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元：回忆我参加的几次战斗

    我是安徽桐城人，1937年8月中旬，在家乡被征兵入伍，补充到陆军第十军第三师第九团三营九连当列兵。我是个文盲，但受到当时抗日宣传教育的鼓舞，也明白了没有国哪有家的道理，高声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雄壮军歌，踏上反击日本强盗的战场。

    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师长周吉祥，我们连长是顾青山。第一次部队就在江西修水和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因表现勇敢，当上了中士班长。

    1938年9月，我在长沙军部工兵营当上士排附，在长沙市外围浏阳河仙云寺，抗击了日本强盗的进攻，可是前方浴血战斗，而长沙市却被自己人放火烧起，这就是第一次长沙会战，侵略者被打退了，但我们为之流血牺牲的繁华长沙，却变成了焦土，千万人流离失所。错误的决策者，真是可恨可杀！

    1939年8月10日开始，我们部队在黄花市高桥英度山一线，抗击鬼子对长沙的第二次进犯，敌人溃退了。我这时是中尉排长，负枪伤住院。伤愈后被选送到沅陵第九战区司令部的炮兵干部训练班受训，毕业后被调到军部直属炮兵连任上尉副连长，因为连长已调走，由我代理少校连长。全连只有榴弹炮四门，还都是从日本侵略者手里缴获的。我和全连官兵一起，天天操练，准备狠狠地打击日本鬼子！

    1940年底前几天，日本鬼子又来进攻了，还是我们第十军守卫长沙，开始上面重点设防城北，在城北摆了两个师，后发现狡猾的敌人偷偷地迂回到了黄土岭雨花亭放生池一带，并妄图夺取妙高峰高地，军部立即预备第十师抽调两个团，协同第三师固守城南，以第二十八团团长陈希尧指挥在天心阁白沙街一线设防。我炮兵连由陈团长指挥，由城北三公祠赶至城南白沙庙，进入阵地，支援妙高峰守军。顽敌在炮火掩护下，于1941年1月6日凌晨开始，疯狂地向我军阵地进攻。守军英勇奋战，与阵地共存亡，打退了敌人五六次进攻。陈团长打电话询问守军第三营张金祥营长战况，营长报告说全营只剩下五六十人了。陈团长果断地说，就是剩一个人也要打。营长慷慨地回答：“有我在就有阵地在。”我连的四门榴炮，这一天一连打了200多发炮弹，当时的炮弹是多么金贵呀！可当我们看到炮弹在敌群中开花，凶狠的鬼子倒下一大片时，我们又是万分的高兴，保卫神圣领土是军人的天职，把敌人打回东京去，不回去就让他灭亡。这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还是以敌人的滚蛋告一段落。

    在战斗中我被敌人的炮弹片削去了整个右手手掌。看到了敌人逃窜时留下的烧得焦臭的一堆堆的尸体和乱七八糟的所谓武运长久的破旗、丢散一路的其他军械，我坚信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抗战必胜！

    （彭彬彦 整理）

    潘深竹：衡阳抗日苦战48天

    衡阳抗战，我在守城部队国军第十军预十师二十八团团部担任会计军需。

    1942年，国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领预十师、第三师、一九〇师三个师由衡山进驻衡阳。

    布防情况：预十师师长葛先才，全师阵地南门颜封寺、太子码头一带；第三师师长周庆祥，全师阵地北门五桂岭一带；一九〇师师长由副师长潘员代替，情况的变化改调渡江西城衡宝路一带，就地应战。

    日军的兵力：第五军团为主力部队（该军团原系关东军）最精锐的一个部队，他们一个军团等于国军的一个集团军，并配备飞机、坦克、大炮进行攻城。

    艰苦战斗在6月21日打响了，预十师阵地最激烈，因为南门外地势居高，是攻击的重点。日本部队不断增援，包围了衡阳，截断了我军外援，激战四个星期，伤亡惨重。城内缺乏弹药，负伤官员士兵不能转院，医药给养不能接济，白天日军飞机炮弹进行轰炸，不能出击，只能晚间摸杀偷袭拂晓进攻还击。这样猛攻了30多天，伤亡一天一天增加，阵地一天一天缩小了。蒋介石虽用飞机投掷一点物品支援，又被日本飞机阻挠，终不济其事，调来的解围部队畏缩不前。

    蒋介石起初命令我军夺城一个星期，情况不断变化，成为孤军死守，全军官兵连暂五师一个团，人数2万多人，只剩下3000多人了。似此情形实无抵抗之力。最后一个星期内，又缩小战地，退至市中心，以银行街作为御防，全体官兵用手榴弹进行巷战。

    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急之际，蒋介石从重庆打来电报：“该军固守待援，不得有突围之念。”军长方先觉电复蒋介石：“不负校长的使命……来生再见。”

    随后军长方先觉抱头号啕大哭，即行自杀，被侍从人员劝阻，自杀未遂。

    第三师师长周庆祥和副官处长张广宽，避着方先觉商议，与日谈和，条件是：一、保持生命财产；二、派飞机到南京；三、不准卸武装。张广宽连续三次，日本军团部只准一、二两条，第三条不同意。

    8月8日凌晨，日突破阵地，全军被俘，被俘后日军实行了第一条，保持官兵生命，将第十军改编为先和一军，方先觉为军长，就地驻防，给养由日本人发放。

    衡阳战争平息后，蒋介石派便衣队将方先觉接回重庆，其余官兵逃出衡阳，一场苦战就此结束。

    附记：

    1.方先觉抗战的一生：他出身黄埔军校三期，上海抗日在第三师补充团任团长（师长是李玉堂），经过台儿庄、徐州战役，由补充团调任十六团团长，作战成绩很好，又调到第三战区预十师当副师长，参加钱塘江、金华作战，晋升该师师长。1938年，李玉堂当第十军军长方被调第九战区，归第十军李玉堂指挥。1940年长沙第三次抗日，第十军守长沙城，方先觉全师阵地在南门外金盆岭一带，作战立了大功，名扬国内外，蒋介石晋升方先觉为第十军中将军长（原军长李玉堂调升十八集团军总司令）。1941年方先觉支援常德往山抗日，该师副师长孙明瑾阵亡。1942年经过衡阳48天抗日战争，方先觉在抗日期间里，做得很有成绩。

    衡阳抗日回到重庆，蒋介石调他到陕西城固当二〇六青年师师长，不久又调任八十八军军长。到1948年，听闻报纸登有一文，题目是：《抗日将军方先觉，内战一死》。

    方先觉将军，抗日有功，内战被弃。

    2.在抗战国民政府里面，蒋桂两派意见分歧：

    1940年长沙抗日大捷，薛岳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长沙和衡阳地区归他所辖。薛岳将长沙作战的策略越权递书美国，表示指挥得力，蒋介石知道了，大不满意。

    第四次长沙抗日，薛岳调来亲信部队、第四军张德能军长守长沙城，岳麓山配有美国大炮一个营。日军这次是从西进攻，岳麓山被日军抢占了，美国大炮被缴获，张德能全军败溃，蒋介石又不满意。蒋介石调张德能军长到达巴县，把他枪毙了，蒋桂两派意见逐步增加。衡阳抗日，上层统帅不和，意志不一，以致抗战不利，为此有因。

    于耀中：回忆教门滩之战

    那是1942年下半年，继国民党第十军长沙大捷之后的湖南湘西会战，当时是由薛岳指挥的，我那时在配属第十军李玉堂部的暂编第五十四师，当时师长是饶少伟，副师长由蔡雨时兼。在一个接近初冬的季节里，大概是11月中，据可靠情报：（薛长官部电令中摘录）敌寇约2000人沿洞庭湖南下，其先头部队已出洞庭湖口顺江而下，为了确保长沙西北益阳阳桃江之线侧翼安全，命令暂编第五十四师派兵一团，扼守益阳东北教门滩桥头地区，阻击南下之敌。

    师部接到电令后，公布命令，决定由第三团担负这个任务。当时我团少将团长王鹏飞是陆大高教班毕业，我任该团上校副团长，我俩都是东北人，平时相处也很好，对日本侵略者，都是苦大仇深，所以我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但是计算一下实力则感到茫然了，全团的武器只有迫击炮3门、重机枪6挺、轻机枪12挺、步枪700余支，手枪虽多但子弹不足，特别是轻机枪与步枪都是日造三八式，全团武器是五花八门。这在整个湖南战场上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并且很久未得补充整训，全团官兵不足800人。但已临近战斗，事实上也无法改变了，我们真是做到了临危受命。星夜兼程前进，急行军赶到教门滩时已是第二天上午11时。我们埋锅做饭，赶修工事，选择制高点隐蔽了重武器发射位置，加固加深前沿阵地。各重要战斗单位都挖了匍匐形交通沟，并随时准备加深，以便直接通向团指挥部。在晚饭前召开了全团连以上会议，除按以上部署实施外，还宣布四项命令：（一）全团官兵无团指挥部命令任何级官兵都不准对敌人的侦察袭扰还击，绝对不准暴露火力点及部队位置。（二）严密监视敌人接近阵地前沿，并将以前配置的单哨、复哨入夜时一律改为班哨，由营连防地直接派出，发现敌人确有接近前沿阵地情况时拉线通报团指挥部，切忌有任何声响传出。（三）以团部用驳壳枪连发三响为令，各兵种战斗单位可以选好目标各自为政，但绝对避免放空枪、空炮盲目射击。凡未发现敌情的前沿阵地，一律不准变动位置，必须在掩体内严密监视敌人活动，不准趁机打枪暴露监视点，一经发现敌人立刻消灭之，事后再向指挥部报告情况。（四）情况突变必须突围时，须听团部命令统一行动，不准乱作一团，违令者以军法从事。

    全团官兵对这个部署都感到满意，情绪很高，同仇敌忾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很大。因为我们完全处于劣势，本身没有进攻能力，就只能利用地形誓死固守，而师属另外两团也有重任在身，真正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我们本身也只有一日的干粮了。这时根据回报，敌人水陆并进距教门滩只有10余华里了，乃急用仅有的一部手摇发报机，电请师部为我们做一件事，请在入夜后在通向益阳公路上灯笼火把地用卡车往返做些运输姿态就够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仅此而已。

    当时有一位副营长说：“副团长！师部命令是阻击敌人，我们面对敌人不打，不是违抗命令吗？”我当时答复他：“是的，表面上是违抗命令，但为了保住阵地就不能令敌人摸清虚实，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敌人轻易不敢冒进，因而也就完成了阻击敌人南下的任务。否则如果主动进攻先期暴露目标，在敌众我寡火力悬殊的情况下就只有拼完为止，最后还是失败，又怎能完成阻击南下之敌的任务呢？”这位副营长最终被我说服了。就这样这天晚9时20分我们教门滩地区被敌人三面包围，仅留通向益阳公路方向的路口尚未被封死。入夜后敌人从三个不同方向向我阵地前缘及其四周袭扰射击，其他迫击炮则用不等距离做死角或延伸射击。直到次日凌晨3时半，我们对敌人的任何袭扰始终未还过一枪，弄得敌人摸不着头脑。同时当地老百姓也都跑光了，无人引路，敌人更不敢盲目冒进，也有怀疑我们增援部队已到。他们整整袭扰了六个小时终于不敢进攻，乃于凌晨3时50分突然从远处射来十余发炮弹。根据长期战斗经验，知道敌兵已撤走，乃急组织追击部队进行追击射击，但效果不大，敌人伤亡甚微，而且我们连一具死尸都未得到，仅在教门滩桥头发现敌军服上装一件系掷弹筒爆炸烧伤痕迹，有一个臂章尚能辨认出一个“井”字，其他都无法辨认了，但我们怀疑湘西战场上未发现过“久井”部队，是否敌人有意留下此上装以达到其他目的呢？总之，这次作战对我们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教训，我们虽然也算打了胜仗，可我们事前对敌人估计过高了。当时我们认为，日敌一定会在第二天拂晓前利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团阵地全面进攻，我们原本没有料到敌人会撤退，因此事前没有准备追击部队，以致日敌能够从容撤退。其所乘船只虽被我们射中但也伤亡甚微，连一个活的俘虏也未抓到，连死尸都未留下一具。我们全团对这个胜利都感到惭愧。战事结束了，我们的家属在后方传开了：使用日本枪的那个团打了胜仗，第三团只有800人打跑了日本军队2000多人的围攻，这回王团长要升副师长了，副团长肯定是升团长了。这是后方的议论。其实爱国军人并不都是为了升官发财，当他们下达命令决心固守教门滩阵地时，连命都不要了，还有谁会想到为了升官发财而去拼命吗？

    但事情过去之后总该有一个作战讲评吧！这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较好的传统。但这次例外，不但没有讲评，而且部队刚回到整训地点，就由薛长官部直接下达人事调动命令：暂编第五十四师第三团少将团长王鹏飞调少将高参，遗缺由长官部陈××接任。这一举动弄得全团哗然，认为打胜仗的调高参，吃闲饭的来升官。团长如此，我又何为呢？那时的东北人不论你有多大功劳都是被人歧视的。为此我在团长尚未全部交接完毕时已请假离开了暂编第五十四师，调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周玉祥部任上校参谋主任。今天回忆当时的情景，自感不足的是：应该给侵略者以致命性的打击，但由于计划不周而坐失良机。幸而我们团长王鹏飞被我说服改变了他那个见面就拼的办法，终于采用了我制定的这个哑巴不出声的战术，把狡猾的日寇确实弄糊涂了。我们总算完成了阻敌南下的任务。可能敌人一直未明白过来，如果他们在撤退的当时察觉我们的真实力量，他们就会卷土重来的，所以我认为这虽然是一个局部的战斗，但它仍然为整个湖南湘西会战的尾声，起到了鼓舞士气、提高抗日斗志的作用。倘各级指挥官不要过多地重复使用尽人皆知的老一套战术战略，则日本侵略者不可战胜的神话，就会不攻自破，像暂编五十四师第三团这样一支装备低劣、兵员不足的小部队，竟能以智取胜，打跑了2000多名日军的进攻。

    李遇平[2]：衡阳抗日保卫战侧记

    抗战时我为国民党军队中一名卫生技术人员，曾多次参加对日抗战，其中尤以“衡阳抗日保卫战”为最，我亲身经历了国民党第十军官兵那浴血奋战的48昼夜。我经历的是一场惨烈的战斗，也曾准备伸手拥抱胜利，但最终留下的却是一缕战败的惆怅和痛苦。

    一、战斗部署

    1944年6月，日寇为打通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线，达到其由东北直达南宁的“大陆交通线”畅通目的，于上旬发动湘北进攻战。国民党军队决定以衡阳为重点部署阻击，仅在长沙以北汨罗江一带稍事抵抗，遂向衡阳集结。18日长沙沦陷，日寇分三路南窜，军事吃紧。当时我所属军政部第六十九兵站医院，驻粤汉线一个小站渌口。按奉军政部电令，拨归第十军直接指挥，立即轻装向衡阳转移，参加衡阳保卫战。

    按重庆统帅部指示，以衡阳为核心，吸引日寇兵力，死守衡阳，阻止南侵，并布军于湘西、湘南和湘赣边境，形成一个以衡阳为核心的会战局势。

    第十军的任务是死守衡阳，并提出“与衡阳共存亡”的口号。第十军的三个师以衡阳城为核心，以衡北五马归槽、城郊花药山、天主党江东岸等据点，部署了三道防线。同时采取坚壁清野，全城居民、机关在三天内撤离市区，并拆除复杂地形中的建筑物，扩大视野，布成了一个枪眼星罗、暗堡棋布、壕沟鹿寨交错的街垒巷战的战斗实体。

    兵站医院设在市中心，湖南省银行及那条大街的坚固民家内，并以银行钢筋结构地下室为手术室，部署了伤运线、包扎所，做好了一切收容伤员的准备工作。（抗战胜利后此条街定名为“荣誉路”。）

    6月24日，日寇向五马归槽一带进攻。军部下令炸毁湘江铁桥。军长方先觉将军召集团以上官佐做动员报告：衡阳保卫战关系西南半壁河山，这是一场殊死战，统帅部命令死守阵地，战至最后一人一弹，誓无反顾……并向全军发出“人在衡阳在”“誓死保卫衡阳”的命令。

    二、浴血奋战

    日寇攻陷长沙即分兵三路沿湘江两岸长驱直下。进攻衡阳之前，先用飞机低空侦察，然后从清晨至傍晚分别向市中心投燃烧弹，向前沿阵地投重磅炸弹。全城陷入一片火海，三昼夜大火不熄，兵站医院尤为火海中心，三天之内，衡阳城除几座钢筋水泥建筑外，已是一片废墟，医院也成一片焦土。三天来我们以冷水浸湿毛巾蒙在脸上，衣服淋上冷水，一面拆房救火，一面利用热烘烘的残垣断壁、低洼地、民用防空洞进行抢救工作。医院则对军医、看护兵重新部署，分地段管理，以保证干粮、饮水、药品供应和进行医疗措施……一场惨绝人寰、可歌可泣的民族战斗就这样打响了。

    战斗进行十天左右，敌人已完全包围了衡阳。当时我们医务人员虽没有直接参加阵地守卫战，但从伤员伤势和伤员情绪看，以及每天的伤运治疗报告中看到了战斗的激烈、残酷：先是炸弹炮弹炸伤，后是枪伤和刺刀伤。为了争夺太子码头附近的一座庙宇“万寿宫”以及花药山阵地，一连五天五夜拉锯争夺，双方死伤枕藉。加上飞机轰炸、大炮轰击，衡阳弹丸之地，硝烟弥漫，伤员已无一适地安置，无法按序救治。有的伤员多次受伤，或眼看着被飞机炸死亦不在少数；伤者无法安居治伤，死者亦无法掩埋，可谓尸横遍野，其惨烈之状令人痛悼。方军长几次来医院慰问伤兵，我看到伤员抱住军长的大腿失声痛哭。他亦掩面他顾，泪流满面，痛不忍睹。

    在那种特定的历史场合中，那种大敌当前官兵生死与共、慷慨悲壮的场面，那种官兵同仇敌忾、忠心报国的情绪，令人深为感动。我们也同国民党军队中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中下级官佐、士兵一道，抱着为国家民族不惜流血牺牲的态度而参加抗战，既不后悔，更无怨言，心甘情愿地为伤员服务，同时也在那种惨烈而正义的抗战斗争中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的熏陶。

    战事进入白热化，不久，第二道防线被突破，守城将士即进行街垒巷战，反复冲刺。全城除夜间较宁静之外，掷弹筒、迫击炮和机枪声通日不息，那时的伤员多有裹伤再战，轻伤员也都帮助搬运弹药。我们医护人员除老弱和少数医务人员外，亦都组成战斗小组，白天救伤，晚间守在战壕地堡内，一有动静就拉响集束手榴弹，替换战士休息。这样坚持一月有余。后来我军给养均由盟国美军空投，同时还空投慰问信和后方重庆关于登有保卫衡阳浴血奋战的头条消息的报纸，官兵大受鼓舞和支持。

    三、蒋介石电谕之谜

    衡阳守城将士顽强抗战40余天，逐渐到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弹尽粮绝的困境。正在这时，从军部透露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就是蒋委员长来电曰：“余为衡城解围事，心力交瘁，愿上帝保佑全城将士安危。”果然，不久方军长派副官处长张××出面与日谈判停战，不竖白旗，不缴枪，保证人身安全……

    抗战第48天凌晨，衡阳城仅剩下不到10平方里的阵地落下雨点般的炮弹，双方对垒前沿反而十分宁静。

    东方发白，日寇的太阳旗出现了！日寇队列前的汉奸则高喊：“方军长下令停战了！不抵抗者不杀！”

    浴血奋战48昼夜的将士们痛心疾首，进城日寇仍遭到了零星抵抗。

    当天下午方先觉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说明停战谈判经过，要大家忍痛接受，免遭无谓牺牲，听候军部处理。

    一场轰轰烈烈的、坚持48个昼夜的衡阳保卫战就这样在“蒋氏电谕”之后向日寇投降了。

    四、东洲战俘集中营

    停战后，日寇第六十八师团多次与方先觉谈判，要将第十军改编为“先和第一军”发还枪支，补充弹药，集中治疗伤病员……就在此时，方军长带少数亲信突围归还重庆。日寇即露出狰狞面目，将所有战俘集中东洲（衡阳湘江中一个小岛），每人每天只发谷子二两，我们只好用石头砖块磨去外壳煮稀饭吃。接着其任意杀害伤员和企图逃跑的官兵，差不多两三天就集中战俘训话，并杀害一批爱国将士，枪刺、狗咬，甚至砍头，先后杀害将士300余人，尸首则抛入湘江。湘江残存铁桥架上挂满了残骸，惨烈之状，今有余痛。当时我曾作一诗述怀：

    血雨腥风浴昏月，湘江残桥存忠骸。

    功过是非谁定论，抗日将士心无愧。

    我所部官兵270余人，仅剩下40余人，不多久就被拨入日军六十八师团野战医院服劳役，抬伤员、扫战场、埋死尸等。该院院长沛召有明原是东京帝大毕业，通汉语汉文，对我方医务技术人员还颇讲礼貌，不时供一些日用品、烟酒等。特别是1945年元旦，日军大清早就列队高呼“天皇万岁”，可沛召君特地要翻译李龙均（朝鲜人）允许我们自由参加，不加勉强，当然我坚决不参与这种辱国之举，由此可见这种人类的复杂感情，往往使人难以理解，唯“不加勉强”之说，至今难以忘怀。后来抗战胜利时，我在武汉第二补给区卫生处工作时适逢六十八师团医院由我参与管理，重遇沛召君，看来这是所谓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真正从历史观点看，这是任何人也逃不脱的规律，这就是侵略者的下场。但我对沛召君亦不时给予礼遇相待，直到第一批遣送回国。这已是后话了。

    未几，我们一行九人（医院骨干技术人员）得到在衡西外围石龙口打游击的王伟能（当时国民党政府县长）派人多次暗中接头安排，终于化装成商人和教书先生，经群众协助逃出魔掌，经湘西、蓝田、新化、沅陵而归队，向贵阳黔桂湘边区报到。

    郭亮：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二三事

    1937年7月我从南京陆军兽医学校毕业，当年23岁，分配到国民党十三军八十九师见习，这个部队当时驻在绥远省丰镇县。7月13日我路过北平，东西长安街已用鹿角棚、沙袋封锁了，面对东单的日本兵营，更是岗哨密布。有轨电车已不通行。二十九军的官兵身背大刀，荷枪实弹布满街心。北平西南方枪炮声已清晰可闻。街上行人稀少，面部表情惊慌。我也无心领略北平景色，慌忙地背起背包乘京绥车赶往丰镇报到。

    一、大敌当前，军民团结如一家人

    8月初，部队乘兵车出发到南口前线，由于铁路被日军飞机炸毁在怀来车站下车。我被分配到五三四团。正面的敌人是板垣征四郎师团，占领北平以后进攻南口。我们在长城外，敌人在长城内。部队陆续进入居庸关阵地，我和三个军官学校十期毕业生，留下在康庄南面5里的榆树堡，归一个中尉军械官指挥，向前方运送弹药。当晚我奉命去找乡长派毛驴50头、民夫20人，连夜驮运弹药到居庸关阵地。不到一个小时，就征集来了400头毛驴、50多年轻力壮的农民。军械官说：“暂时不需要这么多牲畜和民夫，请乡长带回去一部分。”民夫们谁也不肯回去，异口同声地说：“打日本我们等了很久，我们不拿枪，也要为国出力。”最后只答应第一批先派50头毛驴、20名民夫。每头毛驴驮两箱弹药。派我和另一个姓张的见习官护运，摸黑走20多里路到居庸关火车隧道。路上民夫们都背着干粮，大部分是玉米面窝头和饼子，只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白面书生赶着一头大骡子，吃的是白面馍馍，我估计是个财主家的子弟。大家知道我俩没吃晚饭，拿出馍馍让我们吃，很多民夫一定让那个书生模样的青年拿出白面馍给我们吃。等我们在隧道里办完交接手续，天已大亮，要我们把弹药送到三营八连、九连。这时日军飞机已飞临上空。我们沿着战壕到九连，正赶上开早饭，满满一行军锅大米饭，一小行军锅红烧肉。连长下令先让见习官和民夫吃，民夫没带碗筷，在战壕里的士兵们收集了很多小搪瓷碗和调羹，民夫们吃饱了，把身上带的干粮，一股脑儿倒在行军锅里。

    1938年2月，部队整编后，我随团附王昌藩调到八十八师五二七团，他当了团长，我当了二等佐兽医，部队驻守河南省渑池县黄河南岸白浪渡口。5月徐州会战时，部队紧急增援，从渑池乘运兵火车东进。为避免日机轰炸，夜间开车，途中只换火车头，不生火做饭。大家在车上胡乱议论：“不饱餐战饭，如何打仗？”不想车到洛阳西站，远远听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万岁！”的口号声，站台上万头攒动，男女老幼手提网兜，装满蒸馍，老太太拎着开水壶，一齐拥到火车门口，给每个士兵一兜蒸馍，一行军水壶开水，等到士兵们人手一份，火车已经开动，这时还有很多提网兜的老弱妇女没能挤到车边。车向前行到达郑州，站台上堆满开口木箱，装满饼干、汗背心、绒衣裤。背心和绒衣上印有大字“精忠报国”，下边印的是“汉口抗日救国会”，要官兵们随便取用。人人都拿汗背心，我就拿了两件。火热的天气上前方去打仗谁还要绒衣裤呢？也很少有人拿饼干，因为饭包里的蒸馍已塞满了。

    二、浴血奋战，共御外敌

    南口战役，敌军板垣师团配有重炮数十门，向我八十九师五二九团阵地炮击，飞机轮番轰炸，把长满麦草的山炸成一片焦土（这个阵地就是现在旅游八达岭长城时看到的左前方的高山）。我方火力虽不如敌人，但士气都很旺盛，死守阵地十多天，并几次夜间出去。上级下令后撤，官兵一致要求不撤退，但敌人已从延庆县迂回到我后方康庄一带，只好含泪下撤。这个团死伤大半，团长罗芳珪右臂负伤。

    兰考战役，八十八师五二七团的运兵列车到郑州时，听说前面开出的师直属部队一列车在罗王车站遭到敌人伏击。等铁路修复后，我们列车经过这个地点时，只见一列火车包括火车头都东倒西歪，躺在铁路两侧，死伤的人马、物资有的仍在火车车厢里，有的尸体还扔在铁路旁。据说是汉奸引来日军设的伏。

    车到兰考车站全团下车，轻装急驰东北方向的考城增援，从考城迂回到陇海路上的内黄车站。夜间行军又遇大雨，行至半夜不辨方向，传下命令就地休息不准进村庄。这时雨越下越大，正值麦熟季节，麦地里满是尸体，庄稼东倒西歪，哪还有人收麦。尸体臭味难闻。我跟两个兽医兵说：“进庄子里避避雨，听号音出来集合。”这里是战场，农民早已走的走，死的死，房里没人，只剩下一张麻绳绑的床，用手电一照床下放着用黄军毯包的一大捆行李。我们身上正淋得透湿，拉出来暖暖身子。两个兽医兵拉不动，我一手打手电，一手帮助拉出来，解开绳子一看，把我们吓愣了。原来包着一具日本军官的尸体，脖子上勒着一根绳子，全身黄军装扎武装带，穿着长筒马靴，挂指挥刀，两眼圆睁，眼球凸出，肚子胀得鼓鼓的，舌头伸出口外，看了真吓人。我们三人也顾不得雨淋，便跑到外面马路上去集合。后来我想，这个日本军官必然是独身一人进村庄办坏事被老乡勒死的。

    部队西行赶到兰封城南，驻到赵家楼。兰封已被日军一个联队占领。上级命令一定要我团攻下兰封城，同时命令指弹炮连向城墙打个缺口。几门指弹炮在我部后方10多里外安放着，炮弹从头上飞过，没用半个小时果然把城墙打开缺口。王团长命令机枪三连向缺口射击，掩护步兵攻城。我眼看我的好朋友、机枪三连连长张国栋带一班人、一挺机枪在城外的碎砖堆上向缺口射击，敌人在城墙两侧也以机枪对射。我方一班人全部伤亡了，只剩张连长，肩扛机枪，手提弹药箱冲向缺口，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最后，他也倒在机枪下，光荣殉国了。我随团部由缺口进入城里，亲眼见到日军在城墙上下弃尸上百具，其余敌人已从北门逃遁。

    张国栋是河南鄢陵县人，24岁，军校十期步科毕业，身材魁梧，膀大腰圆，性情直爽。重机枪连是马驮机枪，全连有20多匹马骡，我给马骡看病后，常和张连长在一起吃饭喝酒。他的阵亡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刘树森：在临沂以东与日寇遭遇战的回忆

    1938年1、2月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派其参谋长徐祖诒到山东临沂组织兵力，抗击从海上登陆的西进之敌，以粉碎日寇在台儿庄预期进行大会战的阴谋。我三十九师从临沂奉命向东，迎击从日照登陆之敌。我团（第一一七旅二三三团）被指令为全师战备行军的前卫部队，当时我任该团团长。

    这天早晨，阴云密布，我们从临沂出发了。约至中午时分，尖兵到达泉挹庄。这是个有百余户人家的村庄，位于东北西南走向的一条山岭的西山脚下，西北方向，还有四个小村络绎相连。一条大道穿过泉挹庄走向山坡，山坡倾斜二三十度。尖兵刚出村走上山坡时，前方侦探跑来报告：往东距此5000米外，发现敌人大部队，飞速向我方前进。接到报告，我吃了一惊：这将是一场在地形上于我不利的遭遇战。在几千米内，敌已占居高临下的地形。战术原则上说，抢占有利地形，先战展开；如在地形上陷于被动，先敌展开。又想到敌人炮火的绝对优势，拉开架子等着挨打更属不利。如稍向后移，势必造成后续部队的混乱拥挤，时间也不许可。针对以上诸种情况，我立即下了决心：打它的埋伏——诱敌一部，进入我阵地（村）内，敌炮火怕伤着他的步兵，就可以少向村子里发射炮弹。当即做了战前动员命令道：“有日寇兵力不详的敌人，正沿东北方高地向我前进，我团在泉挹庄一带伏击敌人，坚决歼灭来犯之敌。第一营占领泉挹庄及西边邻近的一个村，第一线的守兵要少，在通往山坡的大道两旁埋伏重兵，并多发挥轻机枪的作用，由李国干营长规划出部分房屋，让敌步兵占领，我做纵深配备，便于对敌围歼；各胡同对敌多设障碍，并布置火力监视；团属重机枪连暂归一营。第二营衔接第一营左翼，占领其余三个小村；一、二营阵地衔接处由第二营负责封锁。一、二营各步兵连多留预备队，准备巷战。第三营为团预备队，在泉挹庄东南约300米埋伏。第三营营长钟毓麟，立即带本营步兵连的各机枪组及重机枪两挺，跑步到右前方五六百米处的柏树林坟地埋伏，战斗打响后——第一营第一颗手榴弹的爆炸声为还击之信号，立即向山坡上敌之后续部队扫射，时间最多不超过十分钟，即撤回原位置。迫击炮连在村南自选阵地放列，待战斗打响后，立即向村北山坡施行梯次射击，轰击敌之后续部队……”

    我团正在紧急布置时，日寇已向我方开炮，两波炮弹在泉挹庄前后爆炸后，又在较近距离，多挺机枪盲目扫射一阵，这是攻击部队的惯用战术——火力侦察。日寇见没有还击，认为村里没有军队。我在一营阵地上用望远镜看到：敌人正骄气十足，未做任何战斗布置地蜂拥而来。不大工夫，部分敌人已来到泉挹庄前，随着“轰”的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100多挺轻重机枪吐着火舌刮风般狂叫起来，乱窜的敌寇纷纷倒地。我们的迫击炮弹同时也在敌人行军纵队里开花。寂静的山林原野顿时枪炮轰鸣。被我放进村来的日寇立刻陷入我们的包围中，战士们有的从墙上挖洞向屋里塞手榴弹，有的把手榴弹绑在杆子上举上房顶用绳子拉导火索，不到一个小时，即将村里的日寇全部消灭了。山坡上的敌人虽想增援被围之敌，但始终未突破我二营的侧面火力封锁。

    敌人看到村里的战斗已经结束，遂集中炮火向我疯狂报复，一波炮弹，弹着集中一点，硝烟散后，三分之一的村庄变为废墟，守兵也全部牺牲。形势极为严峻：再有几波炮弹，我一营将与阵地同归于尽了！正当我头脑极度充血、无计可施之际，突然事出意外，满山浓雾升起，真乃天助我也！我立即令团附及两个最勇敢的卫士跑步通知第三营：立即向敌炮兵阵地冲击，边前进边喊杀声；又派人去令第二营向山坡出击，也要大张声势（时电话线都被炸断）；令第一营清扫战场。

    泉挹庄前一阵鏖战，毙敌七八百人。缴获完整的三八式步枪一百二三十支，残断的更多。缴获各式各样的日本小旗一大抱，上面都题着他们国内外的赞语，从旗帜上看，与我们相遇的是日寇精锐板垣师团的一个联队。夜幕降临时分，二、三营也奉令归来。我们虽然死伤了200多人，但看到敌人毙命者是我伤亡总数的三倍多，都高兴地欢呼雀跃。沧州姚官屯之战幸存的战士更是喜形于色：“这回可报了沧州那一仗的仇！”

    此战我们取得了胜利，挫败了日寇侵略的锋芒。事隔不久，有人交给我一张《上海时报》，上面的社论说：“在山东临沂以东的中国军队迎击日寇板垣师团，一举打垮它先头侵略军，杀伤数千……”此战“开战胜之先河，争民族之光荣，增抗战军必胜的自信心……”看到这里，我心里非常激动：奋战在抗日前线，虽死犹荣！

    吴培：小人物与武汉大会战

    1938年夏末我在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六期步兵大队毕业，但缺乏步兵全面知识。特训班除重视“政治”说教外，军事方面着重近距离射击、白刃战，是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铸造队员的场所。班址在庐山麓星子，班主任康泽兼别动总队长及总政治部第二厅厅长，驻武昌。

    是年秋武汉吃紧，康令步兵毕业生少数补充普通部队担任下级军官。我分配在一二八师七六八团二营五连当排长。有机会打鬼子我感到很兴奋，精神振奋，眼红手痒，学以致用，跃跃欲试。

    哪里知道，部队老是在武汉外围转圈圈。先驻英山，南调浠水，猛回头又回英山，脚没站稳，一个急行军再经浠水、下蔪春、到武穴。官兵疲惫不堪了，枪没打响，战地气氛却罩下来了。轻伤员在街市上踯躅谩骂，重伤员于江岸边横躺竖卧。为什么不把下撤的伤残部队和向前挺进的壮士错开道路分别上下呢？下级军官叽叽喳喳骂，骂尸位素餐的高级指挥官。陈诚作为总政治部部长兼湖北省主席武汉卫戍司令，是我们诅咒的对象。他是不是担负实际指挥责任，我们摸不清。但不能再往上骂了，上有天阙，天阙在上。

    更滑稽的事情来了。工事构筑完竣后，后续部队奉令进入了我团阵地，我团官兵黑夜疾驰，晨光熹微时候到了个不知地名的地方。在敌情、地形、地物都不摸实的情况下进入了阵地。烟雾弥漫，射界不清不说，敌人大炮轰鸣，敌机低空投弹，地动山摇，官兵“跳舞”了。

    一声冲锋号响！跃进、卧倒、再跃进。日本鬼子在坦克后面躲躲闪闪。刹那间，敌炮不响了，敌机无能为力了。天！喜从天降，我迫击炮大显神威了，好掩护，掩护得好，稍微带点弧形的迫击炮弹像是直升直落，弹着点准确，颗颗砸在鬼子兵头上。我军冲刺有劲，短兵格斗热闹，我军气势高昂，打了个淋漓痛快，敌寇抱头鼠窜。

    我连连长为国捐躯，我被指定暂代连长之职权。混战越猛烈，我越晕头转向，年龄较大并有实战经验的二班班长，边冲我破口大骂，边帮我指挥安排。他吆喝啥，我做啥，直至战斗结束。尊敬、勇敢、亲爱的中士班长，今天，您在哪里？

    在团部做《战斗要报》的时候（战斗详报的前一顺序）少校团附指责我战斗不力。唰！全团官佐向我投来了鄙视眼光。我潸然泪下，团长大踏步走来：“你滚，给我滚出去！有失军人仪态。”我圆眼大瞪，行着注目礼脱口而出：“不滚，我不滚出去！”团长猛转身，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事后，少校团附说，你若不是刚毕业初上战场就毙了你！

    郭宗正：忆中原会战

    1944年4月下旬，日军以重兵集结于郑州以南地区，企图以陆空联合的中原会战，打京汉线。蒋介石得悉情报后，即派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为总指挥。参加这次会战的部队，有汤恩伯的十三军、八十五军，杂牌部队十二军和新编十五军。汤明知道新十五军刘昌义属新编部队，游杂底子，经不起敌人一击，还是命令新十五军刘昌义死守许昌城。汤把十二军分散部署到襄都叶和颍桥，并给予与城共存亡的死命令。这样十二军虽强，也不难被敌人个个击破或吃掉。十三军、八十五军坐山观虎斗。这都是蒋汤合谋消灭异己的阴谋诡计。当时我是十二军通信兵少校，负责军师间之通信，亲身经历了战役的始末。我孤陋寡闻，耄耋之年记忆力尤弱，故难臻于全面，不足之处尚希指正。

    5月2日，新十五军军长刘昌义率部到许昌布防，赶筑防御工事。十二军军长贺粹之命令二十二师守养县，八十师守郏县，二十师守叶县，抽二十师的五十八团王书鼎守颍桥。颍桥地势险要，北临颍河，位居许昌之间，王书鼎率部进驻颍桥构筑防御工事。

    4日晨，新十五军军长刘昌义经一昼夜的激战，许昌失守，全军溃散败不成军，刘昌义仅带几名卫士幸生逃至颍桥的王书鼎团。许昌失守后，日军以全部兵力进犯颍桥，于10时把颍桥王团包围。敌人在大炮、坦克、飞机的掩护下，向五十八团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我官兵固守阵地沉着应战，敌人数次逼近城墙均被击退。下午1时，忽报东门被敌攻破，涌进一股敌人。王书鼎团长即带他的警卫排，又从北门抽出八连贾本武连长一个排，赶到东门，经20分钟的激烈战斗，敌人从东门逃窜。王书鼎猛扑将东门封锁，一部分敌人被贾本武团团包围，贾本武喊了个上刺刀的口令，即率士兵与敌拼刺。经过一阵血拼，迫使鬼子弃枪跪地举手投降。俘虏鬼子27名，获机枪两挺、步枪35支和其他战利品等。王书鼎命警卫排押管俘虏，贾本武仍守北门，并传各连队于民间多收集抓钩头，防止敌人爬城。

    下午3时半，日本全线大举猛攻，四门告急。王书鼎光着膀子持手枪，东门跑西门，南门跑北门，鼓励弟兄们加油。尤其北门最为吃紧，敌人已经接近城墙，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开始了爬城。贾本武受伤仍坚持战斗，王书鼎站立城墙，高喊：用抓钩头，卡住脖往上拉呀，看龟孙能有啥法。经过一阵抓钩头，使鬼子胆战心惊再不敢爬城。这个新武器比机枪大炮都厉害，一阵抓钩头把敌人击退了。激烈的战斗还未停止，打得颍桥房倒屋塌，硝烟弥漫。

    6时，敌人停止了进攻，但大炮还不断往寨里射击。王书鼎团长考虑，敌有数倍于我的优势兵力，我如死守就要全军覆灭。为了粉碎蒋汤排除异己的阴谋，保留点种子，决心突围。于夜1时许，命贾本武连长打前敌，经一阵激烈的突击战，终于冲出重围。次日到沙河又与敌遭遇，激战数小时，击退了敌人。王书鼎团长率部队往大营寻找师部补充弹药，将伤兵护送去军部医院。以上是五十八团在颍桥作战经过。战斗较多不能一一评述，以下从略。

    在养县的二十二师、郏县的八十师、叶县的二十师，经过两昼夜的激战，由临汝宝丰诱敌入山，把战场挪到山区。贺军长考虑，敌人大炮、飞机、坦克在山区行进困难，飞机侦察也不准确，难以施展威力，决定改变战略战术，以团为单位，分布到临汝宝丰嵩县山区，打游击仗。八里滩、车村、磨上、木市街等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打击了敌人。从作战开始到此将近一个月，毙敌无数，俘虏敌人27名，获机枪两挺、步枪50余支和战利品无数等，伤亡官兵700多人，李永昆团副、韩莲台营长受伤。汤恩伯的十三军、八十五军与敌一触即败，溃不成军，所到之处翻箱倒柜，杀鸡宰羊，抢劫民财，百姓痛恨至极，被百姓打死的也不少。人们都说十三军打十三军，看八十五军吃洋面。

    蒋炳南：千里去杀敌，中途庆胜利

    1945年7月间，也就是即将胜利的一个月之前，当时我在国民党十三军（属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第八十九师通信连任连附，兼任师通信集训队队长，部队驻扎在离贵阳不太远的惠永县。在7月下旬的一天，据传在桂林一带，我方和日军的战事十分紧张激烈，我师接奉命令，立即开赴前线去增援。这已是在半年多时间里第二次上前线的命令了。原先我们部队一直是驻在河南省的，在1944年末的时候，我们部队刚刚结束了在豫中战场上和敌人的战斗，正在休整，忽接到紧急命令，要求部队即刻开赴远隔万里的贵阳。据说那里有一股日军，沿淞桂铁路线攻占了广西柳州后，又沿着黔桂线进军，已打到了贵州省的独山，接近了都匀，很快就可能打到贵阳了。因此命令我们部队要星夜前往，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贵阳，部队全体官兵，都估计着又将要和日军激战一场了。俗话说军令如山，奉命后，部队顶风冒雪，离开河南平原，穿越陕西秦岭，经过四川，顺川黔公路不分日夜赶到了贵阳。当我们到达贵阳时，才得悉，前来进犯的敌人，已自行退回到桂林方向去了。当时总部另指派了其他军跟班前引追击敌人，令我们十三军（当时有第四师和八十九师）就驻扎在贵阳附近待命。重庆统帅部为慰劳我军此次转战的辛劳，特命令给全体官兵每人发四两生姜、半斤红糖，熬姜汤喝，以祛一路所受的风寒，用以表示对官兵的关怀。

    部队驻贵阳待命期间，不断进行作战训练，时刻准备着迎接未来的战斗。于1945年7月，我们又接到了开赴前线作战的命令。贵州高原上的7月天气，也十分炎热，天空中骄阳似火，全副武装的官兵，每日行军八九十里，甚至上百里，表现得士气很旺盛。我带领通信集训队随师部一同行进。行军开始时我就患了目疾，结果一天天严重，当我们行军抵达柳州时，我目疾竟发展到两眼红肿如秃，双眼难睁，已如同瞎子。师部只在柳州市郊短暂停留了几天，又要继续前进，这时集团军总部也来到了柳州（后不久就改为第三方面军总部了）。我因目疾严重，不得已就暂留在了总部的通信营，和第七无线电台的同行们住一起，承蒙他们给我很多照料。

    当时的柳州，已被日军撤离时破坏得十分严重，一大半的房屋建筑都是残垣断壁，敌人还在多处埋下了地雷。居民返回的还很少，几乎是十室九空，呈现着满目疮痍。我们住的是经过工兵扫雷后的安全区，总部下令任何人都不准随意外出行走，每天仍派有一些工兵在市区清查扫雷，发现有地雷时，根据情况或引爆，或插标记圈成禁区。最初几天，常常能听到地雷爆炸声。反正那时我是不能出屋的，经过了十几天的治疗调养，我的目疾渐渐痊愈了。正打算通过电台和部队联系，以便追赶部队归队参战时，8月10日夜晚，从电台的收报机里，听到了日军投降的消息。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消息啊！我和七台长胡灼、服务员王书才几个人轮换着收听，唯恐听得不清。当时我们的喜悦心情，简直是无法形容了，大家都像着了魔似的，跳着，喊着，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过了不几天，当大家还沉浸在喜闻胜利消息的欢乐中时，总部要直接迁到上海去。这时我也不再抱有归队的想法了，后来就跟着总部通信营于9月12日，随美军运输机飞到了上海。下飞机后，看到日本人开来数十辆卡车来迎接了，我们登上汽车由日本兵驾驶着送我们去驻地。一路上市民们见了都喜笑颜开拍手欢呼，好像是说中国人也扬眉吐气了。

    任仲朗：忻口战役的片断回忆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国军民怒火燃烧，热血沸腾，同仇敌忾，无不摩拳擦掌，以为报仇雪耻的时期已经来临。这时我任第十四军二营营长，奉命北上，待命“保定府”地带。华北日军进占平津后，进窥山西。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率部于平型关被我八路军痛击，损失惨重，向大同南下与敌会合。板垣征四郎统一指挥，沿同蒲线向南入侵攻占太原，山西情况紧急。我师奉命渡过滹沱河，沿同蒲线步行进入山西。山西大车轨道小，载重量少，沿途输送迟缓，我营到达太原时情况恶劣非常，强行军至“忻口大白水村”之线。10月13日晨，迎击南侵之日军，敌人以中央突破战略方式，向我忻口正面中央兵团友军阵地猛攻。我左翼兵团第十四军十师、八十三师全线，奉令猛烈出击，其战斗异常激烈。我营守“忻口左翼大白村”之防线，亦同时向日军猛烈出击，牵制敌军不能全力采取中央突破企图。经我第十师及八十三师，全线全面出击，战斗非常激烈，使敌无能全力从中央突破，反被迫抽部队应对我左翼兵团猛烈攻击。因而忻口之线，变成胶战状态。我营攻占“大白水村”亦变成敌我胶战半个村庄，采取村落战状态，构筑据点，挖地道，利用墙壁开枪眼。

    胶战多天，虽敌机大炮整天轰炸，多数超越，唯恐轰炸不准，伤害己军。我营在胶战期间，每晚编派十余个三人组，携带轻机枪、大刀、手榴弹，偷袭、摸营，扰乱通宵，日军异常恐惧。在我大白水村左翼后面，靠近“朦胧沟”，对岸前有一起伏高地，山西友军五五四团、五五五团、五五六团，各抽一营防守这个阵地。但这个起伏高地的阵地，易于日军火力控制，也有利于敌人攻夺，如果陷落敌手，则大白水村及忻口同八十三师指挥部均受威胁，可能影响左翼兵团战斗，故是敌我必争之高地。10月20日前后（时间过久忘记日子）在乌云笼罩、星星稀少、明暗不分之夜，我营奉命接替晋军三个营阵地，以我残破不足一营之兵力，接此高地阵地，深感责任重大，只有与阵地共存亡决心，献身党国，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这是我中华健儿气概，军人本色。果然10月24日拂晓，日军以优势火力，将我营防守高地轰击摧毁，步兵激烈攻击。全营在生死争斗中，打退敌军多次冲锋，死伤甚重，我营副营长兼第四连连长张披坚阵亡，第五连连长晏英阵亡，机枪连排长阵亡（名字忘记），战士尸横遍野。阵地被炮火轰毁倒塌，敌军蜂拥而上，冲入我阵地，情况危险万状。我此时下定决心，只有以死求生的办法，亲自率领机枪连长易知亿及营部传令班，在重机枪掩护下冲扑阻击敌人，占领制高点，互用火力射击。当天深夜10时，我挑选30名有夜战经验并跟随我多年战士，编三人组，携带冲锋枪、手榴弹、大刀，鸦雀无声，在阴风萧瑟中，亲自指挥，向日军占领阵地发动猛烈奇袭突击。敌人惊慌应战，没有顽强抵抗而奔溃。收复失地后，所获战果，打死日军队长小奇，夺获枪支弹药及小奇队长皮箱一个，内有侵略我国山西省军用地图一份、小奇同他爱人骑三轮车照片一张、战刀一把等物。安埋了英勇战士遗体，他们为国牺牲，我愧独存，因作悼伤亡战士数语：

    壮志未成身先死，可敬党国一群英。气吞敌寇贯日月，碧血赤诚壮山河。

    王杰仁：1937年忻口大白水村肉搏战

    一、1937年晋北忻口抗日战争的回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二十九军英勇奋战，经过数日激战，撤退到涿州一带。日军向京西南口一带进犯，十三军汤恩伯部在南口与敌激战数日，南口失陷。我卫立煌部十四军由河北石家庄上火车，经保定到涿州火车站下车，向京西山区挺进，行了七天七夜军，下了七天七夜雨。到了向阳口、沿河城大屯一带，准备由镇边城向南口之敌夹击，虽也经过多次激战，但未收到预期效果，战争就进入到晋省范围以内。日军大部兵力尾随十三、十四两军进入山西。

    晋北忻口防御战是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地区与日军作战的第一个大战役，参加这个战役的有李默庵部的十四军、郝梦龄部的第九军、刘茂恩部的十五军、高桂滋部的十七军，还有阎锡山部的晋绥军和十八集团军。参加这个战役的兵力约在8万之众，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为指挥这个战役的前敌总司令。我十四军军长李默庵为左翼作战部队指挥官，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为正面作战部队指挥官，十五军军长刘茂恩为右翼作战部队指挥官。

    日军板垣的第五师团和二十师团为主，还有其他师团和旅团，继平型关、原平、崞县战役后，向我忻口之线防御阵地发起猛攻，兵力在5万左右，其中包括机械化特种部队。这个战役共打了23个昼夜，我军伤亡官兵在3万人以上。其中包括第九军上将军长郝梦龄、五十四师中将师长刘家麒、陆军独立第五旅少将旅长郑廷珍。这个战役战斗的激烈、残酷，仅读过三年书的我，确实无能形容。

    二、忻口小白水村五十七团战斗的情况和经过

    1937年中秋节的前夕，我军由镇边城以南、向阳口沿河城大屯一带，经满城、保定，撤退到石家庄附近，驻滹沱河南岸各村。我连驻白灵庄，稍加整休，便步行到井陉火车站上了火车，直开太原。在太原车站没有下车，每人发给半斤重的两个大月饼吃。火车继续向北开去，沿途小站不停，大站停的时间也很短，看样子军情非常紧急。天未亮火车到了忻口车站停下，部队下了火车，在月光的照耀下，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急行军，到了忻口以西约20华里的大白水村。这时天刚亮，部队休息煮饭吃，营连长跟着团长去看地形，划分防御区域，饭后各营连开到自己分得的防御区域构筑工事，唯有我二营和团武装便衣队向小白水村方向挺进，在小白水村前头与敌人坦克部队遭遇。我军缺乏与敌坦克部队打仗的经验，损失惨重，全营四个连长三亡一伤（四连连长李云青、五连连长、重机枪连连长亡，六连连长傅舜伤）。营长张光浴知道自己指挥失误，责任难推，军法不容，吓得放声大哭，叫营部指挥班长李风武开枪打死他。李风武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向张光浴营长大腿打了一枪，也算战功负伤，混过关去。当天夜晚二营和武装便衣队撤回到大白水村，稍加整顿，重新布防，准备继续战斗。

    三、五十七团在大白水村防御布置兵力部署、武器配备情况

    天黑后，二营由小白水村撤回来，稍加整顿，在大白水村左翼、距村1500米处丘陵地带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三营接二营阵地，在正面一营南接三营阵地，向北延伸，在左翼。团指挥部在村的南头。该团有三个步兵营、一个八二迫击炮连和团直属部队2000余人。每营有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每个步兵连有9挺捷克式轻机关枪、75支中正式步枪，每个重机关枪连有6挺马克沁重机关枪，迫击炮连有6门八二迫击炮。也就是说，每个营的阵地上配备有27挺机关枪、6挺重机关枪、2门八二迫击炮和250支步枪，还有临时配备给我团的德制三七战防炮一个排（两门炮）。我十四军是当时国民党军队武器装备比较好、火力配备比较强的军队。

    四、敌人向我二营阵地发起攻击及战斗情况

    第二天上午，敌人的飞机向我大白水村周围防守阵地低空反复侦察，下午1时左右敌步兵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并配有十几辆坦克，向我二营左翼阵地发起猛攻。敌坦克进攻的路线，我军正好配备有德制三七防炮、一个排两门炮。当敌人坦克进入我战防炮射程以内时，二营张营长命令战防炮排开始射击，头两发炮弹没有打中。营长就命令说，再打不中我杀你排长的头。此时副排长着急了，一把将炮手拉开炮位，亲自打五发炮弹，打毁敌坦克三四辆。这时敌机发现了我战防炮阵地，十几架敌机轮流轰炸、扫射，十几门大炮集中射击，雨点似的炸弹、炮弹，加上敌机上扫射下来的子弹，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把一个战防炮排阵地打得炸得血肉横飞，硝烟弥漫。战防炮的官兵全体牺牲在阵地上，无一幸存者。敌步兵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坦克横闯直冲的掩护下，向我二营阵地猛攻。我二营官兵英勇沉着，待敌步兵上来，一阵子手榴弹，一阵子机枪声，将敌人打得连滚带爬，退了下去，并多次跃出阵地追杀敌人。就这样，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敌人始终没完全占领我二营阵地，但我二营官兵伤亡已超过半数，两天阵亡两个营长（六连只剩下杨少雄上士班长和七八个士兵，其余不伤即亡）。整个二营剩下不足100人。阵地缩小到纵横200米以内的地方，在战壕内把太阳旗看得清清楚楚。

    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守卫大白水村的三营七连奉命增援二营。我是三营七连的上等传令兵，在部队前头领路前进，要通过村南边、两边都长着大柳树的乾河渠。敌炮弹打落的大小树枝布满整个河身，平均在50厘米以上厚，每前进一步，连腿都拔不出来，实在难行。有些伤兵压在树枝下，轻伤吼叫，重伤呻吟，因战况紧迫，来不及抬走。过了乾河渠，还要经过一段平坦开阔地，才能到达二营阵地。这段平坦开阔地，有敌三四挺重机枪在封锁。此时我在部队前头五六十米处前进。快到敌机枪封锁线时，我迅速卧倒，一鼓作气跃过敌机枪封锁线，安全到达二营阵地。后边部队通过时，被打倒七八个士兵。

    我们刚到二营阵地，二营营长陈震拿起望远镜，由战壕内站起来，向敌方看，并说：“弟兄们，狠狠地打呀！援军已到！”话音未落，头部中弹，倒下去了。此时情况十分危急，二营官兵在战壕内，都上好刺刀，手榴弹揭开了盖，环套在手指上，准备最后死战。我们到二营阵地不久，敌人的飞机大炮又集中向大白水村我一营阵地猛烈轰炸，把整个村子打得黄土漫天，对面看不见人。此时敌人将老乡的牛羊群赶过来，尾巴缚上鞭炮点着，牛羊群向我一营阵地猛冲过来，其目的在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敌步兵跟随牛羊群的后边，向我一营阵地猛攻。我一营官兵沉着勇敢，英勇奋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并在阵地上进行多次肉搏战。我官兵伤亡甚多。敌人在优势的炮火掩护下，由大白水村的西北角突进来，并占领大白水村三分之二的地方。此时战斗空前激烈，战况十分危急。我连又奉命由二营阵地调回来，增援大白水村的战斗。此刻，我们顾不得敌机敌炮的狂轰滥炸，以最快的速度增援大白水村的战斗。

    我们跑步到村南头时，团长刘明夏、副团长魏巍率领团所有直属部队、伙马夫、勤杂兵进行反冲锋。炮声、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战士们的喊杀声，与哒哒哩、哒哒哩的冲锋号声交织在一起，响彻云霄。我们扔下背包，顺着村南口冲下去，此时敌人的机枪已封锁南口。进村不远就被打倒一个中士班长和几个士兵。这个中士班长手上戴一个金戒指，他班里有个士兵去拉他，他当时用嘴将金戒指咬下，并说拿走，我不行啦，不要管我，前进，话音刚落，两眼闭上了。这更激起官兵们杀敌的决心、报仇心。

    这时我们只好从村的西半边破墙上房前进。此时已与敌遇墙必争，遇房必占，遇院必打，展开了激烈的村落战。我连四班一个上等兵，徐州人，在攻占一个大院子后，上了房。敌人正在房檐下一侧架设重机关枪，准备向我射击。他一手持三颗手榴弹，一齐拉火投了下去，将敌人完全炸死，机枪炸毁。经过两个多小时激烈的残酷的奋战，把敌人打回到村中大庙一带。此时八十三师两个步兵连援军已到，背包未下，刺刀见红。我军愈战愈勇，敌人节节败退。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冲杀，将敌人围困在村中大庙院子里。这时天已近黑夜，战斗稍停，准备第二天拂晓完全彻底消灭被围困之敌。谁知道这些威震三州、名扬天下的大日本皇军板垣师团被我第十师五十七团官兵打得抱头鼠窜，并利用黑夜偷偷地逃跑了。从此，敌人再不敢进攻大白水村，直到娘子关失守我军奉命后撤，大白水村无恙。

    五、忻口大白水村防御反击战

    这一战是李默庵部第十四军十师二十八旅五十七团全体官兵打的。团长刘明夏、副团长魏巍亲自指挥带头冲杀，官兵精诚团结勇敢杀敌，最后夺取了胜利。在大白水村23个昼夜的防御反击战中副团长魏巍负伤，二营陈、张两个营长阵亡，八连连长阵亡，九连连长刘思第受伤，七、八两个连六个排长全部战死，其中八连中尉排长叫何英。大白水村的防御反击战结束后，七、八两连合编为一个连，由潘奇任连长，全连只剩下三四十个人，我是其中之一。第一营我只知道伤亡惨重，具体情况我不详知，但我知道大白水村的防御反击战是空前激烈的、残酷的，该村每一个角落都洒有陆军第十师五十七团伤亡官兵的鲜血。村的周围每块地方都埋有五十七团阵亡官兵的遗骨。他们大都是长江以南各省的英雄儿女，他们是真正的抗日民族英雄，又是抗日牺牲的无名英雄，永垂史册。

    附记：

    1.卢沟桥事变的前夕，我是陆军第十师二十八旅五十七团二营四连一等传令兵，驻河南郑州老鸦柴村。师长李默庵，旅长陈牧农，团长刘明夏，营长张光浴，连长李云青，中尉排长潘奇。事变后的第三天，我军出发北上抗日，乘火车直开石家庄，在石家庄修临时飞机场，构筑防御工事。后因我军要开往京西镇边城前线参战，团奉命成立武装便衣队，人员由各连临时抽调，队长由我连中尉排长潘奇担任，也将我调去当了传令兵。京西镇边城撤退下来后，因我武装便衣队在和日本打仗时，得日本骑兵第五联队战马40多匹，潘奇调升为我团三营七连上尉连长。我又跟潘奇一块去三营七连，并提升为上等传令兵。

    2.在大白水村防守的陆军第十师五十七团是由孙中山先生的卫队团改编，据说该团自北伐战争以来，攻必克，守必固，直至大白水村的防御反击战，从来没打过败仗，就是名扬天下的日本军队、威震亚洲的板垣师团在五十七团官兵面前，也碰得头破血流，虽多次疯狂反扑、猛攻，但最后以损兵折将而告终。这个陆军第十师的主力团，战斗力非常强。据我所知，其在抗日战争的前三年，在山西各个战场立了不少功，打了不少胜仗。如1938年2月霍县震家山的阻击战、1938年中秋节前夕的阳城县东武岭歼灭战，等等，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使之闻风丧胆。

    严一鸣：回顾宛平战役一次阻击战

    七七事变时，我15周岁，略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遂于1937年7月11日，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当时驻扎在湖北省孝感县李默庵将军领导的十四军北上抗日。7月下旬，这支抗日军队匆匆开赴河北宛平前线，接替宋哲元所统率的二十九路军的防务，辗转战斗在宛平战场上两月有余。当时，北平、卢沟桥等地均已相继沦陷，我军的任务是阻击日寇南侵南口等军事要点，收复卢沟桥，打回北平去。在这70天血战的日日夜夜，爱国官兵经常出没在深山老林之中，与狼虫虎豹为伴，采野菜山果充饥，冒着生命危险与倭寇朝夕拼搏，他们为了保卫祖国大好河山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在数十次大小战斗中，我最难忘怀的就数抓鸡山阻击战了。

    四九八团是这一战斗的主力军，坚守抓鸡山，钳制日寇援军，攻克南口、收复卢沟桥是阻击战的目的任务。那时候，我以工兵爆破手的身份，随班长贺子云率领的15个弟兄配属四九八团作战，主要协助构筑防御工事、埋置地雷、执行爆破，等等。一个暴风骤雨的黑夜里，伸手看不见五指，团长曾宪邦率领全团官兵翻山越岭抢渡永定河向抓鸡山进发。十一号汽车跑得再快也赶不上山洪暴涨之神速，先头营刚刚平顺涉水渡过永定河的刹那之间，永定河洪水滔滔，拦住了我后续大部队的进路，四九八团全团官兵进退两难，焦急之情，不言而喻。顿时，阵阵激烈的枪炮声打响了，团长果断地命令：“前面发现敌情了，解开绑腿带，泅水抢渡永定河，时间就是胜利，弟兄们，前进吧！”尽管无情的洪水淹没了我们几十个官兵，大部队总算安全渡河，以强行军的速度占领了抓鸡山。曾团长平易近人，身先士卒，与官兵同甘共苦，在艰苦跋涉途中，一贯坚持步行，将心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弟兄们无不啧啧称赞。

    八月天，野营在寂静的抓鸡山冈上，空气凉爽，使人心旷神怡。每逢晚上，官兵们昂首瞭望北平城的电灯闪亮时，心里的愤慨和内疚真是一言难尽啊！在此期间，我们日夜忙于构筑防御工事，擦拭武器，时刻准备战斗，观察周围一带，日夜战斗不息，唯独抓鸡山平静无事。国难当头，哪有世外桃源呢？一切迹象表明，大仗是有打的，甚至殊死的决战在后头等着我们。果然不出所料，某天深夜时刻，团指挥所的电话响个不停，传令兵往来频繁。我惊醒中摇晃着贺班长小声地问：“班长，看样子敌情严重了，别睡了，起来准备准备吧！”“哼，小鬼，睡你的吧！”贺班长不厌烦地说了一句，又呼呼地入睡了。待了一会儿，团附来到班里，叫贺班长巡视阵地去了。大约拂晓，团长紧急通知，说千君台部队已和鬼子接火，日寇一个联队朝我蠢蠢移动，可能向我抓鸡山进攻。命令部队立即进入阵地，随时准备战斗。旭日东升的时候，日寇以闪电战术向我阵地发起攻击。接着敌人步兵和我前沿守军干起来了，一直打到傍晚，敌人才停止了进攻，断续地炮轰我们的阵地。敌我初交锋芒，未决胜负，我军伤亡微不足道，只见日寇遗弃于我阵地前面的死尸比比皆是。第二天、第三天，狡猾的鬼子不时派遣一股股小部队进行骚扰，企图以佯攻松懈我军斗志，探索我兵力部署和火网构成情况，并观察我军动态。第四天，日本强盗的飞机、大炮、坦克、骑兵、步兵倾巢出动，气焰极其嚣张。

    我团长命令全军充分利用天然屏障和防御工事沉着应战，严阵等待敌步兵接近阵地时集中优势火力一举而歼灭之。在此同时，团长命令第三营迂回突击援助前沿阵地扩张战果。情况变化无常，突然发现敌人突破了我一线阵地的局部防线。情况刻不容缓，贺班长连忙率领我们爆破组执行爆破任务。霎时，一阵轰轰轰的巨响，爆破成功了，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我突击队赶上去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狼狈逃窜而去。孰料胜利在望之际，我三营八连完成突击任务返途中遭到敌人伏击，和敌人展开了近战拼搏，双方死伤惨重。我八班班长范耀武，一贯孤胆超群，作战英勇顽强，为了掩护全连撤离，他一股劲刺杀了五个鬼子，终因寡不敌众，范班长和几个战友为祖国壮烈成仁了。

    倭寇受挫败逃后狗急跳墙，想仗其空中优势，集中飞机、大炮滥肆疯狂轰炸我军阵地。此时此刻，曾团长巡视阵地，深入前线面授机宜，毫不考虑个人安危，途中不幸中弹身亡，为保卫神圣国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战斗歇息后，全国官兵目睹团长和数百名阵亡官兵的血泊遗体，人人痛哭流涕，个个摩拳擦掌，咬牙切齿，痛斥倭寇侵华罪行，誓与敌寇血战到底，坚决打胜阻击战，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

    这次阻击中，歼灭鬼子300多人，俘虏敌人200余人，缴获各类武器数百件，可谓战果辉煌了。由于四九八团坚守抓鸡山，大长我军志气，大灭倭寇威风，完成了钳制敌人的任务，使龟缩在南口的日军孤立无援，我军一度收复了南口要地，扭转了宛平战场的局势。

    八月十五的晚上，圆月当空，中秋夜景十分迷人，正在我们欢度传统佳节的时候，突然奉令撤离宛平战场，途经梁各庄、阳县、井陉、娘子关等地，转战参加晋北忻口战役。从此，我们和宛平的父老乡亲们不辞而别了。

    廖全章：晋南中条山之战

    1941年5月，在山西晋南中条山战役时，我是国民党十四军九十四师五四八团一营二连连长。特将我参加那次战役的部分经过，做个简述回忆。

    中条山脉是晋南豫西战场的重要防线，也是抗击日寇的坚强壁垒。它是关系到整个战区成败的决定因素，因此我军随时都有两个集团军以上的兵力防守（第五、第十四集团军还有山西部队和其他杂牌军一部分）。5月6日日寇调集了济源、临汾、闻喜、夏县、晋城、阳城数县之敌1万余人，一齐向我进攻，由于我军防范不严，指挥不力，造成严重失败。当时敌人采取中线突破、分头围击的战术强攻硬打，在两天时间之内，就攻下了数处重要防守据点。8日凌晨已占领麻岔总部，我们十四军由河南临汝调去增援，担任中路防线，阻击王矛镇秦火河至麻岔间来犯之敌。但尚未部署就绪、立足未稳，就首当其冲遭到突然袭击，伤亡十分惨重，满山遍沟人仰马翻，混乱景象无以言表。我第三军全军覆灭，第三军军长唐淮源战死，三十三师师长公秉藩、九十四师师长刘明夏被俘，其余以下官兵3万多人也做了日寇俘虏。我当时左臂负伤被俘，一同送往东北绥芬河做劳工，于1944年遣返。

    李培元：南京战役的惨状

    那时我才17岁，是刚入伍不满三个月的教导总队学兵（中将总队长桂永清，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我勉强念了五年私塾一年高小，毕业后，无力外学，适逢祖国多难之秋，而我既受征兵制度之屈限（兄弟四人）又为雪耻之鞭策，遂奋然投笔从戎（那时幸逢南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来到信丰招考学兵）。在倭寇飞机大炮七昼夜狂轰滥炸，把南京炸成一片焦土，“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的情况下，我毫不畏惧。

    我们（附承瑞团）把守通济门的时候，敌人用平射炮打开城门数次（城门内我们已用麻色沙袋堵塞），步兵成群结队地发起冲锋，但我们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把他们打得如西瓜滚，死尸遍野。纵然一部冲至城墙脚下成了射角死地的时候，我和班长用大批手榴弹集中向他们猛烈投炸，死亡无余。但不料，最后敌兵十多名已钻进麻袋之中，而他们也利用麻袋作为掩护，向我城内不断射击。团长为了消灭潜伏门中之敌，特在我们连调选勇敢士兵十名组成敢死队。当时我为了争取上级信任立下战功，就奋勇报名参加。在黄昏后，团长亲临指挥，他先用假冲杀嘶声不断，诱其猛烈射击。迄至其弹尽后，我们敢死队手持刺刀和手枪，冲进门中将敌打死八名，活捉三名。我们每人得了10元奖金，我升下士副班长，同时调到团部特务排服务。此时通济门稳若泰山。

    不料，战至12月12日（大概时间），光华门已被敌人冲进来了。在晚9时许，我们奉令移防到五马回朝。起初我们紧跟着团长的小包车，可是到了大街上，军民和骡马、单车、汽车夹道蜂拥而来，团长被迫跳下车，步行不到半里，我和他失去联系了。于是，我紧拉着上士班长张乃峰的手，他也拼命拉着我，害怕丢了我。就这样，在人山人海中一步一步挤到挹江门附近。时已半夜多了，可是把门的卫兵用枪压着“不准退”（原卫戍司令唐生智命令“死守南京，与南京共存亡，一寸河山一寸血”）。当时，在卫兵面前的人就暂时止了一步，但后面的人们仍然如潮水一般澎湃而来，就拥挤得卫兵连人带枪一齐跌倒在地，如是就人踩人、人摞人（踩死踩伤不知其数），把宽阔的挹江门（原也堵有麻色沙袋与人齐高）挤得气息不通，插翅也难飞过。我在无数脚踏之下，不知怎样攀爬过来了，当时也不顾得浑身疼痛（与班长也失去联系），挤万众人群中，冲到下关江边。此时江边纠集着千千万万的军民，唤声震天（我仰看紫金山上的守军，枪炮声仍然频频在响）。在既无民船又无轮船（破釜沉舟的背水战）的状况下，人们活像鱼游于鼎沸之中。然而万恶的鬼子，即在江中用木排汽油点燃着烈火——使我渡江者不淹死也被烧死，又从城内紧追扫射而来，以致我军民被迫在冰天雪地里跳江横渡（会游泳者划水而过，但对岸沼泥过深，纵然渡过彼岸而冻死于泥沼者不知其数）。我从小不会游泳，不敢跳江徒涉，我两眼望着江水滔滔，心中万分焦急。正在绝望中，幸亏旁边有五位战友（大概是广东部队的士兵，因为他们说的是广东话）挖到一根电线杆投入江中，准备渡江。我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就拼死地抱着木头，随同他们一齐划过。等到达彼岸时，已拂晓了。我抬头一望，看见这码头标志着“玉匣轮船码头”字样。我慢慢爬上码头时，浑身僵硬，不能行走。那时恰巧碰到一些人在此烧着大火，我也连忙爬拢靠火取暖。刚刚衣服稍干时，听说敌人已渡江，向我们包围过来，我就连忙随着一群混杂队伍一起跑到蚌埠。

    等我们到了蚌埠之后，那时就有我们总队长设有收容所，桂永清看到我们也万分悲痛（原来他善于带兵，很得兵心），发给每人10元以作剃头洗澡零用之费，同时当晚搞好火车，我们上车准备开到河南开封集中整训。等我们火车到达开封时，已深夜2时许。然而，在这深夜里，仍然听到夹道的各机关团体学校嘹亮的歌声和响彻云霄的口号：“欢迎捍卫首都的将士们光荣归来……”我感到极大的鼓舞。

    之后，我们全总队（三个旅九个团）收容官兵1200多人（副团长阵亡）获得了许多慰劳品，跟着改编为四十六师（师长李良荣）。我被调（经考试）到师司令部参谋处，担任准尉司书少尉书记之职，随后参加兰封郑州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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