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后现代”思潮兴起，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质性研究方法是包括参与观察、个案研究、深度访谈、焦点（主题）小组法、民族志（人种志）方法、扎根理论、叙事研究（内容分析、口述史、音像资料）、行动研究等的一整套方法体系。这一方法体系的形成并非仅限于社会学领域，而是自一开始就产生并广泛应用于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探究其起源，可以认为质性研究主要发端于三个领域：早期人类学的人种志方法，20世纪初“社会工作”兴起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实务，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量化”研究的“反抗”思潮。
第一节 质性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体系的兴起和发展
自20世纪60、70年代起，质性研究开始以一种近似方法共同体的“身份”统称跃上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舞台。其作为一类综合型科学研究范式，打破了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工作、健康教育等多个学科固守的知识边界，展现了所涵盖方法的复杂性、非单一性、技术性、经验性等特征。伴随研究主体、客体互动关系的调整变化，加之具体研究策略的差异性和个体化取向影响，访谈法、民族志、扎根理论、焦点小组、参与观察、叙事分析、历史研究、个案研究法及文本内容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都呈现一种开放包容、发展更新的知识演进状态。相应地，这一趋势在社会学、人类学两大重视田野调查实践的学科话语体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明显。与之相应的方法论背后的理论思潮总是处于活跃变动期，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们都积攒了各自的生活视角、人生体验、田野经验。这些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以质性研究方法群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大类的未来发展朝向和演化前进规律。
一 质性研究的类型划分和发展阶段
质性研究是整合并超越了多个非量化研究方法外在形式，进而归纳总结，得到方法取向的笼统称谓。质性研究定义的广泛性及其范畴划定的相对弹性决定了对其理解角度的多维性：既可以着眼于面向田野/文本资料搜集过程的方法——访谈法、个案法、焦点小组、参与观察法等，又可以关注于面向田野/文本资料分析阶段的方法——扎根理论、内容分析、叙述分析、民族志等。这种二元思维划分维度仅是一种典型的质性研究内容分类，还有其他类型可取以圈定其概念的内涵外延。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很长的一段时期，“质性研究方法”仍未脱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视域内的专有知识标签，在外界看来二者展示着某种程度的等同关系，这一状况的存在说明了两点关系隐喻：一是由于社会学或人类学圈子大面积使用具体的质性研究方法，似乎天然就成为质性研究的“活动领地”；二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特性——田野实践——迎合了质性研究的方法实质，对于本学科的研究者来说可谓得心应手，换言之，这一方法工具具有极大的适应性和耦合性。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进化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景象存在明显分野，从之前到之后分别预示着质性研究从单一领域转移到泛化范围，质性研究方法不再是社会学或人类学的专属知识分析工具，更多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引入质性研究范式，运用相应的方法工具，尤其是在一些应用性强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质性研究方法使用更加广泛，比如心理学、新闻传播学、政治科学、管理学、社会工作等；除此之外，部分热门的社会需求也成为质性研究方法的“用武之地”，如社会性别、残疾专题、网络分析、护理服务、信息资讯等。
质性研究类型划分操作实际上千差万别，目前尚无定论。曾有一种说法：“有多少量化研究方法，就对应有多少质性研究方法。”[1]这很形象地描绘了质性研究类型的不确定性和复杂化特征。
一是以“大而化之”的范例角度概括和描述质性研究方法内容，如分成民族志研究、微观民族志研究、常人方法学研究、参与式观察研究、访谈研究、焦点团体研究、实物分析、历史研究与史学、扎根理论研究、自然主义研究、符号互动研究、叙事研究、教育批评主义、现象学研究、案例研究、行动研究计划、合作式研究等。[2]
二是分法多元混杂，有二分法、三分法、六分法、七分法等，分别对应着以研究路径作为标准的二分法——人种志、分析研究，以研究策略为判断依据的三分法——人种志、个案研究、内容分析，以研究者立场为出发点的六分法——人种志、个案研究、扎根理论、行动研究、现象学、符号互动，以方法的常见程度为基本立足点的七分法——人种志、个案研究、扎根理论、叙事研究、访谈法、参与观察、主题小组/焦点小组。[3]
三是按照质性研究进程的阶段性特征进行分类，包括：前期的田野工作对应着民族志、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文献法，中期的资料整理工作对应着扎根理论、分类法、内容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后期的研究结果分析对应着行动研究、评估研究、焦点小组座谈法、利益相关者分析。[4]
四是对质性研究进行了历史谱系学的划分。首先，考虑问题—策略分类。据此质性研究类型可以分成六种，分别是现象学、民族志、扎根理论、常人方法学/言语分析法、参与观察、质的生态学。其次，考虑研究兴趣分类。由此质性研究能够分成多个类型，即民族志内容分析、事件结构分析、生态心理学、扎根理论、质的评估、行动研究、合作研究、批判/解放研究、整体民族志、教育民族志、自然探究、个案研究、生活史、阐释学、反思现象学等。再次，考虑研究意图分类。借此质性研究一般可分成批判民族志、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女性主义民族志、历史民族志。复次，考虑研究传统分类。划分质性研究的内容体系为整体民族志、交流民族志、象征互动主义、认知人类学、生态心理学。最后，考虑研究类型分类。质性研究对应着常人方法学、人类学方法、新马克思主义民族志、象征互动主义、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质性评估、社会语言学方法。[5]
有学者把国外质性研究归纳为七个发展阶段。[6]第一段发展时期是传统时期，从20世纪初至50年代，积累了近50年时间，倡导的主流思想是实证主义，强调研究的“客观、真实、科学、规范”，采用生活故事的叙事方法，盛行于人类学、社会学对陌生人社会的研究，其研究历程往往带有明显的个人英雄主义意味和“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第二段发展时期是现代主义时期/黄金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实证主义思想开始泛起，质性研究方法朝着规则有序的目标方向发展，同时受到多种社会思想影响，如现象学、阐释学、民族志、扎根理论、批判理论、象征互动主义、女性主义。第三段发展时期为类型模糊时期/领域模糊时期/多样化时期/模糊体裁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起，止于1986年，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的代表性著作《文化的解释》、《地方性知识》成为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状态的象征物。这个阶段出现整合不同研究方法的趋势，不同学科的概念及其分析工具之间的界线逐渐变得相对模糊，另外自然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思潮开始渗入，常人方法学的作用也慢慢显现。第四段发展时期是表述危机时期/表达危机时期/展示危机时期，由1986年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结束。这一阶段存在着突出的语言表述危机，即研究写作内嵌着时空差异性因素和研究版本时刻更迭，其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诠释说法，体现在类似《写文化》、《作品与生活》、《经验人类学》、《作为文化批判的人类学》等论著中。第五段发展时期为后现代时期/后现代主义时期/实验的和新民族志时期/多样化小叙事时期，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1990—1995年），本阶段开始涌起后现代主义思潮，研究过程和结论带有多样化叙事与理论叙事的时代特征，终结了宏大叙事的传统，开始关注多元声音和“以往被忽视的声音”，同时行动研究取向也逐步进入质性研究圈子。第六段发展时期称为后实验研究时期/新形态书写时期/后实验写作时期，起于1995年，止于2000年，即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所采取的一种新书写形态，影响因素更趋复杂多变。第七段发展时期属于未来时期，即从2000年发展至今，实际上进入质性研究的新探索阶段，质性研究的期刊形式和电脑技术运用正在有效“改造”着质性研究的结构和内容体系，引导和影响着质性研究的未来走向。
二 质性研究的理论渊源和思想积淀
1.对量化研究方法的反思
在国外社会科学研究场域中，如何看待和理解质性研究也可有多种视角，其中值得重视的是反思性角度，即质性研究的生长和演化是得益于对量化研究的深挖和反思，具体通过对量化研究所属的各类方法及其方法论的梳理、对话、探索，归纳出一些知识盲点和分析限制，立足弥补和跳出这些原有的能力缺陷，在批判中成长，在反思中进步，从而使得质性研究获得与传统定量研究不同的理论“营养”，并由此孕育了可追溯至古典社会学传统的质性研究解释范式，量化研究、质性研究在此消彼长的知识竞争过程中发生了力量比例对比的调整变化。实际上，在欧美社会学和质性研究学术圈中，对于质性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的冲突和争议始终都未有一个理想的结果，量化研究的立足点和质性研究的出发点在分析范式层面上存在着明显分歧，这些现状使得学人们不得不集中精力去反思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前途和走向，考虑“向何处去”的紧要问题，虽然学界也有声音提出采取一种综合研究方法的实践取向——量化研究方法加上质性研究方法，但在研究者面对一个个研究议题时往往不易走出“方法惯习”的思维定式，无论是在量化研究者中还是质性研究者中都有这种现象发生。所以，要消除类似的不理解和不认同甚至是误解的情况，就得改变质性研究著作、期刊、平台、项目等被介绍、推荐、引入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和学科的机会较少和数量有限的现状，使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重要的方法选择和理论导引。
2.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
质性研究可以被喻为关于非量化研究知识体系的“三棱镜”，从每一面观察都能看到不一样的且活跃度不一的质性话语及研究轮廓，这是基于对质性研究的理论定位和立场选择。进一步来说，也有田野实践的具体案例与之相对应。如一位有趣的作者运用三个观察维度和三种呈现方式来述说同一个故事——《一个讲了三遍的故事》（A Thrice－Told Tale）[7]，即对土著所属的一个村子里曾经历的一段生活进行深入的描述。以上一个看似简单的研究表述样本实际上揭示了质性研究的典型特征，这一点判断是源于如何理解“质性研究”，可将其概括为质性研究的诠释学：质性研究并不是由单一学科来承受的，而是带有复杂的多学科合作特质，它的演变历史很好地诠释了质性研究知识复合体的定位，汲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与研究范式，某种程度上也为当前一段时期质性研究采用流行的整合型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加上质性研究方法）提前打下知识基础和理论储备。质性研究由于其“多棱面”的内在属性存在，决定着所带来后果的多重性。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类中心轴——质性研究，因其多研究范式的特点，主导了研究操作者们对多元方法操控性和实践性的探索程度大小，这预示着应对复杂社会变化的经验方法论价值之大。与此同时，质性研究领域难免需要考虑道德伦理、社会规则等因素综合之后产生的连带影响。相伴随的是，质性研究进程推动来自三类动力：一是，其基于多种社会理论思想的熏陶和孕育，如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女性主义等；二是，其直接依附于跨学科的各种具体研究方法，如扎根理论、个案访谈、叙事分析、焦点小组、民族志、参与观察等，这些方法的实践落地展现出质性研究独具特色的一面；三是，本土文化的成长及其传统的承续为质性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不可替代的竞争张力。[8]这些影响因素的存在直接或间接地框定了质性研究的演进脉络和典型路径，而且社会学、人类学发展史上投射出一幕幕值得回味的“经典研究场景”，也充实了质性研究的格局分布。
具体来看，质性研究路径变化主要徘徊在符号互动主义/现象学、常人方法论/建构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这三类理论流派之间。一是，围绕个体意义或主观意义的赋予和生成为主的理论流派——符号互动主义/现象学，这一理论流派强调个体观点和主观看法，凸出其主体性，常常使用结构式提纲访谈、叙事访谈等研究方法；二是，围绕日常生活习惯和社会事实的生产为主的理论流派——常人方法论/建构主义，这一理论流派强调社会情境和社会秩序的诞生，一般较多地采用小组讨论、民族志、参与式观察、记录互动、收录文档等研究方法；三是，围绕心理无意识和潜在社会结构的构造为主的理论流派——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这一理论流派强调对社会的深层结构的探究，通常应用记录互动、照片和电影等研究方法。其实，以上无论哪一种理论流派影响下的质性研究路径，都需要一类或多类理论流派的具体支持和引入实践，每种理论流派对质性研究过程中的主客体嵌入了不同的结构型要求，这自然导致研究者对所处社会情境和所面对的社会事实能够提出经验性的理解和探索性的互动，这反过来增加了质性研究的适用多样性、实用多维性、使用广泛性。[9]
3.流派各异的思想积淀
质性研究经过大规模的不同学科概念及其方法互借使用的经验积累，逐步进入成熟期和扩散期，而支撑质性研究发展的各类理论流派慢慢露出了思想全貌。
其一，现象学。现象学对质性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研究要有明确指向性，要理顺研究者、被研究者、外部社会生活世界几者之间的意识联系状态，包括研究过程中互动双方之间的“理解”出现的可能性及其发生机制。具体来看，研究者要尊重被研究者的自我主体性发挥，鼓励和引导被研究者作为社会成员的生活经验自我阐述和地方性知识表达，学会用一种“旁观者”视角来观察和体会当地“生活世界”的轮廓和细枝末节走向。现象学为质性研究铺垫了一种认识角度，不仅学会在情境中定位社会现象的本质和“真相”，而且也理解任一社会现象实际来临时所导致的复杂性和连带性，借助现象学的悬置思维能够抽离外在的社会形式，展现社会个体发展过程的主轴和核心线索，同时要注意融入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要素和变化不停的空间地点带来的影响。[10]
其二，阐释学/解释学。事实上，质性研究的思想积淀有很大一部分得益于解释学的理论传承。包括韦伯的解释社会学、狄尔泰的体验解释学、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解释学以及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等，都为之贡献了各自的阐释优势和理论解释力。受到解释学影响的质性研究，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如何理解和解释人们所看到、遭遇到的社会世界及其社会事实，并把握住社会行动背后的意义。就此而言，质性研究具有了社会个体日常社会互动过程中的理解、解释、建构的含义和特征，而这些相关的社会个体各自所处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氛围决定着理解和解释的可及性，还有解释话语结构的整体范畴，另外，也通过这一理解路径间接地沟通了社会个体彼此的实践经验和事实判断。[11]
其三，建构主义。在建构主义看来，社会个体建构了所有知识，这一立场是与质性研究的主体性视角相互对应的，即每一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经历差异性地构建着他们眼中的世界和情境。对于质性研究来说，引入建构主义视角的价值在于，避免了认知的绝对性和单一性，因为社会事实总是一个关于认识的复杂知识体系，在建构主义研究者的视野中，不同的社会个体只能受限于自身的经验视域，换言之，是各自所拥有知识碎片的简单拼凑。具体来说，观察者进入质性研究过程时，通过每一次社会实践发现社会行为及其后果是如何被“合理化”解释的，并被不断重复建构成社会习惯性规则，以及给予其相对特殊的意义。建构主义视角并不带有强烈的批判理论意味，相反却展现出一种调和性，试图扭转认识客观绝对主义的看法，打通主客观之间知识建构的可能性。[12]
其四，常人方法学。其被引入质性研究领域正好得其所哉，因为提出常人方法学的目的就是要密切关注普通人在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如何生产社会现实和回应社会情境的实际方法。更直接一点，可理解为：以“去客观化”为目标，采取实地参与、田野观察的研究方法，重新梳理和现场呈现社会参与者们进行日常互动背后的“引导性方法”到底是什么。对于常人方法学来说，最为直接的分析方法就是会话分析，这基于：一是，日常生活语言隐藏着丰富的社会互动细节；二是，对话过程中嵌入了社会交往规则和制度化的生活秩序；三是，“语言”本身也是“常人”日常使用的一种互动方法。由此，常人方法学所蕴含的价值体现得非常充分，与质性研究的特征也极为契合，在社会互动情境中寻求理解，重新诠释规则生成前后的含义指向。[13]
其五，女性主义。某种程度上，研究者们常常把女性主义研究等同于质性研究，究其原因在于二者都遵循人的主体性研究路径，强调对人的需求差异的尊重和关注。因此，二者往往不谋而合。在量化研究的视野中，女性易被研究客体化，而不是呈现一种优势视角，甚至成为男性观察视角的附属物和衍生品。而与量化研究不同的是，质性研究更适合观察和研究女性的主体位置。首先应该看到的是，批判男性支配地位的研究视角——这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出发点。以往过于强势的社会性别认知传统和男性资源优势都会导致女性社会角色总是处于观察盲区的地位，而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走出传统性别研究路径，以对女性社会生活境遇的高度关注来回应研究方法论层面的变化、调整和转移。这也丰富了质性研究的视域对象和方法论内涵，尤其是从方法反思层面推进了质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14]
三 国外质性研究的代表性出版物和其他交流载体
质性研究，包括质性社会学研究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科平台建设，一方面体现在以质性研究方法为主题出版的多部书籍内容之中，另一方面则依靠一些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专业化刊物来传播和推进质性研究/质性社会学研究的学科进程，包括质性研究的具体方法类型、框架体系和流程、新技术和分析工具应用、理论基础、道德伦理和评估标准等方面。
第一，从代表性研究专著来看，涌现了一批值得推崇的且被公认为经典质性研究的出版物。例如《质性研究手册》（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和《质性社会学：一种狂热的方法》可以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质性研究手册》由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传播社会学和人类学教授Norman K.Denzin、德州农工大学高等教育和教育管理学教授Yvonna S.Lincoln共同主编，该书涉及质性研究以往并未触碰的多个研究主题，例如本土研究、人的主体性研究、批判民族志、表演民族志、叙事访谈、互联网研究的道德伦理和策略、文化诗学、评估政治学等。1979年，施瓦茨（Howard Schwartz）和雅各布斯（Jerry Jacobs）合作的《质性社会学：一种狂热的方法》一书出版。该书由Free出版社负责发行，厚达480页。《质性社会学：一种狂热的方法》旨在通过努力重建社会情境事实，发展出许多理论和方法领域的策略。目前，质性社会学提供一系列广泛的、综合的、详细的非量化研究方法和概念性的理论说明以用于社会学研究，较好地弥补了现存文献的空缺。该书的出发点是认识到在“事实重构”和“形式社会学”的理论及实践方面需要一个清晰的、简明的讨论。施瓦茨博士和雅各布斯博士消化吸收了韦伯、齐美尔、米德、布鲁默、戈夫曼、舒茨、加芬克尔、格拉泽、施特劳斯及塞科莱尔、奇科瑞尔、西库列尔（Cicourel）等人的理论和思想，此外还证明、解释和描述了部分研究方法，如田野研究、参与观察、民族志、访谈、生活史、个人叙事、现象学、主体性研究方法、非介入性测量分析、视听技术等。更为重要的是，该书不仅描述各个不同种类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说明谁使用过这些方法以及为什么使用，同时评估每种方法的优缺点，以此增加读者的理解力。另外，这本书还补充了一批贯穿案例研究的文本以说明质性研究所能产生的效应。实际上，并没有其他可利用的文本能够覆盖此书中如此众多的在非正式的方式中被检验的方法。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以前没有质性理论和实践知识基础积累的学生来说，讨论就会变得容易。[15]
第二，从质性研究结构来看，可以基于其跨学科特征、研究流程、具体方法、新分析技术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是质性研究具有较强的跨学科实践特征，这体现在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都有其思想印迹。像弗林德斯大学地理学教授Iain Hay所著的《人文地理学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Human Geography）、Sharon Hartin Iorio编的《新闻学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in Journalism）、Bonnie S.Brennen 的《传媒研究的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Media Studies）、Sharan B. Merriam 的《教育质性研究与案例分析》（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Applications in Education）、Russell W. Belk 的《市场质性研究方法手册》（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Marketing）、Carla Willig 的《心理学质性研究》（Introduc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Michael D. Myers的《商务管理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C. Daymon的《公共关系和市场营销沟通中的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Public Relations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Margaret A. Morrison的《广告的质性研究应用》（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Advertising）、Amir B. Marvasti的《社会学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ociology）、Ian F. Shaw和Nick Gould的《社会工作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ocial Work）等。
二是从质性研究进程和规范程序来看，可以从整个研究的诸多侧面展现其内在变化规律。像质性研究的整体流程情况，如Robert K.Yin的《质性研究始末》（Qualitative Research from Start to Finish）；像质性研究在初期阶段涉及如何进行思路设计的问题，如Joseph A.Maxwell的《质性研究设计》（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像质性研究在中期阶段涉及如何开展研究实践的问题，即如何做质性研究，如David Silverman的《做质性研究》（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Adrian Holliday的《质性研究的做和写》（Doing and Wri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David Silverman和Amir Marvasti 的《做质性研究：一项综合性导引》（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A Comprehensive Guide）、Jane Ritchie和Jane Lewis的《质性研究实践》（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等；再有像质性研究在末期阶段还会涉及如何评价的问题，如Rose Wiles的《质性研究伦理是什么？》（What Are Qualitative Research Ethics？）、Clive Seale的《质性研究的质量》（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等。除了对质性研究实践的探讨之外，还涉及其理论层面的研究，如 Alecia Youngblood Jackson和Lisa A Mazzei的《质性研究的理论思考》（Thinking with The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Mats Alvesson和Dan Karreman的《质性研究与理论发展》（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Theory Development）等。
三是质性研究方法是整个质性研究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其被应用得最为广泛和深具影响力的部分。具体来看，质性研究方法分类众多，包含多种标准，其实学界对此也并未完全达成共识。但即使这样，也有不少典型和常用的质性研究方法值得介绍和推荐。像 Michael Quinn Patton 的《质性研究与评估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 Evaluation Methods），David L.Morgan的《作为质性研究的焦点小组方法》（Focus Groups as Qualitative Research），Anselm L.Strauss、Juliet M.Corbin的《质性研究基础：扎根理论的程序和技术》（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Nigel King教授和Christina Horrocks博士合著的《质性研究访谈》（Interview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Cathy Urquhart的《作为质性研究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Max Travers的《贯穿案例研究的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Through Case Studies）等。
四是质性研究还在原有研究传统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涌现的新技术，如互联网平台，或引入一些非典型性研究工具进行创新研究，从而改善和增进其研究的前沿性、丰富性、敏感性。比如 Ann Lewins 和Christina Silver的《质性研究中的软件使用》（Using Softwar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Lyn Richards教授的《质性研究NVIVO软件使用》（Using NVIVO in Qualitative Research），Marcus Banks 的《质性研究中的可视资料利用》（Using Visual Data in Qualitative Research），Christian Heath、Jon Hindmarsh及Paul Luff 的《质性研究中的录影》（Video in Qualitative Research），Chris Hahn的《用计算机做质性研究》（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Using Your Computer），William Fielding、N.G.Fielding等人的《质性研究中的计算机使用》（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Nigel G.Fielding、Raymond M Lee 的《计算机分析和质性研究》（Computer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等。
第三，以质性研究或质性社会学研究为主题的一批专业性学术期刊出现，积累了一些应用具体研究方法的实践经验，并拓宽了理论视野。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刊物如《扎根理论评论》（The Grounded Theory Review）、《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质性研究杂志》（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质性社会研究论坛》（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质性社会学评论》（Qualitative Sociology Review）、《质性社会学》（Qualitative Sociology）等。
（1）《扎根理论评论》。《扎根理论评论》由挪威斯塔万格大学的Astrid Gynnild任编辑，社会学出版社的Jillian G.Rhine任管理者，格拉泽担任出版人，由社会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发行，每年共出三期。刊物的内容结构由四个部分组成：编辑前言、一般论文、概念论争、书评。《扎根理论评论》是为了促进经典扎根理论研究发展和学术进步，并经同行严格评议，一种跨学科的、在线的、国际性开放数据型学术期刊。该刊为学者基于可信的和联系紧密的资料进行深入理解、学识分享以及理论应用提供讨论空间，同时服务全球扎根理论研究者网络召开的研讨会，欢迎读者与编辑委员会成员进行对话和讨论。该刊是开放式的研究型杂志，遵循最高标准的同行评审制度，向世界各地学者约稿，建立学术联系，并欢迎任何来自学术领域的投稿，其学术焦点是社会科学和医疗保健领域。该刊每期都有使用经典扎根理论方法并带有实质理论特征的论文和聚焦于方法视角的文章。目前，扎根理论的一代学人正处在研究方法发展的快速增长期，同时不少人现在对经典扎根理论及其方法视角感兴趣，这是基于由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在《扎根理论的发现》一书中所概括的扎根理论基本原则，而后进一步经格拉泽深入阐述和发展推动所带来的。[16]
（2）《质性研究》。该刊主要由英国卡迪夫大学的Bella Dicks、Karen Henwood及William Housley等人负责编辑。该刊每年出六期，出版时间相应是当年的2月、4月、6月、8月、10月、12月，每期内容包括文章、短讯、研究笔记、有关新技术及其他创新的报告、综述文章和书评。《质性研究》自2001年4月起开始出版发行，2001—2004年每年出版3期，2005—2007年每年出版4期，2008—2009年每年出版5期，2010—2015年每年出版6期。该刊是一份完全实行同行评审的国际性学术期刊，刊登原创研究成果和述评文章，焦点停留在有关方法多样性和在社会科学范围内跨学科质性研究方面，其独特之处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知识框架内促进和讨论质性研究方法。这份学术期刊在研究方法方面能够提供一个很有必要的讨论空间，尤其是对跨越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质性研究来说。该刊论文侧重方法特色，重在讨论具体经验研究、调查问题以及那些会引起质性研究在哲学、理论、历史和思想层面进行争论的论文。目前，基于质性研究方法的研究和有关方法评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成倍地扩展了，这种情况遍及一些学科，如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文化研究、话语分析、教育、健康护理等。伴随着网络互联程度的加深，质性研究变得日益全球化，它既是真正国际性的，也是跨学科领域的。对于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多个学科而言，质性研究方法现在变得流行起来。[17]
（3）《质性研究杂志》。《质性研究杂志》的主编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Mark Vicars 博士。该刊创办于2001年，2001—2012年每年出刊2期，2013—2014年每年出刊3期，2015年开始已改为每年出刊4期，自2006年起建立了该期刊的网络版，到2015年第15卷第4期为止，共出刊15卷34期，约有近200篇文章。该刊是国际性期刊，致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进行理论交流和开展质性研究实践。它是跨学科和兼收并蓄的，覆盖了质性研究的所有方法。该刊也是质性研究会（the Association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AQR）的官方刊物。《质性研究杂志》提供了一个国际论坛，有利于研究者和实践者推进知识发展和帮助质性研究实践提升质量到较高水平。《质性研究杂志》综合处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和概念，探究质性研究资料和数据收集、分析，为研究者提供一系列学理和应用层面的信息，包括：质性研究领域关于认识论、理论和实际问题方面的会议论文，对方法发展问题科研项目的描述，经典质性研究者或代表性研究文本或典型研究的评论，有关达到本科生和研究生水平的质性研究方法教学问题的讨论，质性研究软件应用的评论和书评。[18]
（4）《质性社会研究论坛》。《质性社会研究论坛》是一种经同行严格评审的、多种语言形式的质性研究在线学术期刊，也是一种开放型研究期刊。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Katja Mruck 博士担任主编，其主要研究领域是质性研究方法等。该刊创办于1999年，截至2015年，已出刊16卷，累计48期，共计1700多篇论文和文章。该刊每年按照专题出版三期。《质性社会研究论坛》对使用质性方法的经验研究比较感兴趣，而且鼓励投稿的范围集中在质性研究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等方面，值得指出的是，有关思考、写作、研究、呈现等方法创新方面的论文尤其受欢迎。该刊也组织作者与读者进行网络互动，例如在线讨论。如果是实证主义研究，作者应提供关于研究过程的资料以及更多的细节信息，比如田野笔记、编码程序的详细内容等。如果提供的是数据资料、长篇记录摘录，就有必要向编辑证明所遵循的数据保护或隐私标准。文章经过同行专家评审和选定之后，根据其类型会被分到该刊的争鸣、访谈、评论和学术会议等相应栏目，很快能够出版。[19]
（5）《质性社会学评论》。其始办于2005年，属于带有电子化和开放数据库特征的社会科学领域国际性学术期刊，每年出刊四期，出版时间分别是1月、4月、7月、10月，其中2005—2012年年度出版3期。截至2015年，累计刊出11卷34期，共200余篇文章。该刊主编是波兰罗兹大学的Krzysztof Tomasz Konecki教授。《质性社会学评论》是一本围绕符号互动主义、解构主义、自然主义、诠释学、社会世界研究、协同社会研究、场域研究、行动研究、内容分析、话语分析、传记分析、会话分析、扎根理论、民族志、整体民族志、制度民族志、民族学、社会人类学、常人方法学、现象学、现象分析学、叙事分析、案例质性研究、评估社会研究及其他带有质性研究取向的社会科学等主题的学术期刊。[20]
（6）《质性社会学》。该刊主编是美国杜兰大学David Smilde教授。《质性社会学》致力于对社会生活进行质性解释和分析。该刊兼顾研究的理论性和分析性，发表出版的论文侧重于研究方法领域，例如访谈、参与观察、民族志、历史分析、内容分析以及其他并不依赖量化数据的方法。所有论文都需要经过专家评审环节。[21]
第二节 西方社会学质性研究几种代表性理论的产生
追溯质性研究历史可知，不同理论流派、各色学科分支、诸多研究领域都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的学者，其奠基性成果对质性研究演进产生里程碑式的影响。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开创了扎根理论和参与观察理论的几位代表性人物和观点。
一 格拉泽、施特劳斯与扎根理论
巴尼·G.格拉泽（Barney G. Glaser），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创始人之一。1930年，格拉泽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居住在附近的米尔山谷区域。1952年，格拉泽获斯坦福大学学士学位。他在巴黎大学继续求学，追求学术研究，研读当代文献。在服兵役期的休息时间里，格拉泽花了两年时间研究弗赖堡大学的馆藏文献。1961年，格拉泽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随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罗伯特·K. 默顿学习并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有组织的科学家：他们的职业生涯》出版成书。格拉泽作为博士后进入旧金山的加州大学与施特劳斯合作研究。1965年，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基于加州医院实地研究的经验共同撰写了《垂死的认知》一书，大获成功。1967年，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合著《扎根理论的发现》，首次以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回应有关“垂死”现象等诸多方法层面的问题。1970年，格拉泽开始在社会学出版社出版扎根理论的专门研究成果及其读本。1978年，格拉泽以其特有的理论敏感书写第二本以扎根理论方法为题的著作。此后，格拉泽出版了多达四种以上的扎根理论读本。他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给许多研究人员召开工作坊和研讨会。1998年，格拉泽获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1999年，格拉泽创立了基于网络的非营利性组织——扎根理论研究所。
安瑟伦·伦纳德·施特劳斯（Anselm Leonard Strauss），美国知名社会学家，作为一位医学社会学家而闻名于世，尤其是施特劳斯对慢性病和临终议题的关注广为人知，他做出的贡献是开创性的。施特劳斯和格拉泽首创了扎根理论，这种创新的质性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组织研究以及护理中。他还写了大量论著，比如芝加哥社会学/符号互动主义、工作社会学、社会世界、场域理论、社会心理学和城市意象。他共出版了30余本书，在其他的30多种书中撰写了多篇章节，发表了70余篇期刊文章。施特劳斯的祖父母是在美国的德国移民，1916年，他出生于纽约市，并在纽约弗农山长大。因其患上支气管炎，医生建议施特劳斯在高中毕业后搬到亚利桑那州。然而，1935年，他进入弗吉尼亚大学，1939年，获生物学学士学位。1942年，他到芝加哥大学读书，并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45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师从赫伯特·布鲁默学习符号互动主义。1944—1947年，施特劳斯在劳伦斯学院任教当老师。1946—1952年，他从劳伦斯学院进入印第安纳大学，他在此遇见阿尔弗雷德·林德史密斯并与之进行学术合作。1949年，他们出版了一部极具影响力的书《社会心理学》，该书被译成瑞典文、德文、日文等多个版本，1999年出了英文第八版。1952年，施特劳斯重返芝加哥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在此期间，他曾与埃弗雷特·休斯教授一起工作，并与著名的被称为“第二芝加哥学院”的一些同事建立了学术联系，例如霍华德·S.贝克尔和欧文·戈夫曼等。1960年，他去了旧金山加州大学的护理学院，在那里，他创建了社会与行为科学系。施特劳斯一直任系主任到1987年，但即使他作为教授荣休以后，仍然继续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他在担任系主任期间，1962年和1970年，兼任世界卫生组织（WHO）顾问。施特劳斯和格拉泽在旧金山的加州大学时，他们所创建的扎根理论被广泛使用在质性研究领域。1980年，施特劳斯当选美国科学促进会院士。同年，他还因符号互动主义的社会研究获得了查理·H. 库利奖。1955—1980年，他应邀作为访问教授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和康斯坦茨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讲学交流。
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的扎根理论来自于他们实地研究的积淀。作为社会习俗之一的死亡现象，算是人类存在的巨大转折点之一，但是在《垂死的认知》这部经典作品出现之前，很少有较为科学的研究。死亡在美国人眼里似乎存在一种令人奇怪的悖论——在报纸中常面对死亡这一冷酷的事实，然而美国人并不愿意公开谈论关于死亡本身的过程。垂死的认知——使用一个高标准的原创认知理论——检验了临终的病人以及那些与之进行互动的人们的关系。它为读者提供了一门分析语言和技术工具：了解人们在什么环境下临终意味着什么，以及彼此有什么不同之处。
扎根理论的诞生，实际上与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所进行的一项研究经验有着紧密联系。20世纪60年代初，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围绕美国医院的病患垂死状况及其临终过程进行研究，为此收集了不少实地观察材料和个案访谈资料。当施特劳斯来到旧金山的加州大学医学院时，他找到了一个也许能引起病患关注的有趣主题。在访问医院时，他发现临终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施特劳斯开始实地研究，6个月后又从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了格拉泽。他们关于这个主题都已有了自己个人的经历：在最近几年里施特劳斯已经失去了他的母亲和一位朋友，格拉泽失去了他的父亲。施特劳斯和格拉泽早有疑问：理解人们之间互动的关键是临终者和病患亲人对死亡的预期。通过医院和岗位的选择使得他们得以比较各种预期。一家早产儿机构死亡率高，但病患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身边即将发生的死亡；而在一家肿瘤研究机构死亡率低，死亡认知差异却是非常明显的。对于急诊室、老年病专科、儿科来说，这些典型情况又有所不同。在研究过程中，美国医生并不太情愿透露他们的病人濒临死亡时的情况。这本书揭示当病人临终时知道或不知道其正处在死亡的边缘，伴随程度上的不同，医院临终者的社会心理问题是什么。此书关注的焦点是在不同认识的竞争中互动带来的影响及那些照顾临终者的护理人员所采取的应对策略。这些田野研究素材重点记载了多所医院的重病患者临终离世前对死亡主题的应对措施和反应情况，并从个体视角整理出病患死亡过程的现场情境状态和对话交流状况。来自这些田野研究的积淀孕育产生了《垂死的认知》，这是一种关于与临终者互动的认知影响理论。该理论可区分为封闭意识、怀疑、相互欺骗及开放意识几种维度。该项实地研究已经表明认知类型对互动有显著影响，例如，如果患者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死亡，护理往往仅限于绝对必要的医疗措施。[22]
1965年，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合作出版了《垂死的认知》一书。这是第一本关于扎根理论的书，现已出四种语言的版本。《垂死的认知》全书共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包括临终认知的问题、死亡估计及社会定义。第二部分是认知背景的类型，包括封闭的意识，怀疑的意识，支配竞争、相互伪装的仪式戏剧，开放意识的不明确性，低估的意识。第三部分是认知的问题，包括直面最终结果、无意识家庭、有意识家庭、没有恢复的问题、安慰的问题、认知和护士的镇定。第四部分是结论，包括关于认知理论的实践应用及认知和社会互动研究。第五部分是附录，即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该书出版后获得巨大成功，而且影响广泛，导致了仅仅两年以后，有重大意义的经典扎根理论被汇编在《扎根理论的发现》一书中。
这项研究既可以看作一次具有典型意义的田野实地观察研究成果总结，又可以看作一次在方法论层面上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创新尝试，即立足于较大数量的个案观察和现场访谈资料，梳理出一套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质性资料的分析范式、理论解释路径及话语表达策略。就此种策略而言，其关键的突破口在于引入了“编码”技术，通过这种类似量化研究的编码技术整合质性研究内容，把分散的、重复性的、看似矛盾的场景话语进行抽离，独辟蹊径地创建新的理论和概念。[23]
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称其所使用的质性研究方法为扎根理论，意味着既可以依靠扎根质性研究资料来实现新的理论建构，也可以使新的理论扎根进入质性研究资料。[24]那么何谓扎根理论呢？在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看来，扎根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研究方法，而非具体的理论，他们在回应实地研究材料及其存在研究主题时采用的研究策略是比较分析方法。目前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现状是偏重或依赖通过假设验证理论或者指望逻辑推导得出理论，缺少现实数据来印证理论的存在与否。理论定位需要着重考虑其被应用的程度和范围，而非其生成的具体过程，最值得关切的是质性研究类型的多个数据和资料及其具体的分析策略和研究技术。不可否认，现在不少研究取向都停留在理论验证的目标层面，而这一思路和目的只是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研究任务，缺乏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和值得思考的问题点。应该说，进行宏大理论叙事的历史时代已经结束，这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判断：一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架构已基本搭建完成，而后有不少理论创新是进行修修补补、查缺补漏的工作；二是后现代阶段的到来对宏大理论分析方式产生了直接挑战，微观化、谱系化、具体化的分析技术和话语表达逐渐应运而生，新的知识生产随之到来，新的理论诞生也并不是纸面的“演绎神话”。作为质性研究方法之一的扎根理论，扭转和破除了传统量化研究的思维习惯，给予了学者新的社会认知选择的可能，理论产生拥有了多元研究路径。尤其是编码技术改变了质性研究的尴尬境地，以一种“别样”的研究面貌来回应量化研究的质疑和挑战。
施特劳斯曾说过：扎根理论是一类具备完整体系的研究程序，是通过实用的编码技术，借助归纳方法建构出新的理论产物的一整套研究方法。[25]我们既可以用一种“是什么”的思维来理解扎根理论，也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八个“不是什么”的思维来理解这一概念：一是扎根理论并不是太容易掌握并实践操作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二是扎根理论并非是一概而论不提前阅读前人的研究成果，担心受到事前理论“诱导”；三是扎根理论并不是原始资料的堆砌和主体感受的释放；四是扎根理论并不是直接等同于内容分析方法；五是扎根理论并不是一系列严格分步骤的资料分析技术；六是扎根理论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科学化的质性研究方式；七是扎根理论并不能忽视方法论；八是扎根理论并不是不需要理论引导。以上的扎根理论基于“八个不是”回应了社会科学/社会学领域对其的诸多疑问，尤其是量化研究从方法论根基和方法可操作性对其进行挑战。具体看来，“八个不是”分别涵盖了扎根理论的方法特征、理论准备、表现形态、方法形式、分析策略、研究范式、方法论基础、理论导引等多个方面，有效形塑了扎根理论的概念内涵和实践范围。[26]
格拉泽的扎根理论方法。格拉泽提供了扎根理论方法的基本程序，其被描述成一种重复比较方法，即伴随理论的出现研究人员开始分析收集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以及经常地比较指标、概念和范畴。1967年，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共同合作的成果《扎根理论的发现》出版发行。1978年，格拉泽撰写了《理论敏感性》一书，此后出版了五种以上方法领域的书，主编了五本汇集扎根理论方法方面的文章和论文的书籍。格拉泽扎根理论方法不同于一般的质性研究方法，宣称一切研究都是数据。这意味着，当研究问题本质的时候，不但包括个案访谈或实地观察，而且包括问卷调查或统计分析，不管研究人员使用哪种方法。除此之外，还包括来自媒体甚至小说的文献资料都能被使用在比较过程之中。因此，在格拉泽看来，这种研究方法并不限于质性研究的范畴，他称之为质性资料分析，这一分析方式的贡献价值主要在于描述的准确性，而且格拉泽扎根理论方法强调从时间、空间和社会个体抽离的概念化。伴随扎根理论方法产生的一种新理论应该比较容易被用在由其生成的本质领域之外的地方。[27]
施特劳斯的扎根理论方法。一般来说，扎根理论是一种以理论生产和建构为目标的寻找体系化质性资料的研究方法，例如访谈记录或实地观察方案。有时，扎根理论被看作一种质性研究方法，但是它实际已经走得更远，扎根理论是由一种特定的研究或范式类型和实用的行动理论以及部分方法准则共同组成的。20世纪60年代，作为赫尔伯特·布鲁默弟子的施特劳斯和作为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弟子的格拉泽把这种方法书写成书并使之系统化、体系化，当时他们一起在旧金山的加州大学合作研究疾病社会学。以其研究为基础，施特劳斯和格拉泽创建了一种方法学，这一领域已经变得易于理解且作为质性社会学一个重要分支的学科基石。扎根理论方法的重要概念包括分类、准则和编码。扎根理论方法后面的研究准则既不是归纳式的，也不是演绎式的，而在某种程度上是来自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的溯因推理。这导致出现一种研究实践，即资料样本、数据分析和理论发展并不是清晰和脱节的，而是重复不同的步骤直至研究者描述和解释一类被研究的现象。当新的资料再也不会改变新出现的理论时，研究就会停下来。施特劳斯曾指出，每一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都应包括三种基本要素：编码的理论敏感性、理论抽样、现象和背景比较。与格拉泽的扎根理论方法强调归纳法不同，施特劳斯对研究准则的有效性和方法的系统性更感兴趣一些。[28]
整体而论，扎根理论方法改写了质性社会学研究路径，使更多的研究人员关注质性研究的来龙去脉，甚至可以说重新书写了质性研究方法论取向及其方法的思想层次和内容的丰富性。在《扎根理论的发现》中，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坚守扎根理论，以另一种形态的方法来回应外界对质性研究的质疑和挑战，可以说经过他们的坚持不懈和努力推广，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比有了一定程度上比肩的实力，也推进了以扎根理论为重要方法基础的质性研究分析范式的合法性、规范性、系统性建设。应该说，扎根理论的诞生不仅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选择，更重要的是，引起了质性研究的内部变革和自我创新，与其他同样是基于实地田野研究的方法策略比较，更能看出扎根理论通过质性资料、理论构建、方法实践之间反复勾连和理解尝试的处理路径，达到质性社会学研究的分析范式提升和完善的指向。
二 约根森与参与观察法
丹尼·林恩·约根森（Danny L. Jorgensen），1951年出生，美国知名宗教社会学家，南佛罗里达大学宗教研究系教授，1999—2006年他担任该系主任，曾任南佛罗里达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他的研究求学经历如下：1972年，在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北亚利桑那大学获得社会学学士，主要学习社会学专业知识，除此之外还进行了田野调查工作；1974年，在肯塔基州西肯塔基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专业知识的社会构建：1956—1973年社会工作的说明性经验模式》；1979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在太阳谷塔罗牌占卜：深奥和神秘的存在主义社会学》。[29]约根森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文化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科学和宗教社会学、美国宗教、美国原住民宗教、新兴宗教等多个方面。其教学及研究领域除了宗教社会学，还涉及质性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参与观察法、民族志、历史社会学、女性主义理论历史等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约根森长期活跃在约翰·怀特默历史协会，并于1996—1997年担任其主席。他使用其所擅长的参与观察法做出了大量优异的研究成果，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和著名学者。约根森出版了多部著作，主编了多个读本，撰写发表了多段书中章节和多篇学术论文。他在参与观察研究领域的代表作有《参与观察：原则、方法与问题》、《参与观察：一项人类研究的方法论》、《了解参与观察：发散方法论视角》等。书中章节包括“参与观察”（载于《社会和行为科学发展趋势》）、“参与观察方法”（载于《犯罪与正义的质性研究方法：来自田野的视角》）等。他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社会学季刊》、《城市生活》、《符号互动》等影响力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不少重要的论文。[30]在约根森看来，参与观察方法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现象的基础性准则和研究策略，而且他也有实地田野方面的研究经验，为参与观察方法论层次的理论反思打下了基础和创造了条件。应该说，参与观察方法注重实用原则，强调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并且作为一类经典研究分析范式传承下来。[31]
介绍约根森的质性研究思想时，必须首先谈及其撰写的一部重要代表性著作《参与观察：一项人类研究的方法论》（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Methodology for Human Studies）[32]。对于约根森来说，在其田野实践中，大量采用参与观察法介入研究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研究对象的可操作角度。《参与观察：一项人类研究的方法论》一书2008年被翻译成中文版《参与观察法》[33]。该书共包括9个章节的内容，分别为第1章“参与观察方法论”、第2章“界定研究问题”、第3章“进入研究现场”、第4章“参与日常生活”、第5章“建立和维持实地关系”、第6章“观察和收集资料”、第7章“笔记、记录和档案”、第8章“分析和理论化”、第9章“离开现场和交流成果”。
参与观察是一类资料收集方法，也是做质性研究的典型范式。它以方法的形式被广泛地用于许多学科，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和欧洲民族学，像社会学、传播研究、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都有所涉及。参与观察方法旨在与一群特定的个体获得接近的和亲密的熟悉关系，例如宗教的、职业的亚文化群体，或者一个特殊的社会团体，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即长时间卷入他们的文化环境中。这种方法源自社会人类学家的田野研究，尤其是英国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美国弗朗茨·博厄斯的学生们，以及后来的芝加哥社会学院的城市研究者。[34]上述关于参与观察方法的论述是一种概括性的内容描述和浓缩表达。事实上，对于约根森来说，他认为仅仅把参与观察方法当作一门研究方法、分析技术是远远不够的，或者有可能导致失去认识社会现象本质的机会。进一步来看，约根森将其深化为一个对事物全面观察和认知的视角，兼具了一些方法论反思的色彩。在他的研究体系和田野经验中，参与观察超越了某些传统的研究方法，如调查法和实验法，不仅具有可操作性，更具研究实用性。与之匹配的是，约根森把类似理解意义、人际互动、情境解释、突发事件、过程呈现、社会事实表达、日常生活叙事等赋予了参与观察的概念内涵和方法特征之中，这些特征的先天存在直接决定着参与观察的使用价值。与扎根理论的理论建构优势不同，它在描述、解释以及探索研究主题时具有自己相对独特的特点。
具体来看，约根森把参与观察方法体系标注为主体原理、分析策略、推进程序、实践方法和研究技术五个方面的内容。而更准确地可以用七个特征来规范何谓“参与观察方法”。首先，七个特性主要可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涉及其研究方法因素，第二种类型涉及社会活动和角色塑造因素，第三种类型涉及其研究逻辑及其理论形成。其次，对应第一种类型的特性包括多层次和复杂的质性研究方法设计，日常生活情景化属于研究方法的出发点，以直接观察法为代表的收集资料方法；对应第二种类型的特性包括实地田野研究中局内人与局外人的互动关系，外来研究者进入研究场域和社会情境时所产生的互动关系和角色塑造；对应第三种类型的特性包括符合社会生活世界变化规律背后隐藏的研究逻辑，理解类型存在形式的理论构建。[35]
第三节 国外质性研究的传统与特色
对质性研究发展历史有着不同的观察角度，可以按照其知识体系脉络延伸过程来分析，亦可追溯其具体研究方法生长路径来探索，但不能忽略质性研究的国别视野。因为基于这一视角，能够更好地折射出一国研究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等诸多因素对质性研究的影响，同时也能够展现质性研究复杂演进和艰难变迁的点点滴滴。由此出发，即使是对质性研究历史的局部探究——梳理美国、德国、日本质性研究，也能看到质性研究的国别差异性和本土落地化的内在特征。
一 美国：发端于民族志的人类学传统
质性研究在美国的发展足迹始于美国早期从事民族志的研究者们。他们对当地印第安人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却以外来强力征服者的角色划定研究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对这种陌生人社会及其原始生活状态充满了好奇和关注，试图通过这一研究路径探知不同人群的生活轨迹和成长线索。其中博厄斯作为美国人类学家多次深入到美国印第安部落做实地调查，成为质性研究实地调查法的创设者和实践者。同时，涉及美国种族领域的质性社区研究数量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这短短的60年时间里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如帕克、怀特、林德夫妇、富兰克林、里德菲尔德、霍林斯海德、甘斯、莱曼、维迪奇、本斯曼等人都加入到质性研究的阵营中来。此后，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期，种族质性社区研究迎来了新的挑战。
开展对他者的民族志学研究，把关注焦点转移到少数民族聚居区。杜·波依斯通过在费城第七区展开的5000个访谈调查，研究了费城黑人社区状况，试图改善费城黑人的生活质量，从而形成了《费城黑人》一书，该书也成为社区民族志研究的先驱之作和时代典范。20世纪20年代，林德夫妇（林德和海伦）开始了中镇社区研究，先后完成了《中镇——美国现代文化研究》、《过渡中的中镇——文化冲突研究》。前者重点围绕生活、家庭、年轻人、社区活动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而后者反映了中镇的时代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尤其是对家庭与亲属关系相当关切。应当说这些著作也逐渐演变成为社会学民族志研究的典范之作。
作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领军人物的斯莫尔与林德夫妇的研究路径略有不同，其在之前就对民族志学深有研究，认为新教价值观和道德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种族和宗教聚居地的社区居民生活。[36]但随着帕克、伯吉斯、托马斯、沃思及里德菲尔德等人的崛起，斯莫尔的这一思路并未形成研究传统得以延续下去，只能算是美国质性研究历程中的一块思想碎片。帕克的代表作《城市》倡导博厄斯的人类学研究方法，鼓励面对面访谈和实地观察，注重实物收集分析。在帕克看来，认识社区已经摆脱了斯莫尔的既有观念框架，城市已经成为巨大的“实验室”，强调和推崇自然区域的世俗化，社区的道德提升也已并行不悖，而且城市自然区域形似“马赛克”小社区，各有其典型性。始自帕克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城市民族志学长期专注于研究上述“自然区域”社区——自杀者躲藏的城市地区、黑社会的城市生态学、黑人住宅区、唐人街、小意大利、小德国等。[37]帕克的追随者们沿着沃思的思想足迹继续前行，除此之外，霍林斯海德的“埃尔姆镇的青年”民族志研究缅怀了小城镇传统的历史价值，而弗雷泽选择终身观察黑人聚居区的生活方式，维布伦通过自己的实际经历研究了美国大学社区，这些民族志研究成果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积累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但真正带来转折的是怀特的《街角社会》，其研究方法——参与观察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民族志研究传统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改善了质性研究方法技术的运用质量，增添了新的研究策略选择。在此基础上，芝加哥大学毫无疑问地成为质性研究的重镇。
20世纪50年代末，维迪奇和本斯曼完成了“斯普林戴尔民族志研究”，他们关注了纽约北部乡村社区状况，反思小城镇怀旧的“前因后果”，深入挖掘了小城镇和社会整体的互构关系。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区发生大转变，沃伦很好地观察了这一社会历史现象，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社区主题的价值判断和分析逻辑。同期，斯坦对美国社区研究进行60年反思，全面展现了美国社区演进历史和整体发展格局。进一步来看，在实物分析层面，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共同撰写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通过个人的实物（如信件）来探究移民的个体心态和日常生活状态，这一研究成果丰富了质性研究方法技术库。20世纪70—90年代，美国涌现了一大批围绕印第安人，亚裔、非洲裔、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社区日常生活的民族志研究作品，这些成果的出现无形中影响或改变了质性研究工具的取向和特征，包括文化元素带来的结构性反思，颠覆了质性研究传统中的主客体关系，以致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民族志研究文本和作品不断诞生。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布洛维提出了“被解放的民族志学”和“扩展的个案方法”，以方法论和方法这两个层次的创新变革影响了质性研究的发展方向，这一变化是具有转折性的。继此之后，邓津倡导了后现代民族志学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强调观察生活融入，实现新的理解，达到经验和理论的整合。
二 德国：方法论反思的哲学传统
与美国引领和贯穿质性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不同，德国质性研究有不一样的传承。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审视量化研究的理论思潮开始广泛流传于德国，但德国社会科学界对量化研究进行反思和讨论并倡导质性研究在时间上实际晚于美国，由于德国深厚的思想理论传统背景优势的存在，为引入的质性研究方法增添了德式哲学严谨风格，覆盖到社会科学各大学科领域，包括心理学分支。由于这些德国本土特质的存在，也值得进一步梳理德国质性研究相对特殊的阶段性特征和演变轨迹。整体上，德国社会学研究场域内出现了类似在全球其他区域发生过的研究立场层面的冲突。这场学术层次的对立双方包括坚持归纳式个案研究方法的质性研究和倡导实证式统计模型分析方法的量化研究，二者的争论形式或实质在不同的学科或研究领域都有多个形态的表现，德国质性研究也面临着量化研究的质疑和挑战。
德国质性研究萌芽初生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哈贝马斯就开始肯定美国社会学质性研究的存在传统，并且认为这一传统源自三位重要的现象学社会学代表人物——戈夫曼、加芬克尔和西库雷尔。质性研究思潮被引入德国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1970年西库雷尔的方法论反思之作德语版问世，包括常人方法学和符号互动主义等经典质性研究支撑理论短时间内成为德国学界的热议焦点。在此讨论过程中，得出了三个方面的论点判断：一是质性研究要坚持倡导和贯彻“开放性原则”、“解释性准则”和研究态度；二是要时刻注意尊重和适应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学会流动性理解；三是研究方法要趋向自然主义的社会学，体现日常生活的影响性。
德国质性研究引发关注阶段。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德国摆脱了70年代初期质性研究外来译介的知识输入模式痕迹，强调结合本土实际展开讨论和研究，尤其是关于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等主题内容的探讨，成为这一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但德国学界对如何准确理解和合理定位本阶段的发展程度存在明显争议，既有学人认为它是一个时代研究潮流所向，也有学者判断其属于方法历史上的新开端，还有其他各类看法产生。总之，对此并没有达成一个完整共识，分歧依旧。
德国质性研究局部发展阶段。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德国质性研究进入到具体议题层面，具体的研究方法更能引起本领域专业研究者的兴趣。与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如参与式观察法、结构式提纲访谈法、焦点小组会议法等不同，新出现的两类方法——客观注释学和叙事访谈法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质性研究的发展进程。其带来的影响也是跨国的，不仅在美国如此，更是引起德国学界的高度重视，因为这两种方法背后嵌入的方法论思想改变了质性研究实践传统，也推动了德国质性研究方法论的研究深度和关注广度。
德国质性研究获得重视阶段。迈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质性研究主题从宏大层面开始转向，逐步触及微观技术内容，重点讨论的内容包括质性研究成果的有效性、推广性、可理解性、质量标准、数据技术处理及其写作形式五大类问题。从该时期的德国质性研究阶段性特征对比来看，美国质性研究的田野调查特色更加明显，而德国质性研究对理论传统和程序技术更加倚重，这一内容也可算是美国、德国质性研究的学术分野体现。
德国质性研究确立地位阶段。新的时期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德国质性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阶段可以分为20世纪90年代之前和90年代之后两段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德国质性研究完成了“三部曲”，一是基础成果涌现——质性研究教科书和概论作品涌现，二是研究风格形成——质性研究流派及其相应具体研究方法有了自身的定位，三是学术机构依托——质性研究方面的专业性学术机构逐步建立；20世纪90年代后，德国质性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专业研究期刊和专著大批量诞生。[38]
三 日本：实地观察、田野范式的心理学传统
20世纪80年代，日本质性研究从心理学领域开始萌发。在此之前，日本心理学研究更侧重于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和统计分析模型，经常推崇其所带来的科学性、客观性、规范性及理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但也有“另一种”学术传统刚开始起步，主要集中在发展心理学方面。由于这一分支研究领域的主题内容及其发展过程的特殊性，质性研究的影响力和学术分量相对于心理学其他分支而言要更大和更重一些。从20世纪80年代追溯至50年代，日本心理学界中有学者围绕“身份”主题引入了不同的研究范式，质性研究方法的作用开始初步显现。到60年代，使用个案研究方法的文献零星出现。进入70年代，类似采取分析参考书目录的研究也已产生。尤其是在1974年，参与观察法被明确列入了《心理学研究方法》（十卷本）中。时间进入80年代，心理人类学领域率先采取了实地观察的研究策略，即依靠参与观察法和个案访谈法进行研究，与此同时，延展至发展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现象学心理学等分支学科领域。到了80年代末期，日本心理学研究方法开始出现了一些突破口，定量研究方法受到部分质疑，不过，即使如此，面对处于整体强势的量化研究方法的学术环境，质性研究方法的声音仍然显得相对弱小。
20世纪90年代，日本心理学界出现质性研究变革的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
第一，质性研究方法成为心理学研究变革的起始点。首先，任何一个学科结构进化及其内容的创新演进都是从一个疑问开始的，即探寻和反思心理学研究方法之问；其次，质性研究方法已经转变成为研究变革思潮，引起了学界的多方关注；再次，实地观察不仅仅是小众学者的“方法嗜好”，而且走进了日本心理学会等专业学术机构及其召开的学术专题研讨会，包括一些邻近学科会议都加入了以质性研究方法为主要议题的内容议程；最后，质性研究方法的引入与人类学的实地观察法密切相关，越贴近田野实践，越容易对质性研究产生认同感。
第二，实地观察的“田野范式”直面和应对心理学问题。质性研究的主要特质与日本心理学提倡的“田野范式”精神主旨是相互契合的，能够有效回应心理学学科拓展和跨学科联系、理解研究范式、学术客观性关系、理论结构与分析概念的互动等心理学问题。恰恰由于其能够弥补量化研究之不足，以致对质性研究方法的关注会由个体化积累提升至群体化学习的程度，通过召开学术研讨会、交流座谈会、社会科学方法培训会可以快速扩大质性研究方法的受益人群规模。以往“田野”大多数都是社会学家关注的研究空间，而今随着质性研究方法影响扩散，心理学研究视域也开始从量化方法向质性方法转向，引入了“田野实践”的多种表现形式——论文研讨会、研究型圆桌会议、经验型圆桌会议等，尤其是通过“田野”与心理学维度的互动观察，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在田野空间中参与实地观察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心理关系的塑造；二是心理学研究方法与田野实践思维之间的互动，从而改造其方法体系。
第三，分支心理学领域关注质性研究方法的频度增加。在心理学的学科内部，质性研究方法不是一下子涌入其中并产生全方位影响的，反而是从影响部分分支研究领域开始的，比如涉及（跨）文化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生命心理学史等，不管具体触碰到哪一类分支领域，聚焦点都停留在质性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的层面。实际上，一方面，日本心理学专业性质的协会机构召开以文化心理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并出版相应的技术著作，无论是学术会议还是研究论著都渗透并散发着质性思维，并且一点一点展现出质性研究方法与心理学研究实践的关系勾连。另一方面，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生命心理学史也大幅引进个案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并围绕其进行探讨、分析、思考，值得注意的是，质性研究不同的具体方法被使用的程度和范围存在着“质”和“量”的差距。进一步来看，质性研究方法与生命心理学史有机结合，研究书目数据文本形式成为一种新的调查方法的选择，有着独特的心理特质因子附着物。在对应的心理学研究进程和阶段中，质性研究方法对心理学方法原则产生冲击和更新。
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到日本心理学质性研究的新趋势变化——从初步感兴趣到主动倾向。质性研究方法在日本心理学界从最初的无人问津，逐渐引发部分学者的研究兴趣，然后再到探讨心理学质性研究方法概念、含义、问题、取向等，从而引起对心理学研究方法传统的质疑和讨论，再进一步探索重新书写日本心理学研究方法架构的可能性和可及性。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个案研究和实地参与观察会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首选方法。其原因主要在于个案研究和实地参与观察的实际过程都紧密体现出研究个体的主体感受和主观体验，这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研究客观性的对立面表达，而是强调质性研究在心理学学科的独特存在。而这一存在充分适应了心理学质性研究发展逻辑，应该可以这样说，心理学质性研究方法不能不被重视和再考虑，特别是青年心理学者更容易破除研究惯习限制，展现自我才华和实现方法突破，加速日本质性研究的发展。日本质性研究不仅在心理学有所进展突破，而且这一发展势头也被传递给其他社会科学分支领域。日本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沿袭了质性研究中的欧美社会学、人类学传统，其相互对接熟悉程度优于日本心理学质性研究本土化程度，重点体现在实地参与观察和民族志考察的研究实践层面，而分支研究领域则涉及现象学社会学、生活史研究、会话分析等。由于全球社会科学整体结构发生变迁，其方法整合趋势不断加剧，日本质性研究体现出跨学科的取向愈加明显，而且如何结合本土语境来刻画质性研究更是成为时代的一个新课题。[39]
四 国外质性研究的发展趋势
通过从多个维度了解和分析质性研究发展历史，可知质性研究近期乃至中长期的变化趋势，即它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其轮廓也在此过程中慢慢变得清晰可见。概括来说，质性研究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尝试引导新技术嵌入质性研究，二是质性研究方法走向整合，三是质性研究成果书写形式创新，四是质性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逐渐融合。[40]
第一，尝试引导新技术嵌入质性研究。对于质性研究来说，新技术相应包括电脑软件技术和互联网分析工具。具体来说，在新时期质性研究的视野里，网络已经成为其可选择的研究对象，其对研究者有相当高的技术要求和互联网使用经验，而且研究问题必需网络的支持。以此为前提，可以采用网络访谈、网络焦点小组、网络民族志、网络文档分析等质性网络研究方法，进行质性网络研究实践。同时，可以考虑使用电脑软件开展录像分析和电影研究，借此完成视觉资料的数据化处理。这些电脑软件一般被称为质性资料分析软件或电脑辅助的质性资料分析软件，例如ATLAS/ti、NUDIST/NVivo、MAXQDA，这些软件处理程序的诞生大幅提升质性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甚至能够有效挖掘出以往容易被忽略的数据资料“盲点”和“误区”。
第二，质性研究方法走向整合。这种整合形式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质性研究的各种具体方法走向整合。在实地研究中，民族志学、文化分析、扎根理论等多种研究方法既可以交叉使用，也可以结合使用，这一方法“捆绑式”使用趋势隐含了质性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力求实际效果最佳是方法整合背后的指导原则。二是质性研究方法与量化研究方法走向整合。摆脱传统上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对峙、争论不休的格局，是相当重要的研究选择，更是质性研究方法与量化研究方法走向整合的关键前提。从表面上看，二者似乎是不能兼容共存的，但在实际操作和研究分析实践中，质性研究吸收量化研究的特长是极其有益的，并且这种思维方法层次上的超越之举无疑会助推质性研究方法的演进。三是质性研究方法论的不同研究立场走向整合，其研究立场涵盖对应着质性研究方法论的纯粹主义和务实主义两种取向，纯粹主义强调研究的程序性和规范性，而务实主义注重研究的实际成效和现实结果，因此，需要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从方法论整合投射到方法整合。
第三，质性研究成果书写形式创新。这一创新与质性研究成果密切相关，其一是质性研究成果的写作类型变迁，其二是质性研究成果的质量标准评估。对于写作类型变迁，需要在质性研究中嵌入主体视角下的生活世界，也需要进一步澄清写作工具论背后的价值判断。此外，写作形式可以因质性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差异程度采取对应的表达角度和呈现形态。对于质量标准评估，需要变革研究传统中的信度和效度，以及引入学术标准和研究要求来界定质性研究成果质量。事实上，在此领域争议不断，原有的与量化研究相配套的质量标准并不适用于质性研究，而且质性研究内部体系的复杂性远非量化研究相对清晰的结构所能概括描述，但目前如何调整、评估和完善质性研究的质量标准还是一个待解的问题。
第四，质性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逐渐融合。质性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议题其实是这一发展变化趋势的核心内容之一。一方面强调质性研究的本土化，主要是因为通过“拿来主义”建立的质性研究，需要结合地方性知识适应当地实践实际，进行调适和改变，不能也不宜直接“生搬硬套”。应该说，质性研究的本土化程度决定着质性研究国内与国外对话交流能力的强弱，也影响到质性研究生存空间的大小。另一方面强调质性研究的国际化，但要切记质性研究不能盲目国际化，而是要依靠质性研究本土化建设推进力度，二者形成牢靠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对立矛盾体，质性研究本土化程度越高，也就意味着其国际化水平越高，反之亦然。有学者认为，要做到上述要求得分两步走，一是长期跟踪英语世界最新的质性研究成果，二是借助国际交流平台发表质性研究的本土化成果，以此达到在开放状态中发展质性研究的目标指向。
第四节 质性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一 从妇女/社会性别领域切入的质性研究：参与式方法和行动研究
可以认为，质性研究方法传入中国并被逐步接受和推广，始自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一方面，大会召开前后“性别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质性研究方法切入性别研究是一种最佳视角，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会后一些NGO组织在中国开展的许多妇女发展、农村发展项目大力倡导参与式方法和行动研究，对于质性研究方法起到很大的推广普及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筹备、举办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暨NGO妇女论坛的过程中，妇女研究者通过举办研讨班、参与国际项目等方式加强与国外、国内学者、组织的交流，推动了我国妇女研究在理念、方法、内容等方面的快速发展，提出我国妇女研究应以妇女为中心，注重加强妇女的主体意识，提高妇女的参与性、推动平等的参与式研究等。如1992年由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北京大学首届妇女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近150名中外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对妇女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1993年，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和政法系联合主办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研讨班”，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农业大学国际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外来女劳工调查”、“生育健康调查”等项目中将参与法用于妇女社会问题的调查。[41]
1995年后，质性研究在妇女研究项目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和推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熊秉纯博士的博士论文《客厅即工厂》[42]于1996年在美国出版，2010年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客厅即工厂》采取批判的视角，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探讨台湾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宏观结构与微观机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台湾地区80年代经济起飞背后的阶级结构和社会性别关系进行深刻的解析，揭示出在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地方政权如何透过父权意识、家庭体制，动员已婚妇女的劳动力，达到台湾经济发展的目标。1997年和1998年，熊秉纯博士在陕西师范大学的中加合作项目“妇女与少数民族在高校的成长与发展”中，就质性研究做了相关介绍，随后在国内举办了多次质性研究讲座，引入质性研究方法，拓宽了国内妇女研究视野。
熊秉纯认为相对于定性研究，质性研究①不是空对空、思辨性的；②它也不是以由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理来建构知识的；③它是以文字叙述为材料（data），以归纳法（inductive approach）为论证步骤，以建构主义为前提的研究方法。熊秉纯在《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中提出：以社会学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所隐含的问题和局限性为起点，说明质性研究对突破目前困境所带来的契机；质性研究的主旨就在于发觉当事人的经验，从当事人的经验、角度来了解他/她的世界，而不是用一些社会上或学术上的、已存在的偏见或刻板印象来了解或评断一个社会现象或一件事例；这对那些向来没有机会使他们的经验被包括在知识体系内的弱势群体特别有意义，也意味着既有的知识内容会受到新的知识内容、视角的冲击；质性研究采取由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法，受既有理论范畴的限制，又有颠覆既有理论、结论和假设的可能，还有另辟蹊径的企图。对整个知识的内涵、知识的创造、再创造，以及知识创造的结构和机制的民主化也有深刻的意义。[43]
同时，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暨NGO妇女论坛后，一些国际NGO组织开始进入中国。他们所强调的关于妇女的主体意识、参与性、行动取向及其运作模式深刻影响着中国妇女研究与实践。一些NGO组织介入扶贫活动，虽然没有明确以质性研究为名，但方法要素中主要是“参与”。如早期云南农村妇女生育健康项目就明确该项目的主导原则：“第一个是参与式的规划原则，即让有关的人都来参与规划。第二个主导原则是，我们深信只有妇女本身才最明确她们自己的需求并能充分表达出来，让妇女来参与规划，能更好地满足云南省农村妇女的生育健康需求。”[44]国际NGO组织参与式运作模式要求妇女自始至终参与项目，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表达她们的需求。这种运作模式也推动了国内参与式研究的发展。如云南的计划生育项目、陕西丹凤县妇女教育项目、宜川县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的运作中，无论是前期的需求评估，还是后期的效果监测评估，都运用了参与式的方法，妇女成为主要的评估者。全国各地举办了多期的参与式研究培训班，并建立起社会性别意识参与式培训的北京、云南、陕西网络。北京出版了王佐芳、冯媛等编写的适应中国大陆参与式培训的培训手册。[45]
在有关妇女的研究中，参与式方法随着妇女研究项目的开展逐步深入。项目的实施需要各方主体的共同参与，而参与式研究注重立足于本土知识，倡导自下而上的参与，为研究对象提供表达、选择、决策的平台，促进项目的实施，也体现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视域融合和主体间性。
潘毅所著的《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46]，是国内早期应用质性研究方法的一篇代表性作品。作者以阿英夜半的梦魇和尖叫为切入点，显示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对个体施行的压力，对于阿英来讲，户口制度、机械化生产、父系制度三重挤压造成了阿英的巨大焦虑，而她的尖叫处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宣示了她的抗争的存在。
以杜芳琴为主的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团队21世纪初完成了一系列参与观察或性别研究项目。包括：“促进妇女参与城市社区综合治理能力建设”（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公民社会项目，2005—2006年）、“知青经历的口述实录研究：代际与性别的视角”（中英合作项目，2004年至今，两期）、“在天津三个城乡社区进行将性别平等纳入‘千年发展目标’与‘小康’社会的研究与实践”（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项目，2007—2009年）、“贫困与社会性别主流化：翻译与培训项目”（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项目，2008—2009年）、“艾滋病防治系列（2008—2009年）”（包括“性别平等在艾滋病防治中的实现”、“促进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现状与对策研究”、“天津性工作者现状与艾滋病防治调查”、“艾滋病防治资讯平台建设与女性小组研究”、“女性感染者小组调查”）。杜芳琴在《开启社会性别视角下质性研究的一扇亮窗——〈客厅即工厂〉评介》[47]一文中提出，质性研究的最大挑战不在于方法技术的掌握是否娴熟，而在于研究者的认识论、立场、态度和反省精神。认识论的核心还是围绕着知识的内涵（什么是知识）、知识建构的过程（知识怎样生产）和知识建构的参与者（知识生产的主体如何影响到知识生产结果和效果）。什么是知识，直接关系到谁有知识，这又关涉到为谁、为什么研究的问题；如果没有变革社会使之更公正、平等的诉求热忱，就不会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现存世界之不足，不会怀着善意和建设的态度去付诸行动，去进行积极的改善。所以质性研究应该成为社会研究者和行动者手中推动社会变革的利器，而不是沦为炮制精致的学术论文以晋级升迁的工具。女性主义质性研究的践行者与倡导者出于学术探索和社会变革的双重使命，吞食社会生活的“桑叶”后吐出“丝”，自己做“茧”又破“茧”而出，抽“丝”剥“茧”，织成“锦缎”，奉献社会，满足人们所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高小贤为学科带头人的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研究团队，在西部地区较早开展参与式行动研究。他们多年来坚持参与性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动扶危助困、农村社区综合发展、农村妇女参选参政、为贫困妇女提供社工辅导与法律援助等多个项目的实施，通过不同领域和手法关注社会转型期的妇女问题和妇女地位的改善。每个项目都是以参与性监测评估培训开始，与各相关群体共同制定评估指标与活动计划，通过项目的实施提高村民参与发展的能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同时出版发表多项研究报告、论文和著作。
高小贤研究团队所发表的文章中，有对妇女运动、劳动力转移的理论研究，如《“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48]，文章选择5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以妇女为主体的劳动竞赛“银花赛”，通过大量的口述访谈和文献档案分析这场社会动员背后的多种因素，呈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何与妇女解放的策略交织在一起，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的同时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不平等。《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业女性化趋势》[49]的作者提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在促进、繁荣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农村新的社会分化，农村妇女在分化中由于非农转移的滞后而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限制了农村妇女自身的发展，随之也潜伏着对中国城镇化及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掣肘。也有对于行动研究的思考，如《整合资源，建立县、乡级反家庭暴力的支持性社会环境——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合阳项目介绍》。[50]2001年8月—2002年10月，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与合阳县妇联合作，在合阳县开展了题为“建立县、乡、村级反家庭暴力的支持性社会环境”项目。这是该研究会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第四个关注家庭暴力的项目，其目的是将研究会以前在不同时间、地点取得的经验在农村社区层面整合，建立农村县、乡、村级反对家庭暴力的支持性环境。在社区干预中，研究团队通过参与，倾听群众，特别是妇女的意见，根据她们的需要设计在社区中的项目活动，让所有的合作伙伴都参与到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调动她们的积极性，提高了项目的质量和他们执行国际项目的能力。类似的项目还有《合阳模式：妇女组织联动的成功范例》、《红凤工程：一个成功的扶贫项目》、《一个赋权农村妇女的发展项目：丹凤个案》。[51]
高小贤研究团队为妇女提供心理咨询、社会工作辅导、支持小组、法律咨询、法律代理、紧急状态下的帮助与庇护服务。1996年，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开通了妇女热线，覆盖全国28个省市；1996年创建全国首个以贫困女大学生为资助对象的民间助学项目——红凤工程；1999年3月，创办了西北第一家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宣传法律知识、维护妇女权益。在陕南贫困地区商洛建立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站，就近为妇女提供法律帮助。2000年，发起并筹建了“中国社会性别与发展网络”；2001年，成立了全国首家以社会工作方法为家暴受虐妇女提供服务的“家庭暴力预防与辅导专线”；2004年4月，与西安市妇联合作开展“西安市零家庭暴力社区网络筹备会议”，对西安各区的妇女干部、司法人员等进行了20余期社会性别与反家庭暴力的培训与讲座，推动了碑林区零家庭暴力社区的建立；2005年3月，开通妇女健康热线和婚姻家庭热线。目前，研究会成为国内为妇女提供服务门类最多最全的民间机构。2005年，推动成立陕西公益组织学习网。2008年，成立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探求本土公益事业专业化发展的道路。
二 从教育学领域切入的质性研究：概念界定
北京大学陈向明教授是最早将国外质性研究方法和理论介绍到国内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从1990年代中期起她连续出版、发表了多部关于质性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并在国内率先举办多次质性研究方法培训班及研讨会，对质性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96年，陈向明《定性研究方法评介》[52]一文，就定性研究的定义、理论基础、过程及方法、使用范围和意义做了详细的介绍。作者认为目前国外学术界一般认可的定性研究方法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与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分析方式以归纳法为主，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通过证伪法和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以及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必须详细加以记载和报道。陈向明的《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53]也是国内首次明确以“质的研究”为题的文章。同时还有陈向明的《质的研究中的研究者如何进入研究现场》[54]、《研究者个人身份在质的研究中的运用》[55]等几篇文章也都强调了“质的研究”提法。
陈向明在《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56]一文中指出，“qualitative research”在中国大陆被译为“定性研究”，而在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及新加坡被译为“质的研究”。后来，她从读者的反馈中意识到，“定性研究”这一译法在国内学术界容易产生歧义，遂改用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地常用的“质的研究”。进入21世纪，国内学界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对“qualitative research”的介绍，逐步统一为“质性研究”。
陈向明提出，质性研究是解释主义占主导地位。而且，随着质性研究进入21世纪，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立场和风格进入了研究的行列，研究者通过“对话”来检验自己的“知识宣称”。质性研究者对“理解”和“解释”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从强调“客观”、“中立”，到“体验”、“移情”，再到在“参与”和“对话”中“共同建构”意义。研究者在关注个人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的同时，还需要关注建构这些心理现象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过程，将个人作为历史和社会的参与者，理解人类社会选择以及形成有关“人”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方式和关系。研究者不再把文化看成是一个独立于个人的系统，而是与个人的自我中最深沉的部分紧密相连的、个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质性研究已经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走向了关系主义，在个体与集体之间、个人与文化之间、现在与过去之间思考问题。
2013年9月1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举办首届“实践—反思教育质性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学院、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台湾中原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等10余所高校的60余名学者与部分来自一线的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者一起，围绕“实践—反思教育质性研究”的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会是北大教育学院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对近20年“实践—反思教育质性研究”所做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与展望。会议为“实践—反思教育质性研究”的发展和深入推进奠定了良好基础。
2012年、2013年由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主办，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系承办了“质性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暑期学校课程。课程主要针对全国高校、研究机构、教育机构等单位中有志于从事质性研究并有一定研究基础的高校青年教师、博士生、硕士生、教研员、中小学骨干教师等。课程旨在帮助学员学会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社会科学研究，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深入理解质性研究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如何提出有价值的质性研究问题，质性研究设计的基本步骤，如何使用访谈收集资料，如何做焦点团体，如何使用观察收集资料，如何整理资料、分析资料，扎根理论的方法，建构理论模式，连续比较方法。
杨钋、林小英、陈向明所著《聆听与倾诉：质的研究方法应用论文集》[57]是国内第一本质性研究应用论文集，是一部学生心得体会的汇集，收集的是1999年秋季学期学生的期末论文，研究者以观察、访谈为主要研究手段，深入研究对象内心深处，体验、了解问题的深层原因并给予意义的解释，从初学者的视角描绘了他们个人的感悟与体会，分析在特定教育环境中使用质的研究方法有可能遭遇到的问题和取得的收获。
1997—2000年，国内介绍质性研究方法有一定影响的文章还有许多，大都发表在教育类期刊上。[58]陈向明所著《教师如何做质的研究》[59]是一本具体介绍在专业领域中质性研究的操作方法和实践过程的著作。结合教育研究领域中的有关问题介绍了“质的研究”的基本思路、实施方法和操作技巧，在介绍方法的同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实例，包括西方著名学者，中国学者、学生以及作者本人的研究实践。在此之后，陈向明又陆续出版了《在行动中学作质的研究》、《如何成为质的研究者：质的研究方法的教与学》等，主编了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第一卷）、《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第二卷）等[60]，重点探讨质性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及其方法论问题，注重推进国内学者本土化的思考，实现更具适应性的、富有想象力的创新。
2000年陈向明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61]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评介“质的研究方法”的专著。陈向明在《质性研究的新发展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62]中就有关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分类、方法与理论与问题的关系、研究的规范、质的方法与量的方法的结合、有关质的方法与行动研究做了深刻的分析、解读。
2011年陈向明主编的《质性研究博士文库》[63]，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收集了部分运用质性研究所作的优秀博士论文，包括杨朝晖的《大学教师介入中小学实践的角色调适研究》、王海燕的《实践共同体视野下的教师发展》、王红艳的《新手教师在学校实践共同体中的学习》、钟启旸的《体验式课程的教学知识》、卢立涛的《发展性学校评价在我国实施的个案研究》、宋改敏的《教师专业成长的学校生态环境》等。
三 从人类学、民族学等领域切入的质性研究：方法推介与意义探讨
2000年以后，质性研究方法在学术界越来越受重视，研究者以质性研究为主所做的研究已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医学、心理学等学科，以质性研究为方法路径的文章大量发表，成果不仅体现在方法的选择上，而且在文本的表现形式方面，体现出质性研究的理念。不仅有方法的推介，更有对质性研究意义的探讨。
《重新认识质性研究在当下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以人类学应用研究为例》[64]一文发表在2007年的《民族研究》杂志。作者翁乃群认为，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社会人文学界出现了对“科学”的一种误读，将“科学”研究理解为“量化研究”，甚至将“数字”视为科学性的最高表述，将应用研究中有无“数字”表述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以经验研究为主要方法，以质性研究（对社会结构、制度、关系以及社会文化意义等的探索）为目标的人类学，在社会人文应用研究中遭到了质疑，也因此又一次被边缘化。作者以人类学为例，从研究经验和人类学学理的角度，就质性研究在当下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和意义做了分析和讨论。
菲尔·卡尔斯贝肯、任玥在《批判的质性研究方法论与行动取向》[65]文中提出：批判的质性研究方法论作为当代西方质性研究方法论中的一支，结合了一般质性研究法论与批判理论的特点，既关注社会中作为行动者的个人及其解放，又为以此为对象的研究者提供一套可操作的研究方法理论。批判的质性研究方法理论认为，人在受到压抑或被异化后，总有寻求突破与解放的要求，而现实的行动条件却制约着这种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行动者完全没有获得解放的可能。除了对个人难以控制的行动条件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外，每一位行动者还可以通过反思自身的行动取向，突破经由文化施加的限制，获得一定意义上的解放。文化结构与行动意义正是该研究方法论为研究行动取向而建构的两个重要概念。
蒋逸民在《自我民族志：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66]文中指出，作为一种新的质性研究方法，自我民族志正在日益引起人们的学术关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研究运动的兴起，民族志等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备受诟病。研究者尝试用多种方法来写作民族志，突显个性化叙述和表达性说明，试图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自我意识来表达文化，讨论文化，深化对文化的解读。这种“唤起式”写作实践被冠名为“自我民族志”。文章在揭示自我民族志内涵的基础上，把自我民族志置于质性研究方法发展逻辑中进行思考，对自我民族志的理论基础、表达方式和优劣进行了探讨。
此后出版的著作中，范明林、吴军的《质性研究》[67]主要介绍质性研究方法的理论背景和扎根理论、口述史、焦点小组等具体研究方法的理论来源、发展和操作技术。文军、蒋逸民主编的《质性研究概论》[68]对质性研究的基本理念、理论基础和研究设计做了系统的探讨和分析，对一些常用的质性研究方法做了详细介绍和深入浅出的案例说明。
2008年后，重庆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分别以“万卷方法丛书”等名义，集中翻译出版了一批介绍质性研究方法的系列著作。《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一种反身性的方法论》[69]主要讨论反身性方法论的发展与例证。反身性是研究过程的基本要素，它为实地研究的成功解释与深刻结论的进展提供了必要的视域。反省包括哲学反思与对研究者的假定的问题化、解释以及与经验材料的互动。揭示了经验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与不同的研究传统之间的关联，为理论结构与经验研究之间更具思想开放性与创造性的互动指明了途径。作者对主要学派，如建构理论、解释学、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会话分析、谱系学与女权主义等，给出了评述，尤其关注文化、语言、选择性理解、认知与意识形态的主观形式是如何渗入科学活动的。
《质性研究导引》[70]介绍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起来的主要的质性研究理论和方法，既包括来自英美国家的质性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包括来自德国和欧洲的质性研究方法和策略。
《建构扎根理论》[71]指出虽然扎根理论的创始人格拉泽教授认为扎根理论不属于质性研究，但是，不少研究者仍会将其归于此类。扎根理论是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处理质性资料的方式，其创立于1960年代，被西方社会科学界公认为是过去40多年中，质性研究发展中最重要的，却也是最受争议的方法论基础之一。作者认为，扎根理论必须从其实证主义源头那里继续发展，融入过去20年来由建构主义者所提出的很多方法和问题，使其成为一种更加细致和更具反思性的实践。
《质性研究的伦理》[72]认为质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人本身为基本的研究工具，人要去观察、倾听、理解、诠释。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关于对研究者、研究对象的保护、关心等伦理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该书内容来自一个由十余位质性研究者组成的工作坊多年来共同研究、讨论的成果。她们长期从事质性研究，并且对于其中的伦理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与实践》[73]的重点放在资料展示上，包括矩阵表与网状图，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字叙述。对每一种资料展示的方法，都详加说明并举例，并对采用者提出了习作方面的建议。本书的实例来自于教育研究、医疗保健、公共卫生、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企业研究、政治科学、公共行政、评估、图书馆科学、组织研究、犯罪学、家庭研究、政策研究等。这背后的含义是：方法是通用的，并不受领域限制。
《设计质性研究》[74]一书的目的就是为设计质性研究提供具体化建议，以填补这一领域中的空白。书中不仅讲述了质性研究同传统民族志学之间的联系，而且阐释了研究者在新时代研究新问题时会遇到的挑战和困惑。此外，还分析了如何用质性研究方法解决主张研究应该为被研究者服务的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者提出的新问题。该书为读者提供了许多范例，具体说明影响质性研究设计的多个因素，包括研究者的个人能力、技术水平、伦理道德和政治问题。设计质性研究是呈非线性分布的，因此在不同阶段需要采取不同策略。
《如何做质性研究》[75]一书大体上按照开展一项研究的时间顺序安排，并根据新手们在一个完整的质性研究过程中面临的实际情境一一讲授。
《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76]一书系统阐述质性研究法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的类型有深度访谈、焦点团体、非干预性研究方法、叙事分析与人生历程、民族志、参与行动研究及其具体应用。
《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指南》[77]介绍访谈方法的基本原理，以及设计研究方案、建立与访谈对象的交流渠道、如何联系和筛选受访者、聆听和提问的方法，研究参与者融洽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平等性在访谈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如何管理、利用和分享从深度访谈中所获得的数据等。
《分析社会情境：质性观察与分析方法》[78]描述和分解了实地调查研究相互重叠的三个阶段——资料的搜集、聚焦与分析，介绍了编码、备忘方法及电脑在资料整理和分析中的运用。
《参与观察法》[79]对参与观察的基本原则和策略做了系统的介绍。虽然有学者运用实证主义的观点，将参与观察法仅仅视为一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归属于以探索和描述为目的的科学研究的初级阶段，但该书作者却将该方法视为一种完整的研究方法，主要归属于人文主义的研究传统。
《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80]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背景知识展开，探讨如何利用先前的研究经验，以及如何将“经验”这个工具运用到研究里。
《质性访谈方法：聆听与提问的艺术》[81]主要讨论了研究设计、访谈实施和数据分析，每一部分都提出了相应的工作目标和实施路径，并在讨论的过程中结合了大量的研究实例，详细明确地提供了不同种类的研究展开操作的可行办法。
《质性研究中的资料分析：计算机辅助方法应用指南》[82]介绍如何使用所熟悉的工具（如Word、Excel、Access等）有效地管理和分析质性资料，帮助质性研究者使用扎根理论、民族志、案例研究、焦点群体、现象学等方法，或这些方法的不同组合来进行研究设计。
《如何成为质性研究专家》[83]主要从质性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包括什么是质性数据、质性方法与量化方法的联系与区别、质性方法对研究现实问题和理论建构的作用与意义，语库构建的各种途径，包括深度访谈法、焦点小组讨论法、参与观察法、档案与媒体分析法和个案法等，质性数据的分析方法，包括数据转录和编码、利用计算机软件分析质性数据、从数据分析到理论建构，如何撰写和发表质性研究报告，四个方面介绍了质性研究方法。
《心理学质性研究导论》[84]介绍了质性研究的基本概念，质性研究设计的一般原则和四种具体的设计方法，评价不同质性研究方法的标准。类似的，还有麦可斯威尔的《质性研究设计》[85]一书。
《质性研究方法导论》[86]则阐述并分析了质性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研究设计、参与式观察、访谈、资料分析、写作、后续探索等方面的内容。
《质性研究访谈》[87]以一项具体的访谈研究为例，具体介绍了访谈调查的概念化、访谈设计、访谈情境和各种不同的访谈形式，将口头的访谈互动转录为书面的文本资料，以及多种用于分析访谈文本资料的工具，直到访谈结果的验证和访谈研究报告的写作等多方面内容，涵盖了访谈研究的整个过程。另外，还有一本书《泰利的街角：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88]，借此书很多人了解到美国都市中经济上被边缘化的黑人的困窘境地。
此外，李晓凤、佘双好所著《质性研究方法》[89]主要针对社会工作与心理咨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刘明主编的《护理质性研究》[90]主要介绍质性研究在护理专业的应用，案例分析来自于临床实践、护理管理及护理教育方面。李剑所著《中国西部女童：西部三十名贫困女童学业成就提高的质性研究》[91]，通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西部贫困女童的生活和学习状况及其未来的发展。陈宇卿主编的《学做质性研究：质性研究中的经验和故事》[92]，简要介绍质性研究，从做选题设计资料的收集、分析、报告的撰写等方面指导中小学教师做质性研究。杨鲁新的著作《应用语言学中的质性研究与分析》[93]系统讲解了应用语言学中的质性研究方法。
瞿海源等编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质性研究法》[94]由台湾社会科学领域具有独特风格的学者共同完成。每位学者在各自的专章中，除了介绍专业知识外，也透露各自的学术理念。
四 农村社会学领域的质性研究：“华中乡土学派”的田野调查与“饱和经验法”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长期致力于农村研究，注重田野调查经验积累，在“三农”研究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国内社会学界形成“华中乡土学派”。早在1980年代，华中村治研究的开创者张厚安教授即提出要“理论务农”，要“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的“三个面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转向；徐勇教授在1990年代提出村治研究要“三实”，即“实际、实证、实验”的研究风格；2002年华中村治研究学者发表《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95]一文，提出“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三大研究原则。[96]
贺雪峰、吴毅等学者在华中科技大学创办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自2007年以来，该中心每年都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调研”。仅每年暑假的集体调研规模便超过百人，一般同时在多省数十个村开展驻村调查。自2005年以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累计驻村调研时间已近4万个工作日。华中乡土派强调以大量深入的驻村调查来形成“经验质感”。
以形成经验质感为目的的饱和经验训练的方法，称为“饱和经验法”。饱和经验法的主要原则可以归结为三条：一是不预设问题，不预设目标；二是具体进入、总体把握，不注重资料而重体会，大进大出；三是不怕重复，要的就是重复，是饱和调查。饱和经验训练关注经验的自洽性、模糊性、总体性，强调经验的自在性和全息性，强调经验的未知性、联系性、变动性、灵动性。村庄是一个相对完整封闭的社会，有历史，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各个方面。农民有自己的生活逻辑，而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律制度都要在村庄落地。因此，通过深入研究村庄中农民的生活逻辑和乡村治理的逻辑，可以获得丰富的经验，形成对个人生活经验以外完整经验的厚重理解。当前中国村庄中，进行经验训练的一个最大优势是，农民愿意接受研究者的访谈，研究者每天都可以与农民进行长时间的深入交流，可以就自己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向农民请教，通过长时间的、反复的、饱和的村庄调研来形成经验的质感。村庄经验的训练只是起点，没有经过完整经验训练且形成经验质感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是颇值得怀疑的纸上谈兵。在多年农村调查基础上，“华中乡土派”研究团队总结出一些开展农村经验调查形成经验质感的具体方法：一是多点调查、区域比较；二是集体调查、现场研讨；三是不分专题、全面调查。[97]该团队出版了《新乡土中国》、《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村治的逻辑》等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发表了一些较高质量的文章，成为具有鲜明质性研究特色的本土学派。
五 从研究方法到学科范式：“质性社会学”的提出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是国内较早成立的社会学专业研究机构。2000年以来以石英、江波为学科带头人的研究团队将“参与式”“行动研究”的质性研究方法和理念引入到项目实践，先后完成多项课题并出版了《西安城市社会问题研究》[98]、《贫困对健康的呼唤——西部贫困山区基础教育的一项质性研究》[99]、《贫困对教育的呼唤——西部农村医疗与农民健康的一项质性研究》[100]等著作。在这几部质性研究成果中，研究者采用的参与式培训、影像记录和口述故事等方法，是一种为“弱势人群”发声的方法。研究者提出我们的生活是被话语建构的。此研究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在以贫困山区人们的话语，根据他们当时和现在的经验和认识来建构贫困山区医疗、卫生、健康的状态、问题及需求，也是在以社区人的真实生活去见证贫困山区医疗、卫生、健康状况，并透过这些方方面面评估贫困山区对医疗、卫生、健康的需求。处于贫困山区的人们通常是不太被关注的群体，他们较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
研究者选择个人口述和焦点小组资料分析为主的方式，是想通过不同人群、重要知情人的特殊身份、认知性、能动性以及他们对具体生活、成长经历的感受、评价及对事件的期望评估，观察研究者所要讨论的主题。访问对象是各社区内能够呈现贫困山区基础教育变革的重要知情人和重要相关群体，他们是从不同年龄、性别、学校、社区等代表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中选取的。通过不同个人的经验及评价，不仅能够深入理解贫困山区基础教育变革的过程及需求，而且可以通过不同的主体经验，反映出公众对贫困山区基础教育的不同感受和评价。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经济状况、不同身份的个人，在分享农村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在社区内人与人的互动中，会有不同的经验，产生不同的感受。因此，通过口述和小组资料的收集与分析，正可以把个人和集体的经验与社区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变迁的脉络联系在一起，促使对贫困山区的基础教育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剖析。质性研究方法尊重每个人的经历，避免了只见“社区”不见“人”的局限，也敏感地防止了可能对研究对象“边缘化”的倾向。从特定社区人的生活形态行为模式等涉及农村基础教育的不同过程去获取资料，更多的是在本地化的情景中完成对有关贫困山区基础教育现状的描述和解释。将以往被忽视的生活在贫困山区中的主体的经历、感受和情感呈现在科研成果中，回复农村基础教育历史、现状及亲身经历和感受的故事，而不借助习以为常的、规范的文献、报告、报表告诉我们贫困山区基础教育变革的历史与现状。这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是以“第三者”身份呈现农村基础教育的“历史”和“现实”，而前者更多的是想揭示、呈现“第一人称”眼中关于农村基础教育的“历史”和“现实”。显然，前者更接近“真实”，更符合我们期望的当代社会研究的方向和方法。研究者发现同贫困山区基础教育的接受者、实施者的关系，实际上是同研究者对叙述者的关注程度，对他们叙述资料的呈现取向息息相关的。为此，在本项研究中，有别于传统的研究方式将这些个人和群体的声音排斥在研究成果之外的取向，而是调整了研究的焦距，以阅读叙述者的资料，来解读农村基础教育的变革、现状和需求，调整研究中关于知识生产的权力关系。
质性研究方法呈现个人口述和焦点小组访问遵循的若干原则。第一，关注差异性的故事。访问一直是在寻求让叙述者讲自己真实的故事，以透视被忽略和遮蔽的涉及贫困山区基础教育的某些事实。人群间存在的差异性恰恰能为全景观地、动态地认识贫困山区基础教育现状及变化提供重要的依据。将不同人群的经历纳入到调查中来是重视差异性，实现访问有效性的重要步骤。第二，关注呈现的故事。对叙述者的感受评价不会是依据所谓的“客观性”“真实性”和“价值中立”的原则进行评价。这些故事都是经由叙述者“过滤”和“加工”的叙事，是“再表现”的产物。他们叙述的关于贫困山区基础教育的经历和感受都是主体性的反映，是被其建构的。不同的故事后面实际上是叙述者在阐释各自的立场、利益和观点，所以，并不存在完全的中立和客观。警惕在学术中立的规范下软化弱势人群的声音。这样，挖掘不同群体的声音呈现的故事显得尤为重要。第三，关注基于经验的声音。在访问不同的相关群体成员过程中，要体现平等和尊重。在访问和资料的整理、分析过程中会遇到“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聆听者”与“叙述者”的权力关系。在访问过程中尽量围绕叙述者的记忆及叙说取向进行访问，希望使这些资料丰富和充实以往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使“弱势人群”对贫困山区基础教育的经验能进入研究成果的“殿堂”，让更多的人知道，从而改写传统研究者撰写的贫困山区基础教育的风格与内容。第四，关注声音背后的声音。更会关注话语背后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在尊重的前提下，说明本次访问的目的，建立平等的关系，在聆听的原则下实现访问过程中的分享和互动。第五，关注个人口述和焦点小组资料的分析。访问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不同的叙述者因其所在的社会、文化、性别、阶层的社会位置不同，所叙述的“故事”也不会相同，而因与访问者的互动关系不同，也会受多元权力关系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故事”，叙述者会在互动关系中建构自己的“身份”和“故事”。贫困山区基础教育涉及相关人群各自的利益，同其社会身份、互动身份必然有很强的关系，使其表现出不同的表达策略，这就需要研究者具有敏感的意识，并将访问过程作为资料的分析过程，将贫困山区基础教育表象背后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呈现出来。在研究者看来，不同叙述者的声音所呈现出的贫困山区基础教育的故事和需求就是一项关于贫困山区基础教育的重要研究成果。把研究的关注点由科研人员完成“文本”转向不同相关群体，尤其是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生活在农村的“弱势人群”的声音。恰恰是这些人的话语和故事，为从事相关研究的人们提供很有见地的信息和观点。
2009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上，石英研究员代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团队做了题为“质性社会学的本土经验”的大会主题发言。石英、江波等在国内首次正式提出了“质性社会学”概念。自此，从2009年开始到2016年连续8年的中国社会学年会上，陕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都主办以“质性社会学”为主题的论坛，吸引了国内社会学界同仁的广泛关注和参与。
2010年，江波研究员在陕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了质性社会学研究室，创办了专业刊物《质性社会学研究》，搭建起质性社会学研究和交流的学术平台。
近年来，质性社会学研究团队在质性社会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已完成《质性社会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社会变迁视角下质性社会的研究》、《质性社会学的实践：转型期农民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变迁》等多项质性社会学研究课题。2012年由尹小俊、张春华、杨红娟主编，质性社会学研究团队共同撰写的《质性社会学的探索：理论·方法·应用》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围绕“质性社会学”研究主题，紧扣质性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对质性社会学研究体系进行了尝试性建构，以全新的文本形式完成了质性社会学框架体系的叙事探索。首先，梳理了质性社会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论题，阐明质性社会学的历史使命、理论背景、文化基础、知识谱系、核心概念及关注领域。其次，围绕“质性”、“田野情感”、“知识生产”、“网络话语”、“在地性”、“实践性”和“倾听”等代表性话语进行反思，力图实现不同研究方法的视域融合。最后，通过对不同社会群体如新生代农民工、青少年、山区学生等的“深描”，呈现质性社会学研究的实践过程及其印迹。该书认为：“质性社会学是关于人们对社会理解的科学，指将有关质性的相关理论纳入到社会学知识体系中，把质性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是对追求质性社会建设的一种理论关怀。”
石英在《人文杂志》2013年第4期发表《质性研究与社会学的中国化》，指出：社会学中国化应“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他在《人文杂志》2015年第6期发表《质性社会学论纲》进一步明确提出：“质性研究，一般是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我们主张将其上升为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和逻辑出发点，提出‘质性社会学’概念。”至此，质性研究由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开始转向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范式。
第五节 中国早期社会学自发的质性研究传统
质性社会学的核心在于质性方法中内涵的理念：设身处地、深度参与、用心倾听、体悟反思、积极行动等。而这些理念其实是百年前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们自觉拥有、自发坚持的社会学思想。中国早期社会学可概括为三大流派：以孙本文、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学院派，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毛泽东、瞿秋白等为代表的革命派社会学。学院派社会学家很多为人类学、民族学出身，其田野调查的方法都已被纳入今天“质性方法”体系，如“民族志”、“扎根理论”等。乡村建设派则完全可以看成是质性社会学“行动研究”的早期探索典型。至于革命派社会学者，虽未能在中国社会学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其带有强烈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的社会调查研究直接引领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像毛泽东《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也完全可视作深度参与、亲身体验、积极行动的质性社会学成果。
尤其需要指出，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作为学科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在中国大陆被中断，但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调查研究传统并未中止。毛泽东有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党的干部经常“下基层”“蹲点”，强调对劳动人民的感情，社会调查被要求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可见，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实践的社会调查研究，一直贯穿着质性社会学的主线，体现了质性研究的精髓。
质性社会学赋予自然语言以中心地位，认为人类语言、文字符号表达的意义远胜过“数字表达”。许多概念一旦被操作化之后就会丧失其灵魂。费孝通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明确提出了要研究“天人之际”、“精神世界”、“文化与不朽”、“只能意会”、“讲不清楚的我”、“将心比心”、“方法论与古代文明”。他还指出，“心领神会”就是古人所理解的一种真正深刻、正确的认识事物的境界，它不是我们今天实证主义传统下的那些“可测量化”、“概念化”、“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假设检验”等标准，而是用“心”和“神”去“领会”，这种认识论的方法，不仅仅是文学的修辞法的问题，而是切切实实生活中的工作方法，表明中国文化和文明历经几千年长盛不衰，其中必定蕴含着的某种优越性和必然性。
这里，费老讲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将心比心”都生动地表达了质性方法的特色和要义。而质性研究基本的深度访谈、参与体验等方法，甚至可以从中国古代官员的“微服私访”中找到根源和依据。可以认为，质性研究方法的概念虽是从西方引进，但其内核却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质性社会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契合于中华传统文化，也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的成功路径。质性社会学的提出就是期望“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
注释
[1]哈奇：《如何做质的研究》，朱光明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2]哈奇：《如何做质的研究》。
[3]文军、蒋逸民：《质性研究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5页。
[4]陆益龙：《定性社会研究方法》，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5]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66页。
[6]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第31—45页；邓津、林肯：《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第1卷）》，风笑天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文军、蒋逸民：《质性研究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0页；弗里克：《质性研究导引》，孙进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7页。
[7]邓津、林肯：《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第1卷）》，第7页。
[8]邓津、林肯：《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第1卷）》，第9页。
[9]弗里克：《质性研究导引》，第47页。
[10]文军、蒋逸民：《质性研究概论》，第42—46页；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第34—35页；陆益龙：《定性社会研究方法》，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8—70页。
[11]艾尔维森、舍尔德贝里：《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一种反身性的方法论》，陈仁仁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121页；文军、蒋逸民：《质性研究概论》，第32—37页。
[12]陆益龙：《定性社会研究方法》，第74页；弗里克：《质性研究导引》，第58—60页；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第16—17页。
[13]弗里克：《质性研究导引》，第50—52页；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第40—41页。
[14]弗里克：《质性研究导引》，第57—58页；艾尔维森、舍尔德贝里：《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一种反身性的方法论》，第241—257页；文军、蒋逸民：《质性研究概论》，第57—62页；陆益龙：《定性社会研究方法》，第75—76页。
[15]"Qualitative Sociology",
[16]"The Grounded Theory Review", ; "The Grounded Theory Review", ; "The Grounded Theory Review, About: Focus and Scope",
[17]"Qualitative Research", ; "Qualitative Research",
[18]"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19]"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20]"Qualitative Sociology Review",
[21]"Qualitative Sociology", +sciences/journal/11133.
[22]"Awareness of Dying",
[23]陆益龙：《定性社会研究方法》，第157页。
[24]陆益龙：《定性社会研究方法》，第156页。
[25]Strauss, Anselm L.＆ Corbin, Juliet：《质性研究概论》（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徐宗国译，巨流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6页。
[26]瞿海源等编《质性研究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63页。
[27]"Grounded theory",
[28]"Grounded theory",
[29]Danny L.Jorgensen, "Curriculum Vitae",
[30]乔金森：《参与观察法》，龙筱红、张小山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1]"Danny Jorgensen",
[32]Jorgensen, D.L.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Methodology for Human Studies.Newbury Park, 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 1989.
[33]乔金森：《参与观察法》。
[34]"Participant observation",
[35]乔金森：《参与观察法》，第3—4页。
[36]邓津、林肯：《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第1卷）》，第54页。
[37]邓津、林肯：《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第1卷）》，第55页。
[38]弗里克：《质性研究导引》，第14—16页。
[39]Kazujo Suzuki,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in Japan",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2000 （1）.
[40]弗里克：《质性研究导引》，第350—354页。
[41]刘伯红：《1994年中国妇女研究趋势》，《妇女研究论丛》1995年第1期。
[42]熊秉纯：《客厅即工厂》，蔡一平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3]熊秉纯：《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
[44]王绍贤、李浈：《云南农村妇女的心声：生育健康需求评估》，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45]参见王金玲《社会学视野下的女性研究——十五年来的建构与发展》，《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
[46]潘毅：《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5期。
[47]杜芳琴：《开启社会性别视角下质性研究的一扇亮窗——〈客厅即工厂〉评介》，《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48]高小贤：《“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49]高小贤：《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业女性化趋势》，《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
[50]高小贤：《整合资源，建立县、乡级反家庭暴力的支持性社会环境——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合阳项目介绍》，《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4期。
[51]高小贤：《合阳模式：妇女组织联动的成功范例》，《中国妇女报》2008年2月19日；高小贤：《红凤工程：一个成功的扶贫项目》，《中国妇女报》2002年7月16日；高小贤：《一个赋权农村妇女的发展项目：丹凤个案》，见《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回顾与展望》，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2]陈向明：《定性研究方法评介》，《教育研究与实验》1996年第3期。
[53]陈向明：《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3期。
[54]陈向明：《质的研究中的研究者如何进入研究现场》，《高等教育研究》1997年第3期。
[55]陈向明：《研究者个人身份在质的研究中的运用》，《教育研究与实验》1997年第2期。
[56]陈向明：《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57]杨钋、林小英、陈向明：《聆听与倾诉：质的研究方法应用论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58]如黄娟娟：《质的教育研究方法及在学前教育领域的应用》，《学前教育研究》1997年第5期；黄娟娟：《质的教育研究方法及在学前教育领域的应用（续）》，《学前教育研究》1997年第6期；陈向明：《质的研究中的个人倾向问题》，《教育研究》1998年第1期；陈向明：《教育研究中访谈的倾听技（艺）术》，《教育理论与实践》1998年第8期；刘晓瑜：《教育研究方法的新取向——质的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理论与实践》1998年第10期；周亚君：《质的研究中开放性访谈的实践》，《学前教育研究》1998年第12期；周亚君：《农村家长对孩子进行语言教育的质的研究》，《学前教育研究》1998年第12期；马云鹏、林智中：《质的研究方法及其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中国教育学刊》1999年第4期；陈向明：《质的教育研究中研究问题的界定》，《教育评论》1999年第2期；陈向明：《从一个到全体——质的研究结果的推论问题》，《教育研究与实验》2000年第4期；骈茂林：《质的资料分析：理念、思路与基本方法》，《外国中小学教育》2000年第4期；李雁冰：《质性课程评定的典范：档案袋评定》，《外国教育资料》2000年第11期；等等。
[59]陈向明：《教师如何做质的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60]陈向明：《在行动中学作质的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向明：《如何成为质的研究者：质的研究方法的教与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向明主编《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第一卷），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陈向明主编《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第二卷），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62]陈向明：《质性研究的新发展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教育研究与实验》2008年第2期。
[63]陈向明：《质性研究博士文库》，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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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蒋逸民：《自我民族志：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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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凯瑟琳·巴歇尔、格雷琴·B.罗斯曼：《设计质性研究》，王慧芳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5]大卫·希尔弗曼：《如何做质性研究》，李雪、张劼颖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6]利亚姆帕特唐、艾子：《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郑显兰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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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李剑：《中国西部女童：西部三十名贫困女童学业成就提高的质性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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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贺雪峰：《饱和经验法——华中乡土派对经验研究方法的认识》，《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1期。
[97]贺雪峰：《饱和经验法——华中乡土派对经验研究方法的认识》，《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1期。
[98]石英等：《西安城市社会问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9]石英等：《贫困对健康的呼唤——西部贫困山区基础教育的一项质性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0]石英等：《贫困对教育的呼唤——西部农村医疗与农民健康的一项质性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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