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刻骨铭心的记忆:老兵讲述7-37军·42军·49军·52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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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燕茂[4]:扭转战局的第一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我任三十七军参谋处上校处长,军长陈沛,辖梁仲江六十师,罗奇九十五师,李棠一四〇师,扼守湘北汨罗江南岸为第二道防线;时扼守新墙河南岸第一道防线的为张耀明的第五十二军。两军与七十三军均隶属关麟征的十五集团军,担任湘北正面之防御。

    当面之敌为日本对华派遣军总司令西尾,1939年9月初下令会攻我第九战区的长沙。其主攻方向指向湘北,赣北作为助攻并未深入。驻咸宁之日军第十一军团长冈村宁次,由鄂中、鄂北抽调第三、第十三两师团主力和炮兵、工兵、战车、汽艇、兵舰集中临湘、岳阳两地,会同原在岳阳通城的第六、第三十三两师团,向我湘北进犯,敌之兵力达10万以上。

    我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下的兵力,除赣西支线场由第九集团军及洞庭西岸由二十集团军负责守备外,我湘北方面有11个军,连同樊崧甫五个挺进纵队和直属炮兵工兵总共25万人。

    1939年9月15日拂晓,集结岳阳方面之敌第六、第十三两师团,各以一个大队在炮兵战车空军配合下,分向我新墙河五十二军赵公武、覃异之两师各一营的前进阵地金龙山、草鞋岭猛烈进攻,激战五昼夜,为会战争取了时间。战至22日黄昏,守军两营长胡春华、史思华以下官兵牺牲殆尽,阵地始陷入敌手。

    跟着敌在海空协力之下,分三路向南进犯:一路由通城南下绕攻我军右侧背,守军略事抵抗即向平江山区撤退。一路由新墙、筻口强渡新墙河后,急向平江新市之线大举进犯。此时从第二线驰来增援之第三十七军梁、李两师,为了掩护第一线友军,在第一、二线中间阵地节节抵抗,于24日向醴陵方向转进。敌军的另一路——海陆混合的洞庭支队,为了绕攻我军左侧背,于22日晚,避开我湘江封锁线,乘连日大雨,水位陡涨,悄悄通过新发沟、夹沟向我湘江东岸营田阵地突然袭击。我守军九十五师一个营奋起应战,支持到23日晨,全营官兵壮烈牺牲。敌攻占营田后,我九十五师冯旅节节阻击,至下午3时,至东塘冲。此时,赶来接替三十七军防务的第七十军,其先头的五十五团正赶到东塘冲,接防甫毕,即与敌展开争夺,一昼夜之间,两易其手。

    23日以后各路皆展开激烈战斗,我战区各军本预定计划逐次由正面撤退,并即部署反攻,置重兵于两翼。25日敌渡过汨罗江后,即分三路南下:一路由汨罗江沿铁路正面;一路由长乐街沿长岳古大道;一路由平江沿长平公路。三路均指向长沙。敌于26日、27日在福临铺、金井等地,受到梁仲江师、覃异之师各一部伏兵的袭击,前进速度受挫。29日敌先头部队进至长沙北面之捞刀河北岸,即停止前进。

    敌之所以如此,不出我之所料。认为它正好证明我战区薛长官诱敌深入、变劣势为优势的作战方式,确实收效。因为敌军装备远比我军好,如果在第一线新墙河与敌决战,无疑是敌军占优势,我军处劣势。但由于人民破坏了交通,军民联合的不断袭击,使敌军的大炮、战车、骑兵不能通过,加以我军是逐次抵抗,且有既设阵地可供利用;而敌军是攻者,常暴露于我阵地之前,其伤亡不会比我军少。这样,到了第二线汨罗江,敌我双方便成均势了。如今到了第三线捞刀河,敌所携带的粮弹已经耗尽,后方补给全靠空投,而我军分布在敌后的小部队,又极为活跃,因此,敌酋冈村宁次到了捞刀河,不得不于10月1日下令开始北撤。我军乘机反攻,跟踪追击,敌狼奔豕突,望风崩溃,死伤甚众。迄6日我战区完全收复原有阵地。我三十七军仍完备汨罗江南岸之线,清查官兵伤亡近三分之一。

    这次会战,虽然实际只打了个平手,但当时却被宣扬为“长沙大捷”,并编成了《新战长沙》的剧目及由香港大地画报社李能光与三十七军参谋处长孙祖荣合作拍摄了《长沙大捷》电影。

    刘填先:战时的一个元旦节

    1945年,我们在抗日烽火中欢度元旦。当时部队刚从广东乐昌调防至湘赣边界的热水地区(今湖南桂东县)。这里有水温高达90摄氏度的温泉,官兵们都到温泉洗澡,不仅洗掉了几个月内迂回作战的疲劳,而且治愈了不少人的风湿性关节疼和皮肤病,大家高兴极了。可是,洗上这个温泉澡真不容易啊!

    我所在的国民党三十七军六十师,原系抗日爱国将领蔡廷锴统率的十九路军之一部,1944年夏秋,在湖南境内的浏阳、醴陵、安仁、衡阳与日军激战后转移至常宁县。该师师长是黄保德。我在师卫生队任少尉军医。8月中旬的一天,部队进入常宁县城已是黄昏,不到半小时,我军即与日军在城外交火,战斗十分激烈。六十师在城外的部队大部拉入城内,抓紧构筑隐蔽工事,准备坚持抗击。开始,因为有美国飞机支援,白天到日军阵地轰炸、扫射,他们都龟缩着不敢出来,每天黄昏时分才来偷袭。但9月中旬的一天,日军依靠飞机掩护,大举向我城防阵地进攻。一颗燃烧弹正投在我掩体附近,险些丧生。日军扬言:“全歼六十师,活捉黄老虎(黄师长)!”敌我争夺该城激战了三天,双方伤亡严重。我军放弃了靠近该城东侧的一个制高点,由于已守城一个月,接近粮尽弹绝。这时,军部命令一四〇师接应六十师突围。这天正是中秋节,晚上下着毛毛细雨,我军开始佯攻炮击,随即从日军力量薄弱且没有犬牙交错的南门突围。我师人马出城三四里还没有与日军遭遇,但过不久终于发生了激战。我师且战且走,到天明时,已撤出20华里,突出重围。一四〇师击退了追赶之敌,但过后听说掩护全师撤退的一七九团第九连在常宁城全部战死。六十师损失兵员三分之一。

    从常宁撤出后转到桂阳县境内,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开往宜章。时至冬初,部队还没有发下棉衣,大家只穿着单衣勉强应付。六十师在12月中旬进入广东乐昌九峰地区后,凭借崇山峻岭、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在友军配合下,对日军打了一场漂亮的阻击战。尽管日军依靠优势装备,以密集的炮火轰击,反复冲锋,但皆被击退,使日军的一支大部队由广东向湖南进攻未成。我师旋即从这里举调换防至江西。我们这支部队就是这样以在抗日战场上的新胜利迎来了难忘的1945年。

    邹宏:回忆三次激战

    我以一个奋战在抗日前线的国军下层军官身份,回忆我在卢沟桥附近、娘子关、台儿庄几次激战的情况。

    一、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我所在的二十六路军接到上级命令,要我部火速赶赴抗日前线,当时我们部队正在江西进行训练。接受命令后,我们迅速进行了战前准备,于7月中旬,我部到达了当时的抗日前线——河北房山一带。从抚州到房山行程数千里,我部只用了四五天时间,过了江南,到山东、河北境内,沿途所见尽是逃难的人群。有钱的人带着家人,坐着车子或赶着马车逃往城市。逃亡的老百姓多是衣不蔽体,愁容满面,他们拖儿带女,携老扶幼,也不知逃向哪个地方。当我看到这些被侵略者逼得无家可归的父老乡亲、被帝国主义强盗蹂躏的妇女时,心中顿时怒火燃烧,恨不得一下子赶到前线去和日寇拼杀。

    部队按指定的地点驻扎在河北房山一带,这里离卢沟桥已经不远,日寇飞机每天都向我们二十七师阵地空袭、扫射、扔炸弹。为了减少部队不必要的伤亡,我们一方面抓紧一切时机抢挖防空、防御工事,构筑碉堡阵地;另一方面组织对空射击,使飞机不敢低飞,因此,飞机投下的炸弹也就命中不了目标。当我们看到被击中的飞机拖着黑烟坠落时,心中无不感到高兴。为了主动打击敌人,我们还利用夜间偷袭日寇,我先后三次带领士兵摸进敌人驻地,把梦中的日寇打得晕头转向。等鬼子集合部队时,我们已经撤走了。三次夜袭缴获了敌人100多支枪,受到过上级表彰。

    在平顶山,我们与日寇展开了一次激烈的战斗,战斗打了一整天。日寇依仗着现代化武器,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们妄图一举拿下平顶山,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日寇开始进攻时,先用大炮猛轰,还有数十架飞机轰炸,紧接着,机枪猛烈扫射。我们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正义感,利用修好的工事,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我当时是一六〇团一营重机枪连上尉连长,我抱定以身许国的决心,沉着指挥我连四挺重机枪射击敌人。当敌人一接近我们火力射程时,我们四挺重机枪立即发出了怒吼,敌人应声倒下一排。当敌人调整火力向我机枪阵地轰击时,我们也做了调整,我用两挺重机枪配备正面,两挺放在侧翼,形成火力交叉,当敌人第二次向我阵地反扑时,我指挥着全连以猛烈的火力打击敌人,打得敌人无法接近我们的阵地。敌人一天之内三次向我阵地发起进攻,但由于全体战士深怀保卫国土、同仇敌忾的决心和顽强战斗的精神,连续打退了日寇的进攻,保卫了平顶山,也保住了阵地。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对日激战,第一次就打得敌人狼狈溃退,大大地增强了我对日作战胜利的决心。战斗结束,我们缴获各种轻重武器1000多件,歼敌数百人。

    二、娘子关保卫战

    1937年9、10月间,我部又奉命开往娘子关。铁路被日寇炸掉,大部队行动目标过大,为了防止敌人突袭,于是部队化整为零,以营为单位,日夜兼程赶赴娘子关。娘子关是地处山西、河北两省之咽喉要道,形势非常险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前国军就已在这一带构筑了不少国防工事。日寇为了急于夺取娘子关这一天险,扼住这一咽喉,打开晋冀的大门,不惜血本,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

    我们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长途跋涉,一赶到娘子关,只稍稍安顿下来,就投入了战斗。这时,我仍然是重机枪连上尉连长。为了紧紧地把住娘子关,我决定将四挺重机枪架在娘子关上,用我们的机枪锁住娘子关。敌人的进攻开始了,他们的炮弹、子弹像雨点一样,射向我方,炮弹在我们周围开花,子弹在我们头上飞,我和全连战士均无所惧。我举着望远镜一面注视着敌人动向,一面指挥机枪射击,狠揍日军。由于我们居高临下,始终占据着有利地势,密集的子弹打得日寇一排一排地倒在地上。突然敌人一颗子弹打中我身边机枪手的头部,这个机枪射手中弹阵亡,但另一名射手毫不犹豫地立即接上来,继续打击敌人。在这场民族生死搏斗关头,他们从未想着个人安危,也使我深受教育。

    我在娘子关保卫战中,先后坚守了三个来月,每次战斗我都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由于我身先士卒,给全连战士一个有力的鼓励,他们看到当官的同他们在一起,更加坚定了杀敌的勇气。我们守卫娘子关新关,经常听说共产党八路军在娘子关旧关与敌人浴血奋战。我们守卫在娘子关上,就像一把大锁,紧紧地锁住娘子关的大门,始终使得日军不能逾越一步。

    三、台儿庄激战

    娘子关保卫战后,我团长黄宗颜升为二十七师七十九旅旅长,我则由重机枪连调入旅部任作战参谋。这时,我部由娘子关调到了台儿庄,编入第五战区战斗序列,归李宗仁司令长官直接指挥。我部自娘子关保卫战撤下来后,虽未得到很好的补充和整休就拉到了台儿庄,但我们看到了大片的国土在沦陷、无数的村庄被烧毁、无辜的百姓遭杀害,部队虽然连续作战,从未听到有人叫一声苦的,部队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精神。当我们来到台儿庄后,李宗仁司令长官深知孙连仲部是冯玉祥部下一支骁勇善战、能攻善守的部队,特别善于打阵地战和防御战。因此,李宗仁将孙连仲的整个军都部署在台儿庄内外。具体部署是,池峰城师长带领其三十一师守台儿庄城里;我们由师长黄樵峰带领其二十七师和三十师(师长张金照)守卫在台儿庄外围。三个师相互配合,形成掎角之势。我七十九旅就部署在邵庄一带,旅部指挥所就设在邵庄。部队驻扎后,立即抢修各种防御工事,构筑阵地,设置各种障阻,挖掘堑壕坑道,储存弹药粮食。以当时情况看,知道在此必有一场恶战。我们也准备和日寇血战一场。不久就听说日军板垣、矶谷师团要南北夹击徐州,妄图一举打通津浦线。我们也深知板垣、矶谷师团都是日寇的精锐部队,板垣、矶谷师团长更是老奸巨猾。这支侵略军拥有当时第一流的武器,装备精良,因此气焰嚣张,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3月中旬,矶谷师团与我部接触,屡次受阻,矶谷受阻后知道对方并非一般,于是加强了对我军的攻势,用大炮轰击我阵地,战斗激烈时,一天竟有数百发炮弹落在我阵地上。有一次有颗炮弹打中我旅部指挥所,当时击中了我无线电台,电台台长被炸死,还有一位少校副官长和一名刚分配到我旅的上校副员也被炸死,还炸死了五名战士。我记得我当时正和旅长黄宗颜查阅地图坐标,碉堡上层震塌,我二人躲于桌下才幸免于难。于是我和旅长干脆冒着炮火硝烟冲出指挥所,来到前沿指挥所指挥战斗。战斗越打越激烈,斗志越打越高昂,战士们决心与阵地共存亡。当敌人的坦克冲到我们前沿阵地上时,由于没有平射炮和火箭筒之类武器,战士们就用炸药包与敌坦克搏斗。我们先后炸掉了敌坦克四辆。由于我们全体将士的顽强浴血奋战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不可一世的矶谷师团终于被我军打败。当战斗一结束,司令长官李宗仁亲自到阵地慰问,外围记者到现场采访拍照,全国各地的电报慰问信像雪片一样飞来,各种慰问团也来到台儿庄慰问。台儿庄战役以我们的辉煌胜利向世界表明,日本侵略者妄图灭亡中国只不过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如今,我这个幸存者,也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有幸回顾台儿庄战役和整个抗日战争,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朱火金 整理)

    徐家齐:抗战八年的记忆碎片

    一、抗日战争爆发

    八一三日本侵略军进犯淞沪。国民党陆军第四十六军中将副军长兼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将军,号善夫,浙江黄岩人,性情正直和蔼,治军宽严相济,官兵无有不敬畏者。喜书法,常以颜体悬肘批阅公文,是我国一位经文纬武的将领。他奉命由陕西南下沪杭参战。七十九师于杭嘉湖(平湖)海盐乍浦之线进击日本侵略军,在平湖乍浦战役中,予敌严重伤亡,缴获大量武器,银币数万圆,铜币几十篓。这些银圆铜币是日寇登陆时在我国国土上掠夺的,陈将军悉数交公,官兵敬服。在战斗时,陈将军常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敌机轰炸,到前线督战,将士拼命,是役获得辉煌战果。

    旋日本侵略军偷袭杭州湾,七十九师奉命转移,撤至杭州外围的长安临平集结待命。之后奉命阻击日本侵略军前进,予敌以重创。继而奉命越过钱杭江,于萧山绍兴诸暨之线与侵占杭之敌对峙。

    1938年初春,七十九师奉命开赴前线,经富阳至余杭临安之线与日寇周旋。在余杭战役中,我军攻占敌军据点多处。日寇死尸遍山,我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药品、食物等。嗣后七十九师奉命以机动部队行动由浙至皖而赣。在行军于宁国途中,我见到薛岳将军单骑行动,追随骥尾的仅卫士两名,冒着炎热的天气沿途视察。这是在国民党将领中所仅见。

    是年秋,陈安宝将军在东乡县成立二十九军,陈安宝任中将军长仍兼七十九师师长。之后二十九军奉命开至南浔线,于马回岭进击侵略军。我军获胜后,又奉命开上庐山。在上庐山前,陈安宝将军在德安将七十九师师长一职交由进陆大深造的原该师四七〇团团长兼二三五旅旅长段朗如接任。在这期间,我军获悉日本侵略军一艘军舰于鄱阳湖近庐山脚下搁浅,陈安宝将军即电请派飞机轰炸。立时派来俄国援华飞机九架于日舰上空盘旋轰炸,一弹未中,可是九架俄机均被日舰炮击受伤,无一幸免。其中一架坠毁于四七〇团一营二连营房北角四五米处深水池中,全连官兵正在午睡幸无殃及。当时我是受陈安宝将军之命在该团团部任机要参谋,即单骑赶到俄机坠毁现场,立命能潜水士兵轮流下水摸索机内情况。当时捞出轻机枪一挺,勃朗宁手枪一支,印有援华字样绸质地图一张,丝降落伞一顶,机内一死尸无法捞出。这架俄机在坠毁前见有一人跳伞飘向我军后方。

    其余八架受伤俄机见有六七人跳伞,顺风飘向我军后方,也见有坠落。三架日机仍追击不舍。我军官兵见日机猖狂至此,欲举机枪射击,但未奉有命令,未敢轻举妄动。在受伤俄机及跳伞人员飘过我军之际,陈将军以盟军友谊为重,即电话师部如遇俄机及跳伞人员降落到驻地时,必须予以保护。

    二十九军七十九师在庐山以居高临下之势,予日寇以重创。敌人恼羞成怒。一次,一日一夜向我军隘口阵地竟发炮2000多枚,我隘口守军虽伤亡严重,但始终未被敌人攻占,与日寇鏖战三个多月,七十九师伤亡过半。二十九军奉命由庐山撤下,开至鄱阳湖景德镇之线守备整训。是年终,重庆派员至景德镇监视,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分别宣誓就职典礼。之后,二十九军司令部开回东乡原驻地。

    1939年初春,陈安宝将军奉召至重庆,不久返回东乡防地。他对我说,这次委员长特发给我军8000支新的德式步枪,以加强我军战斗力,并要我军做好准备收复南昌,南昌收复后即成立一个总司令部由陈安宝将军任总司令并兼任江西省主席。这表明上级对陈安宝将军是委以重任的。

    二、国民党四十九军二十六师抗日龙衢之战

    1944年初夏,日本侵略军二〇二师团以数倍于我的兵力,向我金(华)兰(溪)之线守军进犯,同时驱赶大批难民如潮水般向我后方进发,有不少伪军士兵混在其中,趁机扰乱我后方。敌军猛扑我龙游,直至衢州。守城的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团长于丕夫(山东人)在日寇攻城时予敌惨重伤亡。适连日暴雨,敌人决堤浸城,城内百姓被淹死者数以千计。城陷,团长于丕夫率部跳城突围,因不谙水性以身殉国。城内尚有二三百名官兵,多有不习水性者被俘,解到日本。抗日胜利后,幸存者回部,未回部者均遭杀害。水退后我二十六师收复衢州。敌军溃退时,多被我军阻击,是役缴获大批武器。

    于丕夫团长尸体找回后棺殓安葬,全军官兵无不悲痛哀悼!后以于丕夫团长不谙水性而吸取教训,全军官兵以习水性为重要一课。

    三、抗日胜利前夕戴笠到淳安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四十九军二十六师司令部驻在淳安新安江畔。一天接到第三战区长官部电话通知,说明天戴笠陪同美国几个男女朋友去杭州,路过淳安,给他准备一顿稀粥午饭。翌日清晨,司令部给养人员为他烧好大米粥和做好馒头,备好一些菜,如冰糖、火腿、油炸花生仁、鸡蛋等,还备有水果,等待客人的到来。上午10时许我们知道客人快要到达,师长曹天戈带着师部各部负责人员到驻地郊外迎接。戴笠坐在筏竿上,见迎接他的人排队等候,即下筏竿。美国几个(记得是两个青年女人、四五个中青年男人)男女客人相继从筏竿上下来,并带有翻译。戴笠走在前面与师长及迎接人员一一握手。我们将客人引进师部招待所坐定,即问戴笠这次去杭州任务是否艰巨。戴笠说,他们这次去京、沪、杭是为着策应美军在杭州湾登陆,是以商人身份去的,过江去有人来接。戴笠一顶拿破仑白帽,身穿白山东绸中山装,穿一双旧皮鞋。两个美国妇女穿旗袍,男的穿夏季西装。客人午饭后,因天气火热,休息一会,即坐原筏竿而去。

    四、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九军二十六师抗日战争最后一仗

    抗战胜利前两天,二十六师七十六团一个营收复淳安前线分水县,营长阵亡,官兵伤亡数十,城内守敌弃城丢械溃逃。城内房屋多是断墙残壁,城内空无一人,这是日寇对华侵略“三光”政策的写照。第三天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军官兵莫不为收复分水阵亡官兵哀悼。

    五、抗日战争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时,重庆派飞机送一个命令到赣州,由第三战区长官部派人送到驻淳安前线二十六师司令部,转送给南京冈村宁次。师长曹天戈要我(当时我任该师中校人事科长)挑选两名青年军官执行这一任务。我在三个团青年军官中,挑选两名中尉军官,一是北方人,行伍出身;一是南方人,军校出身。两人身材高低、大小一如孪生兄弟。我将公文交给他们,发给路费、白布旗一把,系带行李,不准带日记本,各带钢笔一支。我对他们说,一定要完成这一任务!回来后各提升一级,并发给奖金,并祝他们往返一路平安。当时有人认为派去的这两名国官是凶多吉少,他们两人也有此感,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三天他们任务完成安全回部,即报告往返经过是这样的:去的时候,雇用一只民船打着白旗过江,至达对岸日军哨所,上岸时即被日军哨兵搜身检查。两名军官即告诉翻译,要日军立刻派专人专车昼夜兼程,将中国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命令送到南京给冈村宁次亲收签字后,将收据快速送来!日军哨所立刻照办,两名军官在日军哨所住宿两夜,并得到招待,但行动受到限制。第二天冈村宁次签字的收据送来哨所,翌晨两名军官即坐民船返部。南方军官说,他一支钢笔忘记在日军哨所,由司令部赔偿给他,其他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我即将冈村宁次签字的收据派人送到第三战区长官部。这一任务始告完成。给两名军官各提升一级,发给每人40元奖金。

    旋四十九军奉命向京、沪、杭挺进,军司令部进驻湖州城。一天冈村宁次坐着一辆日产黑色轿车来到湖州,与军长王铁汉会晤片刻而去。我看见他满脸愁容,心中有说不出的痛苦样子,这个侵华日军罪魁,他万万不会想到,今天会以失败而告终。

    之后,我由四十九军二十六师调到南京联勤总部工作,一次去见何应钦部长时,我以八年抗战胜利者自居,情不自禁地问部长我国为什么不将日本侵华罪魁冈村宁次正法。他回答我说: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事,非我一国所能决定,你们年轻人不要过问这些。

    丁振国[5]:于台儿庄血战敌后的片段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向我华北疯狂进攻,不到一年时间,侵占我济南、青岛等地,威胁徐州。台儿庄是战略要地,预料敌寇必来侵犯,我军事先组成一支强有力的部队潜入敌后,有机地内外夹击,以消灭当面之敌。我军由四个师、一个野炮营、一个山炮连组成,司令汤恩伯,军长关麟征,我连配属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戴安澜。

    1938年3月15日下午3时左右,行抵小刘庄附近,发现一支日寇骑兵数百人,遂被我军包围,主攻部队七十三旅,我连奉命占领阵地,射程3200米,预计几小时内就可以歼灭敌人。但因小刘庄周围有密密的树林,纵深很大,100多米,敌人利用坑道垂死挣扎,我步兵冲锋若干次,均未成功。戴旅长命令我连准备大量炮弹协同作战,黄昏后开始攻击(我连有新式卜福齐山炮,德制半自动的,精度良好,射击速度每分钟可达19发,射程在3000米左右,百发百中)。黄昏后炮火发挥了威力,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掩护我步兵出击,敌骑无法躲藏,伤亡很重。午夜前后,敌骑大部分被歼灭,一小部分逃跑。

    16日5时,旅部通知我连到旅部附近聚集待命。戴旅长一见我就说“炮兵打得好”,问我:“有没有吃早饭?”我说:“没有。”他随即叫厨房做四菜一汤,为我庆功。饭后叫我到小刘庄看看现场。我快步走到小刘庄,看了看小刘庄周围的树林,都是密密麻麻的枪眼,塘内、沟内漂浮着敌人的尸体,小刘庄广场上有几个日寇尸体窖子,小窖子每排五具,大窖子每排十具,估计大窖总共是100具,小窖是50具。为什么敌尸排得这样整齐呢?可能是便于计数。敌人丢下无线电一架、防毒面具一大堆、钢盔一大堆、牛皮背包一大堆。敌骑兵都是青年,身着呢制服、马靴。当日7时,又随旅部出发。行到9时左右与敌遭遇。敌山炮猛烈向我射击,由于戴旅长战斗计划是有期遭遇,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不到一小时,消灭了遭遇之敌,又继续前进(当时我军伤亡十余名,敌人伤亡数十名)。中午到达黄家泉附近,奉命占领阵地。我军占领了制高点(最初我连是遮蔽阵地,敌人是暴露阵地)与敌作战。敌军野、山、重炮计20余门,我方炮一营12门,山炮一连4门,计16门炮。敌我相互炮击,敌军损失较重。战斗一直延至下午3时左右,敌军增援,开始白刃战,相互冲刺,呈拉锯式的战斗。由于我军寡不敌众,失去了制高点,我方炮兵阵地均在敌人控制之下。敌炮集中火力,疯狂地对我阵地猛击,当时烟灰、土尘交织在一起,伸手不见五指,遮住了日色,似乎空气都被炮弹淹没,呼吸困难。我连第三炮手负伤,中尉排长李恒源(23岁,湖南平江人)阵亡。在此关键时刻关军长、戴旅长先后冒着敌人的炮火,视察炮兵阵地。为了挽回战局,戴旅长临阵督战,开始第二次白刃战,喊杀声响彻山野,终于打退了敌人。我军又控制了制高点,使炮兵安全地转移。

    罗仁杰:八载抗战旧忆

    一、漕河、保定、安阳之战的回忆

    我在抗战八年中,曾数迁部队工作岗位。这里所记的只是我从征第一次与日寇作战的情况。

    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前夕,就制定了速战速决的总体战略方针,计划在三个月内结束侵华战争,野心狂妄,可见一斑。为达此目的,日本驻华北的侵略军总部,决定以其精锐主力沿平汉线南下,与津浦、平绥两翼日军遥相呼应,互相配合,全面进犯。面对此种情况,国民党迅即召开国防会议商讨对策(时间约为1937年8月上旬),制订了华北以保定至沧州一线为主要防线,以安阳至济南为第二防线,以洛阳至郑州、开封、徐州、淮阴为第三道防线的战略防御方针和计划。战争爆发后,先是我军宋哲元部于卢沟桥、宛平一带,继而是刘汝明部于良乡一带,与日寇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殊死战斗,重创犯敌,但终因双方力量过于悬殊,以致宛平、良乡各地相继失守。

    当时,我所在的国民党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黄埔一期)第二师(师长郑洞国,黄埔一期)第六团(团长钟祖荫,黄埔三期),为阻挠敌寇继续南侵,粉碎其速战速决美梦,衔命布防于保定以北30里之漕河南岸,严阵以待,准备予南犯之敌迎头痛击。

    漕河宽三四百米,深可及顶,流速中等,两岸坡度在40度左右。河南沿线筑有半永久性国防工事,且渡船均被我方控制,日军偷渡徒涉均有一定困难,地势对我颇为有利。

    那时我正在六团二营四连当排长,一日奉连长命率全排扼守距平汉线右侧约2公里之河沿阵地,其直后约2里处为大小王庄,居民300余户。我想,这次战役是我投笔从戎后参加伟大抗日救国战争的第一仗,当为国效命,完成守土卫国重责。翌日晨,敌陆续迫近漕河北岸,随以陆空联合的准现代化装备之绝对优势发起攻势,巨型的榴弹与榴霰弹如飞蝗般向我阵地飞来,一连数日,每日夜平均落弹总数在3000发左右,使我难以抬头。我为减少无谓伤亡,每当敌向我阵地炮击时,除留极少数人在工事内依射空注意监测敌情,防敌步兵偷袭外,其余均潜伏于战壕胸墙内壁之防空掩体内掩蔽。待敌方暂停射击或转移射向时,我即以轻重火器猛烈还击。激战数日,敌未能跃进一步。这时狡猾凶狠的敌人,为求迅速击破我方抵抗,即将炮兵观测所架设于河北岸附近的大树顶上,做阵地前沿的直接观测,因此命中率很高,予我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我前线守军均受到很大损失。

    这时,平汉线当面之敌因屡次强攻未能突破我方阵地,乃集结有力一部于漕河下游之大寺各庄与新安之间进行强渡,成功后即向两翼席卷和纵深扫荡。这样,我军腹背受敌,为争取主动,即决定撤离河沿阵地,突破敌人包围,向保定方向转移。

    我营即奉命撤至大王庄向团指挥所靠拢。正面之敌即以猛烈火力跟踪延伸进行遮断射击,以迟阻和威胁我主力退路。顿时弹雨如注,倾泻而下,村内房舍炸毁无数,几个人合抱的大树一个炮弹落下就截为两断。我营营长吴震(黄埔五期)身负重伤,由我连连长邵元亮代理。因时已薄暮,敌人不敢贸然突进夜战,邵即一面收容全营队伍,一面命我排掩护全团主力连夜向保定方向后撤。

    当时保定系河北省政府所在地,为全省政治文化中心,不仅一向为兵家所必争,而且也已列为抗战第一线的战略防御重点之一,地位极为重要,所以必须全力防守。争取时间,粉碎敌之速战速决阴谋,就是胜利。因此,自我军撤离漕河前哨战斗后,国民党统帅部即命孙连仲所辖部队与五十军除各以一部占领和固守保定外围左右两翼国防工事外,并以主力集结城内担任城防守务;授权孙连仲统一指挥。当时,我五十二军集结于城西侧,孙部主力集结于城东侧,以城的南北门连线为战斗地境线,线上由孙部衔。城内守军除各派若干小分队在城外附近要点担任警戒外,主力凭城垣及国防工事固守。

    由于保定系历史名城,城垣用巨石及青砖砌成,高宽各数丈,城外挖了一条护城河,深四五米,宽10米左右,河床外设有鹿寨铁丝网,河床内植有竹竿木桩等障碍物,并挖有暗堡以防敌进行隧道作业;阵地前沿500米内外轻兵四射界内的高粱秆、玉米秆等青纱帐均被砍倒,城内外许多居民房屋的门窗均被拆作掩蔽部和防空掩体之用。由此可见,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周到的,非一般攻防械具和技术所易逾越。当我布防甫定,敌为贯彻他的速战速决方针,每天派飞机三四十架次轮番在我阵地上空盘旋,或侦察我方情况,指示炮兵射击目标与修正弹着点,或用机关炮直接向我阵地扫射,又或用重磅炸弹向我战略战术要点狂轰滥炸。与此同时,又将他们铁路上的铁甲车尽量迫近我阵地前沿,配合空军观测进行猛烈射击,以压制我方火力,意图以凌厉攻势掩护其步兵夺占城垣。我军虽伤亡累累,但斗志弥坚,敌人攻势均未得逞。当时,我营邵营长沉着镇定,指挥全营官兵与友军配合,击退敌人多次冲锋,保卫了我军阵地。

    这样又坚持了四五天之久。后因我团右翼的孙连仲某团正面,被敌机及装甲车上的炮弹猛轰,城东北一隅城墙被震塌一段,敌步兵在其猛烈炮火掩护下向城区突入。而该团通信联络网也被炸断,致一时指挥失灵,阵脚大乱。这一战局,牵动了我营阵地,我营邵营长为了压住阵脚,以防敌人扩大成果,即率我连向右翼友军驰援。但终因敌人火力过猛,且有不少汉奸便衣混入城内到处鸣枪扰乱,致我右翼友军更加人心惶惶,纷纷后撤,无法挽回。此时,邵营长因戴了一副近视眼镜,身佩一把宝剑(蒋介石赠送的军人魂),被潜入的汉奸便衣发现,即遭暗算中弹身亡。我营官兵虽极悲痛,想为死难烈士报仇,但终因大势已去,只得草草掩埋了事。幸好这时天已入夜,黑幕笼罩,细雨蒙蒙,道路泞滑,敌人不敢冒险夜战,故未继续扩大战果。我军上级指挥部鉴于形势严峻,为保持有生力量,以利而后战斗,决定连夜撤出,以免翌日被敌全面包围。当时城内守军逾万,撤退时只有南门一条出路。在这一情况下,人人心慌意乱,争相向南门拥挤,城门几被堵塞。一时人声鼎沸,战马嘶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为状极其慌乱紧张。而敌人炮弹又乘机猛射,企图断我退路。就在这时,与我同行的我排副排张××突被敌方榴弹炮破片炸伤头部胸部数处,致双目失明,血流不止,他大喊排长救命。可是,我这时身边一无担架,二无帮手,而他本人又根本无法行动,就只好忍痛与他分手。但心中的悲痛,却长久不能平息,更始终没有忘记这些为国捐躯壮烈牺牲的战友。当我军突出保定城围后,即乘夜向白洋淀方向渡滹沱河东撤,时因滹沱河渡口已无船,又来不及架桥,只能选择一流速较缓、可以浅涉的地方渡河。当即由向导带路,选定一处河面宽里许,河底尽是小卵石、少沙泥、水流中缓,但水深齐胸的河段作为徒涉场。我因不善游泳,恰好有一野炮营的高架炮车(七五榴)通过,其车架和驼鞍都有人把高,我便搭上车辕过了河。

    那时,军长关麟征、师长郑洞国等人都在渡口指挥,等部队主力通过后,即策马相继渡河,士气为之大振。渡河后,天已拂晓,敌机不断临空侦察,但因我军都是避开公路走的,当听到警报时立即疏散,未被发现。部队急行军一天,赶到赵州,看到了举国闻名的天下第一桥——赵州桥。果然雄伟壮丽,名不虚传,的确是难得一见的我国古代桥梁建筑艺术的惊人杰作。

    之后,我们饥餐渴饮,非止一日,抵达安阳车站附近。群众杀猪宰羊,夹道相迎,欢呼雀跃,鞭炮齐鸣,拥军支前,盛况空前,表现了军民团结、共御外侮的高度爱国热情,使我们深为振奋和感动。

    我们在那里休整了两天,就开到安阳以西之观台镇附近,奉命担任南岗至殷墟、观台迄安阳东站西北沿漳河一带防务,与友军孙连仲部接壤固守。漳河两岸,坡势陡峻,海拔平均在百米以上,水流湍急,船只均为我方控制,且事前筑有永久性国防工事,凭险据守,增加了日寇正面强攻和偷渡的困难。

    日军于9月24日陷保定,继续沿平汉线南下,经邢台、邯郸、磁县进到漳河一线。我军依山傍水,与敌作殊死战,相持十余日。敌虽每日以陆军联合的猛烈火力全力侵犯,企图强渡漳河,但均遭我军英勇击退,迄未得逞。那时我军改由第二十兵团汤恩伯指挥。在敌我双方激战时,兵团司令汤恩伯、军长关麟征、师长郑洞国等,均亲临沿河第一线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命令炮兵进行勇猛射击,并指挥部队作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敌嗣正面强攻难于得手,即改由漳河下游的大名府附近强渡后,再向安阳侧背迂回,企图断我退路包围而歼灭之。我军为免腹背受敌做无谓牺牲,即主动撤出漳河防线,向新乡方向前进。这样,我平汉线正面之第一、二道防线的保定、安阳两个战略防御重点,自1937年8月上旬至11月初前后三个月,就被日寇相继突破了。经过三个月的艰苦战斗,尽管我们失去了第一、二道防线,遭到了巨大的牺牲,但也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

    不过,从战争进程中,也充分暴露了我们从上到下、自内而外、由军事到政治经济及社会等方面的许多弱点和缺点,及今思之,这一切,仍有认真加以总结和探索的必要!

    二、抗战中期豫南歼敌的片断回忆

    (一)战前形势一瞥

    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国民党战场进入了保卫大武汉的局面。武汉保卫战是以武汉三镇为中心,以豫西、豫东、皖南、皖北及湘赣两省为外围而展开的。

    最初,日军为加速进攻武汉的步伐,自占领徐州后,就调集了南北两战场的兵力,沿陇海线西进,准备进攻中原和夺取武汉。这时,国民党为阻滞日军前进,竟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炸开了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结果黄水南泛,虽然也暂时起到了阻滞日军前进的作用,但豫、皖两省3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尽成泽国,数十万群众死伤流离,饿殍遍野,惨绝人寰!

    然而,黄河之水,并没有能完全挡住日军的继续南侵。他们在豫北的部队,配合大江南北各地日军,兵分五路,展开了以夺取武汉为目标的进攻战。

    在武汉会战中,国民党虽然做了比较积极的抵抗,但由于坚持片面抗战路线,结果支持不到三个月便全线崩溃了。当武汉会战正紧张进行时,日军为策应对武汉的攻势和切断中国海上对外联系,便抽调一部兵力进攻广州。至10月底,广州即告陷落。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严重地威胁着它的后方,加上战线延长,兵力不足,武器物资的调运与伤亡减员的补充难以统筹兼顾,不得不暂时停止其正面战场的战略攻势,将其军事主力逐渐移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确保、巩固其占领区,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痴心妄想。之后,他们又企图以“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以战养战”的经济掠夺,维持对华的长期战争。

    于是,全国各战场就基本上处于拉锯战形式的扫荡与反扫荡的相持状态中。我所经历的豫南歼敌便发生在这相持阶段。

    (二)战场地形鸟瞰

    河南古称豫州,居九州中部,素有中州、中原之称,向为历代王朝及朋党军阀竞相角逐的军事要冲。全省北、西、南三面为山地环抱,北扼黄河天险,南控武胜雄关,西连秦岭余脉;揽伏牛、太行山势之峻峭,据黄泛区域之险阻,进退自如,攻守咸宜。其中豫南山地包括桐柏山、大别山,为淮阴山地的一部分,一般海拔在800米左右,是华北平原南界的屏障。由于平汉线南段之确山、信阳、武胜关等沿线各军事要点,正处于大别山与桐柏山之间。这就等于两把铜钳,随时有将平汉线南端之日军,置于东西两侧钳形攻势夹击之下而有被歼灭的可能。这对我军在豫南历次反扫荡作战中的时有斩获,都是有利因素。

    (三)竹沟歼敌大振军威

    民国27年(1938年)10月,我由西安以西之咸阳国民党第十补充兵训练处少校处员任内,经同学介绍到二十兵团(兵团司令汤恩伯)十三军(军长张雪中,黄埔一期)八十九师(师长舒荣,黄埔三期)参谋处任少校作战参谋。

    时该师驻河南南阳邓县一带整补与维持后方治安秩序,相机向平汉线自信阳至确山一带日伪军进行反扫荡,并于必要时配合大别山和桐柏山各友军对当面之敌发起钳形攻势等任务。我初到该师时,即受命拟具了一个师的军事演习计划,同时担负了这次演习的全部参谋业务工作。之后,该师于1939年一年内,曾先后向信阳确山间之敌军发起三次反扫荡,屡传捷报,不断予敌伪重创,任务完成后,仍撤回原防地整补。

    1939年10月,八十九师副师长倪祖耀(黄埔三期)晋升二十三师师长,我被调往该师参谋处任少校作战参谋。1940年3月,该师奉命自唐河经沁阳,对确山方面之敌进行反扫荡。

    事前,我派出谍报人员数组,化装成赶集农民潜入确山城区。据悉,敌为扑灭我地方保安团及部队配属的民兵游击队等武装对他们的经常袭击和扰乱,决定派有力部队于3月中旬以前向平汉路以西山区进行扫荡。

    我军根据情报,即先遣一个团向确山方向前进,其余主力开赴沁阳以东后,相机占领两侧山地有利地形,做先遣部队包围打援的有利支援和策应。先遣团受命后,即派一个加强连为前卫,向竹沟镇以东地区搜索前进,另以一个排任团的左侧警戒,主力在到达沁阳以东后,即迅速秘密埋伏于沁阳至竹沟之间的山地两侧,张开口袋,待机歼灭敌人。

    翌日上午10时许,确山方面果然出动了日军约一个中队百余人,附伪军三四百人带小炮两门,耀武扬威地沿途搜索抢掠,向竹沟镇方向扫荡而来。我前卫连与敌遭遇于竹沟镇东端,因我预先占领了村外制高点,即对敌进行猛烈射击。敌欺我人少力弱,除以炮火向我阵地疯狂炮击外,另派兵从两侧迂回,企图将该连围歼。但因遭该团两翼警戒部队顽强阻击,迄未得逞。苦战约两小时,该连即遵上级指示的原定方案,一面节节抵抗,阻击犯敌;一面佯装撤退,诱敌深入。敌除以炮兵实行火力追击的遮断射击外,其步兵也随之跟踪追击。

    此时,我先遣团即另派一个连支援前卫部队互相掩护后撤,投敌以诱饵。敌以为有机可乘,倾全力来犯。我即一面迎头痛击,一面交错掩护后撤,待诱敌进入我预先埋伏的伏击圈袋形阵地时,即出敌不意以高屋建瓴之势,从四面八方展开猛烈攻击。敌一时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稍后即图夺占出口处制高点,以图反扑,但均遭我炽烈火力压制未果。之后,我师主力部队又派出两个营向两侧迂回,一面阻敌增援,一面紧缩包围圈,以断敌退路。这时,敌感到走投无路,呱呱乱叫,互相践踏,纷纷弃甲丢盔,狼狈循原路窜回老巢。是役计击毙敌伪30余,伤五六十,获轻机枪两挺,步枪30余支,我凯旋返防,军威大振。自此役之后,敌伪军部队再也不敢这样冒险深入和轻举妄动地进行扫荡了。1941年夏,倪师长调离,遗缺由张文心(张治中之弟)升任。此时,原参谋处作战科中校科长李鼓之(黄埔六期)随倪师长调离,我即调升中校作战科长职务。嗣后,二十三师奉命开赴安徽太和、涡阳一带整补。1941年秋,淮北方面之敌伪军四五百人,沿淮北至阜阳的公路西犯,被我阻击于浍河北之临涣集附近。我凭河防险要地形据守,敌虽多次发起强攻,终因我火力猛烈,且敌无后续部队增援,卒不得逞。事后,敌方留一个团的伪军驻守临涣集附近浍河东侧沿岸河防,而我也另派独立十四旅一部接防,与敌伪隔河对峙。我师随即撤回涡阳附近整补。

    (四)河防弛禁贻祸无穷

    这里,应着重指出,在当时有一奇特现象,足为今日殷鉴和告诫。那就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与汪伪军队之间,隔河相望,俨然一家,河防并不严密。两方官兵均可随时化装成老百姓凭伪造证明自由来往。这就为两方部队官兵和官商之间进行投机倒把、走私贩毒等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记得那时,我军过去曾被日军长期严密封锁,日常生活用品极度缺乏,今一旦河防弛禁,就如纵鸟归林,竞相逐鹿。这样也不仅一般奸商蠢蠢思动,就连国民党部队及伪军部队官兵也莫不垂涎三尺,互相效尤。

    方法是,把我方土特产品(如粮、棉、油、茶、花生、烤烟、蘑菇等)运出去,再把敌方的食盐、食糖及日用百货(如布匹、化妆品、针织品、被服、手表、自来水笔、自行车等),甚至黑货(如鸦片、吗啡等)运进来,进行走私倒卖,从中渔利,且习以为常。

    这种怪现象,不仅皖北有,全国各地凡与日伪接壤之处,也无地不有,且情况越来越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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