卫守备。王永印是贡生。这位富家翁和穷秀才蒲松龄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友谊维系半个世纪。王永印是何等样人？蒲松龄的《寄王八垓》《为八垓王公八十大寿序》描写相当传神：
香山酒客延高龄，七十颜色如儿婴。
昔日倔强犹不减，对客豪饮能千觥。
我性疏狂君磊落，相逢不觉肝胆倾。
王公八垓，夙世仙人，志趋豪上，昔与余垂髫相戏，每见其肝胆廓落，辄已倾倒。虽生于华胄，而文章词赋，英迈不群……家虽落，固不贫：田数顷可耕，楼阁数架可栖，子孙可给指使，岁十余酿可供酣饮……公自飓风骇浪中来，其视世之调调刁刁者，秋蝇之过耳，无所动吾心，故以亦无所动吾气，以享修龄，所谓人事，非天命也……
前一首诗与后一篇序相隔十年，蒲松龄都在王家坐馆。前诗是王永印七十岁时写的，后序是王永印八十大寿时写的。前首诗描绘王永印七十高龄却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面如婴儿，仍像年轻时那样倔强豪饮。后一篇序传达更多信息：其一，蒲松龄与王永印相识于“垂髫”。蒲松龄还是十来岁童生时，就与王永印相识，且为其豪迈性情而倾倒。其二，王永印屡遭家难，这家难是什么？父亲死于任所、兄弟扶枢还乡？战乱中宅第被占被抢？王家兄弟罢官、出事，甚至被杀？都应算他遇到的不幸。其三，王永印是性情中人，文学中人，虽没有功名，却颇有才气和豪气，光明磊落，喜欢喝点儿小酒，率性而为，不拘小节。因为他见过世面，经过家难，承受能力很强，小打小闹的变故骚扰不到他。其四，王家的家境相比于王所须在世时虽已走下坡路，但仍有几百亩地收租，家中楼阁连亘，酒肉不缺。
蒲松龄“垂髫”即和年近四十的王永印相识并带崇拜之情，六十岁再给王永印祝贺八十大寿，时间跨度半个世纪，称他们终生挚友不为过。
蒲松龄在王家坐馆，苏李村离蒲家庄约二十五公里，蒲松龄得住在馆东家，因而有了与王永印风雨之夕挑灯饮酒聊天畅谈的机会。王永印把蒲松龄当作有才气的读书人、知心朋友看待，绝对不像《闹馆》里的馆东礼之用，将家庭教师当奴隶。这段时间蒲松龄心情较愉快，而且，到既有文化又较阔绰的缙绅之家坐馆，给蒲松龄增加不少见识。
王永印家坐馆能对蒲松龄写作产生影响的，主要是：
给王家子弟写《为人要则》；
替王永印代笔《与程县公书札》；
写作聊斋小曲；
爱情婚姻话题；
奇异突兀的《鬼哭》；
与时局相关的话题。
二 为人要则
《为人要则》是应王永印要求撰写的“命题作文”，前有小序：
王八垓兄有感于世情之薄，命十二题属余为文，以教子弟，亦见其忧患之心也，遂率撰之。
《为人要则》分正心、立身、劝善、徙义、急难、救过、重信、轻利、纳益、远损、释怨、戒戏，凡十二题。
蒲松龄认为，人生在世，首先要卓然自树，于仇怨之丛，立得身牢；于风波之中，立得脚定。交往则皆正人，所为则皆正事。这种立身牢的人，才值得人爱重。他具体阐发孟子“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话：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有“正气”，丧失正气的人，便奸盗邪生，乃至骨肉相残，同室操戈。众人视之如盗贼，这样的人“尚得为人乎哉”？
他把择友、交友看作人生十分重要的事。“不视人而视其友”，有好友朝夕相处，可言道义，读诗书，讲孝悌忠信，济困扶危，弃淫佚而习勤苦（“劝善”）。因此，人应当弃饮博酒徒之友，就道义之士（“徙义”）。朋友之间，须恪守道义，不辞劳，不避怨，生死不二。“平居可与共道德，缓急可与共患难。其人在，我扶其困危；其人不在，我抚其儿孙”（“急难”）。除困窘时互相扶持外，蒲松龄认为朋友要成为诤友、良友，对迷于声色的朋友，忠告善道，不可隔岸观火，不关痛痒，更不应阿谀唯诺，以取容悦（“救过”）。
蒲松龄主张，一个人要在社会上受人尊重，必须加强道德修养，要重信，重季路之一言。要轻利，不要因小利计算锱铢。受人之利，没齿不忘，与人之利，漠然处之。要谦虚自重，对一切劝善规过的忠言要言听计从（“纳益”）。对一切奇技淫巧，赌博游荡，无赖之徒，避而远之（“远损”）。对乡里故旧间的鹅鸭之争、睚眦之恨，平心静气，息事宁人（“释怨”）。朋友之间，以道义为重，戒嘲骂喧阗，鄙俚取笑之语。“不惟交道可全，亦免祸之一端也”（“戒戏”）。
《为人要则》以格言形式写给弟子们，以利于他们学习。蒲松龄自己正是这样做的。《聊斋文集》保留数篇对好友如王甡、孙蕙直言进谏的“诤文”。我们还可以把《为人要则》看作蒲松龄创作的“主题揭示”。《聊斋志异》和俚曲正是按照这样的道德标准，塑造心目中美好的形象，鞭挞不齿于人类的败类。这些道德当然是从孔孟之道出发，却包含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社会生活中所宝爱的美好品德，用现在的话说，是传达正能量。
我们不妨按图索骥，甚至带点儿胶柱鼓瑟，从《聊斋志异》寻找与《为人要则》有明显联系的篇章：
首当其冲的是在任何《聊斋志异》版本皆占首篇的《考城隍》。海涅曾说：“诗人总是按照自己的肖像来创造他的人物。”《考城隍》的主人公，是蒲松龄按照“为人要则”要求，按照“自己的肖像”创造出来的理想人物。小说中写：其姐夫的祖父宋焘病死，参加冥世考试，因写出有见解的文章，被派作城隍。他申诉“老母七旬，奉养无人，请得终其天年，唯听录用”。冥王检查生死簿，其母还有九年阳寿。“今推仁孝之心，给假九年。及期当复相召。”九年后宋焘果然死了。《考城隍》写阴司按照“德、才、仁、孝”选拔人才、录用官员，表现的是蒲松龄本人的期望。
《王成》是个懒汉致富的故事。懒汉岂能致富？因为讲信义守道德。王成捡到一股金钏，不贪财，等失者来取，结果等来祖父的情人，成为帮他从懒汉迈向小本经营致富的狐祖母。王成在旅店丢了银子，不怨店主，结果店主成为帮他用一只小鹌鹑换来六百两银子的幕后诸葛亮。
讴歌友情的《王六郎》。水鬼王六郎和渔翁许某因爱喝酒成了朋友，王六郎不忍心看代自己做鬼的女人丢下孩子，宁可继续做鬼，因此感动上帝，任命他做城隍。许某跋山涉水看望已成神的故友，嘱咐王六郎善待百姓。蒲松龄用他们的故事讽刺一旦做了高官就不再理当年“戴笠之人”的势利眼。
调侃教育“造孽者”的《仙人岛》《辛十四娘》。以“中原才子”自居的王勉来到远离人世的仙人岛，炫耀自己的“冠军之作”，受到世外仙女的尖刻嘲笑，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改过自新。喜欢跟人生口舌之争的冯生，娶狐女辛十四娘后恶习不改，与贵公子楚某争论短长，结果被陷害入狱，差点儿被杀头，幸亏“室有仙人”，帮他跳出囹圄。
教训轻薄者的《瞳人语》。长安名士方栋行为轻佻，尾随美女，被灰尘迷目，眼睛长了厚厚一层膜，什么也看不到。念佛悔过一年多，有只眼睛复明。这很有哲理：对轻薄好色者的惩罚，就是让他眼睛瞎了。
……
这些篇章是不是写于王家坐馆时期，并无确证，但它们的思想意蕴，与蒲松龄为王家子弟写的《为人要则》一脉相承。
话又说回来，天才作家蒲松龄果真完全按《为人要则》写小说，《聊斋志异》岂不成了新二十四孝或新烈女传？作家天马行空的想象如何展开？丰富多彩的人生画面如何绘制？逾越封建道德的爱情故事如何产生？所以，更确切地说，《为人要则》是给《聊斋志异》提供一条为人底线。因为，虽然现实永远是创作的土壤，是想象的源泉，却绝对不能将小说家的创作，特别是天才小说家的创作当成客观世界的简单拼凑，当成现实生活的忠实剪裁。因为小说家总会从人生发现新的东西，予以提升，达到质的飞跃。聊斋最擅长写神鬼狐妖，它们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然而却比现实真实存在的人更深刻、更有哲理、更有诗意，也更重要。
三 代王八垓与程县公
程县公何许人？据乾隆《淄川县志》：“程观颐，字我生。山海卫人，进士，（康熙）三年任，五年劾去。”
在王永印家坐馆，替王永印处理来往书信成了蒲松龄的“内务”之一。《代王八垓与程县公》是篇激扬文字的“反贪檄”：
里甲之事，丁地少者，难于应役，原银少者，难于当差，故邑中里甲，至有逃散殆尽者。其初由一二人开自便之端，而其后之夤缘尤效者，非尽得己，势有所不能支耳……故黠者纷纷如鸟兽散。若孙某则准归“忠五”矣，王某则准归“丰泉”矣，生不自揣，欲援两家之例，老父母不允归里，乃赐併甲。老父母只知肉糜之可餍饱，不知蝼蝈之为公私也。盖不併则七岁一差，併后则年年应役，不併则各甲当各甲之差，併后则一家应全里之役，其害尚可言哉？即不肯推孙、王之例，使之移重就轻，何遂以朝三暮四相愚也？过里之举，生既不得蒙恩，併甲之旨，生亦不能从命，惟仍守故辙，按甲当差。其能当者当之，不能者，其谴责之惟命，赦宥之惟命，并于生无与也。此非一家私议，愿老父母平气听之。
里甲制度是清朝保证朝廷赋税如期完成的制度，当时不仅平民百姓要纳各种苛捐杂税，富户也难逃横征暴敛之苦。故有些担任里甲之职的富户干脆弃家出逃，《狐谐》里的万福就是为逃里甲之役从博兴跑到济南。面对这种情况，知县如何办？并甲。让没跑的承担更多责任、花费更多金钱。王永印就摊上这“美差”，要较平常数倍付出。“孙某”和“王某”能幸运地不受此害，自然少不了孔方兄保护。王永印向知县要求“过里”，被程知县拒绝，就让蒲松龄代写这封信。这封以当地士绅名义写给“灭门知县”的《代王八垓与程县公》，写得毫不客气，有点儿像“爱的美敦书”，虽然没直接指出程知县劣行，但“老父母只知肉糜之可餍饱，不知蝼蝈之为公私”，“以朝三暮四相愚”，讥刺入骨。信末宣布：我就不听你这一套，想整我，你只管整！何况这事牵涉朝廷公器，根本不是什么个人恩怨！王永印能对知县持如此强硬的态度，自然因为王家是县官惹不起的士绅之家。也因为蒲松龄疾恶如仇的个性，才能将一封普通书信写成刺贪刺虐的妙文。
这封书信起到什么效果？不得而知。蒲松龄康熙四年（1665）到王永印家坐馆，康熙五年（1666），程知县就被罢官。至于程知县是否因为得罪了王永印等这样的“巨室”才罢官，无史料可证。
由这封书信可以联想：在王永印家坐馆，做王永印的兼职秘书，让蒲松龄了解不少缙绅之家和官场内幕。对穷秀才蒲松龄来说，坐馆是为谋生路不得不抛家舍业、为糊口而耘人田，对作家蒲松龄来说，却成了难得的开拓视野、搜集写作素材的机会。人生双刃剑就是如此。
四 聊斋小曲
十六世纪时，时调小曲在民间流传很广，【山坡羊】、【银纽丝】、【耍孩儿】、【罗江怨】、【打枣杆】，不分南北，不论老少，家传户诵。内容以情曲为主。这种时调小曲，是不受格律所限的诗歌形式。蒲松龄在王家坐馆期间也写了些小曲。
聊斋小曲国内多散佚不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医生平井雅尾在淄川购得些“蒲松龄遗墨”，其中聊斋小曲达百首之多。尽管平井雅尾声明他的收藏得自天山阁主人王敬铸，而王敬铸手中确实有珍贵的聊斋抄本。实际上平井雅尾的藏品既有珍贵手稿、抄本，也有故意作伪、糊弄日本人的赝品。这些玉石共存的“聊斋遗稿”，由某日本企业家高价收买，捐赠庆应义塾大学。前野直彬教授日文版《蒲松龄传》引用了庆应义塾大学收藏的部分聊斋小曲。一九八〇年，日本汉学家藤田祐贤教授访问山东大学时，曾向笔者提供过聊斋小曲的目录。一九九二年马振方教授日本访学，带回聊斋小曲复制件，将考证成果写进《聊斋遗文七种》。
康熙五年（1666）秋天，蒲松龄听到这样一件真事：邻村有位贤惠而不幸的女子，她十分爱自己的丈夫，丈夫偏偏是个朝三暮四、寻花问柳的登徒子，经常游荡在外，终夜不归。这少妇不管刮风下雨，不分春夏秋冬，每天等丈夫到深夜，习以为常。蒲松龄同情她的不幸，赞叹她的痴情，在一个秋月初上的夜晚，以这个少妇的口气，写出一首哀婉动人的聊斋小曲《夜雨思夫曲》，该曲以【雁过声】为曲牌，按一更到五更顺序写少妇思念、盼望丈夫，忧思如缕，如泣如诉，其中四更曲：
谯楼四鼓交，谯楼四鼓交，无限伤心被他抛。听铃淋雨声遥，疏还密，低复高，几阵窗前人惊搅。
康熙六年（1667）仲春四月，蒲松龄在王家坐馆闲暇时，常到邻村古城游玩，访问村老樵夫，收集民间传说。他与隐士、农夫在林中、溪头席地而谈，一谈大半天。有时，王家及其他亲朋家少爷也向蒲松龄晒自己的幸福。有一次，聊起各地的婚俗，邻家大户的少爷神采飞扬地向蒲松龄描绘自己新婚时如何喝合卺酒、如何入鸳帏，讲得忘乎所以。蒲松龄自己抛妻别子，茕茕孑立，很羡慕这位少爷，他认为，人生之乐，孰能过此？于是以【叠断桥】曲作《新婚宴曲》以志之：
一更鼓儿敲，一更鼓儿敲。孔雀屏开银灯照。借灯光，细把佳人瞧。轻点朱唇，淡把蛾眉扫。轻点朱唇，淡把蛾眉扫。面庞儿自然带笑，面庞儿自然带笑。
二更乐声喧，二更乐声喧。陈设酒筵色色鲜。有侍婢，双双把杯盏。玉液琼浆，珍味盛大盘。玉液琼浆，珍味盛大盘。果品儿样样新鲜，果品儿样样新鲜。
三更肴羹萃，三更肴羹萃。交换金樽调美味。互相劝，各尽两三寻。过饮千杯，也是不能醉。过饮千杯，也是不能醉。并肩儿玉人一对，并肩儿玉人一对。
四更酒兴阑，四更酒兴阑。双携玉手并香肩。剪灯花，自细来相看。玉体亭亭，金莲又纤纤。玉体亭亭，金莲又纤纤。轻盈儿一双臂腕，轻盈儿一双臂腕。
五更星月稀，五更星月稀。同入罗帏同解衣。早现出，那珠辉玉丽，明霞般骨，似沁雪般肌。明霞般骨，似沁雪般肌。尽力儿拥抱偎依，尽力儿拥抱偎依。
聊斋小曲形式灵活，如行云流水，不仅是蒲松龄青年时代文学创作的“试验田”，还影响到他此后两类重要创作：《聊斋志异》和俚曲。写在蒲松龄墓碑上的俚曲《琴瑟乐》与《新婚宴曲》就有颇多相似处。有不少聊斋故事嵌入小曲，如《绿衣女》中的唱词，成为揭开绿衣女身世的钥匙：
树上乌臼鸟，赚奴中夜散，
不怕绣鞋湿，只恐郎无伴。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收藏聊斋小曲哪些是赝品？蒲学家的争论集中在《新婚宴曲》《夜雨思夫曲》《尼姑思俗曲》等曲上。我却发现蒲学家都没注意的《岂有此理曲》很像蒲松龄的作品：
岂有此理，那里话！不要照奴发。先有你来后有他，何必争差。这都是旁人告诉你的话，主意自己拿。那些人巴不得咱俩不说话。是些冤家，怎肯疼他，将你撇下？又不眼花，奴岂肯一条肠子两下里挂，半真半假？你不信，我舍着身子把誓骂。屈杀奴家，屈杀奴家。
王永印有正妻和不止一房小妾，家中争风吃醋常有发生。《岂有此理曲》有个小引：“王与妇谈文之语——口头语，故作此曲。”倘若不知道康熙四年（1665）后蒲松龄在王永印家坐馆，这个“王”字就突兀，莫名其妙，小曲是不是蒲松龄作的，也难说。既然明确康熙四年后蒲松龄在王永印家坐馆，而王永印家妻妾矛盾不断，这个“王”指王永印就基本可以肯定。小曲为蒲松龄所作，也大体可以敲定。至于蒲松龄不称“王八垓”而简称“王”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是游戏之作，称呼人的名或字都不合适。有趣的是，“岂有此理”是王永印的口头语，小曲口气却是“奴”，似乎模仿王永印小妾来写，实际上却又是王永印“反串”安抚小妾，而被安抚的是老资格的妾侍，故而有“先有你来后有他”的话。对微妙的男女话题以词曲搞文字游戏，颠颠倒倒取乐，是蒲松龄常用“伎俩”。《蒲松龄集》有蒲松龄以孙蕙侍妾顾青霞、王永印小妾语气写的诗词，有蒲松龄用类似玩世不恭语气调侃张笃庆续弦的诗。是原来比较古板的蒲松龄因受到王永印影响，渐渐多了几分幽默，还是本来就风趣的蒲松龄，因为与放浪形骸的王永印交往，“趣”的特点更多地被激发出来？
五 爱情婚姻话题
蒲松龄在王永印家坐馆，生活条件比起《学究自嘲》里的训蒙师，不知强多少，更重要的却是王家的条件有助于《聊斋志异》写作。王家是士绅之家，也是读书人家，家中藏书丰富，给喜欢杂学旁收的蒲松龄广阔的阅读天地。写小说得有足够空闲时间。在王家坐馆的蒲松龄除白天教王家子弟读书外，晚上大把时间属于自己。蒲松龄自述，他写聊斋故事常写到“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聊斋自志》）。如果他待在贫寒却温暖的家里，享受贤妻照抚、儿女绕膝之乐，恐怕晚上就会小酒喝几口，孩子逗一逗，早早梦周公了。处于“梅妻鹤子”境地的蒲松龄，却只能从写小说中寻求人生最大乐趣。
笔者写过三部长篇小说即新儒林长篇系列《蓝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笔者的体验是：写小说与写基本纪实的散文不同，最大快乐，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世间万物唯我做主，想象力不断喷发，自己创造的人物、情节，不断在纸面上活起来、动起来，先感动自己，后感动读者。那是不可言传的快乐。相信蒲松龄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矢志不移写小说，写小说的快乐是最大动力。
与主要描写男女之情的聊斋小曲相联系，蒲松龄年轻时代所写的聊斋故事，爱情婚姻占相当大比重。
蒲松龄感情非常丰富。当他白天教完学生，夜深人静，一个人孤零零待在书斋，月色朦胧，树影婆娑，远处传来狐狸的叫声，他很容易想象出这样的故事：一个才华横溢却不得志的书生荒斋独坐，美丽的少女推门而入，给书生安慰，和书生谈诗论文下围棋，帮书生飞黄腾达，替他生儿育女。这美女不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要名分，不要金钱，还反过来给书生金钱。这是多么称心如意、一厢情愿的穷书生情爱幻想！在礼教森严、男女七岁不同席的社会能有这样的女性吗？不能。这美人，只能从天上、从海底、从深山洞穴、从阴曹地府来，是天上鸟、水中鱼、地面鲜花、山中狐狸变的，甚至像《书痴》写的，书架上拿下《汉书》，翻到第八卷，里边夹个纱帛剪的美人，背面写着“天上织女”。突然，纱剪美人从书本上折腰而起，飘然而下，花容月貌，善解人意，自称“颜如玉”，真是“书中自有颜如玉”！弗洛伊德说“梦是愿望的达成”，花妖狐魅变成的美女和穷书生相爱，就是穷秀才蒲松龄的“意淫”、黄粱梦。
雨果曾说：想象是伟大的潜水者。蒲松龄能写出这么多爱情故事，靠的不是生活经历，而是想象天才，这么多的爱情故事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位穷秀才的亲身经历。如果我们想从聊斋近百个爱情故事里一个一个坐实蒲松龄的经历，穷秀才蒲松龄就不是研究者喜欢说的世界短篇小说之王，倒成了世界恋爱之王了。所以在考察《聊斋志异》如何写成时，我们可以说，有许多故事描写的内容是蒲松龄经历过的，是朋友告诉的，是对前人作品的再创造，最重要的一点却是：《聊斋志异》是天才作家的想象才能和创造才能的集中表现。
我们不妨从八卷本《聊斋志异》卷一“拎出”几篇来看，聊斋爱情故事如何不同凡响地铺开：
《娇娜》。聊斋最著名的阳光女孩般的狐狸精。她美丽聪慧，肝胆照人，纯洁可爱。中国小说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独特、别致、动人的艺术形象。孔生生病，娇娜用狐狸精的红丸妙手回春，女华佗令“病人”一往情深。孔生爱上娇娜，娇娜也感念孔生深情。但两人因年龄差距不能结合。一对互相钟情却不能偕连理的青年男女如何将深情真爱进行到底？蒲松龄以如椽之笔巧设机关。狐狸精娇娜一家面临雷霆之灾，孔生关键时刻为娇娜献身，因为他心底深埋着“曾经沧海”的爱。娇娜深藏的情感喷薄而出，“孔郎为我而死，我何生矣？”她接吻而呵之，将自己炼就的救命仙丹送进孔生口中，用红丸令孔生起死回生。蒲松龄最后将娇娜和孔生的关系定位于诗意化“腻友”。男女之间的真爱者不一定结为夫妻，真爱不一定有肌肤之亲，真爱可以感天地、泣鬼神、共生死。
《青凤》。蒲松龄早期创造的别致的狐狸精形象，娇美温柔、聪慧含蓄、端庄文静、性情婉顺，既向往爱情又恪守闺训。这个人狐恋故事特别有趣的是：人狂放不羁，狐恪守封建道德。狐叟是严格按照封建礼节办事的封建家长，狐女是逆来顺受、不敢主动争取爱情自由的封建淑女。一对钟情人被封建家长棒打鸳鸯，几乎没有再聚首可能，没想到青凤因被狗追逐现出狐狸原形来到耿生身边，有情人终成眷属。
《婴宁》。本是一见钟情、终成眷属、俗而又俗的故事，却被蒲松龄写成古代短篇小说名列前茅的佳作。婴宁本是狐女，由鬼母养大，跟红尘毫无关联。婴宁爱花，她山花般明媚，绿竹般葱翠，山涧般澄净，山鸟般灵秀。婴宁爱笑，面对陌生男子，毫无羞涩地笑，自由自在地笑，任何场合都可以笑，结婚拜堂都笑得不能行礼。这位清新脱俗、了无脂粉气的狐女来自何方？她来自毫无污染的深山，她把钳制女性的“闺训”一股脑儿丢进东洋大海。“婴宁”谐音“撄宁”，撄宁，是道家追求的修养境界，指心神宁静，不受外界事物干扰。《庄子·大宗师》：“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
《聂小倩》。读者耳熟能详的著名聊斋故事，港台大陆多次拍成电视剧。书生宁采臣慷慨豪爽，洁身自好，他的凛然正气，保护了自己，也感召了聂小倩。聂小倩本是受恶鬼驱使诱惑杀害人间男子的女鬼，受到宁采臣的感染，弃恶向善，在宁采臣帮助下，逃脱妖物魔掌，最终将恶鬼消灭之。聂小倩从祟人之鬼变活人之妻，从鬼到仙，脱胎换骨。《聂小倩》中恶鬼以女色、黄金诱人以吸其血，对今天的社会仍有寓言性、象征性意义。
《胡四姐》。“年方及笄，荷粉露垂，杏花烟润，嫣然含笑，媚丽欲绝”的胡四姐温柔多情、善良周到、自珍自重，一旦与尚生相爱，就视尚生安危为己任，将“牵线人”三姐害人的狠毒揭露出来，将骚狐驱逐走。驱狐陕人不分青红皂白，在向胡三姐复仇时，将胡四姐一并捉拿。尚生帮她逃走，胡四姐铭记在心，即使成仙，仍对尚生笃爱不移，关怀备至。通常狐狸精跟男士相爱，惊鸿一瞥，胡四姐却追求爱的永恒。
笔者推测，以上几篇写鬼写狐的爱情小说，与写仙的《画壁》，是蒲松龄三十岁前的作品。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聊斋志异》神鬼狐妖“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这一特点聊斋早期作品已显现出来。
这些作品都编在八卷本《聊斋志异》卷一。是不是卷一肯定是蒲松龄三十岁前作品？却未必。《祝翁》写明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在西铺听到的故事。蒲松龄把《聊斋志异》写一辈子，改一辈子，翻来覆去编一辈子。将《聊斋志异》近五百篇故事准确系年，是蒲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
活生生现实生活的启示，是作家创作的重要源泉。蒲松龄在王永印家坐馆数年，王家哪些事能直接影响到《聊斋志异》的写作？我认为是：家庭矛盾，封建家庭的嫡庶之争，弱势女子的不幸。
聊斋诗集里有首《妾薄命，赋赠王八垓》：
妾薄命，薄命如秋叶。十五来朱门，绿发交眉睫。惊云怖雨承主恩，燕姊酸眸生怒嗔。此身之重不能斤，望人颜色为笑。噫吁嘻！苦复苦，向谁语？四哭男，两哭女，讨一孤根，彼苍不许。顾影相怜，惟我与女。魇梦伤魂，涕下如雨。自从远卖东海滨，弟妹爷娘无一人。一人千里从主君，廿年还是妾一身。不及风中絮，犹得化生碧水侣青。阿翁来，笑相接，夜无人，惟窗月。啼君怀，语喋喋：老翁今年六十余，倘有不虞焉置妾？
按蒲松龄小于王永印二十一岁计算，王永印六十余岁时，蒲松龄四十余岁，已在西铺坐馆。从《八垓烹羊见招，阻雪不果，戏作烹羊歌》《王八垓烹羊见招，忽雪，因忆去年阻约，作烹羊歌》等诗看，西铺坐馆后，蒲松龄与王永印来往仍然密切。他写诗调侃王永印，完全可以理解，而对年过六十的朋友写出“倘有不虞”的话，更说明两人关系非同寻常。
假设《妾薄命，赋赠王八垓》写作时间为康熙二十年（1681），蒲松龄四十二岁、王永印六十三岁，恰好符合“老翁今年六十余”。此时距蒲松龄康熙四年（1665）到王永印家坐馆，已过去十六年。照此上推，蒲松龄初见这位王家侍妾时，她只有二十岁。蒲松龄对她在王家生活深入了解，恐怕大多靠王永印描述：这个小妾如何从千里之外买过来，家中妻妾如何争风吃醋……蒲松龄其实是用一首诗写了一个不幸女子的血泪史：十五岁被人从千里之外卖到东海之滨的淄川，爹娘兄弟姊妹一概再也见不到。进入贵家之门后，年纪小小的她受到主人狂暴的“爱”，也被其他妻妾白眼相看、穿小鞋。不得不小心谨慎、向所有人赔笑脸。心中的苦能对谁说？很想养育孩子，以老有所靠，没想到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全部夭折！这么多孩子都夭折，有没有冢妇或其他妻妾作祟，也未可知。虽受到“老翁”（王永印）宠爱，却感到自己像片秋叶，还不如风中之絮，如果六十多岁的老郎君一旦撒手西去，我靠哪个？
蒲松龄虽然同情被压迫被损害的弱势女子，如何解决她们面临的难题，蒲松龄却是用根深蒂固的封建理念和“善有善报”道德观念应对：强调夫为妻纲，嫡庶有别，嫡庶和美，主张嫡妻以家庭最高利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重，遵从夫权，以后嗣为重；妾侍尊重嫡妻不可侵犯的地位，忍辱负重，打掉门牙咽到肚子里。这样的观念，在二十一世纪读者眼中，相当酸腐，但因为蒲松龄对封建家庭关系的缜密观察和对人物个性的深入剖析，聊斋家庭故事常创造出“泼悍嫡妻＋贤德小妾”的精彩双面像，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如：
《吕无病》。孙公子之妻留下一个儿子后死了，他续娶嫡妻王天官女，王氏施横施暴，虐待前房子与侍妾吕无病。吕无病是女鬼，本有惩恶除暴的鬼魂法术，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甘居人下，低调守分。蒲松龄给王天官女安排的遭遇是：娘家失势，生子夭折，被丈夫休弃，最后幡然悔悟，悔过自新，成了贤妻。
《阎王》。李久常之嫂悍暴不仁，虐待妾侍。她臂生恶疽，一年多不能起床。李久常偶入冥间，看到一女子手足钉扉上，近前一看，是其嫂嫂。李大惊失色，问阎王：我嫂嫂还在阳世，阴世怎能对她施刑？阎王回答：
此甚悍妒，宜得是罚。三年前，汝兄妾盘肠而产，彼阴以针刺肠上，俾至今脏腑常痛。此岂有人理者！
原来，阳世的嫂嫂患病，是阴世对她施行惩罚！李久常回到阳世告诉嫂子。嫂勃然色变，战惕不已哀鸣：“吾不敢矣！”她的病很快就好了。“盘肠而产”和“针刺肠上”当然不科学，因果报应却准确。
《邵九娘》。柴生有金氏为妻，邵九娘为妾。金氏有奇妒之心、奇妒之才，对付丈夫新宠奇兵突出，花样翻新。邵九娘低三下四、曲意周全，被金氏以烙铁烙面，反而欣喜地说：“彼烙断我晦纹矣！”小说以“邵九娘”为题，含“九死不悔”之意。蒲松龄以邵氏“超贤”对应感化金氏“超妒”：不修饰打扮，以示守分；苦口婆心讲“夫为妻纲”，启发金氏守妇道；绝不争宠，“不敢当夕”避免矛盾；解脱金的疾病，使其感恩。金氏终于被感化，妻妾矛盾化解。最终邵九娘之子中进士做翰林，这是蒲松龄给“贤妾”安排的最佳结局。
《段氏》。大名府富翁段某之妻连氏反对丈夫纳妾私婢，晚年因没有儿子受尽侄儿欺凌。侄子们来抢家产，连氏无计可施，就在这时，段某当年与婢女所生之子出现。天上掉下个儿子，连氏立时神气起来，宣布“我今亦复有儿！”她保住了家产，也接受了教训，临死嘱咐女儿和孙媳：如果自己不育，即使卖掉首饰，也要给丈夫纳妾！
“子嗣”把最嫉妒的嫡妻连氏变成了积极纳妾主义者。在聊斋故事里，“子嗣”有着扭转乾坤的神功，有着惩恶扬善的威力，有着变换人物个性，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魔法。子嗣像如来佛的手心，一切聊斋爱情“孙悟空”都跳不出其五指山。蒲松龄以对生活丰富性的理解，自觉或多半不自觉地，以“子嗣”为枢纽，对封建家庭话题做深刻而广泛的开掘。这些作品常有极其酸腐的说教，却有精彩人物和故事。《林氏》和《妾击贼》可算蒲松龄心中“贤妻”、“贤妾”的登峰造极代表。林氏因为自己不育，想方设法制造机会，把丈夫和婢女拉到同一张床上，给林家生下儿女。出身枪棒师之家的小妾，能把十几个入室抢劫的强盗打得落荒而逃，却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嫡妻俯首贴耳、任其欺凌，还说“此吾分耳”。
聊斋故事出现不少泼悍异常的嫡妻，里边有没有蒲松龄当年坐馆的东家夫人的影子？至少有其一肢半节？很可能有。
六 奇异突兀的《鬼哭》
《聊斋志异》直接写王永印家真人的作品有没有？有。就是经常被蒲学研究者提到的、描绘明末清初民族灾难的《鬼哭》。
谢迁之变，宦第皆为贼窟，王学使七襄之宅，盗聚尤众。城破兵入，扫荡群丑，尸填墀，血至充门而流。公入城，扛尸涤血而居，往往白昼见鬼，夜则床下燐飞，墙角鬼哭。一日，王生皞迪，寄宿公家，闻床底小声连呼：“皞迪！皞迪！”己而声渐大，曰：“我死得苦！”因哭，满庭皆哭。公闻，仗剑而入，大言曰：“汝不识我王学院耶？”但闻百声嗤嗤，笑之以鼻……
《鬼哭》是怪异故事，却以真实历史和真实人物做叙述对象。王昌荫（七襄）重权在手，威势赫赫，却受到鬼的尖刻嘲笑。“百声嗤嗤，笑之以鼻”，已成为研究者常引用的代表性话语。
《鬼哭》很难懂。要读懂这篇小小说，先要知道历史背景。
所谓“谢迁之变”指清初发生在山东的农民起义。谢迁，山东高苑人，顺治三年（1646）率众起义，顺治四年（1647）攻陷淄川，后遭清兵围剿，失败后被杀。“王学使七襄”即王永印之兄王昌荫。
蒲松龄写作《鬼哭》时，王昌荫本人已做鬼。《鬼哭》最令人费解的是，蒲松龄尖锐嘲骂的人，是馆东王永印的亲兄弟！王永印能容忍家丑外扬吗？蒲松龄写《鬼哭》怕不怕给王永印看到？会不会是蒲松龄离开王永印家若干年后才写《鬼哭》？凭王永印和蒲松龄数十年的友谊，这篇作品能躲得开王永印的阅读吗？看来，《鬼哭》故事背后还有故事。
“异史氏曰”有“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终耶？”说明王昌荫（七襄）不得善终，应是解开谜底的钥匙。淄川民众口耳相传，王昌荫不得善终是被亲嫂子杀死。而长嫂杀小叔子，乃因为王昌荫与亲侄女做了苟且之事。但邹宗良教授考察到《清实录》中有关于王昌荫先后被“革职”、“弃市”的记载，说明王昌荫最后是被清朝廷所杀。那样的话，王家就会因为他而被抄家，给兄弟们带来灾难。如果王昌荫再有过乱伦之事，学使王昌荫（七襄）就成了丑中之丑。蒲松龄只写他的官场丑态，未涉及家中丑事，也没写他最终弃市。王永印不仅不会怪罪蒲松龄，倒觉得给王家留面子了。
七 聊斋部分取材来源
《鬼哭》与蒲松龄青少年时代经历的真实历史事件有密切关系。以下的故事会不会是蒲松龄在王永印家坐馆期间写作？至少，在此期间搜集？
《采薇翁》写“明鼎革，干戈蜂起”。
《王司马》《辽阳军》写明清之间战争实况。
《三朝元老》写曾任明相、降流寇（农民起义）、归清者的享堂被人挂上“三朝元老”匾和“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对联，暗含“忘八无耻”。洪承畴为清廷南征得胜归来，却有旧门人来给他念崇祯皇帝追悼他死难的祭文。
《鬼隶》记载清兵南下，“屠济南，扛尸百万”惨状。
《张诚》写清兵入关，一军官抢走一孕妇，四十年后，夫妻父子团聚。
《林氏》写一女子被“北兵”掳去，不肯受辱，自刎后被抛弃。
《乱离二则》写清兵入境，“俘获妇口无算，插标市上，如卖牛马”，一对未婚夫妻先后被牛录掳去；小盐官母亲妻子先后为“大兵”掳去。都因为意外机会团圆。
《韩方》写明末清兵济南屠城，导致“郡城北兵所杀之鬼”骚扰人民。
《阎罗》写左萝石升天，“天上坠莲花，朵大如屋”。左萝石即左懋第，南明出使清廷的首席代表，不肯降清，被杀害。
《张氏妇》写平三藩的清兵兽行，“凡大兵到处，其害甚于盗贼”。
《保住》《厍将军》涉及平三藩，背叛故主吴三桂的厍大有梦至阴司，被鬼用沸油浇足，醒后足趾溃烂连呼“我诚负义”而死。
《鸮鸟》描写贪官借征准葛尔部蒙古之噶尔丹战事敲诈商户。
《小棺》隐晦写吴三桂兵败，数万人被杀。
《公孙九娘》《野狗》等篇，对抗击清兵的起义有所表现。
《九山王》《盗户》对邹、滕一带的农民起义，《五羖大夫》《白莲教》《邢子仪》《小二》对白莲教起义，有迂回曲折的表现。《快刀》写章丘起义农民被杀：
明末，济属多盗，邑各置兵，捕得辄杀之。章丘盗尤多。有一兵佩刀甚利，杀辄导窾。一日捕盗十余名，押赴市曹。内一盗识兵，逡巡告曰：“闻君刀最快，斩首无二割。求杀我！”兵曰：“诺。兵，其谨依我，勿离也。”盗从之刑所，出刀挥之，豁然头落。数步之外，犹圆转而大赞曰：“好快刀！”
头颅离开躯体后还能不能说话？按照现代医学观点，绝对不能。《快刀》的“盗”却能，且是夸奖杀自己的刀真快！随便捉人，随便杀人，被杀者只求速死，如愿以偿就大夸“好快刀”。残忍到极点的场面令人不忍卒读。
这些聊斋故事，都取材于蒲松龄青少年时代重大政治事件。因牵扯到明清交替，蒲松龄到底有没有民族思想，成为研究者争论的话题。阿英《晚清小说史》将《聊斋志异》说成“排满”的书。结合蒲松龄经历和思想发展看，作为中原作家的蒲松龄，带有谴责性忠实记录清兵入主中原大开杀戒，表现可贵的勇气。但如果将蒲松龄说成排满民族斗士似乎不妥。蒲松龄不遗余力参加科举考试，还不是想为清朝廷所用？
随着康熙盛世发展，蒲松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其他方面，小说创作也渐渐从“有所本”到随意虚构。
还有些聊斋故事直接取材于顺治到康熙初年的现实生活。
顺治元年（1644），顺天大兴人辛民任淄川知县遇到件怪事：有对兄弟担心父亲续娶后生下儿子分家产，竟乘父亲熟睡时阉割之，一时传为奇谈。《单父宰》记其事。
顺治四年（1647），奉天人陈其善任淄川知县，昏聩无能，断杀人案时，竟把杀人凶犯断去做苦主的儿子。《郭安》记其事。
顺治十二年（1655），淄川人孙宗元（字柳下）中进士，授临晋知县。县内有一家婆媳俱寡，婆婆与无赖私通，反诬告儿媳。官吏审案时，无赖一口咬定与儿媳相好。孙柳下命婆媳拿巨石砸无赖，媳妇下手狠，婆婆下手轻，真淫妇立刻自明。《太原狱》记其事。
顺治十二年天上出现赤字，《聊斋志异·赤字》记其事：
顺治乙未冬夜，天上赤字如火。其文云：“白苕代靖否复议朝冶驰。”
王士禛《池北偶谈》亦有记载，赤字内容稍有出入。看来这是当时淄川、新城一带很有名的佚闻。可能是天空云彩的变幻令人产生联想，有人认为《赤字》隐约反映了汉民族的伤感之情。但文意模糊，很难确指。根据蒲松龄“闻则命笔”的习惯，天上出赤字的怪事，会不会当时蒲松龄顺手就记下了？那样的话，《聊斋志异》的创作上限竟可推到作者十六岁。
顺治十五年（1658），蒲松龄中秀才时，他的恩师施闰章机智地断明胭脂一案，《胭脂》记其事。
康熙二年（1663），福建人陈宝钥任山东按察司佥事、青州道，由于他的游扬，林四娘的故事不胫而走，王士禛《池北偶谈》有记载。康熙六年（1667），陈宝钥调任江南传驿道时，又为林西仲讲述林四娘故事，林西仲写成《林四娘记》。蒲松龄根据同时代人虚构的故事写成《林四娘》，王士禛、林西仲笔下的衡王宠姬，变成如小鸟依人的少女。
康熙四年（1665），直隶永年举人李司鉴上了朝廷“邸抄”，《聊斋志异·李司鉴》将此事描述一番：
李司鉴，永年举人也，于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其妻李氏。地方报广平，行永年查审。司鉴在府前，忽于肉架下夺一屠刀，奔入城隍庙，登戏台上，对神而跪。自言：“神责我不当听信奸人，在乡党颠倒是非，着我割耳。”遂将左耳割落，抛台下。又言：“神责我不应骗人钱财，着我剁指。”遂将左指剁去。又言：“神责我不当奸淫妇女，使我割肾。”遂自阉，昏迷僵仆。时总督朱云门题参革褫究拟，已奉谕旨，而司鉴已伏冥诛矣。邸抄。
康熙五年（1666），蒲松龄的朋友王子巽（王敏入）进京探亲，归途中遇到设局诈骗。为了诈骗几十两银子，先后有三个骗子以不同面目出场，追随王子巽数百里终于得手。蒲松龄写《念秧》，在篇首说明：
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北冲衢，其害尤烈。如强弓怒马，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劙囊刺橐，攫货于市，行人回首，财货已空，此非鬼蜮之尤者耶？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来也渐，其入也深。误认倾盖之交，遂罹丧资之祸。随机设阱，情状不一；俗以其言辞浸润，名曰“念秧”。今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众。
蒲松龄像新闻记者一样，听到什么就会马上记下来，估计顺治到康熙初年的真实故事都是他早期做了素材积累，后期对《聊斋志异》做重新编排时再做加工。
八 学师孙瑚
康熙九年（1670）春天，蒲松龄写信邀请时任淄川教谕的孙瑚到东阁喝酒：
琴书北渡，雪叶沾举子之衣；款段南来，桃花粲王孙之路。共意风流名字，已绕逐殿之雷；谁期颠倒英雄，未上迁莺之榜。笔底之经纶莫售，岂尔宣圣无灵？学宫之堂构未竣，故使孙山落第。忽闻音而感集，堪痛恨者不睹千里昂霄；一转念而欢生，所幸者又得三年聚首。过哉生之魄，设醴酒于东郊，卜焉逢之辰，醉羽觞于小圃。芳草迷芳径，一任红雨飘来；春色遍春城，莫遣黄莺衔去。序天伦之乐事，共倒芳樽；卜子夜之清游，同歌锦曲。虽则醉以酒，不过满眼皆饰目之资；岂曰我爱其羊，遂使盈几无下箸之处？荒园初扫，若人者，若人者，共拟攀彭泽之车；蓝舆已驾，吾师乎，吾师乎，何勿下陈蕃之榻？
（《邀学师孙景夏东阁小启》）
这封信大意是：在淄川学子心目中，学师孙瑚德高望重、才气横溢，没想到竟在会试中落榜。刚听到这个不幸消息时，蒲松龄很为学师不平，难道孔圣无灵？难道是学师倡修的淄川学宫尚未竣工，所以让他仍回到淄川负责完工？极其惋惜看不到学师在官场上一展雄才，却又庆幸与学师有了三年聚首机会。学生在三月十七日这一天，请学师到东阁赴宴，叙师生间天伦之乐，同诗同歌。学生翘首盼望“彭泽令”的车到来！
弄懂这封信需要知道的历史背景：其一，淄川儒学教谕孙瑚，字景夏，山东诸城人，以举人出任淄川教职，与蒲松龄建立了亦师亦友关系，互相欣赏。其二，孙瑚参加康熙九年的会试落榜。其三，淄川学宫破败不堪多年，一直没人管。孙瑚在当地发动士绅赞助，花费数年时间修建学宫。因工程浩大，直到离开淄川也没修完。此事，高珩有详细记载。
孙瑚虽是学师，却是《聊斋志异》的热心襄助者。应该倡导学生好好写应制文的学师，居然支持学生写“野狐禅”！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聊斋故事一些素材，由孙瑚提供，很可能就是类似于“东阁”聚会时讲的。例如，颈连一指而能复活，十年后却笑掉脑袋，真真乐极生悲，这则天下绝无仅有的奇闻《诸城某甲》，正是学师孙瑚向学生蒲松龄提供的：
学师孙景夏先生言：其邑中某甲者，值流寇乱，被杀，首坠胸前。寇退，家人得尸，将舁瘗之，闻其气缕缕然，审视之，咽不断者盈指。遂扶其头，荷之以归。经一昼夜始呻，以匕箸稍稍哺饮食，半年竟愈。又十余年，与二三人聚谈，或作一解颐语，众为哄堂，甲亦鼓掌。一俯仰间，刀痕暴裂，头堕血流，共视之，气已绝矣。父讼笑者，众敛金赂之，又葬甲，乃解。
与孙瑚相关者，需要特别注意《孙必振》这个故事：
孙必振渡江，值大风雷，舟船荡摇，同舟大恐。忽见金甲神立云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诸人共仰视之，上书“孙必振”三字，甚真。众谓孙：“必汝有犯天谴，请自为一舟，勿相累。”孙尚无言，众不待其肯可，视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孙既登舟，回首，则前舟覆矣。
孙必振是孙瑚的从弟，其事见《山东通志》。孙必振康熙十六年（1677）被任命为河南道御史，孙瑚已在康熙十五年（1676）离开淄川。蒲松龄是通过其他人的传闻知道孙必振这段奇闻，还是孙瑚邮筒相寄？都有可能。
时隔三个世纪，《孙必振》这个聊斋小片断，居然通过变形在斯德哥尔摩出现。二〇一二年莫言在瑞典以《讲故事的人》做诺贝尔文学奖致词说：我故乡有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是他的传人。莫言讲了三个故事，第三个故事大意是：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暴风雨躲进破庙。天空雷声紧、火球滚，似乎还有龙叫。众人说：我们中肯定有人做了亏心事。咱们把草帽丢出去，哪个草帽被吹走，哪个出去接受惩罚。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吹走。七个人把他抬起来丢到庙门外。此人刚被扔出，庙轰然坍塌。莫言讲的这个故事显然由《孙必振》演化而来。
九 决计南游
蒲松龄兄弟分家后，其父蒲槃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渐至闭门不出，卧病在床。康熙八年（1669）正月初五，与世长辞。
第二年，康熙九年（1670），蒲槃去世周年后，蒲松龄负笈南游。此时蒲松龄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长子蒲箬生于康熙元年（1662），已进私塾读书，次子蒲篪尚幼。两个儿子之间还添了个懂事的女儿。
父亲去世，蒲松龄身上，又多了赡养老母的担子。六口之家靠一个人“舌耕”，日子毕竟难过，蒲松龄不能不寻找更理想的养家方式。
恰好这一年，淄川人孙蕙到江苏省扬州府宝应县任知县。
孙蕙何许人？高珩《栖云阁文集》卷十四有《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清史列传》卷七十有传。简而言之，孙蕙，字树百，别号笠山，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卒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顺治十四年（1657）乡试中举，顺治十八年（1661）中进士。做过宝应知县、福建乡试主考官、户科给事中。著有《笠山诗选》五卷、《安宜治略》等书。
蒲松龄在孙蕙中举后第二年即顺治十五年（1658）成为秀才。孙蕙算蒲松龄同乡学长。根据张笃庆晚年诗作《同邑八哀诗》中对孙蕙的描述，孙蕙“振笔走千言，泉涌来万斛”，很有才华。没做官前常与淄川读书人聚会，写诗论文，“清谈刘真长，风流苏伯玉。采采纫湘兰，怀之动盈掬”。张笃庆参加过这些活动，比张笃庆大两岁的蒲松龄也会参加。从蒲松龄顺治十五年（1658）做秀才，到孙蕙顺治十八年中进士的三年间，蒲松龄和孙蕙有接触。孙蕙到宝应担任知县，按惯例得从家乡带亲信做幕宾。他的恩师赵晋石向他推荐蒲松龄，完全可能。何况请“学弟”做幕宾比较可靠。于是，孙蕙邀请蒲松龄南游给他做幕宾。
幕宾又称“文案”或“书启师爷”，《清代典章制度辞典》解释：
文案，幕制名。清代自督抚以至州县，均设文案幕席，在内衙（内签押房）掌管档籍及草拟文移公牍，与长官关系密切，得预闻机要。此项幕席在督抚衙门一般称“文案”，在州县衙门称“书启”，统称“文案”。
幕宾是当时没考上功名的知识分子既比较体面又报酬丰厚的职业。常常是有些文名的落第举子才能受到邀请。幕宾都是由主管官员延请入官衙，佐助本官，称为“入幕”。幕宾和主官的关系不是主奴，也不是上下级，而是主客。主官对幕宾有如宾朋。主官见幕宾时拱手尊称“先生”，幕宾称主官“东翁”，或称“大令”、“明府”（对知县的称呼）。不像知县手下的官员要对知县行跪拜之礼并自称“卑职”。幕宾的生活费用全部由东家供给，年薪多则二百两，少则数十两。蒲松龄做幕宾的收入是做私塾教师的数倍。
蒲松龄自从兄弟分家之后，年年在外边教书挣钱养家，王永印家给的报酬虽然高于一般的私塾老师，幕宾职业却比王家的酬劳高不少。像王永印那样达观的人，多年“小友”有个外出见世面的机会，他自然不会阻止。
康熙九年（1670）秋天，蒲松龄告别老母妻儿，开始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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