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第一军至七十军）

    武培军：我八年抗战亲身经历

    在八年抗日期间，我与日本鬼子多次浴血死拼的情景，仍时常浮现在眼前。日本鬼子的残暴毒辣，我的九死一生，怎能忘记啊？我亲身参加了八一三上海战役、浙东宁波战役、镇海奉化战役、赣北高安上高战役、湖南三次长沙会战、湘西常德澧县石门安乡战役等。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谨把八一三上海战役及浙东战役写出来提供参阅。

    一、八一三上海战役

    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开始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疯狂地向我上海守军猛烈进攻，遂揭开了上海战役的序幕。

    那时我在独立三十七旅（旅长陈德诸）七〇九团任通信排中尉排长。8月28日，独立三十七旅由浙江宁波奉命调往上海，增援九十八师夏楚中部。到达上海老龙华车站，下车后即开赴南虹飞机场，接五十七师阵地。9月6日，我旅七〇九团（团长朱企）及七〇一团（团长梁为卓）调赴宝山罗店，增援九十八师。朱团长命我率领架设班接通与九十八师的电话，以便取得联系。在日军的海陆空猛烈炮火下，我们架线人员冲破阻力险境，完成了军师通信架设任务。这时日军以海军、空军掩护，陆军猛烈进攻宝山，七〇九团伤亡惨重，尤其九十八师姚子青的一个营，在宝山城内全部阵亡。

    不久我七〇九团编归第一军胡宗南部指挥，增援第一师杨行、顾家宅阵地。此处距吴淞口很近，白天日军借海军、空军的掩护，向我阵地猛攻，我军即向后转移。一到夜晚，我军再向敌军反攻，夺回阵地，形成拉锯形势，双方相持有十日之久。后来第一师三团的阵地被日军猛攻占领，连团旗都被日军抢去。胡宗南命令团长朱企，趁敌人立足未稳，选拔一个加强营，将三团失去的阵地夺回。朱团长命第一营营长蒋德善指挥反攻，并派第八连连长张守仁归蒋营长指挥。

    战斗开始后，我方向日军阵地猛烈反扑，第一连连长马光先左耳被敌弹穿过，带伤坚持战斗，继续前进，不幸阵亡。第二连连长杨华轩左胳膊受伤骨折，仍奋不顾身，不下火线，后在战火中为国捐躯。第三连连长何尔进头部负伤晕倒，机枪连连长刘路香在敌机投弹中牺牲，第八连连长张守仁亦殒命战场。排长共阵亡五人，重伤六人。经过三个小时的急剧冲锋战和肉搏战，终于将三团失去的阵地和团旗夺回。这次战斗结束，胡宗南奖我团官兵慰劳金1000银圆。在我团伤亡惨重的情况下，遂调赴南翔附近补充兵员（由八十师的士兵补充）。

    旋又命令我团开赴杨行、顾家宅参加战斗。上海郊区白天敌机四五架在上空轮射，天黑方停，有时敌机夜间出动投下照明弹，侦察我军阵地情况。我军士气非常高涨，誓与日军拼搏。这次战斗中第四连连长刘柏青被敌人炮弹穿过脑部受重伤，我的左腿及手部亦被敌机炸伤，才退下火线。

    在上海这个城市里广大军民和日军浴血奋战，达官贵人却过着花天酒地、美女歌舞的腐朽生活。当时老百姓说“前方抗日战事吃紧，后方贪官的酒肉紧吃”。我从宝山罗店参战到7月4日止，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团共牺牲营长蒋德善，连长马光先、杨华轩、刘路香、张守仁，排长林彦忠等七人，士兵约400名。据悉，第九师五十二团团长窦长清也在上海战场阵亡。战争最惨烈的时候是10月初，日军以百架飞机轮炸大场阵地，八十八师伤亡惨重，只留下谢晋元副团长率几百名战士据守四行仓库，与日军死拼，其余全部撤出上海。我旅由上海步行经杭州、绍兴、余姚，回到宁波原海防地，旅部驻宁波七塔寺，七〇九团驻镇海县骆驼桥镇，各营分驻沿海各镇。

    二、镇海小港争夺战

    在镇海一带海防线，日军的炮艇、飞机，经常袭击轰炸，每天都有数次战斗。在我们严密的防守下，敌人亦未得逞。1940年7月15日，敌人利用几十艘兵舰和数十架飞机做掩护，全面疯狂地向我海防阵地发动猛烈攻击。镇海县城的守军伤亡太大，镇海沦入敌手，师长陈德法命令团长朱企一定要把镇海夺回来。朱团长命令第一营营长刘柏青率全营并命令我连归刘营长指挥参加攻城战斗，指令我连为尖兵连，由驻地河头市出发，向镇海县城搜索前进。次日拂晓到达镇海县城郊区，遂筑工事待命攻城。这次参加攻城的还有七十九师一部，我团主攻镇海南门。镇海县城墙高，经过17日、18日、19日三天未能攻入，直至20日才把镇海县城攻克。是役击落敌机两架，消灭敌军数百人，余者逃上兵舰向上海撤退，我连第一排排长赵云龙阵亡，伤亡士兵50多名。经补充后，我连担任涌江防务。

    1941年清明节过后，敌人又以海陆空军的优势，向我阵地大举进犯，首先从我团第一营阵地登陆，与一营第一、第二两连接触，展开激烈战斗。营长刘柏青率第一连严国栋连长、第二连胡铁英连长激战五小时，全营伤亡大半，遂撤至小港街进行巷战，奋勇拼搏，誓死战斗到底。是时团长周宏训命令营长张华森，指令武培军连长，即率全连官兵轻装迅速开赴小港助战，将失去的阵地夺回。我连跑步赶到小港时，敌我已成混战局面，未找到刘营长，只见到一营副营长潘锄欧，经介绍战情后，即参与战斗。

    经过三小时的搏斗，敌人大部占领了小港的四百山顶，把我连包围在小港。经与三个排长研究，决定马上突围，遂命一排长张志超首先向长山桥方向突破口冲锋，该排不幸全排阵亡。我率二、三两排继续猛烈冲锋，经过两小时的肉搏冲杀，终于冲出小港村口外。在村口前约1华里，又被日军包围。此时天色明亮，山上日军集中炮火向我方射击，掷弹筒如冰雹，步机枪弹如雨点。我心想，如不冒险冲出就有被俘危险，即率连部五名传达兵（许炳林、梁仁生、王志助、胡云松、张家友）向长山桥方向猛冲。冲出有数十米，几个传令兵相继倒下，这时我看见前面百来米处有一个土堆，隐有日兵四人，我即卧倒路南水田里，用驳壳枪向敌兵射击，不料枪筒爆炸。在此万分危急之时，忽听背后有人爬来，一看是四班长曾记明。我用很小的声音令其靠近我，他刚抬头就被敌弹射中头部阵亡。我把他的步枪取到，装好子弹，用日语高喊口号，有两日兵站起，我即连发三枪。这时又听到后边有声音，我转头一看，是四班机枪手于大海。我小声说：“前面土堆后有四个日兵，你快掩护我撤退，日兵如站起来，你就对他射击。”我拼命倒退移动，在水里慢慢把全身衣服脱光匍匐后退，飞弹落在我身边，泥水溅满全身，这样爬了2华里，到山脚下，发现我连二排、三排十多名阵亡战士的尸体，还有几个重伤兵向我呼喊：“连长。”我问邰、陈排长向哪方向去的，他们说：“向宁波方向去的。”我安慰他们说：“你们暂时忍耐，等我找到邰、陈两排长派担架来把你们运回。”我把阵亡士兵衣服取了一套穿上，这时太阳已升到山顶，之后找到邰达、陈关法两排长，还有50多人，遂派担架将伤兵运到后方医院，与营长取得联系，继续战斗。次晨我生力军增援反攻，将小港收复。我看见于大海被敌人烧死在原处。把许炳林、梁仁生、王志勤、胡云松、张家友、曾纪明等七位战士的尸体埋好，我悲痛万分，想当时如果不是于大海掩护我退下，我也死在此处。于大海的阵亡更增加了我的悲痛……

    这时日军又向我军猛攻，我连还有邰排、陈排士兵70余人，遂占领山顶继续战斗。直到入夜，宁波已失守，我奉命向奉化县转移。一夜的行军，天明进入了奉化城内。一昼夜的忍饥受饿疲劳奔波，未曾停息，敌人又追踪而来，我连即上山（奉化西门外）占领阵地，与日军对峙。敌人整日用飞机和炮轰炸，至下午5时，敌步兵攻入奉化城内。我方粮尽弹绝，才撤出县城。是役我连伤亡排长、士兵60余人，尸满山野，火光弥漫。机枪连连长林金标被敌机弹炸得尸首皆无。至下午6时，我身边只有传令兵李英祖一人了，而日军步兵已攻上山顶。李英祖劝我说：“连长赶快下山，否则我俩就成了敌人的俘虏了。”我说：“没有营长命令，不能离开阵地，死也要死在阵地上。”最后李英祖硬把我拉下山来，在黑夜中向岩头市方向寻找营长。

    至岩头市时已深夜，见到营长张华森，始知他们早已撤退出山头阵地。因满山火气，极度混乱，营的传令兵送撤退命令时没有寻到我。在岩头集结了30余人，组编一个排，由李俊任排长；第一连编成一个排，由龚竟成任排长；第五连编成一个排，由陈乾任排长。在岩头市上蔡下蔡休整补充后，开赴奉化溪口镇（蒋介石的家乡）山顶，占领阵地固守，阻止敌人。奉团长周宏训命令，我连为前哨连，修筑工事阻击敌人进犯。双方相持九天，到第十天深夜，敌人开始向我发动猛攻，激烈战斗至次日，日军援兵继续增加。我连此时一排长阵亡，二排长负重伤，三排长失踪，我身边只有十余名士兵，子弹已打完，后方无援，与营团失去联络，一天一夜未吃饭，连口水都没有喝，只好撤退，到新昌才追上营长。

    蔡德云：1938年开封兰封战斗

    1938年元月我毕业于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2期炮科，被分配到驻守在陕西的陆军第一师炮兵营第二连任第一排排长。第一师是胡宗南的老底子，当时他已升任为第十七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第一师师长是李铁军。我们这个炮兵营原有“大正六年式山炮”12门，在淞沪抗战中损失了八门，撤到陕西整训时，不得不把它们缩编为两个连，每连只有两门山炮。也就是说，每连只有一个班的火力，我这个第一排是指挥两门山炮的，所以习惯上都称我为连附。到任未久，1938年5月中旬我便奉命随第一师参加豫东开封、兰封的战斗。

    当时主要的战争形势是日寇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由山东菏泽、定陶一带向西南企图进犯兰封，我第十七军团奉命沿陇海路东进，还击进犯之敌。第一师系军团的主力部队之一，奉命开进到开封附近待命，炮兵营先到距开封约4里许以西的一个村庄。我们这个连经缩编后虽只有两门炮，值得欣慰的是全排士兵都是老兵，炮兵更是具有一定实战经验的军士，所以战斗力还是较强的。抗战近一年，部队的损失尚少补充，特别是炮兵武器，因而步兵师有山炮营的不多。矮子里面选将军，我们这个有四门山炮的营在当时还算是有数的炮兵力量了，因而对它的使用可以说是很慎重的。5月中旬日寇进犯开封、兰封的战斗打响后，十几天来，这两个山炮连调动频繁。一忽儿调往东边，一忽儿调去南边。由于战局的变化，总没有能够很好地发挥它仅有的小小作用。后来战局稍有稳定，日寇进犯受挫，双方处于暂时相持状态，第一师乃在开封东北布防，严阵以待。我们这个连奉命在第一团的后面占领阵地。当我得知我们对面的日寇正是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的部队时，抗日复仇的思想便油然而生，并在思想上勾出了在青年时期读书的往事。可以说国难家仇，一齐涌上心头。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对我国的进逼可以说是得寸进尺，侵我东北，占我冀东，攻我华北，造成大片国土沦丧，家园被毁，人民惨遭杀害，流离失所，千百万青年成为流亡学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激起了全民抗战。在国民党军的中下级军官中，特别是下级军官，抗敌救国之心，成为普遍的共同心声。我也正是在山海关读中学时，于日寇攻占山海关战斗中逃出来的。之后，日寇又侵占我家冷口，使我成为流亡学生中的一员，逃到北平考进抗日救亡的东北中学。1935年6月“何梅协定”又通令该校南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投笔从戎，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严酷的现实，使我对日寇怀有深仇大恨。而土肥原则是众所周知的“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是策划伪满洲国的导演，是侵华的急先锋。对我个人来说，他是侵我之国、毁我之家的不共戴天的仇人。正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恨不得和他所率领的日寇拼个你死我活。

    任务下达后，我便主动要求往前线选择炮兵阵地并指挥炮兵连作战，经连长同意后，我便率领一名军士和一名传令兵奔赴第一团的前线阵地。此时敌我双方时有小的接触，但无激烈的战斗。而日寇则凭借其装备上的优势，不时炮击我后方军事设施。愈接近前线，枪炮之声愈猛烈。自己怀有深仇，应无畏惧，但毕竟是初次亲临第一线战阵，仍然有些紧张。在枪炮声中接近前线，心里好像绷紧了弦的弓似的。当行至距前沿千余米处时，突然从敌方向我射击数发炮弹，只听得连续“哧哧”之声。我便下意识地命令士兵卧倒，跟随在我身边的传令兵立即和我同时卧倒。可是走在我侧后的军士，却若无其事地仍然继续前进，并说：“连附，炮弹远着呢！是打到后面去的，不碍我们的事。”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我既为自己缺乏实战经验而难为情，又敬服他的沉着、冷静。当时我便向他讨教说：“怎样从炮弹的飞行声分辨出它的远近呢？”他说：“很简单，当听到‘忽忽’声时，说明炮弹很高，是打到后边很远处的。在听到‘哧哧’声时，虽不很高，但也还有一定的高度，弹着点距我还有一定的距离，都可以不去管它。只有听到‘噗噗’声时，必须马上卧倒，说明弹着点就在附近了。”他的这番话让我第一次上战场就收获了不少实战的体验。这时我又怕他看不起我这个学生出身没有实战经验的连附，可是他若无其事地继续说：“仗打多了，炮弹是不难躲避的，老兵怕机枪而不怕炮弹。”他的自然随便的态度，使我的心情平静了很多。

    本来我们这种山炮可以采用间接瞄准，在步兵第一线后方2公里到3公里处选择炮阵地，观测所则要设在便于瞭望敌阵的高山上。我们到前沿主要是先选择观测所的。到了步兵第一团前沿阵地后面的一带高坡上，发现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再前面便是土肥原所属日寇占据的村庄据点。他们可能是轻视中国军队当时并没有构筑什么野战工事，也许根本就没有考虑我军会向他们发起进攻。这时，我便想到若能把两门炮隐蔽在步兵第一线阵地后方100米到200米，在这带高坡上构筑好阵地，直接瞄准打击敌人，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当然这样的配置是会冒一定的风险的，万一敌人冲过来，步兵防守不住火炮将难以撤退，也就是说有丢炮的危险。由于当时报仇心理占了上风，征得连长同意后，便决定做这样的配备了，但却遭到所在步兵营的反对。他们主要是怕万一战斗失利，负不了掩护火炮之责。好在该营主要连、排长都是同学，由于得到他们的支持，其他人也就不再反对了。

    随后，我把两门炮带到高坡上，隐蔽在相距不太远的两棵大树下，选定了炮位，构筑了半永久性的野战工事（有掩盖的），做好周密的伪装。这样做一方面是考虑到直接瞄准射击容易暴露目标，另一方面因为我军没有制空权，不但缺少空军的支援，而且地面对空射击武器也很少。这样非但可以较好地对地面和空中隐蔽，同时即使敌机轰炸我阵地，也可以利用大树的树干对炸弹稍稍产生缓冲作用。

    在数天的战斗中，步兵只有重武器的接触，我连的两门山炮，由于对2000米以内的敌人据点，采用直接瞄准射击，准确性自然大大提高，因此收到十分良好的效果，给土肥原的部队以有力的打击。记得有一次经当地老乡告知，敌人有一两百人，有人有马，刚刚开到前面的一个村庄（村名记不起了），我立即下令用两门炮同时对该村以直接瞄准射击打击敌人。结果，发射的数十发炮弹，多数均直接落入村庄，打得日寇像是炸了营似的，人马向村外乱逃，真可说是打得他人仰马翻、晕头转向、死伤惨重，在阵地上的友军无不拍手称快！

    过了几天，每当我们发射之后，敌机便飞来向我炮阵地轰炸。可是，它总是把炸弹丢向炮阵地后面2公里左右的一个树林子里，我们再射击，它就又去轰炸那里。我们当时采取的措施是敌机凌空，就停止射击，进入掩护部；敌机飞去，就再射击。我很清楚，日寇是按照正常推断，认为我们的炮阵地应在那片树林子里，他们却不知我们是超出一般原则选择阵地的。我们这样做收到了很好的迷惑敌人、打击敌人、保护自己的效果。敌人的炮兵也多次还击，但也都是射向炮阵地后方。对于如何躲避敌人炮击，经过多次战斗，我们确实积累了不少经验，在当时可以说是不在话下了。几天的炮击，也使得我个人在复仇的心理上，稍稍得到了一些满足，同时还得到第一团的称赞和师部的表扬。可是正在战斗十分得手的当儿，突然接到连长自后方打来的电话，要我撤出阵地，向南转移。不久师部又令我连回归营部建制，并随师部撤到洛阳待命。到达洛阳后方知我们转进前，因兰封失守，日寇由兰封及其以南西进威胁开封。6月初，我军乃主动弃守开封，使战局急转直下，因而也就使本来颇有斩获的开封、兰封战斗，以失败而告终。

    这次战斗，兰封附近的守军师长龙慕韩因战斗失利而被就地正法，但也有人为龙鸣不平，认为整个战斗不应诿过于一人。究竟当时战斗指挥的实际情况如何，因为那时我尚属初级军官，不悉全局，无从评论，这将有待于历史之公断了。

    尹光烈：难忘的南宁会战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下定决心必须要参加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我自黄埔军校十五期毕业，分到七十六师任排长、连长、少校团附。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亲身经历的最难忘的一次战役，就是南宁会战。与其他的攻击战、防御战、遭遇战等战役不同，其他各种战役再苦，每天有两餐饭吃，夜间有休息；唯有南宁会战，我师从湖南出发，经战广东，连续转战广西南宁，路经2000里，时经一月，每天仅有一餐饭吃，完全是强行军，夜间无休息。前卫尖兵因某些情况，行得慢一点，后面的人就边走边睡，头向前倾撞到了前头人的背包。

    我师于1938年农历十二月二十日12时在湖南湘乡奉到命令，全师即出发到广东东昌县筑防，继进英德县到犂江口，遇敌激战一日夜，敌人退却，我师正追击敌人，奉到命令，连续转战广西南宁。我师到达桂南，距敌约20里，天将夕矣，炮声隆隆，情况紧急，军队云集，非常拥挤。我师在行进中用号声传达说明各团长和师直属部队集合情况，并下达命令：敌人在南宁昆仑关、纱帽岭一带高地，占领阵地，我师奉令向昆仑关、纱帽岭敌人攻击，限于明日（作战日记丢了，记不清时日）拂晓攻克昆仑关、纱帽岭敌人阵地，固守待命。我团奉命向纱帽岭敌人阵地攻击，限于明日拂晓攻克敌人阵地，固守待命。各团得到命令，即行分进，距敌约10里，鸡既鸣矣。师炮兵营，选择地形，进入阵地，开始射击，掩护步兵团开进。距敌阵约5里，重机枪连和迫机炮连，同时选择地形，进入阵地，开始射击，掩护步兵连展开前进。距敌阵约2000米，轻机枪开始射击，发动我师所有火力，猛烈压制敌人，步兵连梯次战斗前进，纱帽岭当面敌人动摇不定。这时敌人坦克，如乌龟征赛，向我师闯击，旋转纵横。敌人骑兵，如黄犬狂骈，向我师扰乱袭击，周转不停。敌人炮兵，放射更密，炮弹炸痕，如梅花星散，棋布罗列。敌人飞机，如蜻蜓点水，轰炸扫射，投燃烧弹。我师抗日有名，士气旺盛，不怕敌人陆军火力猛，仍然向前攻。在枪林弹雨中冒着敌人陆空猛烈的炮火向前攻，距敌阵约500米，详细观察敌人阵地的情况，梯次攻击前进。距敌阵约百米，下冲锋命令，准备冲锋，各个梯次跃进。距敌约30米，下令，装子弹，上刺刀，准备手榴弹，打开保险，投弹，冲锋号齐吹，杀声震动战场，杀退敌人，攻克了纱帽岭，固守阵地，用火力追击敌人。纱帽岭敌人由其陆空火力掩护，放弃阵地，迂回到我师后方，追击我们其他各师。这时战局混乱，正危急，我们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和第六分校，增援及时，阻断敌人，转危为安。我们第五军，乘增援之力，当机立断，猛烈反攻，乘胜追击敌人，势如破竹。日寇奔北，慑服之状，胆破心寒。敌奔走者，闻风声，皆以为我兵也。我军大胜，并获敌人的械弹等战利品20多车，存在六分校。

    我师攻克敌阵后，敌人骑兵分成小队，连续向我师扰乱袭击，想切断我师与友军联络。我师下命令：各团击除敌骑，扫清战场，待命开到师部指挥所附近。因此，团长命令我出击，埋伏阵前待敌骑，敌骑纷纷被射中。南宁会战快结尾，我团安全向师移。

    上级命令：敌人远遁，南宁会战部队扫清战场，撤离阵地，整队回营。

    我师得到命令，撤离阵地，命令师所属各部队，开到师指挥所附近，向师报到。

    真正是：

    桓桓武士全师集合，师长训话；

    矫矫虎臣整阵归程，凯歌回营。

    南宁会战后中央举行柳州军事会议，评论南宁会战得失，和各师讨论作战优劣（因为南宁会战是军事损失大，先败敌，后胜利。特举行会议讨论，作为抗战经验教训，取长舍短，优者奖赏，劣者处罚）。

    评论结果：一、七十六师的官兵具有爱国思想的表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经过广东、广西，连续作战，强行军一月之久，夜里不休息，一日夜只吃一餐饭，激战时有40个小时未得饭食，作战纪律严格，按命令时刻攻克敌阵固守，为胜利基础。传令嘉奖，另发物资犒赏。二、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和第六分校，所有官生一致奋勇，增援及时，稳定战局，传令嘉奖。三、第五军的官兵，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当机立断，猛烈反攻，追击敌人而获胜利。传令嘉奖。

    其他各师作战不利，分别处罚。

    张伯寅：策应第三次长沙大会战

    1941年8月，我由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到第二军新编三十三师九十九团二营五连任少尉排长。当时师部驻长江南岸三斗坪，我团驻北岸百岁溪一带。

    我们师的兵员还算充足，老兵少些，却都是连队骨干。武器装备较好，我们营重机枪连就有九挺丹麦式轻便的重机枪，步兵连各班都有勃朗林轻机枪。军官每人都有一支比利时造的手枪。

    9月上旬部队接到攻打宜昌的命令，我们全连官兵都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誓与日寇决一死战。当时我的心情也很激动，虽然是初次与日寇交锋，但自己具有强烈的杀敌报国挽救民族危亡、国家危亡的责任意识，满怀杀敌报国的激情，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宜昌进发。

    我们面对的是凶狠狡诈的敌人，他们利用各种手段，企图消灭我们有生力量，阻止我们进攻。在接近宜昌40余里处时，首先遭到了敌人飞机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为了减少伤亡，营长命令我们不要暴露目标，部队尽量隐蔽起来，当晚就在野地露营。那时我们的飞机少，制空权掌握在敌人手里，只能挨炸受气。

    第二天部队继续向宜昌逼近时，不但遭到敌人飞机的扫射，而且敌人阵地的大炮也向我们射击，并射来了毒气弹。各连都有少数士兵被炸弹炸伤，但伤势严重者都安全转移至南侧。营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隐蔽起来，他带领全营军官侦察地形，选择突破点。小溪塔是宜昌西南侧的一个较大的镇，周围几十里的田野荒废已尽，镇内房屋被日军糟蹋成一片瓦砾。我看到这凄凉的景象，非常愤怒，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侵略军蹂躏的何止一个小溪塔啊！我的家乡同样被侵略军占领了，我的父母和兄弟姊妹生死未卜。真是“国破家亡心欲碎”，这更增加了我杀敌的勇气。

    由于我们前两天对敌人阵地做了佯攻，选择了敌人薄弱环节——小溪塔北侧张家毛狗洞的一个敌碉堡为突破口。敌人不断向我们射击炮弹和毒气弹，我们在弹雨中完成了侦察任务。因整个军的战斗准备工作未能布置好，我们便奉命撤回有居民的村庄待命。但是敌人又用飞机向我军空投宣传单和漫画报，还利用少数汉奸造谣说：“一送二送，送到张家毛狗洞，白天来参观，晚上来送终。”以蛊惑我军军心。当然这是敌人耍的花招，用来干扰我们的战斗情绪。

    隔了一天，那是农历八月十四，我们接到向宜昌全面进攻的命令。夜晚，月光十分明亮，我们向选择好的突破点攻击。在敌人前沿阵地约200米处遭到敌人猛烈的枪弹阻击，我们上好了刺刀准备冲锋。敌人一颗掷榴弹正好爆炸在我刺刀尖上空，爆炸声将我震晕，身不由己地原地转了一圈，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幸好副排长过来，他检查我未负重伤，于是大喊道：“排长！排长！快起来，前进！”一把将我拉起。我咬着牙，猛力向敌人阵地冲去。这时我才发现手中的步枪已被炸成两截，左面部有隐痛之感。副排长说：“排长，你挂彩了。”我用手一摸，鲜血顺面部流了下来，伤势不算严重，我顺口说了句：“不要紧，轻伤不能下火线。”在激烈的战斗中我也忘了疼痛，但这伤疤却永远留在我的左脸上了。

    在冲锋号中，在枪林弹雨、喊杀连天声中，我们占领了碉堡和一个高地。我们精疲力竭，伤亡很大，我们连只剩下四五个士兵，指挥员只剩我一人，没有能力进攻，营长命令我们坚守阵地。敌方的伤亡也很大，阵地上还残留着许多没有来得及运走的死尸。拂晓前一营接替了我们，坚守阵地，我们撤了下来。天亮后营长清点了全营步兵连所有官兵，军官只有连长和我，士兵只有19人。这次战斗伤亡惨重。

    在我们撤出阵地的上午，敌人便发起了反扑，夺回了他们丢失的阵地。我看到一营营长身上只穿了睡衣、衬裤，光着脚板面色苍白，惊慌失措地向我们阵地跑来。一营的官兵也纷纷向后撤退。我们很快地做了戒备，准备迎击敌人。但敌人只是夺回他们失去的阵地，未敢深入追来。

    当一营长看到我们营长戴膠鹏时，大声哭喊道：“我丢了阵地，我丢了阵地，我怎么交代，怎么交代呀……”我们营长也很难过，安慰他一阵，掩护他退了下去。当时我很气愤，我们伤亡了300多弟兄、用生命换来的阵地，让敌人轻易地给夺回去了。

    这次战斗，我军九师和七十六师攻进了宜昌城内，占领了天主堂和一些街道。日寇狗急跳墙，施放了毒气弹，我军迫不得已撤出了宜昌。

    第二次长沙会战时，第九师策应攻打宜昌失利，被罚为无名师，在这一次战斗中有功，才恢复了名誉。军部的警卫营还俘获了敌人的一个炮兵连。总之这次战斗是完成了任务，牵制了宜昌的敌人，策应了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

    张文心：与日寇在淞沪的正面交锋

    1932年1月28日，日寇在上海挑衅，向我进攻。当时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首先举起了抗日的大旗。张治中将军时任中央军校教育长，他考虑到十九路军在沪孤军奋战，势难持久，必须积极组织增援。而是时蒋介石已下野，2月初，蒋由洛阳乘火车来到浦口，张治中遂乘机向他建议道：“中央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抗战以支援十九路军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人可去，我愿意去！”在当时来看，蒋对十九路军的生死存亡并不怎么关心，他所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国际国内的舆论。如不派兵援沪，势必遭到舆论的攻击，于己不利。因此，他认为张治中的这一建议提得很好，当即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抽调散驻京沪、沪杭两线的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任命张治中为军长，率领赴沪参战。

    第五军于2月16日到达南翔，奉总指挥蒋光鼐命令，接替十九路军一部分防务。命令八十七师担任胡家庄沿蕰藻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西线；命令八十八师担任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港至蕰藻浜南岸；命令军校教导总队第二营担任狮子林炮台、南北闸洞、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带警戒。

    一、庙行战斗

    2月20日，敌军企图突破我嘉太中间地区，直下铁路，截我后方。因此，利用空军和炮兵向我庙行、葛隆镇等地集中射击，掩护其步兵向我猛扑。我军则坚守战壕，沉着应战，用步枪、手榴弹，并凭高昂士气展开白刃血战，冲锋肉搏，杀声震天！为此往复争夺达两昼夜，我军阵地屹立未动，而日寇终因伤亡惨重，不支而退。

    2月22日，日寇野心不死，又复倾巢来犯，继续攻我庙行镇以南阵地。我八十八师五二七团第三营阵地被敌突破，营长陈振新当场阵亡，形势危急。张治中将军乃亲率教导总队（缺一营）赶赴八十八师指挥策应，并令八十八师孙旅向庙行增援；命守蕰藻浜北岸之宋旅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抄袭敌侧背；命俞济时师长率部对敌军突破地区奋力进攻；十九路军亦派张炎副师长率两个团向竹园墩出发，为我声援。至此，敌人被我三面包围，仓皇撤退，一小部残敌在金山夹宅、大小罗家宅一带负隅顽抗，血战到晚上8时半，被我包围完全解决。

    以上庙行之战，敌第九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伤亡甚大，损失惨重，庙行至江湾间，敌军遗尸遍野，死伤枕藉。我军经过连日血战，亦颇有伤亡。除上述陈振新营长外，还有朱耀章营长身中七弹，壮烈殉职。此外，牺牲的士兵以及连长、连附、排长等军官共千余人，负伤的军官七八十人，八十八师二六二旅旅长钱伦体、副旅长陈普民均受重伤。朱耀章营长在殉职前两天曾写下《月夜巡视阵地有感》的诗篇，内容慷慨激昂，视死如归，颇为感人！兹将原诗转录如下：

    风萧萧，夜沉沉，一轮明月照征人。尽我军人责，信步阵地巡。曾日月之几何，世世浮云，弱肉强争！火融融，炮隆隆，黄浦江岸一片红！大厦成瓦砾，市镇作战场，昔日繁华今何在？公理沉沦，人面狼心！月愈浓，星愈衡，四周妇哭儿啼！我男儿，百战死，壮士一去不复归，人生上寿只百年，无须留恋，听其自然！为自由，争生存，沪上挥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蕰藻浜河），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

    二、狮子林炮台的战斗

    狮子林炮台原由十九路军翁照垣旅防守。第五军接防后，仅由教导总队总队附兼第二营营长张文心（即笔者）以一个加强连的兵力防守炮台；以一个连担任沿江四五十里的流动巡查哨；另以一连防守浏河一带，对敌警戒。

    2月28日拂晓，敌机十余架对我狮子林炮台轮番轰炸，毁我阵地多处。敌机欺我无防空设备，低飞离地面仅百米左右，机上人员清晰可见。我守台官兵沉着应战，对空射击，敌机被我步兵击中一架，顿时喷冒浓烟，机身摇摇晃晃，坠毁于东方不远之处。经此一击，敌机再也不敢低飞了。

    2月29日下午3时，敌机十余架又来轰炸我炮台阵地，并以机枪扫射；同时，两艘敌舰拖带驳船30余只，借飞机掩护强行登陆。守备在战壕内的我方官兵，待敌船靠近岸边时，用步枪和机枪密集扫射，迎头痛击！少数偷偷上岸之敌，被我军用手榴弹或刺刀拼搏，予以消灭！为此血战半月，敌因伤亡众多，败下阵去。经过两个月来的战斗，我军英勇抗击，打退了敌军的进犯，但我驻守炮台的一个加强连亦死伤四五十人；同时，狮子林全部炮位被毁，失去了防战作用。

    三、浏河战斗

    日寇强攻狮子林炮台失败后，于3月1日拂晓向我浏河方面活动。敌军利用烟幕掩护，以步兵在我兵力配备薄弱的杨林口、七丫口登了岸，并连占浮桥等地，向茜泾要隘猛扑。我军一个连拼死搏斗，多方堵截，伤亡殆尽。

    下午3时，第五军军部派宋旅五二一团刘安祺团长率领一个营到达浏河增援。4时，敌大部向浏河阵地左翼绕攻，彼时阵地右翼之教导总队的一个连已伤亡殆尽，故与敌苦斗的刘团第一营乃处于前、左、右三面被围的紧迫境地，死伤巨大；但全营官兵仍然坚持战斗，并几度发起白刃冲锋与敌人肉搏，终因敌方火力过猛、众寡悬殊而不能得手。

    在浏河的战斗中，我军先是教导总队第二营，后为刘团第一营，始终以一个营的兵力抗拒敌人数倍之众，都是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自晨至夜，与敌人相持于浏河镇茜泾营间，使敌人未能获得尺寸的进展。

    1日深夜，由于我全军做战略上的转移，教导总队第二营和刘团第一营遂奉令撤至太仓之线，继续抵抗敌人。直至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为止。

    吴松林：淞沪抗战之悲壮的庙行血战

    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日的战幕拉开后，我当时在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七团三营十四连当通信兵，驻防上海江湾，有幸参加了庙行战斗。

    我清楚地记得，1932年1月29日，即日军在上海闸北向我防线发动进攻的第二天，我在南京三牌楼三十五标军营内听到这一令人气愤的消息时的心情。这天从早到晚，都有人到军部请战，有的还写了血书，要求奔赴上海战场，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破山河碎，我作为一名23岁的热血军人，当然也不例外。没有文化，就到连部找官长，表示要上战场报效祖国的决心。连长姓金，是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家在东北，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脸膛。此刻他的心情也很激动，一个上午给师团打了几个电话，报告了全连官兵请求立即赴沪参战的强烈愿望。

    2月初，上峰传来消息，我们第八十八师和第八十七师合编为第五军，由张治中将军任军长，不日将开往上海参战。2月16日正式接到赴沪作战命令，当天到达南翔。19日午饭后到江湾，接替十九路军防务，在江湾北端庙行镇以南大小麦家宅一带赶筑工事。全体官兵用锨挖镐刨，到夜里十一二点钟挖成一道近一人深刚能露出头来的战壕。当夜无事。

    第二天（20日）拂晓，天刚露出鱼肚白。“砰砰”两声枪响，打破清晨的沉寂。接着，“咚咚咚”“嗒嗒嗒”“咕咕咕”……轻重机枪子弹、炮弹冰雹般地向我方阵地泻来。敌人发动进攻了。飞机成群结队在我阵地上空盘旋轰炸，敌步兵借炮火、飞机掩护，向我阵地冲击。我所在的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七团三营，地处大小麦家宅阵地前沿，距敌战壕不过1里地。日军冲锋时，刺刀挑着的太阳旗、矮矮墩墩的个子、黑黑的丹仁胡子、黄黄的眼珠露着凶光，都看得一清二楚。至今我还记得，这天早晨，敌人第一次进攻时，我们沉着地隐蔽在战壕内，等敌人靠近到二三十米时才开枪还击。日军在我营阵地前沿丢下几十具死尸仓皇逃去。敌人不甘失败，整连整营十数次反扑，都被我营官兵英勇击退。战斗持续到夜里11时多，天下起大雪来，呼呼的北风，夹杂着枪炮声彻夜不断。这时，我们十四连已伤亡近半，又冷又饿。但大家想到身后的数百万上海同胞和在敌人立足之处沦陷的国土，没有一个叫苦叫累，仍然坚守在战壕内，随时准备迎头痛击来犯之敌。这样血战到第二天深夜，敌人死伤惨重，才狼狈溃退。

    第三天（21日）敌人恼羞成怒，成旅成团倾巢来犯，企图一举拿下我营驻守的庙行镇以南大小麦家宅阵地。飞机、炮火一起向我方阵地袭来，整个阵地一片火海，工事大部被毁。约莫上午9时光景，我连阵地左侧十一连阵地被敌突破，敌人潮水般涌了进来，在十一连阵地指挥的营长陈振新当场阵亡。旅长钱伦体率旅预备队上来增援，被一颗流弹击中，肚肠流了出来，他把肠子往肚里一塞，仍指挥部队阻击敌人。后来，他终因伤势过重，在送医院途中牺牲。当金连长带人去十一连阵地增援回来，把这一消息告诉大家时，全连当即炸了锅。许多人声泪俱下。群情激愤，摩拳擦掌，决心誓与日寇决一死战，为死难烈士报仇。大家把仇恨埋在心底。子弹打完了，就用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刺刀捅、牙齿咬……这时，连队已伤亡过半，眼看渐渐不支。突然，在被敌突破地区和敌侧背，响起一片密集的枪声。原来，增援部队赶到了。全连官兵精神为之一振，当即协同大部队向敌人发起冲击，终于将来犯之敌击溃，仅一小部残留在我十一连阵地顽抗。

    到夜晚8时多，敌人被包围。这时，通往前线指挥所的电话线路被打断，连长考虑我是1927年入伍的老兵，有些经验，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接受任务后，我和另外一名浙江籍战士带着线拐到出事地点。刚把线路接通，一抬身，“嗒嗒嗒”一串机枪子弹射来，我只觉得有个东西在腰部一撞，用手一摸，满手是血，就一头倒了下去，不省人事。醒来已是夜里11时多。此时，枪声已经停了下来，我方包围圈内的敌人已被全部消灭。我被红十字会派来前线抢运伤兵的担架队，用担架抬到师收容所，天亮后用卡车送往上海凯德路红十字会医院。直到后来，我才听说这次战斗消灭了日军第九师团及久留米混战旅团的大部精锐，创造了沪战以来我军战绩的最高峰。回忆这场血战，当年上海抗日军民的爱国热忱，至今仍深深铭刻脑际，永不能忘。

    （朱建勋 整理）

    李怀盛：淞沪抗战杂记

    1932年2月，我随张治中将军统率的暂编第五军赴沪增援第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在炮二旅第三团当排长。旅长叫蔡宗福，保定军官学校出身。我们驻防在真如、南翔一带。

    当时的上海滩真是一片火海，日寇的飞机每天前来低空轰炸，重炮、野炮疯狂发射，大片民房变成了瓦砾堆，老百姓和我方将士死亡枕藉，随处可见，前方战事异常残酷激烈。第五军的驰援，自然引起日军总指挥官、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的恐慌与关注。

    我军将士怀着一腔杀敌报国热忱，立即与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常常昼夜不得休止，有时因交通不便，给养饮食送不上来，连饭也吃不上，仅靠吃饼干、罐头，喝生水果腹充饥。然在此国运动荡之际，我三军将士同仇敌忾，争相拼命，斗志弥坚，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使来犯之敌屡遭挫败。

    从战场实力来看，敌军总兵力不过三四万人，我方参战人员约在10万以上，但我们的武器装备远不如敌之精良。就炮兵而言，无论在火炮射速、射程还是射击精度方面，都较敌方落后，尤其是阵地指挥联络系统不灵，对空防御射击能力差，根本无法有效应付敌机的空袭，致使部队伤亡日有所增。

    2月中旬，在与日军第九师团及久留米旅团的作战中，我方共损失兵员1000余名，但日寇的伤亡也不在少数，植田制订的“中央突破”作战计划完全落空，敌人未能在初战中捞到多大便宜。2月底，日军改派前内阁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来沪担任最高指挥官，并调拨第十四师团及第十一师团大部，另有200多架飞机驰沪增援，敌人此时的总兵力达十万余人，而我方却无新的后续部队增援，战争格外艰难、激烈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由于国民党上层内部的派系纷争，有人密告炮二旅长蔡宗福有通敌谋叛迹象，竟被总指挥部解职扣押，改任石文贵（合肥人）为炮二旅长。不少下属军官人心惶惶，情绪波动，在协调作战、支援配合上发生了一些掣肘的现象，造成了人为的战斗损失。（蔡被扣押审查后不久即放出，调其他部队任职，其后不详。）

    半个月来的连续作战，部队兵员损失较重，既无兵源补充，又得不到适当休整，显得人疲马乏。常常一场战事停止，士兵们纷纷寻找避风处和衣而卧，酣然入梦，待听到敌人的枪炮声起，立即起身投入战斗，直到战死而后已。

    那时支撑士气不衰的手段不外有两种：一靠战地鼓动，二靠临战关饷。

    政治鼓动即为战斗间隙中的士兵辩论会，由政治教官出题目，士兵官长一道自由参加讨论。内容大体有：岳飞与秦桧孰忠孰奸？关羽是怎样的一位军事将领？曹操和刘备谁贤谁诈？以至秦赵高、明太祖、诸葛亮、文天祥、李闯王、吴三桂等人的历史功过，直至对罗斯福、斯大林、希特勒、东条英机、丘吉尔、蒙哥马利这些国际人物的评价看法，有时也涉及评议部队长官才具器识高低和指挥能力大小，等等。在讨论争辩中，我们这些武夫粗人鲁语，往往一言不合，拔拳相向，打得头破血流的情况也是有的。然而一旦临战，便又多就其位，并肩作战，共同对敌，那些口舌芥蒂的小事随着血肉横飞的战事烟消云散。

    关饷是旧军队维系士气必不可少的。这里不是说按人按月的发饷，而是临战时的阵地悬赏发光洋。有时一场战役下来要发多次赏格，有时一天内能发几次饷。每次三块、五块大洋不等。那时当兵的打仗就是这样，没有枪炮子弹打不成，没有钢洋金钱也同样打不成。我们这些老兵们认为，那些达官巨贾、政府要员们躲在大后方还能想方设法发国难财，而我们当兵的在前线拼死拼活出力卖命再不捞几个，也太对不住自己了。当然，这些情况与那时的战地口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宁碎头颅，还我河山”的精神是相悖的，但“大炮响，黄金淌”，不正是旧军队共同信奉的哲理吗？

    因为打仗，附近老百姓都跑光了，当兵的有钱也花不掉，便三三五五围聚在一起赌博，大把的输赢，谁也不在乎，反正谁也不知道自己几时会在阵地上倒下去，留这些身外物又有什么用呢？

    有一次，为了赌钱，我这个排长险些脑袋搬家。那是3月初的一天上午，经过一夜的激战，前沿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不少士兵不顾寒冷，挤卧在炮位周围睡下了。我带着十几个人躲在工事里开起赌来，突然团部来电话，命令我们立刻转移阵地，我因为正赌在兴头上，又看到苦战数昼夜的弟兄们睡得很熟，就没有立即执行命令。结果敌人在这时候偷袭过来了，我们虽然奋力拼搏打退了敌人，却也死伤十几名士兵，还损失了几门大炮。当天中午，旅长石文贵便带着军法处长来到阵地，下令集合队伍，将我捆绑了起来，宣布要就地枪决。我当时自知必死，哪知我们团长赶来了，在他一再求情下，石文贵方才念在以往每次立功的分上，同意暂时羁押，押军法处审理判决。后来还是老上司施中诚出面作保，方得幸免一死。

    同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公布后，根据协定条文的规定，在上海市区不设防、不驻军，于是我们多路部队相继调离，炮二旅奉命撤到浙江省义乌县，划归顾祝同的第三战区管辖。不久，我调到刘广继的湘南预备军当炮兵连长，嗣后转入俞济时、王耀武的七十四军五十七师。抗战期间曾转战湘南、湖北、江西一带，参加过有名的江西上高、湖南常德、湖北黄陂会战，但比较而言，我感到后来的这些战役都不及淞沪战役残酷激烈，尤其是使我险些丧命的那件事，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王若升 整理）

    陈宪章：血战昆仑关战地工作

    1939年11月，日本侵略军在我钦州、防城、龙门澳登陆，很快占领了南宁，进而攻占邕宾路上的军事重地昆仑关，企图北犯柳州，截断我通往西南各省的交通。我军民奋起抵抗，杜聿明将军领导下的第五路军，从湖南零陵、安东和广西全州，迅速开往昆仑关前线。广西军政当局和我“八路军驻桂办事处”号召爱国青年，动员进步团体“到桂南前线去”，支援昆仑关战斗，为战地服务。当时在桂林的各界青年和进步文化人士，纷纷响应，组织战地工作团开赴桂南前线。一时间到前线工作的有30多个团体三四千人，他们中有著名进步文化人范长江、孟秋江、夏衍、黄药眠领导的文化新闻界桂南前线工作团、新安旅行团、广西国防艺术社战工团，杨东范领导的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战工团、前线工作团，程思远领导的三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前线工作团、广西学生军前线工作团、广西大学战工团、江苏教育学院战工团，以及抗宣队、电影宣传队、西南流动剧团，还有国际友人鹿地亘领导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等团体。我当时是在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战工团，担任了一个小分队的副队长。

    我们从桂林开赴桂南前线，分布在昆仑关前沿阵地马岭、思陇、太守一带。各战斗团除进行抗战宣传、慰问前方将士外，最艰巨的任务是抢救从前线运下来的伤员。战斗打响后，因为敌我争夺激烈，尤其是攻打六〇〇高地和四四一高地时，一批批将士冲上去，便有大批的伤员从阵地运下来，放在邕宾公路的两旁，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地把伤员运走。搬运伤员的工作大部分由战工团组织农民搬运，大家秉着同仇敌忾、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心，不分男女老幼，冒着敌机轰炸危险，昼夜不停地搬运。战斗坚持了40多天，救护伤员的工作也坚持了40多天。还有就是组织前线供应市场，组织农民将鲜肉鲜菜运往前线市场去卖，市场设在炮声隆隆的前线峡谷深沟中，遇到敌机来，立即疏散隐蔽，敌机过后又恢复交易，使前线军民能吃到鲜肉鲜菜。盘踞昆仑关四四一高地和六〇〇高地的敌军，是留久米师团的中村旅团，他们受武士道精神的教育，在遭到惨重伤亡完全靠空投维持时仍顽固抵抗，拒不投降。“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友人，携带高音喇叭，到前沿阵地喊话，要敌军停止抵抗，敌人用机枪和炮向喊话者射击，企图压住喊话。“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人很英勇，自始至终配合我军工作。当昆仑关战斗宣告胜利时，范长江、孟秋江与一大批新闻记者和战工团的朋友，拥上昆仑关高地，收拾战利品，收集战斗故事，拍摄照片，送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等报刊发表。战利品还在桂林公共体育场举行的昆仑关胜利展览会上展出，使前方和后方的同胞，共享胜利喜悦。

    杨景尧：攻克昆仑寒敌胆

    1939年，我刚参加学生军，在桂南一带做战宣工作，就碰上了桂南会战。

    当时，日寇为了切断我大西南的对外交通线，断绝我国外援物资的来源，于1939年11月16日，在我广西钦防登陆，日方指挥官为南方支舰队司令高须四郎中将，参战部队有第五师团和台湾旅团。我方指挥桂南会战的是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随后当局又派去了李济深、陈诚等人参与指挥军事，但由于当时军事部署失当，敌人登陆时没有进行强有力的堵击，不到十天，于11月24日，南疆名城南宁即告陷落。敌向武鸣、宾阳蠢动。12月4日，广西战略要地昆仑关又被敌人占领。此时全广西人心浮动，上下震恐，惶惶不可终日。

    在此危急关头，当局调来了杜聿明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参加会战，并作为攻击昆仑关的主力。

    敌人为了席卷广西，也知道昆仑关战略地位的重要，决心死守，当时在关上的守敌就有二十一和四十二两个联队，不时还有敌从南宁、武鸣方面来增援。经过20多天的反复争夺，战斗十分激烈，伤亡甚重，敌指挥官旅团长中村正雄被我击毙。经过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恶战，1939年12月31日，我军终于收复了战略要地昆仑关，我第五军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当时全国各报都登载了昆仑关大捷的消息，全国人心振奋，组织群众参加到全民族的救亡运动中去的工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前景，民众动员起来了，献金、捐献运动蓬勃发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达到了一个高潮。

    为了悼念为抗战牺牲的英勇将士，战后在昆仑关山上建立了一座第五军抗战阵亡将士墓及陵园，悬挂有这样的一副对联：

    雪花飞舞，苦战兼旬，攻克昆仑寒敌胆；

    华表巍峨，扬威万里，杀灭倭寇慰忠魂。

    这副对联充分概括和颂扬了为抗战而牺牲烈士的功绩，为后人所景仰与凭吊。

    何德魁：松山战役的前前后后

    一、前言

    松山位于云南省保山县怒江畔，是滇缅国际公路（以下均简称“公路”）上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要地。崇山峻岭，山峦漫漫，葱葱绿绿，百鸟歌唱，猿猴啼鸣，小溪潺潺，大江南流，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地方。公路从松山山峦中蜿蜒穿梭而过，长达百多里，若占领其制高点，以极少数的兵力和火力即可控制百多里长的交通线，难怪日军称松山是中国西南的铜墙铁壁。这里居住着勤劳勇敢的各族劳动人民，在松山抗日战争中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为祖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二、松山在混战中丢失

    194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缅甸，缅甸华侨大多举家乘汽车沿公路回国。国民党派杜聿明率第五军开赴云南边陲畹町设防，汽车、坦克、大炮、马骡、辎重沿公路向畹町前进，与回国华侨汽车拥挤于松山怒江惠通桥至龙陵公路一带。华侨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以焦急的心情盼望着早日回国与亲人团聚。公路两旁的劳动人民不分男女老少，忙着修桥补路，送粮送水，渴望着将凶恶的日本侵略军阻于国门之外。然而事情是那样的意外，日本侵略军佯装侨民，以小分队为单位分乘汽车混于侨民中亦沿公路向国内前进，与第五军摩肩而过而第五军不知。当日本车队通过惠通桥时被守桥部队发现，双方发生战斗。日军有备，我军无防，刹那间由惠通桥至畹町全线公路上发生混战，等人们从懵懂中清醒过来时，松山至畹町全线公路被日本军占领了。日军以松山为重点，沿公路修筑工事死守，第五军被迫穿越高黎贡山至缅甸密支那一带。国际公路从此中断，全国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阶段。此役中沿途回国华侨汽车被焚毁，财物被抢，男女老幼死伤无数。

    三、松山战役打响了

    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参战，美国、英国等国向东南亚日本侵略军进攻。公路为反攻日本侵略军最重要的国际外援补给线，必须打通。因此我国新一军等出国向缅甸密支那与第五军从缅甸向日军攻击，国内向松山日军反攻。1944年松山战役打响了。

    松山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前面已经提及，因此日军必死守，我军必死争夺，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双方以最残酷的战争手段要争夺每一个地堡和山头。日军以一个纵队兵力凭坚固工事死守松山、龙陵、畹町一线，以松山为重点。我军先由七十一军向松山反攻，战争在艰苦条件中进行，两三个月未攻下，后交给第八军反攻。当时第八军军长为何绍周（何应钦的侄子），贵州兴义人，中等身材，性情内向，很少讲话，对部下很信任。副军长李弥，云南腾冲人，高大身材，口才流利，社会人缘较广。参谋长梁筱紊，河北人，高大身材，博学多才，工作认真负责。军部指挥所设在松山水塘、拉孟街、猴子寨等处，野战医院就设在惠通桥旁边的怒江畔，所属荣誉第一师、一〇三师、八十二师三个师。我在八军军部服役，在松山前线工作，有机会目睹了这场战役。

    松山反攻战打响后，每天向松山倾泻无数的飞机炸弹、重炮炮弹，几乎每天都组织反攻。参加反击的除我军外，还有美国的技术兵种，其中有高射炮和高射机枪手、工兵、炮兵、医生、兽医、驾驶、军械修理、空军、参谋和指挥官等。每一次反攻，都有较大的伤亡，抬下来二三百伤员。中国红十字会手术队、美军手术队和我军手术队整天忙个不停，还满足不了伤员的要求。伤员在痛苦中呻吟，大江波涛从伤员身旁怒吼而过，好像为伤员喊不平。高射炮就从野战医院旁边向敌机射击，朵朵烟花尾随敌机开放，重炮炮弹就从伤员头顶呼啸而过，怒吼着复仇的声音。伤亡在逐日增加，轰炸！炮轰！冲锋！无济于事，松山制高点仍攻不下来。想办法吧！军事家们研究后，挖了一个地道至制高点地堡下面，放置数百吨黄色炸药，才炸毁了制高点。炸药爆炸时，地动山摇，犹如三四级地震，整个松山顶烟灰弥漫，暗无天日。冲锋号吹响了，在密集的枪炮声中，终于拿下了松山制高点。接着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不到半月，全部消灭了松山日本侵略军。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终于冲垮了号称铜墙铁壁的松山防线。

    四、清扫战场的那天

    胜利了，官兵们的面上呈现出喜悦的心情，长时间的紧张状态，总算松一口气了。有的躺在地上呼呼大睡，要补偿失去的睡眠；有的嘴里哼着小调在打扑克。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听不到了，阵地上没有烟雾，空气新鲜，小鸟儿在歌唱、在飞舞，好像也在祝贺安静生活的到来。

    司令部命令清扫战场，我跟着部队到日军阵地参观。大部分日军地堡还很完整，上下三四层，是向地层延伸的楼房。每个地堡里都有自来水和电灯设施，地堡周围有两三层电网和一个深的障碍壕。一辆大型发电车和一辆水泵车伤痕累累地停放在公路旁，修械所、医院、缝纫所都设在山洞里，满地散布着碎布、药棉、纱布和药瓶。好多地堡、掩体和交通壕里横七竖八地躺着七八层日军尸体，看上去也很惨！上帝为什么安排他们抛弃父母妻子儿女远隔重洋地跑到这里来送死呢？作为善良的中国人，我们痛恨他们，也同情、可怜他们。

    五、滇缅国际公路打通以后

    未打通公路以前，外援全靠空中运输，约十分钟，飞机就从松山阵地上空往返飞过一次。当时人们把这称为“空中走廊”。每当夜幕来临时，仰目天空，红绿灯穿梭不停，类似走马灯。松山战役胜利后，公路很快就被打通了。空中运输逐渐减少，转为公路运输。并从缅甸修了一条输油管道，翻山越岭直达昆明，从此结束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局面。公路的打通无疑对后来全面向日本侵略军发起反攻起了积极的作用。

    程兆熊：滇西蚂蟥沟之役

    我于1944年5月，在成都军校补训毕业，派任第五军二〇〇师中尉参谋。7月间我师奉令到滇西对日作战，五九九团为先遣部队，到了龙陵与敌激战一夜，伤亡甚重，命我任该团三营八连上尉连长。任职后，一面作战，一面训练，特别注重精神教育，力求树立全连官兵有为祖国而奋斗和牺牲的正确人生观。所以我连在收复龙陵城攻下鹅头山、智取芒市帝母寺、血战遮放蚂蟥沟的战役中，全连官兵互信互爱，具有同生同死的信念，并随岁月而日愈加深。

    蚂蟥沟之役是我永不能忘怀的一战，在11月27日那天，我连奉令驻守该山，在黄昏前，即筑好阵地工事，派出哨兵。那天晚上，乌云蔽空，天色无光，晚9时许，哨兵报告前面发现敌人，我即命令各排准备战斗。不久，前面哨兵退回来了说：“敌人越来越近。”依情况判断，来敌不少，我乃通知各排，在能看见敌人进入火网内时，就地射击。片刻间，敌人竟在第一排阵地前成群而来，随即发生战斗。敌人越来越多，越战越激烈，此时我命第一排死守阵地，我则率士兵三名，向来犯敌人逐次射击，逐步向第二排阵地靠拢，每次射击都待敌人来近20米左右，听其声，见其形，四支冲锋枪一齐扫射，射击后即变换阵地。到第三次射击前，听见我第一排张排长和敌人搏斗之声，张排长牺牲了。再战两次，随同我战斗的一名士兵，被敌人的手榴弹炸伤，我便叫他去后方，我三人继续阻击敌人的进犯。近夜半，阵地上的杀声、拼搏声，由稀少渐至停息。敌人在这一场恶战中伤亡甚重，也不敢再向我进犯了。

    第二天，天刚亮就接到我团长来电命令我：“你一排阵地失去，限在今早9时前收复，不然军法从事。”我说：“我第一排官兵已全部牺牲，尚有官兵70多人，兵力不足，怎能完成任务？”团长说：“增加两个连兵力给你指挥。”我说：“可以。”待七、九两个连长到来，我将反攻计划跟大家研究，由第七连为正面佯攻部队，九连为右侧警戒部队，并派出一排兵力，向右侧搜索前进，及时支援左侧迂回部队之战斗。那时的地形地物很有利于我们的战斗行动。有茂密的树林，使我们可以安全地到达敌人的侧后方。那里敌人只有数名警戒兵，我们一齐冲上，大声叫喊：“冲呀！杀呀！缴枪不杀！投降不杀！”这时逼得敌人仓皇地向右侧逃走，又遭我九连一排袭击，收回阵地后。我命第二排扫荡阵地，第三排以火力追击敌人。这时我的内心感到无限的欢喜，自庆在9时前完成了团长给予的任务。但是先退的敌人，到了后一山上，向我射击，伤亡了我士兵十多名。我左手也被打得骨碎筋断，流血过多，晕去复醒两次，后去医院治疗半年。到院几天，我营有人来告知，那晚向我连第一排阵地窜犯的敌人有300多，战斗中死伤百余，内有日军官少校一人。检讨此次战斗，我连一排官兵无一生存者：一、因战前敌情不明；二、因敌我兵力悬殊；三、因天黑暗，利攻不利守。有此结果，实也可称可歌可泣也。

    我在滇西作战五个月中，全连官兵亲如手足，同甘共苦。依我的回忆，我到连任职后，能做到“恩威并济”“正己正人”，对精神教育特别重视，对士兵日常生活和行动亦时时注意。士兵一餐没吃饱，就加炊；夜夜睡觉查床铺；有病诊治，化解忧愁；行军战斗，不丢病伤；士兵有错，己先承当。慈心训教，教练愚兵，耐心解讲，处理纠纷，是非分详，认清“贪污清廉”对自己和国家的前途怎样。做到了互敬互爱，团结如钢，同仇敌忾，奋战沙场，视死如归，为国争光。他们有此思想与行动，我觉得非常安慰与欢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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