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家姚雪垠-毛泽东保护了姚雪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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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自成》一卷完成后,姚雪垠像呵护新生儿一样,把它珍藏着,如果不慎。随时都有被抄走,被焚烧的危险。书虽出不来,可为人民而创作的宏愿却矢志不改。

    正像雪垠说的,当年晴地里写作,连听听朋友的意见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第一卷虽然写出来了,也只能是草稿。

    一九五八年八月下旬,姚雪垠和许多“右派分子”一起,被下放到武汉郊区的东西湖农场“监督劳动”。

    姚雪垠下放的第一年,被分到一个以种植农作物为主的农场里。无论在紧张激烈的重劳动中,还是像从事锄地这样简单的重复劳动中,他都不由得想到《李自成》。他经常一边锄地,一边继续进行小说构思,或者思考有关《李自成》的历史问题,就是走在路上,也不忘继续思考。中午或晚上,别人已经休息了,他却忍着疲倦,将田间和路上思考所得记在日记本上,唯恐遗忘。第二年,姚雪垠又转到以种蔬菜为主的吴家山农场。每到黄昏,蚊子成群,声音嗡嗡,向人们袭来,真有“集蚊成雷”之势。姚雪垠为了坚持写作,托亲戚从北京买了一个电石灯,晚饭后,躲在帐子里继续写。电石灯光闪动很凶,伤害眼睛。姚雪垠不顾这些,令他提心吊胆的是,只怕蚊帐被燃着,引起火灾,烧了集体的居住的大席棚,那可就要坐监牢了。过了一段,电石用完了,姚雪垠只能趴在铺上,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仍坚持着写。

    为了抢时间,姚雪垠知道武汉地区天气酷热,午休时间较长,这段时间也可以用来写作。但是,“右派”分子一直被管“右派”的干部控制着,那些干部一收工,便又说又笑扬长而去,“右派”们必须将扔下的工具一件一件收起来,背回宿舍中。该“右派”吃饭时,干部们已经吃完了,盘子、碗筷扔在地上,“右派”们还得把所有扔在地上的餐具收拾起来,洗好放好,回来再把地扫干净。那些干部们仰面躺在铺上,边抽烟边聊天,一根接一根的将烟头扔在刚打扫干净的地上,严厉地叫道:“姚雪垠,把烟头捡起来。”姚雪垠常常一边捡烟头,一边心中忿忿地说:“哼,再过若干年,谁对人民有贡献,走着瞧!别看你们在‘右派’面前很神气,谁知道再过几年你们是什么样儿?”

    午休时他只稍睡一阵,趁大家午梦正浓,又开始思考和写作了。

    一天,管干部的头头终于发现了姚雪垠的写作日记,便抓住不放大作文章,说他不肯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妄图死灰复燃。从此,再次勒令他不准写作。

    “右派”们星期日不休息,每月另行放假四天,以便回武汉市内休息,姚雪垠利用这个机会,继续《李自成》的创作和修改。

    一九六〇年底,经过数年劳动改造的姚雪垠,“右派”帽子被摘掉了,成为“摘帽右派”。在政治待遇上,稍有松动。姚雪垠虽然已作好把书搞交给后人的准备,但也不放过任何能够发表的机会。既然“帽子”被摘掉了,既然有了一定的自由,作为作家,把自己的作品交给组织还是应该的。于是,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姚雪垠于一九六一年十月中旬,大胆而冒昧地把《李自成》一卷书稿送交“中国作家协会”。对于一个“摘帽”右派的作品,出版部门慎之又慎,甚至不敢问津,看过书稿的人虽然赞叹不已,但仍顾虑重重。消息传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不知是“青年”二字充满了活力,具有胆量和气魄;还是一种缘分,《李自成》在这里受到了欢迎,引起了反响。经过层层把关,认真审定,多磨多难的《李自成》第一卷,终于在一九六三年秋天,冲破阻力,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

    《李自成》的出版问世,在姚雪垠所在地武汉,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来,在“反右”斗争中就与姚雪垠观点极不一致的头面人物,早已宣布不准姚雪垠再发表文章,这相当于死刑令的宣布,足以使他“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了。他在劳动改造中,哪还有机会写作,没有条件和环境,他凭什么去写?又是怎么写出来的?一个“右派”,就是摘了“帽子”还叫“摘帽子右派”,仍是“右派”,“右派”能写出好的作品吗?这位头面人物在不可思议中,拿起了“批判的武器”,把刚刚问世的《李自成》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既然是毒草,就要坚决地铲除。

    事情总不会按照某些人的意愿一直走下去,《李自成》在北京出版后,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看完之后,大加赞赏。武汉市委的领导得知这一情况,观点十分明朗,明确表态,不同意发表那位文艺界头面人物的批判文章,并批评他“动机不纯”。那位头面人物心里不服,仍利用一切机会,在他管辖的范围之内,扩散他的论调。

    转眼间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位颇具能量的头面人物见时机已到,便再次拿起批判武器,利用小字报、大字报,重批《李自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为了发泄两年前那篇批判文章未能发表的愤慨,他流着眼泪在群众大会上,一并控诉武汉市委保护黑旗、压制批评,六四年不让他的批判文章发表。

    这一次的批判不同寻常,非同小可,因为当时的大背景对姚雪垠及其作品十分不利。

    相当一段时期,将阶级斗争绝对化的极左思潮泛滥于各条战线,文化战线更为严重。许多以历史为题材创作的小说、电影、戏剧纷纷被打成毒草,遭到批判,帝王将相更不能在新作品中占有位置。到了一九六三年九月,毛泽东发出《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严厉批评文化部应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这个指示一发表,可以想像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力。

    姚雪垠的《李自成》是逆着当时的极左教条主义思潮创作的。且不说全书的整体构思和写作,单说第一卷一开始就写崇祯皇帝这个令人难忘的悲剧人物。为写好崇祯皇帝,姚雪垠花费了大量笔墨写好这个典型人物的典型环境,在第一个单元中就写出后妃、宫女、太监、文武大臣等等。毛泽东所批评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书中全写了,还写了封建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牛金星等。

    这还了得,也难怪武汉那位头面人物抓着《李自成》及姚雪垠不放,这是在与中央“对抗”啊!

    那位头面人物带领一帮人剑拔弩张,姚雪垠及其《李自成》大祸将临。姚雪垠随时都会被揪斗、游街、关押、判刑;书稿、藏书、读书卡片也随时会被抄走、焚烧。这也就意味着姚雪垠将永远不能翻身,他写《李自成》的夙愿,也将从此终结。

    就在武汉文艺界那位头面人物攒足劲儿,怀着不获全胜不罢休的心情,准备迎接胜利的时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向武汉市第一书记宋侃夫打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即“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这是多么出入意外的大转折啊!

    原来,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那一段时期可以说是最紧张最繁忙的时候了。不知何故,就在这“日理万机”中,他偶然抓到了一本《李自成》第一卷,一开始就被那恢宏的气势,感人的场面,精到娴熟的艺术魅力深深打动了。他一气看完了上册,忽然想起全国各地批斗狂潮,愈加猛烈,这个写《李自成》的姚雪垠境况如何呢?他的记忆的确不同一般。他记起一九五七年初春,在《新观察》一月号上读到过姚雪垠的一篇散文《惠泉吃茶记》,感到文笔不同寻常。一次召见茅盾、周扬、徐铸成、储安平等文化界著名人士时,谈起这篇散文,他向周扬询问:“姚雪垠是什么人?”随后了解了姚雪垠的工作地点和政治情况。如今,他看到了《李自成》,想到姚雪垠曾是“右派”,现在该是“摘帽右派”,无论你摘帽不摘帽,随时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如果姚雪垠遭难了,《李自成》这部少见的历史小说还能完成吗?想到此,他不等读完下册,便下达了保护姚雪垠的指示。

    就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中旬,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看见王任重列席,将他叫到身边,指示说:“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的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早晨,王任重便立即打电话给宋侃夫,传达了这一“最高指示”。正如姚雪垠先生对我说的:“毛泽东适时地指示保护我,特别是要我将《李自成》一书写完,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在我的一生中却是一件大事。”事实证明,保护了姚雪垠,让他写完了《李自成》不仅对姚雪垠来说是件大事,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件大事。不然的话,姚雪垠的《李自成》能写完五卷吗?

    然而,在武汉市文艺界的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也没有善罢甘休。他们明里不敢再公开攻击《李自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了,而暗地里怀着疯狂的嫉妒心理,背着武汉市的领导,以种种借口,从生活环境、工作条件及诸多方面给予刁难和干扰,使姚雪垠无法安宁地坐下去继续写《李自成》,就连已经完成的第二卷也不能修改完毕。

    姚雪垠再次感到困扰,这又该怎么办呢?

    一位热心的朋友建议,让姚雪垠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求助。姚雪垠觉得,建议好虽好,但危险性很大。他想,自己是三十年代的作家,又是“摘帽右派”,万一写的信送不出去,落到别人手里,同样会大祸临头。自古以来,县官不如现管”,更何况毛泽东那么繁忙,已经作过批示,他还会再管吗?可是,不给他老人家写信,谁又能帮他的忙呢?’姚雪垠试探着给当时在武汉市委做文教书记,后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任领导的宋一平写了封信,问他有没有办法将自己的信直接转到毛泽东主席手中。宋一平收到姚雪垠的信十分重视,又同胡乔木同志商量之后,很快给姚雪垠回了信,表明有办法将他的信转给毛主席。并在信中说毛主席患了眼疾,信要用毛笔写,宇要写大一点,要写清楚。

    姚雪垠接到信后,兴奋不已,但仍重顾虑重重。他仍担心,信件受阻,后患无穷。经过反复考虑,在万不得已情况下,姚雪垠还是大胆地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向他报告了工作情况,并请他帮助。信是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九日由武汉发出寄往北京的。宋一平接到信后,很快转交给胡乔木,胡乔木看了信,于十月二十三日专门附上一份报告,很快地将姚雪垠的信转到了毛泽东手中,此时的毛泽东已患病多日,特别是眼疾病重。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认真地看了姚雪垠写给他的信,并立即在胡乔木转信的报告上批道: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距一九六六年七月中旬向王任重当面指示,相隔九年多。这悠悠九年多,中国经历了多少事情啊!而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吏显示出它的分量。为什么要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他仍担心有人会抓姚雪垠“摘帽右派”的辫子,或找描写“帝王将相”的岔子。他是要把支持姚雪垠写完《李自成》变成中央政治局共同的认识。

    借助毛泽东的批示,姚雪垠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旬从武汉来到北京,使《李自成》的创作有了一定的条件和环境,并得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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