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社会学呼唤本土化
一 学科建设的呼唤
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重建，是与改革开放完全同步的。将近40年时间，社会学教学、研究机构从无到有，人才队伍迅速壮大，学科体系逐步成型，期刊、著作和学术成果在世界学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尤其随国家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提出，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也正在由过去相对次要的“潜学”变为越来越热的“显学”。
尽管中国社会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总体看，可以说我们尚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学”。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学虽然阶段性地完成了学科重建的任务，但距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复兴尚有不短的距离。因为学科重建之精髓不仅在于学系之建立、学刊之举办、学会之成立、著作之出版等那些有形要件，还在于一种学科知识传统之再建。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学重建的实质是‘学理’的重建。”[1]的确，从学理层面看，我们的社会学无论是话语体系还是方法理论，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西方社会学”。社会学教材的主要概念、范畴、理论都照搬自西方，研究方法直至成果表述都是套用、模仿西方体例结构，语言表述流行的是西方话语体系、符号系统，而在研究成果的评价上更是以西方标准为标准，称之为“学术规范”。经济学在次级学科分类及教材建设中，明确提出了“西方经济学”概念，但社会学界却极少有“西方社会学”的提法。恰好表明大家默认的社会学只有一种，那就是西方的主流社会学。难怪有社会学家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的成就与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学存在三种“令人忧虑的倾向”，第一种便是“西方尤其美国社会学概念和方法的简单移植”。[2]
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这是因为，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是不能等同的，自然现象虽然变化无常，但是现象背后的规律，则是古今如一。因此，自然科学“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3]。物质世界服从宇宙统一的规律，所以不可能有“国别物理学”的产生，不存在自然科学的“本土化”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然也有许多共性和普遍规律，但不同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不同，使得大千社会表现明显的差异性。企图把西方的理论、方法及所研究的主题，全盘移植到中国是不现实的、不科学的。社会学以解释社会现象、探求社会发展规律、维护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其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是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 社会转型实践的呼唤
当今中国仍处在“社会转型期”。这一转型包括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转型期社会结构剧变，社会矛盾高发，为社会学提出了许多急需解释、解决的社会问题。应当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者还是普遍具有这种“问题意识”的。然而，目前我们极少看到社会学重大成果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中发挥理论指导、实践先导的作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等重大决策，相关理论及政策往往是由政治家们提出，社会学的功用则是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地诠释、总结，提炼模式。
毫无疑问，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照说“社会”对该专业及毕业生应当有强烈的需求，然而现实是相关专业境遇极其尴尬。譬如，伴随社会建设的需要，民政部发文要求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教育部则短期内就在全国高校部署、设置、“培育”了一大批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社会工作”专业，一般是作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应用型专业方向。然而，这些毕业生很快又大多成为“就业难”队伍中的一员。普遍反映“社工”专业所学内容“用不上”。这种际遇固然可以说与“体制”有关，但更多的确是学科自身的“先天不足”和“水土不服”，其照搬西方的基本框架、话语体系，与国内社区实际格格不入。
早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就有中西之学的“体”、“用”之争，体现出学界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百年中国革命史可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对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的照搬照套还是结合中国实际吸收消化创新，不同的态度展现截然相反的结果。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迫切需要社会学的本土化。
三 大国地位的呼唤
至目前中国还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国内生产总值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中国拥有世界最大且最复杂的“社会”，理应产生相应的“社会之学”。“但是，在当今世界社会学界，没有中国社会学流派，没有中国社会学思想，没有中国社会学大师。”[4]显然，这种状况与一个大国的地位是极其不相称的。
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界不少专家权威“言必称西方”，评价标准也基本都是西方的，学界似乎完全是一种弱国心态。一门学科整体上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可能达到学术前沿，更谈不上超越。而社会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社会学的落后将很难孕育出先进的社会思想，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软实力的发挥。
郑杭生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形势提出的紧迫问题。“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看高自己，看轻别人。”[5]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里的“理论”包括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但如果没有本土化的成功，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学的理论自信。
本土化就是结合当时、当地实际，结合本民族、本地区实际。从一个国家范围，社会学的本土化即社会学的中国化。本土化需要一定的理论准备，需要建立在对世界主流社会学的全面了解和反思基础之上。
第二节 不忘本来，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思维方式
一 早期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探索与流派
我们把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设称为“恢复建设”，是因为50年代社会学教学与研究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中断。实际上早在20世纪伊始社会学就已传入中国。翻译家严复1903年（一说为1898年）最早翻译介绍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群学肄言》，是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他将“社会学”译为“群学”，体现强烈的中国文化色彩，表现自觉的本土化意识。1930年2月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孙本文明确提出“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目标。[6]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的已故社会学家吴文藻的文集，书名定为《论社会学的中国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也是留学欧美回来的中国社会学家们致力于本土社会学的探索。虽当时的规模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可以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学家在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迄今并未被超越，甚至还远未达到。“当时中国社会学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今天要高得多。可以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北美和西欧，至少就其思想质量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7]
前已述及，20世纪初社会学传入中国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三大流派[8]：以孙本文、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学院派，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毛泽东、瞿秋白等为代表的革命派社会学。
学院派社会学家其实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孙本文代表的综合学派和吴文藻、费孝通等代表的“燕京人类学派”。这些学术大家全部具有留学欧美或东洋的学术背景，然而他们却深具中国本土文化自觉。孙本文的著作《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等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高度，被日本用作社会学教材。他还著有《现代中国社会问题》。潘光旦的中国家庭问题研究产生广泛的世界影响。到40年代，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批中国社会学家已创造出自己的社会学概念、主题、方法和学派，如费孝通的“超稳定结构”、“差序格局”等。学院派社会学还表现出一个特征就是早期“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不分家”现象。不仅仅当时社会学家大都有人类学或民族学留学研究背景，还表现在往往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设在同一教学研究机构，社会学教学中通常会开设人类学民族学课程。[9]
乡村建设派社会学是大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社会最底层，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兴办平民教育，普及传播科学文化，试图通过改造“人”而改造农村改造中国社会。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社会实验”“行动研究”。《定县调查》在社会学调查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里程碑式的成果，其影响和效果也是世界性的。
革命派社会学是迄今仍未得到社会学“学术共同体”承认的学派，然而却是实践社会学解决中国问题最成功的学派。其代表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人是革命家、政治家，还被冠以文学家等头衔，却从未被称为社会学家，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没有一席之地。毛泽东《寻乌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按今天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远非规范，甚至“不入流”，然而其对中国社会调查剖析之深入，表述判断之准确，却是今天大多数社会学成果所难以企及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所展现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高屋建瓴、大气磅礴。
早期中国社会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最早提出本土化主张并卓有成效的学科”。[10]中国社会学这些不同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知与行的统一。立足中国实际，植根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社会学本土化的成功，当时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反复证明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真理。
二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历史背景
为什么早期社会学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而今天却仍处于一种落后状态？或者说，为什么老一辈社会学家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初期能够成功地本土化，而新时期恢复重建社会学却反倒渐行渐远？
对比相距半个多世纪的两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学道路，“早期”社会学是从深切的人文关怀切入。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国破家亡的深重灾难，许多学者怀着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投身于学术救国的大潮，力求准确理解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探索民族振兴与发展之道。“作为处于社会侵蚀、国势日衰时代的中国社会学家，寻求富国强兵之道，谋划社会制度重建之策，是他们基本的关怀。然而，从严复开始，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就已意识到了比制度建设更为重要，也更为艰巨的是人心的安顿。”[11]
“恢复重建期”社会学则是在“科学至上”的历史背景下引入的。时值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文革”动乱结束，共和国百废待兴，恢复高考制度，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社会氛围下，社会学向自然科学看齐，以“科学性”为标准的学科建设就是必然的。
三 科学主义范式与人文主义范式分道扬镳
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认识世界，寻求真理，把握客观规律。基于科学性要求的社会学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服从于“统计规律”。“尽管个体的行为各异，无法预测，总体或子群的平均值却相对稳定可靠。”[12]就如单个的分子布朗运动毫无规律，但足够大量分子的运动产生温度压强可以总体测量。既然社会学的目标是探寻社会规律，以统计学为主要工具，以精确量化、数理分析为特色的社会学研究占据主流就不奇怪了。
“科学的”社会学否定、排斥或至少轻视“价值理性”。然而从人文关怀切入的“早期”社会学的成功，则表明本土社会研究必须高扬“人文价值”的旗帜。这里涉及社会学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不是简单地“追求真理”，更多的应是“寻求价值”。“不追求价值的发展是毫无疑义的”，“为发展而发展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13]
除了时代背景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外，学者的知识结构差异也是明显的。早期“学院派”社会学者多具有人类学、民族学背景，新时期社会学者统统突出了统计学训练。无论“早期”还是“新时期”，社会学都是“西学”。可以认为，恢复重建期的中国社会学基本是以西方社会学为“体”来研究、解释、解决中国问题，即“西体中用”；而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尽具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自觉地将来自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理论方法加以改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恢复重建社会学与20世纪初叶早期中国社会学，也可以归结为风格迥异的两种不同范式：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前者旨在追求真理，发现社会规律；后者着重寻求价值，解释人生意义。这种对比也恰好是“量化社会学”范式和“质性社会学”范式的对比。
四 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沃土
质性研究在西方的产生晚于中国早期社会学约半个世纪。但我们看到二者的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归结为同一范式。虽然质性研究或质性社会学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都尚未能进入社会学的主流，但我们看到，其内在的方法论、认识论基础暗合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适宜于中国文化土壤，与中国早期社会学所致力的本土化社会学思想完全一致。
文化与思维方式紧密相关。东方文化“天人一体”世界观，采用整体思维，主客不分；西方文化恰好相反，征服自然，主客对立，分析思维。古代中国人主要停留在依靠直觉和领悟（和西方的“启示”相类似）的方式来认识自然。基于此，可以说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分析”为特征，而东方文化则主要是以“综合”为特征的。“分析”文化以演绎逻辑为其主要的认识方法，而“综合”文化则以“悟”为主要的认识手段。[14]
因此，从质性研究方法的角度定义“质性”，一层含义是意味着通过互动式的“体悟”而不是“测量”来获取社会相关信息，同时也隐含着“过程”与“意义”双重含义；另一层含义则是强调通过语言语义表述、文字文本分析来探讨事物“质的”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宇宙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同构”的社会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观，中医“望闻问切”方法论和认识论，都体现了质性思维的认识论特征。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可以说在世界形成“社会”最早，植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思想史蕴含形成“社会学”的沃土。古时读书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进则救世，退则济民”的理想情怀，中医“望闻问切”的诊治方法及天人合一、相生相克的理论，都为没有“社会学”的社会研究提供了经验积累和理论借鉴。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具有文化自觉的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们在吸收外来经验的同时注重其本土化，早在20世纪初叶中国的社会学学科发展已领先于东亚并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就形成了重视社会调查的传统和适合国情的社会调查方法。应当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才能构建起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体系。
第三节 吸收外来，汲取西方社会学的科学传统理性精神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社会学的诞生，是基于欧洲国家社会大转型时期的需求应运而生的，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产物。与此同时，社会学也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而诞生的，这种渊源也使得社会学学科体系思想方法打上了浓厚的自然科学烙印。公认的社会学鼻祖、创始者法国人孔德就把社会学看作像自然科学一样，并认为是人类认识史上“科学序列”最高级也是最后一门学科。他对科学的排序依次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社会学创立早期，干脆就叫“社会物理学”。之后，同样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以《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自杀论》等著作，奠定了社会学实证、定量研究的一般原则，并树立了示范样板。一代代西方社会学大师不断丰富发展着这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但贯穿始终的是逻辑实证主义传统，尽量向自然科学靠拢看齐的方法论仍然是西方社会学的主流。
“科学的”社会学必须符合科学的特性。其一曰客观。就是强调研究者独立于研究对象之外，价值中立。只做客观描述，不做价值判断。反对先入为主，“人为”干预。其二曰实证。强调其“经验科学”特性，注重社会调查、社会实验，研究结果要求可重复、可检验。其三曰逻辑。倡导精确定量，注重数据分析、数学语言表达、数学模型统计方法。“只有当社会能够用数学语言来表示时，他的各部分之间的确切关系才能得到证实。只有当资料可以通过可信的计量工具用数量加以表示时，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才能直接地加以比较。没有量化，社会学就只能停留在印象主义的臆想和未经证实的见解，因而也就无法进行重复研究，确立因果关系和提供证实的通则。”[15]
我国恢复重建社会学以来，也一直十分明确地将其定位为“经验科学”。“中国社会学在恢复之初，主要是请美国社会学家来华讲学，受到美国社会学的研究风格影响较多一些。因此，30年来的中国社会学在研究风格上更具有实证研究的特点。”[16]以自然科学为模本，在研究应用中已经形成一整套“规范”严密的研究方法，包括抽样技术、量化资料收集技术、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资料分析技术等。确立了量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社会学领域这种“定量分析”的方法取得一定成功的同时，更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其解释力、预测力很大程度上不如许多非定量的研究成果。“过度数量化”逐渐与现实脱节，使其“经世致用”功能演变为一场数字游戏。以致有人认为，与其说是“社会学”，不如说是“统计学”。我们以国外通行的五分制量表进行满意度测量，我们制定评比“幸福指数”“和谐指标”，我们去计算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发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成62%”的重大成果，我们的研究论文越来越精致“精确”，成果越来越与国际“接轨”。但，我们至今还没看到产生费孝通早期提出“差序结构”类似的具有解释力的宏大理论，未能有达到或超过费老的国际公认大师。
不少学者开始对追求精确定量的社会学进行反思。譬如对定量研究最常用的问卷调查方法加以“解构”，指出问卷的元假设、基本概念中存在诸多问题，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都是被调查者面对调查员时“主体建构”的结果，而非“客观存在”的数据被发掘出来了。[17]还有指出，社会学研究对象微观个体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不可能把人像物一样分析测量。即使是“物”的微观粒子，其运动遵循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不确定性原理）也不可能准确测量。任何社会也几乎不存在“理想化”状态，研究者无法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不是过于强调量化，相反是大量研究者的浅陋，量化研究的不规范，大规模调查的不足，抽样技术问题等。
伴随“后现代”思潮兴起，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质性研究方法”。实际上质性研究方法并非仅限于社会学领域，而是自一开始就广泛应用于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
质性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又被翻译为“定性研究”、“质的研究”、“质化研究”等。其应用较早集中在社会性别研究领域，凸显女性主义方法论视角。已经形成了包括参与观察、个案研究、深度访谈、焦点（主题）小组法、民族志（人种志）方法、扎根理论、叙事研究（内容分析、口述史、音像资料）、行动研究等一整套方法体系。概括起来质性研究方法具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曰“参与性”，二曰“情境主义和整体主义”，三曰“理解原则”。
“参与性”不是简单的参加，而是打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主客体界限，“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以及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质性研究特别强调参与、体验，“相处式”调查，进入中国后开始阶段的许多课题都是以“参与式”“行动研究”为关键词的。这就摒弃和否定了所谓的“客观性”“价值中立”的科学性要求。
“整体主义和情境主义”表现在注重个案、强调“过程”。主张把社会现象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和社会网络中去考察，进行深入和长期的研究。强调倾听，尽量不干扰“自然情境”，跟踪事物的动态发展历程而不是只关注结果。更加注重语言、文本而不是数据。以深度访谈取代一定规模的问卷调查。认为“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必须详细记载和报道”。
“理解原则”提倡“地方性知识”。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描述现象、探求规律，而是要解释、理解其意义。透过文本语言语义分析，反思，多面反复归纳，挖掘“话语背后的话语”，“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
第四节 面向未来，立足于当代认知科学前沿
一 世界上最不可理解之事，在于这世界竟然可以被理解
前面讨论质性社会学范式特征，我们指出质性社会学是理解社会学，目的在于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解释，而不仅仅是描述、呈现研究对象。那么，研究者怎样能够理解所研究的人与社会？据说爱因斯坦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不可理解之事，在于这世界竟然可以被理解”，听起来有点拗口，仔细想蛮有哲理。
西方社会学一再强调研究者的“客观”与“中立”。人有五官，眼、耳、鼻、口、手；有五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用这五觉去感知身边的世界，谓之“客观”。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现在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这不一定就是客观的。因为我们的五官感受世界之后，把信息集中到大脑进行处理，但我们至今仍不能确切知道人的大脑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人常说“眼见为实，耳闻是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眼见耳闻都有可能是虚。科学家相信，其实我们已知的物质质量在整个宇宙中只占不到5%，其余约95%的物质存在形式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即暗物质和暗能量。对于暗物质、暗能量，我们既不可能“看见”，目前也不能用任何仪器或方法间接测量，只能从理论上证明其真实存在。人对所处的“客观世界”了解如此之少，对于自身，对于大脑如何感知、认知周围存在的工作原理，其实知之更少。
二 全息摄影理论与脑神经科学
人类大脑思考过程中一个最不可思议的功能是联想能力。如果有人要你告诉他，当他说“斑马”这个字时，你会想到什么。你不需要笨拙地搜寻某种巨大的脑部字母档案库才能得到一个答案。相反地，一些联想，如“条纹”“马”和“非洲野生动物”等词语会瞬间跳入你的脑中。当提到某个你所熟悉的朋友的名字，你的脑海会立即浮现出他的形象，以及他的家庭、工作背景等。在人的大脑中，似乎每一件资料都与其他所有资料相互连接，这也恰好是前面讨论过的全息理论的基本特性，即系统的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交互关联。
人的大脑如何翻译它从感官所得到的大量波动（光波声波等），使之成为人们知觉的具体世界？一些脑神经科学家认为，如果人的大脑是根据全息摄影的原理来工作，就比较容易理解人能迅速从庞大的记忆仓库中取出所需的任何资料的能力。正如全息摄影能够通过某种镜头某种传译工具把显然无意义的波动图案转变为连贯的影像，记录与解读波动正是全像摄影最擅长的。阿根廷籍的意大利脑神经研究者Hugo Zucarelli迷惑于人脑在即使只有一只耳朵有听觉的情况下，也能够不用转头就侦测出声音的来源方向。他把全息模型应用到听觉的世界中，发现全息原理可以解释这种能力。Zucarelli也发展出全像式音响的科技，能够几乎真实无误地复制声音。脑部根据外在波动的输入，以数学方式建立“坚硬”的现实。这种想法也得到许多实验上的支持。实验发现，人的感官对于波动的敏感度要比先前所认为的远为强烈。例如，研究者发现人的视觉对声波也很敏感，甚至人体内的细胞也对很广大范围的波动敏感。如此的发现使人们推论，只有在全息式的知觉领域中，这种波动才能被整理归类为正常的知觉。
三 大数据与质性研究
前面讨论质性社会学的话语表达方式，我们指出质性社会学研究强调语言语义分析，相对不注重数据模型表述。然而，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大数据时代”，所有的语言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甚至气味都可以转换为数据，“一切皆数据”正是大数据时代的特征。那么，在此背景下质性社会学有无前景？
必须指出，此数据非彼数据。质性社会学希望避免西方社会学以近代数理自然科学为模板的统计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因此特别强调“原生态”自然语言的意义。前面我们讨论过“大数据”和“小数据”的区别，这里统计主义社会学所涉及的数据统统都是“小数据”！而大数据方法本质上正是向质性方法的回归。可以认为，大数据与质性方法的融合应当是现代社会学方法发展的方向。
美国是社会学问卷调查方法的发源地，其民意调查机构民意调查传统有的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调查分析技术已十分成熟。然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还是令几乎所有的媒体和民调智库机构大跌眼镜。民意调查中各类预测数据领先、被一致看好的希拉里最终败北，而被民调预测“不靠谱”“不可能”的特朗普胜选上台。于是马上就有媒体发声：“大数据预测为什么往往出错？”其实这里不是大数据出错，而恰恰是小数据的局限性所致。民意调查的样本不管有多大，调查抽样设计无论多么精确巧妙，都依然还是“小数据”，采用的仍然是传统的数学分析处理方法，其基本思路和出发点是基于还原论的确定性思维。
我们所说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意指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我们已经进入了复杂性科学时代。大数据分析的“算法”不排斥统计学，但更加倚重于“直觉”和人脑的功能。实际的大数据分析过程中，分析技术的核心是“数据挖掘”，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实际应用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这一方法实质上相当于数据科学家进行借助机器的质性研究，只不过这里质性研究的“在场”体现为“在线”。“挖掘”要有深度，由表入里、由浅到深；而质性研究强调“深度访谈”、“深入生活”。因此，一方面质性研究方法的核心理念和想象力贯穿在大数据分析过程中，另一方面“小数据”量化分析所依赖的统计学方法也在其中得到应用和延伸。大数据分析过程实际体现了质性研究方法和传统量化分析方法的有机融合。
社会学调查研究即是对研究对象社会系统的显现信息“采集”和潜在信息“挖掘”的过程。简而言之，可以认为，量化分析的统计社会学注重的是对外在表面显现的指标数据的采集“测量”，质性社会学强调的是对潜在信息的参与其中的深度“挖掘”。实际上任何系统中潜在信息总是比显现信息要更丰富也重要得多，更接近事物本质、决定演变的走向趋势。因此，大数据时代质性社会学不仅不会过时，且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 人工智能与整体认知
当代科学技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于社会学研究也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而人工智能领域引起公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莫过于2016年3月，由谷歌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围棋程序“阿尔法狗”与围棋世界冠军、职业九段棋手李世石进行围棋人机大战，以4比1的总比分获胜；2016年末2017年初，该程序在中国棋类网站上以“大师”（Master）为注册账号与中日韩数十位围棋高手进行快棋对决，连续60局无一败绩；2017年5月，在中国乌镇围棋峰会上，它与排名世界第一的世界围棋冠军柯洁对战，又以3比0的总比分获胜。围棋界公认机器人“阿尔法狗”的棋力已经超过人类职业围棋顶尖水平。
其实早在此20年前，1997年5月11日，就已经有机器人“深蓝”在正常时限的国际象棋比赛中首次击败了等级分排名世界第一的俄罗斯棋手加里·卡斯帕罗夫。“深蓝”是美国IBM公司生产的一台超级国际象棋电脑，重1270公斤，有32个微处理器，每秒可计算2亿步。然而“深蓝”的成功并未像后来的阿尔法狗那样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重大突破。一方面，国际象棋的走法是有限的，比之变幻无穷的围棋可以说要简单得多。另一方面，“深蓝”中输入了一百多年来世界顶尖国际象棋优秀棋手的对局棋谱两百多万局，“深蓝”与人类棋手对弈获胜，完全是由于机器强大的记忆力和计算能力。也就是说“深蓝”充其量只是一台超级专用电脑，并不具备人的思维能力和智力。而“阿尔法狗”下棋则不依赖于任何棋谱，实际上它完全是从零开始“自学成才”。它具有深度学习、增强学习的功能，通过与人类棋手的博弈和不断地自我博弈，积累经验飞速进步从而达到战无不胜的境界。这里了不起的是它能够像人一样拥有“棋感”，能“看懂”围棋的“势”，对每一个局面估算有利程度，取有利程度最大的选择。
棋手的棋感是在长时间积累中形成的，是人类特有的直觉。围棋棋局的“势”即局势、形势，是棋手从整体出发对棋局的判断。对于机器而言，如果你给它看一张图片，它“看到”的无非是一堆0/1这样的二进制数字，除了最基础的可以去数里面有多少种不同颜色什么信息以外，其他的啥都不知道。而人一开始是从全局的角度看这个图片，一眼就能知道这个图片大概是什么东西、什么内容。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应用在计算机视觉上的重要突破，就是不再让计算机用0/1来识别图像内容，而是让计算机自动地去抽取图像的语义特征。当然一开始很可能只是一个一个小图块组合方式的语义特征，计算机就可以开始慢慢地感知到这个图形的组合特征，进而形成了概念和“直觉”。
从“深蓝”到“阿尔法狗”，由穷尽棋谱检索到模拟直觉思维。单就记忆力和计算能力而言，人脑肯定不如电脑。但人的大脑特有的整体识别、模糊认知、直觉判断这些功能却是电脑所不具备的。人工智能的进展也正是机器向人脑“增强学习”所取得的成功。质性社会学的核心要义，就是充分发挥和依靠人脑的功能，着眼于整体，倚重于直觉；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把人脑交给电脑，迷信于具体数字和“计算”。我们看到，近年来国内每年都有知名高校举办“质化研究方法”论坛和培训班，其培训的主要内容居然是对“质化资料”的计算机编码处理方法，也就是说硬生生要把质性研究纳入统计社会学范式。从人工智能的发展演进就可以看出，这显然是一种倒退。
由此可见，脑科学、心理学等认知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尤其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飞速进步表明：质性社会学不仅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而且也应当有足够的“科学自信”。
第五节 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何在？从前面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
社会学的本土化不是也不可能排斥“西学”。实际上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早已超越了实证主义方法论，认识到简单定量实证分析的局限性，一方面引入借鉴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理论方法对定量研究加以完善，另一方面其理论思潮经历了由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的“进化”或演变。实证主义理论传统强调“社会事实”，追求“精确量化”、崇尚“价值中立”；人文主义理论则着眼于“理解”，强调“意义”，不避讳“价值”；批判主义理论主张和强调对现实的批判、批评、反思、修正、革命。这三种，既可以看成是沿时间序列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可以看成不同地理空间不同文化传统形成的三种思潮或侧重点。
质性研究有着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也兼具批判主义精神，同时不排斥实证主义方法。事实上，费老生前一直在倡导社会学的人文性，主张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这与质性研究的理念是一致的。当前，回归人文传统具有紧迫性。质性研究可以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和路径，中国社会学应当在质性社会学基础上建立理论和概念体系。
社会是个体的人通过“文化”而粘合起来的集合体。社会学的中国化不是简单地用西方概念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而是要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思维方式。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学是淡化、排斥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呼吁重新认识文化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无论从中国社会学面临的紧迫任务还是从中国社会学的深入发展而言，加强文化研究都是不可回避的重大时代课题。”[18]
我们主张取道质性研究的本土化路径，正是因为质性研究与中国文化的契合。中国文化注重整体思维，“天人合一”；质性研究的“整体主义与情境主义”与此高度一致。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整体联系的思维方式最典型的是中医理论，不同于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从一对耳朵或手、足都可找到代表五脏六腑全身器官的穴位，并通过其治病。按照严格的科学逻辑，单一个案的研究不具代表性，需要大量个案足够多样本的数据分析才能反映客观真实。然而质性研究重视个案依托个案，依据的正是这种“以小见大”、“一滴水可以见太阳”的整体思维。
早期社会学家深入田野的社区研究，几乎都是深入的个案研究、深度访谈。费孝通著《江村经济》多次深入江村，考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发现《小城镇、大问题》。由点及面，典型调查，正是革命社会学派的代表毛泽东所倡导的“解剖麻雀”的方法。他们的研究“把社会学的研究界限扩至对人和人、心和心、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深层次”，“深入思考在制度背后真正起支撑作用的价值和人心问题”。[19]
中国传统文化处世为人讲究“将心比心”，传统思维方式重直觉、重感悟、重类比，这些都可以在质性研究强调的“参与”、“理解”原则中找到。也许直觉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将心比心”或可使复杂的逻辑推演简单化。社会学的中国化必须注重本土文化和思维方式，在此意义上，“统计社会学”应当让位于“质性社会学”。
注释
[1]田毅鹏：《社会学学科知识基础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22日，第B8版。
[2]应星：《中国社会学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11版。
[3]张宇：《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思考》，《光明日报》2012年8月20日，第1版。
[4]李毅：《中国应创建世界一流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9日，第4版。
[5]李潇潇：《理论自觉与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访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9日，第5版。
[6]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7]李毅：《中国应创建世界一流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9日，第4版。
[8]李毅：《中国应创建世界一流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9日，第4版。
[9]王建民：《与社会学结缘的中国人类学——基于20世纪前半期的学科史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0]应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11版。
[11]应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11版。
[12]周旅军：《从类型逻辑和总体逻辑理解定量社会学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6日，第15版。
[13]冯务中：《提升国民幸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新华文摘》2013年第5期。
[14]杨玉良：《也谈李约瑟难题》，《新华文摘》2008年第23期，第138页。
[15]哈拉兰博斯：《社会学基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60—61页；转引自陈雯《社会科学研究中质与量的方法选择》，《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115—118页。
[16]李强：《理论研究对于社会调查及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29日第7版。
[17]潘绥铭：《“主体建构”视角更应用于问卷调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29日，第11版。
[18]刘少杰：《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兼论孙本文对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9]应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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