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不能不说到会昌年间的朝廷大事了。
会昌朝是唐武宗李炎坐帝位。此人喜好田猎武戏，尤迷信道教，喜欢炼丹吃药——当然不是亲自动手，而是让道士操办，那些为他求药炼丹的道士便被尊养起来，成了宫中的红人。这颇引起朝臣中一些儒家信徒的不满。就是早年学过道而头脑仍然清楚的人，如李商隐，对此也是很不以为然的。
这位武宗性格刚愎，吃了丹药后就更加卞急狂躁。他唯一的好处是充分信任李德裕，把朝政一股脑儿交给了这位雄才大略的宰相，任由持不同政见的其他宰相和大臣怎么说，他总是与李德裕保持一致。李德裕有才能有抱负，意志又坚强，虽然因被视为一党魁首（他自己并不承认）存在着强大的政敌，但他在武宗支持下，还是在外交和军事上办成了几件大事，当时颇振奋了为唐朝渐衰而忧悴的人们，也为后世的史家所赞叹。
其中的一件，是处理与回鹘的关系。回鹘是生活于唐朝北边的一个民族，其建立的汗国一直臣服于唐，关系不错，唐朝曾先后将几位公主远嫁回鹘可汗。此时生活在回鹘的，是文、武二宗姑母辈的太和公主。就在唐朝文宗武宗交替的时候，回鹘发生政变，国家大乱，各部落纷纷溃散。其中一部，首领叫乌介特勒，劫得太和公主，挟其南来向唐朝借地居住。
李德裕认为乌介的要求不能答应，但可送米二万斛予以赈济，同时遣使访慰太和公主，以示关怀。另一方面则调兵遣将加强振武、天德两军及其防地，以防乌介的骚扰。武宗对李德裕的建议一切照准，乌介之事暂告平息。
不久乌介卷土重来，求借粮食牛羊，并强烈要求借地居住。唐朝不允，乌介便干脆率军寇边，给唐朝北边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于是唐武宗、李德裕君臣决心派兵征讨。这场边境保卫战，因广征各道兵马，在内地引起不小的骚动。不过，对李商隐的迁墓之举并未带来直接影响。
但另一件事——平泽潞叛镇之战，战场就在河南和泽潞（今山西）一带，有时激烈的战斗就发生在商隐的家乡怀州。家门口打仗，李商隐就不能不深受其殃了。
泽潞节度使刘从谏，曾是李商隐极有好感的一位藩镇。当甘露之变后，宦官越发跋扈难制之际，他几次上书质询，表示要来朝“清君侧”，暂时压抑了宦官的凶焰。所以李商隐曾在《重有感》诗中发出“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的呼吁，希望刘从谏真的把誓言付诸行动。
然而，刘从谏毕竟是一方诸侯，跟所有的土皇帝一样，也是很想永享权位，传子传孙的。在他晚年，就刻意培植侄儿刘稹，储积军力粮草，配备得力辅佐人才。他一死，刘稹秘不发丧，宣布自己为“留后”，也就是自行充当“代理”，造成既成事实，以为不出百日，朝廷的正式任命就会来到。
节度使是朝廷命官，当然该由朝廷委任，自任留后显然有逼迫朝廷认可的意思，是不忠不轨的表现。但中唐以来朝廷软弱，河朔三镇带头搞父死子继，各地藩镇皆欲仿效，朝廷无力制止，有时睁眼闭眼不置可否，有时竟无奈地予以承认，最终得逞的总是那些嚣张不法的强藩。现在刘从谏和刘稹玩的就是这一手。
消息传到长安，朝廷哗然。大臣们多认为刘稹虽然不对，但目前边境正在用兵，不宜再用武力解决，不如权且让他暂代算了。
唯独李德裕认为决不能让近处心腹之地的泽潞（辖泽、潞、邢、洺、磁五州，治所在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仿效河朔三镇搞独立王国，必须坚决派兵讨伐。武宗无条件支持李德裕，于是群臣息喙，伐叛之战紧张地酝酿起来。
李德裕当然不会盲目行事，而是周密布置：首先是争取与泽潞形成辅车之势的成德、魏博两镇，通过宣谕，成德帅王元逵、魏博帅何弘敬表示听命朝廷，泽潞被孤立起来；二是诏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加强军备，保持边塞安全无虞，以便各镇之兵专心讨伐刘稹；三是派中使到潞州宣慰，既探虚实，又给刘稹一个最后改正的机会；四是下诏为刘从谏辍朝，赠太傅，并令刘稹护丧归东都，这是恩威并施，再给刘稹一个台阶，却也是最后通牒；五是令刘稹生父刘从素（从谏兄，任右骁卫将军，在长安）以书晓谕儿子；六是诏令各节镇给泽潞写信，劝说刘稹服从朝命，同时起到向泽潞兵民宣传朝廷决心的作用。
然而，尽管朝廷仁至义尽，刘稹在大将郭谊等人的唆使下，依旧顽固不化，朝廷派兵讨伐势在必行。李德裕准备就绪，调兵遣将对泽潞形成四面包围之势。
说到这里，这场战争终于与李商隐发生了关系，也对他的迁墓之举产生了影响——那原因是，临战前，王茂元被调任为河阳节度使，其位置恰在面对泽潞的南面前线。
王茂元到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按武宗诏命，给刘稹写劝诫信。王茂元很重视这封信，不用说，在他心目中，撰写之事非李商隐莫属。正好此时李商隐为迁墓来往于郑州、怀州、河阳一带，可以就近来写此文。这既是军国大事，又是丈人嘱托，李商隐自也乐意完成。
《为濮阳公与刘稹书》是一篇用心良苦之作。文中，李商隐代王茂元对刘稹反反复复地“再陈祸福，用释危疑”，既晓之以理，亦动之以情，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促其悬崖勒马，束身归朝。这时朝廷尚未下制书削夺刘从谏和刘稹的官爵，也未正式下令讨伐，所以，这封书信的口吻还是以破除幻想、打消顾虑的苦口规劝为主，从君臣大义说到家族利害，直到最后才发出严重警告，而其辞令依然十分从容文雅，显示出我国古代政治与外交举措的高度文明：
倘尚淹归款，未整来轩，戎臣鼓勇以争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驰。魏、卫压其东南，晋、赵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数逾万计；科头戟手者，动以千群。兼驱扼虎之材官，仍率射雕之都督。感义则日月能驻，拗愤则沙石可吞。使兵用火焚，城将水灌。魏趣邢郡，赵出洺州。介二大都之间，是古平原之地。车甲尽输于此境，糗粮反聚于他人。恃河北而河北无储，倚山东而山东不守。以两州之饿殍，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于何所！
一番言说，意谓：倘若执迷不悟，便将落入四面楚歌的可怕境地，但写得形象生动、音节铿锵，竟是一篇气势磅礴的美文。接着语意推进一步，在这种情势下，我王茂元也将无从坐视，只能加入，给你致命一击：
则老夫不佞，亦有志焉。愿驱敢死之徒，以从诸侯之末。下飞狐之口，入天井之关，巨浪难防，长飙易扇。此际必当惊地底之鼓角，骇楼上之梯冲。丧贝跻陵，飞走之期既绝；投戈散地，灰钉之望斯穷。自然麾下平生，尽忘旧爱；帐中亲信，即起他谋。辱先祖之神灵，为明时之戮笑。静言其渐，良以惊魂。
如此说来，今日苦口相劝者，异日也将兵戎相见，那时你必然早已众叛亲离，无路可走，除了投降就只有灭亡。劝诫信写到这个份上，堪谓理透、情深，无以复加矣！而如果你还是冥顽不灵、一意孤行，那么，这封信也就成为讨伐你的檄文，勿谓我言之不预也！[1]
李商隐的信写得极好，然而，文字的力量终究有限，利害的驱使才最难抗拒，利欲熏心并已走得太远的刘稹悍然拒绝一切规劝挽救。
会昌三年（843）五月，朝廷正式下达削夺刘从谏、刘稹一切官爵的制书，向天下宣示其罪恶，同时令各道进军，合力攻讨刘稹。
泽潞顿时陷入四面包围之中，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的部队负责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
朝廷的决心很大，战争形势显然对刘稹不利。李商隐这时仍在为迁墓奔忙，一天在长安东面的昭应县（今陕西临潼）遇到一位赶赴前线的官员，那人姓李，是一名文官，原在户部任郎中，正为能够参军打仗而兴奋不已，对战争前景一片乐观，跟商隐谈得眉飞色舞。临别，他要求李商隐送他一首诗。商隐当场挥毫，写道：
将军大旆扫狂童，诏选名贤赞武功。
暂逐虎牙临故绛，远含鸡舌过新丰。
鱼游沸鼎知无日，鸟履危巢岂待风？
早勒勋庸燕石上，伫光纶 汉廷中。[2]
诗中称赞李郎中是一位“名贤”，祝愿他此去立功树勋，荣获君王的嘉奖。对刘稹则表示了高度的蔑视，用两个浅显的比喻，预言他不久就将败亡。商隐的诗和书法本就堪称一流，今天兴会淋漓，挥洒得格外自如，李郎中捧着墨渖淋漓的诗稿高高兴兴地与商隐辞别，相约日后聚首，再作畅叙。
但是，李商隐的诗人豪言，在现实中是要大打折扣的。平泽潞之战一开始就不顺利。几乎是当年平淮西之战的重演，奉命进讨的各路兵马缺乏统一指挥，有人心怀鬼胎，故意逗留观望，以致朝命下达好久，战场上却迟迟没有进展。非但没有进展，还被刘稹以攻为守抢占了先机，对离泽潞最近、兵力最弱的王茂元部发起了攻势。
原本两军在天井关对峙，一边是河阳大将马继，一边是昭义大将薛茂卿。八月中，薛茂卿率军攻破河阳军驻守的科斗店大寨，焚烧小寨十七座，河阳军大败，大将马继当了俘虏。泽潞军逼近王茂元驻节的怀州，只是没有刘稹的命令，没敢攻城，要不，连主帅王茂元都岌岌可危。王茂元此时六十九岁，身体一向还好，但受此惊吓，加上劳累，竟很快垮了下来。消息传到朝廷，姑息派立刻活跃起来，甚至出现了刘稹不可战胜的舆论。幸赖李德裕坚定，武宗支持，才将甚嚣尘上的谬论硬压下去，同时调整部署，派王宰率忠武、义成二军增援河阳，捍卫洛阳。
刘稹方面初战告捷，又见王茂元无用可欺，竟加派兵力，会同薛茂卿进攻王茂元所在的河内县万善镇，拟一举歼之。泽潞军的一支偏师先潜过万善，从南面包围万善，顺手就把离万善仅五里的雍店小镇焚烧了；另一支则直扑万善，正面攻击。眼看敌军来势凶猛，万善行将不保，王茂元哪肯吃眼前亏，准备弃城逃跑。幸亏部下劝阻，说援军将到，无论如何再坚持一下。就这样，万善总算没有落入敌手，而王茂元也幸免临阵脱逃的丑名。
这些事跟李商隐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
怀州是他的祖籍，李氏的祖坟就在怀州河内县，而且就在此次被焚的雍店之东原。现在战火烧到了这里，史书上只简简单单三个字“焚雍店”[3]，当时当地老百姓所遭的灾殃可不是这三个字能表达的。忽然之间，兵火俱来，灾难从天而降，老百姓除了听凭被劫被烧被杀，还有什么办法！李商隐当时虽不在被焚的现场，但家乡遭难，为裴氏仲姊和曾祖母迁墓之事无法进行，心中的焦急可想而知：“属刘孽叛换，逼近怀城，惧罹焚发之灾，永抱幽明之累”，“昨本卜孟春，便谋启合。会雍店东下，逼近行营，烽火朝燃，鼙鼓夜动。……潞寇朝弭，则此礼夕行”。[4]前句说的是去获嘉迁仲姊墓，后句说的是将曾祖母墓由荥阳迁至怀州，两件事都因刘稹兵抵怀州、焚烧雍店而无法进行。
再说，还有王茂元呢。经此两战，他的病势益发沉重起来，体况一路下坡，再也无法康复，不久就在军营中死去，也算是因公殉职了。
茂元去世前夕，商隐并不在他身边，但是正在洛阳。茂元一死，他虽在洛阳，也就跟着忙碌起来了。
首先是代草《遗表》。这是李商隐第三次代草遗表，前两次是代崔戎和令狐楚。
接下去是《为王侍御瓘谢宣吊并赙赠表》。王瓘是茂元长子，其时带侍御之衔随军侍于父侧。当朝廷派人到河阳宣吊致祭时，由他代表王茂元家答谢，但草写《谢表》的事，仍由商隐承担。
再接下去，是代王茂元两个出嫁了的侄女写《祭文》。这二位虽已是人家的人，但巴巴地求上门来，总不能回绝。好在商隐善体人意，腹笥又厚，此类代笔文章总能写得身份恰当、语气妥帖，而且声情并茂，相当感人。
最后便是他自己的《祭文》了。现存李商隐文集里，有祭王茂元的文章两篇。第一篇作于茂元刚去世不久，第二篇作于茂元灵柩送回洛阳崇让宅之后。第一篇是规范的祭文，全篇大部分篇幅是追叙王茂元的一生，其特点是叙述人事绝不用直白的语言表达，而纯用艺术化的比拟与典故指代，文章讲究句式整饬、音韵铿锵和诗赋化。全文太长，我们仅试看其中的一小段。此段叙述王茂元的出身，即其父王栖曜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起家的事迹：
繄彼家声，重婴世故。值冀寇之北至，属虏马之南渡（二句指安史之乱）。肇允成公（栖曜谥曰成），悲丁国步。悼犬马之恋主，怆枭狼之据路。投笔三叹，弯弧一怒（四句说栖曜忠君，早年投笔从戎）。毙断后之王双，缚难宽之吕布（二句用典，说栖曜战功）。鈇钺赐杀，圭符锡祚（二句用《礼记》《仪礼》语，说皇上褒奖，赐予栖曜节钺和封土）；实诞上公，载扬垂裕（上公指其子茂元，栖曜的功绩荣誉留给了后代）。[5]
小小一段，皆用对偶之句，四六交替，隔句押韵。说的是茂元先世的业绩，但仅可知其大概，而很不具体。接下去叙述转到茂元本人，用的是同样手法，典故成串，词华韵美，但所指事实只有作者和熟知茂元生平者明白。这在李商隐，当然是文才富赡的表现；而在读者若想读懂必大费周章，否则难免一头雾水。但这种运用含蓄隐晦手法的非直白叙事，是中国文学演变史上颇重要的一种现象，而且延续时间颇长、影响不小，李商隐又是一位成就特高的代表性人物，所以这里提一下。
李商隐给王茂元的第二篇祭文却是一篇变体之文。它不再以叙茂元之事为主——说实话，再叙也没啥好叙的了，商隐自己说得清楚：“公之世胄勋华，职官扬历，并已托于寄奠，备在前文”——这回是要以议论与抒情为主了。所谓议论，开门见山就涉及人之死生的辩证法，原于《庄子·至乐》阐发的思想（人由气而生，亦由气而灭，如四时之行）。所谓抒情，则是回忆自己与茂元的翁婿关系：
呜呼！往在泾川，始受殊遇，绸缪之迹，岂无他人。樽空花朝，灯尽夜室，忘名器于贵贱，去形迹于尊卑。语皇王致理之道，考圣哲行藏之旨，每有论次，必蒙褒称。及移秩农卿，分忧旧许，羁牵少暇，陪奉多违。迹疏意通，期赊道密。纻衣缟带，雅贶或比于侨、吴；荆钗布裙，高义每符于梁、孟。今则已矣，安可赎乎！呜乎哀哉！
这里的抒情也离不开叙事，但所叙更为空灵、概括、抽象，亦即诗化。从这里我们看不出什么具体的“事”，但能体会到他们翁婿关系颇佳：虽是前后辈、上下级关系，却实在像是朋友。这显然与商隐夫妻关系极为和谐有关。“纻衣缟带”一句，说的是翁婿关系如何知心与高雅；“荆钗布裙”一句则是说夫妻关系既和美又高尚，可与古代著名的模范夫妇梁鸿、孟光相比。而二者实乃互为因果的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如果说李商隐对崔戎、令狐楚是敬畏和感恩，那么，他对王茂元却是更为亲近和无拘无束，就因为在李商隐和王茂元中间，有着一个他们共同的亲人王雪娘。在《重祭外舅司徒公文》的最后，李商隐终于向王茂元，也向所有的读者明白地道出：
愚方遁迹丘园，游心坟素，前耕后饷，并食易衣。不忮不求，道诚有在；自媒自衒，病或未能。虽吕范以久贫，幸冶长之无罪。昔公爱女，今愚病妻。内动肝肺，外挥血泪。得仲尼三尺之喙，论意无穷；尽文通五色之毫，书情莫既。呜乎哀哉！公其鉴之。
李商隐说，恐怕自己在仕途上出息不大，难免要让妻子受苦受穷，他为此对王茂元感到抱歉，请求原谅，当然，言外之意是他更希望王茂元理解他们，保佑他们。这样的话，他不可能对崔戎和令狐楚说，只能、也只会对更亲近的王茂元说。
平泽潞之战打了几个月，朝廷方面决心很大，但军力方面却是捉襟见肘。在调动兵员的过程中，还引发了新的乱子。
会昌三年（843）年底，河东节度使李石奉命派兵支援前线，可他手头无兵可派，只得临时拼凑一千多人让都将杨弁率领前往。这支素质极差的队伍，路过太原，正是年关时节，在杨弁煽动下，借口赏赐太薄造起反来。
杨弁乱军在太原大肆抢掠，守城军士阻拦，两军竟打了起来，守军不敌，节度使李石吓得逃往汾州（今山西汾阳）。杨弁看事情闹大，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面进据军府，一面派人联络刘稹，欲图长久之计。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正受围攻的刘稹顿时缓过气来，一些本已向朝廷投诚的城镇关隘见势重又倒戈，降了刘稹，前一时期的讨刘效果眼看毁于一旦。
朝中主张姑息妥协的人趁势又是一番鼓噪：“（泽潞镇）养精兵十万，粮支十年，如何可取！”甚至连朝廷派往太原去观察虚实的中使（宦官），因得了贿赂，都替杨弁说话。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一场平藩战争面临半途而废的可能。
幸亏李德裕毫不动摇，唐武宗坚定支持，君臣二人力排众议，下令讨伐杨弁。河东监军吕义忠才动员太原兵擒捕杨弁，平定了这场兵变。
应该说，李德裕和朝廷的措置是得人心的，面对强梁不法的暴徒，只有坚决镇压。李商隐对此持完全拥护的态度。这既与他的切身感受和利益有关，也与他忠于唐王朝的信念和从大局、从国之长远打算有关。
远在黄州任刺史的杜牧，深研兵法，素有治国大志，也十分关心这场战争，此时亦有《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向李德裕提出许多具体可行的策略建议。那是用实际行动在支持平藩战争。[6]
这些都说明唐王朝此时还具有较强的凝聚力。民众，尤其是士子文人对唐王朝还存在着一股向心力，还希望并支持唐王朝战胜藩镇。到后来，这种向心力渐渐变成离心力，唐王朝的分崩离析就不远了。
平刘稹之役在艰难竭蹶和矛盾百出中进行，到会昌四年（844）八月，胜利总算有了一点眉目。
先是邢、洺、滋三州投降，泽潞彻底孤立。本来鼓动刘稹抗旨自立的昭义大将郭谊等人，为了自保，采取杀刘稹及其家族而向朝廷投诚的办法，但朝廷接受投诚，却并不赦免卖主求生的乱臣，还是把他们统统处死。从郭谊杀刘稹一族，到朝廷诛郭谊等人，一时间诛杀连连，祸延无辜，死人无数，满城血腥。
但平泽潞之战毕竟结束，朝廷下令：刘从谏为节度使以来所订的地方苛法、横敛重赋一律取消，所纠集的土团兵勇全部解散归田；并宣布昭义五州免除一年赋税，征讨所经的州县免除今年秋税。这些减轻负担的措施，朝廷是不得不做，但总算是有利于百姓的。
李商隐的迁墓之事，在如此的大背景下，也终于一一完成。虽有弟弟羲叟的协助，他也已感筋疲力尽。在这个过程中，因经常来往于郑、怀一线，难免被当地的长官抓差，代他们写了不少上宰相、谢上任的表启，甚至为人写过做黄箓斋和祭赛城隍的文章。偏偏李商隐是个认真的人，对文事格外重视，凡请他撰文者又总是因为倾慕他的文才，对他抱着极大的期望，所以他写每一篇，都得有些新东西，绝不肯炒冷饭，敷衍了事。旁人不知，以为李商隐做文章摇笔即来，可他自己明白，写作是很辛苦的，何况那些都是有着特殊要求的各体文章。所以，等到迁葬事毕，他很想找个偏远的地方略事休息，来度过为母守丧的最后时日。
他决定带着妻子到永乐县（今山西芮城）暂住，那里离京城和洛阳虽不远，但位置较偏，应该比较清静。
[1]此信原题《为濮阳公与刘稹书》，冯浩《樊南文集详注》依此题。《文苑英华》《全唐文》收此文改题《为濮阳公檄刘稹文》。由劝诫而申讨，事态发展之自然进程，本无绝对界限也。
[2]此诗题名《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昭义，指昭义军，由泽潞节度使统领，故泽潞节度使亦称昭义节度使。“充昭义攻讨”者，担任攻讨昭义之军职也。
[3]《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武宗会昌三年：“王茂元军万善，刘稹遣牙将张巨、刘公直等，会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围万善。乙酉，公直等潜师先过万善南五里，焚雍店。”
[4]《祭裴氏姊文》，《李商隐文编年校注》，814—816页。
[5]李商隐《祭外舅司徒公文》，《李商隐文编年校注》，856页。
[6]《新唐书·杜牧传》：“会刘稹拒命，诏诸镇兵讨之。牧复移书于德裕。……俄而泽潞平，略如牧策。”参《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杜牧《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见《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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