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起于平凡，不甘平凡，用简单、低调的方式开拓各具特色的创富之路。他们富有民众精神，甚至带着顽固的人性弱点，但他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更具有独立、坚韧、不屈的人格魅力。
杨百万 牛市挣钱熊市挣股
人物小传
杨百万，真名杨怀定，人称“杨百万”，自称“散户工会小组长”，中国第一股民。原上海铁合金厂职工，在1988年从事被市场忽略的国库券买卖赚取其人生第一桶金而成名，随后成为上海滩第一批证券投资大户，股票市场上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当时与其同时代的那批大户们现在只剩下杨怀定一人还活跃于证券市场。
杨怀定具有上海人特有的精明与金融意识，从而成为中国证券历史上不可不提的一个人物，后来其故事被包括美国《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在内的世界各地媒体广为报道，并在1998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风云人物”。
鲁豫：听说你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然后听电台的财经新闻，9点15分打开电脑看看行情，11点半到1点钟午饭休息，那个时候股市也休息，1点到3点钟看行情，3点以后看电脑咨询，晚上5点钟看报，5点50看中央台财经报道、吃晚饭，8点钟看书，10点钟盘面复查。每天花在股市的时间不少于8小时。这样有意思吗？
杨怀定：挺有意思的，这8小时看上去看的是股票、财经新闻，背后却都是花花绿绿的人民币呀。
在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人，一开始没认出我。我说你这个手机蛮好的嘛，他爱理不理的。结果到下飞机了，他说你是不是姓杨？我说是啊，杨怀定。他眼睛马上发亮了
从1988年参与国库券买卖算起，经过柜台交易阶段，再到沪深交易所正规的竞价交易市场，杨怀定参与了至今为止中国证券市场的全部历史，也是其中的幸存者和成功者。杨怀定在证券市场走过的心路历程，堪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一个缩影。1998年，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评选“改革开放20年20人”，杨怀定入选。如今，当年的20人中不少人已经因各种各样的原因翻船落马，杨怀定却活得挺好，并不断有新的收获，这不能不说与他成熟理性的心态和稳健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
鲁豫：炒股多厉害呀！18年前你就是杨怀定了。
杨怀定：后来也经历了几次熊市啊。在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人，一开始没认出我。我说你这个手机蛮好的嘛，他爱理不理的。结果到下飞机了，他说你是不是姓杨？我说是啊，杨怀定。他眼睛马上发亮了。
鲁豫：哎，别人不说杨怀定，你自己说自己是杨怀定的？
杨怀定：我说我是杨怀定没人知道，无名鼠辈，但我一说“杨百万”，是股民的都知道。我太喜爱股市了，所以我孙子出生之后我给他起了个名字。股民最喜欢的是阳线，所以我孙子叫“杨熙”，用上海话来念，就是“阳线”。
鲁豫：你孙子小名最逗了，叫涨停板，股市里边涨得不能再涨了，就叫涨停板吧？这名儿不好听啊。
杨怀定：不好听，实在就行了，要好听干啥？就像你鲁豫，也不好听啊，我以为老游击队员呢，你叫陈曼莉多好听啊，对吧？我现在带我孙子出去玩，上海好多股民认出我来了，不好意思直接跟我说话，就指着我孙子说，哎呀，杨熙，你是知名人士啊，我们都认识你。而且股民挺喜欢阳线，人民币啊，所以也喜欢叫我孙子。我孙子不懂啊，“啊，你们都认识我啊？”他说他也蛮出名的，他是4岁的小孩当中出镜率最高的了。
鲁豫：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比以前还要显得年轻。
杨怀定：牛市嘛，到熊市我也这样。
鲁豫：真的假的？
杨怀定：马上苍老10岁。
我到税务局说，我是小平同志说的“先富起来的人”，但我要交税。他说那你就填一个人民来访吧，我一填“杨怀定”，他说，哇，你就是杨百万啊，我们老早就注意你了
1990年12月19日，对于一般的上海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然而对于上海的金融业发展而言，却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国债交易开市的第一天，一大早杨怀定就去了。买进后，看看旁边的人，看的多买的少。到当天下午，有人想明白了，开始买进，结果价格立刻上冲。冲到一百一十元以上，杨怀定就抛掉了。转手之间，利润超过10%。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之后，杨怀定开始研究国库券。很快，他发现全国8个试点国债交易城市的国库券差价很大，而人民银行却禁止金融机构之间流通国库券。于是他想到了个妙招：做国库券的异地买卖。这个念头一转，他在不知不觉中开创了我国国库券异地交易的先河。
杨怀定的交易金额越做越大，很快达到上百万，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都开始注意他。
当时对他的行为有很多争论：一、这种行为是否属于经营金融？按国家规定，个人不得经营金融。二、算不算投机倒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看法无疑使他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这时杨怀定实施了一个聪明的举动，他主动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去人民来访。他对接待人员说：我有些金融法规搞不清，想主动接受党和政府的教育。我可以买卖国库券吗？接待人员反问他：你看呢？他说：可以。接待人员问他有什么依据，他拿出一份《金融时报》，当时的上海分行行长在报纸上接受采访时表示：欢迎公民随时随地买进国库券，随时随地卖出。
杨怀定：1989年，朱镕基还是上海市长。我挣了一百万之后，朱镕基就下了个批示，看看我们的制度上有什么漏洞，让个人赚了那么多钱。
鲁豫：你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是高兴啊，还是害怕啊？
杨怀定：害怕。这个批文到了我耳朵里，我吓得赶紧找保护。那天是局长接待日，我到税务局说，我是小平同志说的“先富起来的人”，但我要交税。他说那你就填一个人民来访吧，我一填“杨怀定”，他说，哇，你就是杨百万啊，我们老早就注意你了。我说，你注意我，我就主动来了，要交税我就交税，要不交税我就回去。后来他跟我讲，不需要交税，因为国库券是免税的，你从事国库券交易也不要交税。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怕赚了钱之后有人说我偷税漏税，那不是白赚嘛。
鲁豫：那时候的一百万等于今天的好几千万吧？你当时把一百万是放在一个存折，还是几个存折呀？
杨怀定：一百万全部是现金，没有存折，都是十块的，那时候刚从海外传过来有滑轮的旅行箱，我买了一个。我称过，一万块钱是一斤二两，一百万就一百多斤。
鲁豫：比我这个人还要重呢！都放你们家哪儿啊？
杨怀定：这挺简单的，往橱顶一放就行了。
鲁豫：上海很潮啊，钱要是潮了怎么办？你晒一晒？
杨怀定：钱每天都在滚动，不会潮的。我每天拿出一些到外地，把它换成国库券，到上海又换成人民币，不断地在转。那时候我最担心坐火车，我205斤比现在还胖，上火车以后需要两个人帮忙往行李架上放。我最担心的是这个箱子往火车上放的时候，万一手柄裂掉了怎么办，裂掉以后钱掉下来肯定散落一地。后来我用的手提箱个个好好的，就是手柄那里断了，倒是没露出来。但有一次有个女乘客跟我讲，你这一箱子都是钱。不知道她怎么知道的，我说不是，但她说一定是的。那时候社会治安比现在好，人家知道了也就算了，像现在这样的社会治安，如果有人知道这一箱子是一百万，跟五个城市也把你杀了。
鲁豫：现在也没人带着一百万出去乱跑。
杨怀定：现在有银行卡。当时这个人一说就提醒我了，再加上当时我带着一百万麻烦特多——进出火车站要检查危险品的，一打开多危险啊。人家用X光一照，哇，都是人民币！所以我老在火车站被人家扣留下来。他们看到这么多钱就想，你这个人非偷即抢。我坐飞机也被人家盘查，当时我样子是很坦然，但他们都是以貌取人，我吃得肥肥胖胖，他们就认为我一定是准备外逃的贪官。后来扣留的时候，我总跟他讲，我在上海很有名，我叫杨百万，你去查吧。往往过了一个小时，他跟上海公安都联系过了，才把我放了。这个女的一刺激，我想要是碰到坏蛋怎么办，所以回到上海以后我马上跑到公安局，我说我想请两个保镖。
配了保镖以后，第二天上海的《解放日报》就当成了社会特大新闻，说富起来的人没有找民间的保镖，而是信赖公安局，上海出现了第一个请公安局当私人保镖的先富起来的人
做了一段国库券异地交易后，杨怀定心里还是不踏实，怕政策变化，同时也怕大笔现金带在身边不安全。当时个人不能使用本票，只有现金。杨怀定说：我特地称过，一万10元钞是一斤二两。我带五十万出去，就是六十斤。分量重，体积大，十分惹眼。正好当时上海公安局开放保安业务，于是他跑到上海市公安局，询问能否请保安，结果如愿以偿。上海《解放日报》为此曾发过消息：上海出现第一例私人聘请公安人员当保安。这以后他出门买卖国库券，就由保安开好执行公务的证明，还带着枪，一路免检，通行无阻，少了许多麻烦。外地银行也因此更认可他的交易行为，愿意把国库券卖给他。
请公安当保镖，在那个年代是非常轰动的新闻，其实谈到请公安，除了保卫安全，杨怀定有着更深层次的想法。因为在当时，国库券异地交易是杨怀定首创的，而这种买卖国库券的方式是否合法尚有争议，对于已经成为“杨百万”的杨怀定来说，最担心的就是政策的变动，他担心若有一天，有人来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自己会不会被带上法庭，会不会被没收财产。所以他想到了聘请公安当保镖，因为公安的参与就是自己行为合法性、财富来路正当性最有利的证据。杨怀定的深思熟虑，也无不透露出上海男人的细致和精明。
1989年，杨怀定又特意到税务局咨询买卖国库券是否要交税。当时的背景是：一些私营个体户都不愿意交税，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结果税务局的人表扬他主动上门报税，报纸还发表了上海市民杨怀定主动报税的消息，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和好感。后来杨怀定坦率承认，其实那时他心里很明白，根据国库券条例，买卖国库券是免税的。或许，制定国库券条例时，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杨怀定这样频繁地跨地区买卖国库券的情形吧。
到人民银行咨询、请公安人员做保安、到税务局报税，这三件事让杨怀定出了名。其实，这中间也隐藏着他自我合法化、自我保护的狡猾安排。
鲁豫：你请警察当保镖啊？
杨怀定：对，公安就给我配了两个保镖，六百块钱一个月，两个人一千二百块。第二天上海的《解放日报》就当成了社会特大新闻，报道说，富起来的人没有找民间的保镖，而是信赖公安局，上海出现了第一个请公安局当私人保镖的先富起来的人。当初我到税务局去，第二天报纸也报道了，说公民的纳税意识在提高。这两份报纸我各买了一份，一直藏到现在。那时候藏是怕政策变化，我有证据了，我是一个良民。现在没用了，但变成了非常珍贵的史料。
鲁豫：你这么聪明的人，当初怎么没有考什么北大清华呢？
杨怀定：我可不聪明。我这叫傻人有傻福，我是傻出来的。聪明的人都在厂里边上班呢，我1988年把自己的铁饭碗丢了，不干了。我走的时候人家都挽留我，说出去了以后风险太大，不如吃大锅饭。后来我走，他们就说我傻。
他们怀疑我把铜偷出去了，后来居然把我带到了拘留所。清白的当天我就打了辞职报告，在领导面前一甩，我不干了
杨怀定出生在1950年。和那个年代大多数的老三届一样，1968年初中毕业以后，刚满18岁的杨怀定被分配到了上海铁合金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一干就是20年的时间。1986年杨怀定当上工厂仓库的负责人，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头脑灵光的杨怀定，悄悄干起了第二职业——帮妻子的厂推销电线。由于第二职业收入不错，慢慢竟挣到了两万元，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可是个不小的数字，于是老杨便出手大方起来。然而正是这种出手大方的举动，给杨怀定带来了麻烦，一次仓库失窃，他竟然成了首要的怀疑对象。
鲁豫：帮老婆厂子卖东西赚了两万块钱，出手大方了一点，别人就开始怀疑你了。你买什么东西了，别人怀疑你呀？
杨怀定：当时我是仓库的主任，那个年代是没有钱的，就是靠思想。我那时一个月工资六十三块，但当时要叫工友去干活你得有个人的魅力，所以我经常发根香烟给大家抽，帮帮忙，干点活。但是厂里边东西被偷啦，大家都想你平时为什么发香烟给人家抽啊。而且当时我发的烟也是好烟，五块钱一包——你发一般的烟，人家不买你的账的。后来他们怀疑我把铜偷出去了，然后在这里笼络人心，我当时气呀，不过气有什么办法呢？最后小偷没查出来，公安局居然打个电话叫我过去。我提前找领导，问这算我公假还是旷工，这得搞清楚。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他说你去吧。后来我才知道公安局和领导已经沟通好了，我去了以后问找哪个警官。结果他说我们办公室没空，我带你找个地方去谈。然后打开拘留所的那个铁笼子，我从来没进去过，觉得有点恐怖。但我想不是我偷的，我怕你干啥。其实他是暗地威胁你，不说话，就进这个铁笼子。他没想到，我这个人心理素质蛮好的，我跟他谈笑风生，谈了两小时之后就叫我回家了。回家我气呀，像受到了一场侮辱，如果这时候辞职，人家说你做贼心虚，只能忍着。皇天不负有心人，过了一个礼拜，听说小偷抓住了。我给领导打电话想确认一下，谁知道，他更怀疑我了，他认为我是来探风声的。他就问我，你怎么知道小偷抓住了？我说我早上提早来上班，看见码放的好好的东西倒了，肯定是小偷来偷的时候，被你们抓住了，小偷仓皇出逃把它撞倒的。他还是怀疑我和小偷是一伙的，他被抓住了我来打探。结果又查了半个月，那小偷供了，和我不认识。
鲁豫：那你不就清白了吗？
杨怀定：我清白了。清白的当天我就打了辞职报告，在领导面前一甩，我不干了。
鲁豫：你都清白了，为什么还辞职呢？
杨怀定：我清白了可他没有向我道歉啊。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那个年代有个歪理，侮辱了你的人格不会向你道歉，而是说领导对你的审查是好事，他不会考虑你的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侵犯。这口气咽不下去，我就走了。我是1988年3月28日辞职的，我这一辈子都记得住那天，辞职的时候我是流着眼泪走的。我从18岁进厂，38岁离职，原本想把我的青春、我的后半辈子都交给国有企业的，但受到这个侮辱以后，我觉得没意思了。我想忠心耿耿，可人家不要你。
鲁豫：可是走了以后你靠什么吃饭呢？
杨怀定：那时候年轻啊，假如是现在我就不会走了。那时候年轻气盛还有点狂妄，我在企业里连续五年都是先进生产者。人家好多社会企业要请我，我都不走，碰到这次变故，又有点少年轻狂，而且天生我才必有用吧。
我看过《子夜》，《子夜》里面说只要有证券交易，就有高低。尽管我们是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但是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一定会有高有低，只要做到低的买进，高的卖出，不就行了嘛
鲁豫：我想问问，当时你有什么才呀？
杨怀定：歪才呀。我脑子很灵活的，我相信我至少有小市民的狡猾。那时候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我说你就安心在家里边把小孩带大，等我成功的这一天，你就忙着数钱吧。之后我在家里睡了两个礼拜，其实没睡着，人软软的，因为没有方向，不知道该干什么，尽管脑子里一直在想我要干什么。我老婆就来气了，她以为我会这么睡下去，坐吃山空。她没说出来，可是上楼梯的声响把我吵醒了。那时候我订了70多份报纸，4月初看到一条新闻，中央决定4月21号在上海开放国债交易市场。我一下跳起来了，我看过《子夜》，《子夜》里面说只要有证券交易，就有高低。尽管我们是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但是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一定会有高有低，那么只要我做到低的买进，高的卖出，不就行了嘛。
鲁豫：哇，你好聪明啊。
杨怀定：我不聪明，我傻想啊。你看我做的几件事，人家都说我傻，我赚了一百万就跑到税务局去纳税。那时候街上的倒爷都在传杨百万多傻啊，我们赚了钱吓得躲起来，他自己跑到税务局去。
鲁豫：你倒是想躲，可你哪里能躲得住，一百万可躲不住。
杨怀定：我到公安局去请保镖，人家也说我傻——你看我们看见公安就跑，他还自己跑到公安局去。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比他们聪明啊，比如说我进火车、上飞机，人家老是扣我的箱子。请了两个公安以后进火车站他们有介绍信，一说“执行公务”人家就不看了。
鲁豫：一百万是后话了，你投资国库券第一笔赚了多少钱？
杨怀定：投了两万，赚了八百块钱。
中国从1981年开始恢复国债发行，当时，购买国债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对于当时工资收入并不高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购买国债，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任务的完成和爱国热情的体现。国债只能到期赎回不能随时买卖，发行方式最早也是通过单位分配的方式，按照个人工资高低给予一定的购买配额。所带来的收益也仅仅是到期赎回后比银行存款略高一点的利息。
1988年国债发行进行重大改革，对部分城市开放了自由交易的平台，上海正是其中之一。
我突发奇想，哪个城市开放，党报一定会报的，所以我就跑到上海图书馆，31个省市报纸一个一个查
杨怀定：1988年的4月21号，上海国债市场开了，我一早8点钟就拿着两万块钱在门口等着。国库券1985年的开盘价是104块，我一算，利息率15%，当时银行是5.4%。我想我买进来一年15%，就是三千块钱的利息，如果放在银行里只有一千零八百。多出来的两千不就是我辞职的工资了嘛，那时候一个月工资六十三块，一年也不过不到八百块。我留下时间能去读书、考业余大学，闹不好还能混得像李咏一样当个主持人，对吧？就不能说鲁豫了。后来买是买了，心里却忐忑不安，要是下午跌了怎么办？那时候不像今天，今天杨怀定已经变成了老油子、老滑头了。于是下午我忐忑不安跑去一看，哇，涨到一百一十二块了，一下子涨了八块钱。这时候就能赚一千多了，但是要扣手续费的，我赶紧就卖掉赚了八百块钱。我算了一下早上进去，下午出来赚了八百，不就是一年的工资嘛，于是突发奇想要是在哪个地方再把这个一百零四块的买回来，再卖给他一百一十二块，那不就又赚了嘛。那时全国有七个城市都开放了，我就想打探一下这七个城市。但是那个时候国库券行情属于国家机密，不公布的。不过我订报了，看到这一天上海的《解放报》上登了上海什么价开盘什么价收盘，就像现在的股市一样，创个新高以后晚上电视都报“中国经济走向好，股市又创新高”。后来两天跌了就不报了，我突发奇想，哪个城市开放，党报一定会报的，所以我就跑到上海图书馆，31个省市报纸一张一张查，一查查到了，安徽合肥，开盘94，卖出98，我连夜就带了两万块钱上合肥。跑到那里试探了一下，买了两万多一点国库券回来，到上海一卖一百一十二块，马上就变成两万两千多了。然后再连夜去，买了之后又回来卖，连续跑了几十次。后来我就想，这样跑不行，成本太高。
鲁豫：你干吗不多借一点儿钱？
杨怀定：所以我说我没有鲁豫聪明啊，我傻。后来我想到了就找人借钱，找我太太的亲戚。我们家的亲戚都是穷光蛋，他们家的亲戚都有钱，是上海的土地主，最后把亲戚的钱全部借过来汇拢了十四万二千块，我说一年以后我以比银行利息高两倍的钱还给你们，他们都很相信我。我上了合肥的火车，到合肥立刻上证券公司买国债，晚上回到上海再到证券公司卖掉，一直连轴干。那时候就有人问我你累不累啊，我说不累啊，这一干就是几年的工资啊，被钱烧得肯定不累了。十四万第一次跑出去的时候赚了六千块。那时候就睡不着觉了，觉得发财了，神经受到高度刺激，跟我太太讲我睡不着，她让我吃安眠药，吃了4颗也只能睡两个小时。你说钱的力量有多大啊。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我，因为我跟我太太许下愿了嘛。卖掉国库券之后又没有点钞机，每天回来在家里面猛点。那时候买了好多橡皮筋，把十块一叠一叠的，每一千块一封，他们猛点。
鲁豫：您老带这么多钱，没丢过钱吗？
杨怀定：没丢过钱，但有一次很危险，差点丢了。那次我坐车到安徽淮北，到了符离集车站，还有一站就到淮北了。符离集出烧鸡很有名，我好奇就往外面一伸头，小偷就站在我背后的椅子上，把我下面的考克箱拿走了。当时里面有八万块，我没有看到，我对面有个年纪大一点的妇女，她朝我使了个眼色，指指后面，我抬头一看，箱子没了。我赶紧追过去，那小偷还没有走出车厢。我出去都带一把刀，又长得牛高马大的，小偷长得比较矮小，我不怕他，把刀一拔，“你拿我箱子干吗？”他看刀拿在手上，就说我拿错了。正好这时候警察过来了，我说他偷我的箱子。后来我就有经验了，箱子不能放在自己的头顶，要放在对面看得到的地方。不过后来就不用这样了，因为有警察跟着了嘛。其实有好多事情，后来想想真的很有趣。
我也不指望他们像刘胡兰、邱少云一样保护我。但万一我被抓起来了，我的辩护词就一个，我不懂违法与否。两个警察跟着我的，警察都不知道违法，我怎么知道
为了挣钱，杨怀定也着过急、吃过苦、发过狠。刚开始炒国库券的时候，为了赶时间，24小时连轴转，最忙的一次七天七夜没有睡觉。上海晚上发车，天亮到合肥，马上到证券公司买上国债，然后合肥晚上发车，到上海天亮，再从车站直接到证券公司高价抛掉，再去车站，开始下一趟。没有点钞机，手工点钱要几个小时，人亢奋地睡不着觉，靠吃安眠药打上一个小时的盹儿。当时他的理想是，挣满十万块，至于有了十万块以后要怎么花，却一点概念都没有。为了这十万块，年轻的杨怀定不惜以健康为代价。
没有钱的时候，杨怀定性格非常焦虑、浮躁，老想着要发财，后来心情平和多了。但钱也给他带来过恐怖，在贫穷代表社会主义的时候，赚了钱就怕一下子被没收掉，所以请了律师，还请公安当“保镖”，诚惶诚恐的。富起来之后，也有另外一些说不出的苦衷，不过身为上海男人，杨怀定非常“拎得清”，他的精明是在骨子里的。
鲁豫：人一下子有一百万是什么感觉啊？
杨怀定：感觉是又喜又怕，喜的是我终于有钱了，怕的是当时的政策环境易变，我也不知道这样做究竟合法不合法。后来我买点钞机了，成为上海市民当中第一个有点钞机的。那时候点钞机一千多块钱一个，去银行买的，点起来真舒服啊，“哗啦啦”的。
鲁豫：我相信全中国没有几个人家里有点钞机。
杨怀定：对，所以后来上海报纸做了后续报道，“杨怀定有点钞机了”。后来我又请了律师、秘书，“杨怀定带着律师、秘书、保镖，五个人浩浩荡荡开赴全国各地了。”
鲁豫：你那会儿给自己或太太买过什么奢侈品吗？
杨怀定：没有给自己买过，给太太买过金项链、金戒指，那时候四十五块钱一克金，放到现在又发财了。
鲁豫：又是投资，你这人真没劲。太太买东西还是投资啊？
杨怀定：现在我家里边有两公斤黄金，因为我刚富起来的时候，我老问我母亲黄金到底什么样的，我母亲讲，样子和黄铜差不多，那我一定要买来试试啊，就买了好多，反正我那个时候有一百多万，这辈子肯定不愁吃、不愁穿了，咱也学地主老财买一点黄金在那里看看吧。后来买了，金条也有，金戒指也有，金手镯也有，到现在都放着，一共两公斤。你看今年这黄金涨的，我又大发了。1998年的时候，我被中央评为“开放改革20年20个人”的典型，中央电视台就问我，你现在为什么不请保镖了？我说跟你老实讲，那时候我请两个公安我自己都不知道合法不合法，就算请了保镖，我也不指望他们像刘胡兰、邱少云一样保护我。但是有一点，万一我被抓起来了，我的辩护词就一个，我没文化，不懂违法与否，两个警察跟着我的，警察都不知道违法，我怎么知道？尽管说起来不好听，但我是一个平民老百姓啊。厂里边的工人从来没有感受到成语“狐假虎威”是什么意思，那时我进火车站、进飞机场，警察证件一挥，“执行公务”！那种感觉就是狐假虎威。凭我自己，我有什么能耐？那时候火车票非常紧张，但是警察执行公务，不需要票，100号以后谁先到谁坐。他们进去，101号，108号，两头一站，让我往中间一坐，这种感觉多舒服啊。你看群众的眼睛多尖，他们跟警察讲，你们两个都是走狗，中间这个才是老板。这得益于我长着一个腐败的肚子，他们就以为我是什么首长，如果我长得尖嘴猴腮，那他们肯定以为我是逃犯，对吧？
鲁豫：人突然富起来很容易感受到世态炎凉吧？本来不理你的人忽然理你了。
杨怀定：哎，绝对能感到。以前我们单位5000多个人，脸都熟但不讲话，就点点头。上海的报纸、电视铺天盖地报道我的事迹之后，我们单位的都说，哎呀，我们曾经是同事啊。然后中学的同学，哎呀，我是你的老同学呀。他们的意思就是，你富了要把我们带起来啊。其实我带不动的，怎么带得动啊！
鲁豫：给人点儿提示就好了吗，该买什么，不该买什么的。
杨怀定：证监会一直有规定的，叫买者自负，没用的你提示也没用。比如说我在中央电视台提示了，在报纸上宣布了，将要见顶。第一财经下面有的人就讲，那个新股民杨怀定老昏了，这么好的股市他说要掉了，别听他的。其实不仅我讲，美国的格林斯潘也讲了，中国股市太高了。
鲁豫：你跟格林斯潘一个标准，你太牛了。
杨怀定：不是一个标准，李嘉诚也讲过。我杨怀定什么也不是，但人家格老、李老都说了，你们不听，杨老是跟在他们后面说而已。结果没几天，跌到930点。股民又给我打电话了，我是你的粉丝，我说粉什么丝啊，别造概念，你看到电视报纸上我说跌了，没跑吗？他说没跑。那就不叫粉丝，别造个概念来哄我。他问我现在怎么办，我一概不说。所以同事、亲戚来说让我带着炒股吧，不带。
鲁豫：这不得罪人吗？
杨怀定：得罪，那只能得罪了，你要想不得罪人，每个跟你借一万，我马上变成穷光蛋。举个现实的例子，我白天炒股票，晚上去理发，我理发总是理二十块钱的，不会剃三块钱的。我把理发店的门一推，迎宾小姐年轻啊，是没炒股票的小青年，不认识我的。她马上就跟我说，老先生你别走错门啊。我说没走错啊，这里理发二十块呀，我就是来理二十块的。你看她多势利！最近我出了一本书叫《股市赢家》，我没文化，没有你鲁豫签字龙飞凤舞。但是我想笔好签起来也顺手一点，我就去买了一支一千块的派克笔，希望我的字马上就漂亮一点。那个卖派克金笔的是个外地来的营业员，他不知道我是谁。我让他把笔拿给我看看，他把我从上面打量到下面，意思是这个笔你买得起吗？我说你拿出来，只要看着满意，我照买。拿出来一看，不错，我就买了，他立马另眼相看了，又让我买这个买那个。我说我老年痴呆症啊，给你一哄就哄掉了。
我去的时候随身带着《金融时报》。我给他看报纸说，如果我错了，那也该《金融时报》和你们的行长负责，我不负责
在杨怀定炒股的18年间，中国股市经历了四次牛市和四次熊市。其间，有人一夜暴富，有人倾家荡产，经过一轮一轮的大浪淘沙，同时代的最早那批最活跃的股民当中，现在几乎只剩下杨怀定一人。杨怀定有一句常常用来教育新股民的名言，似乎可以用作他18年来屹立股市不倒的注解，这就是不做多头，不做空头，要做滑头。说的就是不要太贪心，要会审时度势。
现实生活中的杨怀定，也处处表现出了他的精明，炒国债、玩股票、买房产，甚至连汽车，手机等消费物品，只要一过他的手，就一定能稳稳地赚上一笔。
“市场经济的规律就是价值脱离价格不正常。”正是因为深谙此道，所以杨怀定每次在预测成本与价格的时候，都有一种类似于“通神”的本领。有人说，“炒得来股票还有什么炒不来。”这就是市场上看不见的手。
杨怀定：我在上海出名实际上不是因为有钱，而是我的几个战略步骤把人家震撼了。比如说最后一个步骤，请了保镖之后，我跑市政府去了。那时候在买卖国债之后，我可以看到一个内参，上面写着我是当时上海市民中收入最高的人。有人说我是在非法经营金融，所以我要找个保护伞。于是我先跑人民银行，人民银行管金融的嘛。人民银行说我们这里只对商业银行，不管个人。我就跟他耍赖，我说我这个人受党和政府教育多年，有一点搞不懂，我主动来接受党和政府的教育，你还不教育我吗？他听我这么一说，笑了。他就问我，你哪来的这么多国库券。我说我买来的，我今天就是想问你，我从外地买来，在上海卖掉，合法不合法。那时候的领导不像今天这么开放，他不敢说，怕承担责任。他就问我你看呢，我说我看合法。他追问我，你有什么依据吗？我说我有依据啊，你们的李行长在《金融时报》上答记者问：欢迎公民随时买进随时卖出。我也是公民啊，我就是随时买进随时卖出。我去的时候随身带着《金融时报》，我给他看了报纸说，如果我错了，那也该《金融时报》和你们的行长负责，我不负责。我知道这个地方银行的领导不敢去说总行的行长，他朝我苦笑，摇摇头，他说你们这帮人特别聪明，钻了我们政策的空子。现在讲这个话的人已经是上海证监局的局长了。所以至少上海市政府，感到我是一个良民，尽管是个刁民，但是蛮良的。
鲁豫：没听说过刁民有挺良的。
杨怀定：哎，善良而且很守本分的，我干什么事都去咨询一下，不是偷偷地干啊。
鲁豫：像你这样的人不赚钱，也没有人会赚钱了。除了国库券、股票赚钱以外，做什么都赚钱，刚才说给老婆买的戒指后来也赚钱。你当年什么时候买过大哥大？
杨怀定：1988年。因为那时候打电话不方便。花了我一万九千八。1992年卖出去的，卖了三万。那时候我要是成心卖，能卖六万。买大哥大是身份的象征，要登记。后来价格一路飙升，飙升到六万。
鲁豫：你不需要身份的象征吗？
杨怀定：飙升到六万之后，我说大哥大已经到顶了。如果固话装好了，我就抛。固话还没装好它就一路下跌，跌到三万的时候，我固话装好了。我就赶紧打了个电话要卖，我不赚钱，只卖三万。后来有个台湾人买去了，这个台湾人气死了，为什么气啊？他是从台湾来经商的，急需电话。我卖得时候跟他讲清楚了，我这个电话很忙，股民都要打的。那时候是双向收费，连号都是他的了，他拿到电话以后没法用。股民不断地打电话找杨怀定，他气死了，他就在电话里跟人家说，杨怀定破产了。后来股民就告诉我，你这个电话怎么老说你破产了。我说他要破产了，买进去几万，后来跌到几千了。现在我出了一本书，把我的手机号都写在了书上。
鲁豫：那你的手机不被人打爆了吗？
杨怀定：不停地响啊，上个月电话费五百块。这个月，我一想不对就改成单向接听了，反正接听免费，你打吧，我有空就接，没空就不接。
中国有句古话叫“民不与官斗”，你跟他斗，肯定不行。我当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谈话，“卖掉房子都要买股票”，人家都笑我傻
鲁豫：再说一个，你1992年买了一辆夏利，当时多少钱？
杨怀定：八万块钱。
鲁豫：当时你的牌照第一个字母是Z，这是很少的，后来把这个Z字的车牌卖了，卖了二十万是吧？然后又买了一辆七万多的小车，上了个浙江牌照，赚了十三万。你这么有钱才开七万块钱的车啊？
杨怀定：车对我没用，我早上9点半到下午3点炒股票，从来不出去的。我现在车都停在车库里边，买的时候是考虑我孙子要出去郊游，往外地跑要上海牌照干啥？
鲁豫：涨停板还小呢？
杨怀定：现在派上用处了。从他一岁开始我就不断地带他去郊游，呼吸空气。
鲁豫：真厉害。1993年你以每平方米不到二千块的价格，买了闸北的两套房子，后来以每平方米七千块的价格卖出。2002年又用炒股赚的钱买了三室两厅新房，对吧？当初每平方米四千九百块钱，现在价格起码翻了一倍，肯定不止。
杨怀定：现在已经涨到一万四千块了。
鲁豫：你就没有干过赔本儿的事儿吧？
杨怀定：没有，我看事特别清楚。比如说，当时房子都没人要，我买那个房二千一平米还贵了，其实只需要一千三，一套房子总价八万，那是1993年。1993年股票第一次涨到1500点之后，我把股票都抛了，花八万买了一套房子。2005年四十万一套卖了，卖了之后股票正好最便宜，我又全部换成了股票，现在股票又上去了。
鲁豫：天呐，钱怎么这么喜欢你呢？
杨怀定：不是喜欢我，是我总比别人多留一个心眼。举个例子，这次我在全国名声大噪，因为我预见了要下跌的最底部。为什么我敢买股票？其实政府的行动是很明显的，印花税从千分之二降到千分之一，鼓励你买股票，然后不断给证券公司注入资金，希望股市上涨，那你不跟着政府吗？中国有句古话叫“民不与官斗”，你跟他斗，肯定不行。我当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谈话，“卖掉房子都要买股票”，人家都笑我傻。就像1993年我把股票抛掉买房子，人家也笑我傻。当时他们说，杨怀定找死，这么好的股票抛掉了去买房子。结果我股票抛掉了，一个礼拜以后就大跌，一直跌到300多点。我房子买了以后没涨，1993年买的一千三百块，到1999年才涨到一千五，没想到1995年这一年从一千五直飞七千。大家都抢着来找我买房子，说你那个房子让给我吧。我说行，你别后悔呀。我卖给他我买股票去。我去买股票，人家也说我傻。我买了以后对外宣布，我买了三十万股股票。网上就有人笑我，杨怀定终于败了，给股票套住了。我就做了个反击，我是套住了，我这是金戒指套在手上啊。
跌到325点的时候，你们当时的市长叫徐匡迪，他每天给中央打一个报告，说上海要出事了。这时候江泽民主席把他找去：“你到上海开一个座谈会，把杨怀定找来”
股市的风险和波动不言而喻，尽管杨怀定有着不同常人的敏锐洞察力和极具前瞻性的判断能力，但他并不能掌控股市将要发生的一切，杨怀定也有过失败的难忘经历。
1992年5月至12月是中国股市开市以来第一次最大的熊市，上证指数从1429点跌落至300多点，仅半年时间跌幅达72%。上证指数400多点时，杨怀定认为指数已见底，马上进去抄底，不想抄在半山腰上，股指又跌至300点左右，杨怀定被套牢30%至40%。杨怀定捂牢不割肉，随着每天股指和股价不断下跌，他感到越来越绝望。此时，杨怀定对妻子说自己还有二十万元现金，不买股票了，拿这些钱过日子吧。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杨怀定手中的股票被套得牢牢的，越发感到绝望。1994年7月31日，杨怀定从报纸上又敏锐地感觉到政府即将出台救市政策，这天他把股票资金账户中最后的子弹——两万元打进股市。果然，第二天证监会宣布了三大救市政策，股指一路飙升，从300多点上涨到1500点。两个星期，杨怀定手中的股票市值翻了4倍。
鲁豫：这些年你赔过吗？
杨怀定：1992年年底。
鲁豫：你怎么也会赔呢？
杨怀定：我会赔呀。因为我认为跌得差不多了就买进去了，没想到它又跌到了320，400跌到320是百分之三四十啊，这个指数很厉害的。结果没想到，就在我绝望的最后一天，1994年的7月31号，我把最后两万块钱都打进去了。8月1号，当时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宣布——政府救市。三大救市政策出台，股市从300多点哗啦哗啦两个礼拜涨到1500点，我又翻了四倍。2000年，我在北京开会碰到刘鸿儒了，他是第一任证监会主席。他说老杨啊你真不容易。我说怎么不容易啊，刘主席。他说，跌到325点的时候，你们当时的市长叫徐匡迪，他每天给中央打一个报告，说上海要出事了。这时候江泽民主席把他找去：“你到上海开一个座谈会，把杨百万找来。”江泽民主席知道我，想听听怎么样股市才会转好。
演讲回来后到宾馆，就有电话来了。“我是一个大学生，我刚刚炒股票，你这个人讲话太幽默了，我真喜欢你。”我就跟她讲，你别造概念啊，你喜欢的是一百万人民币，不是喜欢我这个人
除了杨怀定，他的家人也被“沾染”了股气，他的太太被称为“原始股”。改革开放最早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很多到了中年都离婚了，成了百万富翁的杨怀定，却几十年如一日跟结发妻子保持着恩爱的夫妻关系。
“我们上海有人成了大款之后，90%都离婚了。我和太太是中学同学，我们股市上讲最原始的股票就叫原始股。我太太是没钱的时候嫁给我的，现在有些身边的朋友有情人，买很贵重的东西送给情人，情人还嫌花钱少。我稍微给老婆买点东西，她还说我浪费，这就是原始股和情人的区别，这是真心的，不在乎钱的，是在一起踏实过日子的。炒股票也是这样，不要看概念，要看根本。”
鲁豫：听说你给你们家人起了些外号，管你老婆叫原始股？
杨怀定：对。上海赚了钱的大户90%都离婚了，就像有段时间，我听说见面不是问你吃了吗，有钱人都问你离了吗？上海也这样。我的太太是我没钱的时候嫁给我的，我当然要和她同甘共苦。
鲁豫：那外面对你来说有诱惑吗？
杨怀定：当然有，不过现在没有了。我四十几岁的时候“杨百万”就很出名了，那时候我在一千多人的会场做演讲。演讲回来后到宾馆，就有电话来了。“我是一个大学生，我刚刚炒股票，你这个人讲话太幽默了，我真喜欢你。”我就跟她讲，你别造概念啊，你喜欢的是一百万人民币，不是喜欢我这个人。我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又是丑男，你喜欢什么。
鲁豫：你想得很清楚啊！从来没有软弱过的时候？
杨怀定：很清楚。这得看情况，如果鲁豫诱惑我，我会软弱。
鲁豫：为了你不软弱，我就坚强一点儿。还不错嘛，这么多年革命气节保持得不错。你太太是不是也比较严厉？
杨怀定：不严厉，我太太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我炒股票她从来不管我，钱也不管，因为她太了解我了，我们是初中同班同学，又是街坊。我太太嫁给我的时候她是不太愿意的，为什么，我家里穷。六个弟兄中我排老二，父亲工资只有四十几块。而我太太是上海本地人，有房产，但是她很孝顺母亲，我的丈母娘跟她讲，我看这个小伙子以后一定有出息，你一定要嫁给他，你不嫁给他找别的男朋友，你就不要回来，所以我很感动。我出过一本书叫《做个百万富翁》，我就把我岳母的照片放在了第一页上面，连父母都没有放第一页。我跟编辑讲，别的什么都不在乎，你一定要给我岳母放一张照片。所以原始股肯定不能抛啊，得留着。
我曾经哭过，但现在我麻木了。有时候我见到他们，最多给他们一个礼拜的饭钱
说到自己的兄弟，杨怀定心情比较沉痛。因为父母去世得早，杨怀定富了之后就传授兄弟“致富技巧”，没想到迅速成为“百万富翁”的兄弟，从此开始了一条不归路——吸毒。杨怀定百般劝说，也曾在无人的时候为兄弟痛哭过。但毒品犹如毒蛇，一沾染就很难戒除，经历过多次欺骗和无奈，如今杨怀定提起他们，咬牙切齿之余更多的还是沉痛。
鲁豫：你兄弟叫什么股？
杨怀定：垃圾股。
鲁豫：为什么兄弟是垃圾股呢？
杨怀定：本来他们跟着我1988年、1989年都发财了，每人都有一百万。但是他们跟我走了不同的路，总认为我们小时候太苦了，现在要补偿。已经有钱了嘛，所以去吸毒。两个兄弟都吸毒。现在还没戒。我一直希望他们戒，但是三个月以后，他们又吸毒去了，一百万全没有了。后来他们就老是来骗我，最近一次骗我，说他们考上警察了，要花钱买警服。我说你把我当老年痴呆症啊，你有吸毒的历史哪个警校会要你呀？他们刚开始吸毒的时候，我给他们钱戒毒。他们结婚全部是我操办的，因为父母去世得早，我希望他们争气。但过一段时间，他们就把给的东西全部卖完了，又没有钱了，就到我家门口一蹲，也不吵架。他们说，让人家看看杨百万弟弟没钱了。所以我现在住的地方他们不知道，而且这房子的保安挺严厉的。我把这些事写进了书里，他最近发了几条短信给我，他说，“我们本来认为欠你的情，但是你把书写出来以后，我们没有脸了。我们现在不欠你的情了，和你划清界限。”我在书里写他们，是真心希望他们在舆论的监督下，戒除吸毒的恶习，但是他们认为我是揭他的丑。你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吧，我的钱正好捐给希望工程。
鲁豫：但还是挺难过的啊！
杨怀定：是挺难过的呀。我曾经哭过，但现在麻木了。有时候我见到他们，最多给他们一个礼拜的饭钱。我曾经劝他们戒毒我养他们，每个月到我这里来领生活费，不给吸毒的钱，但他们会骗你。举个例子，他说我马上要做生意了，你给我一万，我以后再也不找你要了。这一万拿去，下个礼拜又来了，说那钱还以前欠的吸毒债了。最近他们又被抓进去戒毒了，已经五次了。戒毒是一辈子的事儿，每次都骗我说这次出来就戒了。他曾经用刀把自己手指剁过，说一定戒了，我也信了。但又抓进去又来找我，我说你不是戒了嘛，其实戒不掉的。
鲁豫：真是，谁能知道杨怀定家里也有这种事儿啊。
杨怀定：哎，我想了想有时候啊，这就叫有苦有喜。人生不可能有圆满的，我现在唯一不圆满的就是我的垃圾股。就像这拨行情一样，垃圾股现在猛跌。
这两天有个北大的学生赶到我这儿要做我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到我这里来学一段
被杨怀定称为垃圾股的兄弟，给他留下了许多辛酸与痛苦的回忆，但提到争气的儿子，老杨就会倍感欣慰。杨怀定并没有让儿子和自己一样，成为一个职业股民，而是让他去学习了计算机，如今杨怀定炒股所使用的操作软件，就是儿子一手设计的，这也让他骄傲不已。
鲁豫：你儿子是什么股？
杨怀定：我儿子是成长股。他13岁开始炒股，受感染的嘛。我儿子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叫他去念大学，他回答了一句话我就懵了。他说你没有上过大学现在不是也闻名全国嘛，你让我闯吧。我知道一定要念大学，不过让他闯了几年，不理他，没闯出名堂，我就问他是不是念大学去？现在念了两个大专，编软件很行了。现在是我们软件公司的董事长。
鲁豫：你现在有个软件公司啊？几个人？
杨怀定：两个人。儿子是董事长，我是顾问，没有别人。我们不大需要干活，我儿子编软件编好了就没事了。
鲁豫：谁来买你的软件呢？
杨怀定：股民啊。卖四千块一套，四千块买了以后，他们至少能挣四万块。
鲁豫：买了你的软件后你能包我赚钱吗？
杨怀定：能包。我两个月前到北大给大学生上课，我说现在我不主张你们炒股票，软件我也没有带来，如果你们实在贫困的，一个礼拜后有个中信银行上市，九块多，你们买。好多人买了，后来涨到十一块七毛。这个效应啊！这两天有个北大的学生赶到我这儿要做我学生，他拿研究生证给我看，我说行，因为我在北大给你们讲过的，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到我这里来学一段。昨天到的，我昨天就教他打个股票，今天一晚上赚了五千块。
美国《新闻周刊》这样评论我，20年以前杨怀定如果在美国，就会成为一个职业经济投资人
杨怀定炒股软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杨怀定介绍，这套软件关键是把自己炒股的经验，变成了可操作的指标。凭借着杨怀定当年的影响力，他的软件还是吸引了不少散户购买，对杨怀定来说，如今他挣钱不是靠股市，而是靠那些想借炒股发财的人，这又是精明的老杨，又一条生财之道。
现在的老杨每天最后一项工作，就是给订阅股评的用户发电子邮件，而订阅这样的股评，一年也要两千元。靠股票成名发家的杨怀定，如今已经把股票当成热爱的事业，甚至和家庭生活融为了一体。老杨身在其中，怡然自得。
鲁豫：你的人生每天就是股票这些事儿，其他的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杨怀定：我以前业余爱好挺多的，摄影、旅游、散步、看戏、写小文章。最近在写书，偶尔散散步，看戏就没有了，已经十年不看电视剧了。每天晚上要看财经新闻。
鲁豫：你会这么一直炒下去吗？
杨怀定：我会一直炒下去，不过现在炒股票不为钱了。我60岁了，我算了一下，10年3650天，一天花一百块，只用花三十六万五千块，花不完的钱你再去挣它，没有意义。
鲁豫：给家人挣啊！
杨怀定：钱多不是好事，尤其是给后代，让他们太有钱真的不是好事，花不了的钱不是钱，还拼命花钱干什么。人家经常问我那你还在股市干什么，我已经不把炒股当职业了，当事业。每天在那里很开心，像人家养狗、养猫一样的，把股市当宠物。而且我的生命已经融入到股市里边了，随股市涨而喜，随股市跌而悲。更开心的是，我能够预测它的未来。这是一种极大的快慰。
鲁豫：总有一天你会炒得跟索罗斯一样。
杨怀定：不会的，中国出不了索罗斯，社会环境不一样。美国《新闻周刊》这样评论我，20年以前杨怀定如果在美国，就会成为一个职业经济投资人。可我们这里把老百姓的钱拿过来叫非法集资，对吧？社会背景不一样。我炒股票是把它当作事业。我想清楚了，我没有其他爱好，很多人到了60岁以后不动脑子，吃喝玩乐，就会得老年痴呆症。我炒股是在动脑筋——老年炒股是对付老年痴呆症的最好的良药。如果有幸69岁不死，我还会炒下去。而且我已经立下遗嘱了，我跟儿子讲，我死了以后千万不要给我土葬，到孙子时已经没人给你扫墓了，浪费。如果重孙没钱，不扫又不孝，还不如把我的骨灰撒在每个证券公司门口。
鲁豫：亏你想的出来。
杨怀定：咱们老百姓也要学习伟人啊，人家撒在天山南北，我不能撒在天山南北，那就撒在证券公司门口。生，为股市而生；死，为股市而死。
鲁豫：合肥一定要撒，那是发源地。
杨怀定：对，合肥是发源地。如果到那个年代《鲁豫有约》还在，还请我儿子来做节目，也撒一点。
“牛市挣钱，熊市挣股”，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因着本性里面的精明和狡黠，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迅速成为百万乃至千万富翁，而后发出“豪言壮语”。这样的“神话”只有在充满机会并且宽容的社会中才能实现，反过来也证明，这个社会一直在进步。
作为个体，杨怀定的成功也是顺理成章。他有胆、有识，最大的长处是能独立思考，在关键时刻能够把握住自己。他有明确的生存之道，并且内化为一种生存智慧。虽然从学历上来说，他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
王晨 我抢的不是时间是时机
人物小传
王晨，1969年生人。无论是青春年少时校园里得到公认的理财天才，还是初入职业人生时抓住时代机遇的锋芒青年，乃至后来成为中国内地信用卡发展史的亲历者，他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抢鲜高手。
目前王晨是国内一家杂志社的副总经理兼营运总监，投入这个工作两年以来，王晨和他的团队不断地扩大杂志原有的市场份额，逐渐成为现在国内高端杂志中的精品刊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邓丽君的歌以一种柔美婉约红遍大江南北，当人们纷纷为歌声中人性的温情打动的时候，王晨跟他的朋友，却被邓丽君歌中的另一种东西打动了——商机。
那时候邓丽君、刘文正等当红歌星在大陆的原版碟还是很多人承担不起的，而王晨基于此，走上了翻录磁带的道路。
他们买来正版的原版碟，用机器一边播一边翻录，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录40盘，按照一盘两块钱来算，去掉朋友的分红，那时候还未进入大学的王晨每天能赚四十块钱，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天文数字。
虽然，有人戏称王晨开创了中国“盗版”的先机，但在那个年代里，王晨以市场经济的眼光瞄准每一处潜在的商机，这样的头脑是非常棒的。
警察来管的时候，我们已经赚得蛮多了，可以收摊了。这在当初我比较幼小的心灵里面已经是一个事业了
鲁豫：王晨是1969年生的，到现在刚好16年职业生涯。听说你从中学开始做生意——翻录磁带。这好像不合法吧？
王晨：我们是代客加工。我们找来很多原版碟，比如说像邓丽君、刘文正的，录一盘两块钱。最初一台机子的话一天录20个小时，大概可以录40盘。录40盘的话是八十块钱，我还有一个搭档，我要跟他分成，我大概一天三四十块收入，不过这在当初已经是很厉害的了。
鲁豫：这不就是盗版碟的开端吗？现在国内非常凶猛的盗版，就是从你那儿开始的吧。
王晨：对，有一点儿这个味道。我在很早期的时候，就犯了一个路线上的错误。后来警察来了，连机器带磁带全没收掉了。
鲁豫：但你该赚的钱都已经赚了？
王晨：赚了一点儿小钱。这事儿差不多前后干了两年多吧，一个月就一千多块钱。我觉得当初其实有一种概念在，我们会把磁带的曲目全部抄下来，抄得非常清楚，感觉像专门请了一个写字的。虽然没有很漂亮的封面，但我们把曲目很整齐地抄下来了。那时候最多的时候三台机器，警察来管的时候，我们已经赚得蛮多了，可以收摊了。这在当初我比较幼小的心灵里面已经是一个事业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很容易赚钱，而且借这个机会和平台，我也认识了很多人，就是比较辛苦。我白天要上课，只能晚上上夜班，所以晚上没办法睡觉。我们录一盘磁带需要一个小时，半小时就要停下来翻面，不能自动翻，一翻面我们就要醒过来翻个面，再继续睡。
鲁豫：这是第一笔生意，做的第二笔生意就是卖服装吧？
王晨：对。我觉得服装生意非常好做。一个月大概三四千块了，赚得比较多一点了。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
吹一次大概能管三四天，而且不能洗头，一洗头的话，马上又是从非洲回来的样子，像卷毛狮子狗一样
王晨的第二笔生意是做服装生意，当时他还是个在校大学生。由于经营有当，王晨很快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作为改革开放之后富起来的第一批人，王晨经历了那个年代，也给那个年代留下了烙印。那时候的人，赚了第一笔钱，最先开始做的就改变自己的外形。在他最时尚的一组造型中，他穿着一双当时价值三百八十多元人民币的鞋子，搭配着西装，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不伦不类，但当时绝对是最潮的打扮。腰带上别几个大哥大、传呼机、眼镜盒，更是不在话下。最有意思的发型，让王晨至今回忆起来忍俊不禁。
王晨：赚了钱之后我换了一身最时尚的打扮。当时最流行穿西装配运动鞋，我穿的鞋有一个品牌，迪奥多那，现在还有这个牌子，最流行的时候，在上海的九江路有一条街，大概有差不多150家店，全部是卖这个鞋的。
鲁豫：多少钱一双？
王晨：最便宜三百八十块一双。在那时候很贵了，当初一般的皮鞋才三四十块嘛，它是十倍于一般皮鞋的价格。
鲁豫：天啊，穿这样的鞋在路上有人看你的脚吗？
王晨：当然有人看了，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很厉害很时尚。当时的裤子流行两种，一种是很紧身的巴拿马西裤，穿着感觉一个是非常紧，第二个是里面的布料很粗，穿在里面很痒，但当时觉得很时髦，再痒也感觉良好。另外一种裤子两边各有五个褶，五个褶穿着像比较宽松的裙子一样，至少比大腿要粗一倍。这种裤子洗一次以后就很难烫，因为两边一共十个褶，要把褶一个个对齐，劳动量非常大。我做裙子生意的时候都是自己烫的，各种各样的裙子我都烫过，所以这裤子也是我自己烫。你看我的皮肤一直蛮好的，因为烫裙子的时候用蒸汽，蒸汽熏脸，所以脸变得很滑，到现在还是这样。
鲁豫：裤子、皮带、西装，那上衣有什么讲究？
王晨：上衣是梦特娇，当初在上海市是非常流行的。头发是那时候标准的发型，叫爆炸头。我的发型还不算是最高的，最高的比这个还高一点儿，吹好以后是这样翻起来的。
鲁豫：那它怎么能够待得住呢？是用很多摩丝什么的吗？
王晨：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你要做成这个头发肯定要去烫一下嘛，那个烫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首先你到理发店，头上所有的东西绑满，把头皮绷得不得了。整个头包括下面这种小头发都要把它绷紧，把头发全部朝上面拉起来，有点像现在做美容拉皮的感觉，脸都被它抽到上面去。
鲁豫：难怪你皮肤那么好呢，又熏又拉。
王晨：在很热的地方烘45分钟，最后出来就卷得像从非洲回来一样。我去的那个美容院是上海四大美容院之一，虽然是很好的美容院，但用的烫发的冷烫精也不是很好，所以做完以后，头皮至少火辣辣疼两天，痛得不得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现在想想真的蛮好玩的，头发做好以后很漂亮、很挺括，像戴了一顶帽子一样，但是一旦睡觉的时候一个动作不对，早上起来后面就像大饼一样，要么缺了一块，要么前面很高后面没有了。
鲁豫：那你晚上睡觉怎么办呢？您总不能不动啊？
王晨：我专门研究过，每个人都有一种姿势睡觉最好，侧面睡，可以将损耗减到最小。以后不能动了，你如果翻一个身，醒过来一看，啊，完了，后面全部瘪下去了。吹一次大概能管三四天，而且不能洗头，一洗头的话，马上又是从非洲回来的样子，像卷毛狮子狗一样。
鲁豫：天啊，那你要是出门的话，你得是顶风走，不能顺着风，顶风才能够保证发型不乱嘛。
王晨：那好像没关系。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最深，因为这个头发很难打理，大概两三天就要吹一次头，吹完以后，不能碰到雨。有一次我吹完以后，从美容院走到自己的店里，一分钟的路程吧，我走到过马路中间的时候，一场雷阵雨下来，回到店里一看，哎呀，已经变成从非洲回来的，头发已经卷得不得了，惨不忍睹，现在想想很搞笑。我有一个朋友，更好玩，他的头发跟我的是一样的，但他比我还要厉害，当初前面头发能撑住不掉下来，就是最漂亮的，像猫王的一样，他的就是那样的，我觉得都可以挡太阳了。他喜欢抽烟，一次性打火机质量不是很稳定，火苗哗的一下蹿得很高把他这个古怪的发型烧了一个洞，我们一看啊，哇，你很厉害。
鲁豫：你现在看自己当年的时髦照片会不会笑？我发现时髦这个东西真是挺怪的啊。
王晨：不瞒你说，我把这些照片拿出来的时候，我看了半天，我都没想明白，当初怎么会这样。
鲁豫：还好，那时候应该腰里还别个呼机、大哥大之类的。
王晨：对。好像当初流行腰里别的东西越多越好，我记得最多别了一个眼镜盒，别了一个BP机，再别了一个放香烟的香烟盒，三样东西，转来转去，好像很威风的样子。
鲁豫：王晨就是以这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时髦的样子走进大学的，到大学以后，他还是很能折腾。
后来到学期结束，学校清点，竟然发觉多出来不是500块，多出来1000多块。原来除了我还有人干这个事情
1987年9月，王晨考入上海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就读当时在上海渐成热门的金融专业。尽管当时有机会可以选择其他好几家不错的本科学校，比如上海师范大学或者华东师范大学，但王晨都没有去。尽管在他心中，做老师也是一个光辉且有魅力的职业，但最终，他被金融这个比较神秘的行当吸引，而且凭借第六感觉，他觉得自己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大学期间的王晨，继续做他的生意，除了经营服装生意之外，王晨还在学校里研发了一些可以被笑称为副业的小生意。
王晨：大学里面长跑是必修课，如果不跑步的话，你体育成绩就会不及格，不及格的话就不能升级，所以跑步是每一个人都要跑的。6点钟就开门了，6点半以前你要跑回来，门口有一个老师站着看你出去作为监视。那时候我们从右手边出去绕很大一个工地再跑回来大概跑三千米，然后老师给你一块牌子。我就开始动脑筋。我们旁边是一个财经学校，我们从右手边出去，财经学校在左手边。我在前一天晚上，找了一把梯子放在那边，等他们第二天从前面出去，我从后门跑到那个梯子旁边，看看时间差不多，我就爬上这个梯子爬到隔壁学校，躲在隔离学校的门口，等他们大队人马跑回来的时候，我也冲出去了，跑回来。这样不是等于没有跑嘛。跑了三天以后，就发觉不对了，我们这支队伍越来越大了，都跟着我爬梯子，每次有三四十个人，那个场面很壮观，梯子上有点像消防队员，站满人了就一个一个爬过去。后来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迟早要出事，有一天早上大概是第六感吧，我想反正最近养得也不错，我就跑一次吧。这一天跑回来，经过那所学校的时候看到两个体育老师站在那个学校门口，旁边抓了大概有20多个人。本来我是带队的，却被我逃掉了，他们跟来的人全部被抓住了，于是这条路也行不通了。最后我想，没办法了，索性一了百了，我拿了一个牌子给我同学看，说你们激光切割可不可以做成这样，他说没问题这个很简单。这样厚的钢板就帮我一下做了500个。我一想，很富余的一件事情嘛……
鲁豫：500多个牌子你用不完，剩下的你肯定没干好事儿。
王晨：后来就卖牌子，五毛钱到两块钱按照需要程度不等计算。我好像基本上没收过钱，但我经常用这些牌子叫同学帮我做点事情，比如说偶尔洗洗衣服或者在食堂排队。一个牌子洗一脸盆衣服，排两次队买菜买饭。还有一些是送女孩子的，反正就这样散掉了。后来到学期结束，学校清点，竟然发觉多出来1000多块牌子！原来除了我还有人在干这个事情。大二以后大三开始就彻底没戏了，改成盖章了。
鲁豫：我觉得你脑子太富余了。
王晨：其实这不是一种很好的办法，我真的不鼓励，但是那时候我要做生意，有时候要卖裙子又要玩，所以早上真的没有时间再去跑步。
后来我还送了一条香烟，通过关系把这一百张认购证退掉了。这是我人生最悲惨的经历之一
1990年，生意正蒸蒸日上的王晨从大学毕业，遵从家人的意见，他服从分配，进入了银行储蓄所工作。起初他对这份工作一点都不感兴趣，跟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吵了好几天之后，王晨还是不想去上班，他觉得生意做得好好的就放弃了实在有点亏。在父亲的“威逼利诱”下，王晨终于答应进入储蓄所工作一个月。
可能令当时的王晨想象不到的是，这样一份稍带强迫性质的工作，却成为他人生中的重要机遇之一。
1992年，一种叫做股票认购证的新鲜玩意儿开始走俏上海滩，它也成为上海各储蓄所的最热门业务，作为接触认购证最早的储蓄所销售人员，王晨再次与抢鲜结缘。电影《股疯》反映的是1992年，股市大潮中的上海市民炒股的故事，影片中阿婆发财的情景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1992年，上海70多岁的老太太谷如贞，去储蓄所存款，跑错柜台，买回一百张三十元的股票认购证，由此买卖股票，赚了大约近三十万。
而对于当年的王晨来说，虽然没有经历过影片中那么离奇的情节，但确确实实在当时的金融浪潮中获益匪浅，在他23岁那年，他赚得了他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王晨：当初卖认购证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没人要的，我们每个人有指标要推销认购证，三十块钱一张的认购证，推销出去一张我们可以拿五毛钱的奖励。最早的时候，我眼睛里就盯着这五毛。我记得有一个大客户买了600张，我就到他家里上门去服务，把600张送过去帮他点好，再把点好的钱拿回去。我当时一边点钱一边很开心，赚了三百块钱。到最后，他们发现认购证可以像股票一样抛掉，他们算过一笔账，老老实实的上市抛掉，一百张可以赚一百万。我自己买了一百张，但是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因为我一边在推销认购证，自己一边又在其他储蓄所买了一百张，我觉得不能让人家知道，就偷偷摸摸到外面银行去买。但后来一不小心说漏了，储蓄所的人知道了，就开我的批斗会，说这一百张肯定不能卖了，卖了你这三千块就全部交公。说了一大堆话，后来我就动摇了，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把握。一开始我们在银行里做的都不知道认购证这么好，都没有股票的概念嘛，后来我还送了一条香烟，通过关系把这一百张认购证退掉了。这是我人生最悲惨的经历之一。
鲁豫：退掉一百万啊！还赔了一条香烟。有没有后悔得用头撞墙什么的？
王晨：对啊，还是很好的一条香烟。有可能这个钱跟我没缘分吧，但比较庆幸的是，接下来我还是抓住了尾巴，后来突然间醒悟过来了，我错过了第一次机会，不能再错过一次。我就到黑市去收了很多，而且我收的股票当初都是比较便宜的没人要的，没想到这些股票收回来以后，到最后上市时都是一些最好的股票。当初我买认购证的时候没人给我出主意也没人商量，买回陆家嘴这张认购证的时候，我父亲把我臭骂了一顿，说我昏头了，一千五百块钱一个半月的工资，去买一张陆家嘴的股票，说我花了一千五百块把烂泥地的股票买了回来，把我痛骂了一顿，差点儿把我扫地出门。后来我赚了钱，我爸什么都不说了，到现在也不说了。他觉得这一方面我好像比他稍微强那么一点点。
鲁豫：上海人形容特别精都怎么形容的？用上海话来说是叫鬼精鬼精的吗？
王晨：门槛老精。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说门槛精，就是抓住了机会嘛。
工行牡丹卡的黑名单最厚的时候是400页，估计总共十多万个号，查一个号我半分钟就查完
上世纪80年代，摆个摊儿就能够挣钱，当时很多人不敢。到90年代，买到一支股票就能够赚钱，当时很多人不信。王晨敢，他也信，所以他就赚钱了。关键时刻他能够抓住机会，而且比很多人看得准看得要远要快，这是王晨精明的地方。
大学毕业到储蓄所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有些不安分了，下面他看准的是当时在中国内地新兴的市场——信用卡市场。1993年3月，王晨转向了所在银行的另外一个部门，信用卡中心。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内地，信用卡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比较陌生，作为最早投身于这个领域的亲历者之一，王晨也有幸见证了中国信用卡发展史的点点滴滴。
鲁豫：那天聊天的时候，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最开始内地有信用卡的时候，去商店刷卡，服务员要抱出一个厚本查你的号。那个厚本有多厚？
王晨：当初是很原始的状态，跟现在我们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现在刷卡很简单，打印出来签字就OK了，当初没有这个电子技术，完全手工压卡，那商户怎么知道这张卡是真的、假的或者是已经被银行取消掉的呢？没办法判断，所以他就必须要通过一种手段来验证。我们叫黑名单，这个名字是不大好听，但是的确叫黑名单。每个银行都会发一本册子，凡是上这本册子的信用卡号都是不能用的。商户如果发现你受理的这张卡是册子上面的，可以拿出一把剪刀剪掉，因为卡后面有一句话，卡的所有权是属于银行的。如果是国内的卡的话，剪掉以后交到银行可以奖励二百块人民币。如果是境外信用卡的话，被你抓到一张奖励二百美金。如果这张卡在黑名单上商户没有查出来，那这笔坏账所引起的所有损失全部由商户来承担，所以查黑名单是必经的一道工序。工行牡丹卡的黑名单最厚的时候是400页，估计总共十多万个号，查一个号一般我半分钟就能查完。这是我们的基本功，每个星期都要商户去培训，而且还经常举办一些商户查黑名单的比赛。
从1993年进入信用卡这个领域开始，经过7年，王晨在当时的行业内已经成为了非常出色的业务员，然而，此时的他又有了新的目标。
2000年王晨如愿进入了一家外国信用卡公司，在这家拥有一百多年信用卡发卡历史的国际公司中，已有七年多信用卡业务经验的王晨，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在这里，他也见识到了在信用卡中可以堪称是经典的“黑金卡”。
有一个黑金卡的持卡人是意大利人，他要回意大利老家去结婚，他就跟黑金卡的客服部门提出要求，一个月以后他结婚的当天，要在他的家乡看到中国的舞狮为他的婚礼做庆典
鲁豫：白金卡是很厉害的，你不能申请只能被邀请。有很多条件，年薪要够一定的额度，每年必须要花多少钱，对吧？
王晨：在严格意义上，目前整个信用卡行业里面顶级的白金卡的概念不是看收入有多少，而是看他一年要消费多少钱。申请白金卡之前，你要先拿到金卡，金卡用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申请白金卡。每个月消费两万美金，而且两年记录不能中断，才有资格申请白金卡。
鲁豫：一个月消费两万美金啊！太过分了，不符合我们勤俭节约的精神。但白金卡还不是最牛的，最厉害的是黑金卡。你现在还没有黑金卡？
王晨：黑金卡没有。黑金卡概念跟白金卡又不一样了，它是在白金卡里面挑出差不多5%的客户，邀请他们入会。
鲁豫：我听说有了黑金卡以后，我想要什么样的服务你们都要满足。你讲讲听到的最匪夷所思的黑金卡客户的故事。
王晨：有一个黑金卡的持卡人是意大利人，他要回意大利老家去结婚，他就跟黑金卡的客服部门提出要求，一个月以后要在结婚的当天看到中国的舞狮。其他的都好说，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龙狮的头很大上不了飞机。他们已经想过办法了，可还是进不了飞机。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海运也来不及了。后来专门在意大利做的狮头，然后在意大利请人来舞，请了意大利武术协会的人来帮忙，中国专门过去几个教练和工匠，在那边赶做龙狮，中国的教练教他们怎么来舞。一个月以后，他结婚的时候，一队舞狮队就出现了。
鲁豫：这钱谁付啊？
王晨：钱是客户付，但能做到已经很不容易了。它的理念其实是只要你想到的，不违反道德法律的都可以提出来，我都可以帮你做到。
鲁豫：有中国客户的故事吗？
王晨：我过去的老板有一张黑金卡，他有一次去机场的路上，走到一半的时候车没油了，后来给黑金卡的客户服务中心打了个电话。过了大概十几分钟就开过来一部车把他送去机场，没有影响他登机。另一个人临时拿一点油把这个车加好油，等他从国外出差回来以后，这部车全部加满油送到他手上。还有一个香港人，半夜两点半打了一个电话，说我现在马上就想吃到尖沙咀那边一家小店的方便面，你们在40分钟内帮我送过来。过了半个小时，有人帮他送过去了，当然这碗面的价格很贵，500块。门打开的时候才发觉围了一大帮人，干什么呢？人家在打赌。一个人拿出一张卡说，我有一张黑金卡很灵的，旁边的人说，你这样说没用，你可以试试看，我们来打一个赌，他就打了一个电话，其实是在打赌，但真的是做到了，半个多小时，这碗面就送到了他手上。它就是提供一种服务理念在里面，我看过黑金卡的条款里面有很古怪的一条，它详细到什么程度，就是如果你的亲人在海外去世了，只要你是黑金卡的持卡人，他就会提供一副某种级别的棺木，把遗体运回来，这个都是免费送的。它的要求非常细密、精确，按照你亲友关系的远近，棺木的质地、价钱都是不同的。
后来找到一个人，我觉得他很厉害。第三天晚上就要拍板了，但是第三天上午我跟他喝咖啡的时候，发觉一件事情，这个人的衬衫三天没有换过
2005年，已在信用卡领域内做得得心应手的王晨，再一次迈出了他的抢鲜之步，这一次，他选择了一个对于他来说非常陌生的行业——媒体杂志。
在这个陌生的行业里，他遇到了不错的老板，但据他说，他是“被忽悠进来的”。他们不得不面对很多挑战，最有意思的，是招聘编辑的事件。
王晨：我们这本杂志其实是一个创业的过程，这个我根本就没想到。我现在还跟我老板说一句话，“我真的被你害死了。”他跟我说得很轻松，我觉得这个平台很风光，做做杂志，经常出入高档场所，参加一些酒会，跟明星拍拍照、聊聊天啊。
鲁豫：你怎么会这么幼稚呢？
王晨：当初我就这样想的嘛，我做这份工作十分钟就决定了，老板跟我说了我就去了，结果我觉得不是上了贼船，根本是上去就下不来了。媒体最辛苦的一点就是用人上面。当初我刚进去没两个月，我们整个编辑团队因为一些个人原因都离开这本杂志了，我跟老板马上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生存的问题。编辑团队走掉了没人来编这个杂志了，而这是不能停刊的。我们上海、北京都去找人，后来找到了一个人，跟他呆了三天，觉得这个人很好，第三天晚上就要拍板了。但是第三天上午我跟他喝咖啡的时候，发觉一件事情，这个人的衬衫三天没有换过。他当时只背了一个很小的包穿了一件衣服就到上海来了，从这个细节我觉得他好像有点问题。晚上我和老板跟他聊了四个小时，聊天的同时，他们在互联网上查他的资料。他的简历很漂亮，有一整版的报纸都是介绍他的故事，后来我同事查出来，发来一条短信，那张报纸是假的，是他伪造之后来我们这边面试的。
鲁豫：你一直都是走在别人前面的人，下一步你该干吗了？让我们也跟一跟。
王晨：我现在做了两本时尚杂志，学会了很多东西。理念上的东西有时候真的没办法说，前两天我还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在美国买了一个高尔夫球场，离纽约有一段距离，花了三千万美金。回来他就跟我说，美国人跟他签约的时候都在笑，他看出这个笑意味着什么，觉得这个人很傻，三千万美金却在远的地方买了一个球场，这肯定是不划算的。但他们没想到两年以后球场的价值，他这次去美国回来跟我说，3.4亿美金。他没有什么大动作，只是把中国的一套方式放到那边去。他在球场上造别墅——在美国球场是不造别墅的，人家没有这种概念。他球场上造别墅然后把这些别墅推销给那些纽约附近的华人，全部卖掉了，现在估价3.4亿美金。这就是一种文化的冲突，我觉得东西方人的理解不一样，他在西方用东方人的方式做事，之后再还给东方人，创造了一个奇迹，三千万美金到3.4亿美金，十倍的奇迹。
鲁豫：你没想过有一天做个媒体王国？
王晨：那倒没想过，我就觉得现在把这本杂志做好才是真的，一步一步来吧，你没办法一下子做到一个很高的位置。那就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分阶段走吧。
鲁豫：我相信很多年轻人会把你作为一个目标，一个榜样。对他们，你会说一些什么忠告性的话？
王晨：首先你一定要分析自己的性格，选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这是很重要的；第二步我觉得就是，你要找一个好的领导，对你的影响会很大很大的；第三点就是一定要坚持，要持之以恒，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技巧上面做到一点，要想办法去尝新，敢于尝新，千万不要觉得，这事人家没做过。越是人家没做过的事，越可以做。
“我抢的不是时间，是时机。”无论是青春年少时校园里得到公认的理财天才，还是初入职业人生时抓住时代机遇的锋芒青年，王晨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抢鲜”高手——谁先抢占了时机，谁就离成功更近了一步。
尽管一时的做法并不值得提倡，但是他的想法和做事的灵活程度不得不令人佩服。“敢于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才能有所创新、有所成就。”这不是名人名言，却是王晨的“草根”创业宣言。
刘磊、帅学军 揾钱伊拉克
人物小传
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刘磊通过电视新闻看到伊拉克变成了一片废墟，一块充满危险的死亡之地。平日里热衷于研究历史和国际形势的刘磊马上意识到了隐藏在伊拉克战争背后的商机。
2003年7月，刘磊从香港转道约旦去往巴格达，艰难穿越被称为“死亡公路”的约伊公路——路边被撞坏焚毁的汽车比击毁的坦克残骸还多。为了防止从国内带去的三千七百块美元被打劫，刘磊只能割开运动鞋把钱放在鞋帮里，还戏称其为“藏宝鞋”。
2003年7月12日中午，在美军第二次攻打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的第20天，刘磊登上了由香港飞往阿曼的航班，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巴格达。
2004年4月9日，31岁的帅学军从深圳一家软件公司辞职，随着刘磊从深圳几经辗转，来到了危机重重的巴格达。
鲁豫：1999年到2000年跨越千禧年时候，我曾在伊拉克待过几天，从我这个外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挺幸福的，后来战争爆发了，一切都改变了。打仗的时候外国人一般会离开伊拉克，但当时有两个中国人，别人撤出伊拉克，他们却前往伊拉克。因为他们觉得战争中的伊拉克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他们就去了。
年轻的刘磊，颇具商业智慧。1988年17岁的刘磊，随父母从湖南迁至深圳。1992年大学毕业后，刘磊以股东的身份，在一间软件公司从事管理工作，长达十年之久。在深圳的IT行业按部就班工作了几年之后，慢慢厌烦了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时不时涌出一些“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这样的想法。
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了，顷刻之间，富庶之地变成了一块充满危险的死亡之地。平日里喜欢研究国际形势，同时嗅觉敏锐的刘磊马上意识到隐藏在伊拉克战争背后的商机，另外，这也是他追寻另一个自我的最好机会。
抱着“美国人都是老爷兵，他们是用美金去打消耗仗”的想法，刘磊当时想着去战场上捡一些美国人留下来的美金。
2003年7月12日中午，美军第二次攻打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的第20天，刘磊登上了由香港飞往安曼的航班，四天之后，2003年7月16日，刘磊怀着创业的梦想和三千七百块美金的本钱，搭乘伊拉克大使馆的车，从约旦转往伊拉克，成为战后第一批进入伊拉克的中国人。
我把钱放在鞋垫底下。因为这个最后还损失了一笔钱，因为鞋垫底下藏了一千美金，上下的一百美金给磨花不能用了
鲁豫：你是一直都这么瘦还是在伊拉克饿瘦的？
刘磊：我一直保持着跟鲁豫小姐一样的体型。
鲁豫：伊拉克战火纷飞，物资应该特别紧张，成天连吃的喝的都没有吧？你在那受了很多苦吧？
刘磊：就是因为这样才有商机呀，吃的喝的都没有，所以我去开餐馆。
鲁豫：你当时带了三千七百美金过去？一美金能换多少？
刘磊：我刚去的时候能换到二千二百第纳尔。
鲁豫：因为知道今天要见他，我回家翻了一下当时我们在伊拉克的时候使的钱。那时候在黑市上换钱的话，差不多二千二百第纳尔换一美金。但你要去伊拉克银行换的话，官方汇率是多少？
刘磊：三个多美金才能换一个第纳尔。
鲁豫：三美金换一个第纳尔？我们刚进伊拉克的时候，接待我们的伊拉克人给我们每人发了大概几美金的第纳尔，厚厚的一摞。吃饭的时候交第纳尔，他们根本不数拿秤来称。刘磊他们去伊拉克时候是2003年，萨达姆还没被抓住，但政权已经被推翻了，那当时的汇率是多少？
刘磊：一万第纳尔兑换七八元美金吧。
鲁豫：我看你照片一身短打，你的钱藏在鞋子里吗？
刘磊：我用刀片把鞋帮子割开，把里面那些海绵挖出来，然后把钱塞进去。
鲁豫：那个钱安全吗？你没再放一个防水的塑料袋什么的？
刘磊：没有，我把钱放在鞋垫底下。因为这个最后还损失了一笔钱，因为鞋垫底下藏了一千美金，上下的一百美金给磨花不能用了。后来我拿出来准备去换第纳尔的时候，任何兑换点都不收。
盛夏之际，巴格达到凌晨气温还高达40度，燥热的天气，凸显了这座战乱之城的烦躁与不安。更可怕的是，战火焚毁了发电厂，晚上只有黑暗和炎热。刘磊只好整夜泡在浴缸里，直到有一天，他发现皮肤开始出现溃烂的迹象。不到一个月，刘磊成功“减肥”5公斤。随之而来，鞋里的美元因为出汗有二百美元不能用了，在酒店里又被偷走了三百美元。已经有六分之一的本钱被无端消耗，生意还没有任何头绪，加上一路上的各种开销，刘磊已经快山穷水尽了。
最后，刘磊艰难地留下了。没有其他生存的可能，他选择了在巴格达开中餐馆。
鲁豫：你去的时候是2003年的几月份？我去的时候是11月、12月。就像北京的夏天一样，那里的白天很热。你去的时候那会儿是多少度？
刘磊：我是7月17号去的。夏天地面温度很高，有一次打车出租车上面正好有个温度计，车厢内的温度是摄氏63度。晚上我住的酒店大堂有个温度计，凌晨两三点还有四十度。
鲁豫：那你们怎么睡觉呢？
刘磊：没法睡。买风扇来也没用，都是装饰品，没有电。那里有个浴缸，放进冷水，然后泡澡，泡在里面睡。
鲁豫：那人会不会泡得胀起来？
刘磊：泡了大概三五天之后是有点浮肿了，最后皮肤全泡烂了，我就不敢再泡了。没办法，最后拿个湿毛巾坐在床上。伊拉克那边人风俗习惯挺奇怪的，大夏天，他们床底下铺海绵垫子。
鲁豫：在那个地方你唯一的信念，就是希望在这能够赚钱？
刘磊：对。如果做非法生意，我不用跑到那个国家去，那时候我已经很明确了，我要开餐厅。
鲁豫：开餐厅，你会做饭吗？一般老板都不会做饭。
刘磊：我不会。但是那儿餐厅门槛很低，可以请人来做。
一大壶酱油兑五瓶矿泉水，然后放上味精放点盐，厨师在锅里煮开，然后放些香料，比如八角什么的
自美国总统布什于2003年5月1日宣布美军在伊拉克的主要战事结束以后，伊拉克反美武装的行动日益频繁，驻伊美军的伤亡人数在2003年的8月底已上升到143人。与此同时伊拉克的输油管道、输电线路等基础设施频频遭到蓄意破坏，此时的伊拉克可谓是危机重重。这时刘磊已来到伊拉克一个月的时间了，他的第一家中餐馆已准备开业。餐馆选址位于巴格达市区的安德鲁斯公寓。
中国人是适应能力特别强的族群，走到哪都能看到，而刘磊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开的中餐馆，那时候可能是巴格达唯一的一家中餐厅。按照两三千名记者每人十天来消费一次计算，一人消费十个美金，一天能卖两三千美金，刘磊的算盘打得很响，他想自己可以挣的盆满钵满了。
2003年8月28日，刘磊在巴格达的第一家中餐馆终于成功开张了。他甚至请到了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孙必干，为餐馆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龙餐馆。开业之初，刘磊还为餐馆印制了漂亮的菜谱。
他和所住公寓的老板合作，自己负责餐馆运营，老板负责提供场地。各种原料从中国进货。但是，最初几个月，刘磊的经营状况并不好，最差的一个月，他仅分得利润二百五十美元，而在国内，他每个月的收入是一千美元。
鲁豫：在中国卖一份鱼香茄子，最多也就十八块钱。刘磊他们一份鱼香茄子卖六美金，差不多四十八元人民币。看看刘磊的菜单。联合炒饭？中国哪有联合炒饭？联合炒饭也卖六美金。最贵的菜是十美金，滑蛋虾仁十美金，最便宜的是白饭，半个美金。一份炒土豆丝三美金，很赚钱啊！你这成本多少钱？
刘磊：成本一般来讲很低，比如说一份鱼香茄子，起码能赚五美金以上。
鲁豫：这都是你定的价吗？就你一家中国餐馆，你想怎么定价就怎么定价吧？餐厅还挺像样子，挺大的，大概投资了多少钱？
刘磊：一分钱没花。我是借壳生蛋，我找到第一次入住的那个安德鲁斯公寓酒店的老板，他有一个阿拉伯餐厅。我跟他合作，我们四六分成，我四他六。
鲁豫：一开始生意好吗？
刘磊：一开始生意不行，跟我预期的相差太远了，第一天开张只卖了几十美金吧。第一个食客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美国女人，她只点了一份酸辣汤，一美金。头一天开张她过来试试味道好不好，没想到还闹了一些笑话。她先到我厨房说要看看我的酸辣汤怎么做的，我们厨师正抓了一大把味精往里面放，她看到味精不认识，觉得挺奇怪的，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她还尝了一点儿，但是尝不出味道来，可能美国人不吃味精。她跟我们厨师说，你把那个包装袋拿出来让我看看，你们中国人炒菜，就喜欢放添加剂。我们厨师就把味精的包装袋给她看，上面全是中文她看不懂。我们给她翻译，当时她正准备要退那个汤，我说你尝一尝吧。最后我说服她喝了，她觉得挺好喝。第二天、第三天又来了，每次只要一份酸辣汤，不吃其他的。每天就喝一份酸辣汤，还挺胖的呢，肯定是吃面包发的。
鲁豫：第一天第一个食客就喝一份酸辣汤。你在那办餐厅真不容易，所有的原料都要从中国带，比如炒菜的油盐酱醋都是从中国带的吧？要是酱油不够了怎么办呢？加水吗？
刘磊：对，这是没办法的事。一大壶酱油兑五瓶矿泉水，然后放上味精放点盐，厨师在锅里煮开，然后放些香料比如八角什么的，老外吃起来更香了，他们觉得酱油特别好吃，有时候点了白饭后再要一勺酱油——他要淋到白饭上。
鲁豫：你们开的第一家餐馆叫中国龙餐厅，是吧？据说还是当时中国大使孙必干帮你们起的。
刘磊：对。
鲁豫：但是生意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本来想一天应该能赚好几百美金，但结果最好的时候，一天也就赚一百多美金吧？
刘磊：最好的时候卖到一百七、两百美金，已经很不错了。
一个抵抗组织开了一辆汽车炸弹就把宾馆炸了。当时我正在床上睡觉，那个宾馆直线距离离我三十米，把我从床上直接掀翻到了地上
2003年9月，凤凰卫视记者郑浩在伊拉克，采访了刘磊和他的中国龙餐馆。这时正是刘磊来到伊拉克的第二个月，他已计划把餐馆的业务，拓展到设在原萨达姆总统府内的临时政府驻地内。刘磊想给餐馆拓展业务的想法，另一方面是源于当时安德鲁斯公寓一带，已经成为了伊拉克反美武装的炸弹经常光顾的地方。在2003年10月的一次爆炸中，炸弹击中了底格里斯河的河边公路，这次爆炸，使中国龙的餐馆生意出现了历史最低点。
痛苦还不止于此。刘磊曾在窗外爆豆般的枪声伴奏下，忐忑不安地躲在窗户下的死角里整夜无眠。伊拉克反美武装每月一次的大爆炸，让刘磊直到回国后过年听到放鞭炮，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扑倒在地。他还曾在外面送餐时遭遇三次汽车炸弹和人体炸弹的爆炸事件，但都奇迹般地幸免于难。
鲁豫：那个桥1999年我们去的时候走过，当地人不太敢吃河里面的鱼，因为他们觉得美国贫铀弹可能会对鱼有影响，说人长期吃的话可能会受影响。你们敢吃吗？敢喝那些水吗？
刘磊：一开始不敢。当时流传萨达姆为了避免核查，把核原料扔进底格里斯河底，化学武器也全部藏在河底，就是说水肯定是受污染的。这种谣言到处都是，战争情况下又无政府辟谣。不能喝当地的水我们就只能喝可乐、喝矿泉水，还必须是进口矿泉水，不能喝伊拉克本地产的矿泉水。一瓶天价，一两个美金。我算喝水比较少的，大概也要喝掉两美金左右的水。
鲁豫：那你还敢用那水洗澡？你不是每天泡在水里面吗，不就被核辐射了吗？
刘磊：是啊，所以后来我想巴格达那么多人民都生活在这种水深火热之中，我也得体验一下民情去经历一下，所以就去喝水了。
鲁豫：主要因为你没钱了。
刘磊：最重要是没钱了，对，被你说中了。
鲁豫：要有钱，你肯定还得喝那矿泉水。每天听到爆炸声、枪炮声你不害怕吗？
刘磊：我早做好心理准备了，如果害怕我就不会去伊拉克。枪声还好，主要是炸弹威力非常猛烈，有一次我在我们在巴格达宾馆——巴格达宾馆是FBI的总部，咱们见过扑克牌通缉令嘛——它是中心点，然后一个抵抗组织开了一辆汽车炸弹就把它炸了。当时我正在床上睡觉，那个宾馆直线距离离我三十米，把我从床上直接掀翻到了地上。
鲁豫：你不害怕呀？
刘磊：问题是害怕有什么用啊？
鲁豫：那就走呗，不在那待着了，回国。
刘磊：那肯定不行，我基本上破釜沉舟了。
鲁豫：是赚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刘磊：不是，我们生活在和平环境，肯定会觉得非常危险。其实你看，美国部队二十多万人，很多都是十八九岁的小孩子，他们拿着枪杆子在大街上巡逻，成为活靶子，经常被狙击手打死。见过很多，到了一定程度人就麻木了。
鲁豫：我明白，就是外边看来特别特别紧张，而你们在漩涡的中心反而觉得可能还好。
刘磊：这对我肯定是一种安慰，我起码比那些美国兵更安全一点。
鲁豫：但也有后遗症，据说你回家后，放鞭炮你都会趴地上。
刘磊：对，这是孙大使给我们提的要求，说你们到了巴格达，第一天、第二天不要出门，在房间里练习卧倒。我有个搭档，他发令，几秒钟之内能卧倒就算合格。我后来一听到响声就可以卧倒。
鲁豫：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谁使坏，谁啪一下，你就会卧倒。
刘磊：现在肯定又迟钝了，因为回国已经一年多了，慢慢就有一点迟钝。但我刚回国的时候，过春节时候放鞭炮，我不自觉两腿一软就想往下趴，大半年之后这种心理阴影才慢慢消除。
一份盒饭配一罐汽水七美金，蛋炒饭；一些蔬菜、鸡肉和一罐饮料卖七美金。如果能卖出去三十份，我今天就算成功了
伊拉克反美武装的炸弹，不断的引发爆炸，中国龙餐馆的生意日益萧条，当餐馆经营到第三个月时，刘磊开始亏钱了。持续几个月的经营“走低”后，刘磊终于意识到了和平和安全对于商业繁荣的重要性，于是，他想把餐厅开到位于总统府所在地的“绿区”。战争爆发以后，那里住着美军校级以上的军官和美国政府文职人员，如果餐厅能开到那里的拉希德酒店，生意想必会比较好做。
困境中刘磊又将中国龙餐馆的生意坚持了两个月，但这时他已准备为餐馆另选新址。2003年12月份，在刘磊来到伊拉克的五个月之后，他把餐馆开到当时被美英联军封锁的临时政府驻地内。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只经过简单装修后的餐馆，在开业之初显得非常简陋，连刘磊自己看了都倍感惭愧。
鲁豫：你的餐厅如果在北京的话估计会被卫生部门给取缔的。你们洗碗的池子是什么样的？
刘磊：我开餐馆的时候口袋里已经没钱了，只花了一百美金把一个四十年没有用的旧房子装修起来，没有排水，从隔壁邻居家用橡皮管把自来水接进来，洗碗用买的两个大塑料盆，一个洗碗一个洗菜。虽然盘子要洗好几道，但环境所迫还是感觉特别脏。不过生意特别好，头一天开张，厨师来问我，今天准备多少料。以前安德鲁斯三个月做下来最高营业额只能到一百七十到两百。我说不管它，要赌一把，你给我准备三十份的料，能把这三十份盒饭卖出去，我今天就算成功了。
鲁豫：做了三十份，一份多少钱？
刘磊：一份盒饭配一罐汽水七美金，蛋炒饭；一些蔬菜、鸡肉和一罐饮料卖七美金。准备开张的时候，我印了一些传单给隔壁的阿拉伯小孩去发，他们出去十分钟之后就来了好多美国人，拿着枪进来的，大概也就十分钟就把那三十份全部买走了。我只有马上去打印了一张纸，说今天停止营业了。
鲁豫：第二天来了多少美军？
刘磊：第二天大概来了有一两百个吧。那时候生意特别好，但生意一好就来麻烦了。有一天来了一个美军少校，拿着一个摄像机到处拍，脸上那表情特别生气，他是检查卫生的，专门看餐馆的卫生环境是不是符合标准。他觉得我们不符合标准，说餐厅需要停业整顿。
简陋的餐馆设备，和令人不满的卫生条件，让前来检查卫生的美国少校大为不满。少校一走刘磊立马贴个条子在外面，告知大家中餐厅装修关门。就这样，在简陋和忐忑中过了一段时间，2003年12月13日刘磊来到了位于巴格达商业中心的建材市场准备买装修材料，但在突然之间，四周枪声大作。
当时刘磊正在跟店老板谈价钱，忽然店老板从他的柜子里面拿出了一把AK47，冲到街上，举枪扫射，把刘磊惊吓得不轻。后来一问，萨达姆被捕了，所有的人都上街举枪庆祝，对天放枪庆祝。
伊拉克动乱的社会局势，没有影响到刘磊的工作计划。餐馆的装修在元旦的前一天基本完成，为了能够在新年的第一天开业。2003年12月31日晚，大家还在紧张的准备着第二天所需的食物原料。正在这时，餐馆的厨房却险些遭到美军炮火的袭击。
刘磊：当时很奇怪，我们厨师正在厨房里，有的切鸡，有的在油锅里炸鸡块，忽然油锅左右晃起来，油就往外溅。我的那个餐厅的碗筷柜垒得很高，盘子要往外侧，当时就赶快把盘子给卸下来，卸下来之后，门口就被一帮美国大兵围住了。一群坦克就在我厨房正前面，五米外就是大街，大街上停满了坦克，坦克兵就全部下来，走到门口说今天是元旦，我们要来吃中餐。当时我们基本上已经关门了，我说今天你们人数太多，如果来七八个人，我们在厨房找点儿菜还能满足你们的要求。他们七八十个人不走，我们就做了七八十盒蛋炒饭，一盒卖五美金，就这样，第四天就把成本赚回来了。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的营业额可以做到五千美金，利润在三千五百美金左右。2004年左右，我就回了一趟中国。
鲁豫：过完春节之后，你觉得生意应该很好，再回伊拉克时还带了一个人，叫小帅。
我对军队有一种梦想，希望能够参军，所以这次想去看看战争是什么样的
2004年2月，生意小有成绩的时候，刘磊回国了。也正是这个时候，帅学军被刘磊拉上了“贼船”。“那天看到刘磊，他头发大概是留了一年没理，活像个传说中的野人，回到深圳的第一件事就是理发。”帅学军说，当晚，刘磊收拾好后找他聊天，很快就转入正题，而自己也没太多考虑就同意了，一切都像水到渠成般自然。
2004年4月刘磊带着小帅重返伊拉克后，餐厅生意红火起来。
进入2004年4月以后，伊拉克境内频繁发生绑架外国人质事件，使本不稳定的伊拉克时局再次陷入紧张混乱局面。在中国龙餐馆，每天都会引来美英士兵的光临。小帅及时周到地为他们送上啤酒和各式中国菜，然后听他们聊战争的故事。来到巴格达之初，为了尽快担当起为餐馆买酒的担子，小帅的首要任务是学开车。
鲁豫：那个时候他怎么说服你去伊拉克的？
帅学军：活在和平年代里的人对战争总有一种莫名的情感，作为一个小伙子，我对军队有一种梦想，希望能够参军，所以这次想去看看战争是什么样的，于是就去了。
鲁豫：你觉得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帅学军：没想过要发财，主要想看看战争是什么样子。到了之后先要学会开车，刚开始学的时候有点紧张，在绿区里面兜圈子。有一次晚上十一二点钟我们三四个人在开车，开到一个地方发现前面没路了，被美军炸掉了。前面就是美军的岗哨，我们得赶快退了。我一紧张，好几次调头没调好，旁边的人急了，你再不赶快调头，美军以为什么人来了，开枪把我们给毙了那麻烦就大了。去的时候我们看了很多新闻，说攻进巴格达的美军在原萨达姆的财政部发现了现钞。我就想去挖一挖，看看有没有钱，后来等我到了巴格达以后，没多久，我还真找到了那原财政部旧址了，离我们没多远。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开玩笑就说，说不定美军在那里遗漏了些东西，说不定我们还能够找到一点什么。但这是开玩笑，我们还是有点怕的，所以没敢去挖。那地方好像也有一个保险柜或密室之类的。我们住的那栋房子四十年没人住过了，但是二楼通往三楼的楼梯上面封掉了，而且封的痕迹很明显是一扇门，水泥是新的。我们住的墙很破，有时候怕自己推推都倒掉了，就不敢去乱挖。但终于，我们三个人实在好奇，就把它给砸了，很遗憾里面就一个不知睡了多少年的扫把，还有一个马桶盖。后来我们在花园全部种上了花，全部刨了一遍，什么也没有。
开悍马、开直升机来的都有。我们旁边就是飞机场，有一次买酒的是两个黑人，买了一个弹药箱的酒，用了两床毛毯折着防止酒瓶互相碰撞。那箱酒价值将近两千美金
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酒水不能公开贩卖，即使在萨达姆被俘之后，驻伊美军依然明确规定，营区内不允许买卖酒精饮料。但在基督徒聚居的商业区，买卖并不算违法。2004年3月底，小帅在一次采购中，无意中发现了巴格达的酒品黑市，从此中国餐馆迅速引进了这个颇受联军官兵欢迎的项目。
中国龙餐馆的酒香，让那些美国士兵流连忘返，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来餐馆买酒，其中最普遍的招数是，把白酒灌进矿泉水的瓶子里。
鲁豫：听说把白酒灌在矿泉水瓶子里面，然后带颜色的酒灌在什么瓶里面呢？
帅学军：红茶瓶子里，这样看不见颜色，以为是茶。还有一些直接倒在易拉罐里面喝。
鲁豫：听说有开着悍马来买酒的？
帅学军：开悍马、开直升机来的都有。我们旁边就是飞机场，有一次买酒的是两个黑人，买了一个弹药箱的酒，用了两床毛毯折着防止酒瓶互相碰撞。那箱酒好像价值将近两千美金。
鲁豫：两千美金的酒你们赚多少钱？
帅学军：大概是对半。我们有很多利润来自于酒吧。
鲁豫：我们帮他们算一笔账。你们在生意比较好的地方，开了差不多有六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看他们一共赚多少钱。2004年4月到10月份，中国龙餐馆收入情况，中餐收入以将军鸡套餐为例，成本1.5美元，卖五美元获利70%，一瓶啤酒成本一美元卖二美元，获利50%，这还算轻的。看，白酒威士忌每瓶成本八美元，卖十八到二十获利50%以上。再来看别的，不许自带酒水哈——谢绝自带酒水。还有别的中餐销售，每天可以卖到一千到一千五百美元，啤酒卖到一千五百到两千美元，白酒一千到一千五百美元，每天总销售额五千美元，利润三千五百美元。据说他们一个月的情况，最好的时候，每天营业额是五千美元，一个月是7.8万美元，然后2004年4月到10月，一共赚了三百零八万人民币，是吗？六个月赚了几百万人民币！
帅学军：是。
鲁豫：这是用命换来的，有时候一颗炸弹爆炸，离他们最近的地方也就几十米。
刘磊：差不多就是以我们餐厅为中心，半径五十米之内，大概可以落下十几颗炮弹。
钱庄门口全是私人保镖，几十个人抱着几十把AK47，我抱着这么大箱子一冲过去，八成以为我是抱着炸弹去的呢
2004年11月14日，巴格达绿区发生两起人肉炸弹爆炸事件，死伤惨重。一处位于距离中国龙餐馆，右边不足50米的商业街，另一处位于左边，150米外的绿区咖啡店。
随后餐馆的生意也日渐萧条，每天仅仅依靠送几个外卖勉强维持。2004年年末，出于安全考虑，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不断打电话给小帅，催促他们尽快关闭中国龙餐馆回国。此时距小帅来到巴格达已近一年的时间，他也开始考虑回家了。
但在回家之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把赚来的钱寄回国内。开始，刘磊把赚来的钱藏在住房的天花板里，后来发现不够装了。有一天，帅学军在外面买菜时忽然发现有个地下钱庄，回来后他们怀揣美元就直奔而去。到了钱庄，收钱、收取手续费后，地下钱庄只给了他们一个没有印章、没有钢印的收据。刚开始，他们真以为这笔钱可能会有去无回，没想到，没过几天国内就发回消息说，这笔钱已经躺在国内银行的金库里了。
鲁豫：一共多少美金？
帅学军：大概八万多吧。当时在那里每天的事就是数钱，把旧钱给花出去，新钱留下来。后来发现巴格达比较有钱的人开的地下钱庄，可以把我们的钱汇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鲁豫：可靠吗？
帅学军：为了验证可靠性我们还做过一次很小的试验，先汇了几千美金，没多长时间国内就告诉我们钱收到了。我们一个月存一次，我抱着一只箱子去存。第一次去的时候很紧张，后来开我那个小厢货车去，一下了驾驶室就往钱庄冲——我怕他们半路上有人拦着我。后来我的经理朋友一把拽住我，说Niky千万别这样冲啊，人家以为你抱着个炸弹冲过去呢！钱庄门口全是私人保镖，几十个人抱着几十把AK47，我抱着这么大箱子一冲过去，八成以为我是抱着炸弹去的呢。确实是麻烦事。
2004年8月5日，刘磊踏上了回国的飞机。“次日晚上10点，我回到了深圳的家中，这天正是我33岁生日，妻女已在家中为我准备了生日蛋糕，等了整整一天。”刘磊在书的自序中说，“这一天（2004年8月6日），距我赶赴伊拉克淘金已经一年零一个月了。当初我出国带了三千五百美元本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笔钱翻了数十倍。”
8个月后，刘磊的合伙人与所有员工全部回国。“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从驻伊美军军营里赚回了三百零八万元人民币。”刘磊说。
鲁豫：他们俩这次回来其实也挺有收获，一方面两个人赚了不少钱。还写了本书，叫做《伊拉克，在死神脚下揾钱》。这是你们用广东话说的，在死神脚下赚钱。两个深圳小伙子的火线淘金。接下来还准备去哪儿吗？
刘磊：去非洲，也可能会去加勒比当海盗。
鲁豫：你呢？你准备去哪儿？
帅学军：我们是一伙的。
2005年4月，刘磊和帅学军从伊拉克回到国内，经过伊拉克战火洗礼后的他们，成了国内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为了给自己留个回忆，帅学军与刘磊将他们在伊拉克纷飞的炮火中淘金的故事整理成书。之后二人同家人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但是，2006年，经历一段悠闲时光的他们，经过慎重考虑和协商，决定开始二次创业，二人于2006年飞去了非洲科特迪瓦，开始在非洲农场种菜的“农夫”生涯。
如今，二人的生意做得不错，蔬菜种植业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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