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波：控诉日本侵华罪行

    一、放毒杀害无辜良民

    1939年6月，我们（国民党五十四军）由川东调赴湖北前线，8月份到当阳县长坂坡一带举行练兵的秋季大演习，正是习惯采食野生菌的季节。在野外作业时有几个士兵私下采了菌子回去，偷煮吃了晚饭，即时叫肚疼，绑担架都忙不赢，派士兵背了送雅雀岭团卫生队。第二早上卫生队通知，几个病人已经死了，叫连上的人去看一眼，好埋葬。我有一个同学叫蒋天荣（现他有一弟蒋天华住贵州黔西县谷里镇街上）是和我一同由学校报名参军的，我必须去看望他。见他们的死状非常惨，个个皆是弓着腰，搂着肚子死，面和脚手指甲铁青。我含眼泪把他尸体抱了直躺下。不料面对面喷出一口气，哎呀！给我呛得说不出那种臭味。当时医官说，死者都是中日军放的糜烂性毒，肠胃已全部烂了，不准人去接近。就这样，连新军装都没有换上就入棺埋了，接着传来附近村庄老乡吃菌子一家一家地死掉的消息。第三天军长霍揆章集合队伍训话，军部防毒连已查明，并拿出化验标本，是日本侵略者利用汉奸在山上施放糜烂性毒，把毒洒在纸上燃烧，烟雾接触到树草变为露，可维持十天以上，人畜通过碰着露水即起泡溃烂，泡破水流到哪里烂到哪里，直至夺去生命。只有惨无人道的侵略者才忍心杀害无辜百姓。

    二、火烧俘虏

    同年10月份五十五师奉命由钟祥县的石牌等地架浮桥挤过汉水，进入敌后打游击，当时的正规战线在襄樊至钟祥一带。一次我奉命化装进天门县石家河集镇侦察敌情，因为我会讲湖北话，便认当地一位老大爷做爹，我做儿子。我们赶一个毛驴驮玉米赶集，一进街，哨兵检查“良民证”，哨兵接去“良民证”不准我走，毛驴却跟老大爷进街了，我即叫“爹！爹！！爹！！！”这个爹由于是假的，连头都不敢回就走了。就这样，我被鬼子押走了。押到石家河北面的地间（靠山脚），一方三格的草房。大门锁着。门外筑有工事，码起沙包，架有一挺机枪。门边的哨兵见送人来，开了锁，门拉开一缝，把我推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只山垟间有一点亮光射进来，里面的人忙给我解索子，共关有100多人，有五六十岁的，也有十几岁的，有老妈妈，也有姑娘、嫂子，我18岁，觉得自己还很幼稚，眼泪直淌哭不出声来。40多岁的一位嫂子对我说，不要哭，死了算了，外面会给我们报仇的，我们都是被汉奸良民会卖了。我还抽咽着，答不出话来，啊，想起了，在孙家桥，她和我们吃过饭，她是游击司令部派来参加我们的。被关的人小堆小堆地挤拢，窃窃细语，老少男女姑娘。到这地步，谁也不觉得害羞和可怕，天快黑了大家商议如何冲出去。一位年老的说，没法冲了，机枪对门，又一整天没吃一颗米。鬼子总要问一下，不会全杀的，谁要是脱身了，叫严司令官把良民会汉奸全杀掉，为大家报仇。不料我们在里间说话，外屋一位进来说，他从门缝偷听偷瞧，卫兵在换班，中国兵说（指日本俘去编用的兵）特别小心注意，等天黑放火。看到外面在搬柴草。这位年老的说，反正是死，有胆的冲。又有一位说翻垟头但没有梯子、索子，又听他们一些嘱咐的话。我才知道，这位年老的是天门县游击队的侦察队长。他最后决定架人梯，一个踩一个偷上山间垟，走一个算一个，垟上的又拉下面的，一共上了十来人。敌人的巡逻兵发现了，一叫出声，垟上的往下跳，敌兵也爬下开枪。我跳下滚了几下向山边跑，机枪遍地扫射，我以爬行迅速离开敌人手电光和射击范围，一直向京山方向跑了约2里路才坐下喘气。不一会儿又来了几个人，一共脱险八人，内有三四人负伤。回头看，枪声稠密，房子已燃起熊熊烈火，100多个男女老幼就这样为祖国献出了生命，直到今天我依然难忘日本侵略者这一凶残暴行。

    三、我负伤了

    11月间我营在京山县太子山脚（接近孙家桥—官桥之间）的公路上狙击由汉阳来增援钟祥的日军。这一战，我们一个步兵营配合两个当地游击小队，布防分路东（天门一边）路西（京山一边），预先计划了各自的退路。晨约8时前后，在太子山腰看，日军的坦克、装甲车、运步兵的汽车，看不到尾，有多少也说不清。日军车子距挖断公路500米左右时，营长用旗子指挥，打！路东、路西埋伏好的机步枪、八二、六〇、掷弹筒等枪炮一齐喷吐。日军在不备之间，遭到一击，步兵由车上下来之际死亡甚大，战防炮把日军汽车也打燃烧起来。打到下午，日军后面的坦克和炮车赶到前面来，营长已通知开始撤退，路东向天门方向撤，路西向京山方向撤。日军的炮火，仍盯着我们。这次战斗失利，营长邹云（湖南宝庆城内人）牺牲，为抢他的遗体，整整死了一个排。我五连连长俞惊涛（长沙人）自动代理营长指挥战斗，我排排长彭彩东（长沙人）牺牲，我代理排长。敌人集中炮火向我排轰炸，无法撤出阵地。待敌步兵接近了，炮才停止轰击。撤出阵地后我负伤了，左腿擦伤，右腿贯通伤（大筋打伤一半，以致现在右腿行动不便），仍然坚持。剩余的人互相掩护，一边打一边退，到太子山后有十几户人的一个小村庄，决定不退了，轻重机枪都架在村后高地，天也黑下来，敌人也不敢来攻了。整打一天，莫说吃个饭，连水也未喝一口。天黑后游击小队侦察报告，敌车子搜集了死尸回汉阳去了，大概夜里12时游击指挥部的担架来接伤兵。在代理营长的指示下，我解除武装，由弟兄扶上担架，抬到天门县距彭家场3里路的观音湖边一个小村子养伤。

    四、眼见敌人的扫荡和“三光”政策

    在天门的观音湖畔，我深深不忘记天门的老百姓热爱祖国，仇恨鬼子。伤兵分住在老乡家，每户一人两人不等，每人每天由游击队来付给主人2毛钱，吃好吃坏和主人共甘苦。白天能走的同主人到田里，不能走的躲在家。我伤腿不能走，主人天不亮背我到湖边一个草堆里睡，晚上黑了背回家。我住的那户主人姓周，有十五六岁的一个女儿叫周青，天天晚上医生来换药的前后，总坐在我的床边安慰我。他们一家白天要去做活，晚上要背我回家，做饭，为我洗脚、洗衣服，埋残的药渣，天不亮又背我去湖边草堆。这样的情，我一生一世怎能忘记？天气渐渐下雪，一次彭家场的鬼子下乡“扫荡”，大概被汉奸出卖村中有伤兵，邻居一个姑娘被两个鬼子追着往湖边跑，我在草堆里偷瞧，把我吓坏了。万一敌人拉草堆或烧草堆怎么办，莫说枪没有，连自杀的小刀也没有。这姑娘跑到湖边跳进湖里淹死了，两个鬼子兵追到湖边，对着湖心打了两枪，咕里咕噜骂着回村子。一会儿村子着火烧起，老乡喂的猪、牛、驴和在家的人，一并被鬼子抢拉走了。鬼子走后，躲在田野的老乡才回来救火，村子烧了一大半，晚上背我回来换药才知道被追的那姑娘是卢市人，游击队的医生。后来无家可归的伤兵又转到村外，游击队也派人来送钱、衣物、粮食。我仍然在村子没有走，伤兵全都穿便衣，主人家拿慰问的布给缝了长裤、耳裤，不几天，我被送转移，由岳口到沙市后方，又由沙市转广西灵州陆军医院。临别的晚上，主人二老和周青妹妹都哭着为我送行，还煮了一包鸡蛋叫我路上吃，叫我感动不已。

    孙哲明：上海八一三总退却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北平和天津，紧接着于8月13日，发动了对上海大规模的入侵，企图占上海，逼南京，打击蒋介石统治中心，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以实现其所谓速战速决，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野心。斯时，淞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等，率上海驻军奋起还击，八一三抗战，就这样大规模地展开了。

    一、调集兵力会战上海

    八一三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发表了抵抗日寇的申明，对其所属部队下达了动员令。成立了军事大本营，以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张治中为前敌指挥首脑，先以冯玉祥为总指挥，后由蒋介石亲自兼任。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都应全力以赴。国民党政府拟与日寇决一死战，遂动员和调集黄杰的税警六个团（相当于一个兵团的兵力），张治中的陆军第五军，陈诚的陆军十八军（后扩编为七十九军），东北军张学良的陆军第五十一军，西北军杨虎城的陆军第四十四军，湖南朱耀华的第十八师，李觉的第十九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的陆军第一军第一师，及河南保安部队19个团（实际这19个团是胡宗南新补的实力，但尚未明确指定番号），陶峙岳的第八师等七十几个师和全部海空军部队，与日本侵华军总指挥土肥原师团海军陆战队以及板垣第五师团、第三师团等共10余万兵力，对抗于上海郊区和黄浦江边。日寇凭借装备优势，动员陆、海、空三军，想借以压倒劣势装备的中国军队。但中国人民并未被鬼子的疯狂进攻所吓倒，相反掀起了全面抗战高潮，给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迫使日寇不得不向国内求援。

    二、奉命转防赴援上海

    我当年服役于国民党军陶峙岳陆军第八师二十三旅四十五团一营二连任中尉排长，后晋升为上尉连长。亲身率部抗击日寇，并目睹日寇侵华军在上海杀害无辜赤手空拳的平民，进行“三光”政策种种罪行，及友军不怕牺牲、保家卫国的业绩。

    陶峙岳的陆军第八师，系甲种编制，三旅六团制，相当于抗日胜利后的一个整编军兵力。第二十二旅旅长向超中，旅辖四十三、四十四两个团；第二十三旅旅长曾致远，旅辖四十五、四十六两团；第二十四旅旅长李季，旅辖四十七、四十八两团。师司令部直辖有参谋、副官、军械、军需、军法、秘书政训等八大处和特党部、野战区院、电台等；直属司令部的部队有特务、工兵、辎重、炮兵等营和骑兵连等单位。全师官兵15000余人，武器装备齐全，兵员满额，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当年我师的特殊任务是“防共反共”和巩固后方，驻扎在西北的甘肃、定西、静宁、平凉之线。

    抗战初，蒋介石命令我师开往平汉线，作为总预备队阻止平津敌人南下。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改命往援上海。1937年8月23日，奉命开赴河南，横渡黄河后，经平汉线之新乡到安阳停止待命。8月27日奉命开赴上海前线。当时日寇以空中优势，到处狂轰滥炸，我军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火车在晚八九点钟行驶，经过三个夜晚的疾驶，到达南京浦口之线。夜渡长江后，于天快亮的时候，到达镇江。在行进途中，时有突袭，部队不得不经常上车疏散。当晚又在镇江上车，经无锡、当阳、苏州、昆山至上海郊区的小南翔。晚11时左右，进入罗店、大场、蕰藻浜等第一线阵地，接替胡宗南部第一师，从此投入了战斗。我军是左翼兵团，张治中、陈诚所部是右翼兵团，阵地上呈现着凄凄惨惨、杀气腾腾的悲壮景象。

    三、拥军爱民艰苦卓绝

    自八一三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更加高涨，我军奉命赴援，由陕西出发，沿途城镇居民、机关团体，到处设立茶水站、接待站、拥军站，箪食壶浆，进行慰劳。到处张贴大幅抗日画报标语，慷慨激昂，抗日气氛非常浓厚。形形色色的慰问团、慰劳队赶赴宿营地劳师。他们五彩缤纷的装束，流利动听的语言，丰富多彩的文艺宣传节目，使人赏心悦目。

    在这样的情景下，官兵们无不受到鼓舞，增添了不可抗拒的力量。部队进入阵地后，上海各界人民群众，如工、农、商、学、华侨及爱国人士，都以实际行动，积极投入到抗击日寇的洪流。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积极性，表现特殊，成立了多方面的救亡团体。文化界、学生界、戏剧界，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组成的救亡协会、战地服务队、工作队，深入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动员各界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面支援抗战。这些组织为避免空袭，千方百计地利用万国红十字会的招牌和英法等国国旗盖在汽车上面，带着各种慰劳品，如肉类、饼干、罐头、毛巾、香烟等物资，亲临第一线慰问，使得第一线将士的斗志倍增。

    在火线上，不能埋锅造饭，必须在10多里处的郊区或农村把饭做好，趁夜晚10时以后将饭菜送往阵地，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喝的是苦咸的海水。战备壕沟里，因水位高，积水盈尺，官兵们日夜睡在沟里，既不能活动，又不能离开。天雨时，外衣淋湿，内衣汗湿，干干湿湿，臭气熏人。日子久了，身上都带了许多小兵（指蚤子），长了疥疮，披头散发，胡子拉碴，衣服破烂，较之乞丐尤怜，面黄枯瘦，失去了年轻人的仪表，若非处在一块能辨别话音，见面都很难认识。

    处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不免思想波动。说句实在话，若不是国民党制出了纵横连坐法，一些意志脆弱的，很可能临阵脱逃。这个连坐法是当时制逃的法宝。比如军长退，则师长可枪毙军长；连长退；则排长可枪毙连长；邻军连长退，则友军任何人可枪毙该连长。上下纵横，互相监督，正是这样，在上海抗战时，很少出现临阵脱逃的现象，确实做到了军纪似铁，命令如山。

    四、死打硬拼血洒沙场

    1937年9月4日凌晨，乘我军交接守备阵地之机，敌人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其目的是想把立脚未稳的我军一举歼灭。强盗们首以群机轰炸、扫射，继而集中炮群猛轰，一天到晚，落在我军阵地上的炮弹不下万千发，甚至把我军阵地像犁田一样翻了一个遍；并在我军上空放置系留气球，装有自动报话机，一经发现目标，就放出一团浓烈白烟报警，敌人的飞机大炮立即掩至。

    我团接替胡宗南部第一师的守备阵地。在阵地、蕰藻浜之线，我营为该防线的前卫营，我连为营的前进阵地，我排（一排）与三排为连的前进排，第二排为连的预备机动队。当我军率士兵进入阵地一刹那，敌人即开始向我阵地进攻。连长喻子明立即向各排长下达守备防御命令。这时，我们眼见日本侵略者仗着优势的装备，用飞机大炮狂轰猛炸我阵地，接着坦克出动了，坦克后面跟着一排排步兵向我阵地攻来。强盗们满不在乎，脚穿大皮鞋，大摇大摆，胸前挂着武器，趾高气扬，活像阅兵一样。

    我连全体官兵见此情况，怒火冲天，纷纷要求立即出击。连长以报话机请示团长后，全连官兵在连长的指挥下，分三路向鬼子反冲锋。手榴弹去盖，步枪上刺刀，先以手榴弹给鬼子雪花开顶，接着用手榴弹炸坦克的履带和展望孔。之后，展开白刃搏斗，一时喊杀连天，地动山摇。与此同时，右翼友军相机出击协同战斗，只杀得鬼子胆战心惊，尸横遍地，丢盔弃甲，狼狈窜逃。

    由于我军与日寇初次交锋，不太了解侵略者的作战部署和方法，在敌人退却时，我军紧跟尾追，就在这一瞬间，十几架飞机掩至，疯狂扫射，敌炮群又集中炮击，地面十几辆坦克回过头来横冲直撞，加上敌寇以火器钳制断我退路，我军一时退不回来，遭到优势装备的敌人的夹击，伤亡惨重。我师伤亡达900余人，我连伤亡50余人。连长喻子明及二三排长，都不幸阵亡。副营长陈大刚兼代连长，退回主阵地，严阵以待，监视敌人的动向。

    五、改变战术夜袭敌巢

    黄浦江的海潮，规律性地每天三潮，涌向内河的大场、罗店、蕰藻浜、宝山、浏河、闸北一带的港汊。海潮退了，淤泥很深，不能徒涉。我军阵地正处在大场、罗店、蕰藻浜之线，这天然障碍是阻止敌人进攻的有利的地形地物。

    上海郊区村庄，家家户户都培植有大片的竹林。利用茂密的林海可掩蔽目标。我军便变更作战部署，仅以少数兵力监视敌人的行动，大部队都进入竹林里掩蔽，这样就减少了每天一个阵地被炸死四五人或七八人的无谓伤亡。鬼子曾从飞机上投掷大块的石头，在竹林中进行侦察，我军镇静对待，使得敌侦察机无法发现目标。吃一堑，长一智，早两天的硬仗，虽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给鬼子以重大杀伤，但我军的伤亡也是惨重的。且这种牺牲是无谓的牺牲，是完全可能避免的。经过多方研究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变更作战部署和方法。由于以劣势装备与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白天是不易接近敌人阵地的，万一出击，伤亡也是重大的。因此，我军改用夜战和鬼子周旋。使用的武器是手榴弹、炸药包、大刀、刺刀，夜袭、偷袭、奇袭，成为我军消灭敌人的有效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成果。

    9月上旬的一个夜晚，我奉命率全排的兵力夜袭敌人，士兵们个个摩拳擦掌，同仇敌忾，怒火中烧，情绪十分高昂。白天经过了地形、地物的侦察和研究，在鹅毛月下沉的时刻，我们出动了。随身带的武器是手榴弹、大刀和刺刀，一律轻装草鞋，每人颈上佩戴白毛巾作为识别。袭击目标是蕰藻浜与蒲公纱厂附近的日本侵略军一个连队的阵地营房。我们摸到敌营时，并没有鬼子的哨兵（他们经常不站岗），只是装有探照灯。我们指定了切断电线的专门负责人。当我们出其不意地接近敌人营房，日军们正在睡大觉，我们一阵手榴弹开花，鬼子束手无策，摸不清情况，加以探照灯熄灭，更是晕头转向。这场夜袭消灭将近一个连队的兵力，待敌人大部队发觉时，我们已安全回到了阵地。

    六、区别情况惩治汉奸

    9月22日，日本援军抵沪，即在吴淞、蕰藻浜、张华浜、狮子林等地登陆，向罗店、宝山之线扩张战果。经我全线官兵不惜牺牲奋勇抗击，致使敌人在虹桥、闸北、浏河一带转攻为守。此次战役，敌寇伤亡惨重，我排生俘日军士兵五人，其中仅一名日本兵，其余的是台湾人、朝鲜人、蒙古人。问他们口供，他们说是被迫来充当炮灰的，日军的一个班只有三四个日本人充当副班长、伍长，其他的大多是朝鲜人和蒙古人。

    在上海抗战期间，最令人恼火的是汉奸。汉奸又分职业汉奸和被迫汉奸。职业汉奸是甘当日军走卒，真心实意给日本强盗带路做事；而被迫汉奸则不然，他们是被迫抓来的，也有因生活困难迫使来的。根据我军当时的政策，亦分两种对待，对职业汉奸只要查到了真凭实据，就地枪决；对被迫汉奸弄清情况后予以释放。有一天夜晚，我率三名士兵到防地查哨，走到一个坟堆附近，发觉两条黑影。我们机警地扑上去抓住了这两个人，搜其身上，带有红、绿信号弹六枚，问其口供系真实汉奸，根据上级指示，就地枪决了。汉奸是我民族的败类，祸国殃民危害我军安全，对他们是不能讲仁义的。

    驻我排当面的敌人自遭到我军打击、吃了败仗以来一直没有动弹。忽于9月下旬的一天，子午潮退后，鬼子以炽烈的各种火力向我进攻，压得我军连气都喘不过来。我们的飞机间常来到阵地上空，但数量很少。不是被敌机围攻击落，便是被驱逐赶跑，着实令人气愤；炮兵呢，也间常向敌阵地吊炮，火力极为微弱，往往遭到敌人强大炮群的集中炮击。因此，我军空军和炮兵仅徒有其名而已。敌人一阵轰炸炮击后，立即出动坦克两辆，沿着蕰藻浜海港，开足马力，向我阵地攻来。因潮退淤泥深，敌坦克陷入泥沼进退不得。我在前沿阵地看准时机，便带领两个班的兵力果断出击。在一阵手榴弹的爆炸声中，敌尾随坦克的步兵，血肉横飞，无法向后逃跑。我排战士复以集束手榴弹轰炸敌坦克展望孔和履带，坦克被炸毁，跟随的敌兵被炸死18名，被俘3名。此战还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受到上级表扬，并通报全线各兵团。

    七、川军援沪出师不利

    我连自参加抗战以来，不觉两个多月了。连长喻子明阵亡，副营长兼代连长职务，头天到连上视事，第二天早晨被炮弹炸伤，当即死去，团部命令我代理连长，二排长蒲友才、三排长徐世平均阵亡，士兵伤亡过半。兵力一天天削弱，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都能深明大义，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誓死保住阵地。9月的一天，听说川军刘湘部援沪，又听说川军短小精干，装备很好，一兵两枪。我们感到高兴，希望生力军上来共同杀敌，力挽狂澜。通过了解，有些人确有两枪，即一支步枪和一支鸦片烟枪。这一桩笑话，成了阵地上的谈话资料。

    川军到达上海，他们的二十军四十一师下车后为摆摆川军的威风，排成四路纵队，以行军的姿态，在马路上行进，恰逢敌侦察机转回，刹那间敌轰炸机掩至，疯狂扫射。不到几分钟的时间，还没有进入阵地的川军，几乎全师惨遭覆没。凡在上海参战的人无不深为叹息。

    八、仓皇总退却 血染苏州河

    11月初我军撤出阵地，由湘军第十九师李觉部接替。不久，上海便开始总退却。当时，守卫在上海的军队，虽然不怕牺牲，英勇杀敌，不断打击敌人的进攻，可是由于国民党单纯的消极防御，缺乏积极主动打击敌人的作战方针和计划，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在杭州湾毫不设防，结果日军从杭州湾登陆，迂回上海，中国军队只得被迫撤退。上海需疏散的难民二三十万人，由数百只小木船摆渡苏州河，向昆山方向逃难。木船散布满河，被敌机发现目标，十几架敌机低空扫射、轰炸，幸存者仅十分之一，血染苏州河，可怜一时河水变成了赤色；岸上等待过渡者，来不及掩蔽，死伤也不计其数。

    在向昆山转移的沿途，有军队和难民数十万之众，各种车辆、行李、骡马，争先恐后，拥挤不堪。吆喝声、啼哭声、呼救声，汇成逃亡交响曲，悲惨至极。有的丢了行李，有的弃了婴儿，有的离失了妻子、老伴。在混乱的撤退中，敌人的坦克尾随追击，飞机盘旋轰炸，死伤无法计数。经过两个通宵的退却，方到达昆山。

    我们第八师在上海抗战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打得很惨。每个连的兵力损失都达80%以上，甚至每个连只有二三十名战士了，且幸存者多系杂员。撤退到昆山后，上级旋将我师各部进行调整，一个团缩编成一个营，在昆山布防，守备第二线阵地。

    本来在昆山、常熟、武进、无锡、镇江一带，长江边沿一线，事先都筑有钢骨水泥碉堡。但这些很牢固的国防工事，我部大都没有利用上。原因是国民党原驻这一带防守的部队，在上海退却的时候，早就逃之夭夭了，且把碉堡的铁门锁上了两道锁。第一线部队下来，一时无法开门，鬼子掩至，束手待毙。更令人发指的是，无耻的汉奸、民族的败类，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在我军退却时，敌人本来没有进攻昆山、常熟一带，而是由他们引路，绕道侧翼，于内河太湖一带向我军侧击，令我猝不及防，死伤惨重。

    上海总退却，是在事前没有周密的计划，仓促中实施的。军队难民几十万人夹杂在一起乱窜乱撞，无法维持秩序。军队难民不停地跑，鬼子汉奸不停地追，我们是两条腿，敌人是机械化，因此乱得一塌糊涂。退却中，军队虚了胆，屡战屡败，士无斗志，形成兵败如水之势，只得背进安徽凤阳、青阳、芜湖、安庆等县。上海就这样陷于敌人铁蹄之下。

    上海退却后，日军乘势向南京进犯，分三路会攻，侵占芜湖，切断了国民党军退路。国民党军仓皇撤退。于是，12月13日，日军轻取南京。进入南京的日军，在全城展开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一个多月时间内，被杀害者达30多万人，全市三分之一的房屋被烧毁，尸骨遍地，瓦砾成堆，惨绝人寰。

    现在我每回忆上海抗战，尚毛骨悚然，一切情景，犹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抚今思昔，我们必须牢记血海仇、民族恨，要富国强民，使我中华民族永远挺立于世界各民族之中。

    丁振国：难忘大禾岭惨象

    1939年4月5日，我连（炮一团三连）奉命配属云南卢汉部队六十军一八四师，军长安恩溥，师长万保邦。炮兵阵地在江西省奉新县大禾岭山脚下霞坑凃，观测所在大禾岭最高点。途中经大禾岭山坡上发现了两个青年女尸，赤身裸体，是日寇轮奸而死，行走不远处沟边又发现一个青年女尸，赤身裸体，趴在地上，屁股上写满了日文，也是被日寇轮奸而死。我到达师部报告万师长，师长愤恨地说：“日寇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禽兽都不如。”前几天在大禾岭与鸦呜岭山区之间，发现有20个青年妇女，其中有一个18岁姑娘尚未死，只存了一口游气，下部被日寇割去，其余19个除轮奸致死外，还把致死的每个妇女身上加上五个竹竿。

    炮兵阵地300米处，有一个寺堂残迹，据当地群众说，敌人到达霞坑凃时，曾召集男女老少到寺堂开会，命各家粮食交寺堂，谎言保护，人粮到齐后，日寇竟用机枪扫射我人民群众，粮食浇上汽油烧毁。当时有一人跳屋逃命，不幸又被敌人赶上，在河中用刀砍死。他的姻亲吓痴了。

    在这次战役中，发现六十军全军只有我连四门炮。在我连未到达之前，敌人毫无忌惮，敌炮阵明目张胆地摆在山坡上，坦克车、骑兵自由活动，早晨远远地看到敌人做早操、遛马等。经我连连续射击后，敌人有的被歼灭，有的被阻止……再也不敢猖狂了。万师长对我真诚相待，除当面嘉奖外，还行文传令嘉奖。

    马锦[6]：1941年赣北上高大会战

    我从1937年农历十月中旬就到苏州东战场总指挥部直属战防炮第二大队二中队，充任上尉排长。

    1941年2月，占领江西省城南昌一带的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师团长名叫大贺茂），一支日本陆军中的强干师团，对我军发动攻击。赣修河战役后，我守备总司令官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将军，把战略配备重视于横广，不求纵深配备。大贺茂冒险用中央突破战术，侥幸用坦克飞机掩助成功，一天占了三个县地方（安义县、靖安县、奉新县）。罗卓英将军也因之受到处罚，降为少将总司令（原上将）。这是罗总司令和我们所属兵团内的各级干部的奇耻大辱。寻机会要打回一个大胜仗。我十九集团军所属之军、师、团、连、排各级干部，于平素练兵之时有雪耻奋勇的精神思想。是年春2月，日寇大贺茂师团占领南昌后经常受到国共两军的游击部队破坏南浔线公铁路轨、桥梁骚扰（共军是赣北游击挺进纵队，司令员姓康；国民党方面是五八游击队，队长杨建虹，名杨蛟，四九攻击队，队长马锦。于1939年秋冬季游击到赤田张、西山万寿宫、望城岗平行车站，以梅岭为基地，有时深夜打到平行中正桥头。这样我和共军康纵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康纵队在干州鸭婆塘一带袭击）。大贺茂上报汉口中支派遣军司令官笠原信雄，要求扫荡我军之收复的据点，于是抽调小川联队（约步骑、炮、工3000人）铃木旅团一个旅（四个联队）同大贺茂师团佐佐木联队、小戟联队，共2万多步、骑、炮各工兵种，飞机18架（两个大编队）。以西山万寿宫，沿南昌至长沙公路为日军左翼军，以安义奉新两部为中央支队，以靖安县一支为其右翼支队。3月8日，日军先攻我营，我驻守靖安县直属重九山守备阵地。7日夜，步兵一个中队天苍时集结于我重九山前坪上估、坪下估两村中，伪组织也派来秘报人员和向导。是夜子时，我营以一连步兵（130余人）夜袭坪上估、坪下估两个村庄。日军素轻视我军成习惯，认为其有优势装备，猝不及防被我第二连长谭震东（湖南岳阳县人）击散，击毙半数，余星夜败回靖安县城中。我谭连于下半夜4时安全撤回原阵地。

    次日拂晓后，日军以骑兵百多骑冲进我重九山阵前，借其优势山炮、野炮，从坪上轰我重九山腹阵地，山腰阵地乃用棍柴围成180度障碍物，是伪阵地，阵地防御线上掘于陵线部，伪装隐秘下掘于山麓沿线，阵地外百米处掘有宽5米、深3米外壕一道，其后有鹿寨障碍物三层。是日，日出时，敌机九架，从靖安城方向飞来，在重九山上空盘旋投弹。日敌惯用战术未变，我军深知其规律性，飞机炸时，仅派少数兵力于战壕中监视阵前动态，大部分战斗兵力均隐蔽于阵地反斜面掩体中。轰至7时许，敌军小川联队约一个大队，冲到阵地前约800米处，我营各连沉着应战，各自进入战斗位置，轻重机枪同时向敌瞄准发射，当场将敌消灭约四分之一。敌不支退走，复又炮轰百余炮，将我阵地鹿寨摧毁大部。敌又复来，我仍按原理待敌。是日将敌军步骑消灭大半于重九山田野中。

    至午时，敌火力移往我阵地右翼，枪声、炮声已进入我营左侧后方。此时我五十六团副团长、代理团长（团长王道纯在重庆受高级班学校军训）用电话告知我：马营长，你营师长通知不动，坚守重九山据点仍以你一个营坚守，务尽诸般手段，保住重九山。重九山是全集团军战略轴点和门纽一样，我率二、三两个营，现转移往棠浦待命。今后师直辖你营，由师长直接指挥你，你迅速往你营右翼与赣北挺进纵队康司令员取得联系，他那里无线电台和我师部有联系。我应之曰，代团长你请放心，部下不会丢重九山阵地。

    在这里作战的有三个军九个师，全部退后到宜丰县、上高县附近了。我这个孤营被留在潦河北岸重九山上，就像儿童玩风筝断了线似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日本敌军突入五步城，越预九师阵地深入。其不晓这是我军诱敌深入而歼灭之的战略。我营除确保重九山阵地不丢，四方除靠太子殿大山大草林为依托和康纵队保持联系外，三面随时有受敌攻击之危。皇天不负苦心人，敌只顾趁胜利攻入赣北腹地，对我重九山不以为意。我除天天严密防范外，倒也清闲，一枪不发，向逃入太子殿深山里的难民们买老母牛宰吃，挖吃山上的春笋、野蒜、野芹菜。在这里养息，倒也享福。

    农历二月二十日这天，突然从康司令员部转来一份文件：限两小时请送到五六团第一营马营长锦，敌于寅真从宜丰城上高下陂桥两地，被我友军痛击败退，该营务尽诸般手段，“寻荒，走僻”，雇用向导经罗坊到达花桥。我奉电后集结各连北登太子殿大山，从逃入山中难民里雇了五名靖安县人老表，每天每人工资20元，沿太子殿大山西上，在大龙竹林中小路行进。

    农历二月二十一日拂晓，渡过奉新县属罗坊潦河，向十字路苦竹坳方向往花桥报到。将进入山峡口，碰头来了一个壮年，用圆箩挑着一对儿女，年纪大的约5岁，小的3岁上下，后跟缠足的一个老表嫂（江西称叫），手持棍做杆。我问：“老表你往哪里去？”他答：“官长，我从火炭岭逃出来。老表们都逃往西方。”“你要逃出东方做啥？”“官长，日本鬼子今早晨到苦竹坳烧民房，你向北看天空火烟。”“真的吗？”“谁敢对你话假。”“好，快走。”我也便叫捕俘队（营部武装）队长：你亲自到第二连谭连长前，你说我命令他为前卫连，现有敌情了，叫他跑步带着赶到捕俘队前，向十字路、桃花岭、火炭岭夹谷搜索前进。洪队长答应：是，即行前往。15分钟谭连赶来。前进约3里许，尖兵捕来一人，头戴洋毡帽，衣穿一件阴丹士林布长衫，用绑腿带捆住。我问他：大敌当前，你在这些地区干什么？这人应道：你是什么身份？卫士吼道：这是我们营长。对方说：营长请放松捆我。我让士兵解掉绑腿，他取出七十军参谋处谍报员证件。我问他：难民说，日本鬼子今早晨烧苦竹坳村民房，是不是真的？他说：报告营长，老百姓乱说，那是奉新县的保安团在那里宿营，不小心火烛，失火烧的。我一时松劲，便叫传达长派两名传令兵赶上谭连长，叫他搜兵走快些，没有什么敌情。传令兵刚离开我约100米，前卫连尖兵已发现敌骑，尖兵六骑，机枪声连珠似的响个不停。传令兵立即赶回报告：“营长，日本敌人骑兵来了。”“啊呀！赶快传令下去，命第一连跑步快上观音岩转向西占领高地，三连占领火炭岭、桃花岭高地，机枪连全连六挺重机枪快上观音岩高地，部署交叉火力。”阻击峡谷中，敌骑步兵突出十字路口，捕俘队三分队掩护重机枪连上观音岩指挥，并冲来敌骑兵扫射。

    这正是农历二月二十午12时，战况已愈演愈烈。我营要北进往苦竹坳、往花桥镇军部集结待命。日寇败退我不晓，敌企图通过十字路东逃罗坊回靖安县城。敌要出来，我要向北，双方遭遇于十字路地区。是日是时起，将日寇围困十字路以北至苦竹坳地带，激战四昼三夜。由棠浦东追击的我团二、三两个营亦于第三日赶追敌尾于苦竹坳。敌做困兽之战，狗急跳墙，24日晨，从二营和我营尚未衔接空阵山涧突出。双方奋战，均有伤亡，我团二营长董志超当场阵亡（此人乃我云南大理县人氏），三营长仇寇一负重伤，右下关节打断成残废，我背部亦负轻伤。是日午战斗结束，敌出逃步骑600余人，而后军直属野战补充团衔尾追击。我营事后清扫战场，敌尸体堆于十字路沿线至苦竹坳间1300余具。缴获三八式步骑枪900多支，轻重机枪140挺，小炮8门，马匹40余匹。

    敌尸中发现切腹自杀一人，搜其日记方知他是铃木旅团司令官少将。此役全集团军打了胜利仗，李觉七十军、王耀武七十四军、刘多荃四十九军参加上高大会战。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恢复中将官阶，各军均有升赏，我晋升中校营长。这次大会战日期是1941年3月4日起至4月7日止，该战收复战前原有据点。

    萧调熙：忆豫西抗战

    1944年夏，我第八师（师长吴俊）和预备第三师，奉第八战区长官部命令，奇袭侵占豫西陕县属张茅一带之日寇，第八师（附炮兵团一个营）任主攻。那时我在该师师部任建信参谋兼无线电排排长。

    5月27日下午，烈日炎热，第八师以所属第二十二团向敌正面佯攻，第二十三团两个营（一个营随师部行动）为右翼，迂回敌后兼监视黄思考渡口救援之敌，第二十四团为左翼迂回敌后，并切断敌之归路，预定傍晚7时全师发起总攻，以期一举全歼敌寇于张茅。当第二十二团前卫发现敌寇约一个连徒手在小河中洗澡时，该团团长曾瑞文见战机有利于我，即口头命令前卫连快速进攻，并以轻重机枪及迫击炮猛烈向手提衣裤赤身逃跑之敌兵扫击，一面掩护我步兵向敌驻地猛攻。当该前卫连之一个排冲进张茅时，其村门却被日寇拼死紧闭，而我后续部队一时未及破门而入，乃致该排全部牺牲于巷战中。

    吴师长因战况有所变化，即以无线电话命令各团提前30分钟向敌围攻，经激战约五个小时后，我团攻占了敌寇大部据点。正面清扫残敌时，由卢氏县方向救援之敌2000余，分三路向我猛扑。经两昼一夜之激战，我第二十二团自副团长宋文焕以下营连排级指挥员伤亡者达20余名，该团团长曾瑞文左腿受伤。于是第二十二、二十三两个团相互掩护，向师指挥部——窍里村附近转进，并以第二十四团从右侧痛击尾随之敌，战局稍趋缓和，师指挥部乃重新部署。

    5月30日早上，敌寇在飞机大炮协助之下，向师指挥部猛攻，指挥部四周弹着如雨，灰尘扬空，伸手难辨指头。敌兵30余人，趁机从指挥部正前缘陡峭之断陷地爬上，与我警戒连激搏殊烈。副师长王剑岳当即率领特务连之一个排，赶赴阵前指挥，刚抵阵地不久，腹部中弹而亡。此时电台之天线及收发报机均被敌弹炸坏，正在建信之报务员王嘉伦弹穿右眼角当时毙命。我亦腿部受伤，另一锯齿形之弹片嵌入左乳之小口袋内，被金属私章盒所阻，未入肌肉。敌我拼搏约达半小时之久，虽将爬上我阵地之敌全部刺毙，而我警戒连及特务连之一个排的伤亡极大，健存者仅十之二三，非伤即亡也。

    5月30日晚，师指挥部召开各团团长及作战主任会议，决定全师向陕县转进，由第二十四团派出一个加强连，尽快占领陕山廓九二四五高地。当该加强连刚越过山腰时，其制高点已被日寇抢先占领。参谋长钟叶坤一面令该加强连许连长死拒陕山廓之敌，一面派第二十三团黄展元营背后掩护。全师于6月1日拂晓前，在陕县灵宝间大营村集结。6月1日7时许，据探报，敌骑70余、汽车六辆，附有炮兵，向我急追。吴师长即命令全师战斗人员及辎重行李，迅经灵宝至盘豆镇待命，以大营村为主阵（师指挥部及第二十四团），第二十二团向右前斜线延伸，第二十三团向左前方延伸，迅速展开，并赶筑临时工事，严阵以待。上午8时许，敌我即将接触时，预备第三师周士瀛全团，由豸略镇突进铁路沿线。敌料已入我锁袋之内，勒马回窜，我师一跃出击，周士瀛团穷追不舍，一直追击30多华里。敌狼狈逃过陕县后，始脱离我军射界。击毙敌骑20余匹，击毁汽车1辆，缴获野炮1门，我亦稍有伤亡。至此，战斗已告结束。

    斯役，历时六昼夜，我第八师阵亡者：少将副师长王剑岳（湖南常德人），中校副团长冯秉章（湖南人）、宋文焕（汉中人），上尉副营长李洁名（河南人），上尉连长武器（湖南人）、张启岳（湖南人），少尉报务员王嘉伦（四川人）等十余名；负伤者：上校团长曾瑞文，中校副团长王生明，少校营长黄展元、彭毅，上尉副营长袁光荣，上尉连长许烈、张铭岳，中尉无线电班长王清鉴等30余人。据战后统计，敌伤亡400余人，我师伤亡不亚于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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