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一半是舞台，一半是办公室。比起舞台上的浓妆艳抹，我更喜欢办公室里的素面朝天。究竟哪个是真实的自我？其实都是了。一个是梦，一个是梦醒了！所以我说我的生活就是：我（办公室）和我追逐的梦（舞台）。在那段东晃一枪西射一炮的日子里，我什么都敢抡，哪里都敢闯。也许经常会把“梦”挂在嘴边，但其实“李没准”从来就没有那么务实过--只不过我务的不是现实，是我内心的真实。前阵子我要去做一个演讲，正愁没有好的开场白，就看到了以下这段话：“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原来这份感受在心中是如此明晰，至今未变。感谢电视，让我可以做梦，感谢电视，让我更加真实。
--李静
小时候我爸给了我一个望远镜，我用它看天上的星星。我问爸爸：“望远镜的那一头在哪里？那些星星的背后是什么？宇宙有没有尽头？”我爸一个也答不出，我很难过。不过他教会了我看星座。爸爸去世的那天，我正在千里之外的徐州走穴，夜晚大风袭来，我想我是看到他了。这种体验没有人能为我解释，我也没法向别人解释。只是后来我已不愿再去纠结，我知道有些东西是永远说不通的，我只能将此归入我的小世界，无论现实或者幻象。几年前，我曾一人前往泰国古城清迈，探访邓丽君小姐生前故居。在MEIPINHOTEL的15楼，我手捧鲜花脚下却移动不了半寸。在走廊尽头的1502房间，那个12年前邓小姐与人间告别之地，正悠悠地飘出若有似无的音乐，是《甜蜜蜜》。我突然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而她当年就是窒息而去的。于是掉头就走，下了15楼又像是转回到了另一个时空。走回自己的房间，我很想透透气，一打开窗，古老的清迈便真切地出现在眼前，远处青山叠翠，白云茫茫。
--戴军
第二自我
爱伦坡在他的诗作《孤独》中写道：“从童年时起我就一直与别人不一样--我看待世间的事情与众不同。”
戴军懂的，他也是一个别扭的孩子。小时候，他喜欢躲在自家门后看书，常常一看就是一天。等到做体育老师的母亲下班回家把他从门后揪出来，他多呈两眼放空状，已是神游四海好几趟了。戴军在学校也很另类，他几乎不和同龄的孩子玩，都是和比他高几个年级的大孩子们混在一起。而且老师还在教汉语拼音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看很厚一本的原著书了。这么一想，这孩子应当是个“秀才”，但他偏偏成了“小地主”。原因很简单，长得像。戴军小时候眼睛不大，又黑又胖，容易让人联想到“粗野”“凶横”之类的词汇。于是弄堂里的孩子们最喜欢玩“斗地主”的游戏了，拿个小板凳让他往上面一站，然后围着他大声斥道：“小地主，你认不认罪？”“认罪、认罪！”戴军猛劲地点头，全身的肉都跟着颤抖。
能做出如此牺牲，只因为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表演欲望，他想要个舞台。早在六七岁的时候，他曾有过一次出道的机会。那天，一个导演追到家里来，想要劝说他那帅气的哥哥做演员。但哥哥态度很坚定，任凭那导演怎么说也不去。这时，就见戴军一个飞身过去，抱住导演的腿，说：“你把我带走吧！”导演一惊，不知是哪里飞来的肉团，赶紧一脚踢开。戴军不死心，连滚带爬地再扑过去，结果再次被踢开。相似的情景出现了几次后，戴军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造，变得更坚强了。
他知道，哥哥一直是自己眼前的一座山。在别人眼里，哥哥聪明、英俊，自己却是一个奇怪的胖子，即便会绣两下花，那也是鲁智深在绣。这种感觉就像是一道符咒，让戴军站在非难与挫败之中动弹不得，哥哥的光彩越耀眼，在他身上投下的阴影也就越大。直到有一天，他不想再被拿来与哥哥做比较了，他累了，他决定逃离那贴满标签的人生……“现在想想，你当时都是为别人在活着。”戴军拿着绿色的羽毛笔，托着下巴，一脸严肃地望着对面的苏有朋。
“我到很后面才发现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已经到我大学念了三年吧，我才发现，这一路去满足大家对乖乖虎的一个期望，会有点儿对不起自己。”彼时的苏有朋31岁，留着斜分的长发，蓄着胡楂，深色的衬衣打开了三粒扣子。
这是2004年的一期《超级访问》。一番对话把戴军拉回了15年前--那时“小虎队”刚成立，而他背着行囊到了深圳。似两个极端，他和苏有朋，一个被贴上了太多负面的标签，一个则被贴上了太多正面的标签--结果都是想要逃。“幸好，我逃得快一点。”戴军想。
读书一直不错的戴军在初三毕业后选择了就业。那时家里比较拮据，似乎也正好给了他一个借口，出走。“我万幸在我十几岁离开家，后面的人生道路是靠我自己来走的，如果我一直在我妈的羽翼下长大，我可能会循规蹈矩地结婚，循规蹈矩地工作。”这在别人看来稳定的日子，却被青春期的戴军正式归类为噩梦。如前所述，他累了，所以急了。他对家人说：“如果考高中，不如死。”在父母去开升学家长会的那天，他吃了安眠药。等家人回来看他躺在床上，吓坏了，赶紧送到医院去洗肠。最后戴妈妈说：“你爱干吗就干吗吧，你要出去就出去吧。”为什么会这么决绝，甚至连戴军自己也没想清楚。一个铁哥们的父亲打来电话，说自己家孩子要考大学，叫戴军别再去他家影响他儿子学习。“好，你们好好考大学。”从此戴军和初中同学们断绝了来往。与所有的热血青春一样，戴军的校园出走一幕既荒诞又必然。
“我到很后面才发现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已经到我大学念了三年吧，我才发现，这一路去满足大家对乖乖虎的一个期望，会有点儿对不起自己。”苏有朋说。
与所有爱早起的奋斗者一样，苏有朋是通过甄选进入“小虎队”的。在初次亮相的综艺节目中他说：“因为我年纪最小，所以我叫乖乖虎！”后来这个名号就紧紧地跟他的公众形象连在了一起。“乖乖虎就是要会玩会读书。”不知不觉中，苏有朋被媒体塑造成了一个年轻的精英偶像，走上了神坛，也走进了陷阱。在高手云集的台北市建国中学，苏有朋并没有得到任何的优待与理解，相反迎接他的是同学们更为挑剔的目光。他那时候要一边进行演艺工作一边恶补功课，几乎没有停歇。后来他被台湾大学的机械工程系录取--这个数一数二难考的专业并不是他的志趣，只是足以证明他的优秀。但是，上了几个月课的他发现自己实在进入不了机械工程的状态，就想转系到企业管理。谁知，“苏有朋要转系”的风声一走露，立刻掀起了不小的风波。聚光灯下，容不得凡人的迟疑。学校最终拒绝了他的转系申请，一次，两次，到第三次，他选择了休学。苏有朋用“一意孤行”来形容当时的自己，“如果我真的念个六年或者七年，把机械工程系的文凭拿到了，那代表什么？我拿这个文凭只是为了向大家证明我还是你们的乖乖虎，可是事实上我一辈子不可能去做机械工程师。”
想通了，于是一意孤行，这是因为他们都有叛逆的底色。然而接下来的路并不是好走的，正如戴军换过了20多种工作，苏有朋也在大家的质疑声中经历了游学，复出，平淡，起伏。直到出演《还珠格格》，他说：“我终于等到了。”2002年，苏有朋办了一场属于自己的个人演唱会，“我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自己的舞台，不管你在上面耍赖、撒野，甚至跳错、唱错，无所谓……”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写道，“大人物终其一生至少有着两个不同的自我，一是公共的自我，一是私下的与凡人的自我。”这两个自我，都是种真实。只是舞台旋转，灯光明暗，不同的角度便呈现出不同的形象，不同的真实。所以对于“超访”而言，“面具”从来都是一个中性的词语，既不必然导向分裂，也不绝对意味着隐瞒，它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名人如此，平凡人亦如此。
2005年，地产大亨潘石屹来《超级访问》做“宣传”，不过不是宣传房地产，是宣传一部由他出演的电影《阿司匹林》。这是一个发生在都市男女间的爱情故事。片中潘石屹所演的中产阶级话并不多，几近沉默，却痴迷地追求着一个女娱乐记者。节目播放了片花，只见他沉稳地坐在高档餐厅的桌前对着心爱的女人说，“给我一个机会吧，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给我一个机会，我会还你一个奇迹。”李静莫名地想到了这句话。“这是什么广告？”对于潘老板演电影这件事，李静心里还是颇有些羡慕的，单纯为了这份“不务正业”的行动力。潘老板不仅演电影，还出了自己的摄影集《西行25度》，从北京到吐鲁番，行程三千八百公里，拍了一路，也看了一路。“这个行动是不是跟你自己想抽离出来去感受一种自然的东西有关呢？”李静问。“对，我觉得还是要感受一个真实的存在。我们天天坐在一起聊天，一大堆的概念，远离了这个真实的存在。”潘石屹说，“只有你去的话，你能感觉到天气特别冷，你可以看见小孩的脸上全是冻疮，这样的感受很真切。”
潘石屹出生在甘肃天水一个荒凉的农村。他住过“草棚”，也挨过饿。1987年，他带着80块钱到了海南，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至此开始了自己惊心动魄的人生。但彼时，他却一脸憨厚地坐在李静和戴军对面，大谈自己到秀水街和小贩杀价的故事，以及如何用6天来完成自己与妻子从相知到婚姻的过程。节目最后，李静问他，什么是理想的生活状态？他说：“少上网、少开会、少一些没用的应酬，多跟大自然接触，多一些欢喜，包括一些痛苦，真实地面对这个世界，我觉得就是幸福的。”
潘石屹在《阿司匹林》中的表现是否算得上是本色演出？也许是，也许不是。那他在“超访”所说的话，是否又是自己的心声？“是的，至少当下是真实的。”“超访”家族对此都有着深深的自信。他们不会去怀疑任何一个在“超访”舞台上流泪、感叹、轻吐抑或沉默的人，因为他们相信情景营造了回忆，而真实就是那一瞬间的情绪。从这个角度看，其实“超访”从未试图摘掉谁的面具。一个清楚的事实是，即便是“第二自我”也肯定要通过“第一自我”来表达。也可以说“超访”舞台是一个万花筒，嘉宾站在彼端，随着镜头的旋转，也就呈现出不一样的个性风光。
如果这一切需要从心理学领域来寻找一个支点，那么你会发现一个叫“人格面具”（persona）的概念。一个人格面具就如同一个人格的侧面，所有的心理活动都通过不同的面具来表达。人们不可能摘掉面具，因为它们组成了人性的真相。其实不必在意理论的晦涩，王尔德的一句话或许更值得回味：“当人以自己身份说话的时候，便越不是自己，给他一个面具，他便会告诉你事实。”
尽管面具并无真假之分，却依然有着“公开面具”和“隐私面具”的区别。这很好理解，无论多么本色的人，都会有一些东西是不想被一些人看到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没有人能给这个世界百分之百的真相。但戴军说，面具这东西还是有厚有薄的。就好比化妆，有的人化得比较厚，几乎要去为了做好电视剧《甄嬛传》里面的“九十多条音乐，加上七首歌”，“好音乐人”刘欢“前后弄了三个多月，基本上中午起来一点钟到那个工作室去上班，然后夜里一点钟回去。”而作为“好丈夫”，他还是一枚优质的“家庭煮男”。同为音乐人，那英沉寂数年第一次接受采访，说起首次“触电”，她坦言做演员很辛苦，自己还是更喜欢好好唱歌。
为了帮助邓超减肥，孙俪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每次吃饭都把邓超的那份一起吃掉……而邓超则表示：“我总是想搂着她！”惹得李静直呼：“你们俩看彼此时肾上腺素都在旺盛分泌啊！真羡慕死人了！”
不是四目相对，而是两双眼睛，看同一个方向。在共同的愿景之下，两个人脸上的笑容都是相似的。
在早些年的节目里，李静的标志性发型就是短到“挑战中国女主持人的极限”的短刘海儿，而戴军则永远是一身花衬衫，成为这个团队中“最好色”的男人。
唱大戏了。他就曾听一个艺人说过一句话，“我走出家门的一瞬间就已经在舞台上了。”听了这话，戴军眼泪差点要掉下来。他想，这张明星的面具要是戴久了，别的面具就不好戴了，慢慢地，“明星”两个字是否就足以霸占所有的自我？！他很庆幸自己是个“裸妆”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直直地站在舞台中央，一成不变。他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扇贝，最柔软的那块肉不可以轻易裸露出来，不然就会沾上灰尘，遍体鳞伤。扇贝的壳，无论薄与厚，都是对自我最后的保护，也只有在某个特定的时空，才会轻轻开启。
戴军一直觉得，李静的天性在他面前已经很解放了。在生活中的李静很“男人”，但只要给她一个头套，她就可以立刻被各种女人附体，娇媚的，霸气的，疯狂的，可爱的。李静曾经在早年另一档节目中扮演过哈佛女孩，而戴军就演这哈佛女孩的妈。俩人一人一个头套，浑然天成，挥洒自如。从那时起，戴军就觉得头套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东西。只是他没有料到，不戴头套的李静，有一天会以如此突然的方式向他展现真正的女人味。
2003年底姜昆做客《超级访问》，与李静和戴军三个人一口气聊了两个多小时。姜昆曾经在北大荒待了8年，这期节目也一直环绕着这8年徐徐向前。艳艳坐在监视器旁，跟着那些青春往事起伏着心情，突然，就见监视器里李静脸色越来越难看，下一秒便“唰”地站起来，往后台跑去。艳艳心想坏了，赶紧跟着跑到了后台，一看，李静正在哇哇地吐。“静姐，你没事吧？”“没事，吐完就好了。”李静斜靠在墙边，脸色惨白，“我怀孕了。”“怀孕了？！”艳艳顿觉惊喜交加，等她回过神来，李静已经“嗖”地跑回了台上，继续主持节目了。“我说的有那么难听吗？都给说吐了。”
越是寻常琐碎的生活细节，越能体现不一样的细腻和关怀。
姜昆打趣地说。李静只是笑笑，她只能强撑着主持完节目，可一下台就立马瘫倒在椅子上，说什么也动不了了。
“什么情况？怀孕啦？”戴军一脸茫然地望着她。李静给了他一记白眼，像是在说：“就你傻，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李静已经怀孕两个月了，在密闭的空间连续坐上那么长时间，确实吃不消，于是就吐了。后来这期节目的剧照还很荣幸地被放大挂到了公司的墙上。
从恋爱到结婚，身边的艳艳是李静生活与工作的重要见证人之一。李静谈恋爱的事，艳艳是从一开始就知道的。那天，一个歌手朋友邀请李静去农展馆的录音棚玩，李静把艳艳也带去了。一进棚，艳艳就看见两个男人在录音室里忙碌着，其中一个就是黄小茂。后来，他们一起去吃饭，艳艳观察着眼前的小茂老师，这个中国流行乐坛的人物，并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张扬，相反低调许多，甚至是沉默寡言的。艳艳第二次见到小茂老师，是和李静一起去朋友位于郊区的家里玩。并没有约好，但人是在的。那一天大家玩得特别开心，一直折腾到凌晨一点才各自散去，而黄小茂则是主动开车把两人送回了聚龙花园的工作室。再没心没肺的人，这时候也应该看出些端倪来了。于是艳艳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问：“静姐，怎么回事？”“朋友说这人不错。我也觉得不错。”李静开始兴致勃勃地给艳艳传授经验。原来李静和黄小茂是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几乎是第一眼，李静就觉得“这个人对了”。“艳艳，我告诉你，女人一定要有技巧地去主动啊。”艳艳眨着眼，点着头，听着这个平日里风风火火的女人给她讲述着一个全新领域的话题。“我们聊电影。我管他借了一张盘。其实那电影我看过，但这样我不就有借口再约他见面了……”那次去录影棚，也只是两个人的第二次见面而已，李静怕尴尬，所以叫上了艳艳。之后两人正式开始恋爱。李静郑重威胁艳艳，“不准告诉任何人。李媛也别说。”艳艳了然地点点头。可是日子久了，细枝末节的，同事们都看出了些门道，只有单纯的戴军还“被蒙在鼓里”，直到李静这一吐，他才一拍大腿，变成明白人了。
李静是一个这样的女人，她不想说的就不会说，但一旦被捅破，也就坦荡荡了。所以她做出了一个决定：公开自己怀孕的消息，挺着大肚子继续主持《超级访问》！她又一次成功地做了“第一人”--在那之前中国没有女艺人能对着媒体说“我怀孕了”，还大摇大摆地在屏幕前晃荡。节目组一开始本是想保护她的，毕竟怀孕后多半会变胖，这对艺人形象来说可是不小的影响。但李静说，“这有什么关系，怀孕的女人一样可以很美。”
2003年的秋天，李静和黄小茂在张家口举办了婚礼。他们主要是想完成李妈妈的心愿，所以婚礼办得很传统，也没有请任何圈内的朋友。倒是“超访”家族的姑娘小伙们去了不少。艳艳自己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接新娘”。“静姐和小茂老师从楼里一走出来，楼前围观的群众就开始拿着那种彩带喷瓶往俩人身上喷。这东西可能对好多人来说都很新鲜，所以大家一个劲地喷，很欢乐。静姐知道躲，左闪右闪地躲掉好几次进攻。可苦了小茂老师，就那么站在原地’任人宰割‘，被喷了一脸还呵呵地傻笑。我记得他当时戴了一副眼镜，整个镜片都快被各种颜色的彩带给糊满了。静姐急得直跳脚，一边大喊着’别喷了，别喷了‘，一边把小茂老师往人堆儿外面拉。我们几个人也过去帮忙，但其实脸上都快笑抽了。”
2004年初，大腹便便的李静不得不暂别“超访”，去做幸福的妈妈。
只是4个月后，还没把体重减下来，她就迫不及待地回来了。变得圆润的脸上还是一贯的表情，只是更多了一份从容。“是不是语速稍微慢一点了啊？”戴军望着身旁的搭档，确乎是一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女人。她依旧喜欢伏在桌上看嘉宾，可眼神在锐利间流露出轻缓；她依旧会放肆地讲笑话，同时嘴里也会说出些“人生就是如此”之类的句子。戴军想，李静变了，这一次没有头套。
“女人的改变是气质。”当2006年杨澜做客“超访”的时候，李静望着眼前这位优秀和美丽的女人，也将她的气质看作是一种知性的蜕变。几乎是出于女人的直觉，她说杨澜有一种魔力，她的语速，她的声音，她的状态，总是让人特别爱她。所以李静欣赏杨澜，她愿意用一个女人的视角来对话另一个女人，挖掘她因爱而不同的另一面。
“在大学的时候，你懂得谈恋爱吗？”李静问杨澜。没想到杨澜说：“我大一就谈恋爱了。”李静瞪大了双眼：“跟我一样！”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杨澜宿舍有5个女孩，当其余4个女孩都接到情书时，她却接不到。她还写信给自己中学的班主任，“老师您认为我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有问题？为什么从来没有男孩子给我写情书？”班主任是政治老师，回信说：“没关系，你要加强思想学习。”听到这个故事全场都笑翻了，戴军更是咧着嘴不停地鼓掌，不过杨澜又说：“这事我有杜撰的成分。老师就是说，没问题，不用着急，顺其自然。然后，第一个给我写信的男生，我就跟他谈朋友了。”
1990年大学毕业后，杨澜经过层层考验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正大综艺》“在大学的时候，你懂得谈恋爱吗？”李静问杨澜。没想到杨澜说：“我大一就谈恋爱了。”李静瞪大了双眼：“跟我一样！”
的女主持。1994年，她凭借极具亲和力的主持风格获得了中国首届主持人“金话筒奖”，但也是在这一年她放弃光明坦途，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李静说：“你的每次选择都是有冒险性质的。”杨澜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但这笔钱除去学费只够基本日常开销。尽管有一些拮据，可是全心投入的学习让杨澜感到非常快乐。
李静：不过我觉得你到美国有一个最大的收获。杨澜：你是说找到老公是吧？李静：没错。不过我有个问题，吴征（杨澜的老公）听说比你大两岁，怎么看上去……你第一次见，觉不觉得比你大好多？杨澜：他生活中看特别年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上镜……李静：胡子！杨澜：他是为了看上去成熟点，所以就留了胡子。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所以像戴军这样的人借钱一般是很难借的。戴军：那第二排第四位观众，是不是很好借钱？！
杨澜在美国求学期间遇到了现在的丈夫吴征。其实可以用一种更为“优雅”的方式来描绘这段在异国的邂逅，但李静和戴军更愿意看到杨澜娇羞的表情，这与那个成天与各国名人政要坐在一起的女人很不一样。“你们是闪婚吗？”李静问。杨澜和老公吴征在认识10个月以后就结婚了。她说爱情是有一点盲目的，想结婚时就结婚，想生孩子就生孩子，没必要磨磨蹭蹭。“就觉得很确定。从来没有这么确定的感觉。”说这话的时候杨澜的表情变得郑重，她把手交握着放到膝头，眼神坚定地望着李静和戴军的方向。戴军问：“他是个浪漫的人吗？”杨澜说：“我觉得他挺浪漫的。”和吴征结婚的时候，杨澜还没有毕业。有一年生日，吴征给她打电话，让她这个周末不要读书了，带她出去玩。杨澜却不想去，因为她若是去就必须逃掉周一上午的课，她可是一辈子没逃过课的人。“后来吴征急了，他跟我说，我好好地安排了这个周末，要给你一个惊喜，你为了一节课就不愿意去。我当时觉得特别有道理，旷课就旷课，我就走了。”杨澜说到这，幸福地抿起了嘴。
于是，这成了日后她和吴征一起冒险的开始。当戴军问她，吴征有没有做过什么冒险的事让她觉得害怕时，杨澜回答说：“我觉得我们俩后来做的事情都算是冒险吧。包括我没有回央视，包括我们自己开始做公司，做阳光卫视。”杨澜非常感谢吴征，即使是在阳光卫视现金流最紧张的时候，吴征也想尽办法支持她继续走下去。因为他希望成全杨澜的一个理想。或许冒险的可贵正在于此，你不是去相信一件事能不能成，而是始终相信着那个人。“这是我人生的一道坎，”杨澜淡然地说，“在这之前，我的人生都是加法。但到了那个阶段我突然意识到，人生是如此的有限，你的特长是如此的有限，你应该做减法。所以从那之后，我就一直在给自己做减法。”和吴征一起冒险，改变了杨澜的气质与见识，她无悔于青春一场，也更加清醒于自己心中所想。
如果说杨澜遇到吴征后变得更加随性和自由，那么李静遇到黄小茂后就真正找到了梦想停靠的港湾。和杨澜一样，李静的婚姻也是“一气呵成”，从单身到恋爱，再到结婚、生子，整个过程有如编排好的戏剧，一旦大幕打开就是风平浪静的演出。“为什么能瞬间把自己交给他？”李静说，是安全感。在遇到这个男人之前，她把自己交给了工作，为梦想执迷，却也错过了不少生活的风景。一往无前的坚决，也是一言难尽的凄清，多少是会害怕的。直到黄小茂出现，李静体会到了那份浑然的契合，她也终于看清了自己心中的另一种渴求。她说，看着特别容易的东西，你一定要摔了那么多的跟头，有了那么多经验之后，才可以找到。因为只有你付出了那么多，你才知道珍惜。你才知道这一次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这一次好像不那么热烈了，但是很真实。
李静其实是很害羞的人，她在生活中并不擅长表达感情。相反，沉默寡言的黄小茂却能在细微之处撩拨浪漫。一次，他带着艺人去国外拍音乐MV。那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黄小茂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李静，还附带了一句话：“这里很美，可惜没有你。”于是那几天，李静总是盯着手机傻笑。她从不会把幸福的细节昭告天下，那些低眉浅笑和脸红心跳，只够与一人共同咀嚼，回味。
其实2006年杨澜与李静在“超访”上的交流并不是这两个女人的第一次对话。2005年，李静就已经先行做客了杨澜的《天下女人》。因为杨澜以前和黄小茂曾经是凤凰卫视同事，于是难得地采访到了这个非常不愿意在媒体上露脸的男人，也便有了以下这段罕见的公开表白：“李静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毛头小子，但实际上她又是那种心特别细的女孩。我记得特别有意思，我们见面，当时不知道聊什么，我说我要出去买指甲钳，一直就没有时间。后来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她就送给我一个礼物，不但有指甲钳，还有其他的小剪刀什么的一套，一个很精美的小礼物。比如那时候，我说我们公司搬了，搬到丰联广场。她就马上接一句，好啊，将来我可以去你办公室等你下班，可以在商场里面逛一逛。我当时就在心里面觉得，不管在什么地方，有人习惯说你下班的时候她就在外面等你，有这样的感觉。但实际上，经常是我在快下班的时候，一推门，发现不光是她，她可能会抱着女儿一起，我觉得那种感觉，可能就叫幸福吧。”杨澜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小茂这么会表达感情。”李静也很惊讶：“他从来都没有感谢过我这些，而且我觉得，我做的这些他没感觉。现在我发现他知道。”
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在《爱上浪漫》中说：“所谓性格，就像既需要作者，也需要读者的语言一样。”或许，我们竭力讨论着自我的真相，却忽略了作为读者的资格。有些角色，就是只能为了一个人表演。你若不懂，说了也错；你若懂了，那又何必再说呢。
呈现伟大
“只要你有强烈的愿望，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人或东西。如果失败，原因只会是：因为你的愿望不够强烈。”
演员陈建斌特别喜欢法国电影《理发师的情人》，这是其中的一句台词。2005年他在《超级访问》中是这样诠释的：“如果你要喜欢一个东西，你喜欢到一定程度的话，你就要相信，你一定能改变这个事物。如果你没有改变，就是你喜欢得还不够强烈。”
1994年，陈建斌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毕业。作为新疆班的学生，毕业就意味着要回新疆了。老师是亲自坐火车把他们送回去的，可当时班里很多人行李都没拿，他们还一心想着回北京。陈建斌当然也想要留在北京，但他还是把行李都带上了，他说：“要不然就不来，要来就得是名正言顺地来，我不愿在这漂着。”回家后，他在一个剧组干副导演，他们班的同学多半都在这个组里。后来那戏结束了，大伙就散了，剩下他和李亚鹏。几天后，李亚鹏也走了，就剩下了他一个人。“好像你突然间就失明了，你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心被掏空了的那种感觉。”
说到这，陈建斌突然停了下来：“我可不愿意在你们这个节目里流眼泪。”戴军说：“我才不要看蜡笔小新流泪。”
那是一段迷茫的日子，陈建斌觉得自己活得特别痛苦。直到1995年初，陈建斌终于做出了决定，他要考中戏的研究生，回北京。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天是6月10号，陈建斌记得非常清楚，他正在小卖部买饮料，就看见父亲急匆匆地走过来，说：“有你一封信。”父亲把信递给他便转身走了。他知道，父亲很想问却终究没有问出口：这信里装着一个怎样的结果？“我拆开一看，一张纸，是通知书！”陈建斌冲着卖饮料的小姑娘说：“我考上中戏的研究生了！”小姑娘一副没听懂的表情，他却高兴得钱也不要不论哪个时代，总有些人坚信自己是为了一个行业而生，即使再卑微，也要用力地去活着，去挣破，去发光发热。“如果失败，那只是因为你的愿望不够强烈。”
人家找了，立刻跑回家，脱掉衣服，光着膀子和那张纸拍了张合照。他说：“从一张小纸片开始，眼前的世界变得清晰了。”
之后，陈建斌回到了北京这座他深爱的城市，开始重新体验表演所带给他的“享受”。他说，“有些人觉得演戏就是工作，有些人觉得演戏就是生活的一个工具。但是当这些东西都完成了以后呢，它可以变成一种娱乐。表演可以成为你的一个享受。”
节目要结束了，李静问他：“如果你喜欢这个行业，是不是就要整个人扑进去？”“不要怕失败，也不要管前面是什么。如果爱它，就要狂热一点儿。只要你的感情够浓烈，它一定会成的。”陈建斌说。
爱得浓烈。李静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表演人的通病，又或者是有梦想之人的通病？回看历史上，那些用痛苦浇筑的强大意志，以及近乎偏执的爱，总是能比成败本身更摄人心魄。不论哪个时代，总有些人坚信自己是为了一个行业而生，即使再卑微，也要用力地去活着，去挣破，去发光发热。“如果失败，那只是因为你的愿望不够强烈。”
在陈建斌来“超访”的前一年，另一个中戏才子印小天也曾在节目中谈起自己那段找不着感觉的日子。他16岁考入中戏，成为这所学校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大学生。然而一进校门，自小学习舞蹈的他却第一次感到“有劲没地儿使”。无论演什么，老师都觉得不行，他却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从艺校时期的一身辉煌到中戏时代的一头雾水，强烈的落差感让他始终陷于对自我的怀疑。最压抑的时候，他就和班里几个朋友一起跑步去天安门。直跑到浑身大汗，筋疲力尽，也不敢在天安门大喊，怕喊了招来警察。就默默地流着汗，看着眼前那气势恢弘的广场，顿觉一身畅快。
从中戏毕业后，印小天并没有立刻得到导演们的赏识，他都是主动跟副导演们联系：“喂，你好，我是中戏毕业的印小天，你们这需要演员吗？”然后，无论胜算几成，他都背着包，装着照片去和导演们见上一面。“不会觉得没面子吗，一个科班毕业的？”戴军问。“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这是生存的一种状况。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去做了。”印小天说。
后来，是赵宝刚导演的《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拯救了他，让他的演艺生涯出现了逆转。那天深夜11点，印小天正在王府井吃馄饨，电话响了。“你好，我是赵宝刚剧组的副导演刘海涛，你能不能马上过来一趟，最好穿西装。”突然之间，印小天有一种感觉：我人生的重大时刻到了。
面试的地点是在一座宾馆的房间里。印小天一进屋，看到里面已经坐了七八个人，其中一个一身黑的男人，就是赵宝刚。随便地聊了一会儿天，赵导说：“给他化个妆。”于是化妆师一边在他的脸上涂涂抹抹，一边说：“这个韩丁的角色，已经选了那么多演员，希望你是最后一个，这试戏的妆，我不想再化了。”
化了妆就试戏。赵导对他的表现似乎还挺满意，给了他一大摞的剧本，说：“回去看吧。明天找人带你去挑衣服。”印小天接过沉甸甸的剧本，心里更加七上八下。“这是定了还是没定啊？万一明天把我换了怎么办啊？”这样想着，正准备走，就听赵导问了一句：“抽烟吗？”他心里一激灵，“这是不是测我呢？”“来一根！”那一晚，不会抽烟的印小天一口气抽了十几根。后来他坐出租车回家，一下车就恶心地吐了。
他内心的压力从那一晚开始后，就再也没有散去。尽管他最终被定为了《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的男主角，尽管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一个转机，但他经常找不到角色的感觉。他的戏份非常重，一天三十几场戏，几乎全是他的，早上5点起来化妆，拍到晚上11点，一连一两个星期都是这样。与此同时，剧组还在催促着他减肥，连续几天没怎么吃东西的他到最后连台词都记不住了。
印小天真的觉得自己要崩溃了。那天晚上，他有一场和刘烨的对手戏，很重。他想，对方是师弟，也是影帝。自己现在这样的状态，要是在刘烨面前露怯，那真是太掉价了。他想到了天安门。于是，当一行人准备出发去拍摄场地的时候，他撒了个谎，说要去买点东西让大家先走，然后便一个人去了天安门。
其实，需要发泄的又何止他一个人。刘烨当年也是中戏表演班里最小的男生。他比印小天更早一年来到“超访”，讲述那段“找不着感觉”的日子：“我当时给家里打电话，说我不想上了。”几乎是和印小天一样的遭遇，他认真的表演总是招来老师的质疑。中戏的旁边就是什刹海，刘烨常常会跑到那儿去一个人大哭。冬天的湖面都结冰了。刘烨就站在整个冰面的中央，那儿没有灯，也没有人，他可以放开了哭，放开了喊，然后等风把眼泪都吹干，走人。大三之前，他都是这样来释放内心的积郁与烦躁的。
是不是每个痴迷着的人都能找到一处适合的地方为自己流泪呢？彼时的印小天坐在空旷的天安门广场上，呼吸着清凉的空气，很久不曾有过的安静让他不知不觉陷入了沉思。这一坐，就是五个小时。那天晚上的戏终究是没拍成。他以为赵导会大发雷霆，但没想到赵导只是说了这样一句话：“你要是男人的话，你就挺过来。”
他挺过来了。接下来的他，只是好好地睡了一觉，好好地拍完了和刘烨的对手戏，好好地诠释了“韩丁”这个角色。最后，由此成名。只要你想，过去总是可以被书写得锦绣芳华，努力的过程也可以轻描淡写成天赋异禀。只可惜，他人眼中的光鲜永远无法成为自己的水到渠成。自我的压抑、改造与重生，才是追逐梦想之路真正的注脚。演员，歌手，主持人，你若爱着那些与舞台有关的行业，那你最好有着这样的自觉。
2005年李宗盛上节目，李静让他讲讲当年“折磨”辛晓琪录《领悟》的事。“辛晓琪说，大哥，这歌没法唱啊，怎么可以写成这样呢？”李宗盛说。首次上大陆访谈节目的他只是穿了一件普通的T恤，留着胡子，朴素而随意。他回忆说，那一年录《领悟》，他一开始没在，而是拜托另一个执行制作来李宗盛的严厉在业界是出了名的。他说，不管你多红，你是多大的腕儿，进了棚，每个人都一样。把歌唱好，是你第一要做到的，不然对不起你自己的行业。
帮辛晓琪编曲，好让她先进棚录音。可惜录了一个星期，等李宗盛回来一听，完全不对味。“我说不对，不是这样。我把他们找来，说应该这样，这样。讲完了，又唱了一两个星期，才唱到你们后来听到的那个版本。”后来，这首当初被辛晓琪认为“有问题”的歌让她名声大噪，将她成功推到了畅销歌手的行列。
李宗盛的严厉在业界是出了名的。他说，不管你多红，你是多大的腕儿，进了棚，每个人都一样。把歌唱好，是你第一要做到的，不然对不起你自己的行业。“行业”这个词，是李宗盛在那期节目中多次提起的。这是一个很重的词，不仅代表着一种特定的游戏规则，还意味着一份“德行功业”。“我们这是一个常被误解的行业，就觉得是特别容易赚钱，特别容易出名，这行业的苦跟敬业，是在媒体上很难看到的。”在音乐圈叱咤了三十多年，已经被称为“华语流行音乐教父”和“百万制作人”的他，始终不屑于那些旁门左道和光怪陆离。“走走后门，随便混混，一味包装，以及拼命砸钱，这些都不是行业的本质。只有好的人才能够真正在这个行业里面，不但起来，而且能够一直往下走。”李宗盛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行业。”
李宗盛的一番话让李静又想到了那个老问题：电视行业的本质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许多人不愿去提及的话题。1990年，李静迷迷糊糊地闯进了这个圈子。然后是北电求学，她看清了一种自我表达的强烈愿望和可能性。进入央视又离开央视的那段辗转岁月，则是让她下定了独立制作电视节目的决心。对于电视这个行业，她从一开始就已经爱上了，而且是热爱。和其他执着的电视人一样，李静能够为了这份爱，找出千百个理由，这似乎已足够。但如果想要爱得更深，李静想，那就非要看清抽丝剥茧之后那一种属于电视的真正的魂魄。
2004年，《超级访问》取得了傲人的收视率，当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将其评为“中国电视十大名栏目”，这个问题变得愈加清晰而混沌。李静不喜欢别人总拿“娱乐”说事。这倒不是因为她讨厌“娱乐”，恰恰相反，她为此着迷，她的座右铭是“笑语人生”。但现实是，这两个字在国内已经被人说薄了，说歪了，说得覆水难收了。她记得高晓松在节目中说过的那段话：“日月星辰是重的，粮食是重的，但艺术的本质是轻的。它是一种欢乐的风景，当然它可以用来为痛苦做一件衣服。”在李静的眼里，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是轻的也是艺术的，这并不妨碍她从中接收伟大。她说《超级访问》还不能妥协，她还要用这个节目去揣摩属于这个时代的娱乐，哪怕最后找不出个准确的答案，也不负做一回电视人。
没办法，无论这世界如何精明，总是有一批人要选择用最笨拙的方式去证明自己的逻辑。2004年李冰冰在节目中讲到自己拍打戏的经历，让见过世面的李静和戴军也惊讶不已。和杨紫琼拍《飞鹰》的时候，有一场对打的戏，杨紫琼要一脚踢到李冰冰的腹部。两个人都没用替身。刚开始杨紫琼不忍心下脚，因为李冰冰穿的是一件半截露腰的衣服，不能在腹部垫上保护用的垫片，这一脚下去肯定是要直直踢在她脆弱的腹部。“我就跟紫琼姐说，姐你别怕，放心踢吧，没关系的。”李冰冰想，这样一直踢不对，还不如一脚解决问题。杨紫琼觉得也是，就正经对着李冰冰的腹部来上了一脚。这一踢，让李冰冰瞬间感到一阵恶心，差点吐出来。工作人员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说没有，我去喝点水。然后转身跑到了一边，其实眼泪已经快流出来了。
“我不想让人认为，我是一个很娇气的人。没有什么苦是受不了的，我相信人没有遭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圈里人都说，李冰冰玩命，没想到是特别玩命。拍《少年张三丰》的时候，她曾经在大雨里连续淋了7个小时。那是3月份的北京，拍摄地点在怀柔的山里，做人工雨的水都是从刚解冻的河里直接抽上来的。周围的人都穿着羽绒服，她却只能穿着布衣，还要在雨中来来回回地做着打斗的动作。“我的心脏，突然跳得不对劲了。拍着拍着，我不能再用力去做任何一个动作。我很害怕地坐下来，让自己呼吸，多吸点儿氧气……”“为什么非要逞能呢，你可以说我拍不了啊？”“通“我不想让人认为，我是一个很娇气的人。没有什么苦是受不了的，我相信人没有遭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
告这样安排了，如果我不拍的话，他这通告今天就要取消。“李冰冰说她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回去拍戏了，一直拍到太阳下山。
后来李冰冰很诚实地对李静和戴军说，这一次，只有这一次她后悔了。她根本没有想到那种伤害是一辈子的。”北京5月份，白天已经是20多摄氏度了，我晚上睡觉还要睡电热毯。“但是李冰冰并不后悔选择了这样一个需要玩命的行业。她在节目中说：“我拍戏玩命不是因为钱，是责任。你们看到的这些戏，我的片酬都不是很高。我拍这些戏，都是因为我喜欢。拍打戏是因为我喜欢。我可以在另一个领域里，证明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证明我很强。”“拍了这么多戏，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只希望看过我戏的人，能说一句’她是个好演员‘。我就觉得足够了。”
“我佩服你。”李静说。她在“超访”的舞台上听到过太多类似的故事，但每一个新故事都能成功地再次唤起她的英雄主义情结。她甚至觉得正是这份相似，逐渐聚合成了一股深邃而温厚的激情，塑造了“超访”作为“电视娱乐脱口秀栏目”的独特基调。
英雄，是一个过程。伟大，是一种执念。透过炫目的视效与欢乐的对话，“超访”想要将这种情绪与信念传递出去。“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李静说，“呈现他们的伟大，便是《超级访问》的伟大。”
不一样的一切
韦唯说，刚到柳州市歌舞团的时候，她14岁，125斤。“又胖又黑，嗓子跟老牛似的。”“这样的女生一般在学校里不会有男生追的。”李静说。“但是男生跟我都很好，都是哥们儿。”韦唯说。她是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长大的。那时候在学校，穿有补丁的旧衣服会被表扬，这是她的存在感。
进了歌舞团，她在学员班里练习舞蹈，合唱，同时还要负责擦楼道，打灯。常常是别的独唱演员唱着“清冷的月光照地上”，她就把一束“月光”打下去，照在那歌手的身上。正照着，就听见背后一个声音对她喊：“韦唯，该你上场了！”在这样一个地方她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些带着补丁的衣服似乎发挥不了作用了，取而代之的是“你怎么穿成这样”的某些眼神。于是有一次，韦唯偷戴了母亲的手表，想显摆一下。结果表还没戴热就被母亲发现了，立刻叫她送回家。“妈妈不希望你跟他们攀比吧？”李静问。“不是，妈妈怕我给弄坏了。”后来，她爱上了看书，并且在书里找到了一些答案，她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大家可能不太看重你，但你更要自发地去学习。我心想，你们是外表美丽，我是内在。”然而很多年以后，韦唯自己推翻了这句话--她站在一个不曾想象过的舞台之上，成为了最美丽的存在。
1987年，韦唯作为中国首次选派的代表，参加了波兰第24届索波特国际音乐节。“害不害怕？”“去之前很害怕。”那是个露天的大舞台，比赛连续四天在欧洲卫星同步播出。韦唯说，一个五星级酒店被全部包了下来，里面住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参赛选手。她第一天走进酒店的大堂，就被那面由无数小电视组成的巨大屏幕给震住了。而作为唯一的一名亚洲选手，她第一次合音也把所有人给震住了。许多金发碧眼的小孩跑过来找她签名、拍照，同时看到的还有那些“你真是太惊艳了”的眼神。“那是我第一次体验明星感，”韦唯说，“所有人的眼神毫不掩饰。”另一件让她心跳的事是西方人的吻手礼。“你刚一伸手，他就拉着你，轻轻地吻一下。”这种感觉很美好，让她想到了自己在《名利场》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所看到的情景。
决赛当天，韦唯穿了一身旗袍。她从舞台侧面高高的台阶上走下来，满场的掌声融进了她的节奏。她说，上台前很紧张，一上台，立刻就忘了自己。本来主办方要求每个选手最多谢两次幕。但那一次韦唯违规了，她不记得自己的歌声在那个空旷的舞台上回荡了多久，她只记得自己有一种“想流泪却流不出”的感受。最后，她一举获得了“演唱特别奖”和“电视美女奖”两项大奖。而第二天，她的海报就贴满了整个索波特城，杂志上的封面也都是她那张极具个性的脸庞和充满自信的微笑。
回国后，韦唯继续在那个只属于明星的舞台上享受着音乐与追光。1989年，她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爱的奉献》。1990年，她与刘欢合作演唱了《亚洲雄风》，这首歌毋庸置疑地将她推到了一个不胜寒凉的高度。没错，她终于成了巨星，而且是很遥远的那一颗。后来，人们听到的故事是，她经历了父亲的误解，投资的失败，儿子的降生，以及一份爱情的破灭。这些戏码，有的被夸大，有的被掩埋，却始终偏离着她作为女主角的真实心境。韦唯说：“人们想象，你的生活是包围在赞赏与鲜花当中的。往往这样的你特别孤寂。因为你很少有朋友，很少有同事去倾诉。敢听你倾诉的人也不多，担得起你倾诉的人也很少。”
从歌舞团里不被重视的小胖子，到享誉世界的亚洲歌后，她站在了聚光灯下，却也被那耀眼的强光照得模糊；她听到了掌声，却也被那巨大的声浪盖过了独白。舞台，或许是一个人最大的享受，也是一个人最大的寂寞。然而，如何去看待这份享受与寂寞的共生，则是摆脱身份焦虑的关键。无论你是“公众人物”，或者仅仅是个“众人”，你需要接受或改变的从来都不是别人的眼神，而是你自己。这也是为什么，韦唯在2005年的时候，能够面对李静和戴军说出她那“极端的痛楚”与“涅槃后的灿烂”。她说：“我现在比较从容了，不再回避’你是名人‘这件事。大家都认识我，就像一个人住在街坊里，大家都认识你一样。”所谓“存在感”，是一种对自我的信念，有时需要坚持，而有时需要在放下之后重新开始。
在《超级访问》的舞台上，戴军从未变过，但戴军又总在改变，当“超访”逐渐赢得自己的荣耀，“做一名正式的主持人”，是他对自己“玩票心态”的一次告别。
“非典”最厉害的那段时间，戴军在上海待了一个月。这一个月，他没有工作，没有出门，只是一直看书，看电影。20世纪90年代末，他觉得自己很想说话，于是遇到李静，主持《超级访问》。但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歌手，有一天跟唱片公司的官司打完了，有一天所有的合约都到期了，还是要继续唱歌的。主持，就看成是一时玩票吧，做得好不好是无所谓的。但是没想到，三年的时间足以让他无法自拔地爱上了这个以说话而不是唱歌为主的舞台。在他的印象中，“超访”的录影棚并不大，比他唱歌的舞台要小得多，而且没有追光，也没有现场乐队。身边的李静还是个“五音不全”的家伙，却总是能够在舞台中央大声地唱着“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他最喜欢“超访”请歌手做嘉宾，因为这样他就能够在节目中一展歌喉，唱一唱那些深藏在记忆中的旋律。但如果遇到演员嘉宾，他就会有点怵，因为很少看电视剧的缘故，那些别人眼中的大牌经常是他记忆中的空白，所以人物性格分析就需要好一通恶补。如果非要说他对这个舞台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可能就是“始终手握主动，永远无法掌控。”
自2003年起，当他得知自己和李静获得了《新周刊》最佳访谈主持人奖时，他便暗下决心要找一个良辰吉日给自己的人生划一道分水岭。事后回想起来，那一个月在上海的时光是十分必要的。在看了很多很多本张爱玲，以及很多很多本李碧华、亦舒、沈从文与汪曾祺之后，他决定回到北京，做一名“正式的主持人”。
其实，他早就已经是一名电视主持人了，正式的事都做过了，不正式的事也在节目中做了不少。李静对此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她说：“戴军的表现特别的戴军。”这话对于戴军倒是受用的，因为他最不想别人说他的主持是一场表演。戴军说，主持人差不多有两种招数，一种套路拳，一种太极拳，而访谈节目需要的是后者。套路拳是综艺的打法，刀枪棍棒，耍得有模有样，但太极拳讲的是应对，以柔克刚，千变万化。“今天要是遇到聊天的高手，那你就可以去进攻，因为他接得住，自有招数去化解。观众看到强强交锋也会兴奋。但如果你要和一个羽量级的对打，那就不能把话直劈下去，不然非把人给打伤。”这种招数对综艺节目来说，可能太麻烦了，但用在“超访”的舞台上就刚刚好，因为这节目从来不着急。
戴军也说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出一副好眼力的，只要嘉宾往台上一站，他就能看出今天这期能把话说到几分。“看嘉宾走出来的样子我就知道，他是端着的，还是准备掏心窝跟你讲点事的。”他和李静自然是希望嘉宾能在“超访”放松下来多说一些，但他们不强求。每次节目开始前，他们对嘉宾只有一句话：“这期节目有什么不能说的？”他们的原则是，如果嘉宾不想说，那他们就不会主动问。但往往是嘉宾在录影现场先绷不住把话说了出来。“这或许就是超访最’坏‘的地方，”戴军说，“总是让嘉宾精精神神地进来，恍恍惚惚地出去。”
当然也会遇到不好访的嘉宾。但这“不好访”和“不好访”也是不一样的。比如陈建斌，李静、戴军曾公开指认：此人是“超访有史以来最不好访”的嘉宾。但陈建斌又属于“超访”很欣赏的那一类人--个人气场强大，直接得吓人。他曾在节目中说出过这样的话：“社会怎样才能进步？不是靠妥协的人，是靠不妥协的人。”后来，他们就成了朋友。当然也有另一类嘉宾，可能临上场了才发现自己还是无法去面对某些心情，对此李静和戴军的原则依然是，不强求。会有人问，“戴军，你们通常怎么协调这种情况？”“不用协调，尽快把话题问完结束。”戴军说。有一次，一个嘉宾在看完大屏幕播放的“好友爆料”后说，“我是这样的人吗？我说过这样的话吗？”他开始躲闪戴军的提问，只一个劲地说：“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没有了。”戴军平静地说。“好，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到此结束。”李静坐在戴军的旁边，同样平静。这期节目总共就录了20分钟，而且一分钟也没播出过。“没办法，这个节目就是这样。”戴军说，“我们的节目不是大制作，但也有自己的小性格。”
即便是“不一样的’超访‘”，也不可能万事皆顺利，所有问题都精彩得只差一个答案；即便是“正式主持人”戴军，也不可能让自己成为一个百战百胜的“问话者”。他最大的成就感是为自己在这个节目中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角色--做一副好耳朵。“谈话节目的哲学有三点：第一点是让对方放松，第二点是让对方有说话的欲望，第三点就是要让他觉得你站在他这一边，能够听懂他说的话。”坐在舞台的一侧，注视着嘉宾心中的风吹草动，这才是戴军能够从容驾驭的角度。
比起戴军“主持人观”的演变，李静倒是一开始就很明确自己的位置。因为她做“超访”主持人的第一天，就是一个制片人。这让她必须更多地去考虑整场节目的完整性，而不是单单去营造两三个爆发点。她还有一个古怪观点是，主持人要像“阿庆嫂”。首先，要有服务意识。嘉宾是客人，人家来你这做客，你就要让人家来玩得开心，玩得满意。都不用给客人菜单，主持人就要清楚地说出嘉宾最喜欢的一壶酒，最爱吃的两个菜。嘉宾自然会被你的诚意打动。其次，主持人要像阿庆嫂那样炒得一手好菜。这不仅是手艺问题，更是掌柜、大厨、伙计们的合作问题。这位“阿庆嫂”大部分的工作都在后台。比如她会在录影间隙跟摄像说，“我一会儿让嘉宾讲那个故事，你就给我切个大特写。只有双方的脸部特写才能让观众感觉到心与心的交流。”比如她还会冲着键盘说：“我不要这样的音乐，跳戏，我要弦乐。”比如她更会对着现场导演说：“嘉宾后面第二排那个观众打哈欠，你跟他说一下，不行换个位置。”李静就是这么一个喜欢张罗的人，嘉宾、观众、摄像、键盘、灯光，每一个元素她都要反复确认好，才能安心地在台上开始采访。她那个在“超访”家族中流传的经典说法是：“主持人不是自己high了就high了，不是嘉宾high了就high了，是要在场的所有人都high了，才叫high了。”这个喜欢音乐和戏剧的女人还说，“如果我们达到了这种默契，就是身心合一，那我们才会有一台好的节目。”
“身心合一”，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主持人这样形容自己对节目的感受。很多人，包括一些电视研究者都说，《超级访问》是一个主持人的节目，因为两位主持人个人特色太鲜明，甚至成为了节目最大的看点。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越是强烈的个人风格，就越是建筑在一个团队的共识之上。李静在电视台做了10年的主持人，当年她发现一个奇怪的现实，很多私底下挺活泼、幽默的主持人只要一到台上就变得黯然失色，千篇一律。也就是说，他们最多做到20%的表达，而失掉了剩下80%的可爱。所以李静自己做制片人以后，最先闪进脑海的想法就是，她要让“超访”的主持人有一个100%表达的舞台。为了呵护这个想法，她把每一个环节都看得很重要，这些细节上的精确和想象力，才是一个主持人能在节目上尽情发挥的前提。她甚至都有点感谢没有赞助、没有平台的那两年时光，因为那也正是“超访”风格形成的关键期，而她则能更大程度地去决定自己要说什么，怎么去说。而且，她遇到了戴军，这个没有经过丝毫正统主持人训练的随性男子，在主持上并没有李静那么强烈的企图心，他才懒得管嘉宾背后那个观众有没有打哈欠呢，他只需要认真地听嘉宾讲话，然后打好自己的太极拳。这种主持手法上的差异，渐渐就演变成了一套组合拳，在插科打诨和真情流露的更深处，不着痕迹地打磨着节目的层次。对于如何表现李静和戴军的组合拳，“超访家族”的人都是深谙于心的。
确切地说，他们每个人的工作最终都会成为主持人风格的一部分。而与此相比，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展现不同嘉宾的人物魅力。尽管在每一期节目的策划会上，还是会出现争辩，但“超访家族”有一条不变的共识，那就是每一期节目都要让嘉宾带走些什么。如果是单纯从收视率考虑，他们大可以说是让观众带走些什么，但他们统一的口径确实是：“让嘉宾带走些什么”。至于带走的是什么，就值得发挥了，可以是一张照片、一个戒指，也可以只是一种感觉。
这里面很可能还有一种情结。没记错的话，尹相杰拎走的那兜儿垂死的螃蟹，就是“超访”送给嘉宾的第一份礼物。那时“超访”没钱，所以只能是这样表示表示了。可是之后的“超访”却像着了魔一样，想着法儿地“表示表示”，直到将“礼物”这个概念发挥到极致，成为了导演们、观众们和嘉宾们共有的存在感。
孙楠2003、2004、2005年连着三年做客“超访”。艳艳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三期的编导都是她。她说，自己一直是个不大愿意计划将来的人，所以每一期节目都恨不得做得淋漓尽致，全然不管这个嘉宾以后若要再来还有什么好说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忧也确实没必要，恰恰相反，一个尽兴的结局或许才是下一个好故事的引子。
2003年孙楠第一次上节目，顶着一头刺猬一样的蓬松发型，笑呵呵地说：“我第一次上访谈节目。你们这个做得不错。”那期节目主要聊的是孙楠从建筑工人到歌舞团鼓手，再到知名歌手的奋斗经历。艳艳还专程去大连采访了他的母亲。他母亲说，“要不是你们采访我，我都不知道他当年一个人在北京这么苦，还要管别人借米。”一直嘻嘻哈哈的孙楠看到大屏幕里的母亲也哭了。“我应该自己来做这一切，其实这个过程特别开心。”他说。
2004年，孙楠带着自己的新专辑《燃烧》又来了。这期节目，艳艳关注到的是孙楠的第一场演唱会。这段回忆是相当有镜头感的。当年很红的“黑豹乐队”打算在大连开演唱会，但唱不了全场。于是主办方就把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孙楠和他的“无名乐队”请来客串暖场。谁知道，演出第一天刚一上台就狂风骤雨了--可乐瓶子从四面八方砸过来。“你想，大家都是来看”黑豹“的，结果一看不是，就以为上当了。”孙楠说，“我这人又犟，你越砸我越不下去。”于是，整个无名乐队就这么一边躲着可乐瓶子，一边唱了40分钟。不过第二天，看台上就出现了他们的歌迷，依然是狂风骤雨的，不过这一次是掌声，属于一支乐队的掌声。故事讲到这，那些和他一起迎接可乐瓶子和掌声的哥儿们，出现在了现场。孙楠瞪大眼睛，一副“怎么可能”的表情。“我当时要做这节目，我想过你们可能会出此下策，但是我又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而且都不肯上节目，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圈子。”孙楠说，“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见到他们特别开心。这几个好哥儿们，我们都是一块成长的，看到他们，那种亲切之情是不能言表的。”一到这种时候，艳艳就会很兴奋，“如果你让嘉宾带走一个东西，他走了之后能够回味好几天，跟身边的朋友分享好几天，就够了。”
2005年，“超访”把孙楠以及他刚来北京闯荡那会儿一起住地下室的几个“室友”都请了来，热热闹闹坐了一屋子人，一时间旧账老底全被翻了出来，俨然成了“揭短大会”：谁的兜总是比脸还干净，谁爱扒门口偷听女生跟男朋友讲电话，谁又没拿话筒就冲上台等等。总之，一段艰苦清贫的日子，被众人讲得是有滋有味。当年他们几个人经常会在地下室的走道里练歌，孙楠第一次去香港演出要唱粤语歌，可他半句粤语都不会。于是深圳过来的“室友”黄格选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发音，等到他去香港演出的时候，发音已经基本没问题了。“这就是我学会的第一首粤语歌，《忘不了你》。”孙楠说，他当时的新专辑就叫《忘不了你》。
在一个人的记忆中，究竟有多少“你”是忘不了的？又有多少“我的故事”实际上是“我们的故事”？算不上刻意怀旧，但2005年以后出现在“超访”的群组嘉宾确实变多了。这是一种不同于单个嘉宾访谈的交流：嘉宾们围坐在一起聊着一个主题，激动地，温吞地，一口一口小心翼翼地，咀嚼着那些或近或远的生活，追忆着那些定义时光的细节和那些已然淡去的悸动。
2005年底，“水木年华”的卢庚戌、缪杰来做节目，但他俩没想到，李健也能来到现场。“水木年华”这个组合本是由卢庚戌和李健俩人组成的，只是后来李健选择了离开。“整个6月份，天天失眠。”卢庚戌并不讳言那段时间自己内心的沮丧，毕竟是正处于创作的上升期。但他理解李健，两个人的音乐理念已经不同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所以他选择了把已经在IBM拿着6位数年薪的缪杰拖下水，组成了新的“水木年华”，再次出发。
很长一段时间，卢庚戌和李健都没有联系。直到有一次因为共有版权的事情，卢庚戌给李健打了个电话，两个人才算又有了交流的机会。“后来我们俩就是偶尔会通一通电话。”“那要不要现场连线一下李健？”卢庚戌一时没反应过来，嘴巴上说着“好”，却已经看到李健本人从门中慢慢走了出来。就这样，昔日的同学与搭档重新坐在了一起。李健说，他离开的时候也是困惑的。“比方说把我俩都比喻成农民的话，小卢他可能希望一大片的收获，他会买一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但我可能就是一小片地，能够养活自己，自己拿锄头种就可以了。”没错，是音乐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两人分道扬镳，但和外界风传的不同，这之中没有谁对谁错，也没有谁强谁弱，只是两个曾经因梦想走在一起的青年最终又因梦想而分开，如此而已。在“超访”，三个“水木年华”的人又一起回忆了青涩而美好的大学时代，包括卢庚戌当年用《蝴蝶花》追女孩的事，李健和缪杰参加校园歌手比赛的事，等等。节目最后，他们一起唱了《一生有你》。没有要刻意去澄清什么，也没有煽情的拥抱或牵手，只是三个人共同演唱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就足以表现男人之间的情感。“还是朋友吗？”“我们从来都是朋友。”
也许不曾经历离开，就无法真正看清昨日的希望与黑暗。摇滚乐队Beyond在《遥远的Paradise》中唱到：“曾经满载了希望，你我会有天冲开黑暗，谁知再次的失望，看这里已经走到尽头。望着你走远，我并没有心酸，唯望天各一方，它朝可重逢。宁可永远的等待，也怕背弃当初的一切，如今你远走彼岸，告诉我那边天色好吗。”2005年，乐队吉他手黄贯中在“超访”中说，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去世的黄家驹而作。1993年6月24日以及其后的7天，是Beyond成员一生中最难过的时刻，主唱黄家驹因参加日本综艺节目录制不慎从高台掉下，陷入昏迷。他们一直在等待，等着Beyond的灵魂人物能够醒来，却没想到这种等待变成了永远。
1994年，当三个人的Beyond决定重新走进录音棚时，他们发现黄家驹的吉他依旧放在老地方，却没有人敢去触碰。Beyond对李静和戴军享受休闲时光，畅游精神世界，有时候需要一些高科技设备的支撑。
说，他们后悔那一次去日本，不去就不会出事，就算要吃苦，就算不能玩音乐也没关系，至少他们还有这个朋友。2003年Beyond为纪念乐队成立二十周年，在香港、北京、上海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地举行“Beyond超越Beyond”演唱会。而这次巡回演唱会也终于实现了四人Beyond时隔十年后的“重逢”--通过技术手段，黄家驹的身影重现在舞台中央，和其他三位搭档一起进行表演。戴军说他当年看到这一幕，号啕大哭。“他真的好像回来了，快乐和悲伤一起。”应该说所有热爱摇滚，热爱Beyond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一刻，快乐与悲伤交杂在一起的纯粹。黄贯中说，曾经有人建议他们找一个新的“黄家驹”回来，“这很好笑，没有人可以取代他。”
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一件事，或者一样东西，永远留在回忆的远方，提醒着我们来时的方向，提醒着我们之所以是我们。这些人、事、物，这些偶遇、感动与遗憾，自是我们存在的痕迹。
李静珍视着那些痕迹。她把目光投向远方，也洒向来时路上的一草一木。从强悍的北方丫头变为妻子与妈妈，梦中的电视制作公司架构日益完善，一切不再只是虚妄的光影。一路上，精神始终在生活中细水流长，梦想也在一次次自我重启中灿烂弥彰。或许未来与过去，从来都是一回事。有些东西是不死的，超越时空而胜过肉体的生命，遑论凡人抑或英雄。
当李静穿起具有未来感的战袍，戴军的做派是回锅过往的调调。2004年，戴军推出了他的个人专辑《阿莲2004》，距离《阿莲》已是十年。很多人劝他别取这个名字，会被人误会他炒冷饭。但他说无所谓，反正这张专辑是为自己做的。这十年，他经历了太多，第一次真正的恋爱，第一次真正的分手；第一次最远的漂泊，第一次想要安定下来；第一次走红，第一次过气；第一次开公司，第一次打官司；还有第一次主持，第一次获奖。这些都在这十年里发生。
不可能忘记的吧，这十年“复杂的旋律”，是他的歌声也是他的心声。既然敢给专辑取这个可能会招致非议的名字，就说明戴军是真的释怀了。正如《阿莲2004》的歌词中写的那样：“再过十年我已不再年轻，回忆里至少我曾经有过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人可以否定自己的记忆，即便那是模糊的，也是我们能够用以看清自己的唯一镜像。存在，因为过往，即是现在。
在早些年的节目里，李静的标志性发型就是短到“挑战中国女主持人的极限”的短刘海儿，而戴军则永远是一身花衬衫，成为这个团队中“最好色”的男人。
在生活中沉默寡言的周杰伦一改常态，在“超访”的舞台上回答了李静戴军提出的所有问题。戴军刁难道，周董摆POSE抄袭名侦探柯南，而周杰伦则兵来将挡，开心地表示：“我们是互相抄袭。”
背靠背是并肩作战的姿势，是荣辱与共的姿势，是同进共退的姿势。只要李静和戴军站在一起，时光就不曾老去。
因出演《宫锁心玉》而名声大噪的“峰幂组合”将互动从戏里搬到了戏外，听到冯绍峰谈到当年被家人私下安排相亲的糗事，杨幂不无得意的说：“我是绝不可能被人安排相亲的！”
不论是“超访”的成长，还是李静戴军的生命蜕变，都无法忽略一个人存在。她就是这一切的见证者、整个团队的节目总监张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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