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翰：忆两次长沙会战

    一、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于1941年9月。为了确保武汉和打通粤汉线，又值德军向莫斯科进军之际，日军在我国战场大肆调动，从东北调进大军，又在越南集中兵力，做出南进北犯之情势，以炫示其武力之强大，借以增加对美谈判之声势。8月下旬，日军调集了第三师团主力、第四师团主力，第十三师团、第三十三师团各一联队及独立十八旅团和独立十四旅团各三个大队，独立炮兵、工兵各一联队，会同原守备鄂南、湘北之第四十（缺二、三、五联队）、第六两个师团，兵舰20余艘，汽艇百余只，飞机百架，总兵力约13万，由第十一军军长阿南维畿指挥，我军则调进与原守军共十军，兵力30余万，归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时我在二十六军肖之楚部四十四师任军医处上校处长，于1941年3月参加鄂西战役，击退敌十三师团以后，于5月调到长沙浏阳休整待命。敌自9月6日即分兵左右，为掩护其主力于9月17日拂晓由港口、西六房、潼溪街、新墙开始强渡新墙河。我守军杨森集团各军猛烈截击，予敌以相当消耗后，乃留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主力即转移杨林街、关王桥、三江口方面，向敌侧击，并尾击南犯之敌。因沿途未遇重大抵抗，故迅速于19日分抵汨罗江岸。20日，敌由黄棠、悟口、长栗街、伍公市、新市、骆公桥归义渡江后，以一部向翁江铺方面移动，企图包围我军右翼。是时，我二十六军已奉命轻装出发，占领阵地，并与敌展开激战，敌由三角塘南窜向金井迂回，同时正面之敌向我福临铺、乐桥、三姐桥猛犯。我李军节节抵抗后，即向捞刀河、浏阳河决战地带逐次转移，诱敌深入。至26日敌果然分途进至捞刀河岸，以一部由渡头市向长沙东南迂回，又以一部由春华山迂回长沙之东，主力则从正面猛犯，企图包围长沙城。27日敌在长沙附近降落伞兵百余，28日下午6时，并有一部窜入城内，尚有少数快速部队及便衣队，经渡头市向株河流窜，均被我军先后消灭。此时，我外围援军已先后赶至现场，将敌军重重包围，猛烈围歼，岳麓山重炮亦炮击敌军毙敌数万。同时我江、浙、皖、鄂各军亦先后向当面之敌发起总攻，致敌兵力无法转用。且敌后方联络线被我留置敌后部队切断，敌恐慌万状，乃于9月30日下午4时开始突围北溃。因当时公路早已破坏，路旁放水路中只可行一人，敌人溃退，我衔尾追击，并沿途截击。敌人将马驮弹炮等掀入边旁水塘内将马枪毙，人员在稻田泥泞中争相逃命，有的将伤号抬在泥泞路中走不动即遗弃而去，遗尸遍野。只击毙马匹就有500余，长沙附近百里内群众都来割马肉吃。在搜山时，发现敌大佐一人受重伤躺在山沟内，用手抓土自埋其身。个别敌人换上便衣，有的装哑巴，均被俘。特别在山边一小庙内有敌人一班被围困难逃，我部用日语去信告以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其在信上签字同意，但不久庙内起火，待火势将熄灭时进庙探视，十余个敌寇均连人带枪倒入火堆内烧成灰烬，可见日寇武士道精神迷人之深。我在此役中亦获敌座马一匹、黄呢大衣一件、签满“武运长久”之太阳旗一面、小佛一个及护身佛纸数条。从此我也有马骑了（战后上缴）。少数敌人于10月5日逃过汨罗江，8日渡过新墙河。至此，完成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大捷。

    第九战区长官部总结此次战役是“铁炉战术”，即以长沙岳麓山为铁炉，吸引敌人于铁炉周围，将敌人烤死。是役，敌军参战员兵约12万人，机枪约1600挺，大小炮约410门，战车约57辆，装甲车约40辆，飞机100～150架。毙敌41537员名（我亦伤亡27128人），俘获步枪1347支、机枪38挺、山野炮6门、步兵炮9门、战马871匹、装甲车1辆，俘虏269名，击落敌机3架，击沉汽艇7只。

    二、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8日，敌发动太平洋战争以来，为急于打通粤汉线减轻海运起见，曾又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

    湘北、鄂南之敌，于12月17日至23日之间，陆续集中第三、第六、第四十师团于岳阳地区，总兵力7万余。我军仍为14个军总兵力30余万人，仍归第九战区薛岳指挥。是时在新墙河南岸守备部队仍为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所部，分防在自方山洞三港嘴新墙亘家湾鹿角之线。12月24日，敌于罗塅至八仙渡（新墙河东面各约10公里间）分八路渡过新墙河南犯，我杨军当予迎击。敌军陆续增援，我杨军于逐次抵抗后，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主力向关王桥东南地区转移，协同由平江方面到达杨林街及其以南地区之孙军，向西侧击南下之敌。但敌仍以一部掩护侧背，主力则冒险南犯。是时，我二十六军原驻浏阳河东休整，战前易将，原军长肖之楚调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军长由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磐升任，四十一师师长由副师长蒋修仁升任，原四十四师师长陈永调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师长由本师少将指挥官于兆龙升任。新官上任，厉兵秣马，士气倍增，真是将军有必死之心、士卒无偷生之气，加以二次会战胜利余威和此次与美军联合作战之盛举（岳麓山上重炮团换上美军），莫不摩拳擦掌，急于痛歼顽敌。是时，奉命星夜出发过捞刀河，迎战来犯之敌。27日午后3时，敌右翼于归义附近强渡汨罗江与我陈沛、傅仲芳两军发生激战。28日，复于左翼由长乐街附近渡汨罗江，与我二十六军激战。29日晚，由铁道正面南犯之敌已窜至新开市大娘桥地区。是时，我丁、陈、傅各军分别以一部诱敌深入，以丁军主力向金井东侧山谷中转移，傅、陈军向铁道以西转移，准备将向南之敌围击。31日，敌先头部队经奉华山枫林港石子铺到达捞刀河、浏阳河中间地区，并以四十四师团（左翼）向浏阳河畔金潭渡头市仙人市推进，其第六、第三两个师团主力则向左旋回，对长沙外围攻击。其沿铁道南下各一部则为我朱师阻止于长沙以北。

    1942年1月1日，第三、第六两个师团主力开始向长沙猛扑，我李玉堂军沉着应战，同时我岳麓山炮兵亦能适时以火力支援予敌以重创。2日起，敌复以进出浏阳河畔之第四十四师团主力增援于长沙方面，鏖战昼夜，我阵地屹然未动，敌攻势乃呈顿挫。4日，我军按原定计划，孙、杨两军由北向南，夏、陈两军向西南，丁军由东向西，夏军由东下西北，欧军由南向北，李、彭两军由西向东，傅军由西北向西南，实行总反攻。敌以长沙坚不可破，但死伤奇重又陷于重重包围，4日夜开始向东北突围，分经春华山望仙桥石子铺北窜，因被我包围拦击，致退却十分困难。此时敌酋阿南维畿，为挽回危局乃急派敌独立第九旅团南下，应援被围之敌，迨于5日到达花门轴古华山及福临铺以北地区时，遭我在金井福临铺栗桥一带之部队迎击，且我傅军亦于7日在李家塅新开市神鼎山一带，由西向增援之敌侧击。激战至8日，敌第九旅团几乎全部被歼，致不克与主力会合，而被我各个击破。北溃之敌，渡过金井河捞刀河后，以一大部经枫林港麻林市福临铺长乐街道，一部经新安铺青山市栗桥新市道北窜，经我紧紧追围，截至9日敌始会同第九旅团残部分向汨罗江逃窜。至13日，残敌大部由长乐街新开市各处渡汨罗江。我除以丁、欧、陈各军由正面追击外，以陈、傅两军由东西截击，以孙、夏两军由左右超越追击，李、孔各师则进出于黄沙街洪桥长湖新墙一带准备截击。残敌由汨罗江北窜时，被我右超越追击部队于长乐街渡头桥三江口黄谷市关山一带截击，致长乐街大荆街黄沙市一带之敌掩护部队大部被歼，及至长湖洪桥新墙一带，又为我孔、李两师夹击，狼狈不堪。至15日夜，新墙河以南残敌即告肃清，恢复会战前状态。另外，在此战役亲见二事补述如下：

    一是在三次长沙会战我二十六军奉命于1941年12月下旬出发过捞刀河迎击渡汨罗江来犯之敌时，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早已成立。它利用飞机散发停战传单，传单是用16开报纸内套红色一个炸弹爆炸开花底版，内容是大字标题《中华民国国民命令》军委字第×号，措辞大意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到两周已席卷东南亚各地区，中日停战言和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唯一大计，凡我前方各军各师官兵应立即就地停战待命，听候和平解决，本政府厚望与切此令！签名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理主席行政院院长汪兆铭，中华民国30年12月20日。另外还散发了大量“通行证”。内容大意是：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无论何时何地，凡持证来归者一律升级提职等，但是爱国官兵均对传单等嗤之以鼻，骂以汉奸，就地撕毁。

    二是长沙各报均大字标题长沙三次会战大捷自不待言，特别是国外报社消息标题是《太平洋各国一片雾云，唯有长沙上空独放异彩》报道了胜利情况。另一条缅甸仰光消息报道，仰光当局特悬挂薛岳画像向之致敬，以庆祝长沙会战大捷，而鼓励英缅驻军向中国学习（按1941年初中、英即签订军事同盟而开始组织远征军入缅，但至12月11日仰光已失守远征军才开始入缅，三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总结仍是“铁炉战术”。是役毙敌5644名，我伤亡29217名，俘敌139名，缴获马275匹、步骑枪1138支、机枪115挺、炮11门、手枪20支、掷弹筒20具、无线电9架等）。

    钱致伦：“八一五”黎明

    豫西会战败北，潼关吃紧。国民党七十八师奉命驻守潼关河防。

    潼关是关中平原门户、陕甘咽喉，形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它雄峙于中条山与秦岭之间。黄河自禹门口奔腾南下，至此为秦岭所阻，折而东流，形成90度河曲。潼关北与风陵渡隔河相望，河面约500米。当时日军已攻占风陵渡，敌我两军隔河对峙。潼关以东灵宝前线则由友军防守。敌我双方在黄河两岸阵地前缘各自配备了狙击手，互有伤亡。因此，谁都不敢白天活动，要构筑、修补工事，必须伪装好，或在夜里施工。

    1945年8月份，工兵营的驻地在潼关城南约3华里的苏家村。我当时是二连一排排长。豫西会战虽然时隔很久了，但官兵对会战的失利还存在着不满情绪。在私下谈话中，把会战失利的两位责任者称作“快腿汤”和“刘寸将军”，意思是说跑得快，不要“山”和“土”了。当时，物质条件很差，官兵生活艰苦，下级军官与士兵吃、住在一起。通常，以排为单位起伙，选出士兵管理伙食。主食，每人每日称24两（一斤半）面粉。副食费有限：早晚是咸菜，中午是盐水煮菜汤。每年发单军装一身，衬衣衬裤各一件，布料比蚊帐面稍密一些，而且很不结实，洗衣时不敢用力拧干，怕拧破了。为了发送生活物品，部队想出一些办法。如主食是“八五面粉”，改领小麦自己加工，可出92斤面粉、8斤麸皮。又如，黄汛期河防比较安全，每排抽出一个班到潼关西北朝邑县境黄河滩挖煤。那是从韩城、合阳一带被黄河水冲下来的块煤，淤积在河淮，下掘2米即可见煤。这是在构筑河防工事时发现的。这样，劳动所得可以改善伙食或给士兵买些肥皂、毛巾等用品。

    数日来连降几次大雨，河防工事有的积水、损坏，需要修整。陇海铁路的掩护堤有的地方被水冲坏，也要夯筑。陇海铁路掩护堤是在潼关东西各一二华里的铁路北侧夯筑一道土堤，掩护列车通过，不被北岸敌军发觉。原来日军侵占风陵渡后，于山顶设立了观测所，每当我列车通过时，常遭日军炮击。我军遂于夜间垒土为堤，掩护列车在堤内通过，不被敌军发现。火车司机必须在潼关以西烧好炉火，储足蒸汽，然后闷火，停止排放煤烟，开足马力，在数分钟内闯过危险地段。这就叫“闯关车”。东运的大批军用物资，来往的列车，都是这样过境的。

    我排的任务是排出河防工事的积水，修补部分残破工事。预定在8月15日拂晓进入阵地，开始工作，并已通知挖煤的第三班于8月14日黄昏前赶回驻地。

    14日下午，骄阳似火，热气蒸人。看完待修的河防工事回到驻地已是傍晚了，又忙着准备土工用具，安顿第三班住下，在晚10时左右才忙完。炎热更使人感到疲惫，躺在铺上竟昏昏地睡去。

    约莫在午夜2时，我被“啪、啪、啪”的枪声惊醒。意识到情况不好，一跃而起，抓枪在手，抢出房门，正碰上卫兵跑来报告。

    “河防前线枪声很密。”

    我判断是日军强渡黄河，夜袭潼关。

    “全副武装，紧急集合！”我喊叫着。

    “第一班到村口大路上向北警戒！”

    “二、三两班在院内集合，整装待命。”

    “速去连部报告，请求命令。”传令兵答应了一声，飞快而去。屋里一片杂乱声，约十分钟才安定下来。

    我走出院门到街上一看：黑暗中人影跑动。枪声响如爆豆，仔细一听，很奇怪！只听到步枪声，听不到机枪声和炮声，而且步枪声杂乱，持续不断，没有排放节奏。正纳闷间，传令兵从远处叫嚷着跑过来。

    “日本投降了！”

    “鬼子投降了！”

    “什么？”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排长，排长，日本投降了。连长给师里打电话，说是日本投降了，我们的军队放枪庆贺。”

    霎时，群情沸腾，欢呼跳跃。欢乐，疯狂般的欢乐笼罩着人群。

    “鬼子投降了！”

    “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

    人们手舞足蹈，喊得声嘶力竭，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也不想控制自己的情绪。尽情地跳吧！尽情地乐吧！八年，这血与泪的八年，经历了3000个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中华民族总算赢得了最后胜利！

    远近枪声响成一片，汇成胜利的交响曲。

    一轮红日从东方大地喷薄而出，冉冉升起。

    难忘的1945年“八一五”黎明。

    胡薛军：我亲历的兰封战役与南京保卫战

    一、兰封战役与马威龙将军之死

    1938年夏，我在四十六师通信营任排附，驻防湖南衡山整补，四十六师即原来南京教导总队桂永清部，因受友军歧视而改编为普通师，由李良荣任师长。当时徐州会战正在吃紧，敌人企图全歼徐州国民党军，切断徐州退路，派其所谓中国通日、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组成一支约8000人的步炮联合游击纵队，并配有侦察气球和空军支援，突击穿插到河南兰封县，将陇海路切断，使徐州腹背受敌，开封受到极大威胁。原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因多次作战失败，被撤去带兵权，此次想立功，请缨北上，活捉土肥原贤二，得到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极力赞同（何桂为郎舅之亲），以四十六师为基础临时组成二十七军番号，辖四十六师、八十八师、三十六师。我们从粤汉经平汉日夜兼程北上，到兰封车站附近下车。兰封城内，到处都发生激战，敌人气球整天停在空中侦察，部队白天不能行动，我在东岗头开设交换机，斯时国民党军已陆续增加到四五万人，已确实把土肥原贤二约8000人的敌军包围了。薛岳已出任这次作战总指挥。

    桂永清所指挥的四十六师因伤亡过重，由八十八师龙慕韩部接防，换在后面休整。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不听桂永清指挥，命该部截断铁路线布防，与友军合围，而因此却与铁路线平行布防露出约5华里宽一个缺口。四十六师第三旅马威龙部正在这缺口后面休整。敌人就于八十八师接防之际，从这缺口乘黑夜武力突围。四十六师第三旅因在后面未设重防，首当其冲，伤亡极端惨重，旅长马威龙少将当场阵亡。敌人突围成功，窜兰封以东地区的三义寨。此次敌人使用的全是毒气弹，马旅长尸首寻获时，已肿胀得不成人形了。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以贻误戎机、造成友军损失、致战局恶化，被薛岳总司令处决。

    十年前国民党曾在三义寨修筑有永久国防工事，内储粮弹颇多，工事坚不可摧。薛岳令桂永清将三义寨重兵包围，电请重庆要飞机和重炮支援无果，结果制空权被敌控制。调来四门十五榴弹炮，而没有炮弹，因德国不卖炮弹给我们，包围多日无法攻破。四十六师师长李良荣曾多次组织敢死队攻击，均未奏效，死伤累累。数周后，徐州沦陷了，徐州之敌乘胜向河南急进，先头很快接近兰封，包围三义寨的国民党军已被反包围了，只有2公里宽一个缺口。四十六师连夜突围逃跑，由中牟、陈留、古城，不分日夜撤逃到离洛阳30里的白马寺周城镇一带整补。徐州西犯之敌和三义寨被围的土肥原部会了师，占领兰封，猛攻开封，整个战局形势发生了对我不利的变化。

    二、南京保卫战历险记

    1937年12月12日，南京保卫战非常紧张，城内到处都在落炮弹，紫荆山亘光华门一线，枪声最密。黄埔路中央军校火门，仍然挂着一幅红布长招牌“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可是门口连卫兵都撤了，不悉总司令唐生智及其幕僚在什么地方指挥战斗。

    南京教导总队的指挥部，设在军校后面富贵山地下室，我是通信军士，多在地下室待命。从京杭国道进攻的敌人，炮已放列在孝陵卫教总营房内高地上，对着城内轰击，机械化部队和步兵猛攻中山门、光华门一线，紫荆山防线只剩一个第三峰了。防守光华门的南京教导总队第四团团长谢承瑞，已于12月11日黄昏阵亡。12月12日9时左右，在地下室传达了总队长桂永清的紧急口头命令：“我战斗人员一律轻装，到黄埔路中央军校集合。”我背着一部西门子军用十门交换机向军校进发，中途又传来紧急命令“到下关集合”。开始部队有行有列行进，近10万的部队，一齐拥向窄狭的挹江门地区，建制乱了，都争相出城。殊不知挹江门城门洞，已为防守下关的部分火力封锁了。

    12日半夜，几辆坦克和一队骑兵冲出挹江门，水般的散兵人群紧跟出城。到了下关江边，码头燃着熊熊大火，江中一片漆黑，没有任何船只。我在江边先后遇到同学聂天菡、赵明玉、张志超以及通信排排长戴鸿钧和他的通信员黄某，六个人聚在一起同生共死。突然听到江面有人喊：“桂总指挥在哪里？”我们六人即向喊声方向跑去，见到桂永清已登上驶来木船离岸，亦有官兵向船上跳而落江中。桂永清在船头大声说：“教导总队官兵们，我过去后，再设法派船来接你们。”从此，再也没有船来了。时过半夜，江中隐隐约约漂浮着过江的人群，敌人水上飞机丢着照明弹，照得大江通明。凡是能做浮水的工具，都用来作渡江之用。约在13日拂晓前3时，教导总队第三团团长马威龙率一营新兵，硬冲三乂河敌封锁线，向京燕路突围。冲锋肉搏多次，伤亡累累，但终于突围成功了。我们数人因没当过步兵，胆怯，未能跟上突围出去。

    12月13日凌晨4时左右，我们六人一齐动手找来铁道枕木两根、53加仑空汽油桶两只，扎成一个小筏，用两把铁锨当桨，由我和聂天菡当水手，开始走得顺利，离岸北去。江中除漂流的人群外，只有敌人水上飞机，低飞扫射，浮尸累累。7时左右，木排离下关六七百米，突然筏不走了，左右打转。斯时发现有轮船冒烟溯江而上，我们认为是救生船。戴鸿钧用望远镜一看，是悬着太阳旗的敌人军舰。军舰越来越近，肉眼已能看清，只见舰上的机枪平射炮扫射和轰击江中漂浮如鸭的人群。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等死。但我已跳下江去，两手攀着木筏，减低目标，他们五人蹬在木筏上。每艘敌舰驶近我们木筏时，均用机枪扫射我们一次，七艘军舰共扫射七次，然后向浦口驶去。赵明生、聂天菡、黄某当场中弹毙命，戴鸿钧子弹穿腹而过未死，我头部擦伤，只有张志超一人无恙。为了让木筏浮起来，张志超哭着将三位死者尸体掀下江去。由于七艘舰船迅速驶过，波浪很大，把我们的小木筏冲到北岸边上了。我们三人涉水上岸，戴鸿钧虽穿腹子弹未伤肠子，扶着能走，我亦感头晕而已。到离江岸不远一户人家，内无一人，但有余火剩饭，显系驻过散兵。我们烤干了衣服，吃点剩饭，时近黄昏。得知敌人已驻浦口多时，乃改走六合县到滁州，搭乘了三十六师宋希濂部最后一趟兵车，到开封归了队。

    文鲤：陇海线上开封之战

    1938年6月上旬，日寇土肥原师团，由济宁沿巨野、菏泽分途向考城开封，直袭陇海路。我们师于6月上旬某日奉命开赴河南直抵开封。当时开封守军是龙慕韩师，我师一三八旅二七五团，即奉命接防开封城以东的何楼、齐庄至黄河故道，接防开封城以东的一线。敌人被阻于黄河故道以北的一带，经持续两日以上的战斗，敌人未能前进一步。

    6月中旬，日寇骑兵向我师右侧迂回前进，另有装甲部队绕我师左侧直向兰封城进攻，并占领兰封城北高地。我团曾一度推进到城北高地，转交龙慕韩师接防。可不到两日，而兰封陷于敌手，以致我们师的侧背受敌。我师急转由兰封城以南与兰封车站之间，发动攻势，目的是希望夺回兰封城，保护陇海铁路。可是敌人又从兰封城以东归德县突破陇海线，致使徐州、郑州之间失去战略上的联系。

    我团在这些情况下，在连续五日五夜的激战中，营长已有一伤一亡，士兵伤亡已达半数，预备队的第三营伤亡稍轻，其他三个连在攻城中仅存不过几十人。这次战斗中牺牲较大的原因是白天爬城，冒弹攀登。敌人陷城后，占据我原有城防工事与侧防设备，用手榴弹阻止我爬城部队，因而累次进攻，牺牲甚大。其次是我友军部队未通知撤退就自己溃不成军，使我侧翼空虚。敌人乘虚由西门而出，占领兰封车站，使我团陷于车站至城根之间的包围圈内。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作战指挥者，与部队配备设防，如此混乱，士兵锐气亦如此低落。

    这次战斗中，我一三八旅旅长马威龙在兰封城下，头部中弹而殉职。团长荣动虽幸免，但团部人员亦伤亡过半。我营仅存连长1人、排长2人、士兵17人，不得已于黄昏后突围而出。这次战斗中，我军处于地形限制与极不利的仰攻，冒险白天攻城，敌人利用我既没有侧防工事，又没有侧防火力，加上友军不协调，造成全线崩溃，陇海线被截断，可以说是战略上的失策。回忆当时有宋希濂将军及桂永清、李良荣诸军领导人亲临前线视察，指挥作战，而结果竟如此一蹶不振。当时敌人的攻势是强大的，但我们亦未免太过脆弱。

    附记：

    当时二十七军四十六师一三八旅，是原教导总队由南京幸存官兵改编的。桂永清是二十七军军长，李良荣是四十六师师长，马威龙是一三九旅旅长。

    孙悦卿[3]：一头耕牛引发的大屠杀

    日本从暗到明以致公开武装侵华战争，是继甲午之役的卷土重来，又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无条件投降延续了14年之久。揭开战幕，看那种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像野兽扑到中国大陆，铁蹄所及奸虏烧杀手段残忍，竟在我山西省晋东南太行区实行烧光杀光，导致鸡犬不留。尤其炮制一起恶毒无比耕牛事件令人惊心动魄。这起为了一头耕牛所引起的大屠杀发生在1941年的秋天，直到今日，那厮杀声、那哭声似仍在太行山群峰中回荡。

    当时的抗日战争形势是，黄河以北和郑州东南的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此时，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七军奉命进驻太行山区陵川县，与毗邻平顺县地区的中共八路军之一部，互通交换情报对敌并肩作战，西与中条山之我军和太行以东之河北省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部联系，形成一把利刃插入日军腹地，牵制晋冀之敌继续南犯，并保卫大西北的安全。

    时陵川，平顺两县都处于晋城、阳城、高平、长子、壶关、长治等县的包围之中，背靠黄河，与三面之敌对峙。驻扎于上述六县之日军部队，听命于长治县敌司令部指挥。到每年春秋季，机械地对我方驻地进行分进合击，纵横扩展地扫荡两次。我方各部队同仇敌忾，针锋相对地采取化整为零，与敌穿插周旋。每次扫荡、反扫荡结束，敌我双方又机械地各回原驻地休整待命。

    在1941年4月的一次战役中，敌军各部完成了扫荡任务，分途向各自的驻地撤走。当我营返回原驻地陵川县南乡后郊村时，发现村北堰塘边，有200多具血肉模糊被日军杀害的我同胞的尸体躺在血泊中。旁边几个悲恸欲绝的幸存者和邻近的路人在抚尸抽泣。我连官兵以无比悲戚的心情纷纷动手担任掩埋工作。

    在掩埋尸体的同时，听几位幸存下来的老人边哭边诉发生案件的始末：在当天之前，有一股向高平县撤退的日军，有一名士兵掉了队。他独自一人边走边贼头鼠脑地不知在寻找什么猎物。正巧，迎面来了一个长得眉目清秀、魁伟壮实年20多岁的当地青年农民。左肩扛着锄头，右手牵一头耕牛，正与鬼子兵狭路相逢。这个该死的鬼子一见，气势汹汹地向农民要那头耕牛。青年农民意外地一怔，后退了两步。鬼子眼一瞪，枪一摊：“你的给我！”农民慑于其野蛮凶相只得违心地将耕牛拴到路旁一棵树上。残忍的家伙叫人意想不到地拔出雪亮的刺刀，在耕牛的后股上连皮带肉挖下一块。只痛得那牛乱蹦乱跳不住地哀吼。此时此刻的农民怒火中烧。真是欺人太甚！他心一横，非常敏捷地上去一锄头，接连两下断送了鬼子的狗命，随即像拖死狗似的将鬼子扔进了茅坑落荒而走。

    一会儿，鬼子头目在整队出发时发觉少了一名，即派两名士兵返回寻找，根据血迹找到了尸首。狡猾的敌人，当时未露声色将尸首抬走。

    事件发生之后，附近各村群众都预感到将有一场大祸临头，成了惊弓之鸟。于是，各找深沟山洞一日数惊地隐藏躲避。岂知奸狡百出的鬼子耍了一招放长线钓大鱼的奸计。次日，来了少数几个汉奸翻译，分途喊话，声言只要交出凶手皇军决不株连他人等。可怜的太行山区忠厚淳朴的人民信以为真。又看到几天来没任何动静，一方面也牵念立夏农事和家务，就放心地陆续各回各家忙碌自家的生计。想不到到了第五天的中午，突然间像蚁群一样的敌军蜂拥而来，将后郊及附近大小村落团团围住，又派出汉奸到各村叫喊：各村大众统统到村外堰塘坝集合，查出了凶手与旁人无关。因此，各村农民受了骗上了当，都存我不是凶手该不要紧的侥幸心理。于是，男女老少全部出村集合。就这样，200多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被敌人的机枪扫，炸弹轰，刺刀杀，连初出生的婴儿都未得幸免。

    我连所有在场掩埋尸体的官兵，大多数出生于农家，此情此景令他们悲愤万分，牢牢地记下，这笔笔血债，一定要鬼子用血来偿还。

    他们的杀敌报仇的激情愤怒，终于在同年秋末冬初的10月捕捉到一个战机，杀了个痛快。这时候正是敌我双方结束了扫荡、反扫荡战之后的休整期，但是，时有彼此的游击活动小规模接触。一天，我第二营由营长曾彪率领，开出陵川县东区数十里之后哲镇向长治县方向游击活动，以攻为守搜索敌情。营长自率四、五两个步兵连轻装出发，从正面直出后哲镇展开前进。命令我第六连沿后哲镇以北山地侧面掩护正面主力前进。不料，正互为掎角前进的中途，与日军一个游击大队遭遇，双方展开激战约一个小时。我营主动撤离阵地且战且走撤出后哲镇以西高地，重新布阵居高临下准备进击。

    当日军尾追我营主力进入后哲镇之后未敢深入冒进，便就地骚扰一阵，即向长治窝巢撤退。正是天网恢恢，活该鬼子倒霉。此时，他未取原路返回，却选取捷径走后哲镇从北沿山边小路撤走。正好被隐蔽在此山之我连前哨发现，都道送入门的机会难得，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于是，我连当机立断打一个伏击。神速地利用山坡边缘几处零星村落作为掩蔽，沿山脚布置交叉火网，子弹上膛，严阵以待。

    当然，日寇并不全是饭桶，在进入山地前先向我北山高地连发数炮进行火力搜索，侦察虚实。我连官兵深谙兵法，沉着镇静绝不打草惊蛇。敌见无可疑动静，便扬扬得意地大摇大摆取二路纵队前进。霎时，该死的敌人一个跟一个进入了我火力圈。我连各班排不放松分秒，齐发射击命令，顷刻间一片浓烟火舌劈头盖脸地投向敌群。眼看敌人队列一排又一排地倒了一片，幸运儿晕头转向胡跑乱窜。仓皇失措的敌人，在丧魂落魄的情形下明白过来，迅即整顿残部原地掩护佯攻，急忙收拾伤亡尸首，不敢恋战，狼狈逃走。

    当晚，战况还未来得及向上汇报，团部早已知道。接着师司令也给团部来了电话，师长陈素农满意地嘉奖称：得到师部派出在长治一带活动的便探报告：你二十四团二营第六连主动伏击日军，战役中毙敌约一个排30多名，对敌军打击不小。我方仅一班长殉职别无伤亡。可喜的成绩值得表扬。师部决定发给第六连500银圆奖金犒劳官兵，并颁发一等功模范连奖状，通报全师以资鼓励。

    蔡天然：难忘的一次敌后之行

    1942年冬，我随国军二十七军四十五师从洛阳出发，前往太行山区的陵川，预备与第八师会合，参加敌后“反扫荡”战争。农历腊月二十八下午，部队已全到达汜水县枣树沟渡口，黄昏以后开始在这里渡过黄河。大小船只将近百艘，已经在渡口附近集结等候，英勇的水手们听说自己的军队要过河去打日本，个个热情洋溢，表示极力赞助，并认真负责地摸黑操舵，就熟驾轻地把部队送往北岸。

    一三五团先以一个营渡过，在群众的指引下布好了警戒，然后大军依次安全渡过。

    从黄河北岸到太行山脚，有200余里的敌封锁区，而且横阻青河、马河两道河流，为了避免中途与敌接触，又必须黑夜行军。在地形复杂、道路生疏的情况下，困难重重在所难免，只有依靠群众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

    英勇的豫北人民，在日寇长期屠杀凌辱之下，早已有了觉悟，对日寇恨入骨髓。他们已经组织起来，结成了坚强的抗日救亡组织，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了。对这次我军渡河北进，表示热情拥护，被选出来带路的向导们说：“你们在寒冬数九，渡河北上抗日，我们保证送你们安全通过险区进抵太行。”豪言壮语深感人心。

    群众选派的向导都身强体壮，对敌情和道路更加熟悉，一站转一站交接护送。部队到达小青河边，老乡身先踏水试探，并建议分散渡过，渡过小青河后，迂回德道街后前进，及至马河边，已是弓月初升了。估计离天明不早，必须迅速渡过彼岸，进入村庄昼宿。聪明的向导明白这个道理，便建议说：“这一带一片荒凉，敌人素不涉足，为了防止半渡冰裂，影响前进，可以破冰涉水而过。”我们采纳了他的建议，霎时铁锹洋镐一阵乒乓，瞬息开出一条通道，部队很快渡过马河，进入村庄，设置了警戒，队伍得以安然地休息了一整天。

    农历腊月二十九下午，几位部队长官开始研究当夜的行军计划，并请来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他对当前情况比较熟悉，说：“这里到黑崖山口，虽然只隔六七十里，但距焦作很近，日军在道清沿线戒备森严，遍筑碉堡，探照灯彻夜扫视，不易通过。只有绕道东北约20里，有条南北向的壕沟，冬季无水，借此可以避开探照灯的照射，虽然绕了路，但却可以安全到达黑崖。”师长胡长清十分感谢地采纳了老人的意见，随即下达了行动布置，规定若遇灯光照射，可就地卧倒。老人告别之后，并选派了几个精壮汉子带路。

    夜幕降临了，天空阴云密布，部队在群众的带领下，顺着老人指示的路线，寂无人声地前进，终于通过了壕沟，穿过了沟北的铁桥，远远望见一列火车由东向西疾驰而来，师长命工兵连迅速做好准备，在桥梁下安放了炸药，当火车驶上桥头，只听一声巨响，火车应声炸毁。此刻部队已与修武县地方武装会合，并接近了我军防地，进入黑崖山口。

    全年在太行山区，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情况下，凭借群众的大力协助，日夜与敌转战于山岭沟壑之间，打得敌人疲于奔波，一无所获。

    在4月下旬的一天凌晨，我军与日寇遭遇于平田山口，我与两个战士，因传达师长命令，被敌军切断了和部队的联系。还是群众冒死拯救了我，把我藏在山洞里，才免去一场杀身之祸，使我在三天以后又找到了部队。

    二十七军在太行山区，与敌坚持战斗了几个月，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分散南渡，进行整补。当我们潜入敌区，见了群众感惭交集，然而群众却不以我军败阵而鄙视，依然热情地招待食宿，站站交接护送，夜行晓宿，使我们安全地到达了京水渡口，过了黄河。

    通过这次敌后之行，使我深刻地受到教育，过去一直认为只有军队才是争取抗日胜利的可靠实力，这次在群众的保护下安然地在敌占区往返通过，特别是群众在万分危急中保护了我生命的事实，使我深深懂得了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才是更加重要的抗日救国的主体实力。只有诚心实意地团结依靠群众，才能通入敌后，才能在群众帮助下战胜敌人。

    我曾经历过18次抗日战役，时隔日久，都已成渺茫的回忆，只有这次受到群众的帮助与爱护，是我终生难忘的。

    舒开基：收复独山一役

    独山是黔南重镇，1944年12月7日，日军板西一良师团攻占了独山，大西南均为震惊，重庆国府已准备迁往甘肃兰州。我们第二十九军自卢沟桥发起由平津转战保定洛阳，从数千里外驰援贵州。我军几经整顿，军长数易其人，原军长平津作战时是宋哲元，洛阳作战时是马励武，收复独山时是孙元良，我是该军参谋处处长。

    1944年，是中国正面作战最恼火的一年，中国是外线作战，日本是内线作战，虽然人民的军队经常由解放区向敌后攻击，但因国共两军的包围圈太大，一时尚难收缩包围圈，采取分进合击的办法。日本东条内阁鉴于德国在苏、英、美、加两面夹击之下，势必崩溃，心慌意乱，急急忙忙，想在中国解决战争，以便抽兵以应世界战局之变，严令冈村宁次集中兵力，向中国包围圈薄弱环节各个击破。八路军新四军是硬骨头，它是啃不动的，国民党军是薄弱环节，乃以钳形攻势，目标指向重庆，企图拿下重庆后，国民党军队必土崩瓦解，然后回师全力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冈村宁次在北路集中兵力于开封，向西推进，围攻洛阳，汤恩伯突围而出，川军将领李家钰突围时阵亡。日军乘胜前进到达潼关，加紧整补待命进攻。南路一部由长沙、一部由广州夹击衡阳，打通粤汉铁路，衡阳得手后，向广西全县直扑。守军是国民党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龙。由于孤军守城，广西并无一兵一卒支援，城陷后，陈牧龙以作战不力被枪决。日军势如破竹，攻下桂林、柳州、南丹，一直打到贵州独山。

    第二十九军由河南驰援贵州，我担任军部参谋处三科科长，当行军到贵州樟桐时，即得知日军已到广西柳州附近，军部即命我搭车先到遵义，与车站司令合作，担任输送部队的指挥。川黔公路的汽车一律下载，发给足够的汽油，由遵义运兵到南丹。南丹的守军是九十七军，军长是陈素农。我二十九军九十一师先到遵义，我即协同师长王铁麟，分配车辆指挥上车。浙江大学已经疏散到遵义，爱国师生都高喊口号唱革命歌曲，祝二十九军弟兄们再打一个胜仗！弟兄们亦高喊不打胜仗誓不生还。女同学们给我们的弟兄每人送上一支纸烟，并尊敬地把火点燃；男同学两人各举弟兄的腿，送上汽车，增快登车的速度。虽然是秀才人情纸半张，却大大地鼓舞弟兄们的杀敌勇气。

    防守南丹的九十七军军长陈素农是浙江温州人，与蒋的左右亲信同属于浙江系。陈素农仗恃与蒋有密切关系，在南丹略事抵抗，便轻易放弃南丹。我二十九军九十一师王铁麟师长率领的车运部队在独山南面黑石关与日寇遭遇，王师立即在黑石关前与敌展开激战。我以乘车前进之师，对敌徒步前进之旅，在地形与士气方面，我军都占优势。九十一师王挽危团长顶住正面，双方伤亡均甚惨重，桑拯宇营长阵亡。在战斗激烈的时候，日军骑兵一部600余骑，由黎明关经荔波县，由山地远道迂回窜到独山，使我九十一师腹背受敌，被迫转移右侧平塘。由广西南下的板西一良师团进入独山与其骑兵会师。这时二十九军预十一师师长赵懋率领的东运部队赶到墨冲，军部和军的直属部队亦赶到。原参谋处处长徐得民调到第二兵团张雪中部阻止湘黔公路之敌去了，我则在大敌当前被任命为参谋处处长（因为军长孙元良知我是战术研究班毕业的研究员，曾任军校战术教官几年），即令部队在墨冲南端开进，命赵师派一部强行占领平顶山高地。知日军正在构筑工事，我参谋处研究敌情，认为如让日军稳住，则湘黔公路之敌必然前进卡断我军后路，在马厂坪会师，进攻贵阳。贵阳防守司令是十三军，军长是石觉。攻贵阳时川湘公路之敌必然经西阳进至綦江，卡断贵阳至重庆的交通线，贵阳不保则重庆危矣。总司令兼军长孙元良同意我的意见，决心攻击。预十一师展开于平顶山、免场及二塘一线，利用日军怕夜战的缺点，于黎明前攻击前进。当时是1944年12月10日，大雪纷飞，狂风呼叫。又电令（用的是手摇两用话报无线电机）九十一师团回师黑石关向独山之敌后攻击，又电令九十七军陈素农转回南丹。汤恩伯亦派部队赶运前来，使日军处在我军前后两面包围攻击中。使日军最恼火的是，人无粮，马缺草。为了避免全部被歼灭，其不得不以炮兵火力开路，掩护骑兵冲出重围，骑兵又掩护步炮兵夺路而逃，退至广西金城江，与其主力配合，隔江对峙。战斗结束后全军（二十九军）只剩9000余人（人事科统计）。据独山县县长孔××（是山东人，孔子后裔）与我汇报，他以两个警察中队做掩埋队，两个月以后尸臭尚有难闻处，死的军民无法统计出一个真实的数字。收复独山不久，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率领一个慰问团来到独山，宴我军团以上人员于独山铁道宾馆。她说独山失守后，重庆准备迁兰州，独山收复，蒋才稳定下来。独山的老百姓感激我军阵亡官兵，特在独山车站左侧建造桑拯宇营长抗日阵亡纪念碑。

    胡理修：独山一战与桂柳反攻

    独山一战，是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的最后一战。从此再没向我进犯，而是受我军反攻。直至追击到桂林城郊，日寇便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当时我是原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九十一师的参谋长。二十九军军长孙元良（后为陈金城），九十一师师长王铁麟，副师长谭南光，二七一团团长刘修珖，二七二团团长曹健，二七三团团长王克强（后为郑为元）。由于黔桂边境告急，贵阳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汤恩伯下令派汽车火急调运我师赶赴独山前往接防。

    过贵阳时，市民鞭炮相迎，并赠送多项慰劳品，说明当时后方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之高，也说明当时急待部队前往增援之急迫。接防两日后，日寇第十三师团之一部向我进犯，两次被我击退。一度独山被占，但据报盘踞河北南丹之敌主力部队，未见有继续北侵企图，经我师反击成功，旋即收复独山。

    在桂柳反攻途中，特别是独山到南丹一段，横尸遍野，只有将无数尸体推向公路两旁，部队才能前进。这些尸体大部分是老百姓，很多向后方逃难的妇孺都是被日寇用刺刀捅死的。有一7岁男孩，被刺断了食管，还伏在他母亲的尸体上哭泣待毙，状极悲惨。我叫人抱到宿营地喂养，但由于无法及时治疗，当晚仍死去。

    日寇此时虽已属强弩之末，但仍顽不自行退却，不打他是不退的。就是这样，一路追击，一路反攻，一直打到桂林城郊。大约是8月上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斗才算结束。

    八年抗战，开始于卢沟桥事变，是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很巧，结束于独山一战，又是一个二十九军。我非常荣幸，在抗战后期参加到独山一战与桂柳反攻中，坚持到实现全国人民的希望——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唐宗炳：桂南昆仑关战役

    我1936年参加国民党陆军第五师十四团一营三连，充当中尉排长，在1939年秋至1940年春，随军参加广西桂南昆仑关抗日战役。那时领导有陈诚、白崇禧，军长周辉光，师长刘采廷，副师长李弥。我受命在昆仑关右翼四〇六高地与敌寇对峙数月，待敌寇大事进攻时，我担任主阵地的前进阵地，以金龙山白头山为据点与敌寇鏖战一昼夜。正待与敌寇准备进行白刃战时，敌寇从我阵地后面突然向我阵地射击。情况紧迫下，我部向后转移。主阵地的团、营、连都已撤退，其原因是友军九十九师的防线被敌军突破，敌骑军冲入后方宾阳，烧毁后方医院，杀尽住院伤患，整个防线都受到影响，各军团溃败撤退。待我排向后转移至宾阳山口时，几十架敌机来回不断俯冲投弹扫射，我排突过山口，绕道五六天，到高林才归部队。

    后来听说蒋介石亲临柳州，为此次全军失败召开将领军事会议。

    由于昆仑关战役我军伤亡很大，调到湖南湘潭补充兵力，训练新兵。刚刚补充兵员，还没有训练好就又奉令急调荆沙，急行军数日，每日行百余里，到达江陵太平口。我团到达即日（1940年6月12日）午夜，乘事先停好的帆船，偷渡长江，过江后隐扎在北岸李家村。6月14日夜12时，我团向荆沙敌人攻击。团的第二营攻沙市，我一营攻荆州，营的一二连攻南北两城楼的敌人，我三连攻西门城楼敌人，让东门为敌军的退路，但退路两旁潜有我军埋伏，待敌溃退阻击。我排受令后，利用西南之间偷搭上事先绑好的楼梯，爬上城墙，除留少数士兵监视南门，以防敌窜来背后受袭击外，率排士兵向西门楼攻击。待接近敌楼，用铰剪破坏敌铁丝网，绊动了地雷，当时我手部已炸伤，趁时发起向敌冲锋。敌军在压制下终于撤退，西门楼被我军占领，即刻开城门使营部队进城。我在救护下裹伤送院医治，同时负伤的有连长左绳武、排长刘耀祖、士兵30余人，在战场上为国牺牲官兵有几人。

    迫切急调我军攻荆沙的主要原因，是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长官张自忠为国捐躯，部队随之溃退，敌军紧随追击，使退军连整理阵地都不可能，宜昌处于告紧。荆沙是宜昌后方，急调我军攻荆沙是为缓和前线追击行动，同时也使我溃退部队得到整理阵地时间，抗拒敌军，保卫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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