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有感二首》写得郑重其事。初稿写成后搁置了好几天，反复吟咏推敲斟酌，方始定稿。仍觉意犹未尽，最后，提起笔来在题下又添加一个小注：“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
大和九年（835）的干支是乙卯，次年丙辰，改元为开成元年（836）。标上明确的时间，有了历史纪年的意味，态度的郑重严肃自显。短短的两首排律，竟是跨年度的作品，也可见用心之良苦。如此这才稍感尽意。
《有感二首》用语庄重谨严，用了很多有关朝臣君主的典故，否则就难显叙说和评议国家社稷大事的创作初衷。甘露之变让他想得很多，李商隐一面保持着强烈的创作冲动，一面设身处地地揣摩着老杜的精神——如果是老杜，他会怎样写呢？这两首诗因形式典雅，用典多，内涵层次丰富，本来有点费解，但看了上节简述的甘露之变经过，读起来就比较好懂了。
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
如何本初辈，自取屈氂诛。
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
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
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
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
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
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
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
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
御仗收前殿，凶徒剧背城。
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
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
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
谁瞑含冤目，宁吞欲绝声！
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这两首诗，每首八联十六句，因是排律，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每联均需对仗，其中有叙述，有评论，是典型的史论性诗篇，风格有意学习老杜，以沉郁顿挫为特色。
两首诗有分工。第一首主要叙述甘露之变的情况，以叙为主，叙中含评。
开篇一联概叙唐朝版图、气象，实为套语，但也属必要。
“如何本初辈”一联，是对整个事件的总叙总评——李训本来是想模仿东汉袁绍（字本初）的手段杀尽宦官的，却落到刘屈氂（汉武帝时丞相）那样遭宦官反噬而送掉性命的可悲下场。
“如何……自取……”的提法值得玩味，诗人的复杂心情和态度尽现于这一句式之中。诛除宦官当然不错，可是面对强敌而谋事不周，操作实施几同儿戏，那还不是自取祸殃？这两句是叙述，但含着评价。这评价是给李训、郑注的，虽非全然否定，却也并不积极，不然怎么叫“自取”祸殃呢？
下两句亦然。李训的计谋，本是趁仇士良等下殿去察看甘露时把他们一举歼灭，这一招比袁盎谏止汉文帝与得宠的太监同乘一车，是要厉害得多。可是，在朝会上奏报石榴树夜降“云物”（甘露）的戏尚未演完，更未收到效果，太监们就反扑过来大杀朝官，气势汹汹简直就像官军对付盗贼似的——把李训的预谋击得粉碎。“何成……直是……”的句式加强了叙述所寄寓的感慨。攻防双方突然转换的意外，宦官气焰嚣张和朝官束手被屠所引致的愤怒，未着一字，但已表露无遗。
“证逮”一联正面实写宦官的反扑和株连杀戮，把宦官的罪行具体化了。
“竟缘”联追究惨剧的原因，把批评目光转向唐文宗。这位对铲除宦官心存侥幸的庸懦皇帝，只看到李训外表和言论堂皇可观，就把他尊奉为汉代王商那样能使匈奴单于畏服的“汉相”，却没辨别他和他的同伙郑注其实是怀有野心的石勒式的人物。
这一联用的是上下句互文手法，前一句说李训，却带着郑注，后一句说郑注，也带着李训，实际上是将二人统括进去。唐文宗对李训固然是看错了，对郑注也没看对；郑注固然是石勒似的野心家，而李训也跟他一样。
“鬼箓”二联描写甘露之变的严重后果。朝官死难者竟多到可按部编录，而宦官统领的神策军几乎把整个首都笼罩在战火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慑于宦官淫威，遭灾受难的人们连放声恸哭都不敢，但又怎能不在心里埋怨沉默的上苍和天地洪炉！
第二首写甘露之变后的朝局，作者议论的成分更重。
“丹陛”一联，用十个字简洁地概括这场事变——当朝臣还在向皇帝上奏，一场战争便在金殿上爆发。
“临危”联下，李商隐自注：“是晚独召故相彭阳公入。”原来，甘露之变发生后，朝中一时无人，只得请出老臣令狐楚和郑覃来主持朝政，故相彭阳公即指令狐楚。卢植、庞萌都是东汉人，在这里分别代表忠臣和叛臣，具体的是喻指令狐楚和李训。李商隐设想，危难临头，局面混乱，唐文宗这时才觉得还是令狐楚这样的老臣可靠，悔恨错用了李训这种躁进险佞之人。
“御仗收前殿”等四句所写便是错用李训的结果：皇帝被胁迫着下了殿堂，太监们成了跟人拼命的凶徒，他们把金吾卫士杀得仓皇逃窜，甘露之变当天正是“一阳生”的冬至节，却因此搞得血淋淋阴惨惨的。于是诗人据此议论道：“清君侧”，即扫除皇帝身边的歹人，本是自古就有的，今天也并非没有可靠的老臣可以托付此事。文宗啊，你想整肃宦官的夙愿是一贯的，可李训这么干，却太糟糕太没名堂。目的没达到，冤死者难瞑目，生者怎忍得住悲痛欲绝的哭声！诗至此，都是针对事变而发，基本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但还欠有力的收尾。
结尾两句把视线拉到眼前：听说近来宫中为皇帝开寿宴，还上演了王涯核定的《云韶乐》。《咸池》《六英》是古帝的音乐，李商隐用《咸》《英》代指唐宫演奏的《云韶乐》。这结尾是个冷冷的反讽，言外之意：甘露之变不久，怎有心思做寿行乐？这是一层。王涯刚在甘露之变中冤死，现在来演奏他主持核定的乐曲，能不想起他，能不感到悲伤吗？这是又一层。那么，是唐文宗健忘，还是他在宦官挟制下做不了主呢？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朝廷还有没有正义可言？还怎么让人信赖拥戴？这是更深的一层。李商隐含蓄地把问题推到读者面前，诗却戛然而止。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李商隐式的结尾。
《有感二首》是李商隐了解了甘露之变大量情况后，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之作。它是那恐怖事件后万马齐喑时期的空谷足音，因为它愤怒地控诉杀人如麻的宦官，责备成事不足的李训，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了皇帝。这时候的李商隐虽只是一个屡试不第的白衣士人，但看他的诗，却有一种凌驾于此事件诸方之上的仲裁者气势。他在写诗时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探究的有趣问题。
中国古代诗歌很强调“诗言志”，诗的抒情主人公往往就是诗人自己，李商隐的作品中这种情况自然很多。但在诗歌的发展史上，“代言体”也是很早就产生的，比如男性诗人可以代替宫女或弃妇来歌吟哀怨，生活在内地的诗人也可以代替戍边将士发露心声。在创作这类诗歌时，诗人实际上是在扮演一种角色，代角色思，代角色言。李商隐的诗作中，这类作品也不少。像《有感二首》，诗的抒情主人公既是商隐本人，但又代表了高屋建瓴地观察、评判这一切的历史仲裁者。
这两首诗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就其现实性而言，它们是社会正义之声的代表。
当时，在宦官的恐怖屠杀下，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在野的文人士子，有些人有感但不敢抒发，有些人不了解情况而无感可发，也许还有更多的人惊讶愤怒，但一时理不清头绪，不知该如何感、如何说。唯独李商隐迅速地抓住事变的本质，对其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和高度艺术的表达。
而就其历史性而言，这两首诗是堪称史笔的定评。
同时代的大政治家李德裕在大中初年遭贬期间，作《穷愁志》纵论历史人事，有《奇才论》一篇论及李训，坚决驳斥了视李训为“奇才”的奇谈怪论。李德裕是个重实际的宰执之臣，主要从李训除宦的儿戏式举措绝无成功可能立论，认为就算李训果真在宫中杀掉一批宦官，还有更多的余党在，他们“与北门（诸将）协力报怨，则天下横流矣”。[1]他反对这种极不负责任的政治赌博，而主张在不能取消宦官制度的前提下，恩威并施地处理好同他们的关系，以有效地抑制宦官势力。李商隐也许考虑得没有李德裕那么深远具体，但反对李训的轻率冒险，二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再看两《唐书》对甘露之变的评论，基本观点也与李商隐《有感二首》相同。《旧唐书》李训等人合传的赞语说：“训、注奸伪，血赪象魏。非时乏贤，君迷倒置。”李训等人合传《新唐书》的赞语在引述李德裕《奇才论》后说：“世以德裕言为然。”并进一步把问题与唐文宗联系起来：“若（李）训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颠，天下为寒心竖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为阉谒所乘，天果厌唐德哉！”[2]都是把文宗和李训一起批判的。
历史上把李训、郑注称为“小人”，今天看，他俩实乃志大才疏的野心家。野心家冒险也可能成功，但最后没有不败事的，就因为他们动机不纯，心术不正。李德裕和众史官的评论，这是真正的核心。
李商隐既没当过宰相，也没做过史官，但从他对甘露之变的反应来看，应该说，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见识，都是相当高明的。按他的才能，实在不该只限于做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个笔杆子式的幕僚。他去世后，有悼诗说他是“虚负凌云万丈才”，看来并非溢美之词。
甘露之变后，差不多与创作《有感二首》同时，李商隐还用这种代言或托身的方式写过另一首诗：《故番禺侯以赃罪致不辜，事觉，母者他日过其门》。
诗人以“母者”（保姆之类人物）的口吻，对“故番禺侯”（指已故岭南节度使胡证）家在甘露之变中的遭遇发表了感想和评论。诗云：
饮鸩非君命，兹身亦厚亡。
江陵从种橘，交广合投香。
不见千金子，空馀数仞墙。
杀人须显戮，谁举汉三章？
胡证是个贪官，在岭南节度使任上聚敛了大量财富，运回长安，成了众所瞩目的富户，宦官想吃这块肥肉久矣。甘露之变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说是要搜查潜逃的宰相贾 ，不由分说破门而入，捕杀胡证的儿子胡溵，并把胡家洗劫一空。事后，这位曾在胡家做过事的“母者”（不妨假设她便是胡溵的保姆之类），重到胡家，既感慨胡溵的枉死，感慨他的“厚亡”——因家财太厚而招来灾祸；又谴责胡证贪婪的罪孽，道出了一条历史规律：千金之家终将破亡。最后则控诉贪暴的宦官：不错，胡证固然有“赃罪”，但要杀，也得明明白白地依法处理，加以“显戮”，怎可像你们那样胡乱杀人？有谁按刘邦订的“约法三章”（其中有“杀人者死”一条）来追究你们啊！很显然，诗人是借了这位“母者”之口，道出了自己的观点，既批评贪官，更抨击宦官，这观点无疑是公正的。
甘露之变中一共死了四位宰相。李训是发难者，不好算无辜。其余三位，王涯、贾 、舒元舆，虽官声参差，各有自己的账，但对李训的阴谋都不知情，更没有谋反，却以谋反罪被杀，应该算是冤案。其中王涯最惨，被宦官逮捕后，遭酷刑，令其“手书反状，自诬与（李）训同谋”，遂以此罪成狱，经游街示众，“乃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下”，同时被斩的当然不止王涯一个，但唯独他“以榷茶事，百姓怨恨，诟骂之，投瓦砾以击之”。[3]
此事在长安流传很广，李商隐应该是了解的。对此，他没有直接发表意见。但根据《番禺侯以赃罪致不辜》诗，可以推知他的观点，必定是不主张以非罪杀人的。倘若王涯榷茶敛财有罪该杀，也应该是明白审判，加以“显戮”，胡乱安个罪名就杀人，那是不行的。在这个问题上，李商隐显然比一般百姓要清醒和更懂得依法办事的道理。他之所以要借“母者”的身份写诗，借“母者”之口发出“杀人须显戮，谁举汉三章”的呼声，应该就与他积郁于心的这个观点有关。
宦官专权是晚唐的大患，李商隐的反对态度是鲜明的。当他听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书，表示若奸臣（指宦官）难制，将誓以死前来清君侧，仇士良等的气焰因此有所收敛，皇帝乃稍有尊严，宰相才粗可秉政等消息，心情振奋，竟很快写出一首风格俊爽、强烈呼吁刘从谏快快进兵长安的七言律诗《重有感》来：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这首诗成为李商隐甘露之变组诗中调子最明朗高昂的一首，其铲除宦官恶势力，维护唐朝廷统治的政治态度表现得非常突出。
李商隐在当时这样做，实际上是冒着一点风险的。如果被宦官盯上，不用说科举功名，就是人身安全，也会受到威胁。所以当时许多人对宦官的暴行采取敢怒而不敢言的沉默态度。像老诗人白居易，正在东都洛阳做着太子宾客分司，远离灾祸，还写诗表示由衷的庆幸。[4]诗人杜牧《李甘诗》《李给事（中敏）二首》涉及甘露之变，但主要是批判李训、郑注，而对宦官专权的政治痼疾则未触及。[5]相比之下，李商隐的政治识见、正义感和初生之犊般的勇气就很为可贵了。
不过，诗人的感情总是起伏变化的，无论喜怒哀乐，无论赞成反对，总会以强烈的形态予以表现。
这次重到长安，李商隐特意到曲江池一带流连，不但因为那里是著名的风景区，甘露之变前刚刚经过大规模的修缮，而且因为有老杜的诗《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曲江，早已成为见证唐朝兴衰的一处独特景观。这就是李商隐不得不去那里的根本原因。那么，李商隐去后观感如何？请看他归来后写的这首《曲江》诗：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甘露之变后的曲江池，竟然成为一个人迹稀少、阴风惨惨的地方！敏感的诗人一叶落而知秋。如果说，当年老杜滞留沦陷的长安，在安禄山胡骑所扬起的满城灰尘中，悼惜着盛唐的一去不复返，那么，甘露之变则使李商隐深感唐王朝统治的孱弱不振，他预感到唐朝的末日已经不远。他担心历史将重演陆机死别家乡华亭和索靖哀叹晋室灭亡的悲剧。其实，此时距唐朝寿终正寝还有七十年之久，唐朝统治者和它的臣民都还将经历一个渐趋毁灭和死亡的痛苦过程，当有的人还沉醉在争权夺利和灯红酒绿生涯之中的时候，年轻的诗人李商隐竟已发出如此低沉哀伤的悲歌！
对于走向衰亡的唐朝而言，敏感的诗人是否就像一只发出不祥之鸣的预言之鸟啊？
这也许就是敏感的诗人为当权者、为醉生梦死或安于现状者所不喜，却为后世研究者所激赏的原因吧。
[1]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外集卷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682—683页。
[2]所引两《唐书》文，均见中华书局校点本。
[3]《旧唐书·王涯传》。
[4]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自注：其日独游香山寺）：“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作醢，何似泥中曳尾龟？”《即事重题》：“重裘暖帽宽毡履，小阁低窗深地炉。身稳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无？”白居易是否对甘露之变中被杀的王涯等人持幸灾乐祸态度，历史上有不同看法，但这两首诗确对李训等人并无同情之意。参看苏轼《仇池笔记》，洪迈《容斋随笔》卷一，陈友琴《略论白居易晚年诗中的积极意义》（载《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3辑）。
[5]李甘、李中敏都是杜牧好友，都公开反对李训、郑注，尤其是郑注，并因此受过政治迫害。李中敏因主张“斩郑注而雪（宋）申锡”而被迫“谢病归洛阳”，李甘则因反对郑注入朝，声言“白麻（任命诏书）出，吾必坏之”而被贬为封州司马，后卒于贬所。（据《旧唐书》之《李中敏传》《李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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