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本体论考察“社会”本体的属性，无非有两个最为基本的视角——时间和空间。“国家”、“大范围地区”指的是地理空间，“文化圈”、“族群”则是“场域”意义上的空间。社会的时间性是指社会的发展变迁，即在各种动力的推动下，社会发展变化经历着不同阶段。社会的空间性则是指同一时间点存在于不同地域空间的社会所独具的特性，即不同社会之间纵向区别之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文化、民族、宗教等不同方面。因此，我们将分别从纵向和横向——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讨论社会本体的属性和特征。
第一节 纵向视角：社会发展变迁
一 马克思主义视角：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形态
基于纵向视角，可以很明显发现，人类社会处在不断变迁的向前发展状态。绝大多数的社会从产生至今，都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而且今天依然处于变迁之中。目前，关于社会变迁主题，最有影响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者眼里，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变迁意味着发展和进化，具有明显的方向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类社会划分成两个主要部分，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被分为两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包括劳动者、经济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和生产资料、技术水平、管理、信息等。生产关系是指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等三个方面，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首要的、决定性的部分。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一定社会的基础主要是生产关系，即该社会的经济关系体系，它是人们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决定了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尺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人类社会的进程。与生产力一定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的现实基础，规定着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等的总和，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思想、文艺思想、社会科学等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及设施等政治上层建筑。国家政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做了精辟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面貌、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和客观趋势。
马克思提出社会形态的概念，指出社会形态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根据生产关系的标准，马克思对社会形态进行了具体划分，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依次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中，马克思集中阐述了社会形态理论，既对社会发展段、社会类型以及社会结构进行了系统分析，也就社会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社会形态更替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等提出了精辟的见解。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具体划分，所依据的是生产关系的性质，它体现了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统一体依次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性。
二 科学技术视角：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
科学技术的变革可以导致社会的结构发生深刻的改变。从科学技术的视角，可以认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用三次浪潮形象地比喻科技革命对社会的塑造，他认为，随着时光流转，世界已被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所改变，这三次浪潮汹涌澎湃，分别是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他据此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
在人类历史99%的时间里，人类依靠狩猎野生动物和采集野生植物来获得食物。大约一万年前，随着新石器技术的出现，人类开始向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并开始过上定居生活。经过简单园艺技术和复杂园艺技术两个阶段后，大约在5000年前兴起了农业社会。人们将土地上的野生植被全部清除，以便持久地耕种，并大量施肥以保持土壤肥力。犁和被牵引的牲畜是主要的劳动工具，人们还修建灌溉系统来浇灌庄稼。青铜器和铁器的发明和运用，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人们用它们制造劳动工具、运输工具、粮食加工工具等。此外，人们还饲养大量动物，既作为劳动工具，又作为食物来源。在农业社会里，大部分社会成员是农民，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依附性耕作者”。
18世纪中叶，英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后来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机器的发明及运用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其初期的特征是纺织工业的急剧扩张以及冶铁业和煤矿业的快速发展。随着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动力织布机和压花机的发明，纺织业迅速发展起来，并刺激了工厂体系的发展。19世纪，工业技术迅速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
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变到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在时间上大约是蒸汽机出现之后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子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之前。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以大机器的使用和无生命能源的消耗为核心的专业化社会大生产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生产效率全面提高。工业革命也引起社会的深刻变革，它使社会明显地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
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同样从科学技术的视角，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除了以上几点，丹尼尔·贝尔还将工业社会的特征总结为：①社会流动性增强，业缘关系取代了血缘和地缘关系而成为人们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个人发展的机会和自主程度增多；②法治取代人治成为政治系统运行的基本方式，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提高；③城市数量增加、规模加大，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业人口的比重大为下降；④交通运输工具和通信联络手段高度发达，个人、群体、组织、区域、国家日趋开放；⑤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竞争意识和时间观念加强，崇尚科学、信服真理、追求变革成为人们基本的行为或价值取向。
20世纪50年代，在著名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2]一书中，贝尔创造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也称“信息社会”。贝尔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系统，即后工业社会，其主要特征是信息出现的频率及重要性增加，无论是在量的层面还是在质的层面，信息和知识都是后工业社会的重心。贝尔指出，在后工业社会，信息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另一方面，“理论知识”也在迅速增长，并在社会上发挥重要作用，对社会的各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一意义上，后工业社会也就是其他理论家所称的“知识社会”或“网络社会”。
美国历史学者洛扎克1986年发表的《信息崇拜》、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3]、奈斯比特的《大趋势》[4]等未来学著作，都强调了信息技术、互联网等的价值及其对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影响，都认为知识是社会经济的驱动力。总之，从科学技术的视角可以看到，技术、信息、知识既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使得经济高度发展，同时也使社会结构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三 现代化视角：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
现代化一词，通常含义是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或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从现代化的视角看，社会被划分为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实际上，现代社会就是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就是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但由于视角不同，从科学技术的视角看到的主要是社会的经济层面，而现代化视角不仅强调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也关注社会的政治、文化等层面，尤其是社会本身。
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点。比如，政治领域的现代化，体现为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层化；经济领域现代化的特点主要是工业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社会现代化的特点是城市化、福利化、流动化及信息传播；文化领域现代化的特点是宗教世俗化、观念理性化、经济主义、普及初中等教育等；个人领域的现代化体现为开放性、参与性、独立性、和平性等。
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分为不同流派，不同学者关注的领域不同，其理论观点也各不相同。比如，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认为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重点关注现代性和传统性的比较和转换；罗斯托等过程学派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重点研究转变过程的特点；以英科尔斯为代表的行为学派认为现代化必然涉及个人心理和行为的改变，强调人的现代化；亨廷顿则认为各国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点。综合学派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
如上文所述，西方学者还对发达工业国家未来的发展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理论，比如后资本主义社会、后工业社会[5]、后现代主义[6]、后现代化理论[7]、知识社会[8]、信息社会、网络社会和数字化社会等。
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英格尔哈特[9]把1970年以来先进工业国家发生的变化称为后现代化。他认为，后现代化的核心社会目标，不是加快经济增长，而是增加人类幸福，提高生活质量。
后现代化理论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它旨在反省、批判和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已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及其所继承的历史传统，试图为彻底重建人类的现有文化探索尽可能多元的创新道路。后现代主义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实践，是对西方文化所经历的整个路程的彻底反思，它是以不确定性作为基本特征的。[10]资本主义社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后现代社会”就是指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的西方当代社会。这个新的历史阶段的社会也被人们从不同角度给予不同名称，如“后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休闲社会”、“福利社会”等。
尽管后现代思想家对后现代社会的论述十分多元，但他们大多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信息和科学技术膨胀泛滥的新时代。在这种社会中，靠高科技力量符号化、信息化、复制化的人为文化因素越来越压倒自然的因素，各种事物之间的差异界限模糊化，因果性和规律性为偶然性和机遇性所取代，休闲和消费优先于生产，娱乐和游戏取代规则化和组织化的活动，生活形式日益多元化，等等。[11]
第二节 横向视角：民族、宗教、文化
以上从纵向视角，我们看到了从不同维度对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划分及其特征，尤其是和社会发展变迁的动力和后果有关的社会面向，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水平、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比如，按照社会的发展水平，我们可以知道当前时期有些社会是工业社会，有些社会是信息社会，而有些社会是多元化的复杂体系，既有农业社会的特征，也有工业社会的特征，甚至还有信息社会的特征。然而从横向视角看，在不同的区域空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社会，每个社会不仅具有经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等特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的社会拥有各自的民族认同、宗教、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等。总体看来，横向视角下的社会主要表现出因处于不同区域而产生的历史、文化上的差异性。
一 民族
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归属于一个民族，没有民族归属的人的观念，是令人不可思议的。“身属一个民族，现在似乎已经显然成为人性固有的特点了。”[12]多数学者认为，民族是一个晚近的概念，是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现象的产生而产生的概念。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一，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民族主义作为一条政治原则，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违反这条原则就会引发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民族主义运动。[13]
共同的文化和语言是民族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的源泉，但民族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自然的人群单位，而是由民族主义创造的。盖尔纳认为，只有到了工业社会，随着教育的普及，一个社会存在一种统一的、相似的、集中维持的高层次文化，即全社会的成员可以阅读的书写文字时，并且全社会的人可以共享这种高层次的文化时，就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单位，并成为人们愿意认同的政治共同体，即民族。类似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4]按照他的论述，“想象的共同体”是随着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尤其是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的。
民族虽然是近代才产生的，但却有深厚的文化根源。每个民族都有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另一位著名的民族理论家安东尼·史密斯一直致力寻找民族的族裔根源。他认为，现代民族吸纳了前现代族群的很多特征，民族主义的成功，有赖于特殊的文化和历史环境。这表明，民族主义所造就的民族本身，就来源于先前已经存在的、具有高度特殊化的文化传统和种族制度。简单说来，民族是一个政治单位，具有政治诉求，而族群是一个文化单位，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历史文化。从民族的视角看待中国，56个民族的人们有对各自民族的认同，即族群认同；同时，我国各族人民还有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人在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15]
二 宗教
宗教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之一。人类历史中，宗教存在的形式大致可划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原始宗教，体现在原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各种传统宗教，它们有固定的崇拜对象，稳定的组织形式，专职的宗教人员，有完备的经典教义，有一整套形成了定式的活动程序和仪式模式，是制度化了的宗教。宗教通常以超自然、超人间的力量为信仰对象，因此其信仰对象具有神圣性、超验性和无限性、开放性。然而，宗教信众对其崇拜对象的信仰表达，却只能借助世俗的、经验的、有限的象征的手段来进行。
吕大吉在《宗教学通论新编》[16]中，把宗教规定为由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和宗教体制四要素有机构成的“社会文化体系”。他认为，宗教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对其他各种社会文化形式都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中，宗教几乎一直高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顶端，支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不管是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宗教中，还是民族国家的国家宗教中和个人选择其信仰而结成的教派组织中，全氏族、全民族以及全教派的成员由于有着共同的信念，信奉共同的神灵，进行共同参加的宗教活动，从而产生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道德力量，形成共同遵从的规范化的宗教礼仪，它把整个宗教共同体的全体成员纳入于一个有共同信仰、普遍化的行为模式和统一性的宗教体制之中。”[17]也就是说，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相关的宗教活动，将同一个宗教共同体的成员联系在一起，并对他们的思想、信仰、行为具有约束力和强制力。
宗教是产生于社会中的，因此，宗教与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宗教的教义和戒律对于约束人们的行为以及形成良好的社会规范具有重要的作用，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和持续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各宗教对世界范围的重要问题积极关注，比如世界和平、生态环境、人权问题、全球性的伦理道德等，并参与到一些社会民政事务中。同时，宗教也关心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常常作为政府与民众的中间社团，为缓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发挥作用。只要人类需要，宗教就会存在。它能给予人们感情上的支持和安慰，赋予人们某种价值意义，帮助人们表达他们的终极关怀。
三 文化
文化是每个社会的基本特质。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有发达社会、发展中社会和欠发达社会；从政治的视角看，有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从文化的视角则可区分为西方社会、东方社会、英语社会、法语社会、中文社会、基督教社会、伊斯兰教社会、儒教社会等。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同国家的工业、商业、技术、经济、通信等日益趋向同质化，不同地区的大都市面貌大同小异，然而如果深入了解一个社会，就会发现不同地方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包括历史传统、语言、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信仰、价值观等。
因此，文化首先是地方性的，也就是说无论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商业联系多么紧密，一个具体的地方社会总是保留着自己独有的特色，只有深入这个地方才会体验到它的独特性。其次，文化是普普通通的，即一个地方社会的普通民众是其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文化不是只属于精英阶层，而且存在于普通人的日常实践中，正是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文化才得以延续。
以研究异文化为学科特色的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是“一个特定社会代代相传的一种共享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包括技术、价值观念、信仰以及规范”。雷蒙·威廉斯通过对英语中“文化”一词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深刻分析，也得出同样定义，他说：“在过去，‘文化’指心灵的状态或习惯，或者说一些智性和道德活动，现在则包括了整个生活方式。”[18]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的交通工具将地球上遥远的空间距离转变为十几个小时的时间概念，先进的通信技术将全球不同地方的人们同时聚集到强大的互联网上，世界已成为“地球村”，遥远国度的朋友成为亲密的“全球邻居”。然而，这些并不能淹没不同的地域空间里社会的文化差异。
通常人们所说的社会指民族国家，实际上，从文化的视角来看，社会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它可以大至几个国家，也可以小到一个族群或小规模的地方社群。从大的范围来看，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的文化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人受理性思维的影响，提倡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宗教信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起重要作用，崇尚科学技术，喜欢征服自然；而东方社会受儒家、道家及佛教思想影响巨大，崇尚天人合一，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思维方式强调直觉、顿悟，社会秩序方面主张长幼有序、地位分明、重视家庭、以家庭为本、尊老爱幼，等等。西方社会内部还有众多小的社会单位，比如欧洲社会、美国社会、拉美社会、非洲社会等，也可以更进一步分为西欧、南欧、北欧、东欧社会，阿拉伯社会，东亚、南亚社会等。
文化对一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绵延存续起巨大作用。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文化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的“人文世界”，人的需要既包括人类的基本需要，也包括社会需要和人的精神需要。文化不但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制约和规范人的行为，建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维护一个社会的团结和延续。一些学者认为，许多社会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以及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都出现了社会分裂、犯罪率上升、社会信任下降、离婚率上升等情况，这种社会秩序的分裂是和文化有关的。[19]
从社会学视角立论，文化是一个价值体系，它是由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所谓道德理想、典章制度、器物行为）三个层面共同构成的统一整体。它是一个民族国家自我证成的根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文化自主性，就是做到文化自觉，这是一个民族国家自尊、自重、自信的体现。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自觉既是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之间的共处之道，也是中国社会内部多民族、多种文化之间的共生之道。
可以看到，文化危机已然成为当前人类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当代，文化危机正在由隐性状态向显性状态过渡，为此，我们必须正视文化危机，清楚地认识到当代文化危机的实质——文化价值危机。反思当代文化，思考如何减小文化危机对人的影响，努力提升人的“文化”意识，不断发展、完善满足人自身需要的文化，使人成为人，成为文明人，成为文明的社会人。而文化价值建设的唯一途径就是立足实践，创新生活，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思考着、工作着、想象着，才能做到正确的审慎历史，面向未来。特别是正处于文化转型期的中国，有许多的迷惘和困惑，人自身面临着巨大的价值挑战。面对这种局面，应抓住机遇，立足实践，自觉地进行文化整合，并努力做到“和而不同”，从而为中国特色文化建设和人类进步、人类价值实现贡献力量。
四 区域
区域是一个特定社会的空间属性。这一概念指具有共同的地理和自然条件以及相似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要素的空间地区。社会史和人类学都对区域社会有独到的研究，前者从平民视角关注一个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后者则主要关注一个地方社会的文化、历史、社会、经济等。在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中，村庄曾是重要的研究单位，为了突破村庄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人类学家将研究视野转向更大范围的区域社会，并提出市场层级社会、祭祀圈与信仰圈社会、水利社会、某一“核心价值”较凸显的区域社会等理论模式[20]，强调某一社会被组织起来并维持运转的特定社会事实和文化机制。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为了思考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问题，不断拓宽研究的地域，从村落扩大到小城镇，再扩大到地区，后来在他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行政区划的界限，形成了“经济区域”的概念。[21]他认为，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方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思考当前的发展问题时，黄平也提出社会科学相关学科应改变以往较多研究微观层面问题的视角，而应从区域的角度来讨论发展问题。[22]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发展被等同于经济增长，即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增加，也就是用单纯的经济指标和个人角度来代替社会发展的多层维度，严重忽略了发展给环境带来的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需要更大的视野，因此发展应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利用天然形成的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条件来考虑整个区域的发展。
第三节 螺旋式发展特征
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并且，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一定程度的量的积累，会引起事物质的飞跃。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无论从总体社会发展的纵向过程看，还是从特定空间的具体社会看，社会的发展都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量的积累是主要任务，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要重视“质”的提高。在这里，“量”主要指经济的增长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而“质”的含义指社会质量（社会发展的质量），既包括社会的结构性层面，也包括社会的价值体系层面，还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能动性（生活质量方面）层面。
一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矛盾：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指标运动
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的“社会指标运动”典型地反映了西方国家从仅仅重视经济增长到重视社会的全面发展的转变过程，也体现了西方社会各领域从仅重视数量方面的信息到重视社会质量方面的信息的转变。在西方国家，对社会指标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上，经济方面的指标及其研究占据统治地位，非经济方面的社会指标及其研究处于从属地位。[23]二战后，经过一二十年的经济恢复和重建，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快速增长，技术迅猛发展，引起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同时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几乎西方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发生了各种类型的社会危机。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服务业快速发展，政府大力支持卫生、教育和福利事业，人们普遍相信他们的社会正在发展成为“后工业社会”。技术的高速发展使社会日益发生深刻的变化，权衡技术发展的代价、效益和利弊成为一种迫切的社会需要。社会指标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技术发明的影响远远超出经济领域，而与社会的其他领域有关。另外，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社会指标反映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日益明显。经济指标只能收集经济领域的信息，而且仅仅是数量方面的信息。一个社会除了需要经济领域的信息外，还需要“政治、社会、文化、生物物理等方面的信息”，而且“质量方面的信息，完全可以和数量方面的信息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经济指标既不能反映和衡量整个社会的基本状况，也不能提供有关社会质量的信息，这种双重局限性导致人们去寻求一种更全面、更综合的社会指标系统。于是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规划、计划、管理、未来研究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在社会研究领域中掀起一场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指标运动。这场运动涉及社会发展战略、国情评估、社会的计划、规划、管理、社会政策、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问题。[24]
二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时也纷纷仿效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味追求工业化和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较快，但社会发展仍然滞后，并出现和西方发达国家同样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经济结构不合理、环境恶化、传统道德观念受到冲击、犯罪率骤增等。人们逐渐认识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就是社会的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有不同的含义，“社会发展”除了经济领域的发展外，还包括保健、教育、环境、住房等许多方面。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矛盾的状况，一方面，引起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兴趣，尤其是社会学领域学者的研究兴趣，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兴起了新发展战略，即“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25]
的确，一味地经济增长势必引起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甚至环境危机。当西方发达国家正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四位年轻科学家撰写了《增长的极限》一书，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全球性问题，如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资源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平衡问题）等。
二 从“社会”的缺失到重建：20世纪末欧洲的社会质量理论
在西方，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社会”日益受到质疑，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个概念正在走向消亡。以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激烈地否认“社会”的存在，1987年，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没有社会，只有男人、女人和家庭。”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宣称“社会”已被融入更加模糊的“群众”观念中，在他们的眼里没有“社会”。一些全球化理论家认为，“社会”概念因其根基“民族国家”的衰落而不能幸存。到20世纪晚期及21世纪初，“社会”已淹没于人们掀起的批判浪潮中。[26]“社会”似乎在人们的生活中缺失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欧洲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和一系列社会问题，欧盟各国遭遇的相似问题包括社会排斥现象的增加、从事另类职业的边缘人群的大规模涌现、孤立人群和单亲家庭数量的日益增长以及越来越多的需要卫生保健的流浪者。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和经济社会的变迁，欧盟委员会的长期战略目标是让欧洲“在创新和知识的基础上，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地区，然后通过更多和更好的工作和更有力的社会凝聚提升经济增长水平”。“这一目标是要保持对长期增长和竞争的刺激，以应对主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及数字革命和全球化进程”，即通过消除失业和刺激经济发展来推动区域发展。[27]这一视角的支配性逻辑是竞争的逻辑，并且认为经济增长是成员国之间在竞争和事实基础上联合的主要目标和必要条件，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在“社会”缺失的背景下，面对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问题，与竞争性逻辑和经济增长的指导方针不同，欧洲一些社会理论家在对“社会”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质量取向，并成立了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倡导在欧洲采用社会质量取向制定社会政策。这一取向强调了“社会性”和“质量”两个概念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社会性是使个体作为相互作用的社会存在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的表达，这是它的存在方式。”这一论断指出相互作用的个体主体应被视为社会存在，而非原子化或孤立的实体。[28]在他们看来，社会具有结构层面和人的实践层面，即结构与人的能动性的不断再生产就是社会。社会性的实现借助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的自我实现和形成集体认同之间的相互依赖，这是社会性的核心。事实上，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不平等，因此，社会性的机会须有四个基本条件：赋权、包容、社会经济保障和社会凝聚，这也是社会质量的四个构成要素。进一步地，社会性的具体化是由两种主要的张力相互关联形成的动力实现的，即系统、制度、组织与社区、群体和家庭之间的张力，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张力，这也是决定具体的社会质量的因素。[29]简单地说，社会质量的定义可以被简化为“实现个人的福祉所必需的条件”。[30]
社会质量理论没有走向极端的社会中心主义，而是寻求以个体为中心的取向和以社会为中心的取向的综合。这一取向以人为焦点，关注人们的福利，而不是聚焦于“经济”和货币价值领域。是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回应。[31]同时社会质量是测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该理论关注何为好的社会，目的是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长期以来，GDP一直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但GDP不能反映非经济领域的活动，更不能反映社会不平等、人们的福利、生活质量等社会质量方面的问题。
在社会质量理论里，质量的本质不是一维的，而是多维的。第一，社会质量取向关注日常生活，并选取日常生活的视角，而不是抽象的视角，这是因为作为社会存在的公民的自我实现，比如女性和就业、家庭和工作以及其他不平等问题及对它们的抵制都发生在日常生活环境中，这些环境决定了质量能怎样或不能怎样。第二，质量是处于日常生活的行动者中的永远变化的弹性结构，而不是制度或系统间的过程。第三，质量概念考虑制度、结构或共同体的规范、价值等问题，同时反思系统中的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复杂的利益网络等。[32]总之，质量既是经验的测量指标，也是社会发展的目标。
第四节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程与特征
一 发展的进程
1.量的增长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快速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方针的实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家转变为开放的国家，并完全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到今天，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已成为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们这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和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最近几年，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家庭财产稳定增加，衣食住行用条件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新的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求不仅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且是对公平正义、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建设中，GDP几乎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一些地方政府一度将其作为政绩的追求，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却带来了环境污染严重、水土流失、耕地减少等问题。
2.质的跃升阶段：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
的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然而，我国在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出现了资源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社会失业增加、社会经济发展失衡等各种社会和生态问题。因此，2003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2005年，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2006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面对经济增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比如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以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提出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即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必须坚持统筹兼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明确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社会建设的理念，并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了全面部署。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继续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并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指出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二 当前中国社会的特征
当前经济的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局面。一方面生产分工越来越细，呈现高度的专业化、技术化倾向；另一方面跨国公司、跨国经营越来越普遍，产品营销的世界市场格局不断被划分、重组。尤其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传播无孔不入，互联网将全世界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地球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社会的文化也日益全球化，对东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一方面经历着经济全球化、电子通信普及化以及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经济发展方式的多样性、社会结构的流变性和文化的多元性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文化的主要特征。
1.经济发展方式的多样性与“增长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局面得到了改变，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被允许同时存在和发展，市场机制推动着经济快速前进。然而，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时代、不同技术的经济形式共存的局面，即依赖（或半依赖）人畜力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经济、使用能源和机械的工业经济，以及后工业时代的信息产业经济。也就是说，当前的中国经济社会是人类历时数千年的三大社会经济系统的同时并存：传统农业及其社会、现代工业的城市社会，以及最近的后工业（信息技术）社会。[33]
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经济的增长”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GDP一直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主流话语和努力的目标，甚至成为衡量各级地方政府政绩的最重要指标。为了提高GDP，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招商引资、征地开发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严重忽视了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以及区域社会的和谐发展。
2.社会结构的流变性
转型时期，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多元化相伴随的是，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等领域。整个社会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社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和流变性的新趋势和特征。
政治、经济的变化导致社会阶层出现新的分化，原来计划体制下的优势群体（如一些原国营企业的工人）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进城的农民工“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贫富差距扩大甚至日益悬殊，社会资源出现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的趋势；一些改革受到利益集团的操弄，改革动力由初期的自上而下地推行变为多元化的社会力量的博弈。[34]这种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还在持续之中，而不是已经定型，并且出现了一些边界模糊，但雏形已现的“新”的社会阶层。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人的心态、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生活领域呈现自由化和多元化的新特征。这些变化也影响着社会结构本身，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深化，社会结构还会出现新的流变。
3.文化的多元性
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体现在城乡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交汇，以及前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碰撞上。
中国的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存在很大差异。农民生活的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虽然在改革开放后被卷入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中，但是当地的习俗、信仰、价值观等传统文化因素依然维系着村落社区人们的认同。不同地区的乡村文化是各不相同的，而各地的城市文化却呈现相似的景象。拥挤的鸽笼式住宅造成人们之间的隔膜，大众传媒和网络强烈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霓虹灯的闪烁表征着娱乐生活的丰富多彩，时尚消费区隔着人们的品位和社会身份与地位。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已经给城乡区域内的社会文化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呈现较为复杂的发展状态。伴随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务工，城乡间文化的接触和互动日益明显。虽然有2亿多“农民工”远离家乡“寄居”在城市空间进行工作和生活，其中有不少人生活在城市的时间并不算短，但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包括务工收入、日常习惯、生活状态、心理认同、关系资源等因素的差距，都成为他们难以进入城市文化的藩篱。
中国还是个多民族的国家，55个少数民族各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它们各自独特的风俗习惯、信仰、价值观以及生态智慧，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族群文化。汉族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和谐共存。
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主要体现在宇宙观和日常节庆习俗中。尤其是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经由两千多年的儒家教化，天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并体现在日常生活实践中。[35]近代以来，随着国门被迫打开，西学东进逐渐成为风尚，以至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似乎与西方文化的渗透过程齐头并进。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大众文化等越来越广泛而深刻地渗入中国，使得中国原本就丰富多样的文化更加多元化。
与此同时，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消费文化”也悄然进入中国社会。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从以生产（制造）为中心的社会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人们的消费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消费主义不断膨胀。消费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更是为了得到精神的安慰和享受。符号体系和视觉形象等对消费趣味、消费时尚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消费文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结构关系，也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36]消费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后现代文化和思潮进入尚未完成现代化任务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叠加在一起，中西方文化在碰撞中混合、变换、交错、转型，使得中国本来就多元的文化和复杂的社会变得更加难以言说、难以表述。
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是中国社会的典型特征，正是这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社会文化现实，呼唤着质性社会学的建构和发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2]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3]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4]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孙道章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5]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简明本）》，彭强译，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年版。
[6]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7]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严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8]Lane, R. "The decline of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 knowledgeable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6, 31(5): 649－662.
[9]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10]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11]转引自高宣扬《后现代论》。
[12]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13]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
[1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5]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7]吕大吉：《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式》，《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第248—253页。
[18]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
[19]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0]杜靖：《超越村庄：汉人区域社会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21]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见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2]黄平：《区域发展格局问题演讲》，见黄平等《西部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3]秦麟征：《关于美国的社会指标运动》，《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24]秦麟征：《关于美国的社会指标运动》，《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25]张凤荣：《社会指标运动的背景及启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26]威廉·乌思怀特：《社会的未来》，沈晖、田荣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7]沃尔夫冈·贝克、劳伦·范德蒙森、艾伦·沃克：《社会质量的理论化：概念的有效性》，见张海东主编《社会质量研究：理论、方法与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28]德斯加斯珀：《人类与社会性》，见张海东《社会质量研究：理论、方法与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29]沃尔夫冈·贝克、劳伦·范德蒙森、艾伦·沃克：《社会质量的理论化：概念的有效性》，第6页。
[30]沃尔夫冈·贝克、劳伦·范德蒙森、艾伦·沃克：《社会质量的理论化：概念的有效性》，第3页。
[31]德斯加斯珀：《人类与社会性》，见张海东《社会质量研究：理论、方法与经验》，第52页。
[32]沃尔夫冈·贝克、劳伦·范德蒙森、艾伦·沃克：《社会质量的理论化：概念的有效性》，第31页。
[33]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34]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5]赵旭东：《超越社会学既有传统——对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思考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38—150页。
[36]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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