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离开长安前，他懒得再去令狐绹府上告辞，谁知令狐绹却来到他的旅舍对他慰勉一番，第二天又派家丁给他送来一些钱物和一封书信，鼓励他明年卷土重来，背水一战，必有斩获。
令狐绹这时已在朝中任左拾遗之职，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李商隐。商隐深感他的好意，遂给他回了一信，披肝沥胆，一吐积郁，其愤愤不平的神态和口吻清晰如见。今天看来，这封以古文写成的《别令狐拾遗书》，既是一位科场失意者的牢骚宣泄，又是一篇愤世嫉俗的社会批判文章，在李商隐为数不多的古文作品中占有重要位置。
子直（令狐绹字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写。足下去后，怃然不怡。今早垂致葛衣，书辞委曲，恻恻无已。自昔非有故旧援拔，卒然于稠人中相望，见其表，得所以类君子者，一日相从，百年见肺肝。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困不动，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离。
足下观人与物，共此天地耳。错行杂居，蛰蛰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与物慨然量其欲。牙齿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齿，此意人与物略同耳。有所趋，故不能无争；有所争，故不能不于同中而有各异耳。足下观此世，其同异如何哉？儿冠出门，父翁不知其枉正；女笄上车，夫人不保其贞污。此于亲亲，不能无异势也。亲者尚尔，则不亲者恶望其无隙哉！故近世交道，几丧欲尽。
足下与仆，于天独何禀？当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会面，一分散，至于慨然相执手， 然相慼、泫然相泣者，岂于此世有他事哉！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之所乐，而又甚惧吾之徒孑立寡处，而与此世者蹄尾纷然。蛆吾之白，摈置讥诽，袭出不意，使后日有希吾者且惩吾困，而不能坚其守，乃舍吾而之他耳。
足下知与此世者，居常绐于其党何语哉？必曰：“吾恶市道！”呜呼，此辈真手搔鼻齇而喉哕人之灼痕为癞者。市道何肯如此辈邪！
今一大贾，坐 货中，人人往须之。甲得若干，曰：“其赢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曰：“其赢若干”；戊曰：“吾索之”。既与之，则欲其蕃，不愿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伏腊相见有贽，男女嫁娶有问，不幸丧死有致馈，葬有临送吊哭。是何长者大人哉！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则又愈得其所欲矣。回环出入如此，是终身欲其蕃，不愿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严，出妻子益敬，伏腊相见贽益厚，男女嫁娶问益丰，不幸丧死，馈赠临送吊哭情益悲，是又何长者大人哉！唯是于信誓有大欺漫，然后骂而绝之，击而逐之，讫身而勿与通也。故一市人率少于大贾而不信者。此岂可与此世交者等耶——今日赤肝脑相怜，明日众相唾辱，皆自其时之与势耳。时之不在，势之移去，虽百仁义我，百忠信我，我尚不顾矣；岂不顾矣，而又唾之，足下果谓市道何如哉！
今人娶妇入门，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前祝曰：“蕃息！”后日生女子，贮之幽房密寝，四邻不得识，兄弟以时见，欲其好，不顾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择何如男子者属之邪？今山东大姓家，非能违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羔鹜在门，有不问贤不肖健病，而但论财货，恣求取为事。当其为女子时，谁不恨？及为母妇，则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岂有大于此者耶？今尚如此，况他舍外人，燕生越养，而相望相救，抵死不相贩卖哉！ 而绎之，真令人不爱此世，而欲狂走远飏耳。果不知足下与仆之守，是耶，非耶？
首阳之二士，岂蕲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下，生人之权，不在富贵，而在直笔者。得有此人，足下与仆当有所用意，其他复何云云。但当誓不羞市道而又不为忘其素恨之母妇耳。商隐再拜。[1]
这封信是李商隐与令狐绹前一天谈话的继续，信中呼“足下”凡十次，可见李商隐急切地向对方倾诉的姿态和这封信的对话性质。贯穿此信的，则是商隐对二人交谊的肯定和以此交谊为对照而进行的社会批判。
信一开始就正面谈到了令狐绹对自己的关照，肯定他们之间的交谊是“一日相从，百年见肺肝”式真正肝胆相照、推心置腹的感情。相信令狐绹听到这些，是会含笑点头表示认同的。面对这样的友人，怎能不把满肚子的牢骚和盘托出，一吐为快呢。而且这牢骚又远远超越了个人的不幸，已上升到鞭挞世道和痛砭俗情的层次。
此时的李商隐，年纪不过二十五岁左右，但对人性和社会的认识却已相当深刻。这显然与他从小的处境和长大后的遭际有关。
他一下子就触及了人性和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人的欲望无穷，而世界与社会的资源有限，以无穷对有限，必然带来不尽的纷争。在这个大前提下，人与人（即使是父母子女）的沟通了解非常困难，至于“近世交道”更已经丧失殆尽——李商隐虽未明说，但所指显然是他与令狐绹所在的文人圈子——那里多是一副副虚伪做作的道德面孔，人们口口声声宣扬最厌恶“市道”，即市侩之道，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比“市道”要卑劣丑陋得多。李商隐说，所谓“市道”，不过是一种有付出有赢利的交易，真正的市道倒是要恪守契约和信义的；可怕的是“此世交者”“今日赤肝脑相怜，明日众相唾辱，皆自其时之与势耳”。在他们那里，面孔随时可变，信义与友情都不存在，所关注的仅仅是被“时势”决定的现实利害而已。
令狐绹倘若听到这些，会是怎样的感觉？他也许会被李商隐反流俗的观点所震动，也许他并不赞同李商隐的“市道观”，但对他批评俗世的态度表示理解。
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李商隐还谈到一种现象，以生活中的女人为例。
女人们在幼小做女儿时受尽宠爱，长大了谈婚论嫁，无不痛恨只讲门第钱财的包办婚姻。然而等到她们自己当了母妇，对待女儿，却仍是老一套，一代代就如此在旧轨道上循环。
商隐的用意主要并不在于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揭示人性的一个丑恶之处，那就是自己历经艰难困苦改善了处境，却回过头来压迫后来人。从女儿到母妇，从白丁到官员，无不如此。所以，他向令狐绹呼吁（其实也是一种保证）：让我们发誓，老老实实的不羞于“市道”，更绝不做忘记“素恨”，自己地位改变了，就反过来压迫后来者的那种“母妇”！
这个李商隐！他似乎忘记令狐绹与自己的处境已经大大不同，而将两个人都算作世俗社会的对立面了。
写这封信时，李商隐的感情显然是激动不宁的，以至其中有这样的话：“ 而绎之，真令人不爱此世，而欲狂走远飏耳！”又比如说：“首阳之二士，岂蕲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意思是说，自己决心学习伯夷、叔齐，就算世人都趋炎附势追逐潮流去了（像古时八百诸侯都随周反商那样），自己也绝不同流合污，宁可做困守首阳山，孤寂穷饿而绝不后悔，表示出与世俗誓不两立的决绝态度。
应该说，这些都是气愤话，而且是一种文人的、尤其是诗人的气愤，未必会真的付诸实践。他知道，自己这样说，令狐绹不会见怪，是会理解、优容的。不过，他这样说，也并非纯属一时意气，而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相信，“千百年下，生人之权，不在富贵，而在直笔者”。
千百年下，生人之权，不在富贵，而在直笔者！
这是李商隐发自肺腑而又掷地有声的名言。
所谓直笔者，指的是负责记载历史的史官，李商隐痛恨现实，但相信历史是公正的。
从这封信来看，李商隐与令狐绹此时有着很不一般的关系。至少在李商隐感觉中，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可以无话不谈。他愿意向令狐绹一吐积愫，不怕把话说得尖锐和过头，也不怕有的话可能会引起令狐绹的多心——比如他攻击处境改变便反过来压迫后来人的“母妇”时，就没有顾及此时令狐绹已经“仕益达”的情况——事实上，令狐绹读信后也确实没有对号入座，相反，他被商隐说服了，也感动了。他主动地、诚心诚意地帮助李商隐进士及第，就是在这之后。
开成二年（837），李商隐再次赴京参试。他并不知道令狐绹已决定出手相助。在路过华州的时候，还向原先在朝担任中书舍人、前不久改为华州防御使的崔龟从行卷。当然，在诗文卷子之前，照例附有一封自我推介的信件。这也是一封李商隐早期很重要、也很有趣的书信。如果从《别令狐拾遗书》可以见到李商隐愤世嫉俗的情怀，那么，从这封《上崔华州（龟从）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耿介而不谙世事的书生形象。请看他是怎么写的：
中丞阁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读经书，七年弄笔砚。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
凡为进士者五年。始为故贾相国所憎；明年，病不试；又明年，复为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间，未曾衣袖文章，谒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识其面，恐不得读其书，然后乃出。
呜呼！愚之道可谓强矣，可谓穷矣。宁济其魂魄，安养其气志，成其强，拂其穷，惟阁下可望。辄尽以旧所为发露左右。恐其意犹未宣泄，故复有是说。某再拜。[2]
写这封信，李商隐当然是用心的，行卷的对象也是用心选出。崔龟从刚出朝任地方官，朝中故旧关系必多，如他肯推荐，中举的希望自然会大些。
但若从请托的目的来看，信中所写却实在并不合时宜。开篇减少年龄（是二十七，说二十五）倒无关宏旨；吹嘘幼学，也属常情。问题是下文离经叛道气息甚重：“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有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好家伙，这不是藐视大圣人周公、孔子吗？一个儒生，可不能如此说话呀！
其实，如果换一种说法，那几句话的意思，不过是“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已。
李商隐是想强调，自己的文章不是对经书的鹦鹉学舌和炒冷饭，其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超越了古往今来一切经典和著述。这里固然有一个青年人的豪气，但无论诗人还是学者，本来也该有此抱负的啊。唐人天真，敢于吹嘘自己，推销自己，几乎形成风气。看看盛唐诸公，他们的口气还要大呢。
不过，这样做也得看时代和对象。晚唐已非豪迈的盛唐，崔龟从又是个专精礼学、最讲究遵古师法、主张一切言行以圣人经典为依归的人。李商隐如此的自我表白，如此桀骜不驯的口吻，会获得他的赞赏吗？
而且，李商隐这样说，也并非纯属豪气，他对孔子也确实有些不同看法的。后来，他在《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中对元结的文章极口赞扬之后说道：
而论者徒曰：次山（元结字次山）不师孔子，为非。
呜呼！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涂中耳。……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邪！[3]
可见，质疑孔子的绝对权威地位，肯定乃至鼓吹不必以孔为师，在李商隐乃是一贯的思想。既有这种思想，就难免不在日常言行中有这样那样的表现。李商隐被某些人看不惯，甚至被诬为“大不堪”，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呢。
《上崔华州书》可谓开篇不利。如此，下面的话恐怕也就很难听进去了。李商隐说到几次落第，点了贾相国和崔宣州（郸）的名，特别对贾 用了个“为其所憎”的说法，明显是有怨恨责怪之意；又宣称自己行卷如何慎重，五年来从未做过行卷之事。前者使人觉得他是公开埋怨在甘露之变中死难的贾 ，后者更易使人有不真实之感，这些话像崔龟从这样的人读起来大概不会很舒服。难怪此信和诗文呈送崔龟从后便如石沉大海。李商隐在信中抬高崔龟从和此次行卷的意义的用心根本无法奏效。如果这封信传出去，在讲究虚伪礼法和世故人情的仕宦场中，对李商隐也将是不利的。
幸好这封信倒也没有在李商隐的考试中发生负面的作用，开成二年（837），他进士及第了。
说来可笑，也很可悲，李商隐的中进士，不过是令狐绹一句话的事儿。几年后，在李商隐致一位陶进士的书信中，透露了这件既让李商隐高兴、感激，又让他内心深感屈辱不平的事：
时独令狐（绹）补阙最相厚，岁岁为写出旧文纳贡院。既得引试，会故人夏口（高锴）主举人，时素重令狐贤明，一日见之于朝，揖曰：“八郎之交谁最善？”绹直进曰“李商隐者”三，道而退，亦不为荐托之辞，故夏口与及第。然此时实于文章懈退，不复细意经营述作，乃命合为夏口门人之一数耳。[4]
看，在这叙述中，进士及第似乎并未让李商隐多么兴奋，反而觉得很乏味很无聊似的。这种久盼某物不得，真到手时情绪反弹、竟感味同嚼蜡的现象，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有时连我们自己也能体验到。同时，写这封《与陶进士书》的时候，李商隐已在官场中遭遇了一系列不愉快，心情相当激愤不宁，也就正好借着给陶进士写信之机，大大发泄一通。
事实上，人的心情往往复杂，多面而又多变。当开成二年正月，李商隐刚刚得知进士及第的好消息时，曾有专信向恩师令狐楚报告：“今月二十四日，礼部放榜，某侥幸成名，不任感庆。”那时他还是高兴的，并有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的庆幸感和轻松感。他向令狐楚表达了衷心的感激：“自卵而翼，皆出于生成；碎首糜躯，莫知其报效！”这也是真诚的。
此信前半谈及行卷，已见上文所引。
二月七日，李商隐通过吏部关试。唐朝制度，进士考试由礼部主持，进士及第只是取得任官的资格，还必须通过吏部考试（所谓“关试”），才能由吏部根据各人情况授予官职。吏部还会根据需要组织各种考试，称为“制举”，名目繁多，随机性很强，如“博学宏辞”“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书判拔萃”等等，凡有进士资格者，无论是否已经任职，都可参加考试，并由此升职或调职。李商隐后来就曾多次参加过此类考试。
这期间，李商隐参与了进士及第后一系列必不可少的活动，叙同年，拜座师，曲江宴，雁塔题名，等等。三月二十七日，他起程东归，到济源家中去向母亲报喜。当时他又给令狐楚写去一信，一来报告近况与行程，二来告知令狐楚，等家事处理完毕，大约中秋前后，便可趋往汉中问候。原来，此时令狐楚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驻节兴元（今陕西汉中），因年老多病，身边又无得力之人，已多次写信让商隐前去帮忙处理文书往来之事。所以商隐信中有“北堂之恋方深，东阁之知未谢。夙宵感激，去住彷徨”的话，“北堂之恋”指侍母，“东阁之知”指令狐楚的知遇之恩，两者都要报答，一人难以分身，不免左右彷徨。现既已进士及第，待省亲后就可专心到汉中从事去了。
李商隐要离开长安了，他的许多同年都要给他送行。所谓同年，就是同一年进士及第的举子，他们有同一个座师（主考官），称作同门弟子，是当时很重要的一种社会关系，在今后的仕途上一般都会相互照应提携。
开成二年（837），主考官高锴共录取了四十名进士，除李商隐外，现可查考出来的，还有李肱（状元，成进士前即与李商隐有诗歌交往）、韩瞻（后成李商隐连襟、韩冬郎之父）、韦潘、张棠、沈黄中、王收、独孤云、郑宪、郭植、李定言、牛丛、郑茂谌、曹确、杨鸿、杨戴、吴当等人。他们都是李商隐的同年好友，韩瞻是近亲，关系密切，其他不少人也与李商隐有书信和诗歌往来。这次在长安灞桥设宴送别的不知是哪几位，总之使李商隐颇感温暖。有一位相好的同年，临时有事没有来成，李商隐给他寄诗一首。从这首诗看，李商隐此时心情不错：
芳桂当年各一枝，行期未分压春期。
江鱼朔雁长相忆，秦树嵩云自不知。
下苑经过劳想像，东门送饯又差池。
霸陵柳色无离恨，莫枉长条赠所思！
——《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
[1]李商隐《别令狐拾遗书》，《李商隐文编年校注》，94—96页。
[2]李商隐《上崔华州书》，《李商隐文编年校注》，108页。
[3]李商隐《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李商隐文编年校注》，2256—2257页。
[4]李商隐《与陶进士书》，《李商隐文编年校注》，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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