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节目，总会很贪心。正如“超访”那令人崩溃的第一期试验品，什么味道都加进去了，反而让人吃不出个酸甜苦辣咸。其实无须太急，保持自己的态度，自然就能熬出最好的故事，最浓的情绪。

    每次别人说我是“商界木兰”，我的心就一颤一颤的。花木兰成天穿的是铠甲，我可是穿裙子的！那天杨澜跟我说，静，你知道么，我们就是为公司打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懂，我时刻准备着！这个孩子，我一点一点“拉扯大”，如今到了这一步，再做出任何的牺牲都无所谓。现在董事会一要我做报告，我就说你们放心，只要对这家公司好，对我有没有好处不重要。我是说真的。也许这种想法有点感情用事，但我就是用感情在做这件事。千万别说我是女强人，我只是要用女人的方式做一个强人。

    --李静

    谁没迷茫过呢？临近三十岁的那个我也曾每天“混吃等死”，怀疑一切，断定人生走到尽头。永远忘不了的画面是：我独守空屋，手机终日不响，以为是信号问题，于是把手机放到窗台，还是不响。最后我用家里座机打过去，它响了。其实我知道手机没坏，是我的心情坏透了。后来我得到机会成了主持人，陆续开了好几个节目，又参演影视剧，还自己写专栏。这样拼命地工作，只为追回那丢失的五年，生怕不用尽全力生活，哪天又要把这好时光还回去。然而一场大病让我醒悟--比起当下，过去和未来都没那么重要。我选择放慢自己。为了生活而忙碌，却忙得没有了生活，现在的戴军是绝对做不到了。

    --戴军

    异术家

    潮水总有涨落。这是日月天地间的规律，也是历史叙事的周期。2005年，在中国电视综艺初露声色的15年后，第4波娱乐化浪潮终于奔涌而来。这一次，“综艺”与“秀”成为了娱乐的语境，所有的综艺节目都被卷裹进这个来势汹汹的大娱乐时代，没有谁愿意被淹没，也没有谁愿意成为海浪挤压下的泡沫。一个新的电视传奇正在被讲述，每个观众都期待着听精彩的故事，正如每个节目都渴望着营造美妙的情节。

    当李静还未将自己与电视的关系彻底揣度清楚的时候，她便看到了浪潮的袭来。这对于《超级访问》来说，多少有些急促，但毫无疑问，李静和所有人一样，必须要在这一轮的涨落中立身，必须要讲述一个值得期待的故事。但她并不那么着急。首先，这不是她与“超访”第一次应对潮流的急转与翻卷。2000年《超级访问》创立之初正好处于第3次浪潮之中--互动益智类综艺让中国电视不知疲倦地“知识并游戏着”。但“超访”依然证明了明星访谈节目的魅力，甚至成为了那个年代娱乐多元的珍贵证据。其次，对于学习电影编剧的李静，她很清楚无论是如何的娱乐浪潮，无论是如何的全新叙事，都逃不开“梦想”的母题。这是“超访”的生命，在任何语态的轮转中，它始终依循着这条不变的暗线，来实现自己在不同周期中与大众情感的契合。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曾说过，“所有伟大的讲故事好手从人类历史之初──古希腊时代，到莎士比亚时代，直到今天──都在讲述着人类处于愿望和现实之间的根本冲突。”抓住这一冲突，便可以从容地讲好故事，这是“超访”的对策，也是它一直在做的事情，不曾改变，不动声色。当然这也是李静对电视的布局，她用电影编剧的思维徐徐地讲述着属于电视的故事。但是她承认，任何伟大的故事都不止于布局，任何的注定都是从偶然开始。

    1992年，22岁的李静放弃张家口电视台给予的优厚条件，一个人乘火车来到北京，参加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考试。这个选择背后的动机充满了原始的理想主义情怀--她在谢添导演的《哀乐江湖》中客串了一个小角色。整个过程她只是迷迷糊糊地说完了自己的几句台词，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干吗。但拍完戏，谢导跟她说了一句话：“孩子，你不属于这个地方。”她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后来，谢导寄了一份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给她，她报了名，然后不顾一切地来到了北京。

    面试那天，她发现报考导演进修班的几乎都是拍过电影的副导演，只有她是一个“门外汉”。想不了那么多了，她只是凭着自己的直觉与不多的经验坐在椅子上，一边比画一边回答那些陌生的问题。第二天放榜，李静终究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她悻悻地走出电影学院的大门，坐在公交车站的石凳上，等待着375路公交车把她拉到北京站，坐5点的火车回张家口。眼前的车过了一辆又一辆，李静却觉得自己被黏在了石凳上，不能离开。“如果现在回去，回到电视台，回到买个烧饼喝点茶水的生活，我是否还能踏进这个好玩的世界？”她对自己说，“不然再回去看看吧，最后再试试。”鬼使神差般，她又转身走进电影学院的大门，在一幢一幢教学楼间游窜。在文学系的教学楼上，忘了已经走到第几层，她看见一间开着门的办公室。于是探头进去，打算若被人质问就转身离开，却没想到迎接她的是一张和蔼的笑脸。“你找谁？”“我考导演系落榜了。来看一看，还有什么机会。”这句话是问对人了。眼前和蔼的女老师正是文学系主管招生的郑亚玲，她告诉李静如果有兴趣可以参加后天编剧班的考试。一听这话，李静就像是揪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她火速填完了报名表，心想终于不用去坐375路公交车了。如果不是遇到文学系进修班第一年招生，如果不是坐在车站石凳上心有不甘，如果不是怀着曾经作为语文课代表的遥远自信，李静就不会得到这个机会。她还记得，两天之后的考试题目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她花了两个小时完成了这个剧本，之后她便在榜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直到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一名正式学生，她才了解到这是一个有着30年历史的“老专业”。而她则在这个老专业中看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新世界。20世纪90年代初的文学系，让她听到了周传基、戴锦华、谢飞、汪流等一批大师的课程，让她与一帮“奇奇怪怪”的文艺青年混成了朋友，也让她懂得了如何冲破经验，重塑观念。这段求学的时光是重要的，她学会表达，自由表达，用视听组合的多重性与复杂性来自由表达--这份得来不易的信念在她日后对电视的讲述中从未消散。

    所以观众会发现，《超级访问》从来都不是靠语言来做支撑的节目，它是一个混合的叙事，从诞生之日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是如此。首先，“透过明星的朋友和家人来解读明星”制造出了“超访”式的冲突与悬念。然后是符号，一张老照片，一件旧毛衣，一位班主任，一封被遗忘的信--当嘉宾居于一个密闭的空间，这些物件便足以强行将其带入记忆的深潭。而当一个人面对过去的时候，总会有很多不期然的情绪流露出来。

    还有一点，李静在遇到戴军以后就一直在尝试，那就是把整个“故事”打碎。原因很简单，观众在看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必定是需要“情绪点”的。几乎每隔两分钟，他们就会用一次“砸挂”来接近一个“笑点”，维持观众的愉悦。但是，当“感动点”临近，他们又会把节奏放缓，好让明星嘉宾把重要的情节讲出来。

    这些玩法，说真的，李静不太愿意冠以“技巧”的名义教授给编导们，她问大家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说这个，还有什么可能？”当然，这也是她常常问自己的问题。“超访”很喜欢开会，这是另一个不曾消散的信念，李静用“会议”来布局，也用“会议”来接近不期而遇的灵感。编导们经常自嘲是“千百惠（会）”：周一上午是节目讨论会，下午是主管例会；周三是制作部分享会，周五跟活动部开会讨论地面活动，每个月录影前还要和李静、戴军开编前会。必须说，2005年以后的“工作室”已经全然不再是“小西天革命根据地”了，包括新开的节目，以及与一些电视台合作的节目，上上下下好几十口子人，开起会来人丁兴旺，人气十足。

    所谓编前会，俗称“对台本”，就是用来让李静和戴军“挑三拣四”的一个会。“这个不能这样，那个最好那样，开场要说什么，结尾又可以怎么处理……”编导往往需要根据俩人大大小小的意见来修改手上的台本，以呈现主持人最鲜活的语言状态。这个会，无论李静和戴军多忙，也是省不掉的。

    我们的生活如此忙碌，简单的用餐时间都是我们寻觅快乐的珍贵时刻。

    节目讨论会是最重要的，因为要“大家一起讲故事”。“超访”的每个选题，为了保证其内容的独一性，都要经过整个团队的“挑三拣四”。当期编导是最紧张的参与者，因为任何视角的失焦和态度的侥幸都逃不过大家的监督，毕竟上一个周也曾在别人的选题上“指手画脚”过。

    以李静的性格，应该是“逢会必到”的。她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她喜欢开会这件事。但苦于她太过忙碌，在2006年之后便基本上将“会议室”留给了编导们去头脑风暴。这是个“俱怀逸兴壮思飞，可乐便当堆成堆”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超访”的节目风格就是在会议室里孕育的。

    一天，讨论会结束已是下午，“超访”的编导们一起在会议室里吃盒饭。

    作为主编的艳艳突然想到，超访其实还有一个会，叫“边吃饭边开会”，于是她便组织大家聊起了天。

    “昨天录影，新来的摄像被静姐骂了。”艳艳说。“为什么呀？”新来的编导助理小马问。“估计刚来还没见识到静姐的厉害。”胡博说。这话有两层含义，首先每次录影都是李静最严肃的时间，她总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随地挑刺儿；其次，她是个专业制片人，所有细节包括灯光的柔和度、道具的摆放，以及摄像的机位都没人能糊弄得了她。

    “静姐是个天马行空的人，经常能蹦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让我们去实验。”白琳说。她想到了李静早期带着他们奔建材市场时的情景，虽然现在她不再去了，但还是会冷不丁来一句：“你们玩的那些手机游戏，怎么不放到节目中试一试啊？”

    “你别看静姐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她很注重细节的，而且总能提醒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艳艳想让小马多了解一下这位女领导。所谓“换个角度去思考”，有时真的会发展成为一种思维的多动。只要一聊到“创意”，李静可以冲着编导们讲上大半天。但是她并不专权，相反她珍惜每一个人的风格。她曾经跟艳艳说：“超访做大了，你可别给我搞成流水线。”艳艳心里明白，李静最放不下的就是那份“手工感”。曾经有个编导在会上说：“我想一开场就让嘉宾的好朋友上来，但我觉得超访的风格不是这样的……”李静打断他：“错，超访现在不需要你考虑什么风格，觉得合适就做，出其不意的东西是最好的。”这个节目当然需要一个统一的调性，但在此基础上，每个编导都必须在其中投入自己的个性。

    “我很好奇，各位的风格都是从哪来的啊？”小马和超访家族的很多前辈一样，都不是“科班出身”。

    “胡博的风格是从吵架中得来的！”白琳说。她脑中浮现出了胡博为了“一个图标到底加还是不加”的问题跟她吵架的画面。胡博撇撇嘴，“我之前是学平面设计的，所以对画面布局比较较真。”他看小马一脸迷茫，继续说，“其实最开始真的什么都不懂，就主观觉得应该好玩、好看。我告诉你，剪片子的人能够取悦自己是特别困难的。如果我能让自己高兴，这事就靠谱了，如果我都看不过去，那这节目一定不及格。”

    “那你们平时会看什么专业书籍呢？”小马问。“我不大看教材。”胡博说，“我喜欢把电影手段放进来玩。比如看电影，最开始也不懂所谓的镜头感。就知道这个不好看，不对劲，后来才知道人家专业说法是’跳轴了‘，’逆轴了‘。《两杆大烟枪》你看过吗？这片子当时用了一些很开先河的剪辑办法。我就问自己这个能用到节目里不？不行。电视节目不可能跳接，不可以有重影。但是，我可以用来剪预告片啊！包括一些漫画的手法，都能放到预告片里去玩。”

    “技巧这东西，只要有兴趣就很快能上手的。”白琳接着说，“关键是故事本身。我爱看故事，不管是电影、电视剧，还是小说，只要是好故事我就喜欢。故事看多了，自然就能抓到一条叙事的主线。”这时坐在旁边的胡博插了一句：“没错，她经常看个开头就把结尾给说出来了，特别烦人，大家都不愿跟她一起看电影。”白琳没反驳，若有所思了几秒后说：“想想真的是积累。我2002年进’超访‘当’发报员‘的时候，就开始听故事了，一路听着嘉宾的故事过来的。”

    “是，有时候创意就是来自这些嘉宾的故事。”胡博说，“我剪片子的时候也会去对照，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会怎么处理，我遇到这个坎儿跨不跨得过去。这种感受不是刻意去学习到的，是天天看天天想，自然而然就有了，任何的表现力都是建立在这种真实的共同感受之上。这么说吧，超访的剪辑，你又要考虑到这个故事的逻辑和节奏，你还不能断章取义，不能改变人家嘉宾本来的意思，因为你不是拍电影，你是在做一档访谈节目。”

    “电影手法是很好，要不要学，还是看你自己。”艳艳对小马说，“不要刻意去借鉴别人的优势，而忽略了自己的亮点。”艳艳记得李静对她的叮嘱：不要夸大了某个人的某种风格，而影响了其他人的想象空间。

    “嗯，我很喜欢电影。”小马点点头，接着问，“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超访‘把嘉宾看成是一个电影的主角，然后让他活在我们设计的一个逻辑空间里，按照我们的安排去表达？”

    “不是。”白琳摇摇头，这问题以前也被问过很多次。“如果非要比喻的话，与其说是电影，不如说是纪录片。我们会通过对他的了解，挑我们想要的东西，让他变成一部好看的纪录片。但我们没有在’编剧‘，故事一定是他的，我们不会帮他写任何一个故事。”

    “那如何来挑我们想要的故事呢？”小马觉得这应该是每个新加入’超访‘的人最想要问的问题，“我看前辈们都在说’不一样‘，’不一样‘是最大的标准？”

    “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先要了解一个人，然后再去挑故事。”白琳说，“无论你要呈现他的哪一面，你都要足够认识对方，这是最大的前提。”说到这白琳望了胡博一眼，胡博没抬头，只是在身边的草稿纸上画了一个圆圈，说：

    “我理解的足够认识对方，不是叫你去背嘉宾的履历表，而是去发现嘉宾的语言状态和世界观。每个人都有一个’核‘。有的人的’核‘是自由，所以他不安分，他的选择他的成败得失都是因为这个’核‘。反过来讲，人的每一个喜好或行为都是’核‘的衍生。他为什么喜欢吃甜食？她为什么喜欢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的人生格言为什么是’怀疑一切‘？这些表象可能在背后都是与性格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如果单单就事论事，我们可能就会把握不到最本质的那个’核‘了。”

    听了胡博的一番话，艳艳在心里点了点头。但她随即听到一个声音，“其实关于如何了解嘉宾，艳艳姐有一个绝招。”说话的是胡博，只见他已经把刚才画的圆圈涂成了一个爱心的形状。这个典故要从2004年说起，当年“超访”出版过一本同名图书，主要是李、戴二人与嘉宾的精彩对谈片段，还有一些编导手记。戴军在后记中把艳艳给“出卖”了。原话大致如下：

    “她，竟然会爱上嘉宾！而且是经常做哪个的节目就爱上哪个，这很离谱！但事后想一想，也属正常，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每个成功人士一定有他们吸引人的一面，被吸引是正常的，但她又很快能从这嘉宾身上找出让她讨厌的东西，然后安全地把自己择出来。等到做下一位嘉宾的节目时她又投入一回，再跳一次出来，翻来覆去，对这种精神恋爱，她乐此不疲。这就是为什么艳艳每次都能把嘉宾的故事挖得特别透彻，因为她曾经爱过他。”

    本来很美好的一种感觉，被戴军这么一描述总感觉怪怪的。艳艳想澄清这件事很久了，但一直怕自己越描越黑。“是这样，我和静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做节目会’爱‘上嘉宾，不管男的女的。如果你爱你的嘉宾，你的态度就会不一样，你不屑于外界对他的评价，你要重新了解他，搜集他所有的细节，因为你怕错过了什么。而且你爱他，你才会想要尽力在节目中为他制造惊喜，你希望他喜欢这期节目，甚至忘不了这期节目。”

    小马觉得自己的脑子有点乱。刚才连着提了几个问题，似乎都有点被否掉的感觉，所以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开口了。“你是不是还是想问，究竟什么是’不一样‘？”胡博说。“是。”小马点点头，心里的答案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轮廓，但她还是想再确认一下。

    “其实每个人的故事本身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不用去刻意强调做’不一样‘的故事。你只要足够了解嘉宾，就能做一期好节目。”胡博说，“至于表现手法，聊天的切入点很重要。比如有些故事，嘉宾在别的节目中已经讲过了，但特别重要不能丢，你可能觉得这下没法不一样了。其实不一定，因为这个故事可以换一种讲法：比如有些事别的节目可能挖得不够深，还有疑点，那你就去把它挖透。别人聊’平时在家干吗‘--从5点半起床聊到12点半睡觉。你可能就只用聊一个点--中午吃完饭，剔不剔牙，怎么剔牙。这事你要是都能聊出品味来，那就属于很高端的玩法了。你要知道，看问题的角度比故事本身更重要。”

    白琳点点头：“没错。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真诚。用我们的方式来告诉嘉宾，’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会伤害你，而是为你好‘。我们要呈现真实的你，这里面可能包括一些缺陷，但这个人就是你。我们不会塑造一个’你‘给别人看，不会给你镀一层金，但我们会让观众喜欢你。我想，这个立场就是超访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吧。”“这是一个老话题了。”胡博接着白琳的话讲，“首先，明星也需要有一个情绪的出口。但实在没有多少节目能够让他们从从容容地去说故事，去表达压抑、痛苦和困惑，去梳理自己走过的道路。而’超访‘可以。所以当一个嘉宾感受到了’超访‘的这份真诚，他就会愿意把感情流露出来。他愿意告诉你’我当年对不起那哥们儿‘，他愿意告诉你’我骗了自己最亲的人‘，他愿意向你展示他曾经的软弱与悔恨。有时候，说出来，哭出来，他就变得活生生了。观众会觉得这个人不完美但很可爱，这个人值得被喜欢。”

    “所以静姐和戴军哥才敢和嘉宾开玩笑，问那些犀利的问题，因为他们有把握这些不会给嘉宾减分。这份信任感是互相的。”艳艳说，“真诚的确是’超访‘的一个基本立场。我们希望对面的嘉宾能够不仅仅分享他们的快乐，也能够分享他们背负的痛苦。这并不容易，但是在座的大家必须去努力实现的。当所有人都在含糊其辞，你却清醒地坚持着时，那你在起点就不一样了。”

    如果那天李静和戴军就站在旁边，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想笑。那些原本是“一张白纸”的小孩们，已经可以很有底气地说一些话了，而且是对“第三代”的“超访”家族成员说。

    “艳艳姐说得没错，真诚并不容易。这不仅仅在于嘉宾是否能真情流露，还要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拿捏好节目的分寸。吴琼、阮巡夫妇那一期节目，就是很好的例子。”这话是白琳说的，那期节目是她第一次做编导，是艳艳带着她做的。“当年央视某栏目播出了一个人物片，记录了吴琼在北京的坎坷生活。她母亲看到了这个片子，心情非常不好，一个月以后去世了。

    这件事让吴琼受了很大的刺激，她一直很自责。通过前采，我们认为这个故事可以成为一个大高潮。但对台本的时候，两位主持人一致认为，当年的纪录片片段不能播。或许播了收视率会更好，这样的画面是非常具有冲突性的。但他们三个人都说不要。我才明白了，他们是不想让吴琼在节目上带着未解的心结去直面人生的悲剧，太残忍。可能有些节目宁愿用嘉宾的痛苦做噱头来赚取收视率，但揭疮疤不是’超访‘的玩法。我们必须清楚，如果你要呈现一个真实的人，那你就一定不能剥夺他的尊严。”

    “我记得那期节目。”艳艳接着说，“那是吴琼第一次公开谈起这件事。我们前期准备资料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是后来我带着白琳去采访她妹妹，才从她妹妹口中得知了这件事。于是我又找了个机会跟吴琼聊天，并且试探性地问了一下她，没想到她才讲了几句就要哭了。我知道这是她的软肋，我也知道她愿意在’超访‘说，就够了。我没有再去追问，我不想她在前采的时候就整个瓦解掉，我希望她在节目现场自己去做一个选择，如果不想说，那么主持人不会去逼她；如果想说，那么就把最浓烈的情绪放到镜头前。”

    做节目，总会很贪心。正如“超访”那令人崩溃的第一期试验品，什么味道都加进去了，反而让人吃不出个酸甜苦辣咸。其实无须太急，保持自己的态度，自然就能熬出最好的故事，最浓的情绪。

    “你们开午餐会呢？”李静突然一头钻了进来。艳艳看看表，原来下午的主管例会又要开始了。“你们怎么还没开完会，我客户都见了三拨了，再开就直接天黑下班了。对了，你们没说我坏话吧，我一上午直打喷嚏。艳艳，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冠名赞助商的活动策划怎么样了？胡博我觉得你上次那个片花做得太阴暗了，你怎么不回我短信啊？白琳，下次的编前会是什么时候？我和戴军最近都特别忙……”李静真的很想念这样的讨论会，那些年的她总是很想要一个明确的结果，“超访”是什么样，还可以是什么样。但彼时，她已不急着要答案。

    人物、故事、技术、情感、节奏、分寸、电影、电视等种种元素，“超访家族”就这样被它们卷裹其中，但又乐此不疲地追逐，并享受它们。“超级访问，不一样的访问。”这句说了六七年的口号究竟要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在想，媒体、观众、学者，还有“超访”自己。那天李静翻书看到黑泽明说的一句话，顿觉这位大师的答案最为精辟。黑泽明说：“实心”被掏空了“的孙红雷。

    际上电影到底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我不擅长理论，无法在理论上说明清楚。但是，一部电影拍完，你会觉得’啊，它终于成为电影了‘。”

    在李静的记忆中，她也有这样的感觉。印象很深的一幕是：孙红雷上完节目，一个人坐在后台，表情呆滞。有观众过去跟他打招呼，他缓缓吐出四个字，“让我缓缓。”一个嘉宾如果上了一期节目有一种心被掏空的感觉，那这个访问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不一样”的节目终究不是一个说得清的结局，而是一个致思揣度的过程；喜欢这种玩法的，也必定不是常人，而是一群异于常人的--异术家。

    无双不可拷贝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李静一直相信这句话。她和戴军在2007年的初春第二次坐在了“超访”的嘉宾席上，只是这一次，她的任务不再是帮戴军寻找另外一只记忆中的海豚，而是去寻找“超访”走过6年的种种痕迹。她拍了拍自己坐的红沙发，说：“2000年开创这个节目的时候，办公室只有一张沙发和一个彩电，这两件都是我妈掏钱买的。现在，我们有600多平方米。只有元老知道，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那些重要的人、事、物，“超访”是不会忘记的，他们是里程碑，就伫立在沿岸，纵使潮水如何涌动也无法被隐去。他们让“超访”安心，无论未来将要沿着蜿蜒的海岸线走向何方，都能在回头的瞬间看到来时的路。

    当尹相杰出现在这期节目中时，戴军甚至可以清晰地说出尹相杰在节目中分享的中学趣事：一群小伙子经常到北京的玉渊潭骑车，经过湖边相偎的情侣时一定要唱上一句“那不过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些细节估计连尹相杰自己都淡忘了吧，不过是一期电视节目而已。但有时记忆就是这么的诡异，一个人的稀松平常却成为了一群人的惊心动魄。

    这期节目终将成为又一处铭记的原因是--“师父”黄阿原也来到了现场，这是几乎十年之后的相逢。十年前，他和李静搭档采访戴军，十年后，戴军抢走了他的搭档，还连声对他说着“感谢”；十年前，李静从他的身上找到了对“娱乐”的最初理解，而十年后，他从美国赶回来见证李静在“超访”的6周年。如果说物是人非是一种遗憾，那么这种“物非人非”，更像是一种成长。而且这种成长绝不仅仅属于李静一个人。那些“总结”不光是一种记录，而是一种督促，让每一个人的“成长”都能“有迹可寻”，并为更好的走向未来积蓄足够强的动力。

    行至2007年，“超访”团队已经迎来了第三代的新生力量，而老一批的超访成员很多都已成长为领导的角色。新老混合的团队继续完成着“超访”团队与个体的奋斗，他们依然在这里收获事业、爱情，抑或是一种忙碌之中的简单快乐。

    对于这种时光的相似与转折，作为第二代超访成员的白琳总是能够敏感地觉察到。她还记得2002年的那个秋天，她刚到“超访”不久，并不确定自己正在做的究竟是件什么事情。中秋节，李静、戴军带着他们一帮年轻人在聚龙花园对面的“南岛渔村”聚餐。吃了些什么她忘了，只记得李静很豪迈地与众人干着杯。后来大家都喝得有点醉了，也不知是谁“噌”地把一张纸巾抛向空中。一瞬间，无数的白色有如花瓣般被胡乱地洒向包间的各个角落。紧跟着大家纷纷站起身来，躲避或争抢着那些迅速袭来的纸巾，然后再展开新一轮的大战。白琳穿过层层围攻走出饭馆，才发现街上已是灯影阑珊。可回头望去，临街的包间里依旧是闹成一团，恍惚可判的欢呼与嘻笑在静默的夜里就像是来自一段遥远而新鲜的梦境。她乐了，跑回包间，一推门却见李静恶狠狠地冲众人喊道：“好了！好了！都别闹了！我现在宣布谁都不、许、丢、纸、巾！”然而“巾”字的尾音还没拖完，“啪”一张白色的东西就以从天而降的架势直直糊在了她的脸上。

    时光流至2007年，赵宝刚导演带着《奋斗》剧组做客《超级访问》，他在那期节目中提到“奋斗”这个词时，很自然地用了“快乐”这个定语。他说：“以前提奋斗，可能叫’艰苦‘，我们今天叫’快乐‘。你把一切事情都当快乐，就是奋斗。其实带来快乐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它也需要你们的奋斗。”这话实际上有两层含义，拿胡博举例，他四天没有合眼，喝了李静亲手冲的咖啡，虽然差点被呛死但特别兴奋，这是过程的快乐；之后他剪的片子很成功，观众都乐了，这是结果的快乐。过程和结果都快乐了，奋斗的意义就实现了。

    这种感受是与悄然到来的娱乐时代不谋而合的，只不过感受比时代来得更早了一些。最初的超访团队几乎都是由毫无经验的“80后”组成，真真正正是一摞“白纸”。李静知道，上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她并不确定这需要花费多少的时间，但有一件事她可以确定，和他们一起吃羊肉串特别快乐。所以，她选择相信这些人--如果是一群懂得快乐为何物的人，就一定能明白如何去为之奋斗。于是，她就这么带着一群“野路子”坦坦荡荡地闯入了娱乐大潮的中央。李静说：“一开始我也没意识要去建立一个怎样的团队，全凭我的直觉和兴趣。但我后来发现这支团队的核心有一股很强的正能量，我们是打心眼里传递正能量的。”电视业的流动性很大，做电视的人常被称为“蚂蚱”，“超访”却留住了那些年轻人，并且让他们带着更加年轻的人一起认认真真地折腾下去。

    除了“快乐”，另一个可以修饰“奋斗”的现代词汇是“坚持”。2007年，超访的嘉宾席上出现了很多半路出家的主持人。他们拥有不同的职业背景，有着不同的入行动机，但相同的是，在成为主持人的最初都曾面对来自外界的压力与来自自我的怀疑。胖胖的刘刚在主持《超级大赢家》之前做过电镀工，在节目组“领掌”两年，终于有机会拿起主持的话筒。然而胖胖的身材却让他饱受争议，曾有观众直接打电话给节目组说：“那胖子我们村里人都讨厌他，长得像猪一样，别让他出来了。”这个时候制作人鼓励他：“有人喜欢你就有人骂你，你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努力，让骂你的人喜欢你。”于是，刘刚选择用加倍的付出争取观众的肯定，那段时间他每天花16个小时坐在电视机前看带子、做笔记，只为了能讲出一个好笑的笑话。另一位遭人“投诉”的主持人是李艾。转行之前她已是超级名模，可以说事业的起点并不低，然而一次主持的口误让她第一次听到了来自台下的嘲笑。“眼睛小、大舌头、普通话不好”，这些恶意的标签一直跟随了她很久，直到她将自信的眼神演绎成新的标签，标明了个性与时尚。另一个时尚、帅气的年轻人安琥，则是在戴军的推荐下歪打正着地从北漂转变成了一名炙手可热的主持人。不过他说第一次主持直播节目，想要临阵脱逃的自己硬是被导播一脚踹上了台。后来，小有名气的他被一家电视台高薪纳入麾下，可惜的是个性张扬的他在那里陷入了风格的窘境。“完全找不到方向”，这是他对那段主持岁月的评语。在经历了自我的拷问后，他最终选择离开虚名，重新开始。

    主持人是一个需要不断进化的职业，它不会拒绝任何源于他处的经验，也不会拒绝任何出自半路的选择。但同时，它又是一条绝对没有捷径的道路。正如周群在“超访”中所说的，“主持人的生命当中没有奇迹”。所以当被问到“主持人的3个关键词”时，她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坚持，坚持，坚持。”或许对于电视而言，“改变”与“坚持”本就不是两个对立的词。没有经验的时候，谁都会在模仿中学习，在批评里前进，然后在潮流中应变，在竞争中坚守。这6年，李静和戴军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的访谈节目崛起、维持直至关门大吉，他们非常清楚“超访”要面临的考验。当“平民造星”成为励志新样板，当“选秀”以井喷之势触发了这一轮娱乐的风潮，大家也在期待着《超级访问》的新动作。

    改变是必需的。电视这一行，唯创新者生存。然而改变并不是为了追随，而是为了超越。艺术大师毕加索说：“模仿别人是必要的，模仿自己却是可怜的。”这才是“改变”唯一的动机。所以李静一直不喜欢用“改变”这个词，她说“超访”要的是“焕发青春”。如果是一个企图代表时代个性的节目，就要用这个时代的话语去表达。“不管年龄多大，心态若是老了，对新鲜的事物不再好奇了，那就是退场的时候。相反，如果心态年轻，就能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李静说一档节目就是一个女人。最初你可能因为个性而被人喜欢，同样地，你也会因为盲目改变自己的个性而被人抛弃。“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会认为丈夫嫌弃自己老了，就开始整容。可整到最后，发现丈夫还是不喜欢你了，为什么，不是因为你老了，而是你丈夫已经不认识你了，他不想去面对一个陌生人。所以到头来，由于你的不自信，错误地估计了别人对你的期待，而白白失掉了本属于你的尊重和爱。”

    几年前，有访谈节目模仿“超访”，编导很担心同质化，便问李静要不要换形式。李静说：“没事，他们拷贝你的形式，拷贝不了你节目里的李静和戴军。”对于模仿者，李静一向不太在意，她说即便最开始观众会因为新鲜跑去看看，但过几天品出味儿了还是会回来的。但要是观众回来发现“超访”也变味了，那就得不偿失。只是这一次“超访”要应对的，不再是别人的模仿，而是一个新的格局。甚至有人放言，“秀”会改变观众的口味，访谈节目即将走向没落。李静并不否认，电视生态改变了，但她更加相信这不是一场摧毁而是一轮新的平衡。而且不论怎样，“超访”这辈子也只能是一个访谈。“国外的访谈节目，真人秀节目以及很多其他类型的娱乐综艺节目为什么可以并存？因为观众是细分的。有人爱看歌舞，有人爱玩游戏，也有人愿意听一听心里话。”

    带着这样的信念，在众人纷纷揣测超访的“七年之痒”时，李静顺利拿到了美国红杉基金的风险投资。她说，如果没有《超级访问》的坚持，红杉不会选择跟她合作。投资者能够从这档访谈节目中看到一种执着。比起关心报表，他们更相信品牌的力量与态度。

    2007年岁末，拿到风险投资后的李静在北京成立了东方风行传媒集团。第一次有了“做商人”的感觉，而且一做就是一家跨媒体集团的大掌柜。以前她一直把“公司”只看作“工作室”，尽管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模式是相对简单的。然而这一年，她进入到全新的领域，拥有了全新的身份，也站在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所以，她必须重头开始，亦如当年刚刚踏入主持行业那样去奋不顾身地学习。“以前我的团队是几个编导，可现在我的团队里有好几个世界500强里出来的人。我要带着他们去打仗，就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紧跟着的2008年，李静带领自己的团队进军电子商务，同年推出大型女性购物网站乐蜂网。一切快得“不可想象”。即便是在2007年初盘点“超访”6年成长的一刻，李静也未曾想到自己能够跨过电视的边界，去重新体味一遍奋斗的快感。她隐隐觉得自己正在被推向一潭深水，但是游得前所未有的欢畅。

    应该说，在这场真正意义上的转变之中，李静做了一道算术题，忙碌越多她就越是快乐。2007年夏天，她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最近的日子好像没有片刻的喘息时间，每天的工作被排得满满的，因为喜欢，所以从来不曾抱怨，喜欢这份满足感，喜欢做自己，这样的我是快乐的。有朋友问我，想要怎样的工作？老实说，从来都没有把现在的一切视为工作，他们更像是我的孩子，我的家人。从最初稚嫩地咿呀走路至今，他们陪我一起欢笑，一起哭泣，一起成长，一起拼搏。”

    像是某种呼应，同时期的戴军也在做着一道算术题，只是他越忙碌就越是不快乐。当李静为了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迅速获取判断力而疯狂充电的时候，他也一点没闲着。最高纪录是同时接9个节目，每天都穿梭在不同的节目组，有时一觉醒来已然想不起自己身在哪个城市。“我是老好人，朋友开了新节目，我肯定要去帮忙的。有那么一段时间，所有工作就像约好了一样全部向我扑来，我没日没夜地赶场，仿佛回到了90年代在各大夜总会做表演嘉宾的时光。”

    2008年，疲于奔命的戴军身体终于出现了状况。一天早上，他起来漱口，却发现镜子里的自己表情木然，水顺着嘴角就往下流。那一瞬间他认定自己“面瘫”了，因为半边脸都没有知觉。他心想这下完蛋了，还有那么多工作压着，怎么办？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戴军都要早上6点钟起床赶到北五环一个老中医那里去扎针灸，然后再赶去节目组录影。作为主持人他必须要在节目中笑，但一笑脸就疼得不得了，但他必须咬着牙坚持笑，即使这辈子都没有笑得这么痛苦过。有时他一边忍着疼去笑还一边在节目中调侃自己。李静拿他没办法，“人家是有点什么小毛病都要躲着镜头，藏着掖着的。你倒好，整天在节目中说自己’面瘫‘，也不怕媒体乱写。”戴军说：“无所谓，我怕什么，我百无禁忌。”

    再是百无禁忌的戴军，也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病痛而吃尽了苦头。或许有时人就是需要一个不期而遇的干扰，才能从奔跑的状态停下来，重新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等到挺过了那段焦灼而错乱的生活，戴军望了望镜子中自己的脸，只说了三个字：何苦呢。“如果你的爱好恰巧是你的工作，你在完成梦想的同时又能挣到钱，那自然是最好的一件事。如果说做一件事情你不能从中享受，那就是挣了钱也不会快乐。”于是戴军决定改做一道减法。他与经纪人苏威商量，试图慢慢减少工作量。

    作为并行多年的老友，苏威其实最了解戴军。她知道这个老好人的内心其实很固执，只要是他坚持的事情，很难被旁人说服。李静就曾跟戴军说过：“你看你玩得好的朋友里有那么多老板。要不你也跟他们谈谈合作的事，自己搞个公司，拉点投资不是挺好吗？”戴军摇摇头：“我的世界本来就是个路边摊。突然有一天，你吃饭的地方变了，身边还多出一群你原本想也不敢想的朋友。他们让你看到了不同的世界，这就足够了。能和他们一起吃饭、喝酒，这就足够了。好比我原来视力0.8，现在我升到1.2，这就是收获，没必要奢求更多了。”从那以后，李静不再劝说戴军做生意。

    可人总是矛盾的。那些说自己很懒的人，那些说自己胸无大志的人，却又往往是最马不停蹄的人。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一个最大的前提不能漏掉--偶尔，人还是会有那么一两件喜欢的事情，想要为之付出激情。比如在“誓做减法”的几年之后，搜狐筹拍网剧找戴军做男主角，他欣然地答应了。但是他又不想放弃度假，所以就决定将这项工作浓缩到15天来完成。结果拍到一半出问题了，他突然想起来自己过两天还要录节目，这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早上5点多就起床化妆拍戏，拍到晚上7点再赶去录节目。节目录到凌晨2点，妆也不卸，直接杀回剧组，睡上2个小时又继续拍戏。这样连轴转了2天，他终于成功地在和女演员对戏的过程中睡着了。只见那女演员口中念着：“这个事情办不到，怎么可以这样呢？”戴军双眼紧闭，将台词脱口而出：“是，那你有什么别的方法？”女演员大惊，这个人前一秒还睡得特香，怎么下一秒就把台词说得一字不差？！戴军苦笑：“我也不知道，我一点意识也没有了。”网剧拍完了，戴军再次站到镜子面前问自己：何苦呢？是啊，何苦呢。但要是真给他再一次选择的机会，估计他还是会说：“15天拍完吧，我要度假。”

    无论说法有多么不同，李静和戴军终究都是两个忙碌的人。或许正是因为这两个人都太明白什么是对自己而言的“享受”，所以才能够承受得了那份“忙碌”。这也再次证明，一个人正在做着什么事情或许并不决定他最终的目的地，那些际遇只不过是他彼时所选择的一条向前的路线罢了。而一个节目也大体如此，它可能会应时应景地去做很多很多尝试，但没有哪一种尝试非得成为对未来的定论。

    总会有人误以为，不盲目就是一种方向感。但实际上，没有人能每时每刻都对人生的方向无比确信。谁规定李静不能因为工作太累而崩溃大哭？谁又规定戴军不能因为一时兴起而陷入疯狂的加班熬夜？电影《EatPrayLove》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为爱失去平衡，才是平衡心灵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不会有永恒的状态，只会有变动的平衡。如此，为了追逐目标而暂时失去方向，那也是方向感的一部分。唯一的问题是，你要主动去做出选择，无论是为了别人改变，还是自己焕发青春。

    没那么完美

    1939年，美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从此这个“神奇魔盒”开始用一种全新的声画文本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1958年，我国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诞生。这一年，中国的电视行业从无到有，时光荏苒，到了2008年，它已经迎来了第50个生日。在这半个世纪之间，中国经历了巨大的改变，中国人的视野与情怀也已与整个世界同步，与此同时以电视为事业的一群人，也在不断挖掘着这个“黑匣子”的巨大可能。这其中不乏敢想敢做的民营电视人，而李静就是其中一个。在她的眼里，历史赋予了“电视”太多的功绩与浮名，而真正使“电视”无可取代的，是亿万观众的眼睛与心灵。尽管电视将他们与时代相连，但是观众在实现着电视的生动。电视不仅是一个传播信息的机器，更是一个传递情感的纽带。所以电视真实但并不冰冷，它是有体温的。

    如果把“超访”比作一个人，李静说这个人一定是个“热心肠”，有时他可能会有点疯狂，但疯狂的本质是因为他喜欢做梦，也喜欢帮人“圆梦”。早在2001年，“超访”就曾推出过一个特别企划“超级梦想”，专门帮人填补心中的“不完美”。这是一个向梦想和幸福致敬的主题，然而其中有一期节目险些让“超访”自己陷入了“不完美”。

    那一期的“当事人”不是明星，而是“超访”的工作人员小A。小A和她的老公结婚很多年，孩子都六七岁了，但老公从来没有跟她说过“我爱你”。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李静听说了这件事，就想在节目中给她一个“惊喜”。于是那天，李静在后台状似闲聊地和小A说起了这件事情，艳艳则躲在角落里拿着机器偷偷地拍下了她们聊天的过程。静姐对小A说：“你老公要是哪天和你说了’我爱你‘怎么办？”小A说：“他要是对我说’我爱你‘，我能把头搁在这儿。”

    事实证明，再不浪漫的男人也是抵不过“超访”的软磨硬泡的。经过李静、戴军、艳艳的轮番轰炸，小A的老公最终不仅答应了在节目中对妻子表白，还接受了“超访”的特别任务--他给老婆挑了一枚钻戒，准备现场向她表白。

    录影当天，蒙在鼓里的小A被安排坐在了观众席。她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还以为只是抓她来当“观众”。当期编导艳艳和导播做了最后的确认，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了，就坐到监视器前，等着好戏上演。

    首先是播放了一段“情景再现”的TV。影片讲述了一个女孩和她老公相识相恋的过程。最后的落点当然是女孩觉得自己很幸福，但心中仍然有着一个缺憾，那就是老公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我爱你”。故事讲到这，再看小A的表情已经有点古怪了。但她并没有发现有一台摄像机正在对着她拍，也没发现她身后的工作人员已经不知什么时候拿出了一块纸板，上面写着“女主角在此”。

    接着播放第二段视频。这正是艳艳偷拍的小A和李静在后台聊天的过程。只见小A盯着大屏幕，嘴巴越张越大，最后干脆站了起来，直直地站在观众群中间。这个时候艳艳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她甚至有点高兴，小A的反应这么大，之后的节目就更有效果了。李静在舞台上贼兮兮地笑着说：“大家说我们今天能不能帮她完成愿望呢？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终于到了第三段视频。这一次李静难得出现在外景中，她的身后是一间办公室。只等镜头中的李静推开门，小A的老公就会出现在那里，而一切也就将真相大白。与此同时，男主人公已经捧着鲜花站在了大屏幕后面，就等着门一打开从里面走出来，把钻戒戴到小A的手上。可就在这个时候，小A“嗖”地冲下观众席，冲出了摄影棚。

    艳艳依然不紧张，她已经安排好人专门盯住小A，一会儿肯定能把她给拽回来。可谁知过了一会儿，一个气喘吁吁的人跑过来对她说：“艳艳，你赶快出去看看，小A摔倒了！”艳艳心想不妙，等她跑过去，人已经被抬到了化妆室。据目击者称，她跑得特别慌，没注意到脚下的台阶，一下就绊在了地上。艳艳低下头，俯身看着躺在沙发上双眼紧闭的小A。她的嘴里还在不停地念着：“完了，完了，这下我老公要和我离婚了。”艳艳本想安抚一下她，却见李静冲了进来。小A睁眼一看是李静，立刻委屈地喃喃道：“你们不应该这样，我没心理准备。我老公怎么可能会来呢？你们就这么去找他，他肯定要和我离婚了。”李静说：“你傻啊，你老公今天真的来了，穿着西装在后台等着呢，没把握的事我们能做吗？”听到这，艳艳退出了化妆室，站在过道上着急地想着接下来要怎么办。还没缓过神儿，李静冲她走了过来，当着在场好多工作人员指着艳艳的鼻子说：“这期节目绝对不能有问题的，如果要有问题我跟你没完！”艳艳很想哭，但她忍住了。后来她咬着牙强撑着把节目做完，直等到进了家门，才哇哇地大哭起来。

    那一晚，艳艳很委屈。她想不通，自己把工作全部都安排得好好的，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她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李静并没有去责备她。又过了一阵子艳艳想通了，李静当时生气不是针对她，一期节目出了状况，作为编导就是要承担责任，况且还让自己的同事摔得那么严重。

    其实艳艳知道李静是一个对细节和结果都要求苛刻的人，她这么做是为了节目。距离这次“节目录制事故”很多年以后，有一次艳艳过生日，李静叫了好多同事和朋友为她庆祝。这么多年，李静很少会对艳艳说煽情的话，她们之间也很少有仪式感的东西。但那次李静对艳艳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这个人，不喜欢完美的东西。超访要的不是完美，是个性。当然我喜欢的朋友，也是一样。”艳艳有点明白了，李静的挑剔不是在追求完美，只是为了维护个性；她信赖你，也不会是因为你不犯错，只是因为你的个性不可取代。

    转眼到了2008年初，“超访”再次推出了一个特别企划“超级帮帮忙”--帮助明星完成一些未了的心愿。这不是新招，但与以往企划最大的不同是，“帮帮忙”会把整个外拍的过程呈现给观众。2008年艳艳已经成为了“超访”的主编，不用再负责具体内容，但她依然主动要求做这一企划的外景主持，“超级特派员”。有编导半开玩笑地问她：“为什么还要参与这个特别企划呢，不怕有阴影吗？”艳艳笑了笑说，不怕。其实心中从未有过阴影，因为电视从不缺少遗憾。

    冬日的清晨，橘红色的太阳从远处的山野间升起，薄霜渐渐化为水滴，滑过窗外一片一片倒退着的村落。再过2个小时，火车就要到莒南了。这座位于山东临沂的小县城，正是“超访”此次外拍的目的地。彼时艳艳望着窗外的风景，她似乎很久没有像这样看日出了，记忆中家乡的太阳不会是如此浓郁的橘红色，而北京的太阳也不会有这么纯净的背景。莒南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呢？前一天的大半夜，带着兴奋与忐忑，她和编导“巧克力”，还有摄像史先生三人一同坐上了火车。

    莒南是演员郭晓冬的家乡。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在影视剧中总是内敛儒雅的男人，也曾是个在田间地头撒欢奔跑的小孩。一开始郭晓冬对于要做这样一期节目心生顾虑，他很怕别人说他作秀。但编导“巧克力”让他放心，“超访”不会作秀，只会帮他把平时很少表达的真心话传达给那些重要的人。

    2个小时后，莒南站到了。三个人一出站门便见到了郭晓冬老家的朋友们。艳艳出了这么多次差，从来没见过这阵势--足足来了三辆车接他们。受宠若惊之余，究竟坐哪一辆车就成了问题。最后一合计，干脆一人坐一辆，浩浩荡荡地奔赴预订的旅店。到了旅店已是临近中午，“超访”小分队吃过午饭便马不停蹄地奔向了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莒南文化宫”，寻找现任副馆长，当年发现郭晓冬的伯乐，周祥光老师。

    一个月以后，在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中，郭晓冬是穿着蓝色运动夹克和牛仔裤从“超访”的旋转门里走出来的。李静问他：“你第一个想要感谢的人是谁？”他下意识地抬头望了下天花板说：“应该是周祥光老师吧。”那年，他还只是一个“农村文艺青年”，周老师发现了他，并且把他推荐到了县印刷厂，一边工作，一边演出。后来他到了北京上大学，却跟周老师断了联系。

    他说：“时间久了，这份感谢越来越重，很难会再去表达出来。”县文化馆并不难找。艳艳走进一楼的大厅，发现一个人也没有，异常安静。于是上到二楼，在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了文化馆的吴馆长。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艳艳从吴馆长那里得到了一个既意外又合理的答复：“今天周末休息，周老师可能在家吧。”艳艳恍然大悟。按着吴馆长给的地址，三人找到了周老师家所在的小区，并且在一排居民楼间“巧遇”了周老师。周老师高兴地把大家带进家门，一口气拿出好多吃的。艳艳说：“谢谢周老师，这些我们一会儿再吃，先聊一聊郭晓冬吧。”一听这话，周老师的脸上立刻换上了一种复杂的表情。他先是“例行公事”地把郭晓冬夸奖了一番，然后不知从哪掏出一张旧照片--那是1991年郭晓冬刚到印刷厂的第一次表演。照片上他与周老师并肩站着，脸上还带着老师亲自为他化的“大浓妆”。通过聊天艳艳发现，周老师其实一直都在关注着他的这个学生。“那天我一回家，我爱人就跟我说，晓东考中电影学院了！是北京的！当时我一听……”说到这周老师突然停了下来。他竟然流泪了，捂着自己的脸缓缓说不出话来。这种霎时间的静默总是很揪人，镜头外的艳艳和“巧克力”也哭了。周老师哽咽着继续说：“一个农村家庭，他家里情况我了解。他打工、考学不容易。”艳艳没有说话，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插嘴。大家只是安静地听周老师回忆着往事，直到最后，艳艳将一封郭晓冬的亲笔信递给了他。周老师戴上老花镜，默默看完信又默默摘掉眼镜，对着镜头说：“晓东，有机会到家里玩，我们好好聊一聊。”

    告别周老师，“超访”小分队又坐了一个小时的汽车，赶到了郭晓冬成长的地方--莒南县坊前镇大坊前村。彼时郭晓冬家的老房子已经不住人“俏皮”并不只属于儿童，“俏皮”作为一种极具生活质感的情调，永驻在热爱生活的人心里。随时随地，有意无意，你总能发现蛛丝马迹。

    李静说：“爱一个人，每一分钟都是煎熬，何况365天。”可是有爱就不怕等待。深情的贾乃亮等待了一年多，直到一个下雪的冬日，终于等来了李小璐的回应：“如果你还能敞开心扉，像以前那样爱我的话，我已经准备好了。”

    马伊俐与文章甜蜜的婚姻生活让很多人羡慕，但是也许人们并不知道，他们两个甚至都没有举行过一场婚礼。看来有没有一场盛大的婚礼，跟婚后生活是不是幸福的关系还真是不大。

    电影《梅兰芳》首映前夕，孙红雷在“超访”上说起自己的工作伙伴时，将陈凯歌引为“同类”，为了拍这部电影，他推掉了很多重量级片约。

    了，只有留在村子里的叔叔、婶婶会偶尔过去打扫一下。在艳艳的强烈要求下，他的叔叔决定带大家去看一看。

    于是一个月后，郭晓冬和观众们看到了这样的镜头：一扇旧木板门，贴着叔叔过年特意准备的春联。推开门，一个不大的院落被三面红砖房包裹住。右边的一间是郭晓冬小时候住的。一张桌，一个矮床，墙上挂着一幅画，画中是绿树和房子，尽管落满灰尘，却是屋里最鲜艳的东西。之后，镜头静静扫过这座老屋的每一道木门，还有窗棂，房顶，以及灶台上的两口大锅。此间，没有一句旁白。只有李静淡淡地“啧”了一下嘴，说：“我特别有感触，看这老房子。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想摆脱这种环境，现在又特想回去，是不是？”郭晓冬怔怔地说：“也不敢。不敢。”李静看到他默默低下头拭掉眼角的泪，也没有再去问他究竟是“不敢”什么。有时，情绪不是能够被问出来的。有时，言而不尽也是一种情绪。

    离开郭晓冬家的老房子，艳艳、“巧克力”还有史先生又去看了郭晓冬家以前种的地。冬天，地里没有玉米也没有地瓜，只有一层灰黄色裸露着的泥土。艳艳为了播出效果全程只穿一件单薄的外套，她迎着风站在这片土地上，兴奋得瑟瑟发抖。“叔叔，郭晓冬当年也会来这种地吗？”艳艳问。“对，也会来种的。”听了这话，艳艳把脸转向史先生手中的摄像机，说：“我们很难想象现在这么帅气、时尚的郭晓冬，踩在这个土里面种地是什么感觉。按照综艺节目的特点，我们现在应该抓一把土回去送给郭晓冬，说’郭晓冬，这就是你当年种过的地‘。这时候他应该是潸然泪下。但是我们不！我们决不这样做！”镜头外的几个人都笑了。又聊了一会儿，拍了几个空镜，几人便决定火速收拾东西赶回县城--他们还要去寻找这次外拍的最后一组重要人物。

    郭晓冬对李静和戴军说，他第二个要感谢的人，是两个姑姑：郭祝琴、郭祝彩姐妹。说是姑姑，其实三人的年龄差不多，20多年前都是在农家院子里一起跳舞唱歌的小孩。1993年，郭晓冬决定到北京考学，姐姐郭祝琴赞助了他40块，妹妹郭祝彩赞助了他30块。再加上自己存的50块钱，郭晓冬就这么带着120块钱上路了。到了北京，报中戏花了60块，报北电花了30块，他兜里瞬间就只剩下了30块钱。没办法，他只能去跑龙套，一天挣10块钱，管一顿饭。遗憾的是，这一次两所学校他都没能考上。回到家乡，两位姑姑再没跟他提过钱的事，即便是后来他终于成功地考上北电，做了演员，成了名，也始终没再提过。这并不是一件大事，但对于一个被全村人所不解的小青年，这70块钱就足以使明月不只照向沟渠。

    “超访”小分队算是在太阳落山前找到了县里的“李胖子火锅城”，这是郭家两位姑姑开的店。坐在二楼的包间，艳艳问：“你们为什么不让郭晓冬还钱呢？”姐姐说：“因为是朋友，支持他是应该的。”艳艳清楚，这并不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她只是希望借这个话头勾出一些朴实的情分。当艳艳把郭晓冬的亲笔信交给两姐妹的时候，她们的眼圈红了。姐姐哑着嗓子用家乡话说：“其实晓东，咱们原来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觉得是一生中最难忘也最快乐的时光。那个钱，确实是无所谓的事情。”妹妹说：“对着镜头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就祝晓东事业成功，家庭和睦。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需要帮助的，还是一直支持你，帮助你。”

    后来两位姑姑又说了些什么，但一个月之后播出的节目将只切到这里。“这份情谊，会永远埋在心里。”镜头中是郭晓冬的近景，他用手轻轻地拍着自己的左胸口，“我当着他们的面，可能永远没有言语上太多的表现，没有肢体上太多的行为，但是我觉得那份爱是在我心里的。”

    雨果曾说，“生活中最大的幸福是坚信有人爱我们。”其实，能够对别人说一声“谢谢”，是很大的幸福，因为那至少可以证明你正在得到别人的爱。尽管路途仍有坎坷，生命仍是脆弱。

    艳艳、“巧克力”，还有史先生，当这三个人站在火车站前的空地上，无论如何都买不到返程的火车票时，那种状态就是真正的坎坷和脆弱了。结束这一天紧张的外拍工作，本想着可以喘口气了，没想到竟是完全忽略掉了正月十五前后县城同胞争相赴京打工办事的事实。就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刻，艳艳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可以搞到长途汽车票！三人一致认为，只要能回北京，坐什么都行。郭晓冬的朋友们这时也挺身而出，一路陪着三人从莒南县城赶到了临沂市里去搭长途车，直到把他们送进汽车站才离开。

    艳艳的朋友说帮他们买的是“豪华大巴”卧铺票，结果等检完票进站一看，他们的“豪华大巴”蒙着一层厚厚的土，几乎看不出原本的颜色；再上车一看，就只剩三个上铺了。史先生一贯沉着，爬上床铺掏出《知音》看了起来。“巧克力”和艳艳也只好认命地爬上了临近的两个铺位。望了望身下已经磨损到发灰的被单，又望了望对方略显落寞的眼神，两个女孩竟莫名地傻笑起来。“艳艳姐，其实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送郭晓冬一份礼物。”“巧克力”说。“不会咱俩想到一块去了吧？”艳艳侧躺在狭小的床铺上，微微点头。

    一个月后的那个晚上，当电视机里的《超级访问》之“超级帮帮忙”即将在一片温暖与感恩的氛围中圆满结束的时候，戴军突然问了郭晓冬一个问题：“这一路走过来非常不容易，你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实现？”一旁的李静已经从桌上拿起了一幅画，“你的心愿，我们把它画出来了。”三个人走到舞台的中央，就像每一期节目的结尾一样。郭晓冬看着画，说：“我特别希望将来有一天可以买到一套房子，有一个落地窗，希望那一天是阳光明媚。”李静双手举着和他的描述一模一样的画，继续着郭晓冬的描述：“还有爸爸，妈妈。妈妈在打毛衣，爸爸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这是挣了钱以后要实现的愿望，对吗？”郭晓冬顿了顿说：“对。我一直希望能够买个大房子，落地窗。然后我妈给我打毛衣……”他重复着刚刚说过的话，语气却是渐渐湿润。也许今天的他，已经有能力去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只是他的父亲已不在。郭晓冬说：“谢谢你们的画，可是它不能实现了。”李静却依然捧着画，说：“虽然爸爸去世了，但是妈妈还在。所以希望晓东和妈妈在一起，好好珍惜每一天。”

    艳艳和“巧克力”就坐在台下，看着郭晓冬的神情，回想着莒南之行，两条脉络在脑海中交织穿插在一起，竟“对比”出一种浓浓的满足。艳艳记得郭晓冬在答应上节目前说过，有些话题是禁提的，有些东西不能说。但是录影的最后，郭晓冬说：“我不打算在节目中流泪。但是我觉得控制不住。谢谢各位编导。”其实对于“超访”来说，限制和分寸感，从来不是陌生的词汇，也正因如此才会更加期待将“意外”作为礼物，珍惜一种“完美之外的美好”。

    2008年的“超级帮帮忙”在为郭晓冬送上“礼物”之后，又为许多明星寻找到了老师，朋友，以及那些曾经的遗失。其中有一期很特别，委托人是《粉红女郎》中哈妹的扮演者薛佳凝，她希望“超访”能够帮她找到小学的“黄金搭档”，一个名叫“赵戎帅”的“男孩”。故事要从薛佳凝在“花园小学”的一年级说起。那一年她作为哈尔滨市的小学生代表向参访的捷克斯洛伐克主席献花。本就是“文艺骨干”的她立即成为了哈市的小小红人，同学们都很愿意和她一起搭档上台表演。但不知为什么，老师们总是无法为她找到一个真正“合适”的搭档。直到一个和她同年级男孩的出现，那一次，两人的“教师节献词”终于让老师们眼前一亮。而这个男孩就是赵戎帅。后来，这对搭档迅速成为了全校瞩目的焦点。小学同学们也开始拿两人开玩笑，当薛佳凝经过赵戎帅的教室门口，都会听到四处传来的哄笑声。

    不过真正的友谊不是在他人的调笑中产生的，而是来自于默契的合作与共同的理想。当时有许多省市级的活动都会点名让两人搭档“献词”。这些活动往往时间紧任务重，经常是前一天晚上拿到8页的稿子，第二天就要正式上台。于是两个人经常被老师留在大队部里一起背词。他们的搭档之情也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合作中渐渐建立。“金童玉女”的组合一直延续到两个人小学毕业。当功课越来越忙，课外活动越来越少，两个人的合作也只能是日渐减少。唯有为着那个共同的理想--“做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而各自努力。升入中学后，这对搭档不得不解散，后来薛佳凝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两人天南海北逐渐失去了联络。

    当薛佳凝回顾自己的童年时才发现，由于参与文艺活动占用太多时间，她几乎没有交到什么知心朋友，但只要一想到“黄金搭档”赵戎帅，却是那样的熟悉与怀念。他在哪里？还会记得自己这个老搭档吗？他的主持人梦想实现了吗？这些疑问，她希望能在“超访”解开。

    这对于“超访”却是一个难题。因为除了“赵戎帅”这个人名，薛佳凝再也提供不出更多的线索。节目组只好靠一些旁枝末节来寻找突破，但两三天下来，编导们都绝望了--连母校“花园小学”也只留存了一张两人童年的表演照，唯一的希望是校友通讯录中赵戎帅家的电话号码，但事后证明这个电话也是打不通的。就在一筹莫展之际，一位编导半夜三更睡不着，干脆在搜索引擎中敲入“赵戎帅”三个字，作最后的挣扎。没想到，还真搜出了一条有用的信息！奇迹出现在一家旅行社的网站上，联系人一栏赫然写着“赵戎帅”，后面还留着一串手机号码，而接下来的个人资料显示这个“赵戎帅”也是毕业于花园小学。第二天一早，熬了半宿的编导兴冲冲地把这个突破性进展告诉了艳艳。艳艳一听也很兴奋，“打过去吧！反正他也不会骂你，骂你也见不着你！”就这样，电话拨了过去，薛佳凝的童年伙伴赵戎帅就这么找到了。这事就连“阅人无数”的老编导们也觉得不可思议。谁会傻到用这种大海捞针的方式去找一个人呢？“超访”的人就做了，而且做成了。

    当然这个过程节目组是不会提前告知薛佳凝本人的。悬念总要留到最后。当薛佳凝和李静、戴军一起站在舞台中央等待“赵戎帅”出现时，现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究竟，那段非比寻常的童年记忆能否在这天得到一个完美的续写呢？十多年未见的男搭档是否会出现在薛佳凝的面前呢？

    当身后的旋转门渐渐转动，薛佳凝忍不住回头，却发现眼前空无一人。赵戎帅没有出现。一瞬间，她的眼神流露出不易察觉的失望与焦虑。直到大屏幕中出现了赵戎帅与艳艳相谈的画面，她的双眼才又重新恢复了色彩。

    一瞬间，薛佳凝的眼神流露出不易察觉的失望与焦虑。直到大屏幕中出现了赵戎帅与艳艳相谈的画面，她的双眼才又重新恢复了色彩。

    “还挺帅的嘛。”薛佳凝看着镜头中的老搭档，笑了。当年想要成为“主持人”的两个人，一个做了演员，一个成了旅行社的老板。看来时间真的可以改变很多。只是没想到，两人对于初次见面的情景却深深记得，还有那些一起被“关在大队部背词”的时光，依旧可以像是叙说昨日般娓娓道来。这些细节，或许比现场的一个拥抱更能让人温暖。而彼时镜头中的艳艳正在进一步勾起赵戎帅对细节之外的另一种回忆。

    艳艳：当时的同学是不是特别羡慕你，能够跟她搭档？赵戎帅：很多男同学都嫉妒我，能跟薛佳凝在一起。我估计那时候男同学都非常喜欢她。艳艳：那你呢？你喜欢过吗？

    赵戎帅：这个话，不太好说。艳艳：这个话，可以私底下说。

    由于要参加导游职业考试，赵戎帅没有能够来到现场。但这未尝不是另一种美好的结局。十多年后的重逢，有时并不如想象般的“快热”，先透过镜头打量彼此的成长，等待心绪平静后再从怀念变为相见，可能才是更适合的温度。这期节目结束得并不完美，但这不妨碍它去呈现一段混合着朦胧情愫的搭档故事。那些“不太好说”的话终究无法成为一个明确可见的答案，却让故事向更有趣的方向延伸。而对于“超访”的编导们，既然这一次能够用搜索引擎找到一个人，那么下一次更不怕“任务失败”了，不必过于担忧，就算没有“神助”，也会“如有神助”的。

    唯美主义先锋王尔德说，“一个自身完美的主题对艺术家毫无启示，它缺乏缺陷”。这或许就是为什么50年的中国电视还会孜孜不倦于它的下一个50年，为什么“圆梦”还会继续，“超访”一往无前。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