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中，有传统意义上一步步稳扎稳打累积财富的商人，也有在互联网和高科技领域变知识为黄金的新贵，甚至一批女性也以咄咄之势开始跻身过去以男人为主导的财富山头。
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人必然要将眼光投向精神领域，在内心沉淀文化与价值观的力量。如此，“财富弄潮者”们才会以一种更成熟的姿态成长自己，引领社会，修成正果。
李彦宏 妻子逼我去创业
人物小传
李彦宏（Robin Li），1968年生于山西阳泉市，父母是工人。1987年作为阳泉市高考状元进入北京大学，就读较为冷门的图书情报专业。1991年秋天赴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主攻计算机硕士，毕业后放弃读博的机会，进入知名的道琼斯集团子公司IDD工作。
1999年底，李彦宏携120万美金的风险投资回国与好友徐勇共同创建百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目前中国最大、最好的中文搜索引擎的开发工作。
2004年6月，百度宣布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收录3亿个中文网页链接，日流量超过6000万。
2005年8月5日，百度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发行价27美元，开盘价66美元，瞬间诞生了8名亿万富翁、50名千万富翁与超过240名的百万富翁。
2010年美国《时代周刊》发布“2010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李彦宏和苹果CEO乔布斯一起上榜。
2010年8月5日，值百度上市五周年之际，纳斯达克特意为百度筹办了一次特殊的庆典——邀请李彦宏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在北京为其敲响开市钟，并向李彦宏本人颁发了“纳斯达克全球杰出企业家”荣誉称号。整个过程还通过纽约时代广场的纳斯达克LED巨幕向全世界直播，这也是华尔街百年历史上，中国企业所受到的最高礼遇。
一个人一天就24个小时，能干的事情其实不多，关键是要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鲁豫：据说你们公司有个扫地的阿姨，是最开始创业时期的员工之一，现在身价特别高，有这回事儿么？
李彦宏：没有。传说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而有关个人财富的问题，我觉得我很难替别人回答。
鲁豫：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身价会很高？
李彦宏：没想过，我觉得钱总有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一个人一天就24个小时，能干的事情其实不多，关键是要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很有可能，我喜欢干的事情不用花钱。
鲁豫：在我们普通人看来，百度上市之后最俗的理解就是李彦宏一下子特有钱了，那你的生活在此之后发生特别明显变化了吗？
李彦宏：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首先声明，没有一个人认为我是首富，我并不是最有钱的。我觉得金钱和真正的幸福不见得是成正比的，所以我常说，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一定不是最幸福的，最幸福的也一定不是最有钱的。你自己喜欢什么，你每天过的日子是不是充实，是不是真的高兴，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很多时候不可以简单地用金钱来衡量。
过日子的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李彦宏的幸福也只有他自己一人知道。
李彦宏简简单单的幸福其实就只有两件事：“一是找到我太太，二是从事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在百度的李彦宏吧上，常常能看见类似“彦宏，我爱你，好想嫁给你”这种也许开玩笑的话。英俊、成功、才华出众、企业家的气魄、成熟男人的魅力、学者的儒雅、淡定和从容，这样的男人，不得不让一些女士感慨：叫人如何不爱他——只可惜，他结婚了。
李彦宏的太太叫马东敏，当年是纽约留学生圈里公认的“公主”，出身于科大少年班。马东敏19岁即毕业出国，聪慧度在圈里首屈一指。1995年，李彦宏在纽约的一次中国留学生聚会上见到了马东敏。两人认识时，她正在美国新泽西州大学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
看到马东敏的第一眼，李彦宏想到了一见钟情这个词。仅仅用了6个月，李彦宏如愿让马东敏成了自己的新娘。李彦宏说：“反正我认为，只要自己想清楚的事情就要做。有意思的是，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她当时为什么也用6个月就想清楚了。”
马东敏比李彦宏小两岁，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我们从第一面认识到结婚只用了六个月，速度很快，以至于结婚当天才打电话去订饭店、订婚宴
鲁豫：你太太英文名叫什么？
李彦宏：Mellisa。我们俩是在美国的时候认识的。我读了两年半硕士之后到新泽西州去工作，她正在新泽西读博士，我们在一次当地中国人聚会party中认识的。
鲁豫：是一见钟情吗？
李彦宏：第一面印象很深刻。我们从第一面认识到结婚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速度很快，以至于我们在结婚的当天才打电话去订饭店、订婚宴。当时饭店的服务员觉得特惊奇：怎么有结婚当天订婚宴的？一切非常仓促。
鲁豫：他们说，当时你说了三个词让她非常感动，就想嫁给你，是哪三个词啊？
李彦宏：我们第一次在party上认识后，隔了大概两三个星期没有见，后来我用了三个词来描述对她的第一印象。
这三个词语是“有魅力、有知识、大方得体”。李彦宏直接表达了自己对马东敏的好感，这三个词让马东敏在心里偷乐了好一阵。
如果说考上北大是李彦宏第一次春风得意，那么第二次得意就是在美国用六个月时间“搞定”了读博士的老婆马东敏。
见了两次面后，李彦宏就对她展开了强烈的攻势：借书，“电影票多了一张”，组织聚会，参加相同的公益活动……
李彦宏不会死缠烂打，但发动群众为其造势的事没少干过。终于，连马东敏的朋友也倒戈了：“那个李彦宏是否还是单身？如果是单身，那就抓住。”谦和，说话很到点，但不造作虚伪，不会给人以被冒犯感，朋友的这些评价把马东敏对李彦宏的好感更推进了一点。
“不成家何以立业？”恋爱三个月，李彦宏就把结婚的事摆上议程。马冬敏却也不拒绝，婚礼就定在当年的10月10日。
鲁豫：谁给你们主持的婚礼？
李彦宏：我们没有正式的婚礼主持人，到当地镇政府找了一个主持人，他问我们信不信教，我们说不信教。不信教的话要用另外的一个版本的婚礼仪式。结果进行起来，我们俩都蒙了，跟平时在电影里看的程序完全不一样。我反应稍微快点，愣了大概两秒钟，说出了“I DO”。等到我太太的时候，她听了半天，听着听着就笑了，根本没反应过来什么时候应该说“I DO”。而且结婚当天我们没有穿婚纱，连件红衣服都找不出来。
1995年10月10日，新泽西州已经略有凉意了。李彦宏与马东敏两人的婚礼中，既没有神圣的教堂，也没有宾客满座的婚宴，两人穿的甚至是租来的礼服，只有简简单单的一个法官认证程序。婚礼实在是有点寒酸不说，还有些乌龙。但是这简单的婚礼之后，却是两人的幸福玫瑰人生。
李彦宏曾写过的两封情书。第一封还是在小学五年的时候，那张“XXX，我喜欢你”的小纸条最终落到了老师的手里，而李彦宏最后还乖乖写了检查。多年后谈及此事，他仍然觉得很是没面子。而这第二封情书，写于2006年的情人节，正大光明地贴在贴吧里，送给了自己的妻子：
“致：我的妻子马东敏。情人节快乐。一年只有一次机会对你说，所以想让最多的人知道。李彦宏”
她是少数中国留学生太太中支持丈夫这样做的。大多数太太都不太愿意老公回国，她们觉得国内漂亮女孩太多，风险大
李彦宏现在仍然很怀念自己在加利福尼亚做农夫时的生活。谁也没想到，他曾经也因为这个爱好被妻子批评。1997年，两人结婚后，互联网飞速发展，李彦宏在信息搜索界成了知名的专家。当时他已经拥有道琼斯子公司的70余万股权，事业也有了高度，豪宅、名车都已在他手中。享受田园之乐在他看来已经无可厚非。
李彦宏在别墅门前开辟了一块菜地，享受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调。这时的马东敏对丈夫的懈怠有了本能的抵触。
一次，正当他在自家花园里摆弄的时候，妻子马东敏对他说：“你在信息技术领域是顶尖专家，应该独立创业。”当时，他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几周后，马东敏却狠下心来拔掉了他种的所有菜，并坦白地告诉他：“我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只是一个‘加利福尼亚农夫’。”
妻子的话强烈地刺激了李彦宏。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确有些沉溺于安乐，当年考北大、考GRE时的奋斗精神哪里去了？那天晚上，李彦宏走到默默流泪的妻子面前，轻轻地拥住她说：“你说得对，我是应该干点儿事业了。”妻子破涕为笑：“这样做才不辜负你超群的才华。”妻子激发了李彦宏的创业激情，他选择回国创业。
“但这对她是一种挑战，一般出国的女孩子都更喜欢国外的环境，回国创业的海归中，离婚率是很高的。但为了我的事业，她毅然回国支持我，这是很不容易的。”
鲁豫：回到国内来发展是你俩共同的决定吗？是否觉得那时候回到国内发展是顺理成章？
李彦宏：最后是共同决定的。
鲁豫：中间呢？
李彦宏：最初她对我说，你看事看得挺准的，你看看哪家公司前景比较好，拿到它的股票期权咱们就发了。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因为不管看得多准，我又不能左右公司的方向。如果决策者做了错误的决策的话，我们还是会失败，挣不到钱。我就跟她讲，股票期权的钱我已经挣过一回了，这回我想自己做公司去挣，而自己做公司最好还是要回到中国去做。她应该是少数中国留学生太太中支持丈夫这样做的，因为当时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太太都不太愿意老公回国，她们觉得国内漂亮女孩太多，风险很大。
鲁豫：噢，是因为这个风险。（笑）
李彦宏：对，当时她支持我回来挺不容易的。她知道我的个性适合创业，我认定了的事情，她可能拦也拦不住。
我那会儿种黄瓜、种西红柿、种西瓜，真的很喜欢这些东西。当我看到春天买的籽儿，后来变成了西瓜，特有成就感
鲁豫：你在美国的时候，做百度以前，年薪多少？
李彦宏：十万美金吧。
鲁豫：那挺好的了，在美国过得也挺舒服的了。
李彦宏：对，也挺舒服的，平时种种花、种种草。在美国大家都住别墅，别墅后院你可以自己折腾，我那会儿种黄瓜、西红柿、西瓜。
鲁豫：别人是种花种草。
李彦宏：对，我比较实际，喜欢种吃的。我种的黄瓜是中国式的黄瓜，比较好吃。我家的西瓜爬得满后院都是，下不去脚。有同学来我们家开party，走的时候习惯带走一个西瓜或几根黄瓜。我真的很喜欢这些东西，工作虽然很忙，但人总有要换脑子的时候，坐在那苦思冥想编了几个小时程序后，你就想换换脑子。当我看到春天买的籽儿，后来变成了西瓜，我就特有成就感。做百度之后，忙的程度跟那时候相比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了，就再也没有机会去做这些事情。
鲁豫：你在美国一共待了多少年？
李彦宏：完整地说是八年。1991年的圣诞节坐国航的飞机飞到美国。1999年圣诞节又坐国航的飞机飞回中国来。
鲁豫：这是你特意安排的吗？还是碰巧？
李彦宏：机缘巧合。
回头看，我们会为他人生中的巧合惊叹。但是，李彦宏不能仅仅用“技术天才”这样的词来形容，更多的时候他是个企业家，一个成功的谋略家。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李彦宏发现人们注重更多的是很现实的经济利益和人际关系，而并不是他认为可以改变生活的技术，于是渐渐地他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而恰巧此时正逢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春天，更巧的是，他很顺利地找到了创业的合作伙伴，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全，可谓万事俱备，只欠资金。于是在他和合作伙伴徐勇一起寻找第一桶金的道路上，出现了一段颇为经典的对白：
投资商说：“Robin，你多长时间能把这个搜索引擎做出来？”
李彦宏说：“六个月！”
投资商接着问：“多给你钱你能不能做得更快些？”
李彦宏回答说：“我不能这样做，这个必须让我做更多思考。”
投资商又问：“在搜索技术方面，你认为谁排在世界前三名？”
面对投资商的问题李彦宏列出了三个人。出于中国人的谦虚，他没有提到自己。而此刻他没有注意的是，在他回答完这个问题后，其中一个投资商，悄悄地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鲁豫：你怎么不说自己呢？
李彦宏：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觉得我不应该被列入考虑的对象。不是说我对自己没有自信，而是觉得人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更多的是在问除我以外谁更厉害。
在李彦宏给出的名单里，有一个人就是李彦宏当时的老板：William I.Chang。
威廉·张，中文名字张以纬，出生在中国台湾，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领先的搜索引擎技术工程师、互联网战略发展专家。1996年，在硅谷的一次学术会议后，搜索引擎公司Infoseek（搜信）的威廉·张极力说服李彦宏去Infoseek，此时，他刚刚荣升为CTO（首席技术执行官）。听了李彦宏对搜索技术的讲解，他知道他遇到了他要找的人。
可以说威廉·张创造了第一代Infoseek，而李彦宏则创造了第二代Infoseek。
后来，回国创业的李彦宏重回美国找钱，本不爱开车的他整天开车在旧金山的风险投资商中游说。最后他顺利融到第一笔风险投资金120万美金，比计划的100万美金还多。这与当初威廉·张在搜索引擎技术上的引导也是分不开的。
鲁豫：你的第一笔投资是多少？
李彦宏：一百二十万美金。
鲁豫：你一开始想要多少钱？
李彦宏：开始想要一百万。
鲁豫：你没告诉他，他多给了你二十万？
李彦宏：我告诉他了。他问我要多少，我说要一百万。后来他们商量完之后告诉我，还是希望多给我一点，这样资金会比较充裕。
1999年底，李彦宏带着资金与合作伙伴徐勇一起回国，租下了北京大学资源宾馆的两个房间。到2000年1月百度正式打出旗号时，除了财务、出纳、行政外，就全是技术人员，李彦宏和徐勇兼做销售，专职的技术人员只有5个人。
这七个人后来被大家戏称为“七剑客”，他们是：李彦宏（Robin）、徐勇（Eric）、刘建国、郭耽、雷鸣、王啸、崔珊珊。这其中除了刘建国是北大的副教授之外，其他四人均为研究生。郭耽与崔姗姗后来成长为百度的技术总监，王啸成为客户端负责人，雷鸣是百度的首席架构师，后来辞职，远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MBA。
鲁豫：一般人拿到钱以后可能会租一个很豪华的办公室，然后准备开始大干一场。你租了一个特别普通的地方，是吗？
李彦宏：我觉得租的那地方还算舒服，但是真的不能算起眼，肯定更不属于铺张浪费的那种。
我到山西的乔家大院、平遥古城去看，发现当时晋商就已经有了类似股票期权的概念，也就是说，他们很早就想到了财富要分享，只有分享才能做大
鲁豫：看来山西人会做生意的本性在你身上开始显现出来了——晋商是很厉害的。
李彦宏：我以前从来没想过山西人会做生意这茬。可能是我出名了之后，很多人说你是晋商啊，你们晋商有什么特点，我才开始对照这些特点。晋商很讲究诚信，银行是晋商发明的，因为他们有信誉。你拿着我的银票，普天之下走到哪儿都能兑出银子来，这就是靠信誉来保证的。还有财富的分享，我到山西的乔家大院、平遥古城去看的时候，发现当时晋商就已经有了类似股票期权的概念，也就是说，他们很早就想到了财富要分享，只有分享才能做大。
财富分享的概念在晋商中已经萌芽，而它在国人眼前第一次展现它的价值，还是要归功于李彦宏对这个理念的实施。
2005年北京时间8月5日晚11时40分，百度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挂牌上市，发行价二十七美元，到交易首日收盘时，百度股价定格为122.54美元，市值达到39.58亿美元。一夜之间，类似“李彦宏在美国创造神话，百度400老员工一夜暴富”的新闻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版。百度办公室内，更是一片欢腾。
李彦宏当年创建百度时为了给员工打气，曾命令“要让前台员工都持有公司股票”。所以，包括那些已离职但仍持有股份的员工在内，百度至少造就了400人以上身价超百万的人士。据当时的媒体统计报道，达到亿万富翁身价的，在百度核心管理层中就有6人。而且在巨富们身后，还排着一长串千万富翁与百万富翁。
而在此之前，当时业内一名记者发表言论说：“百度股价最多也就冲到25美元，哪怕是15美元立刻抛掉，应该也不会后悔！”在此之前，更有投行的专家建议将上市发行价格定为每股十九美元。因为当时按照惯例，美国投资者都会给到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上市发行价“打折”，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美国投资者。但李彦宏坚持“中国不打折”，最终百度的上市发行价格定为每股27美元。
百度一夜暴富，“中国不打折”，这几个名词意味着李彦宏占据在了世界之巅，让业界对中国IT产业刮目相看。
李彦宏成为了IT界的神话，也成为了众多青年人的偶像。
我上学的时候写作文，基本上每篇都被当作范文来念
鲁豫：你上学时一直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学生吧？
李彦宏：不是，我一直不是班里学习最好的。
鲁豫：但他们告诉我你中考的时候，考第二名你特别郁闷。
李彦宏：我没有特别郁闷，只觉得有一点遗憾，因为跟第一名总成绩只差0.1分。那可能是我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考得最好的一次。然后从高一到高三，高考成绩又是那几年当中考得最好的一次。平常可能不是大阵势，我的激情迸发不出来。
鲁豫：你从小的理想是什么？
李彦宏：我小时候没什么理想。我爸妈跟我讲，咱们家没后门，你将来要想有个好工作就得好好学习，考上大学。那我想将来就考大学吧。
鲁豫：你一直是一个挺乖的孩子吗？
李彦宏：不同的时期，人们对我的印象可能不一样。我小时候是个挺调皮捣蛋的学生。我记得小学经常因为忘了做作业被老师赶出来。
鲁豫：你跟人打过架吗？
李彦宏：也打过。我是班干部，每次打完架之后，老师把两个人都叫过来批评，我还得写检查。一般检查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也有责任……”。后来人越来越大，老被表扬，又是班干部，考试成绩又好，就不太好意思再捣乱了。慢慢的，可能就越来越觉得我是一个乖孩子了。
鲁豫：这个本你还记得吗？上面写着：“本来我们的交往可以写成一篇小说，但作为赠言我还得抑制一下自己的情感。我与你相交最初是出于什么目的呢？对我而言我是想找一位诤友，能够及时指出我的错误。当然我们以后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天呐！我以为你在给一个女孩写呐。后面还有很多，“虽然我们的交往并没有裂痕，但没有礁石海水怎么会激起美丽的浪花呢？愿你有更多的知心朋友，但十年二十年后回想起来，中学时代最美好的时光我们是在一起度过的。”这应该是1987年的6月11号。
李彦宏：这是中学纪念册，对，1987年！
鲁豫：看你的文笔，我觉得你的作文挺好。
李彦宏：这个还真不夸张。我上学的时候写作文，基本上每篇都被当作范文来念。
大多数人从辛弃疾的《青玉案》中也许仅能读到字里行间渗透的无限落寞之感，而李彦宏却从中读来了一个富含商机的品牌。这个国际化的搜索引擎，充满了中国风的味道。
“百度更懂中文”是李彦宏最自信的地方。早年百度曾推出一个广告片就很好地表达了百度人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探索。片中的“唐伯虎”把短短21个字，分别注解了三次：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
“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
“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
“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
这支广告也告知了天下，百度对中国文化、中国语言的理解比任何一个国外的品牌都要强。当初早在上市之前，李彦宏就以“I”（我）在中文的38种表达方式为例，征服了所有的美国投资者。此后百度推出的“凤巢”等产品，都展现了百度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后来阳泉一个晋剧团要招演员，我可能出于好奇吧，就去考了一下
鲁豫：他们说你差点去当一个演员，是唱京剧还是唱你们山西的晋剧？
李彦宏：山西的晋剧。那会儿我只记得刚刚上小学，文革结束了，中国的戏剧舞台突然开始活跃，允许唱一些古装戏。当时我爸所在的单位也有文工团，他们经常在舞台上表演一些戏剧，通常以古代历史故事为题材，我爸老带着我看。看多了我就喜欢学，一回家就跳到床上把床单、毛巾被往腰上一系当作战袍。然后开始迈那种步子，再拿一根棍去耍枪。后来阳泉一个晋剧团要招演员，我可能出于好奇吧，就去考了一下。
鲁豫：那肯定没考上，要不然今天……
李彦宏：没有，考上了，但是我们家不让我去。
鲁豫：你考上了，为什么不让你去呢？
李彦宏：他们就觉得我太小，应该读书。我当时应该上小学，所以父母觉得还是不要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
鲁豫：如果当时你要去的话，现在你还在你们山西省阳泉市晋剧团。
李彦宏：历史是很难假设的，过去就过去了，我也没想那么多。
李彦宏说“历史是很难假设的”，但是他一直知道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中学毕业后，李彦宏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北大学习图书馆情报学系学习。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创建于1947年，原名图书馆学系。1987年5月，改名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系。该系是我国自己创办的最早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机构之一。1992年改名为现在的信息管理系。
我之所以后来到美国念计算机专业，是因为找不到比这个更相关的专业了
鲁豫：在北大你是个很刻苦的学生么？
李彦宏：我们专业相对来说功课比较轻松，应付一下就好了。那时我想将来也许做一个音乐人，也许从政，功课学得好不好无所谓。我当时的兴趣在计算机，但进了这个专业之后才发现，它不如计算机系那么深。如果要想拿计算机作为一个工具并且做好的话，光学我们专业那点东西是不行的。所以，我就去听计算机系的课。这样课就多了好多，还要花时间去学英语，给自己加了很多任务。这样学习起来，就比同班同学要多花很多时间。
鲁豫：那时候你有很明确的人生目标吗？好像在1987年前后，中国出现了出国潮。
李彦宏：对，那时候出国挺多的，尤其在北大。你一进学校，可能所有的人都在出国。
鲁豫：当时你有没有设想过，出国后将会做一个跟计算机有关的工作？
李彦宏：当时没有明确的想法。我这个人从小就没看那么远。在北大的时候，学习好的人都出国，我还有个姐姐在国外，说美国挺好的，我想那我毕业之后也出国呗。出国读书从本科到博士需要五年的时间，再过五年以后应该干什么，我觉得还不到我想的时候。大学里没必要想那么远，情况会不断变化的。事实上情况的变化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鲁豫：你当时想到美国去，有没有特别想去的某个学校？
李彦宏：当时没有。因为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当时美国没有跟我这个专业对应的专业。要是想到美国去读书的话，就要找一些相近的专业。但是一旦换了专业的话，拿奖学金就变成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之所以到美国念计算机专业是因为找不到比这个更相关的专业了。当时我也比较实际，觉得不应该是我去选哪个学校，而是哪个学校给我钱我就去哪个学校。后来就去了纽约州立大学。这个学校的计算机专业在那时候应该能排到全美前30名吧。而且那时候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计算机水平是很落后的，所以全美排前几名的计算机学校，像MIT，根本不招中国内地的学生。
李彦宏去的是美国纽约州立的布法罗大学。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此之前，他曾收到另一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但是这个录取没有奖学金资助，李彦宏因移民倾向被拒签。1991年大学毕业，李彦宏随便找了一份广告市场调研的工作。他此时的目标是，首先要养活自己，然后跟用人单位说明，自己做不了多长的时间，下一次申请通过的时候，自己就会出国了。同年秋天，李彦宏终于等到了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不仅是计算机专业，还有奖学金。他好好地准备了一下签证面试，这次终于过了。
李彦宏到了美国之后，想报一名教授的研究生。教授面试他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让他很受伤害。在一次访问中，他向记者谈及那是“出生以来受到的最大挫折”。而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有没有计算机”。其实早在1987年9月20日，北京就向海外发出的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跨越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任何角落。”李彦宏听到这样的问题后，他觉得这是对祖国的蔑视和侮辱。
鲁豫：我们都认为中国同学到那以后都是学习成绩最好的，美国同学跟我们比差很多。
李彦宏：我在出国前也有这种想法，到美国之后才发现，美国最聪明的学生都在学这个专业。计算机当时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专业，而且要想学好的话必须得有条件，天天守着计算机、守着互联网，当时在北大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刚到美国的时候我非常辛苦。还有语言方面的障碍，晚到了一个学期等各种因素。
鲁豫：需要打工吗？
李彦宏：不需要。我有全额奖学金，更重要的是我学习很紧张。第一年我老老实实上课，然后给导师做点研究就好了。第二年开始做实习，也算打工，但比打工挣钱多多了。一年以后，就有如鱼得水的感觉了。
一只鸡可以吃三四顿。因为大多数时候都在吃鸡，所以有一段时间吃得我看见鸡就恶心
李彦宏说自己打工挣钱已经不少了，在美国的姐姐听说弟弟租的地方是一栋别墅，非常高兴，因为一般别墅的环境要比公寓好多了。但是，当她下飞机看到一辆破旧的汽车在等她时，心里隐隐感觉到一切跟她想象的应该很不一样。
姐姐看到的那辆汽车，是李彦宏从留学经费之中忍痛拿出一千美金买的二手丰田。由于李彦宏所在的布法罗大学受伊利湖和安大略湖的影响，一年有6个月冰天雪地。为了能在学校的自习室多呆一会，李彦宏便买了这辆车。从此，每晚他都是在凌晨2:00才离开学校，因为这会儿，学校的停车场要清场了。冰天雪地的夜晚，整个布法罗大学的校园里已经灯火无几。在大家都早已在温暖的被窝里熟睡的时候，李彦宏才轻轻启动了发动机。因为雪很深，冰很厚，每一次启动车子，李彦宏都要在风雪中等上十多分钟。
姐姐到了李彦宏住处之后才发现，所谓的别墅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别墅年久失修不说，还时常散发着一些怪怪的味道。而且李彦宏只是租了其中的一个房间，其他设施都要跟室友们共用，电费、水费等都要一起分摊。这些生活上的琐碎事情，确是让李彦宏为难了不少。
李彦宏：生活挺苦的。在国内的时候，我没有独立生活过。小时候每天在家里，有家人照顾。大学时三餐饭都在食堂吃，宿舍里也没有什么需要自己做的事。到美国之后，自己要跑超市去买东西，自己做饭。一个礼拜去一回超市，买回够一个星期吃的食物才算买够了。在美国，鸡比较好做，买一个英文叫做slow cooker——炖东西的锅，晚上睡觉前把鸡放进去，加上水，加上葱姜蒜之类的，然后插上电开始炖。第二天早晨起来鸡就炖好了，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放到饭盒里头，弄点米饭带着就是中午饭了。一只鸡可以吃三四顿。因为大多数时候都在吃鸡，所以有一段时间吃得我看见鸡就恶心。
“穷得只有鸡吃”在美国绝对不是个笑话。有网友统计说，美国全鸡是九十九美分一磅，跟一只弄得干干净净的鸡腿是同样的价钱。鸡肉的价格甚至比蔬菜还要便宜。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圈里，很多人都有过天天吃鸡的经历。所以，在美国的留学生圈子里常常有个禁忌——对回国的中国人最不能提的就是请人吃鸡。
李彦宏：我也知道鸡不好吃，但为了省钱、省时间还得这么吃。在美国自己掏钱租房子，当时有一个房东，我们声音太大他就来找麻烦。还有一些roomate（室友）一起住，同用一条电话线。每个月电话账单来了之后，他就让我去勾哪个电话是我打的，最后算一下应该是多少钱。因为我们三家分摊电话月租费，有时候有电话进来了，打的时间长了，他们也有意见，“怎么这老是你的电话？你老占着电话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我觉得很烦，但不得不花时间来处理。
作为产品的设计者或实现者，我会很骄傲地跟别人说：哎，你用的那个东西是我做的。这让我很有成就感，这不是读博士能实现的
琐碎的留学生活让李彦宏经受了异域文化的差异带来的困扰，但也让他领悟了更多西方文化的长处。这些让他很快从一个布法罗大学的穷学生跻身为华尔街的高级白领，并在同龄人里，写下了又一个传奇：兜里装的是硕士学位，拿的却是博士生的工资。而后，这些中西文化的差异却变成了李彦宏管理公司的至宝。
鲁豫：你一开始就想读博士，但是后来有了机会，为什么又放弃了？
李彦宏：因为我发现我不喜欢。读博士是搞比较纯的学术研究，研究的课题世界上可能没几个人明白。这个东西我觉得……
鲁豫：这样才能唬我们呐！
李彦宏：是啊。但我这个人不喜欢唬别人，我喜欢来实的。我读了两年半的书之后，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工业界做的事情我觉得更实际。工业上做一个研究项目，两年之内就能见到产品，产品一旦出来，公司会动用强大的市场推动力把产品推向市场，之后就有很多人去使用。作为产品的设计者或实现者，我会很骄傲地跟别人说：哎，你用的那个东西是我做的。这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而这不是读博士能实现的。这就需要我及早进入工业界，自己亲手把这东西做出来。所以我读到两年半的时候就做出了一个决定：离开学校，开始工作。
不读博士可能少了一个学者李彦宏，但他当时选择去华尔街，华尔街却多了一个工作人员李彦宏。
李彦宏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也是相当精彩的一段传奇：他先后担任了道·琼斯公司高级顾问，《华尔街日报》网络版实时金融信息系统设计者，以及国际知名互联网企业Infoseek的资深工程师。他为道·琼斯公司设计的实时金融系统，迄今仍被广泛地应用于华尔街各大公司的网站。他最先创建了ESP技术，并将它成功地应用于Infoseek的搜索引擎中。
我是个慢性子。我在面临事情的时候，会“噌”地过一下脑子，然后再想这事有多严重。怒气有时候是慢慢释放出来的
鲁豫：他们说你有好几个身份，你觉得哪个身份是你自己最认同的？创业者？五好丈夫？好老板？网虫？
李彦宏：我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人吧。
员工：我觉得他是个非常理性的老板。人都说脾气再好的人也会有急的时候，但是我们没有见过他急的时候，共事很多年，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为哪件事情失控、失去理智、发怒、情绪化等。
在员工的眼里，李彦宏这位好老板首先给了他们一个十分宽松的工作环境——百度至今都没有执行全世界通行的上班打卡制度。在百度，你问十个员工，上班时间是几点，你能得到十个不同的回答。用李彦宏自己的话说，他都不知道那些每天向他汇报的人在哪里。
百度的公司文化只有两条：简单+可依赖。简单的公司文化，也就形成了简单的人际关系，大家可以在自己坚守的工作范围内畅所欲言。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尽管李彦宏在公司几乎没有建立考核制度，但是每到年终，依旧有很多高层管理人员尽心尽力地向他汇报当年的工作情况。因为在这些员工看来，李彦宏的意见和建议就是最宝贵的财富。
员工们对李彦宏的评价，表面上看来是源自他谦和的脾气和良好的修养。但实际上，对于在美国大公司工作多年的李彦宏来说，他知道怎样去营造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工作空间。百度公司一直实行的是弹性工作制，这个工作模式不仅让员工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潜力，拥有了对工作的自主权，也让他们更勇敢地表达自己在工作中的看法。
李彦宏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开会时，经常会有人站出来反对我，因为在公司已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我说的不一定是对的。于是有人敢于并且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我的面子并不重要。”不看重面子的李彦宏，似乎失去了发火的理由。
鲁豫：是你的脾气真的这么好，还是你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李彦宏：我是个慢性子。很多人生气是因为他遇到了突发事件，所以一下就爆发了。而我在面临事情的时候，会“噌”地过一下脑子，然后再想想这事有多严重。所以我的怒气有时候是慢慢释放出来的，大家不见得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也有着急的时候，他们没见过，但是跟我打交道的投行他们见过。当初上市的时候，一天一天的日程表，哪一天要完成哪一项任务，这些都是很紧张的。如果完不成的话我就会发火。
常被外界提及的发火的例子，是李彦宏在百度“竞价排名”的经营模式上与股东们发生争执的事件。“竞价排名”是李彦宏经过市场调查之后寻找到的一种盈利模式，基本特点是按点击付费。用他的话说，可以达到坐地收钱的效果。但是这种运营模式却很难有说服力，因为在用户市场看来，搜索信息与广告挂钩的时候会有失信息的公正性。而竞价排名之后，百度也一直受到业内的争议。百度的竞争对手谷歌就曾举办一个声势浩大的业界讨论会，把矛头指向“中文搜索引擎”的公正性。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虽然在业界看来，脾气再好的李彦宏也有发火的一天，但是对于李彦宏而言，这次发火是有必要的。事后，李彦宏拿到了公司第二笔融资基金——一千万美金。而投资商也告诉李彦宏：他们并非是被他的理由所打动，而是被他的坚持所打动了。
鲁豫：你们公司的员工说你平常特别喜欢跳舞。
李彦宏：我的爱好挺多，但是没有太多时间去做。其实我会的也不多，反正自己高兴就瞎跳。我学过集体舞，国庆35周年的时候到天安门广场去跳舞，我是其中的一员。
“我作为那时唯一的理科生参加了学校的五四辩论赛，我听了各种各样的讲座：气功、哲学、电影，我参加了合唱团，还在国庆的时候到天安门广场去跳集体舞，我尽情地享受着北大带给我的各种机会，我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思路，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很精彩。这让我逐渐形成了不轻信、不跟风的思维方式。对于我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北大四年让我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李彦宏在北大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我有时候跟别人说看黄色网站都是我的工作，一般人没有这种条件
鲁豫：你还喜欢玩儿杀人游戏？
李彦宏：对。整个北京IT圈杀人游戏的氛围是我给带起来的。因为2000年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玩儿，百度员工给他们介绍了这个游戏。后来就开始在记者圈里头传，现在好像整个北京IT领域都有这么一个风气，有事儿没事儿就去玩儿杀人游戏。
杀人游戏的规则至今在百度的贴吧里贴着，游戏概述是：“这是一种锻炼表达能力、判断力、观察力、思维能力和表演能力的角色游戏。每一个参与游戏的人都将被游戏深深地吸引。游戏让压抑的人彻底放纵，快乐是游戏的全部，在游戏中没有了彼此的诚实和信任，你要做的就是杀死所有人直到胜利，而这个过程中你要孤立和团结你需要的人，游戏让你轻松愉悦，你就是游戏中快乐的、优秀的、出色的演员。”
李彦宏在工作之余引领了这样一股游戏的风潮。但是，同事对李彦宏的评价是：“在玩儿杀人游戏的时候他适合做法官，但是他不适合做坏人，他也不适合做一个正在被别人误解为坏人的好人。”
鲁豫：你现在能有多少属于自己的业余时间？
李彦宏：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因为我的生活和工作没有明显的界限，比如，上网到底是生活还是工作我也说不清楚。本身上网就是我的一大爱好，但我的工作也是上网，甚至我有时候跟别人说看黄色网站都是我的工作，一般人没有这种条件。
鲁豫：你的工作跟黄色网站有什么关系？
李彦宏：有关系。做搜索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作弊。有一些网站本来别人搜索的东西跟它不相关。但是它希望排到比较好的位置，所以就去作弊，在自己网站上堆砌一些关键词。而黄色网站是最喜欢作弊的，所以你得琢磨它作弊的习惯、使用的手段等。
因为工作内容的关系，在中国互联网的领头羊中，李彦宏和他的百度一直是最受争议的一个。“三鹿奶粉”“医疗竞价”等事件，时不时地会将李彦宏和百度推到风口浪尖，站在道德法庭前，接受来自各界舆论的拷问。而且，百度内部员工的正常离职也会让外界的猜测纷纷而来。但是，这些在李彦宏心里都有一个很清楚地认识：这些事件的根源是搜索引擎技术的必然。
业内的分析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搜索是互联网上的‘裁判’，它的排序规则就是裁判手中的哨子，掌握着种种生杀大权，被赋予了维护生态平衡的原始使命，也就天然地承担了道德标杆的角色。”（摘自《时代周报》）
从一开始做百度就发现有白头发了。我觉得百度的一切才刚刚开始
鲁豫：你有觉得完全迈不过去的时候吗？或者说有特别崩溃的时候吗？李彦宏：我从一开始做百度就发现有白头发了。每天都很操心，每天早晨一起来就要看一些相关的数据，看一看业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哪些东西可能会对百度产生影响。晚上睡觉之前，还想一想我团队的这些人是不是都被放在了合适的位置上，他们有没有发挥出最大的潜力来。
百度一路走来，已经走过了大大小小的很多危机，这些危机随时都有可能让百度一夜之间不复存在：第二轮融资，纳斯达克崩盘，竞价排名的是是非非……但这些危机的来来去去，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李彦宏慌乱的身影。他一直谦和有加、有条不紊地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意林》杂志曾经有一份针对90后名为“90后，你最尊敬谁”的调查。在这个“尊敬”二字似乎已被遗忘的时代，李彦宏在90后们写出的答案中位于前列。
鲁豫：我看了一下你的百度贴吧，“百度李彦宏吧”里给你的留言分为几种类型。最多的类型是赞扬型，还有一种是求职型的，来找你找工作的人很多。你会理这些人吗？
李彦宏：我一般会把我认为说得靠点儿谱的人转到我们相应的部门去，让他们去看一下。
鲁豫：比如这个留言，“我是一个学中文的青年，我有一个关于信息搜索的创意，可能价值上亿美元，希望与您联系”。会有很多这样的人啊，但是他们说的也不一定全是真的，你理还是不理他们呢？
李彦宏：这也是我觉得很棘手的一个问题。我每天都能收到很多这种电子邮件，大家都觉得自己有很好的创意，可能会扭转百度现在的状况，或者让我们多挣几亿美元。但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精力去一点一点搞清楚，所以很遗憾，大多数这样的E-Mail都不了了之了。如果写了点具体东西的，我会转到相应的部门，让部门人员去看一看。
李彦宏当年刚回国的时候，百度是招聘了数月才找到5个员工。虽然每天都能接到这样的留言数千条，他还是相信网上不乏真正的人才，而且也期待有更适合百度的人才。
“我的理念一直是找比我厉害的人，找业界最强的人。每一个位置空出来，我马上就想，如果说全世界的人随便我挑，我会让谁来做这个位置？想好后，我就去找这个人，看他能不能来。如果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来，我就再去找下一个，直到找到合适的人为止。所以，百度能够发展到今天，找对了人是一大重要保证。”
——摘自《李彦宏的百度世界》
李彦宏的偶像魅力不仅激励着国内的莘莘学子，也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中掀起热潮。2009年9月17日晚，李彦宏应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考文中心（Cowin Center）大礼堂发表了题为“把握中国机遇，你准备好了么？”的主题演讲。当天下午消息一发出，就接到2000多人的报名。由于活动场地有限，数百名同学无法进入现场，却都站在门外听完了整个演讲。
会后，因为粉丝们十分热情，以至于工作人员不得不出于安全考虑，安排李彦宏从通向礼堂后门的一条秘密通道离开。而更令李彦宏意外的是，他还收到了上百份求职简历。
大幕才刚刚拉开一点点，人们只是看到了缝里面美妙的景色，还有很多美妙的景色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
鲁豫：百度今天的一切，你觉得比你想象的更好，还是一切就是在你的想象之中？
李彦宏：基本上在我想象之中。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太多事情要做。以前公司小，我觉得员工能达到两千多人的时候，就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公司了。现在这个网页检索，当初五个工程师做一个搜索引擎，也觉得做得很不错。但现在五百个工程师的时候，每一个工程师都还特别忙，还有做不完的事。这说明当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可做的东西更多了。我们总觉得整个游戏才刚刚开始。我们未来能够做成的事情跟现在相比，真的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是很多人现在还难以想象的事情。
鲁豫：会不会偶尔想想，这一切我做得还是挺不错的？
李彦宏：不多。我很少去想我们过去都做了哪些事情，或者现在百度真是挺了不起。我经常想的是两年之后我们会是什么样子，我怎么能在现在的基础上做得更好。比如今年进来的百度员工，可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百度现在已经有两千多人了，属于我的机会在哪里？已经没有成长空间了吧？我来了就是一个小螺丝钉吧？他们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们不知道，在他们之前的2005年、2004年、2003年、2002年来的人，进来的时候也在问同样的问题：百度现在都已经五十人、五百人了，我还有什么成长空间吗？不会再发展了吧？两年、三年、五年之后，等他们再回想此时的想法，就会发现非常可笑：怎么那时候我已经觉得很大了呢？那时候真小啊！我们2003年的时候公司开会，能够坐满一个这样大的阶梯教室就觉得很了不起。可是到现在已经没有一个阶梯教室能盛得下百度的所有员工了。这变化是非常快的。
鲁豫：你现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仍然有最初的那种激情吗？
李彦宏：有。因为我觉得这一切刚刚开始。大幕才刚刚拉开一点点，人们只是看到了缝里面美妙的景色，还有很多美妙的景色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希望能把这个大幕真正地拉开，让大家都能看一看。
2009年11月17日，百度举办了乔迁典礼。李彦宏在乔迁仪式上表示，百度已经从创业之初的七个人发展到如今的七千员工。这次搬迁正值百度成立的第十周年，希望这会是百度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在百度的不断壮大过程中，我们能看到一个“千变”的李彦宏，脾气温顺但喜欢跳舞，喜欢种菜最后却厮杀商场如战狼，对员工宽容却永远都不知满足……或许正是这样的千变千面，才最终成就了百度的王者之路。
张朝阳 努力达到一种解脱
人物小传
张朝阳（Charles Zhang），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1964年生于西安，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赴美，1993年获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学位。1996年创建爱特信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以风险投资资金建立的互联网公司。
1998年，爱特信更名为搜狐公司，张朝阳任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之后搜狐历经四次融资，于2000年7月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挂牌上市（NASDAQ:SOHU）。
2001年张朝阳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全球二十五位企业新星之一，同年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明日领袖”之一。
2007年10月4日晚，他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玉珠峰大本营上用随身带来的电脑输入www.sohu.com，两分钟后成功登陆，玉珠峰和可可西里无人区首次实现了宽带网络通话。
如果我今天不是站在峰顶上，我就是坐在游艇里和一群朋友在大海中徜徉。但我选择了来到这里。
——2007年10月6日张朝阳历时6天登上青海玉珠峰顶
我靠不戴表或者穿着比较休闲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重要的让你非做不可
鲁豫：张朝阳是个特别守时的人，今天我们本来约1点半来。他到现场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1点31分，非常守时。
张朝阳：我平时不戴表，也不知道时间。我靠不戴表或者穿着比较休闲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重要的让你非做不可。即使周围的人都戴，你自己不戴表也没有关系。我人生的前几十年里有太多“应该”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这样一种价值观的轨道上一路走来。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那样做，总有一个标尺在衡量我们，这种衡量从幼年就开始了。我们的教育就是我们衡量的尺度。所以每个人的长大都是痛苦的源泉、焦虑的源泉。我接受这种教育，并在这种价值观下勤奋、严肃、认真地走了几十年，走得非常累。现在终于有一个空间可以使我有机会消除这些价值观了，所以我绝对不戴表。比如我起床，早上一般我会主动起床，我要让我的睡眠永远处在需要的状态，这样我可以睡得比较深，质量比较好，而不是贪睡。如果贪睡的话，第二天也睡不好。这也是一个自我管理的过程。
鲁豫：他们说你中午一般都是吃一碗清汤面条，上面搁几根青菜。
张朝阳：吃得比较简单吧。
据说日常生活中，张朝阳最常吃的就是面条。张朝阳回国后的第一顿饭，就是一位科技公司老板请的一碗面条。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在张朝阳这里，生活中的小节被简化到最简单的同时，工作中的小节却被重视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比如，给员工下命令时，他不用电子邮件，专门用手写。
在15层的搜狐大楼里，张朝阳最习惯办公的地方，是一间有黑板和大屏幕的会议室。作为一个知名网站的CEO，也是多年对网络化信息传递简速化的警觉，他从来不喜欢用电子邮件与员工联络，一般给员工下命令时，他不发电子邮件，而是手写一些小条之类的东西再传递下去。
张朝阳习惯用这样原始的方式传达命令。作为一个互联网从业者，他知晓信息传递带来的所有预见性利害，所以他的解释是为了防止泄密所以用手写。它不会像电子邮件一样被随意复制抄送，即使有人要传播它们，也需要走到复印机前，由于翻阅人的数量有限，也很容易追踪到泄密者。
鲁豫：你给员工下命令一般不是发电子邮件，而是写一些小纸条。那些小纸条已经攒了很多了吗？
张朝阳：攒了一摞了。电子邮件可复制性太大，你写一封电子邮件给几个人，这几个人在传播过程中可能会传给另外几个人，这样就有可能被泄漏，甚至可能变成一个媒体事件。而用手写的方式传递信息，如果有人想要传播，他必须打印出来之后再传给相应的人，如果需要复制的话他要到复印机前面去，再传给别人，这个过程本身就会造成一种阻力，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要这种阻力。信息的太容易复制导致无阻力的沟通和信息的泛滥，会威胁我们每个人。这是为什么我用手写而不用电子邮件的原因。至于办公室放置小黑板，是因为我觉得站着思考，深度会更宽一些。我站着写在黑板上，最后打印出来，这样会有助于思考。走路的时候我也会想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走路的节奏会刺激大脑的思考。
鲁豫：用手写给人发出指令的那种感觉挺伟大的吧？毛主席就是用手写的。
张朝阳：没有，我说了，我要克服自我，我没有自我。当你写的时候，你的心情会体现在笔迹上，员工看到这个字，会感觉比电子邮件更加亲切。
鲁豫：那倒是，你的字好看吗？
张朝阳：还可以吧。
我现在在努力达到一种解脱，在这种空性的状态下，我能看到一些东西，产生一种摆脱自我的创造性灵感。
鲁豫：我们的摄影师在你们公司转的时候，你的员工都在很自在的工作，没有人站起来向你打招呼示意。
张朝阳：我平时在公司都是一个人走来走去，对其他人工作没有影响。这样的话，对公司来讲也可以获得一种解脱，在这种情况下，人能以自己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而不是去关注自我，关注“我”做得对不对。我现在在努力达到一种解脱——我的自我是不需要被肯定的，当然已经被肯定很多次了，在这种空性的状态下，我能看到一些东西，产生一种摆脱自我的创造性灵感。我的兴趣和创作性迸发的时候，就给员工打电话，给他们开会。这时候对我来说，履行一个CEO的职责和义务已经被粉碎了。
鲁豫：平时你有保镖吗？
张朝阳：以前有，现在没有了。以前晚上出去的时候会让保镖跟着，但我也没有得罪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用。只要别人认不出我来，就没什么事。
鲁豫：男保镖还是女保镖？
张朝阳：当然是男保镖，什么意思啊你。（笑）
鲁豫：你的员工一般怎么评价你？
张朝阳：还好吧。
鲁豫：平时在公司你发火吗？
张朝阳：一般不发火吧，三年中很少发火。
无论员工还是朋友，谈到张朝阳，都表示几乎很少见到过他发脾气。他本人也不止一次表示，“我是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很内向。”他身上另有一种气质，类似于艺术家的气质，比如他说，“我话少的原因是因为我追求真实。我性格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追求真实到了一种残酷的地步。”
从心理学上的九型人格理论来分析，张朝阳很有可能是第四型人格艺术家型和第八型人格领袖型的结合体。这样的人格特质既冷静又富于想象力，可以使企业家在一定时期内创造非凡的业绩和财富。同时，对自我可以达到一种更深刻的认知。比如，在对待传统教育的态度上，张朝阳显然非常清醒。
读完本科或者硕士就可以了，博士对我来讲太长了。不过读博士也有一定的好处，把时间耽误了，却等来了互联网
鲁豫：他们给我一张你的名片——张朝阳博士，然后才是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博士放在了前面。
张朝阳：我也没有特意要表现什么，在美国，一般是以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来体现一个人的水平的。
鲁豫：我觉得博士还是挺牛的。
张朝阳：教育这条路我走得太远了，我接受完教育的时候已经31岁了。读完本科或者硕士就可以了，博士对我来讲太长了。虽然读博士也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当你还在上学时，别人就已经毕业了。那时我还在麻省理工实验室里待着，整天做实验，同学们已经进大公司赚钱去了。恰恰是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我发现发电子邮件、聊天这些网络应用太伟大了，于是1994年我就想成立公司。可以说读博士也是因祸得福吧，把时间耽误了，却等来了互联网。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读博士还是值得的。
假如张朝阳出生在美国，假如张朝阳的早期教育背景是美国文化，那么今天的张朝阳不仅会是一个企业家，也一定还会是一个艺术家或思想家。
但事实不是假设。1964年张朝阳出生在中国西安市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在中国的文革时期度过的。张朝阳对童年的那段经历记忆犹新。
我小时候想干吗就干吗，比较异想天开，思维不大受束缚
鲁豫：你小时候是不是像别人说的，比较多疑，比较孤僻？
张朝阳：现在的性格肯定是由小时候的性格一点点积累而成的，所以我很难说小时候我是什么性格，这是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自我认知和自我觉醒的。鲁豫：你小时候比较顽皮吗？
张朝阳：应该是比较异想天开吧。我父母都属于小知识分子，上过大学，也比较有觉悟，都入了党。我外公很早就去了延安，1937年入了党，后来被敌人抓起来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后来逃跑了。如果解放后他能到北京的话，应该会是很大级别的官。我小时候是家里的老大，爸妈那时候都在辛勤工作，他们一直都是“先进”，一直到文革的时候都是“先进”。他们在我面前没有大人的权威，这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我小时候想干吗就干吗，比较异想天开，思维不大受束缚。
鲁豫：你小时候干过最匪夷所思的事情是什么？
张朝阳：我小时候住的地方特别小，我整天拿着钳子或者铁丝，敲敲这个，敲敲那个或者做点什么玩意儿。
鲁豫：你做手枪想打什么啊？
张朝阳：我们当时在兵工厂，厂里面有废的弹壳，弄一个木头把，然后把鞭炮的火药拿出来，放进去，塞上一层纸，放点石子，然后打鸟。其实这手枪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声音很大，比鞭炮的声音大多了。有一次在我家阳台上，我一打，嘣，跟爆炸了似的。
鲁豫：你打到过鸟吗？
张朝阳：没有，从没打到过。
鲁豫：你跟人打架吗？
张朝阳：打架，那时候都打架，我还算打得少的。小孩子分成两拨儿，一拨儿是大一点的初中生，一拨儿是小学生，相互打架。一般都用拳头打，不敢拿板砖拍。后来快上中学了，人家说上了中学都是用凶器打或者板砖打，如果不这么打人家就说你没本事，我就有点害怕上中学。后来一到中学，粉碎“四人帮”了，大家都开始学习了。我初一就开始学习了，初二已经是班里第一名了，后来物理竞赛也是第一名，所以很快我就被纳入了另一条道路了。但小时候的打架，记忆还是很深刻，我觉得有几个电影能反映小时候打架的情况。一个是路学长拍的《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还有一个当然是姜文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路学长拍的电影跟我们比较像。
鲁豫：你那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张朝阳：有过很多理想，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想拉二胡，想着什么时候能进陕西省剧团拉二胡或者唱秦腔就好了。也画过画，然后想当画家。那时候我住在西安郊区，有很多兵工厂，跟我们一起的小孩比我大五六岁、七八岁的，他们都上山下乡，我觉得特别好奇，我也想去。那时候我只有三四岁吧，我父母都在医院里面当医生，医院也搞行军拉练，一出去就是半个月，我爸也跟着他们出去，然后到各个地方做医疗。我也偏要跟着去，一定要去，我妈没办法，后来把我拉到医院的常委党支部书记那里，让他说服我。后来那个书记就跟我说，说了好久，最后我就答应了，不去了。后来我站在那里，眼巴巴看着我爸他们坐着那个解放牌的大篷车走了，特失望，那时候就特别想去世界的各个地方，充满想象的想。
那时候中国人的思维单一，信息闭塞，“爱情”这个词连提都不能提的，提起来是小资产阶级，是禁区
鲁豫：小时候你想过长大了生活在哪里吗？在北京？
张朝阳：想过，北京、上海这些大地方，都是我特别憧憬的地方。小学毕业的时候，曾经去过上海三个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鲁豫：你当时崇拜的偶像是谁？
张朝阳：小时候没有偶像这个概念，后来上了初中开始学习之后，偶像就出现了。比如那时候高能所的曹南薇，还有数学所的陈景润，一系列的科学攻关产生的科学家都是我们的偶像。除此之外，小时候就没什么偶像了。还有小说里的偶像，那时候没有什么书，从图书馆借出来的很多旧书，我很喜欢读，比如《追穷寇》、《解放军进军大别山》，还有我爸给我讲的《矿区风云》之类的革命故事。还有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鲁豫：那你一定很喜欢冬妮娅。是不是你的初恋情人？
张朝阳：算是。可能你们年轻人都不太懂，那时候中国人的思维单一，信息闭塞，“爱情”这个词连提都不能提的，提起来是小资产阶级，是禁区。破冰文章是刘心武写的一篇《论爱情的位置》。那时候没有电视，我们每天吃完午饭以后，小朋友们都在楼里坐在窗户底下听广播，然后就特激动。那时候《论爱情的位置》每天连续播放。
鲁豫：你懂什么叫爱情吗？那时候才11岁。
张朝阳：不知道，反正就是特别脸红心跳的那种，包括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脸红心跳的，第一次接触到描述男女之事的时候，对于我们那么大的小孩就是破天荒，从来没有接触过。我很小的时候就表达了一种对美或者对小资的喜好。
鲁豫：在那个年代你有过具体的小资行为吗？
张朝阳：没有，绝对没有，那时候一门心思要成功，要学习。中学那会儿看到一些女孩子很好很不错的，心里就算起了一点小火苗也要掐灭的，不会任其发展的，那个时代都是这样，根本想都不能想的。
鲁豫：那时候有女孩喜欢你吗？
张朝阳：也许有，我也不大知道。都在拼命念书、考试，没有心思去想。
1976年文革结束，转眼间，知识成为改变人命运的一个跳板，许多年轻人来不及思考什么，便淹没到了那个时代的高考热潮中。那时候张朝阳刚刚上中学，来不及回味童年顽皮和放任的自由与快乐，很快就投入到繁重并且沉重的学习中。“大学独木桥”的竞争伤害了太多中国年轻人的智慧与自信，在“被智力等级划分”的比较中，不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无一没有承受过在竞争中“怀疑自我”的内心痛苦的煎熬。这种文化的创伤甚至会伴随许多人的一生。
张朝阳考上了清华大学。从现象上看这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母校的荣耀、更是父母的荣耀。为了缓解这种“被比较”带来的压力，张朝阳采取了许多今天看来非常难以置信的方式——长跑、冬泳。他说，“在这种竞争中，每个人都会产生自我怀疑，直至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到美国之后，我花了好多年才把它克服掉。”
在单一价值观的影响下，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到了扭曲的地步。在那样的环境下，我借着冬泳来发泄
鲁豫：那时候你学习很好吗？
张朝阳：算是吧，一般都在班里前几名，不是那种一考一个准的绝对第一名。我比较厌烦照本宣科填鸭式的教育，但因为我比较用功，所以都是班里前几名。我喜欢长跑，还有冬泳，游了三年冬游，自虐。
鲁豫：你去哪里游泳啊？
张朝阳：清华游泳池，冬天把那冰凿开，然后就往冰水里跳。当时自认为是喜欢，现在回个头来看就是一种自虐，对自己很不满意，自我怀疑，怎么每次考试都考不好。那时候我们班处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因为在清华物理，都有一种理想的情结，一根筋。考试是唯一重要的，我们班是各省的尖子往外冒，都非常优秀，甚至很多人立志要拿诺贝尔奖，所以导致了一种小气候：价值观单一。考试好才是唯一的标准，考试不好就是不聪明的。我们班女孩也很少，本来40个人的班有6个女孩，我们20个人的班仅有3个女孩。那段时间里，我们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网络还等着我来建呢），在单一价值观的影响下，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到了扭曲的地步。在那样的环境下，我借着冬泳来发泄。二年级的时候，我考试没有考好，压力越大，越考不好，本来复习得好好的，做了很多习题，但是一到考场，突然又被那种情绪控制住。越考不好越对自己不满意，自己跟自己较劲，所以我开始通过长跑、冬泳这种自虐的形式来获得一种强大。鲁豫：你不怕感冒吗？
张朝阳：游冬泳反而不会感冒，你直接跳下去，然后游一会儿再上来，这对身体有好处。
没说什么。后来就天各一方了，Nothing Happened
鲁豫：现在你还游吗？
张朝阳：现在不游了，现在我没必要自虐，我已经平和了，找到自我平衡了。
鲁豫：你想考多少名？
张朝阳：我的理想太高了，那时候我想成为杨振宁那样的大物理学家，对自己要求很高。如果考不到第一的话，我会觉得对不住我自己，因为那是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如果考不到，我生活就失去意义了。你看当时的观念多么单一。
鲁豫：那时候你们有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吗？
张朝阳：也有，别的系里都有，我们班相对少一些，也就是一些过年过节的时候的聚餐吧。到最后一年的时候，我终于证明自己了，因为我成了我们系里考得最好的，考到美国去了。所以有一年我没什么事情可干，我都不想念书了，后来就出去跳舞、游荡。
鲁豫：你跳什么舞啊？
张朝阳：那时候刚流行交谊舞，比如华尔兹。我的动作行为控制特别好，大学最后一年，我才发现在跳舞方面我有天赋。
鲁豫：大学里交过女朋友吗？
张朝阳：没有，大学里女生太少了。最后一年可能有过喜欢的女孩，但是交往的时间太少了。
鲁豫：他们说那时候你可能在两个女孩中间举棋不定，一个女孩长得很好看，但是成绩差一点，一个可能长得不是很好看，但是成绩非常好。这个划船的是长得好看的还是成绩好的？
张朝阳：肯定是好看的吧。她当时快出国了，还有几天就要出国了。我们划了一半就不让划了，然后转到颐和园去了。从颐和园走回来，走了一大圈，走了一晚上。
鲁豫：跟她说明了吗？
张朝阳：没说什么。（笑）后来就天各一方了，Nothing Happened，没发生什么。
鲁豫：那时候挺好玩的啊。
张朝阳：纯真年代，那时候特别单一，特别充满希望，回忆起来挺好的，但当时很痛苦。
鲁豫：那时候大学生的最高梦想是出国，你当时考到那个奖学金，就意味着你可以出国念书了，不需要打工了吧。
张朝阳：1985年就已经定了，所以这一年我都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的感觉，考上李政道奖学金这个项目以后，我等于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成功了。你知道在那样一个等级森严、考试成绩决定人的地位的环境下，我的地位就变得非常高了，那一年是初尝成功的感觉。
张朝阳始终是一代人中的骄子。他出类拔萃地从清华脱颖而出地考取了李政道奖学金，实现了青春时期“出人头地”的辉煌梦想。
1986年，22岁的张朝阳考取李政道奖学金去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物理学博士。10年的留学生涯为张朝阳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他从电影、电视和杂志上认识美国。他最喜欢的男明星是凯文·科斯特纳；他最喜欢的女明星是安娜特·内宁（《美国丽人》）和金·贝辛格（《爱你九周半》）；他最喜欢的杂志是《名利场》；他最喜欢的电影角色是《复仇》里的凯文·科斯特纳——与他日后个人奋斗的现实版本一样，这个故事充满了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精神、好莱坞文化、大亨情结，以及巨大的心理落差。
这是一段开着敞篷车、梳着马尾辫、青春肆意张扬的时光。充裕的奖学金让他不必为生活担忧，但是两种文明和两个社会巨大的反差却足以令张朝阳一边在实验室做着实验，一边思考自己未来的方向。
到了美国以后我发现世界还有很多方面，不只是念书，不只是当物理学家。我的价值观开始多样化，以前的一根筋松动了
鲁豫：你在美国打过工吗？
张朝阳：也就是两三次吧，而且都是打了一天之后我就不干了，因为我有奖学金，打工完全是为了赚点外快。在波士顿的时候，有一份工作是为一份报纸Boston Herald做电话营销人员。我暑假没什么事，就去应聘。工作内容是打过电话去问，“某先生、女士，你要订阅什么报纸吗”。第一次一个老太太说，“我已经订了”。我再给第二个人打电话，对方说，“知道了，我不需要报纸”，“啪”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再给第三个打，还是没有结果。我就觉得很挫败，并且没有什么意义——我又不缺这些钱，就不干了走人了。还在纽约一家家具店里干过，也是干了半天，不想干了就走了。
鲁豫：真舒服，一点工都没打，我还以为你洗碗什么的呢！
张朝阳：跟很多学艺术的不一样，学艺术的一般需要打工。在美国底层真的生活得非常辛苦，像我们学理工的还好，有奖学金。
鲁豫：听说你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梳了一个马尾辫子，梳了有多久？
张朝阳：有一年吧。
鲁豫：开什么样的车？
张朝阳：第一辆是六百五十块美金买的一辆车，有一次下雪，不小心刹车撞树了，才开了两个月，之后我又花了七百五十块美金买了一辆日本车。这辆车坏得很厉害，光修就花了好几千，最后开了五年，开到最后不能开了，发动机还很好。门打不开了，我就从窗户里面跳进去。后来工作了，我又买了一辆敞篷车，没过多久回国了，我就把这辆车给卖了。
鲁豫：他们说你开敞篷车常常紧急刹车，故意做出很潇洒的样子，说的是你吗？
张朝阳：是，也不是。我玩车比较多，经常开特便宜的日本车，一直开到波士顿的海滩去，那时候还带着墨镜，玩什么都要特别酷。从美国开始，我的价值观开始多样化，以前学物理时候的一根筋开始松动了，受了很多人的影响，比如说美国好莱坞的影星或者美国总统等。
鲁豫：为什么受了好莱坞影星的影响？
张朝阳：到了美国以后我发现世界还有很多方面，不只是念书，不只是当物理学家。那时候看了美国很多的电视、杂志，当时我喜欢看一份比较八卦的人物杂志——《People Magazine》。另外美国总统竞选对我影响挺大的，我当时的一个偶像在美国主持一个节目《学徒》，他是一个地产大亨，竞选时候经历了几起几落，给我印象很深。价值观多样化之后，做物理的这根筋就开始松动了，想做很多别的事情，比如要找工作、付房租，要现实起来。随之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穿着，受好莱坞影星的影响，要酷一点。
当时大多数留学生不问一问自己，这种生活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内心是不是真的很平静？问及这种根本的问题的人更能抓住机会
鲁豫：你有过美国女朋友吗？
张朝阳：美国这段历史我就不说太细了吧。
鲁豫：行，那我就明白了，我觉得那时候你的形象跟个物理学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张朝阳：对，尤其是后几年，肯定不会做物理学家了，但是在实验室我还是物理学家，特别勤奋，后来成绩不错，还获得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奖，就是美国物理协会的最佳论文奖。我当时读了一本书叫《找到你的救星》，书里说有的人身强力壮但步行；有的人体弱多病但找了一匹马就骑得很快。我很受启发。后来我就想，我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我的马在哪儿？我的优势在哪儿？第一，我是中国人，我来自中国，我对中国了解，我一定要做跟中国相关的事情；第二，能帮我的人是谁？我比较认可的、离我最近的就是我的导师，他是麻省理工的副校长。后来我问他，麻省理工学院要不要跟中国合作点什么啊，他便推荐我到校方。后来我就完全从物理学家变成一个外交官了。
这一天是1995年11月1日，张朝阳刚刚过完自己的31岁生日不久。走下飞机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张朝阳感到一阵寒意，他想不到11月初的北京会如此之冷，也许是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他感到了寒冷。此时，中国互联网事业刚刚起步，张朝阳并不知道摆在他面前的未来是什么。
很长时间内，张朝阳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自小一直喜好文学的他，此时仍保留着阅读小说的习惯。他常常拿起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甚至他曾骑着自行车去看张承志书中写过的永定河。这类书中描写的敏感、自省和英雄主义情结总让他心有戚戚。而中国在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中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让他惊叹不已。直觉告诉他，这是一次机会，他必须要抓住。
我已经很厌烦在美国夹生饭的生活了，我说哪怕回到自己的国家做一个平民老百姓，我觉得也是高兴的
鲁豫：1995年的时候，是公认的“出国热”的时候吧，那时候像你这样，在外面的留学生回国的多不多？
张朝阳：很少，都是疯子。有两个在波士顿留学回国的人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是熊晓鸽，另一个是富国集团的严慈亮，他们当时去哈佛论坛演讲，我在底下听得特受启发。
鲁豫：你当时回国的想法是什么，办互联网公司吗？
张朝阳：首先我是想办一个互联网公司，1993年、1994年的时候试了两个月，后来没什么下文。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活在自己的国家是特别舒服的，尽管当时的北京还只是一个平面的北京，各个方面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我能感受到那种气息。记得那时候回国，好像满街都在跳舞，放的音乐全都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还有《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电视连续剧也在热播。在外面待了十年，与中国的文化有断层，一下接触有种夹生的感觉。其实作为个体来讲，我们到底生活在一种观念里面？还是在为自己而活呢？如果是生活在观念里面，那么我们每个真实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干吗呢？我们应该念书，应该找工作，应该在美国这样一个世界舞台中心奋斗，然后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这些都是流行的说法。当时大多数留学生不问一问自己，这种生活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是不是很舒适？我内心是不是真的很平静？而问及这种根本的问题的人更可能抓住机会。我当时经常问自己，我为什么待在美国这个地方？我在国内感觉特别舒适，在国内我感觉找到了自己的家。后来在国内，我跟投资商一起做互联网经济，他给我开的工资很少，可能只有在华尔街的工资的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表面上来看，我是很落魄的，但恰恰是我在拷问自己的内心，我在为自己内心的一些感觉活着。所以我能抓住这个机会就在于我比较忠实于自己内心原创的想法，而不是跟着大家随大溜。
鲁豫：你当时有没有想过我能有这么事业有成的一天？
张朝阳：我已经很厌烦在美国夹生饭的生活了，所以我说，哪怕回到自己的国家，做一个平民老百姓，至少也是高兴的。
鲁豫：那时候你有存款吗？
张朝阳：没有什么存款，那时候我把我的车卖了——两万多美元买的，一万多美元卖了。由于那时候我对钱没什么概念，不像我很多同学特别会生活，导致我经济一直不是很好，信用卡利息什么的欠了一大堆。
他不给我投资，其他人也不给我投资，我的整个投资计划完全失败了。他把我领到电梯那儿时，等于是把我赶出去的
1995年以来，美国的互联网发展更加迅猛，网上服务商日益壮大，而中国网络却存在中文信息严重匮乏的问题。张朝阳抓准时机，通过麻省理工的一位老师，他如愿以偿拿到了22.5万美金。1996年8月，在一间只有一百多平方米的写字楼房间里，张朝阳的爱特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爱特信公司经过一年的探索，于1998年2月推出标志性产业，中文搜索引擎“搜狐”。
“一开始，没人相信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公司，人们觉得把钱给你是很危险的事。但我们又极需钱，我们这种公司就是要用钱来做技术、软件。我到处融资，但在那个年代，没有比融资更艰难的事情了！每天早上我打开电脑，只有几个电子邮件，都是拒绝你的，就像打过来的子弹。”至今，说起最初创业的艰难，张朝阳仍无限感慨。
张朝阳：英特尔当时有两个人决定给我投资，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六个月的审问，最终那两个人共同说服了英特尔给我投资。那个时候我对风险融资已经有些基本的概念了，创办公司的话肯定要我自己融资，我的投入就是我的信用卡，通过透支信用卡，我在全球飞来飞去地融资，特别艰难。
鲁豫：你当时透支了几张信用卡？
张朝阳：我当时就一张信用卡，一直在靠我的工资来交点利息，没办法，就得全球飞，融资嘛，特别紧张。所以1996年是我度过的最艰难的一年，也是最辉煌的一年。
鲁豫：问别人要钱特别难吧？
张朝阳：那时候不像现在，风险投资还没有起来。我只能飞到美国去，求助于我在MIT（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关系。首先美国的互联网在1995、1996年的时候还是刚刚萌芽状态，雅虎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他们连他们本国互联网到底怎么发展都不太有信心，更别说到中国投资，所以我大海捞针，要找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就更难。我就在纽约、波士顿找了很多朋友，经过艰难的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有人给我投资了。
鲁豫：有过特惨的时候吗？
张朝阳：太惨了，简直惨得不行了。麻省理工有个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富人投资，我就去纽约了。他问我，谁在给你投资，如果需要，你把他们的电话告诉我，我跟他们说一声。我就告诉他了，告诉他之后，他们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不给我投资，并且还劝说所有要给我投资的人不给我投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受骗了。他希望我回到中国去再做一段时间，拿出一个更好的商业计划来。还有一个要给我投资的人，谈过之后，他说让我下午三点去他的办公室，好像对我的项目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我很高兴，就在纽约街头随便吃了个午饭，转来转去，等到下午三点我去他的办公室，他却脸一变，说，我决定不给你投资了。我说你上午不是还表现出兴趣了嘛。最后他还是拒绝了我。那时候我整个万念俱灰，因为他不给我投资，其他人也不给我投资，我的整个投资计划就完全失败了。他把我领到电梯那儿，等于是把我赶出去的。
后来的搜狐董事会虽然也很艰难，但是我的一生已经磨炼出来了。这段经历把我从书生磨炼成一个特别谨慎、复杂、多心的人
鲁豫：真拿到钱的时候，兴奋吗？
张朝阳：经过三个月的辗转一无所获，但我麻省理工的教授还是力排众议，认为可以赌一赌，所以我现在仍然非常感激他，他现在还在我的董事会里。那时候八月十五回国，我坐在飞机上，看着那个月亮，圆圆的月亮，我万念俱灰。但我想人类能把这么大的飞机举到天上去，我相信我一定能成，就这种感觉，就是不可能什么事都不成吧。一无所获回到北京，还是打电话问他们投不投，最后的几个月，他们把我的定价砍掉了一半，他们要获得更多的股份。经过这一段最艰难的过程的洗礼、锻造，我的一生已经磨炼出来了。这段经历把我从书生磨炼成一个特别谨慎、复杂、多心的人，所以后来我能够轻松驾驭董事会。鲁豫：后来你见过当初承诺给你投资，但是后来却拒绝给你投资并且把你赶出去的那个人吗？
张朝阳：这个故事后来是比较悲惨的，他是一个老头，那时候大概六七十岁了，现在已经去世了。后来搜狐上市的时候，他不停的表达出那种惋惜之情，一直在问我最近怎么样了。后来他是得脑瘤去世的，但我不知道他得脑瘤是不是跟错失我这个重大的机会有关。但那时候他大概只需投个七万美元，便可以回报三千万美元。错失这样的机会，我相信他心里肯定是特别难受的。
鲁豫：愿他在天之灵安息吧！
1998年，中国网络界称之为“张朝阳年”。那一年的2月25日，34岁的张朝阳在北京启动搜狐，10月5日，他从全世界各路网络诸侯中脱颖而出，以四百万美元个人资产的奇迹，创造了中国本土的第一个网络神话，与比尔·盖茨等人一起被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评为全球五十位数字英雄之一，名列第45位。然而也就是在风光一时之后，2001年张朝阳进入了另一个艰难阶段——他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股票价格连续低于一美元，面临即将被摘牌的危险。
鲁豫：搜狐上市股价最高的时候，你每天会不会算一下我今天的身价多少，明天的身价多少？
张朝阳：也不用天天算，大概知道吧。
鲁豫：你赚钱之后给自己买的第一件很奢侈的东西是什么？
张朝阳：2003年股票还没有完全上去露出一点端倪的时候，我给自己买了一辆宝马的敞篷车。
鲁豫：我听你的一个朋友说，在冬天的北京坐过你的敞篷车，下着雨，冻得半死。
张朝阳：一个记者，他想试试我的敞篷，我就打开敞篷，开了一段时间。那天挺冷的，他写下来了。
鲁豫：在北京开敞篷车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堵车的时候大家都看着你，你不觉得别扭啊！
张朝阳：当时还没这么赌。
当我觉得局势掌控之后，我就偏这么着，无所顾忌了，把帽子摘了，就让别人看我蹦迪
经历了搜狐2001年股价只有一美元、公司市值只有3000万美元的低谷，也经历了搜狐市值冲破十亿美元的高潮之后，张朝阳慢慢学会“心存敬畏”。
“敬畏他人，敬畏任何事物。不要以为你什么都懂，要有倾听和学习的态度。不要骄傲大意而想当然。”
现在的张朝阳，坚持吃素、运动和一切世俗玩乐，并力争活到150岁，“我就是以出世的态度来入世，就跟打高尔夫球一样，没有精神负担，就是好玩。长期以来都有人说我肤浅、作秀，我就是觉得好玩，这是我的一个活法，我现在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无疑，他也是一个会玩的人，舞蹈、唱歌、瑜伽，每样他做得都不错。
鲁豫：当时有一段股票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们说你释放压力的办法是跳迪斯科，去蹦迪？
张朝阳：股票在2000年上市，2001年的时候到了谷底，因为纳斯达克崩盘，全世界都在怀疑互联网公司的价值以及网民的价值。由于没有商业模式，我们还没有盈利，都在亏损，所以董事会给我的压力非常大。他们这些人不懂互联网，就整天指责说你没有管理经验，这么亏损下去怎么办。我压力特别大，随时都可能被解职，所以就强忍着，他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从2002开始，公司的广告开始缓慢地增长，2002年下半年的时候，搜狐的无线业务已经做得非常大了，我们一下就盈利了。从2003年开始，股票就开始急剧攀升，这时候董事会就开始高兴一点了，但是问题还是很多。所以我一直在着手如何把董事会里不太懂互联网，而且对中国人不太信任的这些人，逐渐就把他们踢出董事会。2003年8月份董事会的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权力基本上在我掌控之中了，哪怕公司消失了，我这辈子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我就来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1999年到2003年这几年当中，我付出了巨大的心理代价，都有点神经质了，我需要释放。我本身喜欢玩，我就在大庭广众之下蹦迪。我以前老戴着帽子，怕别人认出我，或者怕董事会抓住我的把柄，后来觉得局势掌控之后，我就偏这么着，无所顾忌了，把帽子摘了，就让别人看我蹦迪。
鲁豫：你蹦的姿势好看吗？
张朝阳：我不是在夸口，我舞蹈方面的创造性可以让很多专业人士看了都非常惊诧。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空性的表达，是脑子里的意识在音乐的节奏下表达出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非常独特的，倒不一定要学什么太空步。他们搞专业舞蹈的人看过我跳舞，觉得我可以去当老师了。我的舞蹈里面包含了小时候武术的动作、太极的动作、芭蕾的动作，但我没练过芭蕾，不过我的动作很像芭蕾又有hip-pop的风格，好几个结合在一起，而且总是根据音乐而动，音乐会决定我跳什么。
鲁豫：你去卡拉OK都唱谁的歌？
张朝阳：流行歌曲，最流行的。我会唱好多女孩唱的歌，男孩的歌一般我唱就觉得有点怪，我觉得表达的那种东西啊就太浮浅了，唱起来觉得别扭，所以我就不太喜欢唱男孩唱的歌。我唱女孩的歌，好像就听着一个女孩在向我诉说什么东西，所以我就不觉得怪，不觉得浮浅。蔡依林的《舞娘》，TWINS的《星光游乐园》，我也喜欢梁静茹，像《暖暖》那种歌，还有什么萧亚轩、张韶涵、许美静啊。男孩可能就是许巍的歌还可以吧，罗大佑的歌也可以，我的跨度很大。
鲁豫：你是麦霸吗？每年搜狐大会上，你唱歌吗？
张朝阳：不是，搜狐的员工比较少，不会唱。
我的梦想就是在探索心灵革命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能真正放下自我
鲁豫：他们说你练瑜伽练得特别好。
张朝阳：也没有正式练，我觉得瑜伽的某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它是动作、呼吸和思维三者合一的一种东西，很符合人体的工作规律。
鲁豫：最近又买了一个很大的玩具，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很喜欢——一艘大游艇。
张朝阳：就在北京的近海，但最近太忙了，没怎么开，可能明年夏天会玩得比较多，冬天可能弄到三亚去，这样可以玩得时间多一些。这个游艇要配置跟它的相匹配的各种服务，比如白色的桌布、上好的咖啡、上好的早餐以及上等的朋友等。现在配套设施还在码头建，各方面还没有完成呢。
鲁豫：以后的梦想是什么？
张朝阳：我的梦想是在探索心灵革命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能真正放下自我，达到彻底的、百分之百的、高纯度的无焦虑，这样就会让衰老终止，这样的话我可以活150岁。150岁不是目标，150岁是一个综合参数，是告诉我，我的焦虑克服到了什么程度，我的生命状态是不是已经处在一种停止衰老的状态上了，另外就是如何在这剩下的100多年里活得更有趣。
尽管有活到150岁的豪迈畅想，但是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张朝阳却仍然单身。曾经有人将“sohu”进行了一些联想，甚至有人说，张朝阳将“搜狐”作为自己网站的名称，是因为他偏爱《聊斋志异》，《聊斋志异》里面鬼女、狐女，她们柔情似水、飘然若仙，翩翩而来、如风而去。不知，现实里的张朝阳是否也喜欢此类虚幻若仙的女子，以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头上一直顶着“钻石王老五”的光环。
鲁豫：问一个你可能不会回答的问题。你会结婚吗？
张朝阳：现在还不知道。婚姻首先是一种法律的形式，其次是你要跟一个人度过很长的时间，但我可能更多的时候需要独处。
鲁豫：希望你达到你的境界，但到150岁我是活不了了。
张朝阳：我觉得你的佛性还是挺高的，所以你还是有希望的。我保证十年以后比现在还年轻，这是我的一个目标，那时候将会有很多信徒很多人来取经，因为我摆在这就是一个证明，你们要按照我的思维方式，你们同样可以活得那么年轻。
美国诗人格雷戈里·柯索在《战地报告》写道：“错，我不是生于三月三十三，对，我生在自我当中。”“对过去没有记忆，对未来没有奢望。”在对自我了如指掌之后，张朝阳做出他的自我抉择。当他的心灵从焦虑慢慢走向宁静，搜狐文化也一步步拒绝“虚妄”，杜绝口号和作秀。
“只活在当下”，这是蜕变，也是回归。从一个数字化浪潮的鼓吹手和布道者，到一个追求没有焦虑、无我生活方式的开悟者，张朝阳一直在追求一种解脱。除了精神上的，财富于他，也是解脱的一种方式。
郑明明 深达灵魂的美丽
人物小传
郑明明，CMM国际集团主席，蒙妮坦国际集团董事长，20世纪30年代末出生于印尼的一个华侨家庭。从事美容、美发教育发展事业三十多年，拥有“国际美容教母”之美誉，身兼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及多个国际美容协会主席等要职。
1966年在香港创立了蒙妮坦美发美容学院，其后发展为现在的蒙妮坦国际集团。1982年，在美容美发办学的基础上，她又发明了文眉、文唇、文眼线，此举轰动了国际美容界。
上世纪90年代初，郑明明创办上海郑明明化妆品有限公司，“郑明明”牌化妆护肤品风靡了全中国，郑明明也由单纯的美容美发师最终成为一位出色的企业家。如今，她拥有的资产已达十多亿港元。
有着“美容教母”之称的郑明明，从很小的时候就对美的东西非常喜欢。还在读小学时，当外交官的父亲特地将香港作家依达的小说《蒙妮坦日记》推荐给郑明明，希望心爱的长女能像书中主人公蒙妮坦一样，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实现人生的梦想。不久，父亲送郑明明去香港读中学。中学还未毕业，郑明明已经有了关于美的想法。
在她看来，为了美付出的人，心灵也是美的。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她就萌生了对美的生命追求。
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卷头发。有同学说，“你这么有心，每天把头发卷得这么漂亮，我真佩服你。将来长大了你一定会很美”
鲁豫：作为女性，我先表达一下我对明明姐的感受，我之前在电视上看到过您以及您的照片，第一感受就是，无论出镜还是照相，您从来没有不漂亮的时候。
郑明明：对，因为从小我父亲就说整齐、清洁是一种礼貌。
鲁豫：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要慢慢长大，才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有的人，从小就知道自己长大要做什么。明明姐就属于从小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人——喜欢弄头发，化妆。
郑明明：对，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卷头发。那个年代的卷筒很厚也很硬，但我从不觉得它不舒服。
鲁豫：你不觉得硌得慌吗？
郑明明：没有，习惯了。后来有同学对我说，“你这么有心，每天把头发卷得这么漂亮，我真佩服你。将来长大了你一定会很美”。那时候我觉得大家的赞美太热情了，长大了我要做一个美容师、美发师。
鲁豫：小学五年级而已，你就能够把自己弄得很漂亮啦？
郑明明：对，我每天都是第一个睡觉的，睡觉的时候我就把头发卷起来，早上起来还可以变换发型，这样可以保持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发型。我觉得我有这种天分，就像今天的头发，我自己五分钟就梳好了。
按照父亲原先的规划，是想让郑明明进入美国高等学府深造成为“上等人”，将来做医生、律师。但正处青春叛逆期的郑明明却选择了理发这种“下三流”的职业，父亲勃然大怒，但去意已决的郑明明揣着三百美元独自东去，到日本著名的山野爱子学校开始了美容美发启蒙学习。
美容美发是一门手艺活，课堂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方才见效果，于是，郑明明到一家发廊打工，白天细心观察每个师傅的技术、顾客喜欢的各种发型、店务管理等，晚上则在心里设计和完善自己美容美发店的蓝图。两年的求学生涯，郑明明走得很艰辛，但是她并不以此为苦，因为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信念在支撑她——学好手艺，回香港开一家美容院。
在日本两年的课程结束后，1964年郑明明揣着美容文凭，独自到香港闯天下。
一开始条件特别差，为了省钱，郑明明住在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小房子里。安定下来之后，年幼的郑明明开始想家。
刚到香港的时候，我连广东话都不会讲，回印尼的话要从香港坐大船偷渡回去
鲁豫：一个女孩子孤身离家那么远住在香港，你心里不觉得难受吗？
郑明明：有一点，刚到香港的时候，我连广东话都不会讲，回印尼的话要从香港坐大船偷渡回去。
鲁豫：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回去？
郑明明：那时候印尼排华，只要离开印尼就永远不能再回去了，我们出来的时候都按了手印，一旦离开就再也不能回去。后来我们七个人躲在大船底下的仓库里，我当时很瘦很小，躲在最里面，我想应该没有事，谁知道最后香港海关单单把我拉上去带回了九龙。其他几个人没有事，顺利偷渡回了印尼。当时我觉得老天对我很不公平，我很灵巧而且已经躲到了最里面，她们都高高大大的，怎么把最小的我抓回去了呢？而且我也很恨，因为我真的很想回印尼，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很不开心。但是现在回头看这其实是件好事，现在我在香港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和爱我的家人，这也是一种机缘。大概五年前我回到印尼，又见到当时偷渡回去的那六个女朋友，她们要么胖胖的——印尼人本来就不会保养身体，要么就很老，而且有的婚姻也不幸福。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没有偷渡成功也是件好事。
他说，你看人生有酸甜苦辣，有高低不平，但是没关系，这样才叫人生。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就不叫人生了。你要学习不倒翁的精神，倒了你要赶快站起来
上天为你关闭了一道门，同时还会为你开启一扇窗。
继续留在香港的郑明明，1966年在香港尖沙咀开建了自己首家美容美发厅之后，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那些日子里，郑明明一个人身兼数职，既做老板，也做工人；既是迎宾小姐，也是洗头工人。晚上打烊后，她把白天顾客的姓名、特征、发型等资料建成一个个小档案，以便下一次与顾客沟通。
就在她的品牌刚刚有一点起色时，一场大火烧毁了她的全部产品。刹那间，她又变得两手空空！不仅多年的积蓄转眼成空，还欠了银行一大笔贷款。这对创业初期的郑明明来说，实在是一场太大的打击，几乎让她无力支撑。
悲观绝望的郑明明躺在床上，一连几天伤心不已，就在她想放弃的时候，忽然她想到了自己的父亲。从小父亲的办公桌上摆着许多不倒翁，那是父亲最喜欢的玩具。父亲常常告诉她，人生之中必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做人一定要有“不倒翁精神”，跌倒了赶快爬起来，才能实现理想。很快，郑明明体悟到父亲当年的用心，从床上爬起来化好妆。
鲁豫：你的店曾经发生过一次火灾是吗？损失大不大？
郑明明：当然很大，而且那时候刚刚要上轨道。我很难过，躺在床上漫无目的地想，可能是我父亲不想让我做这个行业，他想让我放弃，我的店才会无端烧掉了。下一步该干什么呢？没有钱了。原来开店的两万块钱是我一个女朋友借给我的。
鲁豫：欠了两万块钱啊！你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十块，那得还多少个月啊？
郑明明：所以当时我就想，放弃吧。但不知怎么我想到了父亲桌上的不倒翁。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就看到他书桌上摆着很多不倒翁。他天天都跟我讲，“你看人生有酸甜苦辣，有高低不平，但是没关系，这样才叫人生。如果你没有这些经历就不叫人生了。你要学习不倒翁的精神，倒了你要赶快站起来。”那时候我想起父亲说的这句话，便坚持了下来。不倒翁的故事伴着我的事业和人生，一直到现在。
鲁豫：其实生活也算公平吧，总是有起有伏嘛。它给了你一个打击，让你低落之后，还会让你慢慢再好起来。我们常常说，如果生活关上了一扇门，它还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它给了你一个打击，还会再给你一些补偿。香港对于明明姐来说就是这样的，开了一个店着火了，什么都烧光了，但是在香港她也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另一半。
我们在学习怎么成为一对好夫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我的个性很急，老公是慢性子，我们也是慢慢磨合出来的
郑明明生活的另一半便是陪伴她四十年如一日的丈夫——陈树德先生。
说到郑明明的事业，谁都得承认她是一位成功的女士。但很少有人知道，她还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她有一位热忱并全力支持她的丈夫，还有两个出色的女儿。郑明明在《银婚纪念册》上写道：“美满的家庭对于我来说犹如沙漠中的甘泉，它不断地给予我滋润和安慰，支持与鼓励，使我可以精神饱满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这正是她的家庭生活的写照。
郑明明的先生陈树德出生在上海，因为战乱的原因，家底还算丰厚的陈树德一家先后迁徙到香港、缅甸、台湾等地。经营家族生意，再加上颠沛流离的生活，让陈树德一度非常不相信爱情，直到三十七岁那年，他遇到了郑明明。
在香港的商界和娱乐圈，像郑明明和陈树德这样的恩爱夫妻是不多的，像他们家那么温馨和睦的家族企业更是难得。从年轻的时候开厂创业，到一路上摸爬滚打互相扶持，他们在彼此心目中的位置无人可取代。陈先生是个实干家，从厂房、办公室的设计、联络方方面面到产品研发，许多琐碎和艰难的过程他都能井井有条地处理好，而郑明明则负责市场推广和教学。
在两人携手走过二十五年婚姻之时，郑明明和先生在香港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派对来分享他们的幸福。两个美丽乖巧的女儿都表达了对爸爸妈妈的祝福。为了纪念自己二十五年的幸福婚姻，郑明明邀请了二十五个好朋友来做她的伴娘，其中就有和她相交二十六年的好朋友刘晓庆。
刘晓庆在婚礼上的发言让人忍俊不禁：“今天我非常感动，尤其是当婚礼进行曲响起的时候。过去我也知道明姐和鲍比是非常好的，今天我一看到他们这个样子，就觉得我好久都没结过婚了，所以我一定要去结一次婚，向他们学习。”
鲁豫：晓庆姐，你参加明明姐二十五周年银婚纪念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刘晓庆：我跟他们都比较熟悉了，他们是不是二十五周年，对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只不过就是参加他们的盛典。因为我周围的朋友一般很少能有这么长久的婚姻。
鲁豫：二十五年不算长，到2010年已经四十年了。
刘晓庆：对，我周围的朋友都不喜欢结婚，也没什么小孩，有小孩的也不愿意结婚。所以像她这样的是比较稀有的。
鲁豫：的确。常常听说明明姐跟先生一起手拉着手走路，感觉很温馨，而且明明姐的先生长得很帅，高高的，是一位特别儒雅的先生。你们两人当初在香港见得面，浪漫吗？
郑明明：我觉得他不是很浪漫的人。
鲁豫：晓庆姐，你作为旁观者觉得他们俩在一起浪漫吗？
刘晓庆：不浪漫，我没有看见过他们之间浪漫。但他们这么长时间的婚姻很扎实，所以对我来讲，明明姐是一个全福太太，有老公，又有钱，又有自己的事业，长得又漂亮，有两个女儿又嫁得都很好。真是全福太太，她是每个女人都羡慕的对象。
鲁豫：对呀，你怎么能找到那么好的老公呢？当时你见到他，怎么肯定这个人将来会是好老公呢？
郑明明：我们都在学习怎么成为一对好夫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我的个性很急，我老公就不一样了，他是慢性子，所以我们也是慢慢磨合出来的。我觉得婚姻当中两个人都要退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家庭辅导牧师，他曾经告诉我，你讲话的时候一定要放低声音，降低八度。比如晚上你看到丈夫在看电视不睡觉，你很着急的时候，不要说：“哎呀，快点睡觉了，现在都几点了还不睡觉！”要尝试着说：“老公啊，现在差不多十二点了，你可不可以睡觉呢？”我尝试了一下牧师说的，觉得很管用。我把声音降低八度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便听我的了。要放到平时我那么大声音，他肯定就不听了。另外不能讲“离婚”这两个字，再怎么吵都不能出门回娘家。
鲁豫：那你们俩吵架的时候会不会走出门去，然后被对方拽回来？
郑明明：我没有，但我知道很多人这样做过，走了两天不回来。
刘晓庆：你们两个都没有吗？鲍比也没有说过离婚？
郑明明：没有。
刘晓庆：这个很不容易。
郑明明：因为你一说离婚，也许它就会变成事实。而且每天这样讲，也很伤对方的心，他对你就没有信任了。
鲁豫：但总会有火的时候，真到那种时候你怎么办？怎么把它发泄出来？
郑明明：我扔东西，看到什么我就扔什么，发泄一下。
刘晓庆：以后吃零食，好多人生气吃零食。
鲁豫：你会捡贵的扔还是捡便宜的扔？
郑明明：一开始没有理智，看见什么就扔什么，后来想想，还是选那个便宜的扔吧。
两个不同的人在一起生活，自然免不了口舌之争，但在日常真实情感的维系下，许多平凡的小事也会显出温馨来。郑明明的丈夫陈树德先生多年来习惯了站在妻子身后，默默支持她，而且颇具幽默色彩的他，还总结出了一套“老公的三从四德”。
三从是：第一，服从；第二，跟从；第三，盲从。四德是：第一，老婆化妆等得；第二，老婆购物舍得；第三，老婆整族人的生日记得；第四，忍得。
多年的夫妻生活，大家都摸清了对方的脾气。郑明明谈到大女儿结婚的时候，在旧金山的一个礼拜堂，她同先生去走红地毯，“他送的时候，一回头，不舍得，流眼泪了。”言谈之中，也不禁泪眼婆娑。
闲暇无事，两人便结伴跳舞。悠扬温柔的乐曲中，他们迈着轻盈的舞步，默契而旁若无人。
鲁豫：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跳舞是很浪漫的。
郑明明：他的心脏需要通波，医生说一定要多做运动，不运动血管又会再塞住，容易引起半身不遂。我问他喜欢什么运动，他说喜欢跳舞，那我就陪他跳。其实我并不喜欢跳舞。晓庆那时候在上海拍金大班，她跳得很好，我就想跟她学跳舞吧，所以就下决心学了跳舞。
刘晓庆：百乐门的老板是我的朋友，我介绍他们认识，她就经常去跳舞。后来越跳越漂亮，跳到我这个觉得自己舞蹈很好的人，都觉得她跳得非常好啦。这次她庆祝四十周年，我们到百乐门一看她跳舞，我们都不敢跳了。
2010年5月，陈树德、郑明明夫妇为了庆祝结婚四十周年特地举行了隆重的红宝石晚宴派对，并邀请了众多亲朋好友参加，其中包括刘晓庆、陈美琪等众多朋友。派对上，郑明明即兴起舞，大家一起见证了他们夫妇俩四十年的爱情盟誓以及相濡以沫、情比金坚的和谐婚姻。
“我俩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天父上帝，因他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为分享婚姻四十年的美满及喜悦，郑明明夫妇俩精心安排，并且重温了当年神圣浪漫的婚礼仪式。
我们家是严母慈父。对女儿，她们要是不听话，我要动手打的。我父亲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去对她们
鲁豫：2010年是你们结婚四十周年吧？四十年叫什么婚？
郑明明：红宝石婚。这一次我四十周年结婚纪念，正巧是五月一号，世博会的开幕。
鲁豫：为了庆祝你们结婚四十年……
郑明明：世博会就开幕了。
鲁豫：事业成功已经很了不起，婚姻又很幸福，两个女儿又都很漂亮，晓庆姐说她们工作也很好，嫁的人也都很好，也很幸福。你怎么当妈妈的啊？
郑明明：对孩子，我是再忙再累早上也要起来陪她们。她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再忙都会到美国去看看。
鲁豫：我们一般都说严父慈母，你们家是严父慈母，还是严母慈父？
郑明明：我当然是最凶的那个，我们家是严母慈父。
鲁豫：这是自然分工吗？
郑明明：不是，可能是因为性格吧，陈先生本来个性就很温柔，而且他很爱两个女儿，从来没有对女儿讲过一句重话。
鲁豫：你怎么凶呢？
郑明明：跟我父亲一样，我父亲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去对她们。
鲁豫：板着脸吗？
郑明明：对，要打的。我觉得“三岁定八十”，小时候如果不好好管教，大了她便改不了啦，所以我要打的。记得那时候我大女儿老拿我的口红在墙上画画，墙壁上面涂得都是口红。我就把她抓来打，打了一个小时，一定要让她记得。那时候她才三岁，之后便再也没有拿口红乱画。假如我只是说“哎呀，你又弄坏了，你不要再弄了，你看妈妈的口红都坏了，墙壁也坏了”，这样的话，讲一百遍她都不听，所以我就是要打。当然打得不是很用力了，只是为了让她记得。
鲁豫：祖父母一般是不会打自己的孙子、孙女的，如果他们做父母的要打孩子的话，你会不会管？
郑明明：我有两个外孙，一个女孩，一个男孩，女孩很可爱，很爱吃东西。我每次都跟她讲，你不能吃太多哦，吃太多了胃大了，将来胖嘟嘟的不好看。她每次看到我就答，嗯，我不吃了。可是一会儿她跑到厨房又吃上了。她说，外婆，我好饿啊。可是一看到我的脸色，她就不敢吃了。
鲁豫：哇，你这个当外祖母的，跟别的外祖母不一样。我们小时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说要多吃，这样才能长得胖长得结实，你却让她不要多吃？
郑明明：对，因为我觉得要吃有益的东西，不能乱吃。现在有很多胖小孩，就是因为父母一直叫他们吃导致的。这对身体不好，将来减肥会很辛苦。
身材要保持五十年不变。每天早上我都称磅，比如今天早上假如是五十公斤，我就写“小心啊，你就要变成师奶了”
郑明明很善于总结生活哲学，对待外孙，她坚持节食从娃娃抓起；对待自己，她的要求更加严格。驻颜有术的她现在看上去依然精神饱满，不像她这个年龄的人。而多年如一日地保持身材，更让她身上一直散发着一种超越年龄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年过三四十，仍然有着含苞的美态，因为修养好，腹中的气度渗透全身……也与心境有关，孜孜不倦、不断研磨，脸上自有动人神采。”这是郑明明总结的女性美，更是她自己切身的生活体悟。
鲁豫：你怎么一直保持你的身材这么好？
郑明明：我每天都跟自己讲，身材要保持五十年不变。每天早上我都称磅，比如看到今天是五十公斤，我就写“小心啊，你就要变成师奶了”。
鲁豫：先生呢？太太很有名，又漂亮又成功，他怎样应对？
郑明明：开始我没觉得他有什么，后来我发觉很多聚会他都不肯去了，我知道要小心了。所以每次出去的时候，到哪里我都带着他，到了之后我就跟大家介绍说这是总裁，他是我的头，我是他的身体，有什么事情以他为主。这样他就愿意出来了。
刘晓庆：只有这样婚姻才可以长久。
鲁豫：才可以有红宝石婚姻。
刘晓庆：还会有钻石婚。
鲁豫：五十年金婚，六十年就钻石婚，七十年是什么婚？
刘晓庆：不懂。我们一般纸婚就完了。
如果说婚姻的经营需要艺术才能维系至金婚、钻石婚，那么组建“艺人之家”则是郑明明内心使命感的真实涌动。
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信基督之后，郑明明一直都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每星期都做礼拜。平时工作繁忙的她，一直没有精力推动传福音的工作，直至一件意外，使得郑明明组织了“艺人之家”。
1985年某日，翁美玲打电话找郑明明。那时候翁美玲经常到“蒙妮妲美容院”做按摩，两人渐渐成为十分熟稔的朋友。那天翁美玲似乎满怀心事，跟郑明明说要跟她畅谈，而郑明明习惯了晚上十二点之后不听电话，便没有长谈。第二天，翁美玲自杀身亡的消息传来，郑明明悲恸难忍，亲自到灵堂致祭。看着影迷们悲伤的面容和翁美玲的遗体，郑明明内心既自责又内疚。
有鉴于此，郑明明立即抽空组织了“艺人之家”。娱乐圈的艺人，生活圈子窄，个性又格外敏感，工作又令他们长期缺乏安全感，郑明明便准备从艺人方面进行工作，组织一个团体，以防翁美玲事件的再发生。
香港著名演员邓萃雯谈到郑明明的“艺人之家”时赞不绝口，“来艺人之家十几年了，我觉得真的很好，好多人都觉得我们艺人是很风光的，但我们不开心的事情或者家庭之间的问题都很难同别人诉说，尤其在香港，那么多狗仔队乱写，你更没有信心在外面跟别人讲。在艺人之家，我觉得可以变回一个很真实的人。”
“艺人之家”的聚会，从1985年创建开始，一直持续至今。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起来，我听到收音机里的消息，翁美玲自杀死了。我非常难过。如果当时我能听她讲讲心里话，也许就没有这个事情发生了
鲁豫：翁美玲当年饰演的黄蓉娇俏可爱，大家都很喜欢，但她走得特别早，才25岁。听说翁美玲在走之前那天晚上给明明姐打过一个电话？
郑明明：对。那天晚上她打电话给我，她说她很难过，因为那时候她经常跟男朋友吵架。她说，“我想跟你谈谈”。可是那时已经很晚了，我向来习惯了十二点睡觉的，所以我告诉她，“睡吧，睡吧，过了明天就没有事情了，明天之后又有明天”。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多起来，我听到收音机里的消息，翁美玲自杀死了！我非常难过，怎么会呢？后来，我到她的灵堂拜祭，外面人山人海，我很难过。别人有困难需要跟我倾诉的时候，我只想到自己，没有好好地劝慰她，如果当时我能听她讲讲心里话，也许就没有这个事情发生了。
鲁豫：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可能有点想不开，但只要你跟我说一说，我过去了就好了。
郑明明：是的。
郑明明有很多娱乐圈里的好友，而关系最要好的就属刘晓庆了。圈里人都知道，郑明明和刘晓庆是铁杆的好姐妹、好朋友。
“没有刘晓庆，我不会来大陆。”郑明明这样描述她跟刘晓庆的关系。她们之间的友谊要追溯到1984年，那年，刘晓庆先后为其主演的电影《原野》、《火烧圆明园》到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郑明明当时开的美发店在香港名气较大，刘晓庆就上门做发型，一来二去两人就认识了。
后来，郑明明还陪刘晓庆参加过记者招待会。有一次一位香港记者采访刘晓庆，用的是粤语，刘晓庆因为听不懂，便只顾埋头看报纸，也不肯进会场，把记者晾在了一边。郑明明在一旁看到，觉得不好便赶忙过去相劝。从那以后，两人就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友谊似水长流。时至今日，郑明明仍然非常关心刘晓庆，刘晓庆也是同样。当初郑明明进军大陆正是源于刘晓庆的一句话。1984年，刘晓庆邀请郑明明到北京，希望她对大陆多一些了解，并寻找一些发展机会。谁也不曾料到，多年后的今天，郑明明竟然走遍了大江南北，蒙妮坦美容美发学校已在各地开设了20多所，“郑明明”牌化妆品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名牌。
刘晓庆那时候是中国最了不起的演员，我是她的粉丝，很崇拜她的。没有刘晓庆，就没有今天的郑明明，是她把我带到了内地
鲁豫：你跟晓庆姐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郑明明：1984年认识的，二十六年了。那时候在香港经过朋友介绍我见到了晓庆，很兴奋，刘晓庆那时候是中国最了不起的演员，我是她的粉丝，很崇拜她的。我看到她不会讲话，在台上发抖啊。
刘晓庆：这是编的，编的。
郑明明：真的，真的，没想到后来晓庆非常热情、非常平和，我才开始放松自己，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
刘晓庆：当时我到香港去参加《原野》的首映式，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明明姐，明明姐就送化妆品给我们，有日霜、晚霜。我们那时候都搽马牌油，就是凡士林，虽然我当时已经是大明星了，但她送我的日霜、晚霜、脖子上的霜我都没有见过。我当时不相信有效果，但我妹妹相信，她就一直在用，后来她皮肤就变好了。之后我跟明明姐说，你如果到中国内地去卖，一人哪怕只挣一分钱、一块钱，都可以赚很多很多钱，同时这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美。我只是从生意的角度顺嘴说的，而明明姐居然接受了。这些年来我从明明姐身上学到了很多，比方说，我比较粗心，明明姐很细心，我就比较听她的话，她说好的我就会买下来，她说不好的，我就不买。渐渐的，我也了解到了很多。
鲁豫：她是个什么样的朋友呢？
刘晓庆：她特别细心。我曾经买过的所有化妆品的牌子、衣服的牌子在她那里全部都有记录。我经常会问：“明明姐，我那个唇线笔是什么颜色？多少号？”我不知道，但她那里全都有资料。另外，她很大方，这个跟我比较像，我也很大方。我如果有五十块钱的工资可以有五千块钱的风度，明明姐当然不是五十块钱的工资了，但更有风度。有时候看到她的一些化妆品，我说这个挺好的，她就说“拿走”，于是我每次都大包小包的拿好多回来。我很粗心，有时候常常忘记带钱，但不管到什么地方，每一次演出首场的第一排，明明姐都会在那儿。有一次我去新加坡演《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到了机场在休息室坐下来，才想起来我忘了带钱，一分钱都没带，既没有信用卡也没有人民币。后来突然一想，没关系，反正明明姐要来的。于是我就给她打电话，她说：“没关系，我带了，你要什么信用卡我全带来。”
鲁豫：太够朋友了。
刘晓庆：我还是要还的，先说清楚。
郑明明：每次到世界演讲也好，私下里跟朋友聊天也好，我都要提到没有刘晓庆，就没有今天的郑明明，是她把我带到了内地，并且在这里有了我喜欢的平台。我是印尼华侨，生活在香港，内地的很多政策都不懂，晓庆便给我介绍很多朋友，帮了很多忙。真的，晓庆，非常非常谢谢你。
刘晓庆：她来内地的时候，我胆子好大啊，当时我给她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因为当时我比较狂嘛。
鲁豫：不叫狂，叫率真。
刘晓庆：那时候我特别不喜欢记者，跟记者一见面就要吵架，所以就恶名远扬。当时为了明明姐，我们两个联名发请帖去请记者。那天记者别提多多了，都来了。我那天表现特别乖、特别好，一直在说：“谢谢你啊，一定要好好宣传明明姐”，若搁在平时，一看到记者我的脸马上就转过去了。后来她在北京办了一个蒙妮坦美容美发学校，可是内地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商业气候，所以办的过程很辛苦。对香港人来讲，北京又是很冷的地方，但她一直坚持了下来。
郑明明：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还是要再讲一句，晓庆，我真的要谢谢你，我很珍惜跟你的友谊。
刘晓庆：你再说我眼泪就要掉出来了。
郑明明：真的真的，谢谢，谢谢。
鲁豫：我觉得女人之间的友谊是很特别的。
刘晓庆：明明姐的“艺人之家”也特别好。那时候我们在香港遇到一个官司，是我妹妹惹的一个官司。明明姐既管我们住，又帮我们出律师费打官司。我认识明明姐的时候尽管很有名，但一分钱都没有，每个月就五十块钱工资。后来打官司，“艺人之家”为我们集体祷告。同样的案子，别人前十分钟刚刚被判了十八个月，而我妹妹就无罪释放了。每一个人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时候外人的帮助尤其可贵。虽然我不是“艺人之家”的成员，但是我是“艺人之家”的朋友，经常去参加她们的活动。
郑明明：邓萃雯现在是我们“艺人之家”的主席，跟晓庆的关系也特别好。刘晓庆：明明姐她们一家都是很幸福的，她的小女儿跟初恋男友拍拖十一年之后结婚了。明明姐还非常努力，特别周到、细心。她请客的时候，来很多人，但是每一个客人都不会觉得被冷落，这也是一种技巧。认识她之后我开始做生意，很多地方应用“郑明明法则”，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鲁豫：明明姐你应该写一点东西，或者开一些这样的课，不仅告诉女性外表怎样美，还教她们该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对她们会很有帮助。
从不遵父命的“叛逆女儿”，到“国际美容教母”；从怀揣三百美元东渡日本学艺的小女子，到“世界杰出女企业家”，这是郑明明至今的人生轨迹。
郑明明以美丽的仪容、成功的事业、幸福的家庭，代表了东方女性另一种美——坚韧、自立以及灵魂深处的温柔和悲悯。她的成功自然如水地奔流，并传递出一条信息：只要用灵魂去经营，没有什么做不到。
张兰 放牛女儿俏江南
人物小传
张兰，1958年出生于北京，俏江南集团董事长。1989年张兰在“出国热”中随舅舅到加拿大，通过日夜辛劳的餐馆打工，完成人生第一笔财富积累。
1991年，张兰从加拿大回国，开始进入餐饮业，经过为期十年的餐饮经验与资金地积累，2000年创建俏江南公司。2005年起，张兰接连在上海、北京打造针对高端奢华人群的881会所和兰会所，并于2007年10月起启动新概念时尚健康餐厅SUBU。
在2008年的“胡润餐饮富豪榜”中，张兰以财富十五亿元排名第三。
一个曾经受父亲熏陶想当教授的女孩，一个随母亲下放在农村放过牛的女孩，一个在加拿大留学时扛过猪肉的女人，一个创业成功但毅然选择重起炉灶的女人，一个带领企业打造“餐饮界的LV”的女企业家，一个想在长城脚下开一家文化博物馆的梦想家。这么多身份背后的她是俏江南的创始人、董事长张兰。
张兰出生于北京，父亲原本是清华大学的教师，然而在她出生那一年，父亲却被打成了右派。1968年，10岁的张兰跟随被下放的母亲从北京来到偏远的湖北山区农村。
“我小时候没有感觉到过温暖，因为父母天天挨批斗，我就像个野孩子，根本没人管。”就是从那时起，小小的张兰知道了“责任”——父母每天在外面受苦，自己应该给爸爸妈妈做点好吃的，今天给他们熬地瓜粥，明天再换个花样儿，熬个土豆粥。
多年之后，张兰对吃仍然有种情结，也许就是这种情结，让她乐此不疲，流连在“食尚”的世界里不愿出来。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喜欢吃菜团子、小米粥，现在也是一天到晚粗茶淡饭，做这行十几年了，没有单独开过一次小灶
鲁豫：我觉得像你这样开餐馆挺好玩儿的，就算不开餐馆了，还可以做装饰艺术，行为艺术家。
张兰：对，特好玩儿，这行业虽然特辛苦，但是我挺喜欢的。一直陶醉其中，很少感到累。
鲁豫：你怎么能保持这么旺盛充沛的精力呢？
张兰：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喜欢吃菜团子、小米粥，现在也是一天到晚粗茶淡饭，做这行十几年了，没有单独开过一次小灶。昨天我去“798”，可把我给饿坏了。完了跟人家说，给我来一个三明治吧。他那个柜子里摆着一个，我想就来这么一个，别吃太多啊，明天要采访，我想尽量保持苗条一点儿——其实我特能吃，昨天有意饿着自己。他给我的三明治用塑料布包着，他问我要不要热一下，我说热一下吧。当时我在打电话，一会儿上来一看，完了，有五块。我想就吃一块吧，可一眨眼的工夫，五块全没了。吃完以后我又要了一杯咖啡。
鲁豫：哈哈，好可爱。
张兰：从我从事这行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弄这些东西并乐在其中，并不是说因为做老板所以事无巨细，关键是我喜欢，这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叫勤行。
鲁豫：你3岁就会织毛衣？
张兰：嗯，3岁的时候会绣花、织毛衣。给我一件毛衣，各种各样花的，我一看自己就能织。
鲁豫：你爸你妈得多喜欢你啊。这么能干的小孩儿。
张兰：来不及喜欢，那时候哪有这空啊，不跳楼就是好事儿了。大人压力太大了，小孩子从小就有一种责任感，要让父母开心。那时候我父亲在农场喂猪，我母亲种菜，我放牛，相比现在，那个时候可真苦，但那时候我不觉得苦，我觉得特别好玩儿。那时我住在老乡家，一听母鸡“咯咯哒”地叫，就知道鸡要下蛋了，我就去偷鸡蛋；水稻成熟的时候，我们去割麦子，完了以后打成捆儿，拿膝盖压，拧成一捆，拧完了往那一塞，一捆一捆的，拿两头尖的扁担担着走；水缸里没有水了，去河边挑水，木桶一撇，一担一担的悠着走。
鲁豫：你小时候也是特漂亮的小孩儿吧？
张兰：我小时候特别瘦，浑身的小排骨。因为吃不饱，又淘气，活动量又大，所以很瘦。那时候我弟弟很小，他才几个月大我父母就得下地去干活，基本上就是我带他。没吃的就到老乡草棚子上去掏鸟蛋，老乡传授我们经验，掏鸟蛋的时候手里要拿片南瓜叶子，因为湖北蛇特别多，它们也常常去偷鸟蛋，小孩儿去掏鸟蛋的时候很容易摸到蛇。万一碰到蛇，蛇一惊就会找一个洞钻进去，很容易钻到小孩儿嘴里去。南瓜叶子上面都是刺儿，万一钻进去了还可以把它拽出来。回头想想，那时候很艰苦吧，但我们小孩儿不觉得苦。
鲁豫：你当年如果考大学的话，你会考什么？
张兰：我工作以后才考大学的。我1975年高中毕业，那时候还没有高考。湖北有一个棉纺织厂，我们毕业后基本上都在棉纺织厂，现在我们同龄的儿时玩伴儿，基本上都在那儿呢。
高中毕业后，凭借在湖北练就的篮球特长，张兰被特招到北京市轻工业局，大学毕业之后，她又被调到北京市建工局，捧起了那个年代人人都羡慕的铁饭碗。那时的张兰已经结婚生子，过着平静、朴实的生活。如果不是机缘或者心中隐隐的梦想，生活就此会一如既往如流水般向前淌着。
按部就班的工作和生活，并没有锁住年轻的张兰。上世纪80年代，出国留洋是一件很让人羡慕的事情，而父亲当年的影响也影响到张兰对儿子汪小菲的教育观念。在儿子四五岁时，张兰就定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我要挣够钱，将来一定要让儿子好好读书，堂堂正正做人，并且一定要让他接受国外的教育。
抱着这个信念，1988年底，张兰跟随从加拿大回国探亲的舅舅一起到了异国他乡，但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
每天早上9点大冻车就准时来了，一共36片大牛排，大半扇，扛回来之后，就我和一个印度人俩人剔，他18片我18片。一个大男人，多一片都不干
张兰：我一个舅舅从台湾去了加拿大，他回来探亲我给他烧了一桌好菜，舅妈很高兴，问我愿不愿意去加拿大。那时候中国还很落后，齐秦有一首《外面的世界》对我触动很大，所以1989年的时候我也去了加拿大，虽然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鲁豫：那时候你的英语怎么样？
张兰：不行，就在北京大学学了点公共英语，就会那么几句，但是敢走。去了之后，没有打工卡，只能打黑工，洗盘子相比较而言是太轻松的活了。刚去西餐厅的时候，每天早上9点大冻车就准时来了，一共36片大牛排，大半扇，扛回来之后就我和一个印度人俩人剔。那个印度人和我分开，他18片我18片，一个大男人，多一片都不干。一大片有一百二三十斤，还要扛到柜子里面去，在肩膀上垫一块布，使使劲儿就能扛得动。除此之外，我们小工级别的还要切胡萝卜、土豆丝，每天切六筐。后厨的所有杂活，包括切菜、洗碗都是我们干。一不小心一刀下去，手上整块肉都掀了，缝上十几针，第二天接着干。那时候一天的工资相当于当时在中国差不多3个月的工资，一个小时七块加币，我一般每天工作12个小时。吃喝除了餐厅里管的一顿，其他都在舅妈家里吃，挣的钱全都存了起来。90年代工体开亚运会的时候，电视上放开幕式，我在加拿大看到特别想家。那时候住的地方离机场特近，飞机起落的时候，我就看着飞机想，什么时候我能坐上这飞机回家去啊。所以那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攒到两万美金的时候就回去。看着开幕式的时候受不了了，就冲到地下室去了。那时候我住地下室，有洗澡的水龙头，衣服都没脱，“哗”，打开那倍儿大的水龙头失声痛哭，哇哇地哭，想家的情绪全涌出来了。
想家是想家，可打工还得继续。为了挣钱，张兰在美容、美发店帮过工，在餐馆打过杂，每天早出晚归，一天最多时曾打过6份工，一天挣的钱相当于国人一个月的工资。即使到了农历新年，张兰也不愿意休息，因为春节期间打工的薪水是平时的3倍。所以在多伦多的3年，春节反而是她最忙的日子，因为那几天没有人愿意工作。
最苦的不是肉体上的疲累，而是精神上的匮乏。受当年条件所限，张兰几乎每三个月才能和家人通上一次电话，“我要先写信，和家人约好下一次打电话的具体时间，然后他们提前跑到位于西单的长途电话局。而且由于时差的原因，他们只能在晚上给我打电话。”
地位低下、寄人篱下的生活远非张兰所梦想的，她早已打定主意：挣够钱就回国去做点事。1991年的圣诞节快到了，她终于拿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移民证明，同时，她也挣够了两万美元。决定命运的抉择通常只在一念之间，张兰当时心里清楚，只要过完圣诞节，回国的决心就会动摇。就这样，在国外没休过一个圣诞节的张兰，没有和家里任何人商量便踏上了回程的飞机。此时，距圣诞节只有4天。
那时候好多亲戚朋友都劝我说，你这一走等于丢了一张移民纸，移民纸相当于一百万港币，等于撕了一百万港币。
鲁豫：你待了几年攒够两万美金？
张兰：不到三年，那会儿儿子上一年级，我把他的相片搁我床头上扣着，不能看，要立起来看一下，心里立刻就受不了。
鲁豫：我觉得那是纯粹的洋插队啊，比在农村还要苦，精神上更苦。
张兰：比我小时候在农村要苦得多。你看我的性格是属于那种特别开朗，特别需要朋友的，所以精神上特别苦，在那儿也没有什么朋友。我攒够钱走的时候，离圣诞节还有4天。去的时候本来也不胖，一米七多，104斤，走的时候只剩下92斤了，非常瘦。
鲁豫：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哭了吗？
张兰：没哭，特开心。我儿子穿一个小棉袄儿，扒着那个栏杆眺望着，我走出来的时候，一下就扑过来了。
对一个母亲来说，儿子就是她的所有。三年多没见，再次捧起儿子的小脸，张兰心中五味杂陈。
闲不住的张兰第二天便开始为自己的今后做打算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北京，一切还处在起步阶段，从国外回来增长了见识的张兰，一边寻找一边苦恼，因为那时候的北京实在没有什么成熟的创业项目。
似乎上天早在冥冥中为她安排好了道路。国外餐馆的打工已经让她耳濡目染了国际时尚餐厅的氛围，而小时候“苦孩子”的经历也在此时派上用场。童年时随父母下放干校，放牛、插秧、做饭的记忆涌上心头，她灵机一动，“两万美金也干不了别的，不如就开家餐馆吧”。
于是，便有了后来赫赫有名的“阿兰酒家”。从此张兰便一发不可收拾，最后渐渐爱上了这个行业，并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
阿兰酒家一开始是张兰掌厨，她还兼任跑堂、掌柜、开票、采购，什么都做。那时有个朋友要张兰做好思想准备，说干上餐饮后女人会变得很丑，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事事要操心，而且离油烟很近，是个很辛苦的活儿。
竹墙上挂着我和弟弟的画——傣族的草裙舞，半裸体的傣家女人特别美，浑身棕色的皮肤，丰满而且健康，吸引了好多人来看——我和弟弟亲手画的
鲁豫：你回到北京应该是1991年了。那时候商业什么的开始活跃了？
张兰：下飞机的第二天我骑了一辆二八车，围着一条红纱巾，漫无目的地找投资项目。那时候刮着西北风，风沙特别大，怎么办呢？上哪投资呢？钱花不出去。那时候我开始想开个餐厅，就想找个门脸儿房，转了一周有天忽然转到东四那条路上，发现了一张大白纸上打着广告：粮店出租。那是东城粮食局的店，刚刚改革开放，粮食局老赔钱，便想承包给私人。很快我把它盘了下来，大概有102平米，我在里面摆了22张桌子，当时花了十三万。室内投资最贵的是一台5匹的空调，花了五万。那时候餐馆普遍都没空调，夏天人们都光着膀子吃饭，我不想做这种档次的餐馆，我想做高端一点的。于是便在玻璃上写上，“冷气开放”。人们来了一看，有冷气就不光膀子了。阿兰酒家的装修很有特色，外墙边都是竹子，整个儿是一个竹屋。那时候北京没有卖竹子的，我专程坐火车到四川的郫县，砍得13米一根的大竹子，那时候便宜，也就花了三千块钱，回来之后削皮、编花，像壁纸一样贴在墙上，特别漂亮。竹墙上挂着我和弟弟的画——傣族的草裙舞，半裸体的傣家女人特别美，浑身棕色的皮肤，丰满而且健康，吸引了好多人来看——我和弟弟亲手画的。
对美有执著追求的张兰，深谙都市白领是时尚的制造者与追随者，从阿兰酒家到后来的俏江南，张兰一直秉持这样的理念：美其食必先美其器。“器”在张兰这里，不仅指施华洛奇水晶吊灯，还包括高雅、幽静的就餐环境。
所以，从阿兰酒家开始隐约显现的就餐“概念”，在后来的LAN CLUB中发挥到了极致。“对于每一家店的装修，我是不惜代价的。”张兰如是说。
鲁豫：那时候就等于像做LAN CLUB一样的，你自己有想法，然后设计。收费应该算比较高的了吧？
张兰：对，那个时候算是贵的了，宴请的都是公家的，一天流水最多的时候四千多，已经很厉害了。后来开阿兰花园鱼翅海鲜大酒楼的时候，为了拉帮客人来，跟他们去喝酒，一杯接着一杯，差不多喝了一斤。做生意，每桌都得去敬，要不然他们就喊“不给面子，叫你老板来”，以后客人就不会再来了。我就像阿庆嫂一样，“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那时候在亚运村阿兰花园鱼翅海鲜大酒楼那块儿还有夜总会，吃完了，客人可以去夜总会。他们吃完了说去夜总会，我说好。为了把客人拉到我那儿消费，我开着个捷达晕晕乎乎的，走到鼓楼那里，遇到了个警察截我，“噌”我就闯过去了，那次太悬了。把他们安排好了回来，人家说“你香港一个大哥来了”，他也是常客，喜欢喝红酒。于是我刚喝完白的，又喝了两瓶长城干红，完了就住院了。那时候我觉得特委屈。
1997年底，海鲜大酒楼日营业额已经达到五十多万元。这时，一向敢说敢干的张兰忽然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中：是继续赚钱还是做一个品牌出来？一番思索之后，张兰做出了一个在别人看来疯狂的举动：六千多万元将海鲜大酒楼卖了出去。这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对人生有着更高远的梦想企图。
张兰要打造一个中国品牌，她选择了一个至高的起点：要让全球的商务人士在最快的时间之内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
2000年，俏江南第一家店在北京朝阳区国贸开张。“俏江南”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出自中国古典诗词，“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而在环境上，俏江南为顾客提供了“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幽雅环境。它把水乡的柔媚、西南的热情和北国的雄浑有机结合在一起，既优雅又时尚，既古典又现代，既传统又创新，完美融合了东西文化，洋溢着和谐的艺术气息。
之后，俏江南一路发展势头良好。过五关、斩六将，很快成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国际餐饮服务管理公司之一，并引领着中华美食文化走向国际市场。
我对儿子特别严厉，一定要他考全班前三名，考不好我就痛打他。他现在拿我当姐姐一样，什么事儿都跟我说
张兰一直跟儿子住在一起。儿子汪小菲很早就懂得自己照顾自己了，以前张兰跟儿子住平房，冬天要生炉子，小菲每天晚上把三块煤垒起来，都烧得红红旺旺的才敢上床睡觉。之后张兰在国外打工，她们母子聚少离多。张兰回国之后没过多久，儿子到法国留学，两人又分隔两地。
对儿子，张兰的期望特别高。为了磨炼这块玉，张兰每个月寄给他二百法郎（相当于人民币一千五百元），仅够他的日常支出。其余的费用小菲得自己打工挣。
小菲最苦的一段是从摩纳哥到巴黎的时候，没房子、没朋友、没钱，提着三个大箱子，也没钱打车，找一家小酒店住下，八十块钱一晚上，房子还漏水，醒来还要跑学校找房子。“那时候他总跟我说自己一点儿都不苦，起码没有生存压力。”如同天底下所有的母亲，张兰提起儿子总有股骄傲劲儿。
鲁豫：你儿子小时候，你是那种特别严厉的妈妈还是挺纵容他的妈妈？张兰：我对儿子特别严厉，一定要他考全班前三名，考不好我就痛打他。我小时候学习没压力，但我一直名列前茅，从上学那一天，老师就拿我写的字给同学看，所以我对儿子要求特别严格，后来有一次我突然反省了。他上四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回来跟我说，今天老师宣布成绩了，“马超，第一名，周思静，第二名，”他听着直心跳，只想完了，完了。一会儿，老师念道“汪小菲”，他一下就晕了，一下就溜桌子底下去了，因为要是考第四就得挨打了。天呐，我突然就觉得，哎呀，给孩子压力太大了，在此之前我曾经指着一棵树对他说，如果考不了前三名，就把他吊起来打。
鲁豫：那你儿子长大以后和你是什么样的母子关系？什么事儿都跟你说吗？
张兰：他拿我当姐姐一样，什么事儿都跟我说，而且是无话不说，没完没了的，有时候我都烦。
鲁豫：他多大出国的？
张兰：不到15岁。
鲁豫：干吗那么小就把他送走呢？
张兰：当时在加拿大，如果我留下来，孩子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那样的心态不是特别健康，所以我想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儿子堂堂正正地送出去。我比较喜欢欧洲文化，欧洲比较绅士一些，所以把他送到了法国。你看他现在，接人待物上都比较绅士。在法国那么多年，他也吃了挺多苦，我一个月就给他汇二百法郎，剩下的他自己打工赚。他到法国第三年的时候我去看他，他特开心的跟我说，咱们俩坐地铁嘛。我们坐完地铁他跟我去逛小店，他说，“哎呀，妈，我终于见到太阳了，每天披星戴月，都在地铁里头，钻上来就进教室了，晚上钻出来就去干活了”。后来慢慢给他钱多了，偶尔过年过节的时候还多汇二百块钱。那次法国之旅让我觉得很欣慰，他心理非常健康，也非常善良，而且还挺有智慧、挺有教养。
我现在生活特别幸福，我有一个男朋友，他是个艺术家，长得很帅，而且智慧、风趣、简单、单纯
现在的张兰，生活特别幸福，家庭也很稳定，更不用为金钱所苦，于是她开始更加注意自己从小就喜欢的艺术。“好的企业家也可以是个艺术家。”“在艺术的天地里，你是一个不受客观条件拘束的人，可以自由地畅想。”
张兰的朋友中，企业家和艺术家三七开。她的画家朋友特别多，朋友的画展张兰一定会去，刘小东巨幅油画《三峡新移民》在北京保利2006年秋拍会上以二千二百万元成交，创下了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拍卖新纪录，最终举牌的就是张兰。
“我是幸运的，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推着自己走到了这一步。”
鲁豫：你现在的生活是什么状态？
张兰：我现在生活特别幸福。我有一个男朋友，他是个艺术家，长得很帅，而且智慧、风趣、简单、单纯。我们在一起顺其自然，他很有才，还得过中央电视台的大奖。有一次我们在一起玩儿，他给我唱爵士，唱得特别棒。他年龄比我小。
鲁豫：我喜欢姐弟恋。他跟你儿子相处得好吗？
张兰：特别好，小菲特别通情达理，他从来不干涉我们俩，特别懂事。
鲁豫：那真好，你准备再结婚吗？
张兰：现在还没考虑这事儿，因为企业要上市，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我觉得结不结婚不太重要，一张纸不能代表什么。他是个艺术家，观念比较新，两个人在一起能交流、沟通，能互相牵挂，能在生活和工作上给予支持，这才是最重要的。
鲁豫：你喜欢逛街、买衣服什么的吗？
张兰：嗯，在国内不逛，在国内想不起来逛，也没时间逛。我是那种特急的人，一坐到办公室里或者一进店里，心里就踏实了。前段时间去法国开会，跟洪晃她们一起玩得特开心，之后洪晃做客《锵锵三人行》，还跟窦文涛说和我一起血拼的事呢，挺快乐的。
鲁豫：那等一下你回家干吗？睡觉休息吗？
张兰：玩儿去，听爵士乐。就在这儿住，我从来没坐过头等舱，他们都坐头等舱。
鲁豫：你不坐头等舱啊？
张兰：我从来没坐过头等舱。现在企业稍微好一点儿了，出远门才坐个头等舱，以前都是坐红眼儿班机。
鲁豫：这我没想到，挣那么多钱干吗啊？
张兰：我们俏江南企业到今天，全是自有资金，没有一分钱是银行贷款。
鲁豫：那你真行，你真是劳动模范，跟你比起来，我差远了，我得向你学习。
张兰：你累的时候，郁闷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有好多朋友愿意跟我在一块儿，他们说特愿意跟阿兰在一块儿玩儿，就觉得特给劲儿。
从昔日放牛湖北农村的女孩，到加拿大天寒地冻的餐馆“黑工”，再到今天餐饮巨头“俏江南”执掌人，张兰以一种女性的无畏和顽强，为自己谱写了一个女人的史诗。
朋友都说，“跟阿兰在一块玩儿，觉得特给劲儿”。而张兰自己，活得也是——“特给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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