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姨是我姑妈家的邻居。她的个性是她这一辈女性中不多见的。她在人生紧要处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气、睿智、幽默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
美丽的故事,来自她婚姻的传说。
费姨美丽而不漂亮。美丽的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和一架高高的鼻梁。不漂亮的是鼻子以下的那部分。因为小时候跌了一跤,下颔骨没长好,以致整个下颌连同嘴巴有一点偏。
该恋爱的时候,家人、亲戚和熟人都有点为她犯愁。费姨说,我都不愁,你们愁什么?她能画会写,还会弹一手好钢琴,要求自然不低。可是人们明示暗示她,白璧微瑕,而且这瑕还不算微,总该找个也有点疵的才般配。
费姨不理睬,依然找她的白马王子。她看中了一个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文的工人作家。费姨写了一封信附了一张照片给作家。言辞热烈又庄重,照片拍得美极了。年轻的姑娘手持一朵玫瑰花放在嘴边,眉目含情,亦娇亦羞。
通了几封信后,工人作家满怀憧憬来了。看到费姨大为吃惊,编了个美丽的谎言,告辞了。
费姨明白作家的意思,又写了一封信约他来,说,不为别的,只是他丢失了一样东西,请他务必来取。
作家疑疑惑惑来了。费姨开门见山说,我的照片让你心动,相貌又让你心酸。但是看人不可只看外貌。上次看人你只用了一双眼睛。作为作家,你少了一双观察人内质的眼睛是不行的。现在我要还你丢失的另一双眼睛。
于是费姨搬出了她画的画,取出了她绣的花,又拿出了一堆她制作的工艺品。会响的风铃叮叮当,不会响的泥塑是猪八戒吃西瓜,作家乐了。
最后,费姨又坐到钢琴前,对作家说,你要走了,我唱支歌为你送行吧。琴键跳跃,歌声激荡。费姨唱起了《深深的海洋》,那是五十年代流行的一支南斯拉夫情歌。当最后一个音符消失的时候,作家的一双眼睛已是晶莹剔透。
就这样,费姨给了作家另一双眼睛。他们不顾旁人异样的眼光,甜蜜地结合了。
作家确实获得了一双好眼睛。一九五七年,作家打成右派,发配大西北,不忍连累年轻的妻子,主动提出离婚。费姨牵起丈夫的手,将那首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唱成: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右派郎,我愿做一个右婆娘,跟他到远方……于是,苦难中的丈夫破涕而笑。
一九六六年,早已失业的丈夫又受到了空前的“重视”。第一次批斗回来,费姨瞅着脸色煞白的丈夫,二话没说,借了一把理发推子,把丈夫一头白发推了个精光。又花了一个晚上,精心做了一顶高帽子,帽子两侧生出一对“牛角”来,高帽上画了个魔鬼样,上书“打倒牛鬼蛇神”几个字。第二天批斗,丈夫就把高帽自觉套上。造反派看到,笑了。高帽子滑稽又好玩,坏分子认罪很自觉。丈夫心里也暗暗乐了,帽子又轻又暖和,挡住了风寒,一毛不剩的光头,看你往哪儿揪头发。
从五十年代到改革开放,费姨一遍又一遍为丈夫唱起情歌。相伴走了三十多年,丈夫终于先费姨而去,而一双儿女又去了异国他乡,六十六岁的费姨有些孤单了。
费姨在公园里锻炼。她的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加上与生俱来的幽默,自然成了老年圈子里的中心。或许老年人择偶已不太重外貌了,两位丧偶男士,一个退休工程师,一个退休教师,两个人暗暗较上了劲。可是费姨对谁都是那样的热情,那样的亲热,让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是费姨看中的人。
可是,让两个文化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费姨最终竟看上了一个跛脚的种花匠。一次路上,我碰见了费姨,说出了自己的疑惑。费姨眨着眼睛说,为什么呢?我觉得那两个人缺少一点文化气!工程师与教师竟缺少文化气?此话怎讲?费姨附在我耳边,轻轻告诉我,她通过一次活动,公园里老年人组织的一次钓鱼活动,她使了一个小小的诡计,看出了那两个高文化的人不及那个低文化的有文化气。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费姨说,以后跟你仔细讲讲,提供一点小说素材吧。
我虽仍是疑惑,但我知道,顺理成章的选择,也就构不成费姨独特的魅力。费姨就是费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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