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体系的建构，应当包括其核心概念、基本原理、方法原则、表达方式。
第一节 基本概念：质性
质性社会学，是以质性研究方法为基本方法，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解释和理解社会现象，促进社会质量提升的社会学。源于质性方法的质性社会学，其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质性”二字。
在汉语中，“质性”的表达听起来有点别扭，就是把“性质”二字颠倒了。颠倒之后的意思是否变了呢？当然会有所变化，但在汉语本意中与“性质”意思也差不太多。
质性，汉语词语本意解释为资质、本性。出自《汉书·刘立传》：“立，少失父母，孤弱处深宫中，独与宦者婢妾居，渐渍小国之俗，加以质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还可见晋代陶潜《〈归去来兮辞〉序》：“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宋代陈亮的《孙贯墓志铭》：“余爱其质性之颖悟也，不爱吾力而琢磨之，日引月长。”明代冯梦龙、清代蔡元放《东周列国志》第一百四回：“是时秦正政年已长成，生得身长八尺五寸，英伟非常，质性聪明，志气超迈。”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之一，作家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也有这样的记叙：“我们个性的高傲，假使不能从‘爱’增高其质性，他便成我们的诅咒。”
作为外来翻译语言，“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与“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相对应。20世纪80年代，质性研究方法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一开始也有被翻译为“质的”研究，相对应就是“量的”研究；或译为“质化”研究，对应“量化”研究；后逐渐统一为“质性”研究，相对应也有人称量化研究为“量性”研究。总而言之，英文“质的”（qualitative）是与“量的”（quantitative）相对应词语。
当qualitative与研究方法相联系，“质性研究方法”形成一种方法体系，就又有了特定的含义。国内学者每谈及质性研究，基本上都是作为“定性研究”来理解，与侧重于数据采集和统计分析的“定量研究”形成对比。“质性”与“量性”相对应，强调语言语义表述，文字文本分析，“质性”隐含着“过程”与“意义”双重含义，强调符号互动的过程，意味着通过“体悟”而不是“测量”来获取人的意识信息。“质性研究，即定性研究，是一种在社会科学及教育学领域常使用的研究方法，通常是相对量化研究而言。”北京大学陈向明教授将质性研究定义为：“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访谈、观察、实物分析），对研究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从原始资料中形成结论和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
这里实际强调了这样几点：①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即深度参与，通过与研究对象的实际互动来理解他们的行为；②是自然情境而非人工控制的实验环境；③从个别现象和具体人物、事件入手，进行整体性探究；④采用归纳而非演绎的思路来分析资料形成理论。
由此可见，无论中西方“质性”概念都指的是事物的“本质、本性”，再加上获取、理解其本质、本性的方法及过程。
那么，质性社会学中的“质性”，可以定义为：对社会现象内在的本质意义的探究和理解。
这里需要注意质性社会学与西方经典社会学概念上的区别，我们强调的是“社会现象”而不是“社会事实”，强调“本质意义”而不是“社会运行规律”，强调“理解”而不是“发现”。
与此同时，质性社会学在借鉴西方质性研究方法理念基础上，中西结合创造了“质性思维”、“质性社会”等全新概念，也是质性社会学的基础概念。其内涵前面章节已有专门述及。
第二节 理论基础：社会全息论
质性社会学注重深入的个案研究，从个别现象和具体人物、事件入手，进行整体性探究。当我们对某一村庄、社区、单位调研之后做出结论，常常会说“某某的变化正是全国或全省发展的‘缩影’”。这就有可能被质疑：你所选择的个案在全国或全省（总之是比样本更大范围的集合）是否具有代表性？每一个个案都有其特殊性，如何从特殊推出一般？如果你认为某一个点能够代表整个的面，其科学依据、逻辑关系何在？
事实上，所有的个案研究都隐含着一个前提：任何个案中总是包含着比调研对象大得多的所属社会系统的信息集合。俗语说，透过一滴水可以见太阳，窥一斑而知全豹，就是这个道理。在前面讨论了质性社会学的方法论特征和认识论基础之后，这里我们提出质性社会学的基本原理——社会全息论。
社会全息论认为，组成社会的任一部分，如社区、社会组织、街道、村庄，乃至家庭，都包含着所属整体社会系统的全部潜在和显现的信息总和，且部分和整体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和相互对应的关系。
一 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全息”思想
自西方社会学诞生以来，结构功能主义曾长期主导和影响了学科发展。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理论是“社会有机体”论，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将社会与人的身体相比较，社会结构正如人体各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整体。然而西方社会学对社会的研究，恰如西医诊病，是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分析、化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我国传统的中医诊病治病方式与西医形成鲜明对比。人体是一个整体，内脏有病可以反映到体表。《灵枢·本脏》“有诸内者，必形诸外”，故曰：“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观舌苔，可以察内脏疾病；针灸扎耳朵可以治腿疾，扎足底可以治头疼；与西医反其道而行之，真正可以做到“头疼医脚，脚疼医头”。因为在中医理论中，人体一些部位如耳朵、足底的穴位可以对应于全身各个器官。标志着中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阶段的医学典籍——《内经》主张“天人相应”学说，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中医“天人相应”学说，将自然环境与人体器官相对应，“金、木、水、火、土”对应于人的五脏六腑，自然界的“风”“气”“寒”“热”在人体生长运行中也被赋予其特殊意义。
“天人相应”学说认为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外在的大系统“天”的运行变化都会反映到“人”的喜怒哀乐。反过来，从“人”的生老病死也可以窥视到“天”的运行变化规律。“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中医核心理论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
可以认为，中医理论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的，后被汉代儒家思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天人合一”反映在古代社会思想上，就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国家体制社会建构。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地有心，生民有命，即把整个社会拟人化了。士大夫“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由小到大，见微知著，也反映“小”即是“大”、个体即社会的思想，其思想源泉皆可归结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事实上，“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也是整个古老东方文化的基本思想。佛教经典《华严经》就有“于一微尘中，悉见诸世界”，与“一人一宇宙，一砂一乾坤”异曲同工，形象地表述了“天人合一”思想观念。
“天人合一”是一种系统整体观。组成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仅整体包含部分，部分也包含了整体（的信息）。所谓“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从部分认识整体，从子系统了解全系统，可以以小见大，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可以“一滴水见太阳”，可以“于一微尘中，悉见诸世界”。
我们常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区是“小社会”，是社会的缩影，个案研究之所以能够从特殊到一般得出普遍性结论，就在于个案中实际隐含了所属社会系统的整体信息。这就是“社会全息”思想。
二 生物全息论
如果仅仅基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就得出“社会全息”论，顶多只能算是一种猜想或假说，因其缺乏科学的证明。然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其实经常可以看到全息现象的例证。譬如，一枚鸡蛋只需要适当的温度和时间，就可以孵出活蹦乱跳的小鸡，小鸡长大跟下蛋的母鸡一样。再如，受精卵在母体或试管中吸收营养，十月怀胎产下婴儿，长大后从外貌到性格都有着父亲母亲的影子，继承了父母的遗传基因。这就足以说明，以细胞蛋白质形式存在于父体内的精子和母体内的卵子本身已包含了未来子女的完整信息。
你也许认为，精子卵子等生殖细胞具有特殊性。从胚胎学观点看，由于在受精卵通过有丝分裂分化为体细胞的过程中，DNA经历了半保留复制过程，所以体细胞也获得了与受精卵相同的一套基因，它就拥有了发育成一个新机体的潜能。但从一些低等动物中可以看到，像蚯蚓被斩断成几截之后，又能重新生长成为几条蚯蚓。植物界这种情况更是表现得非常明显。如在吊兰长出软藤的末端或枝节处，可以萌发出一棵棵完整的植株。又如切下一块长芽的马铃薯，便可培育出一棵马铃薯。而更有力的证据是用胡萝卜的一个分离细胞或细胞团就可以成功地培养成一棵胡萝卜植株。这里可以看到，“部分”包含了“整体”信息，而且几乎是任意部分都是如此！
1985年，我国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提出了“哺乳动物的体细胞具有全能性，即发育成新个体的潜在能力”的理论，创立了全息生物学。全息生物学认为，每一个机体包括成体都是由若干全息胚组成的。任何一个全息胚都是机体的一个独立的功能和结构单位；或者说，机体的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部分，就是一个全息胚。在每个全息胚内部镶嵌着机体各种器官或部位的对应点，或者全息胚上可以勾画出机体各器官或部位的定位图谱。全息胚犹如整体的缩影。这些对应点分别代表着相应的器官或部位，每一个对应点的特性都与其对应器官或部位的生物学特性相似，甚至可以把全息胚看作处于某种滞育阶段的胚胎。这一理论在1997年被英国科学家维尔穆特克隆羊实验所证实。随着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利”的诞生，“克隆”（Clone）技术已得到广泛应用。从而生物全息论在科学上得到完全证实。
三 光学全息论
实际上，“全息”这一概念来自希腊语“holos”，意即完全的信息——不仅包括光的振幅信息，还包括位相信息。也就是说全息概念最早源自光学应用技术“全息摄影术”的诞生。1948年英籍匈牙利物理学家盖伯（Dennis Gabor）为了提高电子显微镜的分辨本领，提出了全息照相的最初设想。随后，他采用汞灯作光源，首次拍摄了第一张全息照片（全息图），并获得了相应的再现像，从而创立了全息摄影术。其形成原理是利用光学原理，在全息照片的底片上记录单一频率的光束照射到物体上反射出来的衍射波纹。观看全息照片时，需要用与记录影像时相同频率的光波照射到全息底片上，方能产生物品的影像。可是在20世纪50年代，全息图像的成像质量很差，这方面的工作进展相当缓慢。直到60年代出现激光这一相干强光源之后，全息摄影术才得以迅速发展，成为现代光学中十分活跃的分支。由于全息摄影术能够同时记录波动（包括机械波、电磁波和光波）干扰的振幅和位相分布的“全息”并使之再现，其不仅被广泛地用作三维光学的成像，也可用于声波（声全息）和射频波。将微波技术、超声波技术和全息照相结合起来，形成了微波全息术和声全息术，在图像识别和无损检验等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盖伯因发明全息摄影术而于197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无论是全息摄影，还是最早的银版照相术，它们的奥秘都在于对光的记录。我们知道，光的波长决定光的颜色，光的振幅反映光的明暗强弱。早期的黑白照片只能记录下光的振幅，即明暗变化；而彩色照片在此之外还能通过记录光的波长变化，具有了丰富的色彩；而全息摄影还能记录下光射到物体上再折射出来的方向，即光的位相变化，从而逼真地再现物体在三维空间中的真实景象。
也就是说，一般普通照片只能看到物件一个角度的影像，即平面图像。但全息照片则能提供可从无限多个角度观察的立体影像。换一个角度，如果一张全息照片里面有一个人像，当我们无论从任何角度把这照片切成两半，从任何一半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原先完整的人像；如果我们再把它撕成许多许多的碎片，我们仍然能够从每块小碎片中还原处理看到完整的影像。这一特性恰好反映出“机体的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缩影，贮存着整体的全部信息”的全息论思想。
四 宇宙全息论
受生物全息现象和全息摄影技术原理的启发，科学家进一步提出了“宇宙全息论”概念。这一概念由当代著名量子物理学家戴维·玻姆（David Joseph Bohm）在《整体性与隐缠·序——卷展中的宇宙与意识》一文中提及，由诺贝尔奖得主、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G.霍夫特于1993年正式提出，并得到了雷纳德·萨斯金的进一步阐述。[2]
宇宙全息论可以表述为：宇宙是各部分之间全息关联的统一整体。在宇宙整体中，各子系统与系统、系统与宇宙之间全息对应，凡相互对应的部位较之非相互对应的部位在物质、结构、能量、信息、精神与功能等宇宙要素上相似程度较大。从潜显信息总和上看，任一部分都包含着整体的全部信息。通俗地说，一切事物都具有时空四维全息性，部分是整体的缩影；同一个体的部分与整体之间，同一层次的事物之间，不同层次与系统中的事物之间，事物的开端与结果、事物发展的大过程与小过程、时间与空间，都存在着相互全息的对应关系；每一部分中都包含着其他部分，同时它又被包含在其他部分之中；物质普遍具有记忆性，事物总是力图按照自己记忆中存在的模式来复制新事物；全息是有差别的全息。
对于宇宙全息论的理解，需要注意：①“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当中的“局部”和“整体”应都是相对独立的系统，而不是任意范围、任意大小的局部都与整体存在信息的对应性；②全息论未必只能应用于在“整体”里面寻找浓缩的信息的“局部”，也能反过来，寻找“整体”所隶属的“整体”，并运用其之间存在的信息对应性；③“整体”与“局部”的信息变化速度存在“同步性”或“成比例性”。
全息理论虽然已一再从实验上得到证实，然而其科学机理还在探讨之中。无论是从牛顿经典物理学绝对时空观视角，还是从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空观出发，人们容易理解“大”包含“小”，“整体”包括“部分”，但是反过来说“局部包含着整体”，就显得有违常识让人困惑了。
这里，首先是从“信息”角度来理解。全息论是讲“从潜显信息总和上看，任一部分都包含着整体的全部信息”。人脑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对一切事物的感知，无非就是信息的获取和读出。人类大脑的空间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我们能够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储存那么多的记忆！曾有人估计人类头脑在人的一生中能够记忆约100亿比特的资料。我们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胸怀世界”都是以“小”容“大”。
当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首先就是在存储设备的信息存储容量上获得突破。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著名的“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呈现加速度发展的现实。芯片越来越小，存储、传输功能越来越强大，存储器、传感器不断升级换代，云计算、云存储成为可能，人类社会进入大数据时代。一个重量小于1克，面积小于1平方厘米的芯片终极信息存储容量究竟是多少？描述整个宇宙需要多少信息？目前人们还无从得知。
全息摄影过程就需要惊人的资料存储容量——只要改变两道激光照射底片的角度，就可以在同一张底片上记录许多不同的影像。我们一直以来都坚信，世界是物质的；进一步，我们认为构成我们周围世界的是物质和能量；然而当代物理学的进展告诉我们，信息在物理系统和物理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一些物理学家甚至认为，物理世界是由信息构成的，信息才是最重要的，物质和能量不过是信息附属物而已，并由全息摄影的原理延伸得出结论：世界是一张全息图。
我们所生存的整个世界，不过是一张全息图像。听起来不可思议，到目前为止科学界持此观点的人也为数不多。但就是这一小群正逐渐增加的研究者相信，这也许是关于现实最准确的模型。
全息原理是“一个系统原则上可以由它的边界上的一些自由度完全描述”，是基于黑洞的量子性质提出的一个新的基本原理。其实这个基本原理是联系量子元和量子位结合的量子论的。其数学证明是，时空有多少维，就有多少量子元；有多少量子元，就有多少量子位。它们一起组成类似矩阵的时空有限集，即它们的排列组合集。全息不全，是说选排列数，选空集与选全排列，有对偶性。即一定维数时空的全息性完全等价于少一个量子位的排列数全息性；这类似“量子避错编码原理”，从根本上解决了量子计算中的编码错误造成的系统计算误差问题。而时空的量子计算，类似生物DNA的双螺旋结构的双共轭编码，它是把实与虚、正与负双共轭编码组织在一起的量子计算机。这种理解也可叫作“生物时空学”。这其中的“熵”，也类似“宏观的熵”，不但指混乱程度，也指一个范围。所有的位置和时间都是范围。位置“熵”为面积“熵”，时间“熵”为热力学箭头“熵”。其次，类似N数量子元和N数量子位的二元排列，与N数行和N数列的行列式或矩阵类似的二元排列，其中有一个不相同，是行列式或矩阵比N数量子元和N数量子位的二元排列少了一个量子位，这是否类似全息原理，N数量子元和N数量子位的二元排列是一个可积系统，它的任何动力学都可以用低一个量子位类似N数行和N数列的行列式或矩阵的场论来描述呢？数学上也许是可以证明或探究的。
为了便于理解，宇宙全息论的创始人之一玻姆（David Bohm）曾经用“鱼缸里的鱼”来做比喻：在一个长方体玻璃鱼缸中放进一条鱼，两台相互垂直的摄像机“观察”鱼的活动，图像直接在两台电视机上播放出来。在电视机里我们可以看到，“两”条鱼分别做着方向相反、速度相等的游动。如果其中一条鱼的状态改变了，另一条鱼的状态也立即随之改变。玻姆以此展开对超距作用的解释：“两个同谋粒子应当被视为同一六维现实的两个不同的三维投影，在三维空间看来，二者没有相互接触，毫无因果关联；而实际情况是，两个粒子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非常类似于上面所说的鱼的两个电视图像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因此普遍地说，隐秩序必须被扩展到一个高维现实，这个高维原则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包含整个具有其全部‘场’和‘粒子’的整体宇宙。于是我们必须说，全运动在高维空间中卷入与展出，其维数实际上是无限的。”在玻姆所构想的宇宙的本体论图景中，宇宙真空的高维隐秩序被激发而展开和投影为三维物质世界的显秩序，而这种物质显秩序又不断卷入为宇宙真空中的隐秩序。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我们肉眼直接可见的三维物质世界的独立个体，实际上是更高维整体的一个投影，我们由于不能理解更高维度的整体性，而误以为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个人或物是独立的个体。
波姆不仅用他的理论来解释量子跃迁与EPR关联等量子力学现象，还用它来解释宇宙的演化和人类意识等一系列科学与哲学难题。在一个全息图像式的宇宙中，甚至连时间与空间都不再是基本不变的。因为在一个没有分离性的宇宙中，位置的观念会瓦解，时间与三维空间就像电视监视器中的鱼，只是一种更深秩序的投影。这种更深的现实是一种超级的全息图像式幻象，过去，当下，未来，都共同存在于其中。
五 社会全息论
既然生物全息现象、光学全息理论可以推广到宇宙全息理论，那么“社会全息论”就可以成立，也不难理解了。科学发展到今天，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仍然极其有限，科学家对宇宙全息论的基本原理和机制还在探讨之中。但并不妨碍我们以社会全息论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础理论。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每个社会细胞都是一个大社会。社会调查研究无非就是信息的获取和解读。
社会全息论是指：组成社会的任一部分，如社区、社会组织、街道、村庄，乃至家庭，都包含着所属整体社会系统的全部潜在和显现的信息总和，且部分和整体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和相互对应的关系。
第三节 方法原则：个案切入、整体认知、模糊识别、直觉感悟
社会全息论从理论上说明了任一“社会细胞”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这就决定了社会研究可以以个案调查取代大规模普遍调查，通过个案研究“解剖麻雀”而获得对研究对象所属“整体”社会系统的认知。
那么，个案研究是不是可以不加选择，随意一个个案都能得出对“整体”的正确认知呢？显然不是。由于社会系统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相似关系和对应关系是极其复杂的，我们选择深入研究的个案要求其具有“典型性”。而所谓典型性，即是个案与整体之间具有较高程度的相似和对应关系，我们能够由点及面从中得出关于研究对象社会系统整体的所需认知结论。
社会学研究社会，社会由人构成，人是有思想的动物。2014年，习近平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在演讲中提到总部大楼前用多种语言镌刻的那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这句话是一个美国诗人说的，也是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开篇语。截至目前科学的进展，人的思想意识尚不可用物理仪器来测量，但人与人之间可以用语言相互沟通，通过行为相互理解，用“心”来感知对方的思想。感知程度取决于熟悉程度，即深入程度。因此，质性社会学研究方法强调设身处地，深度参与，切身体验，将心比心。
难点在于当我们面对很多可供选择的个案研究对象时，如何选出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两个，进行深入探究？面对纷繁复杂的大社会，不同研究者可能选择不同的研究对象作为“案例”，针对同一对象的研究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有的研究可能接近社会的“真实”找到问题的症结，有的研究可能就差一些。这一切取决于研究者的经验，亦取决于研究者的“悟性”。这种经验和悟性实际上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
前面我们论述过社会学的想象力，即质性思维能力。那么，社会学的想象力究竟是逻辑思维能力还是直觉思维能力？有人认为量化研究遵循的是演绎逻辑，而质性研究则遵循归纳逻辑。如果说质性研究方法是归纳法，从逻辑上讲，归纳法的要义是完全归纳，穷尽所有情况。要证明“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发现一只白乌鸦就否定了这一判断。然而，无论多么伟大的社会学家，无论其多么庞大的研究团队多么勤奋努力地田野调查采集数据，其所能接触到的社会空间总是极其有限的，不可能做到完全归纳。现实中也没有人会愚蠢到非要走遍全世界查遍所有乌鸦才得出结论。社会学的想象力正是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行为想象到一类人，透过一个家庭想象到千万个家庭，透过一个社区的观察可以想象到整个社会。为什么可以“以点代面”？因为点上的信息包括了面上的全部信息。由此可见，社会全息论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理论依据和基础。
质性社会学研究实践中，并没有像统计调查那样遵循严格的“抽样”程序和方法来选择样本，而是凭研究者的经验直接切入开展研究。也就是说，研究者的选择更多依赖的是“直觉”而非“逻辑”。并且，直觉判断实际伴随着质性研究的整个过程。诚如有的宗教人士接触村民，看一个人就知道如何和一村人相处；股票市场上，有人看几分钟就能感觉到整天的行情气氛。一些有经验的公安人员也是依靠直觉侦破很多复杂疑难案件。可以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包括了逻辑推理能力，但更多的却是直觉思维能力。
在人的智能中，一个很重要的基本部分就是直觉。有人工智能专家这样定义直觉：直觉是基于人对于硬数据和软数据、冷识别和热识别综合在一起产生出来的高度的抽象和跳跃性的反映。直觉不能转化为数据，因而不可度量、不可传递，也无法用机器处理。甚至产生的直觉本身也是人无法描述的。例如师傅带徒弟不一定带得出来，同一个教授带出来的学生水平可能差别很大。好的教授之所以好，一是因为好的教授有更多的好的直觉，但在教学的时候这个直觉传递不过去，即使已经想出来了都传递不过去，学生能不能产生直觉是老师没有办法的，只能靠学生自己体悟。由此可见，直觉能力与人的天赋有关。
很多人都注意到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现象：打哈欠会传染。并且，科学家观察到像猫、狗、鸟等动物都会打哈欠，但是只有在人类和大猩猩这样的高级灵长类动物之间才会发生打哈欠传染的现象。心理学家、生理学家给出了多种解释和假说，包括进化说、大脑缺氧说、大脑降温说、从众心理等，迄今仍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但公认的一点是，同一场所近距离相处的人们之间会发生情绪感染，而情绪感染就是一种对于他人情绪状态或需要的直觉反应。这一点也为质性研究要求亲身参与、面对面交流，“在场”而不仅仅“在线”提供了依据。
质性社会学把质性研究方法上升为社会学基本理念和出发点。与传统量化研究方法相比，在研究过程中倡导“解剖麻雀”式典型调查个案研究为主导型社会学研究方法，主张以深入生活、切身体验、“将心比心”、“望闻问切”式深度访谈研究取代“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大规模问卷量表测量式数据采集调查，由重空间的“横截面”结构分析转向重时间的“纵深线”历史演变探讨。概括起来，质性社会学的方法原则可以表述为：个案切入、整体认知、模糊识别、直觉感悟。
第四节 话语方式：重语言、轻数字，拆围墙、讲故事
一 质性社会学追求学术话语与政策话语的统一
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质性研究方法体系来自于西方社会学的发展，但其内涵的理念恰好契合于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因此，质性研究方法中的许多外来移植引进概念，其实都可以“翻译”改造为本土概念或本土话语表达方式。如“参与观察”，实际就是我们话语体系中常说的“深入生活”。在主流官方语境下，很多场合还对干部、党员、作家艺术家、媒体记者等社会调查“深入生活”提出具体要求。如“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再如质性研究方法中强调的“反身性”，其实也就是中国民间所说“设身处地”、“将心比心”。
质性社会学追求学术话语与政策话语相统一，倡导通俗、准确、清新、活泼的中文表达方式，反对千篇一律数据模型的“洋八股”学术规范，在客观、准确、符合事实的前提下，不回避价值追求，不排斥带有感性色彩的“诗性”语言。一言以蔽之：质性社会学话语是“讲故事”而不是数学模型。
二 我国社会研究的三种文本类型
现实中可以看到，国内关于社会调查研究（注意这里是“社会研究”而不是“社会学研究”）的文本类型大体可区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高校学术研究机构的“学院派”研究成果，讲求严格的学术规范，强调“以数字说话”，形成了“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的固定模式，“一项研究要从问题出发，然后综述相关文献和理论、讨论各种不同观点和可能的答案，进而从中抽出假设命题；之后测量概念，收集数据，设计分析方案；最后分析数据以检验假设，并做出总结。八个部分各行其职，环环相扣”，这称为“洋八股”。[3]另一种模式是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的调研报告，同样也注重数据，但表达方式着重于文字表达，较少出现量表分析和公式模型。往往呈现“现状—问题—对策”的三段论模式，形成了注重实效和可操作性的政策话语体系，可以称之为“党政派”。还有一类社会调查成果主要来自于媒体记者，通过深入采访所写的调查报告、通讯报道，以生动鲜活的“讲故事”形式剖析案例。由于此类作品作者基本属于社会学的“非专业人士”，加之形式上不拘一格，一般不能被认定为社会学研究成果。但不可否认这些记者深入调查走访的过程也是一种社会研究的过程，媒体通讯报道也是社会调查报告的一种形式。并且，其中不少优秀作品的确不乏社会学的想象力，表现出对社会深刻的洞见，往往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决策影响舆论，推动社会进步。如改革开放以来媒体广泛报道的“孙志刚事件”、“黑砖窑”事件，以及新华社组织的一些专题报道、内参调查，对社会治理起到的实际作用远远超过“学院派”甚至“党政派”文章成果。我们将其称为“媒体派”。
三 社会学研究有必要拆除围墙、降低门槛
诚如我们前面指出“社会研究”不等于“社会学研究”，上述除了“学院派”学术论文外，“党政派”、“媒体派”的调研报告通常不被承认为社会学研究成果。就连被公认是最了解中国社会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社会调查成果却从未被社会学界纳入经典社会学文献范畴。因为“社会”一旦加上“学”字，就要强调其学术性、专业性、科学性。科学是高度抽象的，是用符号化、数学化语言来表述的。学术性、专业性要求科学共同体必须设置门槛，将非专业人士排斥在外。否则要是什么人都可以来说三道四就谈不上科学了。
这也可以理解，对于任何一门学科，讲求逻辑、讲求规范都是必要的。然而如果我们以强调社会学的“科学性”为由，硬是把一些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基本常识符号化、抽象化，把明摆着的事实用所谓数学模型搞得一般人看不懂，把简单浅显的道理说得云里雾里搞糊涂，甚而至于搞小圈子画地为牢，少数人自我封闭自娱自乐，这种倾向实际也是极不可取的。
我们看到，自然科学领域由于其高度的专业性抽象性，达到一定的高度和前沿领域需要长期的专门训练和知识积累，科学共同体自然而然形成了较高的门槛。“民科”——民间科学家——往往是一个笑话，沦为贬义词。然而社会科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文艺评论家常说，文学即人学。很大程度上，社会学同样也是人学。但由于在我们的学科分类体系中，文学属于“人文学科”，而社会学属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文学艺术少了许多条条框框，没有那么多“学术规范”，因为它根本不被当作“学术”。当然也有其共同认可的一些标准要求，如诗歌讲究平仄、对仗、押韵，小说也有不同流派写法。但对待社会公众并没有人为设置门槛，而是只要是爱好者都可以进来。许多作家并非大学中文系毕业，不是科班出身，甚至有的学历很低，但通过作品依然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
社会学具有科学与人文双重属性，如同经济学追求经世致用，社会学同样也应以服务社会建设推动社会进步为目的。从广泛参与、服务社会的视角，我们不应也不能画地为牢，为社会学研究筑起高墙深院象牙塔，不能像古希腊柏拉图学园那样竖起一块牌子“不懂数学者不准入内”，而是需要推倒围墙，降低门槛，深入生活，走向大众。
四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自然语言表达优于数学语言
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伟人名言，大意是，世界上任何一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就看其应用数学的程度。那么没有数学公式模型的社会学研究是否就“不成熟”“不科学”了呢？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不能拿自然科学标准来衡量人文社会科学。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语言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的飞跃。人能够创造出语言、文字、符号，就此区别于其他动物。人际通过语言交流沟通，认知社会。语言是人类思考的工具。数学语言是高度概括、逻辑严密、精确凝练的科学语言，以其应用的程度来衡量自然科学的成熟程度，正是近代实证科学数理科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识。牛顿力学集大成的著作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爱因斯坦毕其一生追求的“统一场论”就是试图要用一个最简洁的公式来描述宇宙普遍规律。然而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确有着本质的不同。
人工智能专家、武汉大学蔡恒进教授提出了“触觉大脑假说”和“坎陷世界”概念[4]，他认为：“人的所有思维产物都可以被理解为认知坎陷：它们都是对真实物理世界的扰乱，但也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认知坎陷是指对于认知主体具有一致性，在认知主体之间可用来交流的一个结构体。”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原子世界，所以我们要研究原子世界的规律。而截至目前，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在内都已经取得了十分明确的进展。而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则是坎陷世界，二者具有本质的差别。相比于原子世界而言，认知坎陷是一个永远未完成的、不断进化的、动态发展的世界，甚至可以无中生有。但是原子世界中的基本粒子却必须满足包括动量守恒、能量守恒等在内的物理规律的约束，并不能够无中生有。这里的“原子世界”并非单指微观原子而是泛指自然科学研究的物质世界与人文学科研究的“坎隔世界”相对应。而面对这两个存在如此大差异的世界，人类对其的描述方式、理解方式自然也大相径庭。对于坎陷世界而言，语言恰恰是其最好的传达工具。如果非要全盘采用研究原子世界时所采取的数字量化的方式去解读它，则很有可能走进死胡同，不利于人类思维的创造性发展。
并且，与自然科学以许多发明、发现作为研究成果不同的是，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往往没办法肉眼可见，且难以验证。而对于习惯于“眼见为实”的人们来说，这一点无疑就是“不切实际”的表现。然而，从“触觉大脑假说”的角度上来看，因为人类意识的起点就是对“自我”与“外界”的二分，则人认知的动力就是来自于不断探索“自我”是什么，顺带还要弄清与“自我”相交互的这个世界是什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就会赋予“自我”和“外界”非常多的意义，包括宗教、道德、哲学层面的意义等。这些意义，包括“自我”的意义，虽然在物理世界的角度看并不存在，但人类作为有生命的个体，却能够从自我的生命体验中真实感受到“自我”的存在。并且，其他个体也都会同意这个发现，而这也就是“自我”被实质化了。生命个体通过对其自我意义的理解，并按照这个方式去行动，则最终真的就很可能改变实际的物理世界。可以将“自我意识”看作一种非常主动的力量，这一力量是从人类进化中涌现的，虽然从物理视角看是虚幻的，却又能够最终实实在在地改变物理世界，缓慢而坚定地引导“自我”以及世界进化。从这一角度来看，自我意识及其建立在之上的人文学科，不仅不是“不切实际”的，与此相反却是支撑人类生存的最本质的存在。
中国汉字是象形文字，表意丰富给人联想。质性社会学倡导以中文表达讲好中国故事的社会学研究。所谓“讲故事”，就是强调“自然语言”表达方式。自然语言通常是指一种自然地随文化演化的语言。像英语、汉语、日语等均为自然语言的例子。与自然语言相对应的是“科学语言”或“人工语言”，强调其逻辑性、简洁性、准确性。符号化、数学化的模型就是科学语言表达的极致。
由于自然语言是随本土文化而演进的，通俗易懂，且常常一语多意、一语双关，与语义语境密切相关，甚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些特点构成自然语言的“诗性”，与科学论文所要求的严谨准确相矛盾，因此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乃至规范的政府文件通常都尽量避免诗化的自然语言。然而凡事不可绝对化，有时自然语言所包含的信息量不亚于科学语言，且更加形象而深刻。如关于新型城镇化“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关于房地产政策“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都写入了中央文件，且琅琅上口、表达准确、记忆深刻。此类语言风格正是质性社会学所追求的。
注释
[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第12页。
[2]参见百度百科，“宇宙全息论”条目。
[3]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181页。
[4]蔡恒进：《机器崛起是否意味着人文危机？》，《文化纵横》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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