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舟：奔赴昆仑关增援的经历

    1939年冬，国民革命军四十九师师长李精一奉命由湖北沙市、郝穴、天门一带江防交替后，调赴广西昆仑关增援。全师共有四个步兵团，我当时在一四五团团部任副官，随军从衡阳坐车经柳州、大塘、迁江、邹圩到达宾阳宿营。翌日（12月28日）全团由宾阳出发，经武陵圩走公路沿右侧一带高山，对甘塘方向监视来援之敌。29日、30日两天无敌情。31日中午，团长将防地交予补充团接替后，率全团部队走向公路，对甘塘方向搜索前进，辎重原地不动，医务军需少数人员随军行进。团长叫我在公路左侧找一个小村庄作为休息地点。我找好后，打扫了一下，团部的书记军需也先后到了。这时天已黑尽了，王书记就说，他在公路上看见有四路纵队的队伍——约一个连队向我们后方行动。有人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他们带队的就叫了几声，打了几手枪，也不追赶。到了晚11时多，团长温宗良及邓副团长、曲团副一起回到了团部，打开地图研究作战计划。结果团长决定叫我当防毒教官，并五名枪兵，将团旗带在身上，连夜赶到补充团交了信，请娄团长即电请师长速派十辆坦克车前来掩护我团向宾阳转移，现我团已处在敌人的包围圈中；在补充团完成任务后，即到我团原驻地指挥骡马辎重伙夫行李，向宾阳及邹圩方向撤走。

    我接到团长的指示，即同刘教官与五名通信排枪兵，向补充团驻地前进。天将拂晓，我们到了补充团，见了娄团长。呈上信，听了娄团长当时向师长讲了电话，将形势和要求报告了师长，我就离开了补充团；之后，很快赶到昨天宿营地，通知全团骡马辎重伙夫担子集合，叫他们向邹圩方向出发，白天敌机多，就化整为零，边隐蔽边行军。

    1940年元旦，天已亮了，多架敌机来到上空，我们的辎重沿着左边山林隐蔽前进，尚未暴露目标。我们七人走公路右边山里，可以边隐蔽边走。天气晴朗，目标显著，毒蛇猛兽的日本飞机，布满了公路上空。低飞滥炸，伙夫担子头顶飞机，不能集中行走，只得化整为零，由营连事务长掌握，目的地大家都知道，如宾阳炸得凶，就走邹圩。我们七人在公路右侧山里找一处隐蔽地方，暂时休息一下，因一天一夜没有睡，身体困乏。我们一下子就休息到黄昏，敌机不见了。我们向老百姓买了几斤红苕，煮熟了吃饱了。我同刘教官及五位弟兄，商讨了一下，我还是到宾阳去找部队，我走前面带路，刘教官居二，五位兄弟跟着走。大家用的枪都是装好子弹的，天黑我们就到了武陵圩。这里是宾阳县一个乡公所，又是个小街，这里所有的人都跑光了，师部辎重营的有20多匹骡马都被炸死炸伤在这里，证明日本的飞机在这里轰炸了整天。我们看到日本鬼子禽兽般行为，到处都有他们伤天害理的恶迹。

    我们离开了武陵圩，这里到宾阳县还有50里，中间有座石台木面桥。不多时我已接近木桥约50米，路边有堆火，有一个哨兵在烤火。我们经过时哨兵并未问我们，及走到桥边，又有一个哨兵也在烤火，也不问我们。我在前面已走上桥，我的手电微微一亮，就看见车道板上坐的人不少，靠桥栏杆两边全是穿绳子军服的武装人员正抱着枪在睡觉。我当时以为是中央的特种部队，就开口一问，同志你们是哪一部分……的？这“的”字音尚未出口，在我周围的鬼子兵站起来了。我前面就有两三个鬼子来封我的大衣领，同时呜嗷乱叫。我急忙地左手向前一推，右手向前打了三枪，前面的鬼子向前倒去。我急忙穿过了桥，跳上公路，定睛向前一看，前面还有不少鬼子，只得向右边田里跑下去。田里是刚翻犁过的，尽是地块，外滑而内硬，我穿的是皮鞋，踏上滑的土块被滑倒在田里，遂迅速装了一排子弹。桥上的鬼子，对我开了几枪，我马上向桥上还了一排子弹，打得桥上的鬼子乱跑。与此同时，我起身就跑，跑了五六十米远，又装了一排子弹，马上又跑了百余米，出了田走到田坎上的小路，向桥上看去并无人追，我就大胆地走了。边走边想，现在只我一人，那六个人生死不知，我急忙把连枪在大衣襟上擦了一下，又摸一摸大衣口袋的团旗，依然存在。

    根据日本鬼子作战的惯例，夜间是休息时间，不敢出来，我安心地快走，争取在天亮以前赶到邹圩。据回忆估计日本鬼子，被我打死打伤的在五个以上，这支护身的连枪，我衷心地喜爱它。边想边走，有10多里路，发现前面有个小村庄，庄前有条东西流向的河，长度不清楚，南北宽度有七八米，在庄前有座桥，宽约1米，是木板桥。我捡了一块石头，往河中丢去，很久不见有人出声，可见桥那边一定没什么人。我马上过了桥，发现有宽3米的一条沟，沟底是砂底，全是人走的脚印，还有马脚印，肯定是白天部队转移的路。

    我在沟路走约10里路，看见前面有一座白房子，广西的区乡政府完全是白房子。我恐有日军在里面，捡了一块石头，丢在乡公所院内，好久没有听到有人作声，大概乡政府的人走光了。我因赶路要紧，由乡政府背后向北走去，走了七八里路，山坳堂屋内有灯亮。为了找一个农民带路，我就叫门，里面出来一位老人家开门。我很和蔼地向老人家说：“我是李宗仁的队伍，晚间要到邹圩去，现在迷了路，请你老人家带我到邹圩去，我送你老人家10元钱买双鞋子穿。”我马上拿出两张5元的牛角，送到老人手里，他很乐意地收下了。他带我走了没有几里路，就到了通邹圩的公路，老人家说这里到邹圩不远了。我马上请老人家回去了。天也快亮了，前面黑暗暗，雾沉沉，必是邹圩。我到了邹圩刚过了桥，日本的飞机又散满了天空，毒蛇猛兽般的鬼子施放催泪性的毒瓦斯，高山防御部队被逼下山。这里是杜聿明的第五军，敌机不但放毒，同时滥放炸弹，用机枪扫射。我军在白天作战，只有用白刃战或夜间摸营，可以使敌人失去制空权，大胆全力地打击鬼子，为中国人民报仇。当日到了迁江休息了一晚。

    元月2日一早我过了迁江，走了几里路，看见团长派通信排排长郭少庭牵着骡子来接我。当日到了团部见了团长，把团旗呈交给团长。第二天团长派我到第一营任副营长。师长调陆大受训，第五军二〇〇师副师长彭璧生因打昆仑关有功，调任四十九师师长。团长温宗良调第七分校，新任团长何柱与彭师长是同期同学。他知道我在第二次北伐时学过通信技术，就调我任师部通信连少校连长，在宾阳县向贤圩整训。当年，我师编入第六军。该军辖五十五师、四十九师、九十三师三个师，军长甘丽初。

    1940年6月，全军调驻贵州省兴义、册亨、兴仁、安龙、贞丰等县整训，1941年底开驻云南滇缅路沿线，担任维护西南运输任务，不久赴缅抗日。1942年春，蒋介石以陈诚接替何应钦军，搞精兵简政，校官以上不是黄埔学生的一律调附员，实则就是叫他们走路。我是行伍，也不例外，请长假回贵州兴仁另谋生路。

    余能奉[1]：反攻南宁战役

    一、战前情况

    1940年2月（农历春节前半月）日寇企图打通粤汉线。从北面进攻长沙失利；南面从广州进攻韶关，又遭到坚强抵抗，整个中南战区（当时我军的第九战区）显得较为沉寂。占据广西南宁之敌蜷缩一团，有撤退征象。

    当时我军第四十九师师长李精一、副师长张发威，号精威部队。1940年元月驻防沙市（湖北），不久，部队奉命出发，沿长江东下，到达城宁矶、车湾、监利一线，构筑工事，停止待命。我们推测上级意图，是分进合击，夹攻进犯长沙之敌。长江沿线居民夹道欢迎，户户插上红绿三角旗，旗上书着：“欢迎国军东进，收复武汉。”在此场面下，士气极高，人人精神振奋，个个斗志昂扬，欢快极了。构筑了三天工事，上级急电：“部队调往广西。”于是我们从沙市渡江，到湖南津市，一路经常德、德山、汉寿、临湘到株洲，乘火车一夜到达广西柳州。下火车后，昼夜兼程，约一星期的行军，经北泗、迁江，在春节前二日抵达宾阳县。

    二、拉开反攻南宁战的序幕——血战昆仑关

    我们到达宾阳宿营，离宿营地只有14公里的昆仑关，传来步枪的噼啪声、机枪的咚咚声、大炮的轰隆声，彻夜未停。凌晨3时起床，总部传令：“轻装，官长的书籍、图囊，士兵不必要的衣物行李，一律留守。”4时开饭，饭后全师集合。白崇禧、陈诚两将军亲临前线指挥。白、陈两人都讲了话。大意是日寇在粤汉线南北两端受创后，士气低落，兵无斗志。困据在南宁之敌，约三个师团，也在我部队和民团的攻击下，受到沉重打击，蜷缩不动，有撤退模样。我们用了六个师的兵力，其中一个师是二〇〇师（装甲兵师，师长杜聿明）准备把敌人消灭在南宁的周围。话毕，部队出发，开始战斗前进。大约行了3公里，早上6时，天已明亮，敌机临空，如同蜻蜓一般，狂轰滥炸。飞机去后，我们又战斗前进，像这样反复进行达三次之多。还未抵火线，我军的伤亡就够重了。从宾阳到昆仑关仅14公里的路程，足足花了15个小时，晚上8时才到达阵地。分配阵地责任后，连夜构筑工事。这时正是大年除夕。由于工具不全，效率较低，散兵坑交通沟，粗具规模，已接近拂晓，我们的迫击炮、轻重机枪，都进入了阵地。第二天早上5时拂晓时，日寇在飞机掩护下，向我大举进攻。开头两军对峙较远，日寇的飞机、我们的大炮都能发挥作用，等敌军到达我前沿阵地时，两军交错，飞机大炮都无能为力。敌人全线连续向我发动两次冲锋，均未得逞。天大亮时，敌人在飞机掩护下，向南撤退了。清理战场时，两军死伤近3000人。这次阵地战，敌攻我守，敌人死伤加倍于我。

    三、3000敌骑窜宾阳，无一生还

    1940年农历正月初一，我军在昆仑关正和敌人激战时，日寇用3000骑兵绕道窜抵宾阳。宾阳是我军的后方县城，没有设防，粮食、弹药都在这儿补给，各师都在这儿设有野战医院、留守处，伤兵很多。敌骑窜到宾阳，深夜，在城四周放火，把城外照耀得如同白昼，惨叫声、口令声、马嘶声不绝于耳。日寇将我600多负伤官兵，用劈柴淋油，再把伤兵抬在上面，点火全部烧死；还把300多名守仓库、守城门的后勤、保安人员，连成一线，全部用刺刀捅死。日寇抢夺财物，奸污妇女，无恶不作。正在敌骑胡作非为时，总部令各部队连夜封锁宾阳通南宁的各公路、大小路口。

    第二天拂晓，敌人用飞机掩护敌骑撤退，敌骑经过我各处火网时，飞机也无能为力。敌骑被我击中了人，人就翻身落马，马就乱跑乱叫。击中了马，扑倒不动。3000敌骑，无一生还。

    四、战果

    清扫战场时，获得自动步枪千余支，冲锋枪数百支，望远镜、战很多。这次战斗后，我师退到迁江整训，接防的是五十四军。

    五、总部追查责任

    这次敌骑窜到宾阳时，我方的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后经查明，敌骑窜宾阳突破点是七十六师的防线，于是七十六师的番号被撤销，师长被撤职查办。（是不是七十六师或七十几师，番号有点记不清楚。）

    附记：

    1.我写的是反攻南宁的左翼战斗情况。

    2.杜聿明将军也参加了那次战役，他生前可能也写过回忆录，个别情节有不符，请予更正。

    马骥良：目睹夏排长盘肠大战

    1941年在桂南会战昆仑关战役中，双方都出动了数万兵力，战争极为惨烈，当时我隶属国民党陆军第六军预备二师机枪连，配合步兵连作战。在争夺昆仑关二五二高地时，我七连少尉排长夏笏泗率领全排在我机枪掩护下向敌人阵地进攻，双方发生激烈争斗。激战中，数颗子弹不幸击中了夏排长腹部，当时肚破肠流。夏排长忍着巨痛，用手把肠硬塞入肚内，用绑腿扎紧，手握继续战斗。他大喊一声：“弟兄们拿下二五二高地！冲呀！”遂身先士卒奋展神威，冲向前去。敌人机枪如雨点般扫来，夏排长胸部又中数弹，方猝然倒地牺牲了！

    激战中敌人小型坦克掩护步兵向我进攻，我军没有步兵炮，任它横冲直撞。我连下士班长河南籍勇士刘君被激怒了。他见机枪对坦克不起作用，又无穿甲弹，气得眼发火，捡了两板手榴弹大喊一声“轻机枪掩护，我去炸这龟孙”，跃出工事，像箭一般奔上公路，一跃上了坦克，用手榴弹硬从展望孔向里塞。坦克内敌人大惊，猛一转向，扑通一声，坦克掉在公路两旁破坏沟里，轰的一声，变成起了火的死乌龟不动了。后面坦克见状大惊，扭转头狼狈逃窜，把步兵暴露在我方火力下。我们机步枪一阵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四散奔逃。听说后来刘君班长随军到缅甸，在协助美英作战中不幸壮烈牺牲。

    陈凯荣：我亲历的几次战斗

    我少壮投笔从戎，曾思对贫弱的国家有所贡献，惜乎当时昧于政治，并限于历史条件走入旧军队中充任军职，参加过军阀混战和内战，但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独立杀敌报国之心未敢忘怀。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参加过八一三淞沪之战，参加过围攻合肥日寇战役及平汉线冬季随枣会战攻势，奋战于大别山游击根据地。

    从1937年全面抗战起，充任副团长职至抗战末期时的少将师长，参与的大小战役不下百来次。八年抗战我属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曾在五路军荣誉团任副团长，先后调往一七二、一七一、一三八等师参战，驰骋于津浦线、平汉线及江苏、河南、安徽、湖北等省。在大别山区坚守到抗战胜利。几次受伤流血，先后受过六次勋章奖励。抗战胜利时，被授一等爱国勋章。对民族也做了些益事，是值得告慰于国人的。

    一、淞沪战事

    1937年8月底，我随廖磊第七军一七二师，从桂林坐火车到汉口转乘船到苏州，又乘火车到达上海浒湾，晚饭后奉令率一〇二七团第一梯队（包括补充兵十多人）徒步行军进占蕰藻浜阵地，接替湘军李觉师的防线。进入阵地时已是上半夜，营部设在小河旁的一个村庄。阵地上满留李师官兵尸体和快断气的士兵。一些没有断气的李师士兵见到我们来却不要我们救他，要我们尽快进入阵地为他们报仇，说后，继都断气而死去！眼看着日寇的罪行，更激起我军同仇敌忾的高涨士气，冒着敌军的乱炮，奋力加筑工事。天一亮，敌军又开始进攻，先出动飞机轰炸，还乘坐氢气球观测我方目标，指挥炮击。接着通信犬出动搜索，步兵也出来阻击。战斗从天亮打到天黑，在我们阵地上的高地、村庄、棉花地都展开激烈的搏斗，我退敌进，我进敌退，连续了好几天的拉锯战，双方伤亡惨重，战壕内外堆满尸体。在我巡视阵地时，不时踩在腐烂的尸体，肠子即溅满脚上，血肉横飞的惨景，更比比皆是，尸体被当作掩体。日军对其一些来不及救护的重伤者补枪打死，再把尸体拖离阵地用汽油烧，还看到日军来不及拉走的尸体中有些一手拿着报话机，一手仍拿只酒瓶子。当时苦战的情景难以言状。然而，我军为保国土，士气始终是高涨的，受伤的官兵，为了保持战斗力，轻伤都不下火线，重伤者也不让人抬，常是伤员互相扶持下去。战斗进行到第三天，我接到的报告是连排以下指挥官已死伤过半，第四天副营长也被击伤。晚上补充兵源，白天又继续战斗。当时的战场根本谈不上前方后方，指挥官都是进入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战斗在胶着状态下维持了一个星期。第八天拂晓，我在主攻阵地上和敌人进行激战时被屋顶上的敌狙击兵击伤腿部，被轻伤的士兵扶下战场。

    我被送到汝州城内野战医院裹伤，后又随伤兵部队撤到南京燕子矶，南京保卫战前夕，再撤到安庆，后又转到武昌粮道街第八重伤医院治疗。

    二、武汉保卫战前后

    1938年春，我被编到五路军荣誉第一团当上校副团长，重上前线。即随团奉命赴寿县，阻击从徐州方向来的敌军。守护蒙城的杨俊昌师，先我阻敌于蒙城，战斗非常激烈，该师全部壮烈牺牲。敌乃续向寿县进攻。敌的先头部队骑兵一个大队，战车数十辆，飞机数十架，步兵一个联队与我激战于寿县。三天后因伤亡重大，乃放弃寿县而退守正阳关。因正阳关乃是淮河流域要冲，敌想从正阳关河口强渡淮河，我用一个加强连守住河上要道，其余兵力则隐布于淮河两旁。敌军在我机枪密集封锁下，来多少消灭多少，无法攻破。敌后绕道攻陆安，占领陆安，切断我后路。我军不得已放弃正阳关，退到陆安周围山头打“蘑菇战”，并在涡河流域一带进行阻击，倾全力牵制敌军，使敌无法合围，完成配合徐州会战、夺取台儿庄战役大捷的任务。

    秋天，我主力集中到武汉周围，开始了武汉保卫战。我奉令率一七二师五一四团，在鄂东麻城、罗田、英山、浠水一带阻击由南京方向前来之敌。这一时期所采取的战术，是和敌人打“阵地战”，以多吃少、以大吃小，以空间换时间，重点守势，有时又故意放弃一个要地，让敌占领从而拖住它，消耗敌有生力量。

    例如在武汉东北方面的麻城木樨店一仗。当时，木樨店周围的各要点均被敌军占领。我则包围敌人的小据点，并破坏其交通通信，使敌人的点与点之间无法联系，先困住它，再一点一点地吃光它，最后使敌人不得不全部撤出所占领的各要点，进而配合外围的田家镇、武家各要塞保卫战以保卫武汉。

    三、冬季攻势前后（随枣会战）

    1939年冬，武汉失陷后，我军退守大别山区一带。第五战区敌后根据地的军需补给来源全部是从老河口，经驻马店、汝城、黄川、商城到达立煌，交大别山根据地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转发津浦路各抗战部队。我奉令率五一四团与副军长王占斌及固敬之纵队组成护路力量，担任几县防务，掩护军需物品通过，并维护沿途各地治安，让每次运送的军需物品平安到达。

    抗战以来我第五战区早被日军视为眼中钉，曾调集很多兵力，想消灭第五战区，扫除心腹之患。我军乃在随县、枣阳摆开战场与敌进行决战，并取得胜利。

    我当时的任务是率两个团和八路军的“武胜关铁道破坏游击大队”（由当地铁路工人组成，徐宽任大队长）配合作战，破坏武胜关、信阳之间的铁路交通、通信、运输，并阻击日军运兵。因武胜关、信阳的铁路线是敌转长江沿岸的必经之路，我们的行动任务是炸铁路炸火车，破坏通信设备和截击运兵。到处破坏，造成到处都是炸坏的火车，使敌人无法对付。敌人为了应急有时竟用汽车、吉普车拖车厢。以此，我们为冬季攻势的随枣会战立了一功。我被授予国民党“宝鼎之麾”勋章，升任一七一师少将副师长。

    四、围攻合肥之役

    1942年，调一三八师，在大别山东南一带广济、黄梅、罗田、浠水、英山、六安打游击与日军展开持久战。秋天，敌为了增加皖南兵力，把合肥附近的兵力调往皖南增援。我军发现敌意图，为了拖住敌军，从大别山抽出三个团，由七军张淦军长统一指挥，攻打合肥之敌。我率两个团主攻西门，另一个团由李皎团长带领攻南门。我们的任务是：攻打野炮阵地，摧毁工事，占领制高点，消灭合肥守城之敌，以达到拖住调往皖南之敌，使其回增的目的。晚上，我指挥一个团，首先摸黑爬过敌几重封锁线接近西门阵地，被敌发现即开枪开炮。但因离敌太近，炮无法发挥作用，短兵相接，与敌展开近战。我加强连接近敌野炮阵地，与野炮阵地的敌军肉搏，敌指挥官手持战刀死守阵地，我一连一个排长（一〇二七团一营一中尉排长，广西人，忘其姓名）冲进敌群，用刺刀刺死正送炮弹进膛的敌兵，后被日指挥官，用战刀从后面砍掉一个臂膀。排长单手还和敌肉搏，最后壮烈牺牲。我连士兵冲上去把尸体抢下来。西门被我攻破缺口。但因南门进攻缓慢，无法与南门取得联系。敌这时回兵增援，与我在城外的一个团激战。城内敌军殊死抵抗，并放水进护城壕沟，企图断我退路。鉴于已达拖住敌回增的目的，我即令撤退。在掩护撤退时，我被敌榴霰弹破片击伤头部，后被送往大别山立煌司令部野战医院治伤。伤愈后一直在大别山打游击。

    五、抗战末期

    1945年，我调任蚌埠任整编四十六军新十九旅旅长，并担任津浦路蚌埠至徐州线护路警备司令，在蚌埠以北的固镇车站接受日军投降。向我投降之日军是由关东军抽调来的预备队，一个旅团（番号记不清）。当时有一个小插曲：在接受投降的一天，日旅团长带着一个翻译来见我，并要送一把宝剑与我，说是私人的东西，是500年前日番王赐传他家的祖传宝剑，不是现代武器，不用上缴。现在日已投降，没有留它的必要，送给我做个纪念。说完在孙中山、蒋介石头像前鞠躬交予我。此剑两尺长，剑柄有五条金龙，盒子是用楠木做的。还有一首用日文写的词，放在盒子里，意思是说明剑的来历。

    八年的浴血奋战，使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献出了生命，我们是见证者，同时也是幸存者，回想起来思绪万千，然而，我是个旧军人，战场上千变万化的场面，我却难以用笔表达。以上只是我抗战时的一些概况。

    肖纯：无人开枪却见敌人都死在阵地

    1937年我被资方开除了，是农历正月十五，由于家庭情况，不想拖累家里故而当兵维持生活。二月到了重庆在巴东中学训练了一段时间，学孙国父的步兵操典名言，应用于战场。在这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当时重庆政府和全国一样，号召抗战，于是我就响应了号召，第一批报名出川抗日，集中出发。行至朝天门码头时，那街上的商店居民鞭炮齐响，一个多小时烟雾冲天，我上船才平静下来。来到山西赵城，那是国共两军所驻地带。我们分配到第十师，到连队的窑洞内，发给武器，因为我身材短小没有汉阳造的枪长，体力比较弱，过个余月该师将我退役还乡，发了路费。车到潼关，我又被洛阳新兵团抓去了。在该处我见到了我们在重庆训练时的两位同志，他们是第一批没有批准，私自到前方来参战的。三人共意，从洛阳洗澡塘私下出来就上了火车，到开封车站下车，又到徐州，过了运河，到邳县，找到一伙房，由炊事员带我三人到火线上报名。

    从这次参战起我就改了一个名字，永记孙国父的教导，良兵为良民之基础，故而改纯，从这次参军到陆军第三师以后我叫肖纯。在战沟里，同他们一同吃了饭，发了武器给我们。过几个小时，忽然传来命令，说日军向徐州包围了我部。我们当夜偷过了运河，走了好几个夜晚才出包围圈。因为天上有日军飞机，空中到处安排了瞭望哨在气球上。我们白天卧在野地田间，又不能烧火做饭，只得克服困难，能够吃的东西就吃一点充饥。有天半夜大家叫起来，到了洛阳，后由平汉路到汉口。由于李玉堂师长升了第八军军长，我们休息了一个多月，又开到了江西九江，防守在鄱阳湖边。哪知日军又利用海军优势，包围了九江。我团由于太没经验，一见包围就混乱起来。还有一师人在敌人后边，等我回头时，见沿路是大炮车辆。我奉令执行掩护任务，当时上了庐山对面的一带小树林，监视敌人的动态。这时我连长站立沟上，被日军一枪打死。接着像雨点式的子弹向沟内射来，我勉强用泥土把连长葬了，全连撤退，我班执行掩护任务。正在我等受令退下之时，日机在空中阻挡。我们集中火力，向空中射击，迫使它不能低头，只得离去，这才退到武宁的边界山区。

    我们正在山沟内休息时，忽然发现有一个日本兵，但话语不通，他被炸死了，而后我就上了最高点准备防守的战沟了。这次战斗敌人攻了几次没有得逞，故而用了焦土政策，一排一排的炮弹，由上向下射来，再一排排地由下向上射来，把一个青山变成黄土。在这里我排长身负重伤，要我送他下火线。可怜我部死了一大半，并没有向后退的思想，只因排长流血过多，才要我送，因为战地也只有我最小。没想到了一路边，忽然出来了宪兵老爷，用枪要打我排长。排长一手挡着，说：“是我命令他送的。”这才免我一死。我想敌人面前我们没一点怕字，可这些黑心的宪兵在后方称雄，不敢向敌人冲杀，专杀自己人。我感到好笑，真黑呀。回营地我才发现，我的背包完全包的铁片，可没使我胆小，而是更受锻炼了。

    在这次战斗中我师死伤过半，团改营，营改连，继续战斗，后又受命防守棺材山、磨盘山两山区一带。在我连的前边山脚下是瑞昌县，往后方是修水县，阵地是武宁县。在一个中午的饭后，忽然连长召开全连会议，说上级指示，日军有一侦察团在我们阵地前方，要我们夜间偷击，命出击时轻装，任何东西不带，弹药准备好。一直坐到凌晨4时出发，由我们阵地的一个二丈多高陡崖上跳了下去，经过一片水田向一小山丘偷偷地袭击上去。正在要天亮的时候，排长一声命令，一个杀字冲上阵地。在冲上敌人阵地时，我们并没有开一枪，敌人也没有还击一枪，因为他们一个个死在阵地上。我并不以为奇怪，各自准备战斗，将已死的人的尸首放在自己面前做工事用，到日出没有动静，这才将死者枪支清点。在我的前面的大概是一军官，用的手枪、望远镜、皮包等物，我也随即拿了下来。回到连队一看感到稀奇，为什么这大一包日本钞票带到前线，在钞票的上面放着二三十张五彩油画，画中第一张我看得清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卢沟桥，并画有作战的情况。只得将日钞和望远镜上交，手枪排长留用。

    因为这次上交物资有我肖纯的名字，修水指挥提我军训。在一次野补实习我班受攻击的任务，以实弹射击，候我们攻上阵地，突然天下暴雨，将我们衣服淋得透湿，造成严重的伤寒病，经学校到医院医治。因我在院怕一种药气，故而自己回到连队。可是病情没完脱休，到了连没有一两天，队伍就向湖北地界出发，到了湖北通山县边区。那是1939年农历七八月间，正是割谷的季节，上级要各部帮农割谷，一连忙了两天。在一天夜晚突然来了命令，命部队出发，由于夜间又不知方向，一路非常紧张，我行军中途突然脚手无力，卧倒在地。班长见我无法行军比较焦急，将我的武器弹药带走了。我略为好转过来时四处无人，只有被烧了的房屋。直到第二天才发现了一老大娘，她告诉我这是日本军队来了烧的，男女老幼上山去了，没有人在家，我问队伍她不知道。这时我病已严重，不能行动，老大娘把我扶到一个比较隐蔽的房子里，送了几天稀饭给我吃。我强打精神，向前乱走。不觉走到了大冶县保安镇附近，忽然一位中年妇女拦住我，她说：前面就是日本人，你快过山去问路，否则就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我感谢救命之恩过了山，到了朱林村。这村并不大，村内有个保长，是他介绍我到大冶县沦陷区中国政府的，到了县里分我到自卫队当兵，在大冶两年多一直是病病倒倒。到了卫有名当中队长时，他对我特殊照顾，五天十天给我买一次肉调养而后身体才有好转。由于我有军事常识，他命我当副班长，由于爱说直话排长不喜并打我40大板。在这里抗日任务是为县政府工作人员效劳，白天放哨，有了敌情掩护他们撤退，而后我们隐蔽起来，如果个别敌人就战斗。多数敌人不发现目标，让他们过去。不觉度过两三年。后来我与一个湖南人请求到后方，由县长介绍到了湖北崇阳县鄂南专署工作。去时分配我们到部队，我们不同意，后又分给电话排。任务完成后，回到机关，熊勋南专员要减人，副司令李潜中留我帮他，后我因故脱离抗日阵线回家，而后不到一个月日本就投降了。

    孟敏航：国军中校亲历抗战片段

    我原在国民党第八军第一七〇师任中校政工处长，于1950年2月在云南镇沅县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十三军三十七师集体投诚。现在我就抗战中亲历的一些事进行片断回忆。

    一、记桂南昆仑关战役中的一角

    1939年冬，日寇自广西南宁沿桂林公路向北进犯，在昆仑关遇阻。我国民党军主力第五军部署阻击该敌，当时我在军辖荣誉第一师第三团三营八连任排长。某日拂晓奉命攻击六〇〇高地敌方前沿阵地，而碉堡里的敌人火力猛烈，一时无法接敌。幸我炮火轰击，压制住敌人的火力，连长谭俊麟奋身前倒向敌堡冲锋，匍匐前进，一时喊杀声连天，前仆后继，又加友军火力支持，一举攻下敌堡。敌人死伤累累，余皆逃窜了。不幸的是谭连长在攻击时被敌流弹击中头颅壮烈牺牲，另两个排长身负重伤，我幸无恙，此役我连官兵死伤23人，取得了一次战斗上的胜利。

    谭俊麟连长，湖南湘潭云湖桥人，40岁，久历戎行，品德均优，深为全连官兵爱戴，其英勇行为至今令人感佩。

    当时军长是杜聿明，师长郑洞国，团长郑庭笈。

    二、渡江打游击

    1941年春，我在国民党第八军荣誉第一师三团七连任排长。襄河战役失利后，国军退守在长江西岸湖北宜都县境内，与日寇占据地区宜昌—洪湖之线，隔江对峙，荣一师奉命渡江在敌占区进行游击战斗。由师长李弥到江边亲至我连下达，夜间在红花套乘八只舢板潜渡长江。刚要上岸就发现堤下淤泥足有一尺多厚，原来江水涨时沉淀的泥沙深可及膝，无法通过。忽有一士兵献计，急中生智都把背包里的军毯垒成条幅，铺在泥浆上，作为脚踏板，待到全连人员互相支撑着踏过去以后，军毯都已没入泥沙里去了。事后评及此事时，归咎于指挥人员缺乏地形知识，因为上船的位置堤很陡峭，并无淤泥积留，可是对岸堤坝坡度平缓，必然积下泥浆，以致遭此挫折。

    渡江后，我先率一排士兵上岸，急行越过堤外漫长的麦田，那时麦苗刚刚出土，接着是连长肖连贵率队跟进，正巧和一小队巡逻鬼子兵走了个碰头。只见眼前白光一闪，一口明晃晃的战刀对着肖连长砍来。他意识到遇见了敌人，急用手枪连发了一梭子子弹，拿刀的鬼子第一刀并未砍到，他随着枪声就倒在地上了。一时四方枪声大作，鬼子兵人少势孤，乘夜黑都逃跑了。仔细检视死尸，原来是一个少尉小队长。当时有一个传达兵孔福林把死者军服都扒光了。一套黄呢军服、一支“王八盒子”手枪、一口战刀，都成了俘获品。同时急速离开原地，重整队伍，向着目的地走去。这时只听得敌据点安福寺的敌人向着上岸地方开炮了，我们虽是在上岸时受了点委屈，但接触鬼子兵这一刹那也算得到胜利的补偿，不由得都会心地笑了。

    三、攻下滇西怒江桥头堡松山之役敌寇败绩

    1944年夏秋之交，日寇妄图沿滇缅公路进犯昆明，在怒江惠通桥遇阻。当时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所辖各军，连番渡江包围了敌松山桥头堡据点。是时我在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第一团任上尉连指导员，奉命在当地龙陵县属户帕乡组织军民合作站，征购地方上供应军马草料。距敌阵地松山坡近，中隔一条深不见底的大峡谷，敌凭借松山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构筑工事，顽强固守。我军围攻数月，借助美军强大炮火和空军轰炸才歼灭了敌人。在战场上所见几件往事，回忆如下：

    那时我在的这个寨子叫户帕，是一个汉傣杂居的地区，地势较高，与敌据点松山遥遥相对，用肉眼就能看得清楚战场上的情况。因为昼夜不停地攻打，炮声隆隆不断，白天则见硝烟弥漫，夜里满山都是火光，山上的树木全被烧成焦枯光秃。因日久围攻，包围圈逐步缩小，敌人弹尽粮绝，全赖飞机空投接济。敌机惧怕美机追歼，不敢飞高，低飞又怕高射炮射中。有一次，我看见一架敌机像汽车一样在大山坡上低飞，原来是美机在高空正追它呢，空投下的粮弹在降落伞的系留下飘飘荡荡地落下来，因受风向影响大都坠落在我方阵地上，士兵们乐得饱餐一顿。敌寇在困境中开始崩溃，自知难逃被歼灭的命运，敌酋联队长渡边大佐自杀身死，松山的敌人全数被歼。在清扫战场的第二天，我所在地的户帕，有当地的老百姓向我报说：他去山里干农活见有一股鬼子兵一二十人，在离此七八里路的一个山坳里水坑洗军毯等物，我闻讯随即带了驻站的一部枪兵和当地的老百姓急往要隘堵击。一会儿，远远地看见这群狼狈不堪的鬼子自坳底不规则地向我们的堵击方向爬行。这时，突然有一名士兵沉不住气放了一枪，成了惊弓之鸟的鬼子兵没命地逃窜，我即命令一齐射击，连同手榴弹爆炸声，声震山谷，眼看着逃窜的鬼子无法追击，因为我们阵地是在一座高山上，离敌人有100米上下距离，坡度陡峭，无法下去，等到我们下山找看，只有一具尸体被弹片击毙，缴获了一件黄呢军大衣和一把刺刀。这些鬼子兵虽是逃出了据点，可是他们逃不出人民的眼睛。他们穿的都是带钉子的皮鞋，他们走过的路都深深地留下有钉痕的脚印，人们就沿着脚印去追、去找、去捉鬼子。他们的枪都是空枪，老百姓不怕他们，使用土枪和棍棒就打死了好多鬼子。有一个死鬼子身上揣的都是生苞米棒子，他们都是用这个来充饥的。可见军民一心同仇敌忾使鬼子兵溃散后无一漏网，侵略者下场可悲可憎。事隔有年，谨记于此。

    养正：回忆忻口会战与郝军长之死

    卢沟桥头的一声炮响，揭开了全民族的八年抗战。虽说时过境迁，每想到战状的残酷，官兵同仇敌忾为国牺牲的壮烈场面仍然萦系脑际。

    七七事变前夕，我是郝梦龄师长所属的一名小兵，驻防在贵州省。郝梦龄，河北藁城人，保定军官学校六期毕业。原任第九军五十四师师长，后升第九军中将军长，第九军辖四十七、五十四两个师（师长由原来的副师长刘家麒接替）。

    全民抗战开始了，第九军奉命由贵州北上抗日，全军冒酷暑由贵州徒步行军到长沙乘火车北上。记得当时的群众抗日情绪很高，长沙火车站张贴着醒目的“欢迎抗日将士北上抗日”的大幅标语，抗敌后援会的男女青年给我们送茶送水，高呼口号欢送我们奔赴前线。

    列车到达郑州时商震将军与我部同列车北进，途中数次遇到日机扰乱，军情紧急，根本就没有理视敌机。兵列到石家庄换乘正太路开赴山西。听说我师原拟在大清河一线抗敌，后因平型关、雁门关失守，太原吃紧，转赴晋北前线。

    全军缺四十七师，大概于1937年10月初到晋北忻口镇，师指挥部设在忻口，我营（五团营）奉命过滹沱河上的铁路桥北下王庄一线布防，属于师的前进阵地，任务是掩护全师展开。

    下王庄即弃关溃逃、后被枪决的李服膺军长的家乡。村子很大，东西长约2华里，扼滹沱河铁桥的咽喉，形势险要，是铁桥的屏障。但从下王庄到北10余里的原平镇，完全是平坦地区，无险可守，河南岸是高低不平的土丘沟壑地带，右翼有大山，左翼属南怀化小高地。第九军防守忻口的正面，两翼各有几个军的友军防守。

    我们营到达下王庄时，曾派人到原平镇与守军姜玉贞旅联系过，姜旅长决心很大，要与城池共存亡。三天后就听到原平镇的枪炮声，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城破人亡，姜旅长壮烈牺牲了，敌人侵略的魔掌伸到我营阵地。

    敌人用坦克与铁甲车乘夜试探侦察我营的阵地。我们营装备很差，没有打坦克的武器，看到敌人装甲车干急没办法，但都有一股怒不可遏的同仇敌忾心。二连一个士兵硬是爬到装甲车跟前，将手榴弹投入装甲车的展望孔内，将车炸坏，偷袭的三辆装甲车一辆炸毁，两辆掉头回窜。只见被炸毁瘫痪在阵地前的敌装甲车，车被烧焦，“华北联合银行”的钞票撒满车内外。烧毁装甲车这可以说是忻口会战的序幕，第二天夜晚精锐的敌板垣征四郎的兵团，即开始进犯我营的阵地。

    进犯时敌人嚣张凶狠之势不可一世，叽里呱啦喊叫着冲了上来，打退了一批又上来一批，一夜间打退了数次冲锋。敌人可能也知道这不是主阵地，凭借着优势的火力想冲垮我营。他们错估了我们士兵的爱国热情与拼死的决心，更错估了营指挥官张营长坚守五天五夜的信心。

    敌人拿不下来下王庄前进阵地，攻势更加残酷疯狂，天不亮就用密集大炮轰击，天刚亮敌人的轰炸机就扫着树梢扫射轰炸，整个阵地上硝烟弥漫，刺鼻子的火药味搞得你喘不过气来。炮弹炸弹的轰击声刚一停歇，步兵又攻上来了，就这样敌人攻上来打下去，接连打了五昼夜，敌人仍被阻在阵地前。

    敌人在我营阵地前受挫后改变了攻击矛头，在坚守下王庄的第三天夜里，我营正与日军酣战时，发现左后方南怀化方向向我营射来了罪恶子弹，我营腹背受敌，情况更惨了。张营长受伤，四个连长三伤一亡（曹长瑞连长阵亡），士兵虽有一股爱国热情，但苦于武器低劣，即使是十余年的老兵都没有经过如此激烈的立体战争，死伤惨重。我们连有三个十六七岁的小兵，我眼看着一个名叫李开国的被炮弹炸飞，一个叫杨登云的身中三颗机枪子弹，我算唯一的幸存者。有两个河北籍的班长，一个叫安文章，一个叫张海全，轻伤不下火线，见敌人冲上来时，跳出战壕端起轻机枪扫射敌人，敌人被打退了，他俩也为国捐躯。抗战的胜利，正是由千百万无名英雄的白骨堆聚起来的胜利，我作为他们的战友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营坚守五天五夜完成任务后，撤到滹沱河南岸主阵地上。全营上火线时400多人，剩下一百零几个人只能编成一个连，加入二、三营继续战斗。此时方知道我们的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已牺牲在南怀化三团阵地上，与他们两个同时战死的还有独立旅郑旅长，这是抗战军兴后国军在阵地上阵亡的第一个军长。听说他本来可以坐在指挥部不需亲临第一线，因刘师长刚由陆大毕业回来升师长，实战经验不足，郝军长不放心。第三团守南怀化小高地，阵地被突破后他亲自率领独五旅去增援，结果小小的南怀化牺牲了我们三个将官。从战术上讲未免使人遗憾，但其身先士卒自我牺牲的雄心壮志堪为后世师表。这与弃关逃走的李服膺军长成鲜明对比。可敬的郝军长、刘师长，我们忻口会战的幸存者不会忘记你们，全国人民也不会忘记你们！郝军长在天之灵安息吧！

    张学俊：入伍第九军

    七七事变爆发时，我刚刚初中毕业，赵老师（名荷艇，又名贺亭，简名赵德云，河南扶沟大荷庄人）教导我们说：“青年学生的前途只有两条，继续升学，或参加救亡团体。现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了，加入哪个党都可以。不过国民党已经腐化了，共产党是个新兴的党，将来有大希望，延安是抗日大学，栒邑是陕北公学，我先去集训，今后咱们保持联系，共同负起救亡建国的责任。”

    一、考入军校

    暑假后，我考进了河南省立安阳第二高中，虽然学习了一年，但是从舞阳搬移到西峡北峪村时，就荒废了不少上课的日子。日机狂炸南阳、紧接疏散时，我已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商同河南几个高中高师共93位同学，在南阳集结后，向洛阳出发。

    到洛阳东站，我们正好遇到战干四团招收人员，一见我们这班学生，如同宝贝。我们是几个学校的学生，服装不一，思想不集中，行动无纪律。他们问我们的来历，回答当然很乱，有探亲、投友、谋事、参加救亡团体等说法。大家都知道青年学生一切是坦白的、真诚直爽的，认为两党合作抗日了，青年学生到哪里学习，不都是公开的吗？当时我们有些同学说：“到延安抗大集训的。”谁知道那班招生人员，既不作领导，反而口蜜腹剑地对想去抗大的学生进行阻挠，一面通知东站，不准放走我们，一面去西站安排车辆。翌日，平明竟未通知，就要求我们到西站上车，实际上就是强迫我们上车。同时还说些抹黑的话：抗日大学苦得很，设备不好……相反，这个战干四团是青年学生的唯一出路，不准在这里停留，一律前往战干四团。他们一鞭，就把我们打进了国民党势力范围的集体。

    5月20日试编入队前，我率领74位同学搬进西安青年招待站，23日到王曲参加军校考试，继而编入中央军校第十四期十四总队（顾葆裕任总队长），经过三年多的苦练、忍耐，侥幸于1941年4月毕业。

    二、寻找第九军

    我听从学校分配，到洛阳第九军服务。我和分配一致的同学到达洛阳时，正是中条山转进之时，但是情况不明。第九军军部的情况，有的说还没过河，仍然在黄河北岸。我们准备从铁谢口北渡，寻找第九军，我们轻装穿着黄色军衣，乘了好几只船，继而开驰，但是占领黄河北岸的敌人不知我们是学生，可能认为是增援的，不等我们到达北岸就开始射击。

    我们听到枪声，才知道是敌人，返回洛阳时，经历了敌机一整天的狂炸轮炸。因为我走入了敌机的轰炸面，整整一天没有脱离他们的威胁，尤其是几次扫射，我躲在树下，树上的叶子像一群小鸟落下，但是我也未曾中弹。几经询问，我们才知道第九军军部已经转移到黄河南岸横水一带办公。

    到达第九军军部，我遇到了工兵科马福成（山东省济宁人），一起报到，他留参一科，我到参二科见习，在见习时间对第九军的认识：

    （一）军长裴昌会是老保定出身，处理军务公正廉洁，因材适用，绝不苟且，全军威信卓然，平时练兵注重内实，不喜外表。

    （二）四十七师团体性强，战斗力超出一般，人事经常，反对调潜，不久因陈瑞珂军长人事不规范，财经紊乱脱离第九军建制。

    （三）五十四师较四十七师稍差，后经石白水师长埋头苦干，尚为可观。

    （四）二十四师本是新师，基础较差，虽经同学们改造，数次也不能即时奏效，按主管官员集会时互比个人收入而言，总不能评为干旅。

    三、上尉连长

    我迅疾由少尉见习充任军直属辎重兵团三连上尉连长（军长是韩锡候），日军第二次攻占郑州、洛阳时，我连有重要的战斗任务，始终团结一致，行动规律。我身为连长，率先躬行，在第一次参加作战时做到没卫团、没害民，虽然人员也缺，行动也困难，但是不准拉用老百姓一头耕畜。全军经过调查发现，凡属以连为单位的官兵竟拉用老百姓的耕畜3～9头，炮兵连队拉用11头。后来经过军部统一变价，以连为单位，我连一头没拉也分得7300元，分给大伙吃喝。

    日本侵犯贵州独山时，我军翻过秦岭，穿过川贵阻击，日敌迫近重庆时，特派我到南充办理补给，历时两个月，在无手续的情况下，我妥办了粮草、板车、轿子、船只等事宜，并经亲身查验这次补给，在南充地方做到秋毫无犯，街道茶社的老人都勾着食指说：“这次经过的这个军真正好！”钩代表九的意思。

    部队在麻江整顿，两个军合并编时（第九军并入二十九军）大会上，其他连的士兵举手向军长（陈金城）报告，要求加入我连，当时的理由是：我连有出差费。后来军长亲自问我原因，我回答说：“我没有往家里寄一文钱，只是取之于连，用之于兵，一切士兵化而已。”不久，经军部各处长以上的领导们同口督促，我编成第二十九军特二连。

    时逢我们同盟国家已完成补给线，发动反攻，因陆海空都占绝对优势，军部指挥所经常走在前面。广西宜山之敌，大部队狼狈逃窜后，遗留一小部窜进黄庄洞密集山林里，军长给我连下达指令：“对军部警戒，向该敌实行彻底清理。”于是我带两个排前往，留排的士兵争着要去，真不叫去时便大哭起来，原因是担心我连长的安全。他们对敌人的伎俩经验多，他们不去不放心，怕我连长吃了亏。事后我十分感动，自言自语道：只要平时带兵如亲弟兄，战时自然会成为完善的手足，生死当然顾全，今后仍当努力于此，力求将来的壮大。

    四、渑池之夜

    日伪侵犯郑州，第九军所属五十四师布防洛阳东和登封鸭嘴口一带，师长石白水决心与敌搏斗，但敌人从密县境内绕道，将要包围五十四师，石白水师长不得已开始转进，情况恶化至极，军直属团虽任后方补给，还未曾着手，就也开始转进了。

    天亮时，敌机连续不断地侦察扫射，我们根本无法行动，仅仅到了夜里摸路，走的路程也不多，经过三天四夜的转进，才到达渑池。当晚王代团长说：今天夜里可以休息休息，我连也只有听从。王代团长睡时把电话线搭上长途线上，到晚上10时的时候，他偷听到友军，向长官部要求增援，援兵不到，便欲放弃河防。我连部老弟兄从团部得知这个消息，传志青（原是五十四师中尉排长）不经我知道竟商同中尉排长霍天义（许昌南小霍庄人）自觉地先把连队的一切准备好了。在每人打好背包时，不觉间要拍拍，我正睡觉，听到他们都围绕着我说：“连长起来吧！”传志青说：“咱们都准备好了。不要喊连长，叫他多休息一会儿。”

    传令兵通知我到营部开会，我随即起来去营部，及时赶到营部，各间房子都点着灯，没有一个人，我当时徘徊不定，自言自语地考虑着，我是等还是不等呢。就在这一刹那，营长崔庞文（也是五十四师老战友）急急忙忙地过来了，嘴里说着：“是张连长吗？你怎么这样沉得住气，拉着我，快走吧！”我还说着：“通知我来集会，不见到营长，我就走吗？”

    我回到连里，全连已经跟随营的指示顺序出发前进了，我考虑着不知敌人从哪里来，前面人多无须顾虑，从后面来了……大脑刚转动到这里，几个老班长来到我身边，说：“连长，如果这里真有敌人追击，咱们就顶着干……”我见他们这些动作，正表明着过去的经验，为了全连思想的集中和战士的士气，没走多远，我就从后面下通知：“往前走，传连长在后面走。”没走多远就这样通知一遍，同时也执行了“前进时带头、撤退时坚守末尾”的规则。到了驻地后，连里的老班长笑着说：“连长第一次参战，还不害怕啦。”

    我连经柳州、绕桂林，追击敌人到广西恭城，日本政府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即返回桂林待命，因飞机不能起飞，由原二十九军改为二十六军一六九师（师长曹玉珩）五〇六团三营九连，驻长沙、岳州整训。

    孙莅亭：十八里之役点滴

    1938年是我的故乡河南省沁阳县沦陷后的第一个春天，人民在饥寒交迫、土匪骚扰、日寇铁蹄践踏之下，处于水深火热的灾难中。贫困饥饿的人民，日无隔宿之粮，时有饿毙之危，都盼着新麦上场，以救燃眉之急。家乡人都有吃“碾转”的乡俗，即将快熟的麦子，炒熟磨成条状，亦是一种荒年救急的岔口。农历四月十一的早晨，天刚发亮，刚满16岁的我，拿着镰刀，腰缠麻绳，到地里去割些嫩麦子。

    太阳尚未升起，晴空万里，鸦雀喧叫。我弯下腰刚割了两把麦子，只听啪的一声刺耳枪声，我被震得耳鸣，抬头四望，却人迹全无。我又弯下腰去割，又割了几把，我听到如燃鞭般的枪声响起来了，紧接着轻重机枪声如鸡子啄食般的咯咯不断，钢炮声震耳欲聋，斗大的火球由地面腾空而起，看形势好像只有数里之遥。我这时只好背起麦捆向家跑，村里的老老少少齐集村头向东瞭望，注视着战斗的变化。

    国民党第九军裴昌会部下某团奉命东进抗日，昨天暂驻十八里村，那天早上提前开饭，准备饭后进军沁阳，以图截击日寇。未料到日寇半夜时分三路向西出发，黎明时路过十八里村北郊的公路，守卫在十八里村外的哨兵，出于歼敌心切，未向部队汇报就擅自开枪射击，结果引得日军向村边包围过来。

    正在开饭的士兵，放下饭碗，持枪还击，战斗的枪声，又引来了南路的敌军，也向村南包围过来了，把十八里村围得水泄不通。

    敌人冲进了村中，该团阎团长身先士卒奋勇还击，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新结婚刚度过蜜月的机枪排赵排长（沁阳县柏香乡新村人）架着机枪在脊上勇猛射击，敌人被迫退到村外。

    北路的日军又增援来了。敌人又冲进了村中，8时左右赵排长左背负伤了，但仍坚持战斗。阎团长带领全部官兵英勇还击，敌人又一次被打退了。

    第九军的司令部驻在孟县西南岭上的清龙沟，距十八里村50余里，而且部队全靠步行，所以援兵一时赶不到十八里村来。而十八里村只距沁阳城18里，敌人都是汽车运兵，因而敌人是有增无减，而某团是孤军作战，虽凭巷道与房脊之优势，但是寡不敌众。在这燃鞭般的枪声中，震耳欲聋的钢炮声、手榴弹声交织之下，从黎明一直打到下午3时多，赵排长牺牲了，阎团长殉职了，有数十名日军成了赵排长枪下之鬼。敌人由于几次冲入被击退，伤亡也倍于国民党军。

    下午4时多，因团长殉职，援兵又未到，所以某团只好冲开了十八里村西面的敌军，向西撤退。日军由于伤亡过重，也未敢前进而自行后撤了。

    日薄西山之时，某团战士及伤员不足百人路过我们村庄又向西转移了。

    这次战役后据目睹者说，整个十八里村的街道巷道里、村周围，死亡的人横七竖八，目不忍睹，灌地小溪的流水，都被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敌人的尸体随时都被日军用汽车拉走了，但仍留下一摊摊的血迹和无数只的钢盔帽子。被炸死的群众、被炸塌的房屋不计其数，连牲畜也有些因枪射、弹炸而死亡。

    战斗结束后，第九军在孟县给阎团长及死亡战士开了追悼会，以志哀悼，并表彰他们的战绩。

    华德荣：抗战时我是司药官

    那是1941年5月里。继拱车镇战役之后，鬼子报复我们，发起“扫荡中条山”战役。我刚读完二年制医药训练班，毕业后，升了司药官，分配到部队工作，驻河南省济源县坡头石村枣岭官殿一带，是属于第一战区第九军四十七师一三九团。作为团部卫生队的中尉司药，低级支薪，官不大，责任不小。当时我们都是些小孩子，年纪小，而且自从参军以来一直在后方学习，只是护理过一些伤病员，见他们的伤残，非常痛恨鬼子，但还未见过鬼子。1938年在山西省安泽县府城镇的一次战役中，我们杨宝山班长的父亲阵亡了，那次战役死伤很重，有200多名伤兵。当时伤员运到黄河南岸渑池县住在城里大街以北的博爱街，后搬到渑池县西郊西河南村的窑洞里，我们就在村西头的大庙里学习工作，治疗护理和安排照顾伤病员的生活。

    我们团驻在济源县苗居一带整训，一天夜里，传达命令说：这次鬼子有重兵来侵犯扫荡中条山，我军为了避免发生重大损失，保存实力，作战计划是：一切重装备运往黄河南岸，从现在起清理装备待命出发。给我的任务是给我两个担架班，由上士班长李明负责搬运保护好全团的医药设备和十几名毕业的中学生，他们有任义（四川人）、吕君显（绍兴人）、郭保华（闻西人）、东景云（渑池县人）、黄定邦、杨书云（新安县七里寨人）、王云芳（湖北孝感县人）、李好智（山西侯马县人）等，其他记不起来了。这些同学大的不过18岁，小郭保华只有15岁，担架班的人都是成年人，还带有病员行李等，令我们当夜由济源县出发先到王屋山集结待命。敌人进攻来势很快，我们则改变了行程，急转直下，白天不能出发，有飞机尾追轰炸，连夜赶到仓头南村渡口，南渡黄河。到达南村渡口，但我们不能顺利过河，情况十分紧张。当时遗物堆满河滩，包括车马重炮武器弹药，粮草供应，堆集如山；人员也很复杂，有老乡们、有家属、有留守部队，也有大部队，还有混在群众中的潜伏汉奸在放联络信号的，还有命都不顾发洋财的，总之一片混乱。鬼子的飞机从早到晚一批批尾随轰炸扫射，俯冲低飞猖狂非常，轰炸声、机枪扫射声，一片火海，人哭马叫非常惨。盼到夜间就乱作一团，大有各自逃命之势。渡口小船只少、大军过河压力太大，白天不能行动，只待夜间抢渡，互相争夺，东西的丢失，人员死伤，不时地听到为了争船自相残杀的枪声。我们人少力小，带的东西又多，一次又一次地冲不上船去，只好听天由命。坚持到第三天的拂晓，也就是最后的一天，在绝望的时刻过来了最后一只船。我们把药箱子抢装上船，船上的卫士们可怜我们这些伤病员和小医兵，没有强硬地阻拦我们。把东西装上，病员和年纪小的医兵都坐在船边上，其余的担架兵等，手把着船边，身浮在水里，随船漂荡。水手们在拼命地急驰南渡。天亮了，我心在怦怦地跳动着，盼过急流。当我们滑过了急流距岸尚有百多米的时候，听到鬼子的飞机声，大家赶紧抬物跳水离船，飞也似的跑到岸上的山洞里，总算是渡过黄河了，松了一口气。平息一会儿，大家吃点东西，互相传话问安。这时，我们才得知船只是军长专门安排的。我们的军长裴昌会就是乘坐最后这只船和我们同舟共济渡过来的。

    我们过河之后无人收管，就如断了线的风筝，到哪里去？真令人心灰意冷，愧对苍天，这就是救亡？这就是打鬼子？仰面长叹！在早饭的时候就一口气跑到新安县的石井村，赶急吃饭再逃！目标向新安县城找留守处请命。班长李明二十七八岁，身体高大粗壮，浓眉大眼，是河南省南阳一带人，性情刚直，热爱祖国，是条汉子，向我说：“司药官还想不想抗日打鬼子？如真心打鬼子的话，不要跑了，咱们有二十几条枪，路上再收些散兵枪支找机会过河去找八路去……你看朱总司令的军队是向太岳山陵川、高平一带去准备反扫荡，我们逃过河来逃命是打鬼子？活得真窝囊。”

    尚志成：惨烈的白云山争夺战

    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就我个人来说，亲身参与的对日作战中，白云山的争夺战，在我脑海里，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次战斗。

    时间是1943年的5月中间，华北日军为了排除我对平汉路的不断破坏和袭扰，就纠集了晋豫两省的日军，对我平汉路以西、太行山以东的广大游击队发动了一次疯狂的大扫荡。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再由于我军各部配合得不够恰当，在20多天的激战中，我军受到很大的损失。范汉杰的二十七军，被敌击溃，散逃于太行山区，大部官兵遇害。新五军孙殿英投敌，使九十八军受到很重的打击，军长武士敏殉国。杜林县东北地区仅留我一〇六师和刘伯承的一二九师与日军周旋于安阳新乡和林县这一三角地区之间。经过十余日的游击作战，敌人仍尾追不放。我军为了南渡黄河，获得短时间的休整，师长李振清决心占据林县以东之东桃镇，给敌人以狠命的阻击，然后摆脱敌人，相机渡过黄河。

    林县以西之太行山，群山挺拔，唯白云山孤悬于太行山以东的群山之中，其山势是孤峰突起，可俯瞰群山，为东桃镇西南之制高点。占据此山，可以有力地阻击敌人，以争取时间，摆脱敌人，获得战术上的转移。

    当时我是一〇六师三一六团五连连长。师长李振清口授命令，指定我率领全连固守白云山，并要求人在山在，与白云山同生死共存亡，以保证而后全师的行动自由。白云山高出群山3000米以上，山上无水，有50栋破房子，东西长约百米，南北宽五六十米。我连以山顶50栋破房子为依托，筑成山顶防御阵地。为了解决吃水问题，我们从山下搬来水缸六口，注满饮水，并架通与师长的电话，很快完成战前的准备工作。

    第二天拂晓，敌人约一个团的兵力，附重炮五门、飞机三架，由白云山北面约3里的马仕坪村，向我阵地发起猛攻。在敌人空炮轮番轰击下，我连受到巨大伤亡。但当敌人步兵逼近我前沿阵地时，我以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发起突然出击，一举打退敌人的攻势，在阵地前沿打死敌人300余人，迫使敌人退缩于原攻击地点。第二天敌人以更强烈的炮火，对我阵地进行了长时间猛烈的空炮轰击，继之空投燃烧弹并施放了毒气，使我阵地立时成为一片火海，房子全部塌毁，水缸炸裂三口，其余三口，也因瓦斯污染，不能饮用。在敌人强大炮火掩护下，敌人对我阵地的西北角强行突破，当时我连已伤亡过半，情况非常危急，此时师长增派应援的预备队约300人也赶到山上，我们当即组织力量，与敌人在硝烟中展开肉搏争夺。由于我们与师长的电话已被割断，我们好像处于孤岛之上，陷于四周无援的境地。为了保卫国土，完成使命，在强敌面前，战士们毫不畏惧，民族的仇恨、父老的期望鼓舞着每个战士，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和鬼子拼了，为死难的弟兄们复仇，为祖国争光。白云山每一寸土地上，都流下战士们的鲜血，我们的战士是凭借残壁和悬崖忍受着饥渴和伤痛一步一步地前进，在血肉模糊中拼战了七日七夜，终于打退了敌人，保住了白云山，完成了使命，争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这一战斗，我们歼敌在600人以上，我伤亡也有400余人，我们撤出战斗时，仅留我12人。事后当时的军委会对我们这个连队，均有褒奖。我本人有蒋介石亲题“忠勇可风”四个大字的奖匾一方，由我县县长×××代送我家，为当时乡里的殊荣，并颁给三级云麾勋章一枚，以示奖勉。

    （尚志成 口述 陈言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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