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质性研究由“方法”层面提升至社会研究的基本理念和出发点，其主客体相统一的立场，个案到整体的研究路径，完全突破和超越了西方社会学传统的实证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质性社会学已经形成一种迥然不同于主流社会学的、新的、独立的社会学范式，显现的特征从不同视角可以概括为人文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社会质量学、建构社会学、微观社会学。或者一句话，质性社会学是“有温度的”社会学。
第一节 质性社会学是人文社会学
源自自然科学的经典社会学明确标榜价值中立，强调客观性、实证性、逻辑性，突出工具理性，旨在求“真”；质性社会学则重视参与、理解，倡导人文关怀，彰显价值理性、内在向“善”。因此，如果把经典社会学称为“科学社会学”，则质性社会学应倾向于“人文社会学”。
一 两种范式此消彼长
1.科学主义范式及其局限
从西方社会学发展的契机来看，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基于欧洲国家社会大转型时期的需求应运而生的，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产物。与此同时，社会学也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而诞生的，这种渊源也使得社会学学科体系思想方法打上了浓厚的西方社会发展、自然科学研究的烙印。步入20世纪，统计科学的发展、抽样理论的创立，尤其盖洛普美国舆论研究所的建立及其民意调查的成功，使得抽样问卷调查、多变量统计分析及检验技术逐渐成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标准。逻辑实证方法是西方社会学的主流。
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认为社会学应当是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由此开创了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本范式的社会学。我们把社会学、经济学统归于“社会科学”，强调其“科学”的身份属性，因此要像科学家研究自然一样对待和研究社会现象。而只有那种能够在变量之间确定因果关系的学科才能被称为“科学”，于是定量分析成为科学主义范式社会学的核心理念和基本方法。
定量研究方法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其在研究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局限性也开始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定量研究始终强调其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往往忽略了社会实践的主观性和特殊性；第二，定量研究容易受到既有知识和规范的限制，往往忽略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第三，定量研究带给研究者在角色与定位上的困惑，往往容易导致出现统计数据不可靠的风险。
定量研究一贯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一些学者认为只有客观的、实证的、定量的研究才符合科学的要求，才是真正规范化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有价值；也只有运用量化的测量和分析才能去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假设，才是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在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领域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社会学研究报告往往以有数据、大样本、研究资料电脑化处理来建立起自身的学术权威性和引发其研究标杆效应。是否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及“代表性”几乎成了评判社会学研究成果质量高低的唯一标准。其实，第一，所谓的“客观性”是不是真的存在，这是有争议的，并无定论。因为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而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和互动都是带有主观性质的，定量研究在面对人的主观性的时候面临着一个巨大鸿沟，很难跨越。第二，定量研究一直强调“普遍性”。但是过重地看待普遍性而忽略人的特殊性也会存在着一些问题，实际上普遍性一定程度上会成为主流势力巩固其既得权势，排斥、压抑少数群体、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手段。第三，定量研究模式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为标准的研究模式。本质上，人文社会学科所研究的现象和对象跟自然科学完全不同，把自然科学模式硬套进人文社会学科也有不妥当和不适之处。
定量研究容易受到既存的社会科学知识范畴和研究规范限制，使得定量研究只能验证理论而不能创造理论，只能粗略地解释问题而不能深入地理解社会现象。细细剖析定量研究，其过程主线是：研究者由既存理论推演假设，再由假设选出概念，进而界定概念，再根据概念定义设计问卷。这样的演绎法研究论证的起点是理论，也就是说研究者从选题、提问开始就已经受既存的知识范畴引导和研究规范限制，这样使那些原本没有被纳入既存知识范畴之内的、属于非主流的议题、社会现象，或是人生经验，更难有机会进入知识范畴之内，解释新问题、新现象时会比较困难，应对乏力。
谈到定量研究，必须妥善处置研究者角色与定位的问题。在定量研究的整个过程中，研究者往往居于具有权威性的主导地位，研究者决定用哪类理论框架，如何推演假设、界定概念、设计问卷。被研究者（提供信息资料者）处于一个被动的、被审问的地位，被研究者只能按研究者所设定的框架、研究者所界定的概念，以研究者自有的话语来表达和展示他们的经历。由于研究者难免存在主观性和片面性大的情况，研究者倾向于只看到他们自己想看到的现象，找到他们自己想找到的资料。研究者本身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往往在没有被检验的情况下，影响着知识的创造和再创造。
实际上，定量研究过程中大量运用的问卷和量表也隐藏着不少问题。比如，很多国内外的学者往往拿美国设计的问卷和量表到中国来用，这些在美国设计的问卷和量表是根据美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情况设计的，不见得适合中国的情况。而且，问卷和量表常用“非常不满意、不满意、还算满意、满意、非常满意”之类的选项和以“1—5”的数据来说明问题，但是所谓的“不满意”、“还算满意”到底代表什么意思？“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还算满意”和“满意”之间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张三的“非常满意”和李四的“不满意”代表的会不会是一样的情绪？你的“还算满意”和我的“还算满意”可不可能指的是两回事？也就是说，这些数据、量表其实并没有准确地说明研究者要说明的社会现象、人生经验。这些表面上是操作和技术层面的问题，实际上代表着用数据描写社会现象、个人经验的局限性。把西方发展设计的问卷和量表用于中国，不但会有削足适履的可能，而且还很可能有指鹿为马的问题。
除此之外，定量研究统计数据还有着不可靠的危险。定量研究的数据获取过程较为复杂，任何一个程序出现错误都会让整个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受到影响。比如抽样方案的错误、在调查中被研究者给出虚假答案、数据输入和处理方面的技术错误等，都会让整个研究数据的质量受到影响。因为定量研究方法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近些年来，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一些质性研究方法，比如进行实地研究，深入了解和发掘研究问题等。
2.人文主义范式的兴起与社会学理论转向
社会学自创立之初，其实证主义取向在方法论层面上就长期占据着难以撼动的主导地位，而后研究理论和方法工具进入实用主义兴盛时期，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传统直接影响了社会学实证主义类型生成，开始慢慢转向工具实证主义（instrument positivism），再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批判理论、符号互动论、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反实证主义流派类型出现了一种勃兴的趋势，再至80年代产生的人文社会科学回归到宏大社会理论层次，以及尝试整合已有的社会理论视角的新功能主义选择，已然成为不同研究思路综合规整之后的理论表达新形式。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组成的，把人当作自然界的物一样来研究的科学主义社会学，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西方社会学研究悄然发生着理论转向。这种转向的朝向是历史转向和文化转向。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西方社会科学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伴生了质性研究方法的出现，事实上，质性研究方法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不同学科和多个领域，具有明显的泛学科应用性，从一开始在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方面展现影响力，之后再逐渐渗透至社会学学科，在此过程中与之相应的是质性研究的方法不断完善，体系不断丰富，解释力不断彰显。对此，如果要细细探究质性研究的根源，可以追溯至三个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是，源自人类学早期的人种志方法；二是，20世纪初与社会工作兴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实务；三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对传统量化研究路径的挑战和反思。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质性研究经验和思路被引入国内，但由于学者认知不同，理解有差异，这一概念被译为多个学术名称，例如“质化研究”、“质的研究”、“定性研究”，其定义出发点各有千秋，指向存在层次性。质性研究早期以一种重视和展现女性主义方法论视角切入并应用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逐渐孕育了一批具有鲜明特征、针对性强的研究方法、手法或策略，如扎根理论、焦点小组法、民族志方法、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个案研究、叙事研究、行动研究等一系列研究方法。我们所主张的质性社会学，正是以质性研究方法为基本方法和理念的社会学范式，是人文主义的社会学范式。
二 质性社会学的文化自觉
1.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20世纪90年代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他指出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对此，费孝通先生将其总结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6个字。可以说费先生的文化自觉是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各民族文化和个体文化的一种理性表述，它是对当代社会人生存困境的直接思考。
文化的多样性同样是引入和应用社会质量理论于中国社会政策实践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不同的文化背景带给人们社会行动上的差异性。如何在文化的多元化中，寻找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社会信任的基点和衡量标准？
21世纪全球化浪潮迅猛推进，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全球性的文化融合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发展是在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平等性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能够代表各民族利益、适合各民族文化需求的文化价值观。这种多元文化价值观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因为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是有差异的，而文化多元发展就是在认同这种文化差异性的前提下所达到的全球文化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一种有利于全世界文化共同进步的文化价值观。当代中国所要坚持的就是这种各民族文化求同存异的发展战略，以便最终实现“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选择。
2.文化流动与文化焦虑
在社区人群的互动中，影响彼此关系及社区政治运作方式的不仅有群体性的态度、立场的分别，个人行为的作用也是不容忽略的。以布迪厄为代表的实践论人类学家在关注作为系统的文化的统治地位的同时，也承认文化控制的范围和深度是有限制的。“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2]人类文化的多元原发性和文化间封闭的相对性，使得流动成为文化的基本生存形式，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以新航路的开辟及工业革命为界，人类文化流动可分为两个阶段：农牧文明时期的文化流动带有局部性及某种自发性和“盲动”的特点。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帝国”的建立，区域间的文化流动让位于西方对其他非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面渗透，使得这种交流在各个范围、程度和层次上，日益表现出广泛的深刻性、目的性和策略性。
每一种文化都存在不同的制度让人追求其利益，都存在不同的习俗满足其渴望，都存在不同的法律与道德的信条褒奖他的美德或惩罚他的过失。研究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社会，研究他们不同的文化现象和特征，研究他们的风俗，我们时常会对他们的努力和抱负生出亲和之情。通过认识遥远而陌生的人性，我们会看清自己。[3]这是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描述的文化功能和文化研究的魅力。正像他所说，人类文化功能的多样性，使文化趋异发展，而这种发展趋向所形成的多元化特性，又使文化与文化研究的魅力永存。以互动为基础、以多元性为主要特征的区域社会，正是形成文化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主要原因。
3.“人”的主体性张扬与个体间互动
整个现代社会结构变得日益复杂，而且日常生活世界越趋多元，所以，看待这个成长中的社会世界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恰恰需要移开一些理论的屏障。目前看来，质性社会学正试图去回应这些新的变化，对待生活环境的认知似乎在摆脱同一性，继而去关注差异性和个性化。质性社会学其实也在重新建构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权力话语关系，并且将社会个体生活的多维层面一一展示出来。由此，质性社会学的独特性和典型性一点点被提取。与量化社会学比较，不难发现，质性社会学不论学科主体抑或研究者自身都有着超乎寻常的研究敏感性和思考灵活性，把社会个体的点滴细节和生活特质嵌入整个社会结构之中，被大大书写的个体化的“人”打破宏大理论叙事传统和时代传承，实际上，质性社会学的理想和使命是把宏观与微观、个体与群体、社会与个体、结构与非结构等二元维度重新勾连和创新，以致研究规则也不时地处在“破—立”之间。
质性社会学的理论话语和方法概念具有典型的分散特征，它并不依赖一种整体化、体系化的理论方法话语系统来支撑，似乎传统上不同类型社会现象有着固定的理论定式和方法工具，但质性社会学却有着一套研究路径迥异的方法群构架，对待社会现象可以调动各类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和阐释。质性社会学围绕的中心导向是主体性的张扬，关注社会个体间的深层次互动，同时还兼顾社会结构中社会、个体与群体三者结构化过程的生产。质性社会学在研究取向上除了关注通常意义上的同质性以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生动的个案、差异化个体、社会异质性及具体的时空情境上，也着眼于一个个活生生的社会个体日常实践经历。但是，质性社会学研究的成长具体化和实践操作化还面临着一系列研究主客体的个体性和灵活性融合过程。
第一，如何形成属于自身独特研究风格的质性社会学。关键在于，研究历程得立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思想传统，使用本土的“观察之眼”，通过发现和梳理与发源于西方社会学的历史脉络，重新厘清质性社会学本土的和全球的方位，以他者视角再看待，再思自身。
第二，如何理解和诠释质性社会学特有的书写风格。社会科学研究的风格不是简单地呈现研究成果的正规书写格式，相反写作手法及其内在符号意蕴却会传递出另一些“文本”意味。应该说，多数的书写文本和格式都已经被规训化、符号化、标准化、规范化，而且这里的语境中还会有研究主客体权力关系和角色互替的问题，质性社会学书写的格式不是为了从形式上与其他写作风格直接相区别，而是为了更好地呈现研究内容背后的逻辑和隐蔽的联系。
第三，如何思考质性社会学的结构化与非结构化。虽然目前质性社会学处在一个萌芽状态，并没有达到成熟期和发达阶段，与其他社会学学科和研究领域相比，似乎显得有些“势单力薄”和“孤木难支”，不能否认其内容体系不太完善，核心概念数量有限等限制性因素的存在，最重要的是如果真正形成一种结构化的知识共同体，反而可能会产生封闭化的知识生产风险，导致社会学诠释话语库存的枯竭。所以说，具有质性思维或人文主义色彩的一种非结构化的质性社会学学问其实更有利于重新认知世界和社会。
三 质性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空间与坐标
1.“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
众所周知，19世纪晚期，冯桂芬、张之洞等人提倡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之后被严复、胡礼垣等人驳斥后，便逐渐无人问津。20世纪以来，无论是国粹派或西化派，都或明或暗地以西方为模式而铸造中国的现代认同。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笼罩之下，中国知识界接受了西方观点：一是所有社会都依循一定的进化阶段而发展；二是西方不但比中国超前至少一个阶段，而且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最完美的方式。正是因为受着这两个观念的支配，中国寻求现代认同的人自然义无反顾地师法西方。这样一些社会背景因素存在，对社会学的学科发展、知识演进及应用价值提出了新的挑战。其实，无论哪一门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都会面临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因为只有扎根于地方性知识的学科才更具竞争力和生命感，对于社会学而言更是如此。但是传统的量化社会学有时在回应部分社会现象方面会有无力感，或者寻找不到对应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解释型概念，其实每一个社会状态背后都隐藏着文化意义和道德支撑，而这些要素与质性社会学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换言之，质性社会学能够基于本土文化情境展现社会宏观结构中个体的思维特征和行为后果。它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共同体的平台，更展示社会文化与个体联系的互动细节和历史琐碎，植根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解释话语必然长存，进一步凸显了质性社会学的价值。对于质性社会学，其既解决了结构化过程中个体与群体关系所处方位，而且回应了社会发展的时代议题，也在全球化进程中提供了不同文化主体之间进行交流的机会和互动平台。
自20世纪初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后，早期中国社会学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多个学科中最早提出本土化并做得卓有成效的一门学科”。归纳起来，中国社会学活跃着的这些不同学派拥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知行合一，具体基于中国实际，汲取和消化中国文化，运用这些精神特质和思维优势，处理和解决中国问题、中国现象、中国话题。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和思想底蕴，自觉地反思性地将来自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进行改造完善，实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标指向。
2.“物竞天择”还是“天人合一”？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做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发表了许多颇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多限于对儒家文化传统及其意义的研究，而忽视研究曾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文化以及它对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缺欠。实际上，不论从历史上或是从现实上说，借鉴墨家学说的意义不仅不比借鉴儒家学说的意义逊色，而且要比借鉴儒家学说更能贴近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要求。这不仅仅因为墨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贯文理、注重实践、百科全书式的平民圣人，而且还因为他提出了有现实意义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
西方文化强调“物竞天择”、“人定胜天”、“弱肉强食”，势必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优劣之争”，人对自然生态的无限度开发占有，毁天毁地，毁人毁己。然而自然虽无人格或神格，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实质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问题、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互动、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相一致。然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经常以神秘主义的天人观而告终，所以才会有战国后期荀子天人相分的呐喊、汉代王充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当我们重新审视“天人合一”的时候，它的确是传统哲学的重要特点，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消极意义上来理解，它重内在的精神体悟，忽视了对外在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始终难以摆脱其固有的神秘性，甚至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另一方面，传统“天人合一”世界观也自有其积极意义。它把外在的必然性和人的主体能动性统一起来，具有很高的精神价值和审美意义，也正是这种思想熔铸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渗入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同时，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利用自然、调整自然、完善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也使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长发展。另一方面，自然界对于人类，也不是一个宰制人类社会的神秘力量，而是可以被认识、可以为我所用的客观对象。人类社会的发展应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社会与自然之间应处于一种互动的和协调发展的状态。
3.历史的眼光和过程的视角
如何将质性社会学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发展进程的单向维度中跳脱和挥洒出来，树立一种相对独立的具有情境感的学科范式与研究指向，结合人类学、民族学、文化理论的相关理论视角和反思维度，同时要努力对本体知识的建构性和主体性保持一种学术自觉和理性思考，这将会成为质性社会学探索当中的一大重点和创新点。然而，与其去颠覆统计社会学的神话，不如提醒我们不要陷入“方法论的瘟疫”（韦伯语），塑造唯方法论的神话。[4]正如叶启政所说的，新的理论视角所保证的只是在一些特殊哲学、人类学的存有论预设前提指引下，一个特定论述与人们的经验感知之间，所具有的贴切感的程度而已。[5]质性社会学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文化价值与经济结构的了解基础上，才能真正被纳入世界社会学体系之中。
洞察中国这样一直在经历剧烈变动的转型社会就更需历史的眼光和过程的视角。社会学家在对过程的强调中，更会强调事件性的过程，因为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逻辑，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6]显而易见，以细微见长、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方法与面向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社会学正有着特殊的亲合性。在中国社会发展变迁中存在三类特征，其一，中国社会体制运作的变通性[7]；其二，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过程性；其三，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模糊性。这些特征决定着社会结构和发展状态，社会学需要适应和加以回应。这也为质性社会学的学术生长和学科诞生创造了条件。
民族志研究法可以很好地与批判实在主义哲学结合。民族志研究法要求研究者将抽象的理论说明放在具体的田野经验中再三地检验和修正。研究者必须深入被研究群体的日常生活，理解他们的意义世界。但是，研究者不能把被研究群体的日常观点看成是对社会结构的直接说明。反之，研究者应该从收集到的田野资料中，推理出有关社会结构与行动的因果律则。为了完成这项任务，研究者需要在田野资料与抽象理论之间保持“连续的反馈”。研究者先以一些简单的概念对资料进行分类，接着形成一些可以说明概念的暂时性类属，然后提出一个说明不同类属之间关系的初步理论。无论是概念、类属或理论都可以在后续资料收集的过程中不停地被挑战、抛弃、修改、扩张、精炼，直到这些概念、类属和理论完全与田野资料紧密结合。
4.文化自信与文化自醒
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焦虑，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从历时维度来看，造成当代文化焦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在当今这个信息社会被渐渐地遗忘并失去了存在的空间，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断裂；从共时维度来看，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因素主要是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意识形态侵略，从而造成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提升文化自觉意识，就要做到文化自主。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而每一个民族要想在多元文化氛围下发展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就需要各民族有强烈的民族自主意识，能够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做到在融入社会的同时，还要自主发展，这里的自主发展要求真正体现本民族内部需要，迎合本民族人们的意愿，实现本民族的自我发展，最终完成价值主体的重建。
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论关怀，是其从思想史或其他分支思想史之中凸显出来并形成独特社会学品格的关键，将秩序作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论关怀，一方面基于社会学本身对秩序的关注，另一方面基于对历代思想家观点主张和政治家行动实践背后强烈的秩序诉求的综合把握。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社会学品格既来自其与社会学的同构共生关系，也来自其以社会秩序为中心的理论关怀。一方面，现代性是社会学的本质，但现代与传统之间并不能完全断裂，作为全世界唯一的数千年文明史延续不断的中国，其传统社会思想文化与现代社会更具有强烈的内在关联性。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关注领域虽然是过去和传统，但由于现代是传统的延伸，传统是现代的根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力图沟通传统与现代，揭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并建立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进而发现当下社会的新特质。由此，在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达成高度契合。另一方面，历代思想家的观点主张和政治家的行动实践背后都有强烈的秩序诉求，因而重在发掘传统思想现代生命力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就与以秩序为中心的社会学形成同构，凭借社会学理论和视角呈现出来的中国社会思想，就由此确立了独特的社会学品格，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也因此具备了社会学的理论视野。
近代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重新认识和解读经典，必然赋予经典以崭新的意义。儒家传统并非仅存在于心灵之外的典籍，更是存在于每个中国人内心的观念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最大体现就是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与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融合、协调和转接。重视和珍惜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是因为这珍贵的传统从未与时代脱节，且处处预示和彰显了每个时代的特性。因此，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使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脉络中获得张举，进而激活它的传统价值，成为引发中国现代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一大活力。
第二节 质性社会学是解释社会学
一 从现象描述到原因追溯
质性研究的目的不是预测，不是控制，而是理解。质性研究强调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透过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对典型个案、焦点群体和社会现象的诠释理解，在具体情境中把握现象和事件的意义；寓情于景，追求研究的特质化，强调地域的适用性，重视主观体验；寻求对区域社会发展质量的追求和人群生活意义的建构。
解释社会学或可称为理解社会学。谈及理解社会学离不开韦伯。韦伯把社会学定义为理解社会行动的科学。人类行动是有意义的。狄尔泰认为，如果我们要理解人类行动的意义，就要从行动者的内部去把握主观意识和意图。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行动者进行一种同情式的理解，进入行动者的内心，理解其行为的动机、信仰、欲求、思想。
质性社会学以质性研究方法诠释、理解社会现象。重点取向社会研究的本土维度，倡导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研究视角，强调情景意识、行动取向，从西方社会学体系的背景中走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从而建构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达成社会质量观的中国研究实践，反思西方思想文化在世界研究体系中的位置，整合中国社会思想史，最终达成对中国社会文化与现实的本土阐释体系。
整体上看，质性社会学目前仍然处于一个演进发展的状态，它较好地融合了不同学科知识的话语指向和研究路径，立足于以往的研究场域，建立了倡导理性思维、面向文化语境、思考社会整体的质性社会学的知识脉络和理论储备。质性社会学与传统社会科学场景中时刻活跃的实证社会学截然不同，它不局限于数字模型的学术“素描”，而是添加了更多的符合时代气息的社会元素和文化背景，把关注人及其日常生活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研究底蕴层次，同时也注重回应人与社会的关系，提高社会个体或群体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等内容，这些都为质性社会学的学科存在“圈定”了新的研究边界。
进一步来看，与量化社会学散发的对社会现象观察精准的气息不同，质性社会学“另辟蹊径”，走出了另外一条独具特色的研究道路，其关注点对焦在可谓社会现象背后的真实层面和最终本质。质性社会学的研究实践依靠其核心概念来承载，比如社会质量、社会结构的差异性、本土化与全球化等，这些话语符号其实是深入到社会个体的内心和社会整体的宏观结构的具体勾连和互动联系之中，从另一面展示了质性社会学的理论魅力、知识话语权、学术张力。由此可见，质性社会学的诞生恰逢其时，为如何认知世界、表达社会、诠释个体创造出一类新的解读思路和思考途径。
二 质性思维：解释的策略
1.近距离个体切入，全方位倾听声音
质性思维作为质性社会学的核心分析概念之一，其首要回应如何理解和解释何谓社会及其社会的走向。也就是说质性社会学之为解释社会学，质性思维方式就是寻求解释的策略。实际上质性思维形成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塑造，尤其是社会个体或群体的生活经历、记忆与遭遇，以致不确定性的特征成为质性思维结构中的典型代表。毫无疑问，质性思维方式重在社会结构之外寻求认知和诠释，突破既有的社会经验对原有社会个体的行为/行动框定，惯习的打破成就了质性思维的走向。
来自质性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文本呈现将社会个体生活情况、成长环境及经历、社会现实情景等联结在一起，对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个体来说，口述史和焦点小组法有着不一样的质性研究知识生产特性，它们是围绕社会现象的参与者或相关者的实景叙事来构建知识话语和资料生产的，因此，个体记忆或群体记忆占据了更为重要的研究地位和现实影响，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传统知识生产中所嵌入的权力关系，这种冲破和解构的变化过程改变了知识的“发声”人群构成，不仅仅是占据知识生产顶端的人群，而且还需要包括倾听那一部分的人群，而与之相伴的就是研究者转换研究“镜头”和研究“焦距”来配合实现这一变化。
由此可见，质性思维聚焦于倾听和领悟。倾听中有几个关注点：第一，经验之声，关注来自任何参与者的经验呈现；第二，背后之声，强调声音背后的声音，扩大知识发声的群体性和平等性；第三，差异之声，提到知识差异性、个体差异性、情境差异性；第四，知识之声，知识生产和构建从来都不是一个间断性的过程；第五，主体之声，注意到社会个体的主体性特征，在视域融合过程中实现这一目标。
2.设身处地、将心比心
社会现象或社会现实要摆脱常规性的二元思维去解读和思考，因为往往人们对社会的认知都迷失在表象层面，反而会略过或失去真正了解社会真实的另一面。同时，同质性或同一性等习以为常的社会特征又进一步强化了思维指向常性，以致社会个体或研究主体没有办法挣脱二元思维带来的自我知识窠臼，有时离质性思维定位只有一步之遥，才能贴近于真实社会和日常生活世界。无论社会变迁的频率有多快，质性思维始终都会具有敏感性、主体性、多元性、差异性等多种时代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为人们理解和吸收质性思维提供思想基础，同时也为呈现社会样态创造了一系列认知指标或认识路径。虽然社会现象或社会现实看似难以捉摸、变化不定，但事实上它的本质就可以通过质性思维活动和行为实践获得感性认识与经验体会，似乎很远实则近在眼前。质性思维的存在散落在各种社会事件、社会过程、社会情境、社会变化之中，关键在于要学会从种种细微之处准确把握住质性思维的立足点和中轴线，明确地演示和凸显其来龙去脉。
此外，还应看到质性社会学的研究策略。研究者通过观察人们的社会行动，特别是由此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对其进行叙事性再现和动态关联分析，并在简单的结构—效果因果关系之间加入过程因素，其中离不开“将心比心、设身处地”，“行动取向、本土知识”，“情景意识、赋权意识”等研究策略的支撑和维系。
三 寻求解释的维度
1.日常经验、历史视角与常人方法论
日常经验研究是一种通过研究日常生活中各种事件发生时人们的瞬时感受而在自发、自然的情景中对人的心理现象、过程进行探索的方法。作为一种研究社会过程的范式，日常经验研究方法的研究对象是日常生活中各种事件发生的“当下”人们的主观感受。日常经验研究强调对日常生活经验进行直接而即时的报告，“并不太关注用内部效度最大化的方法对因果假设进行检验；相反，它要考察的是随波逐流于日常的、自发的行为‘洪流’中的某一特定心理过程或现象”。日常经验研究方法的背后隐藏了这样一个假设——日常生活事件并非琐碎芜杂、无足轻重，相反，它们有着独特的结构和节奏；对日常生活事件细致、深入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洞察人类的社会行为。
以人为中心，自然关注大众文化，注重基层社会，强调自下而上地看历史。社会生活史重视普通群众的日常活动，不仅关注到民众的经济生活，而且关心大众文化，即普通民众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提倡研究“来自下层的历史”，并不排斥政治与国家，但研究方法是从此出发，将民众活动与国家、法制等联系起来。基层社会与国家具有相对性，基层社会的组织规则与社会网络是生活展示的舞台，体现风俗习惯与大众心态，以及连接国家权力，国家和政治在从下看历史中得到了新的体现。基层社会主要由普通人的生活构成，历史的形成与基层社会生态环境（包括文化）关系密切，自然而然地引入地域研究的概念。地域研究把人的活动放在特定的地域场景中认识，重视社区，其立意仍是探讨基层社会、关心普通个体，成为生活史必要的研究框架。文化在实践活动中的呈现是生活的样态，继而，这样的生活样态制约着、熏陶着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它既有现实活动的文化模式也有理论形态的文化理念。不同时期的社会，会呈现出不同样态的文化；显而易见，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生活样态，就是现代性文化，就是现代人的生存形态、生活气息。
首先，从习以为常发现历史。日常生活世界各种不断重复的活动，多为群体无意识，这属于心态史的范畴。年鉴学派在家庭史、爱情史、配偶史、对儿童的态度史、群体社交史以及死亡史等一系列新开拓的研究领域中发现，人们看不到动乱突变，这就从一个方面证实了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中一系列隐秘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8]心态史关心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阐发人们对生命、年龄、疾病、死亡等现实的态度，对于认识日常生活很有用处。心态史研究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彼此难分，历史人类学研究各种习惯，而习惯都是心态的。历史人类学可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引入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就可以从习以为常的琐事中发现历史。在中国，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有不解之缘，一些学者努力实践历史人类学，换位思考，从习俗进入社会，重视民众观念、文献研究结合田野调查进入了社会史研究。
其次，从日常生活来看国家。生活史主要以人为中心，很自然就会关注到大众文化主题，注重基层社会，强调自下而上地观察历史，社会生活史常常重视普通群众的日常活动，不仅会关注民众经济生活，而且也关心大众文化，即指向普通民众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生活史从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研究出发，不仅提倡研究来自下层的历史变化，而且不排斥政治与国家。研究方法由此出发，将民众日常活动与国家法制等联系起来。基于此，基层社会与国家具有相对性，基层社会的组织规则与社会网络成为生活展示的现实舞台，充分体现风俗习惯与大众心态，并连接国家权力，国家和政治在从下看历史的过程中得到了一种新的体现。
资本主义出现无疑是人类社会的巨大变迁，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探讨15至18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兴起，首先从日常生活的结构开始，将之作为物质文明或物质生活。他认为，日常生活无非是些琐事，将其纳入历史的范围的用处在于：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我们发掘琐闻轶事和游记，便能显露社会的面目，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行方式绝不是无关紧要的。[9]即从日常生活最基层入手，考察资本主义的产生，布罗代尔并未局限于此，接着探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反映出年鉴学派对于总体历史的追求。当代中国正在迅速现代化，经历着社会转型，该如何对待传统生活方式，引起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日常生活历史的研究自然也是必要的。
2.社会结构差异性
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结构差异性的转变折射出社会结构系列概念群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这一变化的产生与质性社会学的诞生成长密切相关，也反过来凸显了社会结构差异性概念的独特解释力和历史指向性。社会结构概念自帕森斯、默顿以来都占据着社会学分析的核心地位，它串联了个体与群体、行动与思维、行为与经验、理论与实践等二元形式的概念组合，当研究年轮过渡到社会结构差异性概念时，其把社会结构差异性的解释空间又向前扩大了一步，为构建质性社会学理论范式和分析路径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理解思路。社会结构差异性比社会结构其嵌入语义及带入情境要更为丰富和宽广，同时也从刚性结构转变成流性状态，尤其是注入了本土文化的底色，由此改变了社会结构之于一般社会的传统，而使社会结构差异性镶嵌到质性社会的体系。差异性的社会结构既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结构性特征，亦可以看作一类社会结构分化情况，但无论哪一种情况的出现，都意味着社会结构差异性作为一个分析概念正在发挥作用。一定程度上，社会结构差异性解决了质性社会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因为任一社会都离不开一定的结构布局和功能分化，只有解决了结构动力问题，才会厘清社会本质层面的根本属性和时代要义的问题。
第三节 质性社会学是社会质量学
质性社会学为自己确定的只是一个“有限”目标：研究和促进社会质量提升。社会质量也就是社会发展质量，即社会发展的程度和好坏，主要指经济增长之外的社会维度。“社会的文化价值、精神气质、历史积淀、人的社会认同、主观感受等方面，构成社会发展的质量。”[10]
一 社会质量发展观的源起
1.社会质量概念的提出
“社会质量”（social quality）一词诞生于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欧盟会议上。会议期间，70余名来自社会政策、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签署了《欧洲社会质量：阿姆斯特丹宣言》（Amsterdam Declaration on the Social Quality of Europe），并宣称：“我们不希望在欧洲城市中看到数量不断增加的乞丐、流浪汉和无家可归者。我们希望欧洲是一个经济上获得成功的社会，同时也希望通过提升社会公正和社会参与，使欧洲成为具有较高社会质量的社会。”[11]社会质量概念的提出回应了近来理论界对于发展问题的相关讨论，传递了欧洲学界推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强烈愿望。会后，一些学者发起成立了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基金会（EFSQ），发展并重点推介社会质量理念，在西方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有大量学者关注社会质量；欧盟接受了社会质量理念，并将之引入年度报告、社会状况分析中，提升社会质量已成为其优先行动领域，其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已取得一定成果。2006年以来，通过日本千叶会议、中国台湾会议、中国人南京会议等国际学术活动，社会质量这一概念开始进入东亚社会，并为一些研究者所触及。但总体看来，目前社会质量在国内的传播尚处于初期，其研究成果十分有限，引起的学术关注并不多。可以说，面对欧洲学者力推的这一社会政策研究新范式，国内学界对社会质量的理论导向、价值规范、操作体系等还是缺乏足够了解，而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阐释往往是理论传播和学术研究的起点。
自从库兹涅茨在1934年提出“GDP”这一概念以来，它一直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指标。但GDP作为衡量社会质量的标准时存在许多缺陷，它既不能衡量非经济活动，也不能反映社会平等、社会福利、生活满意度等影响社会质量的重要方面。为弥补GDP的这些缺陷，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提出人文发展指数（HDI），但这一指标显然过于简单，不足以覆盖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20世纪50年代，加尔布雷思在其《富裕社会》[12]一书中首次提出“生活质量”（QOL），试图超越发展问题上的经济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开始关注“社会性”方面，但生活质量研究在系统连贯的理论整合方面陷入了困境。
社会质量理论以提高社会质量为研究宗旨，结合建构性、条件性和规范性三要素综合考量了社会发展质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在实践层面，社会质量理论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整合、社会融入、社会增能、社会认知、社会反应、人的能力、社会公正、团结、平等价值和人的尊严等多个方面建立起了衡量社会质量的综合性指标，并使每个指标都具有可操作性。可以说，社会质量从理论、经验和政策导向层面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指导。
社会质量起源于一个纯粹的欧洲概念，其背景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使欧洲福利国家的福利水平有所下降，而这一福利水平的下降被学者们归结为与政策的制定者新自由主义者主导的重经济政策、忽视社会政策有关。[13]为摆脱这种重视经济政策、忽视社会政策的局面，社会质量理论，旨在通过制定新的社会政策从而全面提高社会成员的福祉，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发展理念。它以人的社会性作为理论基础，且由制度性因素、条件性因素和规范性因素构成它的理论框架，在这三个框架下分别产生了各自的测量方法，这为国家之间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
2.社会质量的概念内涵
社会质量作为一个全新概念提出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学者们已经将其发展为一个具有很大拓展空间的基础性理论框架。从概念上来说，社会质量是指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并且这种生活能够提升其福利和潜能。社会质量有其相对独特的理论架构，其出发点是消解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的矛盾，解决组织世界（体系和制度世界）与生活世界（共同体、群体和家庭）的冲突，从而改善社会状况，继而提升个人的福利和潜力。
一般可以从社会质量概念内在包含的四个条件性因素来管窥和梳理其理论内容。一是社会经济保障，指人们获取可用来提升个人作为社会人进行互动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可能性。二是社会凝聚，指以团结为基础的集体认同，揭示的是基于共享的价值和规范基础上社会关系的本质，重在考察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在何种程度上能保有整体性和维系基本价值规范。三是社会包容，指人们接近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多样化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可能性，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获得来自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支持。四是社会赋权，指个人的力量和能力在何种程度上通过社会结构发挥出来，社会关系能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个人的行动能力。
从学术思想理论层面说，社会质量理论是一种围绕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和思维范式，它摒弃的是以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发展观，倡导建立一个以民主、平等、团结、和谐为核心价值的“可持续发展”的福利社会来谋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福祉，也强调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平衡发展的公民社会的重要性和发展NGO的重要性。欧洲学者强调，社会质量理论并不是仅仅在于其对学术思维的启迪、社会价值规范的强调和对现实状况的描述，而是在于将理论思考运用于经验世界，通过社会质量为政策制定者和欧洲民众提供认识社会的一种崭新视角。
从社会政策实践层面说，社会质量理论通过倡导“社会质量”的理念来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活动，它主要涉及社会福利政策、住房政策、公共医疗卫生政策和教育政策等各项公共政策内容的制定、修改和完善等活动。所以，社会质量的政策蕴涵和功能指向十分明显，它追求社会政策的制定应该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人类社会发展成果的终极目标，其社会发展诉求与我国社会政策价值导向相协调。
二 欧洲的社会质量分析框架
“社会质量”（Social Quality, SQ）概念提出后在欧洲受到高度关注，无论是学界还是欧盟都在致力于研究、推广这一全新的社会发展理念。目前欧洲许多国家按照统一的欧洲版本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衡量各自的社会质量，并据此对有关社会政策进行调整。
在社会质量理论阐释中，社会性（the social）是一个基础性概念。社会质量理论以社会为导向，强调人们在团体中、社区中和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此，社会质量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公民在那些能够提升人们的福利状况和个人潜能的环境条件中，参与其社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基于这一定义，社会质量理论倡导建立一种以公民权、民主、平等和社会团结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并把每个个人都看成是处在其自我实现和集体性认同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中。该理论致力于反映社会整体状况，希望通过社会指标的研究和社会调查的方法来呈现各个社会的社会质量状况。据此，社会质量理论构建了一套围绕社会质量状况进行分析和考察的概念框架，并把它运用到对各国社会质量状况的分析和比较过程中。
社会质量理论倡导社会团结和社会和谐，并为此设立了特定的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以“社会团结”为核心概念，延续了以孔德、涂尔干为首以“社会”为导向的社会学思想传统，强调人们在团体、社区和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作为理论特色，这一理论以社会性为立论的逻辑起点，以社会整合（包括社会体系、社会利益、阶级阶层的整合）为原则，强调以大众参与的方式来增进社会整体的福利状况。基于这一价值基础，社会质量研究把社会团结、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这些理念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为研究社会和谐问题奠定了社会哲学的基础。[14]
尽管面对的是现实问题，但社会质量这一概念也蕴含了诸多欧洲社会思想家成熟、系统的理论思考。近代以来，欧洲社会思想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即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经典思想大师均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提出过独特的见解，哈贝马斯、布迪厄、吉登斯等当代理论家也都试图弥合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二元对立。
在这一思想脉络下，社会质量理论的出发点是消解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的矛盾，解决组织世界（体系和制度世界）与生活世界（共同体、群体和家庭）的冲突，从而实现改善社会状况与提升个人的福利，潜力的双重目标体现了人与社会相互统一的思维。在其倡导者看来，这一概念可以分解为四个维度：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融合和社会赋权。社会经济保障包括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经济保障条件及其相关制度，社会凝聚主要是具有共享价值观念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状况，社会融合强调人们能够融入社会的不同层面而不是受到排斥，社会赋权则指通过社会关系的增加来推动人们社会行动能力的提高。每个维度都对个人、社会关系这一主题有所涉及，且彼此关联、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
当然，作为欧洲当代诸多思想家集体智慧结晶的社会质量理论体系，已经走出欧洲，联结欧亚，成为开展国际比较研究的重要工具。这也要求其保留一定的标准化特征，如何在必要的标准化与必要的本土化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这是中国学者的职责所在，也可能是影响社会质量理论生命力的一个关键。
三 社会质量的中国语境
欧洲学者认为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状况可以通过以下四方面要素来描述。一是社会经济保障。人们必须有机会获得社会经济保障——不管是来自就业还是社会保障——以便使自己免于贫困和其他形式的物质剥夺，如保障人们获得收入、教育、健康照顾、社会服务、环境、公共卫生、个人安全等资源的权利。二是社会包容。人们必须在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中（如劳动力市场）经历社会融合，或者免于最低限度的社会排斥。社会质量研究关注如何增进社会体系的整合性和包容性，从社会体系的层面来反映各个社会的社会质量状况。三是社会凝聚。社会凝聚就是基于共享的价值和规范之上的社会团结，用以考察各个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社会信任类型、程度以及人际信任与制度性信任之间的联系。在有关整合的讨论中，社会团结、社会信任、社会资本成为社会质量研究的重点。四是社会赋权。人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并赋予一定的权能，以便在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面前，有能力全面参与。增能意味着使公民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能够利用机会，它意味着增加人的选择空间；因此，它超越了政治参与，而聚焦于个人的潜能（知识、技能、经验等），聚焦于这些潜能可以实现的程度。[15]
社会质量理论以“可持续的福利”这一目标作为发展前景，为人们探索如何满足人们的福利需求开辟了新途径。它倡导社会和谐，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秉承“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正如《欧洲社会质量：阿姆斯特丹宣言》所言，欧洲社会质量的状况取决于欧洲全体公民所享有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公民权利的程度。它考察社会融入、社会参与情况，要求把所有公民尽可能地纳入社会体系中，降低社会排斥，创造社会团结，提升社会质量。
可以看到，社会质量概念虽由欧洲提出，但其基本内涵具有普适性。社会发展既需要“量”的积累，更在于“质”的提升。社会质量理论把每个个人看成是处在其自我实现和集体性认同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中。质性社会学的社会发展质量，偏重于人的内心体验，是以人的主体感受为本的社会生活质量。迄今，人们已经对关注社会发展的质量达成了共识。但必须认识到，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对于生活质量的感受和要求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我们也不能完全照搬照套其分析框架和测量工具。
譬如，欧美老牌殖民国家移民国家的历史传统，把“社会融入”、“社会参与”看作社会质量的关键。而我国历史悠久，近二三十年才开始了快速城市化历程。而我国“梯次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与国际迁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很多学者照猫画虎搬来欧美社会质量分析工具量表，把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当作我国城市化的主要问题来研究，这种研究对于提升我国社会发展质量的意义可能是不大的。再如，东西方关于“生活质量”“幸福感”的理解，有共性也有差异。中国语境的“幸福”传统表达为“五福”，《尚书·洪范》中说“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中国人追求的社会质量、幸福指数的指标排序及测量都不能照搬照套西方概念及表述。欧洲讲“社会团结”，中国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实际上就是要实现一个高质量的社会发展。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者而言，发展出一个可以度量“社会的质量”的理论和测量工具，发展出一套适合于描述中国社会质量的话语体系，是对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 质性社会：着眼于社会质量的发展阶段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是螺旋式发展的。欧洲学者提出社会质量理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曾出现过“社会指标运动”，即在经济高速发展后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提上一个新的高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和谐社会”建设提上日程并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都同样经历“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质量提升”的历程，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关注点。某一阶段我们关注的重点是社会经济增长、物质财富积累；当积累到一定阶段，关注重点就要转移到社会安定和谐、精神文明提升。也就是说社会的“数量发展”和“质量发展”是交替进行的。我们提出一个概念，把处于以质量发展为主的阶段称为“质性社会”。那么，以经济增长数量发展为主的阶段相应也可称为“量性社会”。
质性社会是理解社会发展阶段性而提出的一种类型化分类。当然，“质性社会”和“量性社会”是不可截然分割的，事物由量变到质变，质量互变，只不过不同阶段社会研究者关注的重心有所不同。对于社会学，社会亘古至今皆是社会学时刻关注的宏大命题和微观情境。就宏大命题而言，一直以来的社会变迁螺旋式发展反映“量性社会”和“质性社会”的交替，而谈及微观情境，则必会涉及社会结构中的社会个体间或群体间互动的细节，于细微之处发现质性社会到来的痕迹。无论“社会”的前缀是什么，都相应彰显出一个时代所独具的社会内涵和人文指向，从古至今涌现出各种社会类型称谓，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思想、时空等多个领域和范围。质性社会实质上是一种概括现代性或后现代性以来的发展阶段，它反思物质社会，重视心灵建设，关注幸福质量，体现人文关怀。进入质性社会时期，实际上在社会架构中完成三次对接，即实现了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体行为的连接，实现了物质世界与心灵社会的连接，实现了社会主体性与现实客体性的连接。这些连接活动的背后展现了质性社会的内在行动逻辑，跨越了社会个体的一般能动性和社会群体的整体结构性，充满着对社会质量良性发展的追求。与以往的社会类型相比，其不再是一类物质状态的聚集体，而是一种心灵交流的共同体，质性社会带有的反思性和主体性也在默默地展现影响力和作用力。
质性社会作为质性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范畴，为质性社会学提供了本体论支撑。这一核心概念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第一，社会质量的全面提升；第二，本土社会的发展体系；第三，全球化背景下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消解；第四，质性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维度；第五，从提升生活质量到增进社会质量。[16]
第四节 质性社会学是建构社会学
一 秉承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
“参与”、“行动”是质性研究的核心概念。这里涉及研究者的角色、立场、态度和信念。秉持建构主义的立场，提出建构优质社会的目标，着眼生活世界，探寻行动策略，追求意义空间。也体现质性社会学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不是单纯地“追求真理”，更多的应是“寻求价值”。
胡塞尔现象学认为人类意识的结构使得人们领会经验世界成为可能。人对事物的认识感知不是对客体的被动反映，而是人类意识在积极建构经验对象。也就是说意识不是凌驾于经验之上的独立存在，意识在感知世界的同时也在建构着世界。
哲学现象学的“建构”是指精神层面。质性社会学的“建构”既包括意识对客观世界的领会，也意味着“行动者”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干预。基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社会学研究和西方社会学在风格、志趣上有着显著的不同。作为一种“科学”的西方社会学，研究目的首要是“求真”，寻求客观规律。相对而言，中国社会学研究更加注重“务实”。儒家文化传统做学问讲究知行合一、经世致用。
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一开始就以自觉服务于社会建设为使命。社会学恢复重建阶段的领军人、首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费孝通老先生20世纪90年代提出“小城镇、大问题”，建言乡镇企业大发展，为社会学研究干预社会发展开了一个好头。当今我国智库建设方兴未艾，以“行动”和“参与”见长的质性社会学更加有效地发挥服务决策的功能。
基于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质性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议题聚焦于民生领域、社会政策、区域社会发展，围绕和谐社会、幸福指数、社会政策等方面展开，这些主要议题相对具体化，包括就业、养老、健康、教育、医疗改革社会保障、新型城镇化，等等。
二 坚持以人为中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社会发展理念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主要是一个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改革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分化，如社会群体的分化、阶级的分化、产业的分化、地域的分化等，使中国从一个同质性很强的社会变为异质性社会。分化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加大了社会风险，同时也为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建立创设了条件。
社会质量虽产生于发达的西欧社会，但其回应的却是诸如发展的目的何在、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等深层次的具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须要认真思考和应对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也出现了突出的重经济、轻社会，经济指标硬、社会指标软等情况，社会问题大量涌现、社会冲突不断加剧，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对此，有学者援引波兰尼的观点进行阐释，认为“脱嵌”的市场是一种野蛮之力，必然引致社会的反向运动，因此主张将经济重新嵌入社会，以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17]
存在一种“经济中心负面论”论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有些问题还很严重，诸如贫富差距、环境资源、人口就业以及城市化、三农问题等。一些人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源头。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一切乱象来源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为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中国独有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于是在施政过程中出现了短视现象，牺牲了长远发展。只有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才能更好地治理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
在理论上，要深化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认识。第一，细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含义，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效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总把眼光盯在GDP的增长上。要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在经济建设中，更加注重经济内涵，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第二，更全面地理解经济建设。经济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过去长期偏向于生产和交换，今后要更加注意分配和消费在经济建设中的意义。应该将教育、医疗、社保、民居、环保、娱乐、体育等，也纳入经济建设的视野之内。在实践上，要注意克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偏差。中央在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其他方面，从最初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后来的“三个文明一起抓”，再到社会发展总体布局的“四位一体”，都可以看出全面发展之意。但在具体执行中，有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工作，有的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归结为以GDP为中心，把“发展是硬道理”等同于“速度是硬道理”。应该说，这些问题并不是个别的，因此需要进行总体的和深刻的反思。不在实践上纠正这些问题，就不是正确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更加注意全面发展，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妥善处理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实现全面而协调的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项事业既要围绕和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要抓好自身的具体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命题，其主语是党和国家的工作，是最宏观和最高层次的战略。具体到各部门，主语不同了，也就不能一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个领域都有各自的中心，如果不加区分地全部都盯着经济，把其歪曲为“捞钱”，社会就会失衡。各个方面工作有所侧重，这与全社会战略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矛盾。
应当把目光从过分重视“物”转到重视“人”上，从过分注重经济数字转到重视人民实际生活上，实践以人为本。经济发展并不是最终目的，改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是目的。发展经济只是改善民生的手段，把手段当作目的，是舍本逐末。国家领导人一年之内反复多次强调“包容性增长”，表明“包容性增长”理念已上升为执政理念，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包容性增长”立足的是近几年发展观的变革，是一种发展模式认识上的精炼和升华，明确了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四位一体”的全面发展战略，奠定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根基。
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要切实实行两个转变，即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改善资源配置，节约资源，降低消耗，不断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这样，才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后劲，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如果把重视经济建设理解为多上项目、多铺摊子、盲目追求速度等，不仅有违初衷，也是对可持续发展的背离。
三 直面社会风险，规范社会良性变迁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在反思现代性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学界对风险问题较早地提出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当推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贝克那里现代性的特征被称为风险社会，即体现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吉登斯在对现代性的分析中引入了时空特性，他认为现代性与前现代性区别开来的明显特质就是现代性意味着社会变迁步伐的加快范围的扩大和空前的深刻性。他们认为风险不是人们的主观预期，也不是人们在认识中附加给它的主观成分，而是事物客观关系在人们认识中的主观反映，是对事物固有属性的揭示，因而具有不容否认的客观根据，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蕴含着产生社会风险的主导因素。改革开放，由封闭、陈旧、落后的传统社会向开放、竞争、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指的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等转变。从国际经验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型工业化国家，无一不是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实现持续快速发展。我国从“九五”计划开始即提出了经济转型问题，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速度型、粗放型、外延型的道路，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且给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带来了风险，主要表现为：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方式成为中国经济大起大落的直接诱因；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导致中国企业创新力不够，技术不高；过度依赖房地产业支撑的增长方式导致我国增长结构失衡、投资消费比例失衡，导致中国房地产经济泡沫化出现；经济发展中先富的非均衡发展方式加剧了社会贫富矛盾，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阻力。
要实现社会风险应急处置，首先必须了解社会风险的实际状况。于是，必须在日常风险管理中对社会的实时风险状况进行监测，并将监测的数据进行及时汇总，以便让风险决策者全面了解实际情况，做出正确决策。当前，风险监测竞争机制的建构可走市场化的道路。经济风险的监测已有市场化的倾向，但社会整体风险监测的市场化因素并不显著。实施风险监测市场化，并不是推卸政府的责任，而是要让社会风险的监测更有效率，走一条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道路。
第五节 质性社会学是微观社会学
一 另一种范式转换
与传统社会学不同，质性社会学由追求科学性、规律性的宏大叙事，转向关注微观个体、本土经验、中观区域，遵循从个体、局部到整体的研究路径，去解释和理解社会现象，不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社会理论，类似于“中程理论”。如果说传统社会学的量化研究一般是一种“远距离”的研究，质性社会学则是一种近距离的研究，参与、体验、直接观察，因而是“本土社会学”、“区域社会学”、“微观社会学”。
前面我们提到社会学范式由科学主义到人文主义的转换，微观社会学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范式转换：从整体主义向个体主义的转换。这里的整体和个体“主义”其实就是“视角”。经典社会学研究着眼于宏观整体，质性社会学强调个案研究，“一滴水见太阳”，见微知著，是另一种研究路径。
“微观”社会学是相对于普适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宏观”社会学而言的，有点类似于默顿的“中层理论”。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默顿认为，社会学不应该追求建立一套全面广泛的普适性的宏观理论，而是要从具体的微观层面开始经验研究，建构能够解释社会现象中的有限部分，并在有限范围内适用的中层理论。在此意义上，质性社会学更适于局部性、区域性问题的研究，适于熟悉本土文化的本土学者研究本土问题。
二 微观社会学的核心是从本土化到中国化
回顾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研究本土化实践的几种路径，都是从微观的区域研究入手，开启了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历程。可以认为这里包括几种不同的进路：社会学进路以吴文藻、孙本文为代表；民族学进路以蔡元培、林耀华为代表；人类学进路以陶云逵、林惠祥为代表。
在众多的倡导者中，孙本文、吴文藻的贡献尤为引人注目。就如何实现社会学本土化，包括孙本文、吴文藻在内的不少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或看法。在这些设想或看法中，有两点是共同的，即：强调对国外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借鉴和运用，以及强调从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着手。当然，在各种设想或看法中，孙本文特别重视从中国社会固有的社会史料的角度去考虑社会学本土化的实现，晏阳初则比较重视在运用适合中国情形的调查方法的前提下进行实地社会调查以推进社会学或社会学科系的中国化，而吴文藻则重视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情况下进行实地社会调查以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学界对中国化问题的讨论，逐渐形成了两种有深远影响的观点，一派以孙本文先生为代表，强调以中国的材料和事实对社会学基本理论进行重建构建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另一派以吴文藻、费孝通先生为代表，要求通过社区研究，增进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在实地调查基础上构建通论式的社会学理论。这一时期兴起的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讨论，随着50年代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中断而停滞。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这一阶段的讨论可以称为“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次浪潮”。
1930年2月，孙本文联合许世廉、陶孟和、陈达等学者，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性的社会学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大会上，孙本文当选为中国社会学社的负责人（正理事）。1931年2月，在中国社会学社的第一次年会上，孙本文发表了题为《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孙本文明确使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概念，并特别地将“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强调为中国社会学今后的四大“基本工作”之一。孙本文说“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界“今后之急务”。可以认为，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上的演讲，标志着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中国的正式开始。此后的十多年里，中国社会学步入了轰轰烈烈的本土化运动时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亚洲乃至世界社会学史上，孙本文的这篇演讲也算得上是正式地、明确地倡导社会学本土化的最早范例。受美国社会行为分析与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孙本文等构建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以社会行为与社会文化分析为基础。1928年，他在《社会学ABC》中称“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科学”，社会行为即为“二人以上交互影响的共同行为”。[18]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文藻在1940年12月表示：“此前的中国社会学多为舶来品，欲实现社会学彻底的中国化，须将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验证，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现实的社会学才能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19]
费孝通总结他与陶云逵之间1940年代存在过的争论。费孝通指出，他们之间的争论，实际上体现了英国学术与德国学术对文化理解的根本差别，展示的是两种人类学的不同取径：作为经验科学的人类学与作为精神科学的人类学。笔者认为，两者之间固然存在张力，但这种张力在客观上也表明，两种研究的共存和对话构成了民国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格局：前者拥“社会”为核心，以文化作为服务社会的工具；后者将“文化”视作关键，以社会作为关联文化与个人的桥梁，同时将其当作实现文化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工具。这样一种格局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被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社会”的建设热情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追求，“文化”逐渐失去了声音。
这种格局变动的结果，使“文化”被限制在国家学的框架之中，后者是以“国家”作为全能主义的政治依据，而“社会”作为民主权力的政治依据所形成的政治权力格局。“文化”及其表述均为这个框架所规定。这似乎恰好印证了华勒斯坦的那句箴言：“社会科学一向是围绕着国家这个中轴运转的。”[20]也就是说，国家权力对知识的生产往往发挥着决定作用，正因为如此，他提倡“世界体系”理论，意在追求超越国家。不过，问题在于，这个超越国家的体系依然是个权力体系。由此，我们可以说，在华勒斯坦的努力中，体现出的是一种超越与权力的两难困境。
陶云逵对文化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没有落入上述所谓的这种“华勒斯坦困境”。他追求的是以历史文化为主体建立知识体系，追求“文化”对政治的超越。[21]从他的边政学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对“国家—社会”的制约关系；从他对宗教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社会”和“个人”在其文化理论中一个也不能少，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单独保全，也因此三者都能得以保全。换言之，该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由于确立了“文化”作为精神核心的意义，“社会”才得以从政治性的“国家”概念中摆脱出来，作为人的现实生活图景，借助“文化”发现外在于自己的超越性和神圣性。
陈新华注意到三四十年代社会学中国化与美国范式间的矛盾，认为当时学界“主观意愿与实际操作之间也不可避免存在落差：留美出身的社会学学者在建设中国社会学时潜意识的美国化倾向；作为外来学科的社会学，引进中国之后的舶来性质、依附品格与中国化探索之间的矛盾等等。”[22]
三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脉络中是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三个学科相互影响、促进、协调当中汇聚发展和形成推进的，在历史嬗变与理论演进当中分析归纳历时与共时、大传统与小传统、普遍性共识与地方性知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因此，理应将这三者在中国发展的线索和路径加以分析，同时寻找化约和舒张其中话语张力的理论空间和诠释生长点，以此推进社会学本土化的进程和力度。
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倡导，开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后在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北美与中国先后组织了四次以社会学中国化为题的研讨会。第一次是1980年在台北召开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港台社会学者对社会学中国化的意义、可能性以及途径与方法进行了探讨与交流。1983年，在香港召开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中国、新加坡以及美国部分华裔学者参加了讨论。同年在美国召开了“社会学中国化：旅美中国社会学家的若干观点”座谈会。1987年由大陆五个社会学系发起，在山东召开了“社会学中国化”理论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召开，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陆、港台地区以及海外华裔学者在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互动与认同，推动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中国化进程。1998年社会学界明确提出了学术意识的概念，认为所谓社会学的学术意识，就是指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运用社会学的概念语言和方法工具，回答在社会学的学术体系上可以定位的有意义的问题这样一种自觉的要求与意愿。[23]这一种对问题意识、学科视角的学术规范的强调，说明社会学理论研究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学科性研究与非学科性研究的讨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社会学本土化有着多种动因。第一，社会学自身发展的历时性维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重要分支的社会学，它实际上是由连续不断的、对某一特定类型的社会群体、社区空间、地域文化和类型化社会的特征做理论分析与实践解释逐渐累积形成的知识连续共同体。在这一历史进路中，研究关注点涌现很大程度上都是与社会学本身的学科张力和诠释扩展密切相关。在这些学科张力和诠释扩展过程中，传统社会学知识话语对描述、理解、解释有时面对一些新社会现象会出现应对乏力感，甚至引发对理论范式惯习变革的新探讨、新尝试、新思考。化解这场知识危机，其实也是那些具备文化敏感性和地方性知识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能够回应这一争议场景，才能增强社会学的时代解释力。与之对应，社会学重在诠释各类社会现象，努力探索社会变迁轨迹，着力维护社会和谐公平，不断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由此其方法和理论必然要融入具体的社会情境和成长“土壤”，这也是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要求。
第二，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趋势变化。从文化接触的进路来看，甲午中日战争前后、清末民初更甚，且不论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的实质性转变，思想领域在西学东渐之文化背景下经受的外部刺激及其遭遇的内部调整已属学界共同承认之社会、学术现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体例上为治撰中国学术（思想）史典型，然论及“学术转型”、范式转移、理路变迁，即“思想（intellectual）层面的演变”是其一，“形态”或“制度”（institutional）转型层面的研究亦不容忽视。在此意义上，“合群”、“开会”之风，“西潮”、“古学”与“新知”的沟通，及包括科学界在内的中国独立学术界存续之种种都可同“体制化学术”的形成发生联系。
在中国社会学引进初创阶段，严复和章太炎等在社会学本土化和学术话语创新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以严复为例，他把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翻译为《群学肄言》，开创了以群学来命名社会学的历程，将群学看成是一门研究社会治乱兴衰原因，揭示社会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严复力图为社会学在中国的生长寻找思想基础，主要在其学术传统中寻求西学的立足之本与发展合理性。但这也从另一层面给后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西方中心论埋下了伏笔。
第三，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诉求。近百年来，中国处在社会变革转型期，在其过程中，社会结构在历史的洪流中嬗变，社会问题时常出现，文化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个体与社会、国家生存状态息息相关，而这都需要中国社会学研究者立足本土、面对现实、放眼世界，从社会学研究本体论角度出发，对当下社会发展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反思与探讨，从而也是中国社会学派自20世纪初以来的又一理论发展契机，同时，也具有更大的研究空间和维度。
20世纪初社会学传入中国后，早期中国社会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最早提出本土化并提出卓有成效的学科”。中国社会学这些不同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知与行的统一，即立足中国实际，植根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自觉地将来自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理论方法加以改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20世纪初叶梁启超的史学演讲，到后来晏阳初的教育实践理念，吴文藻、费孝通的田野调查，都无一例外从中国本土文化出发，而并非落于简单的量化分析，虽然定县调查也部分涉及量化调查内容，但其研究关怀仍然是以研究社会结构为旨趣的。
相比社会学在世界格局发展历程中的状况，国内学者比较认同的是本土化提法以及概念，它是指吸收内外的合理思想，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24]这一概念随后用来如何理解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王宁认为，社会学本土化应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社会知识的政治经济学方面，即本体论；二是社会知识的逻辑学方面，即认识论与方法论。第一个方面涉及社会知识的民族化或中国化（民族认同）问题，第二个方面则涉及社会知识形成的认识论。
社会学真正的本土化标志应在于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当代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成就，还包括一些实践性的突破以及一些开拓性的中层理论研究，但这些应该始终都是围绕着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而运作。[25]目前中国出现的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各种动向，应该兼容并蓄，采各家之所长，真正地创造出属于中国社会学自身的本土化理论并推向世界。
注释
[1]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第7页。
[2]季羡林：《东方文化集成·总序》，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3]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4]应星：《略论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5]叶启政：《进出结构：行动的困境》，台北：三民书局2000年版。
[6]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7]应星：《略论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8]米歇尔·伏维尔：《历史学和长时段》，见勒高夫等《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9]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页。
[10]江波：《构建“质性社会”与社会学的使命》，见张海东主编《质性社会学的探索：理论、方法、应用》。
[11]"Amsterdam Declaration on the Social Quality of Europe", －iasq/amsterdam－declaration－of－1997/.
[12]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3]A.Walker, "Social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Minimum Standards or Social Quality?" in The 1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Lectures on Social Policy,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2005, pp.11－15.
[14]林卡：《社会质量理论：研究和谐社会建设的新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15]艾伦·沃克：《21世纪的社会政策：最低标准，还是社会质量》，见杨团、葛道顺《社会政策评论》（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6]张海东、石海波、毕婧千：《社会质量研究及其新进展》，《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17]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18]孙本文：《社会学ABC》，世界书局1928年版，第1—4页。
[19]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费孝通译，见Bronislaw Malinowski《文化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3页。
[20]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7页。
[21]陶云逵：《文化的本质》，《自由论坛》，1943年第1期，第24—27页。
[22]陈新华：《留美生与中国社会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23]参见本刊评论员《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意识》，《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24]郑杭生：《社会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学海》2000年第6期。
[25]王宁：《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与出路》，《社会》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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