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质性方法到质性思维
一 认识论视角的质性思维
从知识论的视角，认识论解释人们如何知道人们所知道的一切，以及知识是如何存在和产生的。[1]它涉及知识的本质和形成的基础。[2]一般而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与其思维方式密切相关。从我们对质性方法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质性研究方法体系实际上内在地隐含着一整套思维方式，我们将其称为“质性思维”。
一定意义上，质性思维是在与“量化思维”相比较中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经历了长期的量化—质化方法之争，其背后的思维逻辑也经历了从“近乎相互蔑视”到逐渐“承认差异”的过程。所谓量化思维，是把量化作为思维过程中分析与综合的一个基本依据，认为“一切皆可量化”。量化是从数量上揭示客体特征，及说明确定特征之间属性的一种形式，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事物在数量上的变化，都是事物发生质变的基础。因此，运用测量方法从数量上对客观事物进行比较、分类、抽象、概括，是思维的重要内容和条件。量化思维认为社会的现象可透过观察而得，可以像自然科学如生物学、物理学、数学一样，建立放诸四海皆准的原理、原则，并可以自然科学的方式进一步解释、预测和控制社会的现象。
而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研究活动，[3]在思维上表现为整体性思维、民间立场和经验研究。质性思维是一种社会思维方式，不同于自然科学思维方式——把社会现象作为与物理现象一样的客观现象去观察和思考的原则，不再用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对社会生活做出单向解释，而是像常人方法学所宣称的那样，站在日常生活的立场上，在主体与主体的互动关系中给出双向解释。
质性思维是打破传统社会学的二元对立思维，以人文的、理解的方式为主，如福柯所提出的“承认差异性、片断性，在无限变异中追求人类自由”[4]，基本立足点在于其人本主义。其重点首先在于突出了作为思维者的人的主体地位，思考问题的重心从单纯地关注外部世界，转向了同时要关注和承认人自身，追求一种主体性的意识，使主体性的思维开始增强。[5]其次是平等主义的，强调主客体互动，共享思维的成果。它认为社会的人是平等的，强调每个人的生活体验都是有价值的，其思维逻辑都能够自洽，都对复杂的社会世界具有解释力，人的互动会促进所有人认识的发展与进步；同时，在思维的机制上，肯定普通人的“实践的理论化”的能力，认为所有的社会行动者都是能动的社会理论家，具有孕育和发明概念，使自身行动及其环境理论化的能力，[6]因而必须掌握普通百姓对社会世界赋予的意义，了解社会生活所涉及的日常概念。[7]它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以及世界对人的命运和意义，从人的生活世界出发来观照人与事物。
质性思维是人类思维不断变革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思维方式。质性思维的提出是在质性研究实践发展的历程中，并与对社会研究中的量化思维、科学思维反思中，逐步积淀而成的一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而独特的视角、立场与方法，是关于质性认识的一个基本概念。质性思维也是与一般自然科学研究相区分的一种社会研究思维方式，在质性认识论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质性认识研究的视角、过程及结果。
二 质性思维的基本特征
1.参与性：主客体互构
质性研究试图探讨人类社会与人们行为的“本质”，什么是“本质”？谁又有权力描述本质、呈现本质？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抑或是他们同为主体？质性研究关注到研究对象的主体经验，他们所知道的、所感受到的、所了解到的社会事实，既是自己对某些社会发展情境的定义，也是个人与社会互动的结果。研究者，则要在研究中把握好“无我”与“有我”以及“无为”与“有为”。首先，所谓“无我”主要是指在调查工作开展中，研究者必须要忘记我的存在，必须对自己的“先前意见”、“先前理解”、“先前知识”、“待答问题”等加以澄清，使其非常明确，然后全身心地将视野范围定格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情境，注重“原始”、“在地”资料的搜集；在研究的结果或发现中，研究者要准确地呈现研究对象的观点、想法、态度与经验。其次，所谓“有我”，包含着两层含义。其一，就是指研究者毕竟也是有思想的、有情感的、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所以，研究者在与研究对象互动的过程中要完全保持客观中立显然不现实，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的“价值介入”，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思考渗透在研究议题的具体情境中，与研究对象共同对研究议题做出更理想、更完善的理解和解释。由此，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质性社会学的研究其实是动态的，它是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互动的结果。其二，所谓“有我”还有一层相当重要的“提示”意义，那就是在质性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自身要保持反身性，注意自己在与研究对象互动过程中、在整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诠释时，是否具有自我反省和批判意识，在思考“What was happening？”同时也思考“How people know what was happening？”，不断地自我反思自己所持的观点，在研究过程中的态度、行为以及自己所身处的情境，并在研究报告中表述出来，将其内聚为一种自我反省及检讨的能力。当然，理解了“无我”与“有我”，“无为”与“有为”也就迎刃而解了。
2.理解性：将心比心
从主观的角度理解当事人的生活世界，讲究对于日常生活的“意会”。“将心比心”、“心领神会”就是我国古人所理解的一种真正深刻、正确地认识事物的境界。它不是我们今天实证主义传统下的那些“可测量化”、“概念化”、“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假设检验”等标准，而是用“心”和“神”去“领会”。这种认识论的范畴，不仅仅是文学的修辞法的问题，它就是切切实实生活中的工作方法，也确实支持着中国文化和文明历经几千年长盛不衰，其中必定蕴含着某种优越性和必然性的。[8]焦点小组方法的社会基础情境和互动、讨论现场情境，口述历史方法中生活史/生命史所表述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构成的历史发展情境，民族志书写的你、我、他/她所经历的社会发展情境，参与观察方法和行动研究方法要求的直接参与活动与研究情境，都表明，质性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不“预设立场”，而且，必须从理解具体研究议题情境出发，不能混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情境的差异，将研究者本人也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强调在情境化的生活空间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所研究的社会对象进行整体性考察。如此，与量化研究依赖电子化工具注重研究的“技术性”作用不同，质性社会研究的研究方法的关键在于实地工作者在研究场域中的工作技巧、能力和能否严谨地执行其工作。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作为研究者都不可避免地充满着自己的情感、眼光和视角，但是，质性社会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要始终把自己放到研究的情境中，保持着自省，确保自己所表达出的情感并没有超过他所记录的“研究对象”的情感范围内，确保资料中关于研究议题的描述、理解和思考都是来自于“研究对象”的情感。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人们之间的很多意念，不能用逻辑和语言说清楚，总是表现为一种“言外之意”，并运用创造这些“言外之意”的规则与默契，认为“日常生活中这些‘意会’的部分，是一种文化中最常规、最平常、最平淡无奇的部分，但这正是这个地方文化中最基本、最一致、最深刻、最核心的部分，它已经如此完备、如此深入地融合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以至于人们根本无须再互相说明和解释”，而不仅是关注“那些公开说明的、表面的‘体制’‘法律’‘规章’”。
3.解释性：强调深描
质性社会研究的关注焦点是“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是研究者最被关心的部分，而关心人的主体性便是关心其行为背后的意义建构。所以，质性社会研究者的研究过程与其说是一个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还不如说是一个“理解人”的历程，是一个“思考、觉察与对话”的过程。正因此，在研究方法选择上，质性社会研究更多采取的是非线性线路，注重研究场域的情境脉络，强调从研究对象本身来了解其行为，讲求扎根理论及研究者的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也正因此，质性社会研究文本的表述少了很多实证研究文本表述上的技术性、因果性和结构性，而突出描述性、过程性和反身性，包含着研究对象个人经验的脉络、组织或机构经验的理解与思考以及研究者自己的思考。对此，韦伯曾指出：“人是被悬挂在意义之网上，这个意义网是主观构造的，深描则将此意义网加以呈现。”基于此，与实证研究中对研究效度的要求不同，质性社会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更强调描述效度、解释效度和学理效度。尤其是描述效度，研究者在研究结果或发现中，准确、细致地呈现研究对象的观点、想法、态度与经验的程度，直接影响着其研究质量的好坏与高低。
4.建构性：凸显知识建构意义
研究者对研究场域“本土社会”宏观社会发展背景以及微观社会文化情感的考量和尊重构成了研究结果的社会基础，为了解、分析研究议题提供了一个“外在知识空间”；研究参与者对其自身行为与其他事物进行的赋予了主观意义的诠释构成了研究结果的知识基础，为了解、分析研究议题提供了一个“内在知识空间”。如此，研究结果中所呈现的“知识”基本源自其内在知识系统的生产和加工，展示的是研究对象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的解释性理解。同时，在质性社会研究中，尽管研究者是在自然的情境下，做有深度的资料搜集（包括书面资料及其他非书面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只做客观描述，不做主观评价，但是，在对这些资料加以整理、归纳和分析的过程中，研究者在自身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情感体系的作用下，不可避免地会在文字说明中渗透自己的想法和思考，运用各种诠释方法解释文本的内容。正因此，质性社会学的研究发现不仅是一个呈现，更是一个建构。当然，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质性社会学不是追求呈现客观、科学的知识，如此操作是否有违学科精神。对此，笔者想说的是，质性社会学倡导对“真实”和“本质”生活世界的探索，并不是说质性社会学不承认研究者个人视角对于研究结果的影响，而在于质性社会学需要各种技能来控制这种影响。这，也就是质性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别于量化研究方法最为关键的方面。
5.价值涉入：社会研究的人文关怀性
需要在更广泛和更普遍的领域中借助于研究者个人的主体性内心感受、情感体验和心性直觉的方法，借助于研究者个体生命中直接的体悟过程，来把握人的精神、情感、价值意义这个特殊的世界，社会研究是人认识自我、理解自我的过程，人有自己的价值生活、价值取向、价值评判和价值取舍。作为社会研究者，不可能独立于认识对象之外而作价值中立的纯旁观者，他与认识对象也是可以也必然会发生对话与相互影响的。因此，社会研究无法回避人的价值问题，必须要有价值的涉入和引导。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那样，人“心”具有主观性和道德性，包含着对认知主体——“人”——本身的鞭策和制约。“人”与世界的关系，应该是“诚”、“正”、“仁”、“爱”、“恕”等，符合“天人合一”、“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基本伦理的关系。这种观念，不同于我们今天很多学术研究强调的那种超然置身事外、回避是非的“价值中立”、“客观性”等观念，而是坦诚地承认“价值判断”的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它不试图回避、掩盖一种价值偏好和道德责任，而是反过来，直接把“我”和世界的关系公开地“伦理化”（etherisation或moralization），理直气壮地把探索世界的过程本身解释为一种“修身”以达到“经世济民”的过程（而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纯客观”、“中立”地“观察”），从“心”开始，通过“修、齐、治、平”这一层层“伦”的次序，由内向外推广开去，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
第二节 中华传统文化与质性思维
一 质性思维方式契合于本土历史文化
不同的思维方式滋生于不同的文化土壤。质性认识论的形成，有其历史的、文化的基础。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质性思维得以形成与发展起来，是人类认识螺旋式向上过程中的一种必然选择。当我们讨论质性方法和质性思维的主要特征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思维特征与质性思维方式具有一种天然的契合。
文化的本质是凝结在社会成员中的根本思维、行为定势及其外在体现及产物。文化实际上主要包含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方面，具体包括语言、文字、习俗、思想、国力等，客观地说文化就是社会价值系统的总和。质性研究是一个发展变迁的过程，而东西方文化的发展、碰撞、融合共同为质性研究奠定了理性基础。
作为一个以农业为基础和温带地理环境为主要地域的国家，在长期社会历史过程中，形成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社会制度，以及辩证的思维方式，这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基础。
中庸和谐的价值原则。崇尚中庸之道，追求和谐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精神是主张凡事不走极端，反对过犹不及，要不偏不倚，强调“中和”。“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既是思想方法、原则，又是修养境界。首先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对待人类各种关系中，则提倡“天人合一”的自然态度，在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时，中国文化认为，自然过程、历史过程、人生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互相照应，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同时强调“修身养性”、“克己复礼”的自我修养以及在社会中的“讲信修睦”思想，从而实现整个世界的和谐，也使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包容开放的文化发展理念。中国文化思想自春秋战国时期就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道、墨、法、诸子百家思想代表了社会各个群体的观点与态度，在当时共存，在争辩中不断完善与成熟。在长期的历史社会过程中，各家互相吸收包容、合流，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传》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实现对自我的思想超越；同时又不断解读，使中国文化思想渐新渐进。特别是儒家，“有董仲舒的孔子，有朱熹的孔子，也有康有为的孔子。有‘绌周王鲁……素王改制’的汉儒公羊学孔子，也有‘人心惟危，道心唯微’的宋明理学的孔子”。[9]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外儒内法”、“儒道互补”、“三教合一”等思想体系，使各种思想平衡作用于社会发展过程中。
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在人与超人的思考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明显的宗教超越的特征，而是始终将自己的思考限于人世间，尤其是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在此世所能取得的精致的文化成就。在中国经典论著中，中国人本的建构，是从人的本性、人的欲求、人的价值去考察人，人为万物之灵，“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0]“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因而也表现为重人生而轻鬼神，重现世而轻来生，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圣人观察了“人文”，用以人为本的诗书礼乐的典籍来教育天下的众生，因此中国人注重历史、文学、哲学，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意味。
二 中华传统文化的“社会观”
所谓社会观，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社会的态度、看法及相对应的行为方式。
古代中国社会思想中的社会，从两种意义上由三个层次构成。在第一种意义上，它由家、国、天下组成。家是士大夫掌握的国之本，国是诸侯掌握的天子之本，天下是天子掌握的天之本。三个层次构成了一个既松散又合一的“天下”。在第二种意义上，它由乡民、士绅、皇权（及其代表的社会—政府一体性）组合而成，形成今天意义上的所谓“国家与社会关系”。“家、国、天下”，与“乡民、士绅、皇权”二者之间，相互分阶序交错着，形成不对应的关系体系。这个交错的关系体系，造就古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模式。[11]我们现在多数人只知道该字多用于“社会、结社、社团”等词，但是古代的“社”之字义同祭祀相关。“社”的字义有：①土地神，②祭祀土地神的活动，以及③祭祀土地神节日，和④祭祀土地神的地方等。除此之外，在地方行政单位划分方面，每二十五家为一社或方圆六里区域内的居民为一社。此处表示行政单位的社，也同祭祀土地神有关。古代每个村子的人员都属于一个家族，都建有自己的祖庙，除了祭祀土地神以外还祭祀家族的祖先。因此，以祖庙所代表的家族人口为单位，一个祖庙所代表的家族就是一个“社”。如果是小的家族，人口较少，则以大约人口数量来设置“社”的单位，就有了“每二十五家为一社”或“方圆六里区域内的居民为一社”的建制。今日所说的“社会、结社、社团”等词，来源于古代之“社”的汇集与组合。
钱穆认为，对于“社会”的重视是中国的一个悠久传统：“社会一词，亦是外来的新名词，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乡的观念，在中国一向极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对于“国家—社会”关系，钱穆指出：“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因为“士”正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12]
费孝通认为，任何政治决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的，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他指出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着“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非政府的事务是由人民自理的。他将在地方社区里人们因公共需要而自动组成的团体称为“自治单位”，其中，地方代表——乡绅——是“中国政治中极重要的人物”，他们代表民间与官方协商，这一过程形成了由下而上的另一条政治轨道。[13]
近现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思想和理论不断地碰撞、对话、交融、互建，中西方对于社会的解释得到广阔的认知和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学大家吴文藻、孙本文、梁漱溟、晏阳初、毛泽东等人，以实地的田野调查、社会行动等研究方法，用中国的自然主义的表达方式对中国社会研究的一系列成果，成为解释中国社会发展、阐释问题并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这些研究为质性社会认识论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营养。
“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生活问题、生活模式的观念、构想或理论”即社会思想观念。[14]进一步来看，中国社会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其他还包括比肩并行的中国哲学思想、中国经济思想、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没有中断的历史中，中国人关于社会生活、社会秩序以及人们的社会理想的阐述及思考，通过与文化其他元素的互构，共同丰富和创造着中国思想。
第一，重视质量的中国社会价值系统。经数千年积淀形成的中国社会价值其基本精神是在一主多元模式下多元价值观之间相互包容、求同存异、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和谐相处，这本身即是中国社会之根干价值的重要体现，与西方社会价值系统的强烈排异特性形成显著对照。[15]传统社会是相当重质而非重量的社会，是主要追求人的优秀和卓越而非主要追求人的广泛平等的社会，在道德上则是更为尊崇人格和德行而非更为尊崇原则和规范的社会。
第二，多元融合的社会观。中国文化对于“人”和“社会”的整体性的观察和理解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社会思想呈现出兼容并蓄，多元开放的历史景观。在社会观中，道家思想主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16]；在人际交往，在处理人际关系，人与心的关系的过程中，“恕”作为重要理念，主张“为仁由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承认自己是人，别人也是人，推己及人，对别人感同身受，也即我们所讲的反身性概念；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认为任何人的思想都具有其合理性与价值，因而应该得到尊重。在社会的历史实践中，社会思想得到了包容性的发展，虽然中国社会治理以“儒家”为正统，但曾经“百家争鸣”的其他各家依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并进一步得到充实和丰富。同时，中国社会思想在历史的进程中，一方面与外来文化基本不会产生激烈的冲突，在不断的吸纳外来思想中不断成长，所谓现代的成长实际上是一个不间断的历史过程，此时的现代，可能是彼时的传统，也在不断地重构中，所谓“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另一方面，各家本身是在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中产生，在历史发展中也得到不断关照，因此，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各个阶层都会从各派思想中找到自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成为自己行动的指导。而中国现代社会学的集大成者费孝通先生一再强调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对中国社会思想的高度概括，为现代学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思维方式的路径。这一理念，还要求以优势视角看待社会不同生活和多元的文化，以及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和人，认为在不同文化氛围中成长的人总有自己“美”的方面，一个理想的社会可以使各种社会的文化、不同人群的特色，及其多元的思想都能“各美其美”，并且以包容的心态“美人之美”，善于发现、吸取和消化他文化中的“营养”，从而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不仅可以天下“共存”，更可以天下“共荣”。
第三，强调人与社会的相互形塑。肯定人的最高价值，儒家思想中的“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7]，在肯定生命意义和人性价值的同时，强调在现实世界中提升道德品格，把个人的自在置于社会的理想境界之中；也强调人的精神独立与思想的自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张不卑不亢的为人处世态度。道家关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18]的“天人合一”思想，将人置于自然与社会之中建构人，而“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19]，则肯定了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地位和人自身的价值，因此强调人的本质精神，去追寻“逍遥”的人生境界。同时，也认为人是生活在特定社会与文化场景中的，而非抽象的。社会与人是相互塑造、相互成就的，中国社会思想强调社会塑造作用“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天道远，人道尔，非能及也”，认为天道不同于人道，吉凶祸福在于人事。因此，更强调人的社会意义和道德伦理价值。基于此，在社会治理观念中，应具有“天下为公”的思想，“君为民所立，民非为君所生”、“民为国本”，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中，主张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民贵君轻的人本主义思想得以延续。也在另一方面，其思想脉络中也始终存在着质朴的“平等思想”，诸如“人皆可为尧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都在古代典籍和民间话语中常常出现。因此，中国社会思想中的人本主义是以社会和谐为着眼点的大人本主义，其实现的途径是以提高社会成员个人的心性修养，“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以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正因如此，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在历史上，在现实社会也具有极强的社会魅力，我国古典社会治理思想中，就提出了“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20]的保息政策，以保存民力，促进社会长久持续发展。而由《周礼》关于“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熺阨（困乏不给者），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21]，可见，现代社会养老制度也可在中国古代对于“熺阨”的人文关怀中发现其中的萌芽。这一思维特征对于质性社会研究以及当代社会治理理念也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第四，强调人的群体性发展。古代社会思想认为在处理任何社会问题和关系时，都要把握合适的“度”，在社会生活中要追求中庸与和合之道，以保持两者适当的平衡，并要使之相互借鉴，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在人与群的关系中，强调个人修养，以达到群体和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出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的思想，在道德实践中，有“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在选择具体的行动方案中，应“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者，为其贼道也”，最终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以把握自然、社会的变化、发展与平衡。
第五，家庭伦理本位和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国文化以家庭为本位的伦理文化使人的伦理精神意向局限于家族之中，用血缘关系去厘定社会关系，把一切社会关系家族化。传统中国社会家国同构，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均以血亲—宗法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家长制，家是小国，国是大家。这种社会的生活被费孝通先生描绘成“波纹宗亲网”和“差序格局”的“礼俗社会”。在差序格局中，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以血缘为基础，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表明了自己和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即“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呈现了中国社会的人伦原则。因此，中国的整个社会秩序建立在“孝”上，“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
从对于质性思维的基本理解及其特征出发，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社会认识中更具有质性思维的特征，这种特征深深影响着我国社会研究，“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22]。
三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认识论特征
思维方式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的特征。西方哲学一般是以高度抽象的概念来概括和揭示对象世界的本质和意义，追求思维本身的逻辑性和精确性。中国哲学则往往使用形象性的符号或感性的概念来认识和表达对象世界的意义。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先贤们通过诸如处理人与人、我与我、心与心、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等方面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以及其文化的内在逻辑，其所具有的质性思维特质建构了中国文化和精神气质，及其“先见性”和“超前性”。在后现代社会中，其显示的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力和张力逐渐被学界所重视，这主要体现在其思维的包容性、人文性，以及不确定性等方面。
1.整体性思维模式
所谓整体的思维模式，是一种追求事物各种关联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追求对不同质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影响、渗透和整合，这种思维方式明显地有别于西方那种分析的、割裂的、局部的、以形式逻辑见长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整体性是其最基本特征，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认为人和自然之间是相互协调的，并且认为社会发展本身就是遵从自然法则的。不论是传统儒家还是新儒家，都强调天人之际关系的根本是出于一种整体性的追求，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强调一，并认为天、地、人是一个整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周易》重整体、重系统、重关系的这种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对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周易》的思维模式，造就了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思维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来考虑问题。
2.包容性思维模式
所谓包容性，是强调和包容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在承认差异，并在公平公正对待差异前提下，主张互相学习，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对于社会来讲，它也意味着所有人机会平等、成果共享。社会应该是具有开放性和普遍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应该互动共融。“不论是传统儒家还是新儒家，都强调天人之际关系的根本是出于一种整体性的追求，这一点在既有的社会学思考中显然被忽视了。在社会学领域中，到处充斥着分裂。这种分裂可以说是直接承袭了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两分的宇宙观念，进而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看成是分裂的两个领域，而没有切实注意到人与社会之间、社会和自然之间的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性关系。”[23]这种对于“人”和“社会”的整体性的观察和理解的思维方式，与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注重分析和推理的直线性思维有着截然的区别，这样的思维方式，在当前社会中可以为“摆正人和人之外的世界的关系”提供新的视野，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方向性的思路。
3.实践性思维方式
实践性思维是重经验、重实用的思维。中国哲学产生发展时期的春秋战国学者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应付当时社会论辩风气的实用性产物，以社会关怀为中心，注重解决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现实问题，他们的目的是实用的，因而缺乏知识层面的“纯粹性”。如中国先秦的名学，某种程度上就与质性研究的理念和价值契合一致。从发生学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思想体现的是社会、实用、经验（体证）三位一体的实践思维方式；西方哲学体现的则是一种本体（实体）、语言、逻辑三位一体的理性思维方式。[24]实践性思维的理论化，表现为注重经验的积累，是一种归纳逻辑而不是演绎推理的逻辑。
4.辩证性思维模式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对立统一思想的辩证思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阴阳”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主要的概念之一，它可以穷极一切相对的事物，人之男女、天之日月、地之南北，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有阴阳之分。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对立双方始终处于消长交替的不停运动之中。一切都可能互相变化，互为“因果”。例如，“阴阳”，“因果”，“穷则反，始则终，此物之所有”，“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始终无故”。[25]并认为其会互相依存与转化，“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民以载舟，亦可覆舟”。
在这种世间万物的无常和不确定性中，中国人的思维核心是承认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而且对立双方也可以互相转变。其对社会观察中的不确定性和变化的认识具有质性思维的特征。
5.关联性思维模式
整体的辩证的思维方式认为万物相互关联，可以通过类比方式加以认识。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想认为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中。传统文化中，季节、方位、音乐、嗅味、人体器官等都可分成与五行对应的五类，如音乐上的角、徵、宫、商、羽，医学上的肝、心、脾、肺、肾都分别对应于木、火、土、金、水五行。五行各自都可说是个独立的系统，但它们相互间也是有机联系着的，并非孤立存在的，五行间通过相生相克的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大的有机整体。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中国医学强调重视人的特殊性，强调人的整体性，主张标本兼治，关注人体同心理、同社会、同环境的统一和谐，认为人的五种情绪——喜、怒、忧、恐、思，分别影响着五脏中的心、肝、肺、肾、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医理、哲理、易理、文理四者是可以融贯一体的。
中国方块字——汉字表达方式突出表现出中国人擅长直觉、悟性、感性思维，通过对大自然、社会、人生的体验、感受和顿悟，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境。正如格拉耐1934年在《中国人的思维》一书中，提及“关联性思维被当作中国人思维的一个特征”，“这一思维样式承认变化或过程要优于静止和不变性，并不妄断存在着一个构成事物一般秩序的最终原因，而且寻思以关联过程，而不是以主宰一切的动因或原则来说明事物的状态”。
第三节 西方文化与质性思维
一 西方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特征
西方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从希腊人的个人主义，罗马人法律、军事、政治的群体组织，再加上希伯来的宗教信仰，由这三方面合起来”。[26]其内容变化是由哲学到神学到哲学，最后到科学。
探寻西方科学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时期城邦制辩论传统产生了形式逻辑。因此西方思维方式注重和擅长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中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进而专注于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探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西方哲学强调理性认知，擅长量化分析，注重演绎逻辑，喜欢对事情寻根究底。因此，在西欧产生了近代自然科学，并形成了严谨严密、逻辑实证的科学思维方式。
强调个人的价值观。西方价值观强调以个人为主体和中心，也就是有突出的“利己”思想。这种思维方式以实现个人利益、维护个人尊严等作为出发点，支配各种社会人际关系的调节，进行价值评价，并产生出相应的行为方式和态度；强调个人本身是目的，社会只是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个人的民主自由是最大的价值追求；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自立精神和个人奋斗。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哲学主张人应是主体，自然是客体，是人类认识和征服的对象，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能力认识自然，进而改造自然。因此，西方人更注重个体意识，对隐私和个人权利有很强的意识，偏向“利己”的思想。
注重社会契约精神。“契约”精神在西方文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史学家梅因曾指出，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的进步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27]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与公权力根源于人们缔结的社会契约的理论。新兴的市民阶级以契约为纽带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代表了新的社会秩序。西方用社会契约的方式说明国家和法律及一切的权利和义务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学说。社会契约论以“天赋人权”为基础，以“自然状态说”为前提，认为人们放弃自然权利，将其交给一个人或某些人，缔结契约来治理国家，实质上是有关权力分配与控制的理论。
二 客观主义—建构主义的社会认识变迁
质性研究中采取主体叙事模式、田野参与模式、影像分析模式和文本诠释模式四种类型的研究方法，在其研究过程中，体现出对社会的独有认识特征。一是探索主观体验，追求意义。质性研究的最主要特色之一就是从被研究者的主体性出发，探索现象或生活事件对被研究者的意义和其内在的主观体验。二是认为社会研究的目的不是预测和控制，而是理解，即在具体的情境中把握现象和事件的意义。三是重视自然语言在知识获得过程中的作用。四是抛弃价值中立，彰显研究者的态度和信念。
上述这些认识层面的特征充分反映出质性思维契合于东方思维方式，而与源于古希腊的西方逻辑实证主义认识论格格不入。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探讨的质性研究方法也是产生自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从对质性研究史的介绍可以看到，西方的质性方法源自于社会建构主义思潮。
建构主义认为：第一，知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通过个人和外界相互作用，主观和客观共同作用构建的；第二，真相和现实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即使对同一现象，不同的人由于各自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式，就会构建出不同的含义，因此说，世界上不存在客观事实。事物的意义既不是被发现的，也不是被创造的，而是与主观意识一起相互作用构建的。[28]其理论观点解释如何通过主观和客观共同构建知识的解释主义，它包括诠释学、现象学和象征互动主义三种范式。托马斯·A.施瓦特就认为，这三种范式包括了关于理解人类行动的目的和方法的不同视角、不同的伦理承诺，以及在关于再现、效度、客观性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议题上所采取的不同取向。[29]就此看来，质性研究在理论取向上处于三种范式的张力之中。进一步来看，儒家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的认知方式，也与解释主义的理论取向不谋而合。
西方对于社会的思维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分。随着社会学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在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为代表的社会思想家对社会的认识，在社会是否可知这一问题的回答成为社会认识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野。自近代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一直受到经验论和唯理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影响，社会学的产生发展，也深受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从而产生了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社会思潮。
实证主义认为，真实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可以透过理性工具对它进行科学验证。孔德的“社会物理学”，就其社会客观主义的性质而言，和自然科学没有区别，它可分为研究秩序结构的“社会静力学”和研究进步过程的“社会动力学”。就其方法论而言，社会学又相当于生物学，二者的区别仅在于：生物学研究有机体的“组织和生命”，而社会学则研究社会的“秩序和进步”。孔德尝试用实证方法对过去时代关于社会、人文、经济和历史的知识进行综合。他反对一切空想的、批判的社会学说，而把重建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工业社会自身的秩序上，并以此作为他的社会学所要完成的任务。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社会有机体论、人种中心论、社会进化论、机械论以及社会统计学派等。
后实证主义认为，客观真实虽然存在，但不可能被人所证实，我们所知道的真实只是客观真实的一部分。“社会学主义”是涂尔干提出的，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而不是作为社会原子的个人，并反对把社会现象化约为生物因素或心理因素的各种形式的还原主义。这种以社会为分析单位和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现象的观点被称为“社会学主义”。涂尔干重点关注与社会结构相关的社会秩序和进化问题，详细论述了以社会分工形式为表现的人群组合的“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进化，以及使社会形成精神统合和团结协调一致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表象”问题，从维系社会整合角度阐明了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过程的功能机制。
批判主义承认客观真实的存在，但认为此真实是被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所塑造而成。“理解的社会学”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倡导的社会认识观点，他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即驱使人们做出社会行动的动机和价值取向，并认为个体行动者是社会学分析的最基本单位。他基于对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区分，主张通过“理想类型”的纯粹主观思想建构，借助价值关联对行动者的主观动机进行理解，同时排除价值干扰对社会行动的客观可能性和适合的因果性做出解释。韦伯的“理解”方法既是“理解性的解释”，又是“解释性的理解”。
建构主义认为，事实是多元、主观的，是个体与所处世界互动建构而成的。建构主义是对后现代主义的超越，社会建构主义主要由三个基本命题所构成：从本质主义转向建构主义，强调知识的建构性；从个体主义转向群体主义，强调知识建构的社会性；从决定论转向互动论，强调知识“共建”的辩证性。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任何知识或其他人造物，都不是个人的产物，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后经验主义则直接以反实证主义为基本立场，目的就是要打破实证主义的科学统一观、科学方法的整体论等观念，推翻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权威性和普遍有效的解释与预测功能等信仰，事实上，也就是要祛除实证主义的科学神话观，转而将科学的理性和逻辑，看作与科学的社会、历史、文化、制度、组织等外在因素具有同等的地位。后经验主义的这一目标，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取向，诸如建构主义、女性主义、批判实在论、社会认识论等。虽然在理论定位、研究层面和方法论手段上都不同，但它们无疑都是对实证主义思想进行的替代性方案，共同构成了“后实证主义”或“后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
三 西方话语体系与中国社会研究
肇始于西方工业革命、市场拓展和殖民扩张的西方文化，逐步成为西方现代性的主流话语系统，并借助现代化的力量和优势迅速向全世界渗透，成为主导整个现代文明世界的话语。许多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包括西方与非西方的，都将“现代化”与“西化”等量齐观。西方社会研究理论学说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借鉴这些社会分析的概念和研究范式促进了社会研究的发展。但在西方理论视角下的东方研究，带有欧洲中心偏见的解读与解释显示出明显的不足。
由于社会研究理论的本土化不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基本上是以西方学术界理论范式为模本，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经验，或用中国实践证明西方理论，难以对中国社会发展进行有效解释。社会研究的西方话语体系严重制约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本土化理论不足使我国社会研究面临巨大的挑战。“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科学学者是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出身的，对西方理论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习惯用西方概念来裁剪中国社会现实，而不善于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30]因而，“在西方理论居支配地位的时代，如何能够既认真看待西方理论所展开的视野与观点，又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而能够妥帖地理解本土社会人们的身心状态”[31]，至关重要。
第四节 大数据与质性思维
一 质性思维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基础
具有鲜明人类学田野方法色彩和传统的质性方法，依赖于直觉、联想、类比，强调参与、体验、感悟、在场、情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可以认为，质性方法主要是基于人工的个体劳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人脑的直觉。因此，质性研究中“大师”的作用和“社会学的想象力”显得尤为重要。
“小数据”方法是也是以人工为主，逐渐过渡到机器参与成分越来越多。早期问卷调查基本是手工操作。计算机统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大规模问卷调查越来越容易。机器编码识别、统计分析软件把交互分析、回归分析、趋势分析、聚类分析、相关分析等过去复杂高深的统计计算变得轻而易举。社会学研究过程中，课题设计者、数据采集者、数据分析者、论文撰写者，分工愈来愈细，形成工业化的“产业链”。原本为一个整体的不同研究环节分工、分化、分离，社会研究愈来愈工具化，几乎成为一个纯技术问题，个体研究演变为团队作战，人脑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机器取代。社会学的想象力在这一过程中被消解，变得可有可无。在此背景下，质性研究方法长期被边缘化。
尽管如此，质性研究方法并没能完全被取代。问卷调查研究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质性研究。“定量”与“定性”如影随形，不可能截然分开。事实上正是在“统计社会学”处于绝对主导和主流地位的兴盛期，质性研究方法逐渐形成体系并愈益完善，也从理论上得以总结和升华。
这也很容易理解，社会学研究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是领会人与社会之间，个人生活与历史之间，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或缺的心智方面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理解自己所置身的时代对自身生活意味着什么，通过控制其身后发生的结构性变迁的方式处理好个人的困扰。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无论东西方的社会学家，都将社会学的想象力视为社会学的核心和灵魂。质性研究方法无疑是最能体现和直接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方法体系。
或许是长期进化过程中大自然赋予人脑的功能，人类有一种相对靠谱的认知真理的直觉方法，与计算机完全不同。好的直觉超越逻辑。“在我们使用逻辑获得知识之时，我们更要注意到存在靠直觉的感受性获得知识的途径。”[32]基于经验的直觉正是质性研究方法的核心，因此，尽管量化分析居于中国社会学主导地位，学者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学“最优秀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更多采用的是质性方法。”[33]
二 大数据方法离不开质性思维
大数据方法或者说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核心是“数据挖掘”（date mining）。数据挖掘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实际应用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因此数据挖掘又被称为“爬梳”或KDD（Knowledge Discover in Database），是从大型数据库中揭示海量数据中有意义的潜在规律和提取人们感兴趣的知识的处理过程。[34]注意，这里“人们感兴趣”的知识首先是出自于人的主观判断，很大程度上来自经验基础上的直觉。大数据方法中诸如中文自然语言处理、中文分词技术、语义分析、情感或意见挖掘以及隐喻手法等许多工具方法，一定意义上也是借鉴自质性研究。大数据舆情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都需要以相应的质性研究为基础或辅证。因此，主要依靠人脑功能的质性方法同样内在地渗透于数据挖掘过程中。
大数据方法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数据挖掘与人工智能的紧密结合。而人工智能的进展是机器对人脑的模仿、学习的过程。机器本身并不能思考。机器人“深蓝”下国际象棋是事先让它“记住”所有的棋谱；然而面对围棋，“深蓝”的“智力”就远远不够用了。具有学习能力的“阿尔法狗”在与人类高手的博弈中，从一开始互有胜负，到升级为二代之后化身“大师”横扫棋坛战无不胜。虽人类棋圣已甘拜下风，但人工智能的胜利是向人脑学习的结果，且是把众多最优秀的人脑在某一单一领域集中来对付单个的人，这也恰好说明人脑功能、人类思维方式优于机器、不可替代。一定条件下，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进行社会仿真研究，但虚拟社会终究不等于现实社会，“在线”也始终不能等同于“在场”。因此，无论“小数据”还是“大数据”，都不可能取代质性研究方法在社会学中的基础地位。
从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质性方法）到科学的量化分析方法（小数据方法），再到大数据方法，是一个由“纯人工”脑力劳动到“机器”（电脑）越来越多参与研究的过程。需要指出，社会学研究并不存在“质性—小数据—大数据”的时期划分或阶段划分，但是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学研究，的确有着以某种方法为主体的倾向，与此同时也总是多元方法并存。我们可以看到，从社会学诞生以来直到今天进入大数据时代，质性方法自始至终贯穿社会学发展的全过程，实际上是各种研究方法的基础。
三 确定性意义上的“社会计算”不可能
大数据应用于社会研究的局限性，未能妨碍人们对其前景的期待。2014年美国社会学界提出了“新计算社会学”（new computational sociology）概念，并很快得到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社会学者的积极响应。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计算范式能广为社会学共同体接受和认同，从而取代既有的其他范式或至少成为一种在社会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主流范式，已经是一种必然趋势”[35]。还有学者对“社会计算”做出界定：“社会计算是使用系统科学、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等科学计算理论作为研究方法，将社会科学理论与计算理论相结合，为人类更深入地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复杂性社会问题的一种理论和方法体系。”[36]那么，“社会”真的能够被计算吗？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计算？这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首先应当搞清楚什么是科学意义上的“可计算”。被称为“计算机之父”的天才数学家图灵创立了“可计算性理论”，又称“算法理论”。它是研究计算的可行性和函数算法的理论，是算法设计与分析的基础，也是计算机科学的理论基础。可计算性是函数的一个特性，定义为：设函数f的定义域是D，值域是R，如果存在一种算法，对D中任意给定的x，都能计算出f（x）的值，则称函数f是可计算的。
这里“可计算性”首先是“函数”的特性。而函数无论依据何种定义，无论是线性函数还是非线性函数，都是在表述一种“确定性”的逻辑相关关系。而“确定性”信仰也正是近代自然科学自产生以来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伽利略、牛顿开创的精确测量、精密实验、符号推演、数学运算的科学研究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直被视为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核心。所谓数学“计算”，就是逻辑推理的符号化数学化过程，实际上计算机程序就是基于二进制数字运算的命题演算系统。数学在科学中之所以重要，就是因其提供严密、简洁、准确的逻辑推理工具，由此近代自然科学被称为“数理自然科学”。
“可计算”的成立是基于“确定性”信仰，然而随着科学自身发展到微观世界基本粒子领域的探索，这种确定性信念发生了动摇。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于1927年提出了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这个理论是说，单个微观粒子的位置与动量不可同时被确定，位置的不确定性与动量的不确定性遵守不等式。按照海森堡的表述，测量行为不可避免地搅扰了被测量粒子的运动状态，从而产生不确定性。因此这一原理又称为测不准原理。这一原理打破了经典物理学关于所有物理量原则上可以同时确定的观念，奠定了量子力学的基础。测不准原理一开始被理解为一种“观察者效应”，后来物理学家指出“不确定性”是微观粒子的内秉性质，无论是否被测量被观察，都处于“不确定”状态。也就是说，“不确定”和“测不准”是等价的。
当然人们可以认为，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不等于社会运行的不确定，二者没有逻辑上的关系。然而不难想象，如果物质世界基本粒子都“测不准”，社会中人的行为就更加测不准。人不同于物，在于人有思想、有感情、有性格，且人的想法还会随时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比之基本粒子之间的作用要更加错综复杂。社会学是“群学”，任何社会现象、社会事件的发生，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行为的集合表现。人是环境的产物，受历史的局限。社会计算首先需要的是对组成社会的人的态度、思想和行为进行尽量精准的测量。然而正如量子力学“测不准”是由于测量行为不可避免地扰乱测量对象微观粒子，社会调查对人的“测量”行为无论设计多么精巧，也不能避免对调查对象的干扰，不可能得到“精准”结果。
社会学研究寄望于通过因果关系的探索发现社会规律，解释现在，预测未来。社会是复杂的巨系统。复杂性科学的“蝴蝶效应”指出，初始条件的细微变化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效应和严重后果，微观上的细小误差累积得到宏观效果的判断必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把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推广到社会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初始条件也是我们永远无法精确把握和测量的，因而，确定性意义上的社会计算是不可能的。如海森堡所说：“在因果律的陈述中，即‘若确切地知道现在，就能预见未来’，所错误的并不是结论，而是前提。我们不能知道现在的所有细节，这是一种原则性的事情。”
笔者曾参与过一项“社会预警研究”，试图通过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和网络舆情分析对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社会态度做出预判。后来发现很多群体事件的突发、网络舆情的突变往往与我们一开始的判断不相符合。如果说是由于样本代表性的偏差或研究设计的缺陷，那么美国作为民意测验的发源地和“计算社会科学”的开创者，其智库和媒体对于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的预测几乎无一正确，让全世界大跌眼镜。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复杂性科学视域下，“测不准原理”加上“蝴蝶效应”，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尤其具体社会事件）不可计算。当然，社会计算所追求的是统计意义上的概率精确性，而不是像算命先生一样算出某时某刻会发生某具体事件。并且，广义的“计算”包括了演绎、归纳、模拟、类比，乃至直觉的方法，“算法”即思路。大数据时代，社会化媒体使得人们的社会生活，包括行为态度、交往过程、互动关系，都被数据记录并保存下来。理论上，如果这些数据都能够被充分利用分析，无疑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利器。在充分把握起始条件且“算法”正确时，在界定范围并满足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应当还是可以得出与实际尽可能近似的计算结果的。就像今天短期天气预报已经可以做到越来越准确，但也仍然只是大概率准确，而非像“1+1＝2”那样确定无疑。在此意义上，我们仍然对大数据“社会计算”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主张社会研究应尽可能多地利用大数据，并在大数据方法上形成社会学学科特色。
但是，科学上的“计算”概念本身是确定性思维的产物，当我们把“社会”与“计算”联系起来，给人的就是一种确定性的暗示。社会研究必须超越决定论思维。
四 大数据方法的认识论基础与质性思维具有同一性
大数据应用于社会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国内尚无较为系统的归纳总结。罗玮、罗教讲撰文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大数据获取与分析、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融合、互联网社会实验研究、计算机社会模拟研究、新型社会计算工具的研制与开发。[37]这五点只是对大数据社会学主题内容的概括，而非对大数据方法的总结。实际的大数据分析过程中方法的运用，一般包括了模型方法、基于混沌理论和分形理论的数值方法、计算方法、隐喻方法、虚拟（模拟）方法，等等。其哲学依据是一般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混沌理论（chaos theory）、分形理论和元胞自动机理论等理论体系。[38]数据科学家的共识，大数据方法是以“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s）为理论基础（complexity theory）的解决方法。
小数据研究“一般是以因果关系作为基本的研究目的。因果关系是各类事物之间最常见的关系模型，对因果关系的认知，体现了人类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39]。社会学定量研究探求因果关系，往往需要区分自变量、因变量，通过人为控制变量，确定相关性，进而判断因果关系。可见，“小数据”方法完全借鉴和遵循近代自然科学认知原理和方法论原则。
方法论的演变以哲学认识论的演进为基础。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功，得益于其思维方式追求精确、量化，起步于“分析”思维——将高层的、复杂的对象分解为较低层的、简单的对象来处理，将整体分解为部分来加以研究。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等科学大师都坚信，世界的本质在于简单性。这种量化分析思维方式方法的哲学基础可以归结为“还原论”。认为任何复杂的事物、现象都可以分解为更为简单的各个组成部分来加以认识、描述和处理。化学可以还原为物理学，生物学又可以还原为化学。量化分析的社会学研究，首先是要尽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概念具象化，概念的操作化指标化基本上就是一个“还原”的过程。我们研究关系网络，先界定出强关系、弱关系、弱强关系、强强关系等分别赋值；我们研究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合，要区分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政治融合、文化融合等不同层次再加以测量。因此，“小数据”方法的哲学依据就是“确定性”信仰、“简单性”原则、“还原论”思维。
基于还原论的数理实验科学在探索物质世界中获得了巨大的、难以想象的成功，奠定了还原论在人类思维中绝对权威的地位。当近代自然科学跨入现代，相对论力学打破了传统的绝对时空观，量子力学的产生进一步颠覆了我们对物质实在结构、定域性、确定性的理解，整个近代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被动摇。社会科学领域也开始涌现各种“后现代”理论和思潮，如格式塔心理学、胡塞尔现象学、建构主义、女权主义等。社会学理论也从逻辑实证主义转向阐释和批判。质性研究方法的兴起和成熟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些理论思潮的产物。
如果说分析主义的量化研究方法是源自西方的科学主义范式，同样也是西方思潮的质性方法却可以在古老的东方思维中找到哲学基础。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是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观为基点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耗散结构理论”的创立者、英国化学家普里高津和“量子论”创始人之一玻尔，在获诺贝尔奖后访问中国时，都曾表示他们理论的建立深受《道德经》和《易经》的启发。在卡普拉的《物理学中的道》和祖卡夫的《跳舞的物理大师们》中，都描述了西方现代科学整体论与东方哲学神秘主义“合拍”的事实。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思维方式着眼整体思维，注重辩证思维，擅长关联思维，习惯类比思维，突出直觉思维，哲学上可归结为“整体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相反，主张一个系统（宇宙、人体等）中各部分为一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将系统割裂打碎成为它的组成部分的做法是受限制的。对于高度复杂的系统，不能够通过分解成组成部分来理解。
大数据之所以成其为“数据”，是因为机器处理，计算机原理就是二进制的数字化结果，图像、音频、视频都被还原为数字“0”和“1”存储和读取。今天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数字化”，但这些非结构化的数据对于人而言只是一堆无法理解也就毫无意义的“大数据”。人们还需要将其再“还原”为影像或语言进行借助于机器的“质性研究”。有学者寄望于用大数据处理因果关系，其实大数据不关心因果且处理因果关系无能为力，只能描述并预测、判断，这恰好反映大数据方法隐含的出发点、哲学基础不是基于确定性和还原论。
简单性是科学家的追求，复杂性则是世界呈现的现实。社会是复杂的巨系统。简化处理、量化分析当然可以解决一些特定领域的局部问题，但显然也受到很大局限。正因此，质性研究方法才能在社会学研究中成为“一以贯之”的主线。整体论视域，着眼于全局“黑箱”，止步于“模糊”判断，非线性的直觉思维有时更优于形式逻辑的符号推演计算。20世纪中叶先后诞生了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老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新三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涨落”、“平衡”、“突变”、“涌现”等系统论思维和复杂性科学方法论的崛起，实质上是人类早期自然哲学朴素整体论思维与近代自然科学还原论方法相融合与提升的结果。
质性研究方法的内在依据是朴素的整体论哲学，“小数据”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基于“简单性科学”的还原论哲学，“大数据”的方法论意蕴则是基于“复杂性科学”的系统论——整体论哲学。在哲学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从质性方法到“小数据”再到“大数据”，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升华和回归。这种系统论对还原论的超越，正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力学超越了牛顿经典力学，并不意味着牛顿力学是错误的，只是将牛顿力学适用范围纳入相对论力学的特例。同样，“小数据”方法在宏观社会研究领域依然有其广阔的适用性，只是我们不能以“小数据思维”来进行“大数据研究”，更不能以“小数据”方法来排斥质性研究。
大数据方法是大型计算机互联网时代“复杂性科学”的产物。大数据之于社会学，与其说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不如说是思维方式和研究理念的革新。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时代对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影响，进而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带来革命性变化。也就是说提供了层出不穷的新的社会现象需要研究，譬如手机成为个人与社会交流交往的基本中介桥梁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譬如无处不在的摄像头监控对治安管理的意义以及对个人隐私的重新界定，譬如人工智能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引起职业分化的加速，譬如物联网、众筹经济的社会意义等。人类社会已进入“数字化生存”，形成了“大数据社会”，这是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本体”的改变。因此，大数据对于社会学的认识论意义要远大于其方法论意义，而其本体论意义则更大于认识论意义。
第五节 质性思维的文化“土壤”
一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当代价值
从认识论视角看质性方法和质性思维，其直接产生于西方文化“后现代”思潮，同时又可在东方传统文化思想中找到渊源。一定意义上反映世界文化多元一体，殊途同归。更应看到中华传统文化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当代价值。
第一，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为社会发展提供方向性的思路。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整体性是其最基本特征，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认为人和自然之间是相互协调的，并且认为社会发展本身就是遵从自然法则的，“不论是传统儒家还是新儒家，都强调天人之际关系的根本是出于一种整体性的追求，这一点在既有的社会学思考中显然被忽视了。在社会学领域中，到处充斥着分裂。这种分裂可以说是直接承袭了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两分的宇宙观念，进而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看成是分裂的两个领域，而没有切实注意到人与社会之间、社会和自然之间的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性关系”[40]。这种对于“人”和“社会”的整体性的观察和理解的思维方式，与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注重分析和推理的直线性思维有着截然的区别，这样的思维方式，在当前社会中可以为“摆正人和人之外的世界的关系”提供新的视野，也为社会发展提供方向性的思路。
第二，中国文化思想在全球化趋势下价值日显。在全球化趋势愈加凸显的今天，中国文化思想与全球化所要求的人类素质相契合，那就是，全球化所要求的“天下一家”的胸襟与眼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实践，胸怀开阔，兼容并蓄，反对一切不正义、不公平的行为，树立“为人类服务”的人道主义理想，关心和争取世界的和平、和谐。而这些思想可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寻找其渊源，以及实践中的智慧与策略。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多元文化的对话和汇合，求同存异的宽广胸怀，以及亲睦众生、和合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思想方式，为全球化中各民族、各区域共同协调发展，为世界建立“共存与共荣的生态秩序”，提供了精神营养。
第三，中国文化思想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力和张力，在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中不断被发现。作为社会学的基础理论，中国社会思想在现代社会学的视野和对社会发展的反思中，其价值正在被不断地发现。特别是目前，随着对追求“效能”和“科学（工具）理性”的西方社会文化的深度反思，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西方的一些社会思想和社会理论虽然曾经被视为“万能的解决问题”，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对回应人类精神危机的困境已变得无能为力。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诸如处理人与人、我与我、心与心、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等方面的思想的“先见性”和“超前性”，在后现代社会中，其显示的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力和张力逐渐被学界所重视。当下，随着中西方学者的跨文化对话不断深入与加强，中国人关于“社会”的思维以及中国社会演化的内在逻辑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国内外学界的注意力，中国社会思想在国内外理论和学术实践中的位置渐为突显。而以中国文化思想建构的“以和合哲学思想为指导的、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借鉴现代管理科学理念创新而成的”的合管理理论，显示了中国文化思想中的理论包容性和阐释张力，也显示了其鲜明的实践价值。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认为的，“东亚有很多历史遗产，这些都可以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这些经验关于“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二十一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以及儒家的人道主义和合理主义”，使“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41]
二 本土社会学理论思维应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发掘中国社会思想中的质性思维特征，可以丰富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内容，特别对于质性社会学的建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为促进社会学的人文性建构搭建思维平台
今天的社会学，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社会学科研和教学，本身就是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二部分。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通过教育的渠道，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可以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42]社会学的人文性在全球化、知识化的现代社会，其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以人文、理解为特征的质性思维将打破思维的二元对立，认识到世界上人与物之间都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共同体，社会学不仅要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更需要关注人自身、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人际关系、认同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重新认识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在此背景下，质性思维对于社会学的人文性发挥基础性作用。
2.为加快中国社会学研究本土化进程创设新思维
自严复始，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一直未曾中断。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边陲意识、移植倾向和实用性格导致中国社会学忽视抑或无力实现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43]质性思维社会思想研究重视社会思想发展的流变，关注在现代化过程和西方社会理论影响下的中国社会思想变形，这种变形可能成为现代社会思想的新的基础。社会思想的产生是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人们的实践和思维互动的结果。但社会思想也在时空的变换中在内外的互构中不断变形，其流变的过程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既与起点相连，又在过程中变迁，今天的有关社会的思维与思想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过程，而要发现其中的逻辑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在繁杂的更多的史料中以历史和社会学的想象力来进行情景的分析，通过这些“在地”的、“本土”的研究才能真正发现中国社会思想的本质，为“社会学中国化”提供理论和思维基础。
中国社会思想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需要形成具备自己内在逻辑、体现本土特色的知识话语体系。中国社会思想博大而精深，通过历史—社会发展变化过程的梳理和系统的研究，从丰富的思想宝库中提炼出思想的精华，以既有本土特色，又与学科传统相对接的话语形式，有意识地纳入到学科知识体系中，是十分必要的。为此，就需要建构中国社会思想研究的范式和概念体系，搭建中国社会思想共同的话语平台。全球视角下的社会学需要有不同社会思想知识的介入，中国的社会思想如果不能参与其中，既是世界社会学的缺失，也是中国社会学者的遗憾。社会学学科的话语权竞争依赖于相关研究者的努力和不断创新。只有建立中国社会思想的核心概念和话语体系，分析其互构和流变的过程，以体现中国社会思想的内在逻辑，才可能使中国独具特色的思维取向、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成功地立足于世界社会学之林。因此，通过发掘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的质性思维内涵，可以帮助现代中国社会学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与核心概念，并能“文而化之”，以自己的鲜明特色与国际社会学进行对接。
3.为丰富和深化中国社会学研究提供内容支撑
质性思维的社会思想研究，承认差异与互构，主张多元视角，认为事实是多元、主观的，是个体与所处世界互动建构而成的。因此，这一研究思路，在重视精英话语和主流话语的同时，会更加重视本土知识和民间话语，并发现其中的互构关系和作用机理，从而丰富和深化对中国社会学的认识。质性思维的研究认为，每个人都是社会思想的建构者，而“社会思想”也影响、制约、规训着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在社会思想的实践过程中，一些人更多地处于实践的行动部分，一些人则在实践的同时处于理论的建构部分，正是这种互构性建构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以往的研究，更注重的是从我们的理论文本中，诸如四书五经和中国古代哲学论著中，发现社会思想的资源；而质性思维的社会思想研究更愿意将研究的视野放在更为广阔的文本和话语中，诸如各种史籍、民间俗语、日常生活史等，发现其中蕴涵的思想深意及其如何左右着大众的社会生活、社会理想和社会秩序的看法。这一点，在信息时代，网络社会发展以及民意空前的表达欲望中可能更有意义。
4.为探索质性社会学体系构建方向奠定理论基础
质性社会学是一种描述生活世界的理论视角，也是一种探索社会现象“质”的思维方法。它主张“悬置”西方社会学思维模式，反思、批判实证主义传统，以梳理、总结中国社会研究文化深层脉络中质性社会研究的传统和经验研究为基础，提炼出以本土经验为特征的中国社会学质性社会研究理论体系，提高国内学界同国外社会学界交流与对话的能力和实力，最终走向回归“人民性”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学。[44]中国社会思想的形成过程经历了多民族、多文化的融和过程，并在多元文化主张共存共荣的过程中发展。在历史—社会过程中，诸子百家等不同流派此消彼长，形成了多元的社会思想，从而使中国社会思想具有了承认差异的文化特征。质性思维的研究需要更加关注差异性，发现曾经被忽略的，或者是被认为阻碍现代化而在后现代时期会更有价值的那一部分，从而为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的问题，特别是“人心”的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在全球化的今天，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日益频繁，必将形成新的具有包容性的文化格局，应保持科学理性和人本精神之间必要的张力，为信息化时代提供更为成熟的理性文化精神。深入挖掘中国社会思想的质性思维的传统与体系，将为探索构建社会学体系奠定理论基础。
第六节 质性思维的科学性与中华文化自信
一 社会学的科学性追求与文化自信的缺失
郑杭生教授在2010年12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的《费孝通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的贡献再认识》一文中指出：“在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中，费老在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的大前提下，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由科学性决定的工具性，而更在于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
然而纵观现实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基本是“科学性”一统天下，“人文性”的一面极度弱化，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不被关注。
我们在学科和教材建设中对社会学的基本定位是一门“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就要强调其“科学性”。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以自然科学为模本，可证实、可证伪、可重复、可检验，讲求客观性、逻辑性，力求精确、量化、数学化。科学崇尚的语言是数学语言——数字、符号、方程、模型。在社会学学术研究和评价体系中，数据、模型就代表着学术规范，数据采集和分析贯穿社会学研究的全过程。“在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范式中，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代表了研究的精确性，人们甚至将以数据为依据的实证研究作为判断‘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45]
世界进入“大数据时代”，不仅社会学，一些传统人文学科也以量化为时髦。社会学的“数据热”继续升温，社会学家对数据的狂热追求一点也不亚于甚至超过了经济学家。有知名社会学家直言不讳：“只有更好的数据才能说明其他数据的不足。我很奇怪，为什么有许多人在没有更好的数据支持下会随便指责有数据支持的研究呢？你想要批评，我欢迎，但请你拿出你的数据。要不，就shut up。”
当然，对于社会学的“统计学化”趋势也一直存在质疑之声。近年关于“定性”“定量”方法的论争，如“冷冰冰的社会学”和大数据的“原罪”之争就曾引起关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论争主要都是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式下进行，传统社会学主流媒体尤其权威学术期刊对此基本没有介入。这或许表明了主流学术界的一种态度。社会学的“定量”“定性”之争并不是方法上孰优孰劣的问题，焦点在于是否“科学”。
近代自然科学可以被称为数理实验科学。其核心的要素一是数学，二是实验；或曰，一是逻辑，二是实证。这一逻辑实证主义传统来自西方文化，产生的源头在古希腊文明。早在大约公元前300年，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形式逻辑，欧几里德几何学采取严格的演绎推理证明形式，毕达哥拉斯学派坚信“万物皆源于数”。这一切，构成了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土壤和根基。无可否认，西方文化中的确内含有追求精确、注重逻辑的理性精神。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近代自然科学为什么未能在中国诞生？各种解答将其归结为体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因素。
“李约瑟难题”中实际隐含着一个命题：西方科学文化优于“非科学”的东方文化！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坚船利炮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科学”的厉害。五四运动呼唤“德先生”“赛先生”，积贫积弱的中国由“中心之国”“天国”的自负，一下子又掉到极度自卑的境界。对自身文化的自卑转而表现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觉认同。
在今天，“科学”的地位已十分神圣，意味着正确，代表着先进。科学精神包含了怀疑、批判的精神，但“科学”本身却不容有丝毫质疑。尽管费老早就发出注重“双重性格”的呼吁，但学界始终要求“人文”服从于“科学”，按照“科学”的标准和框架来“规范”人文的思维。而“科学”就是西方文化的产儿，并以数理实验科学为唯一标准。甚而至于，社会学研究中的汉语表达也被否定。“定性研究的结果是用日常语言表述的，日常语言（尤其是汉语）是诗性的，进行科学表述时不可避免地存在模糊性。因此，从科学的视角来看，定性研究存在着根本缺陷，这是社会科学进行实证的定性研究时所必须面对的困境。”[46]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近40年，已经形成和确立了科学取向的量化研究方法的绝对主导地位，人文取向的质性方法则愈益边缘化。究其深层根源，在于我们已经丧失了文化自信，而文化不自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科学不自信。
二 正确认识质性思维和中华文化的科学性
质性社会学把“质性”由方法上升到基本理念，由方法论层次深入到本体论层次。这种提升与深化的意义，在于重振和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如前所述，社会学的人文性一面难以彰显，质性社会学不入主流，焦点在于：不符合严谨的数理自然科学规范和标准，“不科学”。进一步，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精神，国人思维方式缺少逻辑理性的基因。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一词，英文science，其拉丁文本意是知识、学问，尤指分类的知识、学问。1893年，康有为引进并首先使用“科学”二字，严复翻译《天演论》等科学著作时，也用“科学”二字。“李约瑟难题”发出科学未能诞生于中国之问，这里的“科学”主要指近代自然科学。
西方文化孕育了近代自然科学，得益于其思维方式追求精确、量化，起步于“分析”思维——将高层的、复杂的对象分解为较低层的、简单的对象来处理，将整体分解为部分来加以研究。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等科学大师都坚信，世界的本质在于简单性。这种量化分析思维方式方法的哲学基础可以归结为“还原论”。认为任何复杂的事物、现象都可以分解为更为简单的各个组成部分来加以认识、描述和处理。化学可以还原为物理学，生物学又可以还原为化学。还原论的数理实验科学在探索物质世界中获得了巨大的难以想象的成功，奠定了还原论在人类思维中绝对权威的地位，成为“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的代名词。由此也形成了西方文化优越感的基础。
研究物质世界，化学以物理学为基础，生物学又以化学为基础。然而当物理学研究进入基本粒子层次、生物研究涉及生命现象时，还原论思维似乎失效。20世纪量子力学的诞生颠覆了我们对物质实在结构、定域性、确定性的理解，动摇了17世纪以来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形成的还原论、决定论思维方式和分析主义的研究方法。
如果把“科学”只作狭义层次理解，即近代自然科学，并且排斥一切“非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这样的科学观无疑是狭隘的。世间并非只有科学。人类社会有数千年的文明，自然科学从诞生到现在不过四五百年。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绵延至今生命力依然旺盛，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不能简单地用“不科学”予以否定。
科学的本意，就是人类创造、发现、归纳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和学问。这是广义的科学观，“大科学”观。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从科学史角度提出，迄今存在着三种类型的科学：博物学、数理实验科学和理性科学。博物学是人类从远古就开始积累的与自然界打交道的理论知识；理性科学是古希腊人开创的逻辑思辨推理体系；数理实验科学是衍生于希腊理性科学传统，十六七世纪诞生于欧洲的近代自然科学。“近代数理实验型科学是功利性的、力量型的、征服和控制型的科学，而沉思型的理性科学和亲近自然的博物科学不大被人重视。”吴国盛教授呼吁“回归博物科学”，“激活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中的这个因素，来纠正和克服当代主流科学中出现的某些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47]
显然，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博物学资源。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虽未产生西方意义上的近代自然科学，但也为人类科学知识宝库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日公布“中国古代重大科技发明创造”研究成果，推选出古代科学发现与创造、技术发明、工程成就88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远不止“四大发明”，我们在农学、医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曾经涌现过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墨子、扁鹊、张衡、祖冲之、贾思勰、沈括……我国发射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被命名为“墨子”号，就是为纪念这位世界上最早开展光学实验并发现小孔成像现象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方式迥异，甚至处处对立。东方文化着眼整体思维，注重辩证思维，擅长关联思维，习惯类比思维，突出直觉思维，哲学上可归结为“整体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相反，主张一个系统（宇宙、人体等）中各部分为一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将系统割裂打碎成为它的组成部分的做法是受限制的。对于高度复杂的系统，不能够通过分解成组成部分来理解。中医辨证施治理论可谓是中华文化思维方式的代表性产物。西医精密的仪器检测生化指标可以准确判断人体病变部位，中医望闻问切的诊病方式同样可以诊断病情；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疗效明显，中医“头疼泡脚、脚疼扎耳”同样可以治病。
质性研究方法内在的思维方式和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整体论思维、辩证思维、关联思维、类比思维、直觉思维相契合、相一致，与20世纪初叶中国早期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相一致，与费孝通社会学思想相一致，也与中国共产党倡导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表达方式话语体系相一致。因此质性社会学理论建构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从科学性与人文性双重性格视角看，社会由人构成，“文学是人学”，很大程度上社会学也是“人学”，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研究需要人心的沟通，心理的共情。这些都是质性社会学的用武之地。
三 以科学自信找回失去的文化自信
简单性是科学家的追求，复杂性则是世界呈现的现实。整体论视域下，着眼于全局“黑箱”，止步于“模糊”判断，非线性的直觉思维能力有时更优于形式逻辑的符号推演计算能力。对未知的探索，生命科学、量子科学、宇宙科学等前沿领域的顶级科学家，开始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出路和答案。中华文化蕴涵的整体论思维方式被重新发现，并成为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哲学基础。20世纪中叶先后诞生了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老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新三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涨落”、“平衡”、“突变”、“涌现”等整体论思维和复杂性科学方法论的崛起，意味着自然科学已经由“近代”步入“现代”。
进入21世纪，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太空探索、量子科学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人类正处于新的科技革命的前夜，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伦理的反思和担心又达到一个高点。即使现代科学已发展到几乎无所不能的程度，但人类对于宇宙、生命和自身的认识还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科学思想内涵需要被发掘，譬如“直觉”思维，很可能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并积淀于大脑深处的一种潜在能力，只是我们目前还未能从科学层面予以认识。有科学家认为量子力学“量子纠缠”现象如得到破解，有可能解释意识的本质，也有可能证明人类直觉优于逻辑的存在。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意指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复杂性科学时代。复杂性科学的“算法”不排斥统计学，但更加倚重于“直觉”和人脑的功能。复杂性科学的最高典范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认知、学习、记忆、模拟。正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力学超越了牛顿经典力学，但并不意味牛顿力学是错误的，而只是在低速、宏观条件下才能适用。因此，相对论力学超越也包容了牛顿力学，牛顿运动力学用于解决地球上日常条件下物体的运动及绝大多数物理问题都十分有效准确，因而被称为“经典”。但用于解决接近光速的高速运动以及以光年来度量的大尺度空间就显得力不从心，在量子世界也完全无能为力。所以，提出质性社会学绝不是要否定统计社会学，而是反对统计社会学一统天下。统计学方法在一定领域相当有用，但就像牛顿力学只是相对论力学的特例，应用范围不是无限的。社会是复杂的巨系统，用于社会学研究更应当是采用复杂性科学的工具。
人类文明总是在不断前进的。不同的文化反映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本身没有优劣之分。东西方两种文化互融互补，完全可以殊途同归。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中华文化自信，这就需要摒弃那种只以近代数理自然科学为唯一标准的狭隘科学观，正确认识中华文化思想内核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以科学自信找回失去的文化自信。
注释
[1]Crotty, M.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8.
[2]Hamlyn, D.W. "Epistemology, history of", in Honderich, T.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1995.
[3]陈向明：《质性研究的新发展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教育研究与实验》2008年第2期。
[4]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3—474页。
[5]李德顺：《21世纪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趋势》，《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1期。
[6]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7]布迪厄：《实践感》，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8]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9]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0]《荀子》。
[11]王铭铭：《中国之现代，或“社会”观念的衰落》，《中国图书商报》2007年7月3日，第7版。
[1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5年版。
[1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4]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王处辉：《论中国社会价值系统的一主多元特性》，《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第117—123页。
[16]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98年版。
[17]张载：《张载集·近思录拾遗》，中华书局2012年版。
[18]《庄子》。
[19]《老子》。
[20]《周礼》。
[21]《周礼》。
[22]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23]赵旭东：《超越社会学既有传统——对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思考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24]陈声柏：《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建构》，《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5]《庄子》。
[26]钱穆：《民族与文化》，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27]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8]徐勇、杨华：《试论社会构建主义——解释主义和定性研究的关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29]邓津、林肯：《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第1卷）》。
[30]徐冰：《本土“理想型”与社会理论立场——邹川雄的两部“本土化”专著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31]徐冰：《本土“理想型”与社会理论立场——邹川雄的两部“本土化”专著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32]赵旭东：《直觉与知识增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19日，第6版。
[33]应星：《质性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34]沈浩、黄晓兰：《大数据助力社会科学研究：挑战与创新》，《现代传播》2013年第8期。
[35]罗玮、罗教讲：《新计算社会学：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3期。
[36]孟小峰、李勇、祝建华：《社会计算：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3年第50期，第12页。
[37]罗玮、罗教讲：《新计算社会学：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3期。
[38]王成文：《数据力：“大数据”PK“小数据”》，《中国传媒科技》2013年第10期。
[39]王成文：《数据力：“大数据”PK“小数据”》，《中国传媒科技》2013年第10期。
[40]赵旭东：《超越社会学既有传统——对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思考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41]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42]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43]陈占江：《返本开新：中国社会学的传统再造》，《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4期。
[44]刘莹：《关于构建中国质性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若干思考》，见《2011中国社会学年会论文集》。
[45]刘红：《大数据促进社会科学定量研究走向深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551期。
[46]刘林平：《反事实、控制变量和文本——对定性研究的反思》，见“社会学吧”，2014年3月5日。
[47]吴国盛：《究竟什么是科学》，《新华文摘》2015年第3期，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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