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配天：记忆中的潼关炮战

    1938年，董钊（原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部队二十八师，奉命驻防陕西，兼西安警备，另以一部驻防该省商、雒地区。当时，我系该部一名中级军官，又兼任西安警备司令部工作。记得是2月间某一天，国民党驻防潼关河防某师部队，奉命东开，上级命令我二十八师派部队接替潼关河防任务。此时，师长董钊一面命令该师驻商、雒地区集团，按时赶赴潼关，接替河防任务，一面命令我带领副官和传令士兵等，先头去潼关接替潼关军警稽查处任务。命令下达后，我即带领随行人员，从西安出发，乘坐火车东进。我二十八师商雒部队，因遇雨，山路行军困难，未能按期到达目的地。此时驻防潼关河防某师，不等我军接防部队到来，即弃河防阵地东移，一时河防阵地空虚，步兵防守造成一场“西城弄险”混乱局面。

    当我乘坐火车前进至华阴车站时，火车停止不行，车站人们嚷嚷不知为何。我即下车询问车站人员，他们说潼关打炮，情况不明，正在电话联系询问。这时，我们俯看沿铁道两旁从东向西面来的行人，慌慌张张，像逃难一样，有的扛着被子，有的提着篮子，还有的赤膊拖着鞋子西行。从人群中出现一位军官，迎面而来，一望而知其是一位宪兵少校军官。我即抢前拦住他询问，他是一位宪兵营长，从潼关来的，也显出慌张的样子。他说，日寇向潼关开炮，河防守军撤防，宪警也随之都撤走了，车站起火，城关车站混乱。人们纷纷向西逃来……情况不明。正说着，华阴车站已接通了潼关电话，火车可以通过，敌人仍临河从风陵渡炮击潼关，一时混乱，人们都纷纷逃难，敌人现仍不断地向潼关打炮，但他们也不知道河防有无防守部队……我对宪兵营长说，情况既是这样，我就是奉命先来接替潼关稽查处任务的，我二十八师部队已向潼关开来，接替河防任务，我请他和我同行返回潼关维持治安。他说，他驻潼关的一排宪兵已撤走了，潼关稽查处目前也没人了，他显出为难的样子。随后又说，他离开潼关时，随后有人从潼关西来时说，敌人抢渡过河，有的说敌已过了河，潼关城内已发现枪声。我请他还是随我上车同去潼关，火车继续缓慢地东行。到潼关车站外，即停车，因看见车站起火，未敢进站。这时，人们都纷纷下车。而这位宪兵营长，乘我们下车不防时，却不告而别溜之大吉，不知去向了。火车则闯过潼关继续东开了，时已接近黄昏，天空挂起一朵乌云，地面鸦雀无声。车站停放的一列装有棉花包的车辆，早已被敌炮打中起火，冒着浓烟，也无人抢救。因车站目标暴露在敌炮射界之下，而敌炮仍断断续续地向这一带袭击，不便活动。这样静悄悄、黑漆漆一片，俨然似一个战场情景。

    潼关城内，更加寂静，全城各界人士一闻炮声和城内枪声，均纷纷仓皇逃走一空。几处房屋被敌炮炸毁，各家门户敞开，偶尔有敌炮弹打来，几只小猪守候在自家门前狂叫。军警稽查处一片零乱，却无一人。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开展治安工作活动，先得锁一些门户，防盗窃汉奸活动，同时侦察河防。此时我军尚未到来。

    我们火车夜晚照常通行，唯河防无兵防守，形成“西城弄险”，我一夜担心河防。次日，我军赶来先进入阵地，另一部开进城内，我们又找宪警同我军展开潼关地区警备治安工作。潼关为什么一时会有这样混乱局面，出现枪声呢？这是因为当敌人炮弹从风陵渡打来时，宪兵、武警、社训队，都先后仓皇从城内撤走，逃离潼关，县政府看守所犯人，越狱乱逃，警察局局长鸣枪镇压打死了犯人。人们听到城内枪声，以为城内发现敌人，所以也都仓皇弃家逃出城外，有的向南原逃去，有的如商人、旅客，均出城沿铁路向西逃至华县一带。这种恐慌紧张的局面，就是该县警察局局长造成的。

    次日，一部分人回到城内，其他有的老弱投亲靠友，有的在南原道搭起席棚备作避难，但城关商店都感到敌炮威胁，紧关门户，停止营业。次日，潼关警察局一位局员白某带回几名武警，参加了我们治安工作。但局长仍逃到南原，迟迟不敢回潼关来，经我们派该局白局员，才把他招回。当时，我很气愤，身为警察局局长，不能危急时应变，反而鸣枪带领警员逃跑，引起一场大混乱，临阵脱逃，军法不容。我们将他押解到西安，交省会警总局审判。连日以来，日寇炮兵向我潼关不断地袭击，因我二十八师炮兵射程不够，不能还击。敌人炮兵阵地就摆在河沿上，后经上级调来炮兵一排（据说当时调来之炮兵队系蒋纬国所带之炮兵），随即在潼关高处构筑炮兵阵地，首先摧毁并打退风陵渡河沿敌人露天炮兵阵地，迫使敌人大炮后移到一个天然掩蔽部炮兵阵地，不敢再在河沿露天发射，降低了敌炮威力，发挥了我军炮兵威力。侵占我风陵渡口的是日寇黑石师团，其炮队系我塘沽海岸四十生的大炮，威力很强，但运动不便，只是沿交通铁道路线上发挥作用，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潼关形势险要，但地形低于风陵渡，目标暴露，敌人居高临下，居于优势。潼关车站，城内火车穿铁桥（火车是穿城西过）通过时，常遭到敌炮袭击，火车通过时不鸣笛，加足马力，闯关而过。鉴于这样还不安全，只好另行改道通过，但还要“闯关”而过，火车“闯关”二字一直叫到抗战胜利为止。人们不禁要问，风陵渡为什么失守这样快？山西省地势险要，晋北晋东南山脉和娘子关均有我大军阻敌，想不到战事变得这样快。敌人迅猛地打进了山西东禹门，沿黄河东岸以至风陵渡均被敌寇占领。据说当日寇向山西进军时，阎锡山首先逃之夭夭渡过黄河，到陕西宜川秋林镇。同时，也有人说，阎曾密派军长某某与日寇周旋勾结，将帅没有抗战决心，怎能激起下级官兵英勇抗敌之勇气呢？难怪日寇打进山西，如入无人之境，迅猛地占领了黄河沿岸，隔河炮击我们。恰巧这天，敌人进占到风陵渡，我守潼关河防某师部队，不等我二十八师接防而东调，致使河防空虚，新旧不能见面接替。敌人隔河炮击，潼关顿时混乱。如果这时日寇察觉我河防无守军，便可乘虚抢渡，占领潼关。潼关天险，为西北门户，天然屏障，一旦敌占领，则关中八百里秦川便可长驱直入。西北人民将会遭到日寇残杀，不堪想象。

    国民党军队从来在战场上，不能团结，不能协同作战，有些将领保存自己的势力，不能互相支援，最后同归失利。晋军阎锡山，曾特派张培梅为军法执行总监，张将军亲赴前线督战，但还阻止不住晋军后退，纷纷向山区转移。正如军中有些官兵所说：我们抗日，打鬼子，但没发现鬼子，就先倒退了40里。张培梅将军气愤至极，自杀以谢国人。

    潼关自我二十八师接防后，河防部队坚守阵地，军警稽查处则维持治安，打击盗窃、汉奸一切坏分子，火车畅行无阻，一切秩序井然。日寇虽不断地和我军隔河炮战，但我军坚守潼关，敌始终不能越进一步。

    高风翔：河东战役的失利

    1939年，抗战期中，19岁的我，刚刚从皖北沦陷区阜阳县一个偏僻穷困农村私塾，转入阜阳县城抗战中学读书。中央军校七分校十六期招生，出自爱国热心，我弃学考入该军校，没通知家人，随招考人员徒步径向校址西安行进。至河南陇海铁路线，一个叫闵乡的小车站，乘火车到西安，下车至王曲校部，经复试后，编入步兵科十三总队。5月2日入训，至1941年3月29日，一年又11个月的军事教育结束，毕业典礼后，待命分赴战场。5月间，奉命分派十六军第一预备师，下派第三团第一营第二连任少尉见习官，不久补排长缺。部队驻在陕东县城县以北，防地为吕梁山区黄河西岸沿线，是河防守备部队。该师共四个团，另外师有直属部队，师部及直属部队幕僚、警卫、通信、轻重、士兵、机械、卫生、军需、勤杂等大约有一个团，均驻县城及附近村庄，并设有前线指挥所。各团防地在县城以北，约15公里外河岸线上。一团在右翼，二团在河东靠河岸上一个叫帽子山的据点上，第三团以二、三两个营配属在第二团的左翼，都是山地；第三团的第一营，在第一团的左翼，形成第二团的第二线，一连在右翼，临接第一团；第三连在左翼，左邻友军，即第二战区阎锡山部；我二连在中间，阵地名叫猥子山。团营部均在二连稍后的赵家山。一、三两团左右均有友军，唯河东第二军及三团的二、三营正面，以及二团右翼，与敌人接近。另外一个团，叫补充团，无守备任务，在后方整训。我未到部队之前，该师已驻守河防一年之久，固守不动。有时师派出直属部队特务连到河东敌区做游击活动，河东二团及三团的二三营，也有时派出一个班或排，袭击敌人岗哨。据说师指挥部，发出过明令指示，没有师司令部的命令，前线部队不得擅自做连以上大部队战斗行动，确保我军实力，待机反攻。

    我到部队时，年仅21岁，对部队的战斗计划行动，当然一无所知，关于敌情方面，仅知河东属山西的西部，绛州、蒲州、运城等地都是沦陷区，当前敌情也不明，而上级也不让我们低级军官知道全部敌情，只有平时在连内带士兵做些射击和野外战斗教练及爬山等锻炼，一旦战事发生，报与敌拼杀决心以尽军人天职。但有时自己冷静地想，部队任务，固属守备，但老是固守不动，静待敌人向我攻打，方始应战抵抗，未免失去部队作战主动性。根据长期得到的情报分析，敌人目前不可能有从此地进攻陕西渡河之举，即使敌人进攻而河东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也顶不住。敌人这样，河东之团孤军守孤点，有何意义？应该是二团主动排除当前敌人哨岗，开辟战场扩大地区范围，并经常派一部分兵力潜入敌区，以游击战方式配合老百姓袭扰敌交通线，破坏桥梁、车辆、军事设施等，处处去打击敌人。这样能活跃部队战斗力，起到部队战斗作用，否则这个团就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就应在敌前固守。因为我曾到河东二团看望过，所以有这样的设想，并且和我连长谈论过。河东二团不战则已，战即不保。

    当年冬初11月间，得到情报，敌人纠集晋西南两三个县的兵力，配属飞机三架及重炮等，连伪军在内，大约1万人，声扬扫荡河东中央军、向我二团及三团二三营形成包围圈。战斗一开始，二团前沿阵地两个连，即被打垮，左翼三团的第三营被击溃，营长被俘，二营突围向二战区转移。据说敌指挥官广莱在进攻之前，与二战区阎锡山部签订互不干犯密约，因之阎部按兵不动。这样只有二团据守一个制高点，上有飞机轮番轰炸，下有重炮轰击，战斗仅一团、二团，即向师告急求援。我奉团长直接下达命令，率领全排轻装夜渡河东参与二三营战斗，听二营长指挥。过河东后，径向二营长联络，如联络不上二营长，可向三营长或二三营任何一名连长联络，并听其指挥。当时前线的战斗情况，团长全部清楚，在师长的命令下，不得不派出一小部兵力，去做牺牲。头两天，我第一排已派往河东，也是和我的任务一样参与二三营战斗。过河东后，连信都没有。河宽仅300多米，一个多小时后过河登岸，部队在山谷停下，放出警戒，再派斥候一组，搜索敌情，并向二三营联络。直到拂晓净听得二团主阵地枪炮声，前面无敌人，又加派一组斥候。不久搜来二营一名负伤失散的士兵一同来报告，二营全都向二战区退走了，三营早就被打垮。这时，我断定敌人已向二团主阵地压缩，三营打没了，二营转移，现在此处正是真空地带，若向二团主阵地靠已不可能，那是自找灭亡，立即命士兵们吃点干粮，并说明向二战区方向转移追赶第二营，派出尖兵和左右侧搜兵及后卫警戒掩护，顺沟川立即向指定方向转移。到二战区，岗哨所内不许通过，只得从敌前和二战区双方监视地区隐蔽通过。行进中收容二营失散士兵七八名，随排转移并遭到敌岗哨射击，没和敌军遭遇。经两三日的转移，在山谷中，遇上二营六连长，全连只有六七十人，问连长、营长及其他各连情况，因战斗时失散，情况全不明，为什么没向二团靠，因被敌人切断，靠不过去了。我请求该连长，今后我排行动，听由连长指挥，连长指示我排与他们连拉开距离行进，免得目标过大，易为敌人发现。六连在前，我排在后，按指定距离跟进。通过两天转移，完全进入二战区防地，由一个叫作革镇滩的渡口过渡西去。又经二日行进，回到猥子山阵地，向连长报告情况，遗憾的是我没有与敌人直接交手战斗。仅两周的战斗，河东阵地即陷入敌手。二团官兵或阵亡或被俘，只逃回团长一人，后来只落得团长被枪毙，师长撤职留任。这次战役的失利也就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惨痛事件。

    周穆深：孙家埠掩护战

    “八一三”后三天，我们部队开拔到淞沪抗日，我那时是炮兵第八旅十六团三营副营长（旅长乔方、团长王若卿、营长曹英麟）。到达罗店前线时，遇老长官十八军军长罗卓英，他命令我回十八军，于是调任陆军第六十七师三九八团一营少校营长（团长曹振铎），在上海附近艰苦作战三个月后，撤退到南京外围宣城、宁国地区。

    我隶属的兵团有三个军，十个师，以十八军为主力，这个军有四个师（即十一师、十四师、六十七师、九十八师），兵团总指挥官薛岳，副总指挥官罗卓英（兼十八军军长）。由上海撤到宣城、宁国时，部队虽士气旺盛，但已打得七零八落，伤亡很重，大量减员。我三九八团共编为一个营，附迫击炮两门，700余人，指令我率领在孙家埠、水东之间担任掩护，兵团大军在徽州、屯溪地区休整补充。

    掩护任务为三个月至五个月，要在三五个月内负责掩护大军安全地整训补充完毕，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孙家埠是安徽宣城所辖的小市镇，距离徽州屯溪五六百华里，为交通枢纽之地，有一条新修铁路和两条公路。铁路即宁赣线，由南昌至南京，只通一次车便被破坏了；一条公路由南京经芜湖、宣城、孙家埠至湖州、杭州；一条公路由孙家埠经宁国徽州屯溪至南昌。此地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要在孙（孙家埠）宁（宁国）之线掩护大军安全休整，是很不容易的。

    11月20日，我营到达孙家埠，久战之后虽有些疲劳，但官兵士气振奋，大家有信心和决心完成掩护任务。当即召集班长以上人员开会，研讨对敌作战方法，决定采取多种有效措施。首先封锁消息：凡通往宣城、芜湖、南京、郎溪、广德的广大地区大小路口，都日夜派兵把守，只准进，不准出；日夜派出巡查队捉拿向东北、正东方向出去的形迹可疑的间谍和汉奸；另派出武装便衣侦探向南京、宣城刺探敌情；通知当地政府晓谕老百姓，不准向以上方向行动。目的是使日寇不能了解我方内情，避免敌骚扰搞突然袭击。

    疏散人口：淞沪抗战撤退前后，上海、无锡、苏州等地区的人民，不愿受日寇的奴役都纷纷跑到后方逃难。11月中旬，拥挤在宁园、河沥溪、农村的难民不下三四十万人。他们虽有钱却没有粮吃，有些缺少冬衣，时令又快属严冬，几辆交通汽车只供军事上需要，不能提供客运，还不知日寇魔爪什么时候伸到这里来，难民们辗转流落、饥寒交织，彷徨街头田野，身心十分痛苦。我鉴于对他们的同情心和联系对作战上的不利因素，当即电告总部，请准将孙家埠的国家粮仓一一打开，首先让难民们无偿取粮，有秩序地自由领取，要多少，取多少，有粮后，然后动员他们徒步向后方转移。这个办法很好，两星期就疏散完毕。

    这个粮仓共十个小仓，每小仓储1000麻包稻谷，每包200斤，计1万包200万斤，系国民政府由西贡买来做稻种的。

    掩埋要塞大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从德国克虏伯兵工厂买回全新的用电力操纵的12英寸口径海岸要塞大炮一门，还没有来得及安装在海岸要塞炮台上，日寇侵略军就打进淞沪来了，于是慌忙将这门火炮搬上宁赣铁路火车上，打算运到后方，光这门火炮本身和机械就满满装载整个一列车，十个30吨的车皮弹药还不包括在内。刚运到孙家埠，铁路被挖断了，负责运输的人，便将全列车丢弃在轨道上，自己跑得无影无踪。我认为，这门火炮如果被日寇俘获利用，我们将要遭受多大的损害啊？我决定派出一个加强连担任前线警戒。集中主力紧靠铁路一侧挖8米长5米深5米宽的土坑，把这门大炮从列车上滚下来，深埋于土坑里，埋好后，铲平地面，不留痕迹，估计敌人是不易发现的。

    以攻为守，捕捉俘虏：1937年12月中旬，南京失守了，全营官兵一致悲愤！日寇随即占领芜湖、宣城，向孙家埠进犯，我营以水东为依托，采取灵活战术，对敌大部队则扰袭并对其进行夜间佯攻，使宣城守敌不得安宁；对敌小部队则摸清情况，坚决打击，我武装便衣队几次突入宣城、芜湖、郎溪外围打扰乱战；营主力几次突过宁杭公路，阻击敌人，破坏交通。共计阻击和袭击敌人30多次，打退日寇小部队进犯10多次，后方安全未受丝毫影响。

    1937年12月下旬，日寇大部队由南京、芜湖、宣城沿宁杭公路向东行进，当即将情况向薛岳总部报告，旋接薛岳电话：“你抓几个俘虏来！”我答：“捉俘虏很不容易。”薛说：“捉不到俘虏，要杀脑壳！”薛岳广东乐昌籍，一贯有霸蛮恶习，上海八字桥战斗时，他也向我打来同样的电话。

    接薛岳电话的当夜，月色朦胧，我率领第二连摸到宁杭公路边，探看虚实。第二连连长黄健三，军校七期生，机警性强，他率两个排掩护。我同一个排摸到公路上，发现敌人通过后，路上遗下许多纸质路标，箭头指向东方，我让士兵迅速收拾起来，一直收到孙家埠公路交叉点，再将路标铺到孙家埠至徽州的公路上，箭头指向我方。

    任务完成已凌晨2时，赶快回到营部，命令第三连即刻出发，埋伏在这段公路已经破坏了的木桥边，构筑散兵掩体，等待敌人到来，其余部队在拂晓前准备战斗。很幸运！刚刚拂晓，就听到东北方向隆隆的机动车声，敌人果然来了，两辆装甲车在前，两辆汽车在后，正向我们阵地直驶。到达桥头一看，敌人自知中计，慌忙掉转车头，企图逃跑。正在此时，我们的机枪步枪一齐打响了，还甩了几十颗手榴弹。敌装甲车掉头后，猛烈向我方射击。从汽车上跳下来的日军，不死就伤，多倒在路旁田间，有些还伏在汽车上，30分钟，战斗结束，俘虏中只有五名是负了伤的男人，其余都是女人，她们都有名片，叫“爱国协会”会员，有一个组长叫田宁君子，都是20岁上下的女青年。经过谈话，了解她们所谓“爱国协会”会员，实际都是营妓。日寇军国主义式的部队编制，每个连队就配备营妓四名，作战时在部队后尾跟进。这批营妓属日寇常备军十八师团，这个师团正企图攻占杭州，这批营妓通过，说明敌十八师团所有的战斗序列部队都已通过了，这是最后一批。我将情况直接电话报告薛岳，薛说：“好嘎火（好家伙）！”

    翌日就将这批俘虏解送总部。

    1938年3月，我营奉命将任务移交友军一个步兵团和另一个游击司令后，开回绩溪归还建制。

    贺金超：我任迫击队长的那一年

    八一三以前，我是十八军十八师三十一旅六十一团通信连连长。为了痛击日军，我团将各营迫击炮排集中使用，成立迫击队，我兼队长。8月12日我团在莱阳乘火车开赴上海，当时长江恐有日艇，即绕道郑州、徐州，至浦口过江，乘火车16日凌晨在上海北站下车，开赴前线。当时我军已击溃日军。我部待命时，汉奸打信号弹，不到十分钟日军飞机、炸弹、日艇、大炮齐向我轰炸。我团捉到汉奸，说明其行为可耻，要他改邪归正，以后再犯将严办。后来前方汉奸就没有了。

    8月19日，日军向我罗店进攻，我部急行军赴罗店，中途遭日机轰炸扫射。下午2时许，赶到罗店展开战斗，我师控制罗店。两天后我右翼公路有敌人骚扰，我团沿公路搜索前进未见敌人。接着敌人向我后卫进攻，我团全体官兵奋起还击，郁积在心中仇恨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给敌人沉重打击。上午9时至下午5时，战斗十分激烈，日军被击溃，我方伤亡较重，一连连长刘沛、五连连长周上瑚阵亡。

    在罗店抗击日军的日日夜夜中，时常是短兵相接，展开白刃肉搏战。日军几次广播说，中国罗店方面兵顽强。开始日军向我方攻击，我迫击炮与步兵配合，还击日军。日军随即停止攻击，后来日军重炮等进入阵地，我炮一击，敌炮随即轰来，如果变换阵地，日军方面树上、房顶上、气球上，机枪扫来反而伤亡越大。我们利用参加过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的一些经验，利用地形地物，深挖散兵掩体可减少伤亡，有利打击敌人，保护自己。

    迫击炮也可佯攻，观测到敌人目标，先把一二门炮离开主攻地，向敌方目标轰击，稍停后又继续轰击，敌人会发生错觉，敌炮向我佯攻地猛轰时，我们佯攻阵地人员较少，容易换阵地。而我主攻阵地炮口早已对准敌方目标猛击，这样很奏效，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日军利用上海众多小河，向我军前沿阵地拉近，或挖战壕，向我阵地接近，我常带领迫击炮临前沿轰击敌人。白天临前沿掩体观测敌方动情，测定方向位置、目标距离等；晚上把炮拉上猛轰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迫使敌人不得不改变企图。

    我师从在罗店阻击日军起到10月26日止，两个多月日军未能突破我罗店阵地，日军把部分兵力向上海移动，我师奉调上海南翔。10月27日见我友军后撤，我团虽伤亡较重，但仍精神饱满。全体官兵争先恐后，勇往直前，赶到小南翔阻击敌人。11月1日，敌军利用坦克、大炮向我方阵地猛击。战斗到天亮，在我方有力的火力攻击下，敌军伤亡惨重，20多名敌人无法返回，不得不跳进我阵地前边防敌坦克的战壕内被我俘获。11月3日凌晨5时，我团乔团长，派我侦察地形，说有六门榴弹炮向前推进。我就在这次侦察任务中，身负重伤，敌弹从我右腰贯穿。

    朱徽焌：淞沪之战及守禹门口和潼关西五里铺

    1937年8月13日日寇对上海的进攻，激起了中华民族保家卫国、同仇敌忾的决心，赴上海参战的国民党官兵达50余师，70多万人，号称百万大军。那时我在十八军十一师三十一旅六十二团当上尉连长。

    为增援上海，十八军沿长江东下，8月下旬到达南京，9月初抵达上海外围战场崑山—太湖之线。我连负责防守小南翔至北塘口沿河阵地。一到战场，官兵作战情绪十分高昂，藐视日寇疯狂气焰，士兵冲杀勇敢，使敌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由于日寇海军炮、陆军炮不下百门，加之飞机狂轰滥炸，形成强大的立体火力，战斗不到一周，我军死排长一人，士兵20余人，重伤40余人（上战场时我连满员为142人），几近半数。后方马上增补齐全。几经增补，不是士兵相互不认识，就连我这个当连长的也官不认兵，兵不认官了。我后方十二团计14个连长，不到20天，就剩下三个了。

    战斗十分残酷，人员死亡过重，加之生活困难，士兵情绪下降了。生活困难主要是通天吃不上饭。因为做饭怕“空袭、炮击”，做好饭，因交通不便，饭未送到，送饭的就被打死了。看到这种情况，我和司务长商议：将连部分为前方连部和后方连部，我负责前方，司务长负责后方。后方连后移3公里，由司务长负责补给及伙食问题，保证每天有饭吃，白天做饭，夜间送饭和吃饭。连长、排长、司务长每晚在阵地前碰头一次，一面吃饭，一面商议问题。

    这样做，很快稳定了士兵情绪，前后方行动畅通了。

    记得上战场不久，我的传令兵就叫日寇的炮弹把左腿炸掉了半截。传令兵叫安春代，农民出身，是我的老乡，湖北武汉人。他的腿炸断后，因万国红十字会给包扎换药，我几次叫他下去，他都不肯。我那时已两次受伤。他说，只要连长在战场，我就不后退一步。就这样，他一直拖着腿，爬行着，执行任务。一直到我昏死过去，他没有离开阵地，也没有离开我。

    上海郊外，一马平川，难以隐蔽，加上日本飞机穿梭扫射，炮火连天，每行一步，真比登天还难。那时水稻地毗连，泥水泛滥，更增加了行动困难。我发动官兵将阵地附近水稻割出1米宽作为交通壕，我们称之为软体战壕。那时水稻已有1米高了，刚好可做遮目屏障。我们将软体战壕编上号，行动就比较方便了。

    上海外围水利灌溉系统非常先进，可灌可排，并可以通行小舟，就是水位太高，不能下挖一镐。于是，我发动官兵将阵前日军尸体拖回，三三五五堆起来，作为掩体，有些大兵诙谐地说，这叫“友爱”掩体。

    记得有一次，我们从附近乳牛场赶回200来头牛，把刺刀、短刀绑在牛头上，然后在牛尾上洒上汽油，忽然将牛尾点燃，200来头奶牛发狂般地冲向敌阵。刀戮蹄踏，日寇惨叫连天，死伤大片。我们美其名曰火牛阵。

    我在上海作战83天，负伤三次，因为团长不准下火线。记得团长在电话里对我说，再坚持一下，我这个团长还在呢！我知道团长的肚子都叫子弹打穿了。我说，好，坚决与阵地同存亡。团长和我都哭了。

    最后，我又中了日寇达姆子弹，达姆弹毒性大。我左手腕骨被打碎，周身浮肿，不进饮食。团长听到后，让人把我抬下火线，送经蚌埠第五陆军医院。在医院里，我听到团长已经战死了。

    我在医院里治了三个月，那时十八军开往徽州整训补充。军政部即派我到第五预备师为营长。第五预备师旋改为一〇九师，我任三二五旅六五〇团三营营长。

    我营守禹门口，接替了原是一个团的阵地。许多人为我捏着一把汗。出发后，我带领各连连长察看地形，拟了个防守计划征得了师部的同意。记得当时的计划是：撤销河东岸桥头堡阵地，代之以30余左轮游击队，相机作战；将团阵地缩编，代之以排为单位的战斗据点；其余人员一律在阵地后方3～5公里处做机动训练，班排进行攻防演练，使官兵娴熟其作战任务，纵横联系；游击范围为河东岸沿我守军之线，河津、稷山一带，深藏于群众之中，以不伤害自己为重，尽量穿插作战；联络信号以旗语为主，等等。

    这样守禹门口，机动灵活，以逸待劳。三个多月，日寇不敢接近河沿，而我游击人员和群众将日寇的一个骑兵大队几乎消灭了三分之一。

    后来我营调守潼关西五里铺，亦名吊桥，那是渭河和黄河汇合口，居民多以捕鱼为生，自潼关设防以来，禁止渔民下河捕鱼。渔民敢怒而不敢言，怒愤甚深。我接防后，乡镇长多次提得此事，我考虑了一下，提出一个防守计划征得了师长的同意。

    这个计划大概是，准许渔民下河捕鱼，早出晚归，不得贪时贪鱼，每天渔舟上插入军方便衣一人，带足手榴弹，渔舟由他指挥，舟速由渔民自行掌握。这实际上成了游动哨：渔民所捕之鱼，归渔民所有，军方不得分肥；如遇战斗状态，渔民必须竭力相助与军方形成战斗体；发现敌情以旗语通信，迅速撤返我守哨所以内；出去的渔舟必须随时与守备哨所保持编号联系。

    以上计划由军方与地方行政首脑签字，共同遵守执行。这个计划军民两利，军民感情融洽了，河沿哨所增强了。

    张配天：徐州突围片断记忆

    1938年3月下旬，我二十八师驻防西安，守备潼关河防，我担任潼关军督察处长，时值台儿庄战事吃紧，上级命令我师开赴台儿庄参战，师长董钊（以后是陕西省主席）奉命后，即率全师乘坐火车，向台儿庄出发，同时命我收拢潼关军督察处移交后，连同师部主任秘书杨风亭、童蕴生等官兵，一同去前线。我于3月下旬某日，随带武装传令兵三名，带自行车、照相机等，同杨、童二秘书等，乘坐开往徐州最后一次绿钢皮快车，在一个下午抵达徐州。下车后，我建议先去城内吃饭，一面打听我师位置及前方情况，再去找部队，杨、童二秘书坚决不同意，他二人和我们分手，遥向徐州以北方向走去。我等四人进城，拟先吃饭，后洗澡，其目的是能打听得前方消息，再作行动。不料一进城，看见饭馆都关门，只好进澡堂洗澡，这时澡堂洗澡人很多，大都是从前方下来的官兵，我在他们中间了解到前方情况很多。有的说，台儿庄已失守，我军在与敌激战；有的说，我军失利，已纷纷后撤……我们正在谈话，澡堂老板下逐客令：“老总，先生们，快穿衣服，我们要关门了。”大家都急忙穿好衣服，出了澡堂门，这时太阳已经偏西，大街小巷，行人稀少，表现十分惊慌，如临大敌的样子。路过一个教堂，大门紧关，门道挤满了散兵、病兵，看样子想进教室，可打不开门，街上行人越显得稀少，有零星散兵在街头徘徊，商店、旅馆早已关闭，可见老百姓对前线情况比我们要更清楚，他们知道徐州已临大敌。我和几个官兵不约而同走在一起，他们都是从前方下来的。战事急剧变化，此时，我们不知该向何处是好。看来徐州难保，我等不能在城内久待，还是出城观察形势。这时远望西南城墙高地上好多的军人。我等随即也登上了城墙高地。这上边都是从前方下来的徒手士兵，在这里徘徊观望，找不着自己部队，不知该向哪里走才对。眼看日落西山，夜幕降临，我也感觉在这里过夜不妥，走吧，已是黑夜，地理不熟。士兵们大都已铺好了军毯，准备在这里露宿过夜。还是离开徐州、向南活动为妙，我决定和我的三名武装传令兵，推着自行车，向徐州以南前进。黑夜摸着走了20余里，所经过的村庄都未发现有老百姓，他们都早逃走了。这里还是恐慌情景，只好转向东南方向前进了20多里，在一个村庄外停下来休息。饥饿难忍，想找点东西吃，但不敢叫老百姓门，怕的是地方不平静。正在村外一个碾鸡场休息，忽然发现东北方向，升起一个气球，这些疑是敌人空中侦察气球，只好在这里等候天亮，再定行止。拂晓，忽然看见从南飞来一架直升机，降落下来，接着又起飞转向南方飞去了。这就是蒋介石派来的飞机，把李宗仁长官从战地接走了。李宗仁走后，由孙连仲代理长官，留在战区，指挥作战。我立即朝着直升飞机起飞的方向前进，转向徐州东北方向，绕道搜索前进，一直前进到了徐州以东、双沟附近。这里又是一片慌乱景象，兵慌马叫，在一片未收割的麦地里，聚集着十数门大炮，仅有少数官兵抬，脱缰骡马乱成一团，不可收拾，我很惊奇！难道我军撤退就是这样的溃乱吗？再朝前走，前边聚集着百余名武装整齐的手枪队，周围还有很多的散兵，一望而知其是冯玉祥将军的老西北军装备的手枪大刀队。我们急忙赶到那里，看见中间就地坐着几位军官，旁边放着一对木饭桶，还有两名军士正在吃饭。因为我们两天一夜都没有吃东西，饿极了，便向前要吃他们的饭。这时一位魁伟高个军官，沉着显出和悦的口气说：“桶内还有吗？让他们吃。”这位就是孙连仲总司令。接着又有一位身材魁伟中等个军官说：“看桶内有你们就吃吧。”这位就是护卫着孙总司令的池峰城师长，这时我和三名传令兵拿起地面上放的碗，折了根高粱秆做筷子，一下就把两桶剩的稀汤面条都吃光了。接着我便问孙总司令，我们二十八师部队的位置，因为我是从后方来找部队的。总司令说：“部队撤下来都乱了阵，电台失了联络，不知道撤到哪方向去了，可能向东淮阴撤退了。”双沟距徐州很近，也很乱，孙总司令随即离开此地向东前进。这时好多的散兵也紧围着总司令，乱慌慌地走。池峰城师长几次说退不了这群散兵，气极，喝令手枪队士兵举起大刀驱赶，也赶不离了。我对孙总司令说，可以把他们都暂时编起来，找寻部队。总司令很同意说：“好吧，我派你为收容大队长，编成队伍，向淮阴方向走，撞见他们的部队就让他们归队。”说罢总司令继续向东南方向前进，我随即对这百余名散兵边走边说，跟我去找你们的部队，并对这些散兵讲话，单独行动不大安全，编成队伍，便于行走……但仅仅只有半数听我的话，编成队伍，我率领着向清江浦前进，沿途经过睢宁、泗阳、淮阴，边收容边打听各部队，到达清江浦时仅剩下20余名。

    清江浦已是敌人的后方，韩德勤是江苏省主席，他本人还在江苏，江苏还有地方部队，所有从前方撤到这一带的大军，都在这里收容、整编。我二十八师原在沭阳涝沟一带与强寇板垣师团激战数日，挫败强寇，消灭了日寇山田联队，缴获敌人武器战利品很多，我师伤亡3000余人。全师撤到清江浦经整编后，编余军官50余名，师长董钊派我为军官队大队长，编成军官队，也进行了整顿，而我师主任秘书杨风亭、童蕴生二人始终没有归队，证实是被日寇杀害了。

    部队在清江浦整编后，准备向我大后方汉口改沿平汉线广水等地突围转移，这时命令派遣我率军官队作为先遣侦察队，以搜索敌情，侦察突围行军路线及通过日寇控制的陇海路线据点。日寇控制陇海铁路，各大、小兵站均筑有碉堡，沿铁路两旁还筑有工事。大站停有装甲车，并用手压车装设机关枪，日夜沿铁路来回巡察，戒备甚严，一发现目标，就扫射，害得老百姓不敢下地干活。沿铁路田地，大都荒芜。我带领的军官队配有手枪，前方是便衣侦察员，在大军出发前，先一日出发，沿途搜索侦察到安徽团镇附近铁路线。我军在一个夜晚，乘敌不备，顺利地越过铁路线，到达我后方。这时，我大病卧倒，以担架抬至湖北麻城县，送进该县教会医院治疗，我又掉队了。

    台儿庄重创敌寇，徐州战事急剧变化。

    徐州战事为什么急剧变化？我守台儿庄的第二集团军，池峰城三十一师顽强与敌寇激战多日，屡挫大敌。日寇见正面进攻难以得逞，另调来有力部队，分两路向我徐州迂回包围，大举进攻，黄口车站、宿县，先后失守，徐州处于包围之中。李宗仁长官见徐州战局恶化，徐州不保，只好下令全军撤退。二集团军孙连仲总司令撤至九里山附近，命令三十师和二十七师在这一带掩护大军撤退。一天中午，日寇出动数百架飞机，升起了几个气球，指挥炮兵向我军猛烈射击。日寇大军向我退却部队追击猛烈，打得我掩护部队溃不成军。撤下来的部队乱成一团，官兵各自逃散，弄得连找不到营，团找不着师，这部士兵跑到那部，打乱了建制。大部队退却部队聚集在一个南北仅仅30多里的地区，将要收割的麦子都被踏毁。士兵因连日得不到饭吃，在所经过的村镇捉鸡捕鸭。老百姓叫苦，逃走一空。孙总司令的部队，三十师张金照部，从徐州突围到达了湖北广水，孙连仲总司令和田振南、冯安邦两军长一直退到苏北淮阴地区。不久，蒋介石派飞机把他们都接到汉口去了。还有个别将领化装到高邮转而到上海去了。

    徐振楼：我所目睹的台儿庄之战

    我系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三十师八十八旅一七五团二营四连战士。

    “小小台儿庄，变成大战场，浴血抗敌寇，战绩何辉煌。”这首歌曲把我带回了几十年前硝烟弥漫的台儿庄战场……

    1938年3月，我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三十师八十八旅一七五团二营四连当战士时，营长不断向士兵介绍七七事变后各个抗日战场的形势。一天突然紧急集合，连长宣布部队马上出发，全军开向台儿庄增援四十军。

    台儿庄是山东最南部的一个小集镇，临河又靠铁路，是有名的水旱码头，为山东入江苏、安徽之咽喉。四十军庞炳勋部，奉南京最高统帅部命令，日夜兼程280里，占领台儿庄火车站，遏止日寇沿津浦路南下占领徐州。庞部到台儿庄刚修好阵地，即被南侵的日军团团包围，一切外援均被切断，情况十分紧急。当天傍晚我二十六路军司令孙连仲率部赶到台儿庄附近，出其不意又把日军包围。我记得这天晚上刚吃完送上来的两碗米饭，班长向战士们说：“弟兄们，四十军被围困一天一夜，水米未打牙。咱们是增援部队，应当奋力往上杀，救出友军，死到战场上光荣，退却是亡国奴。”班长的话刚完，冲锋号响了，营连长肩扛轻机枪冲锋在前，战士们个个群情激昂，像小老虎似的。霎时枪声震耳，小小台儿庄处于硝烟弥漫之中。据悉，四十军全体官兵困守阵地寸步不让，打败日军的数次进攻后，陡见日寇乱了阵脚，料是增援部队已到，群情顿时沸腾起来。三十九师师长马会晤，一手提着寒光逼人的宝剑，一手拿住六轮盒子，冲在最前边，带领战士们奋力往外杀，我二十六路军官兵奋力往里攻。在上有日军飞机轰炸、下有坦克炮火袭击下，我部和友军无一人后退，最后肉搏成近战时，用不上长枪用大刀砍。日寇见中国军队英勇顽强，料想用武力难以征服，第二天晚饭后向北溃退。

    此时，最高统帅部电令四十军固守台儿庄阵地，以防突然事变，我部追歼北逃之敌。我跟随部队追歼日寇到白山时，正端着七九步枪向前冲杀，一个飞子从我面部射入，左边牙骨被打碎，顺脸往下淌血。战友刘建忠急忙解下绑腿给我连头带脸包住，并很快把我转进后方医院。等我苏醒过来时，一位护士告诉我，台儿庄战役已获全胜，共消灭日军精锐部队1万多人。可我连也由上阵时的171人，只剩下77个了。台儿庄之战写入抗日战争的光辉一页，我中华儿女付出多么大的流血牺牲啊！

    （冯全声 整理）

    张廷献：左膝中弹裹伤再战

    一、振奋精神，出川抗战

    1935年我在国民党陆军二十四军某团任上尉连长，被调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第一期受训，毕业后仍回原部，升任为少校连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进一步疯狂地侵华，激起全中国人民无比的愤慨。作为军人的我，岂无报国之念！我晋谒军分校主任关麟征，自愿请缨，出川抗日，关甚嘉许。当年9月，军分校通知川军二十四军，令调曾经在校毕业同学出川抗战。闻讯之余，活跃非常。我即响应号召去报名。校方指示说：从奉命之日起，限期三日，启程东下，初步目的地是汉口。

    当天，将我连长任务、手续交代清楚。次日，师长冷寅东（系我长辈）教训我说：“凡为军人，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则忘其身。你此次出川抗战，须立功异域，为国家争光荣，为民族图生存，以显示军人本色。”辞别时，他嘱随时通信，以免悬念。

    第三天8时到成都大校场校本部报到，领取大衣、饭盒、军毯等装备，外有“军人魂”短刀（成仁刀，意在不成功，便成仁）一把。一听号音集合，清点人数共为300多人。关麟征临场讲话很简单，他说：“你们经常唱校歌，预备着奋斗的先锋，纪念周背诵总理遗嘱，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不以平等待我，反而侵略我们，因此召集你们做奋斗的先锋，开赴前线与日本侵略军奋战到底，千万别忘记！”话毕出发。“欢送第一批军校同学出川抗战”的标语迎风招展，踏着雄壮的军乐旋律走到成都东门外牛市口，乘汽车到达重庆，改乘民生公司的“民生船”到汉口南湖军分校报到。

    二、轮接壮丁，加紧训练

    1937年10月，我被分在二十七军范汉杰的第八师任中校副官主任。这个时候，刘峙在汉口任督练公署主任，负责主管接收壮丁训练事宜。其召集各军首长会议，指示机宜。范汉杰会后回部，传达刘峙指示，并说：“四川壮丁一来，务必首先轮接到手。因为四川连年内战，青年壮丁早已经过战争洗礼，大多数还参加过战争，训练有素，有作战经验，打起仗来，可以说是见怪不惊的老兵了，比起军校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同学们还要强得多。”我派四川人前去接收，先行收到手后，再呈报督练公署。先斩后奏，也不去江汉关日租界等待行事。正好四川送壮丁来的大队长徐杰（自贡市人），既是二十四军老同事，又是军校同学，两下一谈，至为融洽。徐杰便将所带来的壮丁900多人，全部交我接收了。当即给他临时收据，嘱其前往督练公署换取正式收据，以便回川消差。

    这900多人收到手后，军长范汉杰、师长凌兆尭至为欣慰，对我嘉勉愈格，并决定由我带到广水（武汉车站附近）训练。为时不到两月，有关班、排、连教练和连的攻击防御、追击退却等战略战术都学完了。军长、师长前来广水检阅后，甚为满意，编入本师二十九团，派我充当营长，八个连归我指挥，驻广水待命。

    三、固守黄河铁路与汜水，奉命扣押罗英

    1938年1月，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二十七军拨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指挥，北上开赴黄河任河防。我营奉命开赴郑州以北黄河铁桥布防。不到一个月，军部参谋长张宰臣（四川资中县人，留法回国）率军部特务连来南岸调换我营到汜水口接防。当时，我心中怀疑：“请问参谋长，为什么师部没有人同来？”他才向我做秘密谈话：“原来八师是陈诚带的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两师骨干成立的。那是蒋介石的嫡系。师长参谋长以至团警长等都是湖南湘乡人。如果他们知道此事，一定会发生变乱。这个师上月守卫开封和周家口时，借花园口决堤为事，说黄河水大，淹没了开封、中牟境地，竟自动向汜县、尉氏等撤退，推动了周家口军事要地。现在该师之罗英警长驻守汜水口，又在那里私自卖渡（豪富的官商大贾，以重金贿赂，即可放渡）。军长同长官程潜共商决定，始由我亲自率领特务连前来黄河南岸，换你到汜水口接防，使罗英不疑，便于及时将他扣押起来。如果罗英拒不被扣，则就地枪决，全营官长押回军部再说。士兵与你营合编成两个营，你把你的副营长升任营长。”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当即将河防一一交代清楚，讲明铁桥防务的重要性（此时黄河铁桥北面已毁八个涵洞，一到夜间，前哨要伸到北岸，以防日军偷渡，拂晓才收回至南岸警戒）之后，立即集合我营全部官兵，请张参谋长讲话，下达关于换防汜水口命令。翌晨即率全营出发，到达汜水口约隔里许之虎牢关驻下，照参谋长指示部署就绪后，着传令兵前往汜水口请罗营长到虎牢关开会。

    罗英到达虎牢关时，参谋长先向他说换防问题，然后问他：“守汜水口有好长时间了？”罗答：“不到两月。”再问：“你私自卖过渡否？”答：“没有。”又说：“你由南岸卖渡到北岸，又由北岸卖渡到南岸，还说没有！这就是卖渡证据——照片，你看是真是假。”罗接过照片一看，脸色大变，低头不发一言。参谋长对我说：“张营长快把罗英扣起来，押至车站，解送长官部究办。”当时遵命将罗英扣押起来后，参谋长又召罗营全体官长（除值勤外）到虎牢关开会。同时向他们讲明事实真相。“汜水口卖渡归咎于罗英，你们没有责任，现将你们调回军部另有任用。”我才到汜水口接防，与罗英士兵合编为两个营，由我的副营长粟子富（四川梓橦县人，军校同学）升任营长一同归我指挥。此时，我就以营长身份指挥两个营的兵力驻守汜水口，防止日军偷袭。

    四、潼关和风陵渡之战，日军死伤惨重

    1938年5月，军长范汉杰同参谋长张宰臣由郑州军部前来汜水口，集合我两个营官兵下达命令说：“潼关对岸之敌，在山西省境内运城、芮城、茅津渡等地带，集结船只和渡河器材，势在风陵渡抢渡模样。汜水防务，接防队伍马上到来，你们两个营连夜上火车，火速开赴潼关，距离潼关城二三里地方下火车，暗入潼关，不使敌人发觉，进入阵地隐蔽。”参谋长接着讲：“你们这次到潼关任务很大。你们要知道‘天生禹门，铁铸潼关’，大家要有不怕死的精神保卫潼关。潼关河面狭窄，仅有三四百米宽，敌人抢渡容易，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大家要以血肉争战，誓死保住潼关。”话完之后，我带头倡议，大家喊个口号：“壮丁团以血肉保卫潼关！壮丁团誓与潼关共存亡！”气氛严肃，就此结束。营连立即整装出发，赶到车站，上了火车，到达任务地点——潼关接防。换防的本师三十团，被换到潼关城背后休整，作为援队。

    阵地是个防空洞穴，距黄河水边仅有2米远近（入夜出洞，见亮回洞），警戒岗哨任务，全交予关上人监视对岸敌人行动。我们就成了老鼠一样，昼伏夜出。接防一周左右，有一日晨，天方见晓，敌机一架由太原方向飞来，在上空盘旋侦察，约十分钟后，转向太原方向飞去。我当机立断，一面电报师部、军部和长官部及西安总部，一面积极布置，准备战斗，命令第一炮林（三十门炮为一林）占领第二关高地，准备射击风陵渡来犯之敌；令第二炮林占领东泉店，准备射击风陵渡桥头沙坝之敌；令第三炮林在潼关城背后，准备射击黄河对岸之敌；又令对空射击部队占领黄河北南向转拐为西向东之拐弯处，等待敌机来潼关上空，迅猛连续发射，不让敌机有低飞扫射的机会。

    布置刚完，即闻敌机隆隆声音，由小而大，霎时，敌机已临空投弹，但多数落入河中。我对空射击部队和机炮连正在跑步前来，形成交叉火网，给敌以迎头痛击，敌不得逞而溃退。第二批敌军又蜂拥前来扑近水边，我方同时机炮齐发，猛烈还击，尽管敌机亦同时投弹多枚，亦多坠落河中。与此同时，我洛阳空军也派来驱逐机、战斗机助战，在潼关上空与敌机周旋恶战，命中敌机两架。当敌机被击中时，机射发烟起火而坠毁。第二批来犯之敌军，经几次冲击，终不得逞。

    战斗到午后2时，敌人炮声越打越远，渐向芮城方向溃退了。但我部官兵在此战斗中，则有半数以上的人被炮弹声震聋双耳，幸三两天后均恢复了听力。这一战役，我方伤亡较轻，对岸的沙滩上，若隐若现的敌军尸体，横陈于地，不知多少。当时，师部、军部、长官部均先后派人来看了情况。从此以后，敌人不敢再犯潼关，只能在河岸上（山西境内）之赣阳镇安起标杆，不时向我射击而已。我部官兵在潼关阵地洞里，过着老鼠般的生活，一直坚守到月底。

    五、禹门歼敌，晋级受奖

    1938年7月，我营奉命开赴山西省河津之禹门口守卫。禹门口为河津县属一个小镇，古为龙门县。位于黄河东岸，西岸为陕西辖境。黄河在禹门以北，受龙门山和壶口所制，河西狭窄，仅数十米，急流险滩，高低差达10米以上。禹门以下，河面开阔，流速较为平缓。自古为军事要地。我营接受该地区防守任务，至关重要。幸而这个时候，已是国共合作阶段，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奉命调任武汉参谋本部任职，宋希濂接任军长，我第八师从师长起，全部官长都另调职，由陈素农（广东人）任师长，陈所带来的排、连、营、团长等有200余人，全是军校同学。我在这时正式升任二十九团上校团长。连营长缺，由副营长邓进贤（四川邛崃人，军校同学）升任。我团在这军事要地——禹门口接防时，派第二营五连杨怀露率全连附炮兵一排到县川口接防，防壶口、乡宁、吉县之敌来犯。

    该连接防半月左右，有一巨商前来渡口，回山西老家，被班长潘根绪检查，发现箱内和夹衣内缝有大钞很多。潘班长见财起了歹心，欺骗商人说：放渡时间已过，还要几天，始能放渡。商人认以为真，就在哨兵附近等待。有一天下午，潘班长前往商人住处，约他出外游转，距离哨所不远路旁，将商人击毙，携钞弃枪而逃。排长王秀山闻枪声前往哨所查看，潘班长不在哨所，排长问潘班长哪里去了。弟兄答：潘班长约同商人游转去了。排长叫弟兄一道向枪声处寻找，找到击毙商人和枪，潘班长不在，商人穿的衣服和财物被拿走了。排长王秀山说他跑不远，就在当地追寻，当夜在一老乡家里将其逮捕。所有财物和人押解回禹门团部。我立即电报韩城师部和军部。

    第二天早晨，师长陈素农、军长宋希濂乘三轮车前来禹门，我向师长和军长讲述详细经过。准备枪毙潘根绪，军长宋希濂向我讲番大道理。他说：“不枪毙他！要他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你这个团是临时集合起来的士兵，没有教育得好。曾国藩治军格言上说的，有形之操易，不操之操难。潘根绪就是表现者。今后还要好好教育士兵。我们抗战兵员，补之不易，死一个就减少一个战斗力。”同时，集合士兵，由宋希溓讲话。他说：“我们抗战，是为了人民，人民为第一，一切为人民。潘根绪走上反人民的道路，本来应该枪毙，但现在叫他到前线去，戴罪立功，将功折罪。大家今后要以潘根绪为戒。”

    我们在禹门守卫约一月以后，探悉龙门山以北之乡宁县属之师家滩（位于黄河东岸）所驻日军，经常有规律性地采取一条路线前来我团驻防地前沿之禹门街和神前村一带骚扰，进行抢劫、掳掠、烧杀、奸淫。为此，我召集各营连长和参副人员会商对策，连长肖松（四川南部县人，军校同学）建议说：“敌人混合游击队不到200人常来我们防地前骚扰，老百姓惨遭其殃，我们身负保国卫民之责，现有数倍于敌之兵力，正苦无用武之地，从禹门口起有十多线阵地，可以出伏兵而歼灭之。如敌空军前来助战，我龙门山对空射击部队可以控制它，敌机不敢低飞扫射，一线到三线之阵地，均是凹地，是敌人必经之道，我四五线阵地，都是起伏地，可在四线上挖起枪眼，集中手榴弹，埋伏两个连兵力，在敌人来路上潜伏两个连，神前村也潜伏两个连，右边是黄河，河内密布水雷，河岸多埋地雷，使敌人走投无路，水旱两路都要遭受歼灭的打击。同时，在禹王宫右侧，安上升降机枪四挺，东打禹门街和神前村之敌，待敌人走出第三线，正是我们手榴弹有效投掷时机，加以机枪猛烈射击，各路伏兵同时出击，势必一举而歼灭之。请斟酌是否可行？”我团军官及参副人员齐声叫好。就此统一了作战计划部署外，我再补充说：“照肖连长计划部署，唯挖枪眼一项，要在夜间秘密进行，不使敌探和汉奸知道，以防万一。”于是分配任务连夜进行，一夜之间部署完竣。

    翌晨派出侦察人员到神前村刺探敌情。第三天午前8时许，据侦察人员回报：师家滩日寇百余人拖起小钢炮由原路来了。我们迅即进入阵地，准备袭击。果见敌人由远而近，来到我第一线，后入我第二线，继后进入我第三线。由第三线至第四线上坡时，眼见敌军大部上了土坡后，我信号枪声“当”的一响，伏兵齐出，面向坡上敌人，用手榴弹投掷的投掷，用机枪射击的射击，神前村伏兵亦同时出击，把敌人围困在中间。弹声砰砰，枪声啵啵，声振10余里，阵前硝烟滚滚，将日军吓得屁滚尿流，惊魂落魄，武士道精神、太和魂之威，均一扫无余矣！时我军大喊：“缴枪不杀！”“缴枪不杀！”未死的日军，甚感侥幸，多弃枪举手而被俘。此战当场击毙日军50余人，生俘日军30余人（受轻重伤者占半数），逸逃者不过少数。俘虏日军解送到黄河西岸陕西省境韩城县集中看管，缴获战利品，计有小钢炮7门、轻机枪11挺、各式步枪80余支、各种枪炮弹药多发。我团阵亡士兵7人，受轻重伤者11人。我们已将战场打扫完毕，日机三架临空投弹，好像为它同伙送葬一般，经我对空射击部队强烈射击之后，敌机即向汾河方向逸去。

    这时，黄河之防友邻部队都来电话询问禹门战况，我都如实分别告知了。当天，夕阳西下时，战区副长官祝绍周，集团军司令胡宗南，本军军长宋希濂，友邻军长孙桐萱、庞炳勋、李文，还有我们四川老乡、集团军副司令兼军长李家钰（字其相）等均先后来禹门口现场视察战果后，并公葬我团阵亡士兵七人。各位首长和我团官兵还合影留念，用示庆功。胡总司令和长官部与各军长对我团官兵都各有犒赏，杀猪宰牛，大吃特吃，伤者各升一级，军官各记大功一次。这时，陕西韩城县又送来壮丁300多人，胡宗南令我团接收，混合编成一个加强团，新编之营为第三营。此次战役立功之连长肖松升任营长。胡宗南还向我说过：准备报请军事委员会晋级我为少将衔。因过黄河打游击，说过的事终未落实。我团任务在禹门驻守，师家滩之日军自受此重创之后，就不敢向我阵地骚扰了。

    六、王屋山驰援战，我团受嘉奖

    1938年10月，我团又奉命开赴历山下川驻扎，向王屋山敌人警戒。到达驻地后，派第一营推进至同善镇（垣曲县属），第二营推进至折城山（阳城县属）。这两处距离王屋山仅有15公里。团部同第三营驻历山下川（沁水县属）。一天正午午膳之时，忽听王屋山上炮声大作，知战斗开始，但是情况不明，正欲派人探听，战区长官部来电说：“王屋山上我军一部现被敌人包围，正在激烈战斗中。着该团以最快速度前往救援。”与此同时，军部又来电称：“本军三十团一营在王屋山被敌人包围，正在战斗中。该团立即跑步增援。”奉命后，我即电令一二两营飞驰王屋山急救。仅50分钟时间，就与敌人接火了。本人率领第三营跑步行进，到达山脚，同时与敌展开战斗。敌人占据山腹，我部在山脚，山顶上被包围之我军，一见山脚打响，知道援兵来到，掉头向下夹攻，敌方后面被我队围了。就此战斗到次日晨，敌人败溃，围遂得解。此后救出该营长罗长春说：事前，因敌人下山抢粮，他才奉命出击，敌人退上山林，因跟踪追击，以致误入敌境而被包围的。事后，我团获得辉煌战果，上级曾予以嘉奖。

    七、上党地区大捷，首功该归老乡

    1939年5月，我团又在晋东南之上党地区会同友邻部队逐出了盘踞上党地区之敌军，收复了长平、长治、壶口、高平、屯留、陵川、潞城、黎城等八个县。是项战功，应归功于当地老乡。先是我团驻地附近一位老乡洗晒被盖间，无意捉得日本军用鸽一只（被面呈红色，信鸽误认为日本国旗），右脚系有胶盒，内有日文命令。我部无人认识，立送长官部后，经翻译参谋识别。内容大意是说：“我部官兵要节粮食，省弹药，后勤补给不上。新乡（河南）重武器战车炮向石家庄转移。”由于这个情报被我发觉，长官部始急调河南游击队北上，山西省北部游击队南下，同蒲路游击队东进，合攻长治、壶关周围各县。我团奉命开赴安泽县，切断洪屯公路（洪洞县至屯留县）增援长治。我各路大军齐集上党地区，与敌拼战到7月底，打得敌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终因粮尽援绝，不得不败退到平汉路固守。我军则完全收复上党地区八个县城，缴获日军遗弃军用物资。各个战区均电朱彭两长官祝贺，全国各大小报纸均有记载。

    八、盐池激战中，我一日两伤

    1940年2月，接到长官部命令：“日军占领了我同蒲路上的盐池（在安县运城、解虞之间）。盐池是黄河两岸晋陕豫三省人民日常生活不可少的生命所在地，我们必须争夺来，收复盐池失地为要。”同时，长官部又抽调游击大军，横穿同蒲路，潜伏在铁路两侧。我二十七军奉令固守稷山、新绛，向侯马之敌警戒。本团奉令由十字河出发，走原来老路回到新绛，亦向侯马警戒。同年3月16日，本团奉命，拂晓进攻盐池。我在临阵指挥攻击前进时，不幸被敌弹伤及左膝，由于战斗激烈，为了稳定军心，只得裹伤再战。幸赖我第三营营长肖松率领所部火网密集，在左翼敌人右后方猛烈冲击，迫使敌人向襄汾方面溃退，我团得以占领了盐池，收复失地。这个时候，侯马市炮声隆隆，正在战斗中。约莫午后2时，敌人又发动陆空配合的部队，大举向盐池反攻。敌机采用车轮战术，轮番临空投弹多枚，本人又被炸弹重伤了右腿，鲜血流淌，寸步难行。一时两耳失听，无所问闻。当经左右列兵抢救，始扶下火线，抬到指挥部，才包扎上药。副长官闻讯，还亲临慰问，嘱医护人员为我精心调治，并及时用白纸写上16个字：“一日之战，负伤两次，裹伤再战，是个好汉！”他严肃而亲切地对我说：“这16个字就是你的功绩簿，奖给你留作纪念。这是你一生大事，不可遗忘。”遂命担架送我到河津野战医院加上夹板，连夜渡过黄河，经韩城转至西安柏树林街后方医院治疗。我伤愈之后，胡宗南调我在西安王曲镇中央军校西安七公校担任游击教官，直至抗战胜利后返川，仍回二十四军部队服务，至1949年12月9日随军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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