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家很重视血统，皇帝家族当然更是讲求。然而就在著名而伟大的乾隆皇帝身上，多年以来，不少人怀疑到他的血统是否纯正的问题。有人说他是汉人家的儿子，根本没有满族人的血统；有人则认为他是雍正皇帝与一个贫穷奴婢野合所留下的龙种，不具帝王高贵身份。这些对乾隆皇帝不利的说法，至今仍在民间盛传不衰，包括不少历史小说与历史戏剧都言之凿凿地描绘乾隆原是汉人家的孩子，是被偷龙换凤的进入宫中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所谓的“汉人说”吧。
在清朝末年，反清排满风气日盛的时候，有些文人也参加了此行列，他们以野史方式，写作了不少清宫的秘闻与丑闻，其中天嘏所著的《清代外史》中，有一节《弘历非满洲种》，就是首先提出本名为弘历的乾隆皇帝血统有问题的文章，其中说：
浙江海宁陈氏，自明季衣冠雀起，渐闻于时，至之遴，始以降清，位至极品。厥后陈诜、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并位极人臣，遭际最盛。康熙间，胤禛（按为雍正皇帝本名）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月日时皆同。胤禛闻悉，乃大喜，命抱以观，久之始送归，则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矣。陈氏殊震怖，顾不敢剖辨，遂力秘之。未几，胤禛袭帝位，即特擢陈氏数人至显位。迨乾隆时，其优礼于陈者尤厚。尝南巡至海宁。即日至陈氏家，升堂垂询家世，将出，至中门，命即封之，谓陈氏曰：厥后非天子临幸，此门毋轻开也。由是，陈氏遂永键其门。……
民国以后，许啸天在《清宫十三朝演义》一书中，也说到乾隆原是海宁陈阁老所生之子，陈阁老就是指在雍正与乾隆时代担任过山东巡抚与工部尚书的陈世倌，雍正妻子因生女而掉包将陈家男婴换入胤禛家的，乾隆皇帝后来从奶妈口中才知道真相，所以常借南巡江浙之名，去海宁探望亲生父母，不过其时陈世倌夫妇已过世多年，乾隆只得到墓前祭悼，行人子之礼。由于许啸天的文笔生动，他的《演义》一时洛阳纸贵，乾隆为浙江海宁陈氏子孙之事也随之深植入心了。
喜欢写八卦流言的人往往抓到一点资料就大肆宣扬，不加考证，甚至因资料太多，内容不一，而有矛盾现象。如燕北老人所写的《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即是一例。他也说乾隆是海宁陈阁老之子，当时因雍正皇帝没有子嗣，正好王府与陈家同时有人生产之事，王府就以所生女孩偷偷换了陈家的男孩，这和《清代外史》与《清宫十三朝演义》中叙述的差不多。但是燕北老人在同一书中，又采用了清末学者王闿运《湘绮楼文集》中的说法，认为雍正帝“肃俭勤学”，不好声色。有一年夏天，雍正生病，福晋与侧妃都不愿常作看护，侍候这位亲王丈夫，结果由一位卑的妾伴雍正，五六十天的伴侍，于是得了龙种，即日后的乾隆皇帝。同在一书，同在一人，而有两种不同说法，可见传说的不可信了。
然而人性里有很多弱点，如幸灾乐祸、偏好奇闻等等。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之后，不少汉人对满族人怀有种族成见，对皇家的一切丑闻都信以为真，乾隆为汉人血统一事更是欣然接受，因为如此一来，无异是大清皇朝早就已是汉家的天下了。近几十年来又被小说家，包括历史小说、武侠小说家等人的加油添酱，夸张渲染，民间几乎把这荒诞不经的传闻视为可靠的史实了。
不过，研究清史的学者却认为“倒乱史事，殊伤道德”，“不应将无作有，以流言掩实事”，因此他们从史料堆中发掘证据，重建当年历史。关于乾隆生父为陈世倌之说，清史名家孟森、郭成康等人，曾作专文，为之辨正。专家们对传言不实之处，写了以下的纠正文字：
第一，浙江海宁陈家确实是官宦世家，从明朝中期到晚清，三百年间，族人中举人、进士的高达二百多人，康熙时曾有两次会考，陈家族人竟有三人同榜高中的纪录；清朝康雍乾盛世，陈家在京中历任尚书、侍郎以及在地方任职巡抚等官者就有好几位，连同顺治朝的陈之遴，“位宰相者三人”，而乾隆时任工部尚书授文渊阁大学士的陈世倌是第三位宰相，也是传说中乾隆帝的生父。然而陈世倌在拜相后不久以“错拟票签”革职，皇帝在谕旨中还说：“自补授大学士以来，无参赞之能，多卑琐之节，纶扉重地，实不称职。”语气极不客气，就皇帝对大臣而言，如此革职评语也是尖刻了一点，可见皇帝与陈世倌的关系应该是一般的君臣关系。
第二，偷龙换凤、以女换男的事是不是有可能？答案是不可能。因为雍正生乾隆的时候是康熙五十年八月，当时雍正还是雍亲王，年方三十四岁。虽然早年出生的儿子中已有三人死去，但是第三子弘时仍健在，虚岁八岁。雍亲王后来还生子女多人，直到他五十六岁时，即当了皇帝后的第十一年，他仍生子弘瞻，可见他并没有失去生殖能力。康熙五十年八月钮祜禄氏为他生下弘历，约三个月后妾耿氏又为他生下一女。雍正的妻妾都不断地为他生儿育女，他有什么理由要去抱陈家儿子回来为他作子嗣？再说当时正是废皇太子、皇室大家恶斗的时刻，康熙儿子们正从事争夺继承的斗争，雍正若把非满人血统的陈家男孩变作大清皇裔，犯的罪是非常重大的，他不但绝无继承皇位的机会，恐怕连性命都不能保全的。雍正是英明的政治人物，做这样的事有必要吗？
第三，陈家的儿子换来的女儿，在陈家长大，必然也会有她高贵身份，不能就此沦为民间一般女子的。野史与小说里有说这位金枝玉叶的“皇家公主”，后来嫁给了江苏常熟蒋廷锡大学士的儿子蒋溥，蒋家为尊敬这位“皇女”，特为她在家乡盖了“公主楼”，让她舒适地居住。后来更有一说：蒋家藏有一本公主嫁来的《奁目》底稿，“为陈氏嫁女时故物，中有御赐金莲花，此金莲花非公主、郡主不能得”。这些传说文字经史学家考证，“公主楼”纯属虚构，访问蒋家后人与常熟本地入都说未闻有此楼，可见这是讹传，或是后世好事作家的夸大说法；而金莲花作嫁妆一事，遍查清宫嫁皇女档册及《内务府掌仪司则例》等资料，均无一件陪嫁物单上有金莲花的，可见也是不足征信的传言。
第四，传说还有谈到乾隆六下江南，有四次到海宁驻跸，并将陈家花园隅园改作安澜园，又赐陈家“爱日堂”与“春晖堂”匾额两块，认为是乾隆有报答父母深恩之意。经学者考证，“爱日堂”匾是康熙三十九年皇帝应侍读学士陈元龙之请而写的，与乾隆皇帝无关，当时陈元龙向康熙奏请说：“臣父之闯年逾八旬，谨拟爱日堂恭请皇上御书赐臣。”足见是陈元龙有报答父亲深恩之意。“春晖堂”匾是乾隆五十二年皇帝赐给陈邦彦的，邦彦母亲黄氏守节四十一年，将邦彦抚养成人，皇帝知道此事后，书写了此匾以褒扬黄氏对其子的慈母之恩，也与乾隆出生陈家无关。至于改隅园为安澜园的事，应该与钱塘江口海潮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后突然转趋北面的海宁有关。我们知道，钱塘江大海潮每年都会发生，明清时代都以筑海塘来御海潮，因为海塘一旦被冲破，则苏、松、杭、嘉、湖等一带全国最富庶之区必遭水患，政府财赋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从康熙统一全国之后就非常重视海塘工程。乾隆头两次南巡虽渡过了钱塘江，登会稽山祭大禹陵，但没有到海宁。乾隆二十五年，海潮忽然北趋海宁，因此乾隆帝在三十七年第三次南巡时便有海宁视察工程之行。另外自清朝入主中原后，江浙一带士大夫反清意识极强，海宁陈氏是江南大族，世代高官，姻亲遍中外官场，陈家又有“盘根数百年”的古梅，“鸟歌花笑”的隅园，皇帝为笼络南方文人，重视科举出身的官僚，乃在陈家下榻，顺道督察工程。乾隆帝南巡诗中有不少谈到海塘的，从而使人了解他对海塘的关心与对人民生活的祈愿。他对将陈家隅园改为安澜园，曾作过解释说：“则因近海塘”，愿东海之安澜也。事实上，乾隆六次南巡，虽曾驻跸陈家，但没有一次召见过陈家子孙，“升堂垂询家世”或到墓前祭悼等事，都是小说家的臆测想像之言罢了。
我们再看看乾隆生母的“贱婢说”。提出这一说的是清末诗人学者王闿运，他曾是曾国藩的幕僚，交游很广，听到的各方传闻很多，在他所著的《湘绮楼文集》中，有一则《今列女传》，其中说：
孝圣宪皇后，纯皇帝（按指高宗乾隆）之母也。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贫无奴婢。……十三岁入京师，值中外姊妹当选入宫，随往视之，门者初以为籍中，既而引见，十人为列，始觉之。主者惧，谴令入末班。孝圣容体端顾，中选，分皇子邸，得在雍府，即世宗宪皇帝王宫也。宪皇帝肃俭勤学，靡有声色侍御之好，福晋别居，进见有时。会夏被时疾，御者多不乐往，孝圣奉妃命，旦夕服侍维谨，近五六旬，疾大愈，遂得留侍，生高宗焉。
根据上述，乾隆生母原是居住承德的一位贫家女，后来进京，误打误闯的被选中秀女，分配到雍正的王府，后因伴侍病中的雍正，终得宠幸而生乾隆。到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又有一位周黎庵先生，得自逊清遗老冒鹤亭的说法，写成了《清乾隆帝的出生》一文，内容比闿运的更富传奇性，更引人人胜。他说，乾隆出自海宁陈家“其所持理由，皆不充分，无足深辩”，冒鹤亭告诉他的才是信史。冒先生的说法约有：一、乾隆生母李佳氏，盖汉人也。二、雍正有一年随父皇康熙到承德打猎，射得一鹿，因饮鹿血而躁急不能自持，身边无从妃，“适行宫有汉宫女，奇丑，遂召而幸之”，不料这随便发泄的露水姻缘，乃种下了龙种。三、第二年李氏女子临产，康熙急召雍正来承德诘问，雍正承认不讳，乾隆生后乃成为皇裔。四、冒鹤亭还根据“当地宫监”传闻，确指李女在避暑山庄一处“倾斜不堪”的马厩内生下乾隆，日后清廷每年都列专款修理“草房”，正为重视乾隆出生场地之故。
由于此上两家的文笔生动，内容曲折多奇，又加上后来有人考证认为甚为可能，乾隆生母为承德李氏贫家女说也被不少人视为信史了。不过“青史字不泯”，要想“对历史肆无忌惮，毁记载之信用”也是不可能的。以“贱婢说”而言，第一，清代选秀女的制度森严，不是随便可以冒名参选，更不可能临时混入而被选中的。第二，清朝皇室成员在《玉牒》上都有详细记载，尤其新生婴儿不仅即时报呈宗人府，而且有一定的手续，生母与子女要想窜改登录《玉牒》谈何容易。第三，乾隆生日为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清宫多种档册都有明确记录。承德李姓丑女应在前一年九月中怀胎才是正常。冒鹤亭也了解这一点，他说雍正去承德打猎时是“冬初”；可是康熙到承德山庄避暑，据史料所记，是四十九年五月初一离京，九月初三回銮，当年闰七月，因此“冬初”之说不确，若说这一年雍正与李氏丑女在七八月间野合怀孕，则乾隆在生母腹中至少有十一个月，或是更长，这与一般生育情形不合。第四，有人考证说在乾隆出生的康熙五十年七月，原先留在京城的雍正，突然赴承德，认为一定是为了“有极重大事情需要请命皇帝”，所以联想到李氏丑女当时大腹便便待产，康熙急召雍正去面质实情，雍正才有承德之行。然而根据现存的满文档案，我们可以看出：当年雍正与他三哥胤祉确实留在京城办事，不过到六月间，康熙手谕他们留京的兄弟可以分批到承德去度假，留守北京的皇子胤祉、胤禛、胤禧、胤禺页乃联名上书，遵旨拟出两项建议，请父皇康熙定夺。康熙后来批示：“皇太后既在此，则准五阿哥留此，十二阿哥、十四阿哥回京。换四阿哥、九阿哥在雨季前速来此，三阿哥不必来，可明年来。俟朕回宫，再行明确编班降旨。”四阿哥就是雍正皇帝胤禛，可见康熙是让留京办事的儿子们也轮班去承德“住夏”，并非因重大事务需要面质。第五，关于“草房”每年修缮的事，确是清廷重视这些古老建筑的表示，为什么政府重视它们呢？原来草房为雍正时所建，并为它们题过匾额。乾隆也曾几度访问过草房，还作过不少首诗。但是诗文的内容不是为他出生或是怀念他的“丑女”母亲的，而是强调他父亲雍正在世时节俭美德，并用以垂示子孙的。例如“草堂栖碧岭，朴构称山林”、“岩屋三间号草房，朴敦俭示训垂长”等等，都是说明雍正造草房是训示子孙要俭朴。乾隆生于马厩一说显系于史无据。
乾隆的生母究竟是谁呢？钮祜禄氏应该是可信的。根据清代官书所载，钮祜禄氏的父亲叫凌柱，高祖名叫额亦腾，由于家世不显赫，祖父吴禄是个白丁，父亲凌柱是四品典仪官，所以她在雍正府一直以“格格”为称，比福晋、侧妃的地位低很多。她生于康熙三十一年，四十三年（一六九二）选上秀女，以使女身份入侍贝勒胤禛的府第。康熙四十八年胤禛晋升为雍亲王，钮祜禄氏仍称为“格格”，第二年生下乾隆，地位也未见改变，直到雍正登基，在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才封她为熹妃。
钮祜禄氏封为熹妃之后，其地位仍在皇后乌喇那拉氏、贵妃年氏以及齐妃李氏之后。雍正元年，乾隆已十二岁多了，也已被他祖父康熙暗指为未来储君，父亲胤禛在即位后不到一年，确将乾隆的名字写下封存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决定以“储位密建法”指定弘历为继承人了。钮祜禄氏在康熙末年还被皇帝赞誉过是“有福之人”，为什么她的地位一直不高呢？原来雍正当皇子时，父皇康熙为他娶了嫡妻乌喇那拉氏，雍正封亲王时，她也随着被康熙封为王妃，那拉氏家军功很盛，她父亲费扬古是一品高官，官位步军统领，掌京师九门治安重任，是皇帝特简的满族亲信大臣。贵妃年氏是巡抚年遐龄之女，其兄年羹尧历任四川巡抚、总督、川陕总督，后来更高升为抚远大将军，也是位高权重之人。齐妃李氏，是雍正妻妾中生子女最多的人，也是诸妾中侍奉雍正最早的人。满族人家重视政治地位、尊卑次序，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因为家世寒微，以“使女”入侍雍正，所以在府邸里一直地位高不起来，而且多年来勤理劳苦家务，以“格格”为称。
钮祜禄氏为乾隆生母也可以从另外两方面来作一探讨：由于她家不是高官，而且从小入宫后即从事劳作，所以锻炼成了她的强健身体，她不像那拉氏、年妃等人一样都死在雍正之前，钮祜禄氏却活到乾隆四十二年，她享寿八十有六。乾隆年间她经常随皇帝出巡，曾经三登五台山、两上泰山、四次下江南，很多次到承德避暑山庄住夏，她每次出游登山，健步如飞，不亚于年轻人。也因为她有这样的好身体，她唯一的儿子乾隆皇帝也能活到近九十岁的高龄。比起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来，他是寿数最高的。现代医学试验得知，人的寿命与遗传基因有关。钮祜禄氏与乾隆的母子关系多少由此得一旁证。
此外，乾隆事母极孝，像似他要竭尽所能地让她母亲享尽人间幸福，除了带她出游全国各地之外，也让她得到最高级的物质享受，在饮食与游乐方面都是应有尽有地供应，逢年过节，更是取悦母后的欢心。特别是钮祜禄氏过大寿时，如乾隆十六年的圣母六十大寿，二十六年的七十大寿及三十六年的八十大寿，都大肆铺张地庆祝，并为母后演大戏、建佛庙，无所不用其极地使老人家开心。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钮祜禄氏病逝后，乾隆帝伤心欲绝，痛摧肺腑，当即剪发、服孝服、住席庐，一天一夜水浆不进，终夜不眠地写下不少挽诗与感怀之作，乾隆对亡母的哀思比起多愁善感的文人绝无逊色。清史学者郭成康说：“在乾隆看来，似乎非如此则不能补偿生母那充满辛酸的韶华青春，非如此更不能表达自己报恩之情切而后心安。”我个人非常同意郭先生的看法。
乾隆皇帝的生母是浙江海宁陈世倌夫人之说以及承德奇丑的李姓女子之说，既然史料不足，而且可以证实都是荒诞不经之言，当然就不能相信了。而钮祜禄氏之说则是清代多种官书的共认，并且明载皇家《玉牒》之中，应该县可以共信的。
二、乾隆出生地之谜
乾隆皇帝的生母是谁不但有流言异说，他的出生地点也似乎有问题。前者是清末以来好事文人不断渲染而使传说愈来愈多，愈说愈玄；后者则是乾隆朝当时就有人提出，而且经乾隆本人与他的儿孙否认、肯定再否认，弄得热闹一时，极为有趣。这确是想了解与研究乾隆的人应该深入探究的。
清朝最重要的官书之一《实录》中记载乾隆的生地非常清楚：
高宗……讳弘历……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宫邸。
这是《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中的正式记载，文中“高宗”是乾隆皇帝死后的庙号，“雍和宫邸”是指雍正早年当皇子时的官邸，后来改名雍和宫的地方。
雍正皇帝在康熙三十七年被册封为“多罗贝勒”，第二年分府居住，搬出皇宫。当时所分得的居所在“皇城东北隅”，这里原是“明内宫监官房”，清朝入北京后一度划给内务府作官用房舍，据说规模不大，如一般的“大四合院”；不过经过修缮整理，用作多罗贝勒皇四子胤禛（雍正帝的本名）官邸后，规制显然不同了。由于主人是皇四子胤禛，所以当时也被称为“稹贝勒府”或“四爷府”。康熙四十八年，胤禛又晋爵为“雍亲王”，官邸当然也随之改名“雍亲王府”。康熙皇帝去世后，雍正继承为君，当然他就搬进紫禁城居住了，“雍亲王府”后来被升格为行宫，并由雍正皇帝亲自赐名为“雍和宫”。雍正死后，乾隆皇帝又为了“安藏辑边”，把雍和宫改建成喇嘛庙，至今北京雍和宫仍是著名的藏传佛教艺术殿堂。
《清实录》里说乾隆于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生于后来改名“雍和宫”的“雍亲王府”，这应该是符合史实的。事实上，乾隆皇帝本人也不止一次地说他生于雍亲王府，他在很多诗中都提到这件事，如乾隆四十五年写的《圣制新正雍和宫瞻礼诗》云：
雍和宫是跃龙地，大报恩宜转法轮。
例以新正虔礼佛，因每初地倍思亲。
禅枝忍草青含玉，象阙蜂坛积白云。
十二幼龄才离此，讶令瞥眼七旬人。
乾隆五十年正月初七（古人所谓的“人日”）皇帝又来雍和宫拜佛，曾作诗道：
首岁跃龙邸，年年礼必行。
故宫开诀荡，净域本光明。
书室聊成憩，经编无暇横。
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
乾隆六十年《御瞻礼示诸皇子诗》也有：
跃龙池自我生初，七岁从师始读书。廿五登基考承命，六旬归政祖钦予。
月长日引勖无逸，物阜民安愧有余。
深信天恩锡符望，永言题壁示听诸。
上引诗中的“十二幼龄才离此”、“吾亦念初生”、“跃龙池自我生初”等句，都是说明乾隆皇帝自称是在雍和宫出生的，益发证明《清实录》中所述的不假。
但是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初七日他照例到雍和宫礼佛，后来所作的瞻礼诗中，却有如下的文字：
后来人日是灵辰，潜邸雍和礼法轮。
鼍鼓螺笙宣妙梵，人心物色启韶春。
今来昔去宛成岁，地厚天高那报亲。
设以古稀有二论，斯之吾亦始成人。
乾隆四十七年正是皇帝七十二岁，所以他称自己“古稀有二”，不过他在“斯之吾亦始成人”一句之下加了一段自注文字说：“余实于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同时在七十九岁那年，他也在年初去雍和宫拜佛，同样的也作了一首《新正雍和宫瞻礼》诗，其中有“岂期莅政忽焉老，尚忆生初于是孩”，表明了雍和宫是他诞生地，只是在这两句诗文之后，他又加了注语：“以康熙辛卯生于是宫，至十二岁始蒙皇祖（按指康熙皇帝）养育宫中。”乾隆一再强调他生于雍和宫，而且在四十七年的诗句注文中用了一个“实”字，显然是有人说他不是在雍和宫诞生的了，否则又何必多余地告诉大家他“实”在是生于雍和宫邸呢！
乾隆皇帝的这个“实”字也许还有别的意思，例如“实”在出生于康熙辛卯五十年。可能有人对他出生时间有不同说法，他用“实”字来证实辛卯年无误。当然这一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乾隆的儿子嘉庆是在乾隆执政六十年后，父皇禅位给他的，乾隆又当了三年多的太上皇才过世，就在嘉庆即位后一年，即嘉庆元年八月十三日，太上皇过大寿时，嘉庆与王大臣们为乾隆祝寿，作诗志事，嘉庆所作的诗首句是：
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
在这两句文字之下，又出现了注文说：
康熙辛卯肇造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山符仁寿，京垓亿秭，绵算循环，以怙冒奕祀，此中因缘不可思议。
按照嘉庆皇帝的这段解释文字，大意是康熙建造承德避暑山庄的辛卯年（康熙五十年），乾隆也就在这一年出生于这块诸福汇聚的山庄中，“此中因缘不可思议”。
第二年夏秋间，乾隆以太上皇身份又来避暑山庄住夏，那一年八月十三日嘉庆为使父亲高兴，又令诸王大臣们赋诗为太上皇祝寿。嘉庆自己在他写的诗句下再一次作了如下的注释：
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跃龙兴庆，集瑞钟祥。……
前后两年嘉庆皇帝都作了同样的说法，可见他是坚信乾隆诞生于承德避暑山庄了。再加上乾隆自己也在诗中用过“实”字来加重解释他诞生于北京城里的雍和宫邸，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在乾隆晚年以及嘉庆初年，确实有不少人认定承德山庄是乾隆皇帝的真正诞生所在地。
乾隆皇帝在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逝世，五年之后，嘉庆的诗集第一种《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出版，其中也刊载了上引的两首为太上皇祝寿诗，文字未经更动。由此可知，作为乾隆儿子的嘉庆，一直是相信他父亲是在山庄出生的。
乾隆有没有可能诞生于“都福之庭”的山庄呢？我们先来看康熙自从营建山庄之后，每年夏天与他的儿子来山庄的情形。
康熙的儿子很多，每年他来山庄时都会带一些儿子与他们的眷属同来，另外留一些儿子在京城里办事。以康熙五十年乾隆诞生的这一年为例，最初留在京城办事的就有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即雍正皇帝）、皇九子胤糖、皇十子胤禺页、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六子胤禄等人，后来康熙又命令在山庄与京城里的少数儿子作了调换，让他们在工作与休闲上有些调剂，皇长子胤裎等人就回京办事，而胤禛与胤禺页就在七月间到山庄度假了。山庄开始建造在康熙四十二年，以后不断扩建，到五十年左右，不少康熙的年长儿子都在山庄有了私人所属的住处，像皇三子胤祉当时就拥有七十多间房屋的一处别墅。雍正皇帝胤禛当年拥有房舍多少，不能确知，不过他的狮子园别墅在山庄里也是有名的。康熙皇帝平常住在山庄的皇帝行宫中，偶尔也去儿子的别墅中作客，他就几次去过狮子园作客，甚至还有传说雍正与乾隆后来能继承皇位都与这座狮子园祖孙三代的一次欢聚有关。因此，雍正既然在康熙五十年七月间去了承德山庄，乾隆在山庄诞生的事就大有可能了。
承德的避暑山庄中至今还保存着一件古物，就是在法轮殿后、五百罗汉山前，有一个玻璃罩，罩内放着一个木雕的须弥座，座上有一个用紫檀木雕刻成的精美盆托，托内镶着一只铜盆，据说这就是乾隆出生后三日洗澡用的“洗三盆”。乾隆的“洗三盆”放在避暑山庄，当然可以证明乾隆是生于承德了。
不过，这件事情并不能如此乐观地下定论，因为在几年之后，嘉庆皇帝显然也改变初衷了，从以下几则当时人的记述中可以了解当时的实况：
首先是一位满族工部侍郎名叫英和的，他在《恩福堂笔记》里说：
丁卵岁，实录馆进呈圣训，首栽诞圣一条，仁庙即以为疑，饬馆臣查覆。
“丁卯”是指嘉庆十二年；《实录》是专记皇帝一生事功的编年体史书；《圣训》则是分类专记皇帝训示的语录；“仁庙”指嘉庆皇帝。英和在南书房里参与机密，又当过翰林院掌院学士。他说嘉庆十二年修实录的史官们在《实录》与《圣训》书中，把乾隆皇帝“诞圣”地弄错了，令嘉庆生疑，因而命令“饬馆臣查覆”。当时负责编纂《实录》与《圣训》的副总裁官是刘凤诰，他急忙收集资料，主要的是乾隆皇帝自己写的诗，英和也记述了这件事：
经刘金门少宰凤诰奏：本圣制《雍和宫诗》，将圣集夹签进呈，上（指嘉庆帝）意始解。而圣制诗注谓：余实于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则知狮子园说，其讹传久矣。
刘凤诰字金门，当时官居吏部侍郎，故称为少宰。他把乾隆的诗集《清高宗御制诗集》中有关出生雍和宫的注文都夹上了夹签，以便嘉庆皇帝检阅。嘉庆看了皇父亲自所写的小注，当然就开始了解，生于狮子园说是讹传的事，而且历时很久了。刘凤诰的证据使嘉庆改变了看法，而相信乾隆皇帝确实是诞生在雍和宫邸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实录》中看到乾隆诞生于北京雍和宫的原因。
不过，嘉庆八年刊印成书的《清仁宗御制诗文初集》并没有适时加以改正，其中祝贺太上皇万寿的诗，注文仍印着乾隆诞生于承德山庄“都福之庭”的字样，没有想到这一疏忽竟掀起了政坛上一次大波澜。
先说刘凤诰因厘清乾隆生地之谜得到嘉庆的赏识，在《实录》等书修成时特别加赏太子少保的官衔，另外其他同修《实录》的官员如庆桂、董诰、曹振镛等也都升官得到眷宠。不过，刘凤诰后来因被御史弹劾在当考官时透露试题，接受贿赂，以致引起江南考生闹事，经过钦差大臣托津、卢荫溥等人的调查，确认“请托属实”，刘凤诰因而被判到黑龙江充军。后来虽被蒙恩释回，但官运一直不振。而查案的钦差托津等却在官场不断窜升，官列大学士、尚书的高位，这令刘凤诰嫉妒不已。
嘉庆二十五年，终于机会来了，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五日，皇帝突然猝死在热河避暑山庄。由于传位人选一时不能确实，北京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金匣所藏人名无法得知，而国家又不能无君，于是随行的王公大臣就在承德集会讨论。从现存的史料看，当时与会的人似乎没有分什么党派，只是有些大臣过分稳重，而发生了一些小争论。最先发言的是宗室亲王禧恩，他认为皇帝嫡后所生的二阿哥曼宁是正统，而且嘉庆十八年紫禁城里大乱他平乱有功，得到“智亲王”的嘉号，是嘉庆生前属意的人选，应该由他继位。但是首席军机大臣托津等人则说：二阿哥智勇双全，众望所寄，自当人承大统，不过金匣中的名单未见，万一先皇朱笔亲书的人名不是二阿哥，如何善其后呢？托津的考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听在二阿哥耳中实在不是滋味。后来见到金匣中封藏的继承人名果然是二阿哥，曼宁于是登上了龙椅，但他对托津、戴均元一批大臣始终厌恶，对他们在山庄会议时的犹豫不能释怀。
新皇帝就是大家俗称的道光皇帝，他在运送死去皇父棺木返京城时便命军机大臣们写了一份嘉庆皇帝的“遗诏”，不知什么原因，以托津、戴均元为首的拟稿人竟又称乾隆的诞生地是承德避暑山庄。当道光抵达北京后，大学士曹振镛等人就向新皇帝指出“遗诏”中的严重错误，而暗中策动这次告发行动的人则是刘凤诰。
道光皇帝本来对托津等人就不满了，现在正好有了正当的理由，于是先下令要托津等“明白回奏”为什么犯此大错？托津等回答是他们参考了《清仁宗御制诗初集》，也就是嘉庆皇帝在太上皇乾隆死前两年所写祝寿诗下的注文。道光说他们“实属巧辩”，因为嘉庆皇父所说的“都福之庭”语意是“泛言山庄”，“并无诞降山庄之意”，而乾隆《御制诗》久经颁行天下，“不得诿为未读”。因此道光皇帝下令“托津、戴均元俱以年老，不必在军机处行走”，托津、戴均元就这样被逐出了军机处，另外还有卢荫溥、文孚等人也受到降级的处分，军机处与中央政府于是被道光宠幸的一批人曹振镛辈把持了。
乾隆皇帝的出生地竟然在清代中期皇家以及君臣之间产生如此大的问题，甚至影响到中央政权的重组。曹振镛等得势后，在道光的命令下，把嘉庆皇帝御制诗注与遗诏都作了修改，内容统一地都写成了乾隆生于北京雍和宫邸。
清朝官方与宫廷文书上的乾隆诞生地问题，虽然经道光初年的一番改动文字而解决了；但是民间传闻依旧存在，特别是到了清末民初，更因反满种族情绪的推波助澜，乾隆出生地又扯上他生母的问题，承德贫贱李氏女之说随之而生了。由于乾隆的生母若不是高贵的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则乾隆一支的子孙，包括嘉庆与道光在内，显然在血统上都有了问题。他们的血统若有问题，得位之不正当然便是事实了。专家们因此认为乾隆在自己诗注中强调生于雍和宫邸，嘉庆后来承认刘凤诰等的查证属实，以及道光不惜重组军机处高阶人事，都与皇位继承与皇室血统这些重大问题有关。这一看法固然是不无道理，但我个人却有不尽相同的看法。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先摒弃乾隆生母是海宁陈家汉人或是承德贫丑宫女等的成见，跳出野史家与小说家所制出的传闻框架，也许我们就可能产生出一些如下的思维来的，例如：
一、乾隆与道光都确说“诞圣”地是北京雍和宫邸，只有嘉庆提出异说，是他在为父亲太上皇祝寿诗中小注上说的：“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此中因缘不可思议。”事实上，嘉庆的诗注是值得推敲的，他说承德山庄“肇建”于“康熙辛卯”，这一点就与史实不符，因为承德山庄“肇建”时间是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不是乾隆出生的五十年辛卯，两件事不能相提并论。再说“此中因缘不可思议”，是不是与康熙六十一年皇家祖孙三代欢聚于山庄狮子园有关呢？因为康熙当时对孙子乾隆极为喜爱，称赞乾隆日后可登大位。我们知道，康熙一生服膺朱熹的理学，很重视道德形象，行事遵循儒家学理。乾隆若是贫贱宫女所生，在他看来必是不成礼统的，必不会对乾隆有好感的，不可思议的因缘也就必不能发生了。总之，嘉庆皇帝为太上皇写祝寿诗绝对是为谄媚的，没有仔细考虑到时间准确与否的若干小节上面。
二、嘉庆能继承皇位实在是有一番曲折的。乾隆初年，皇帝一心一意的要立嫡立长，可是嫡后富察氏所生的两个儿子永琏与永琮，虽然都被乾隆指定为属意人选，但是这两位皇子福小命薄，都在未成年时就先后夭折了。直到乾隆三十八年，皇帝六十三岁时，才密定嘉庆为储君。当时乾隆只有七子存活在世：永琪是废后所生，当然没有资格为继承人；永珹足残好酒，显然不是理想人选；永理才华出众，且书法极精，但是极富文人气息，不适合理政；永磷等皇子年纪过小，学识能力都不足为君。只有永琰（嘉庆本名）“治默持重”，喜怒不形于色，自幼喜读书，十三岁即通五经，“上下三千年，治迹一目了然”，因此乾隆才以他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永琰在密定为储君后二年结婚，据说他还是“日居书屋，惟究心治法源流，古今得失，寒暑无间”，可见他整天尚友古人，对书本之外事知道不多，对他父亲出生地或有所闻，可能也未能深究，无法确定，所以当实录馆官员检出证据时，他也就相信雍和宫之说了。再说嘉庆为太上皇写祝寿诗时已经三十多岁，思想早已成熟，乾隆出生地若与得位正不正以及血统事有关，他又何必妄生枝节，搬砖头来打自己的脚呢？况且他自己的母亲也可能是汉人冒充入宫的，而且还是一个出身不高贵的优伶或乐工，嘉庆能自揭疮疤吗？
三、乾隆诞生于承德之说确实在乾隆末年已流传了，不然皇帝不会在诗注里用“实于康熙辛卯生于是宫（雍和宫）”来辟谣。然而当时的这项传闻在乾隆与一般大臣看来必不严重，否则皇帝会下令彻查，甚至会大兴狱案，严惩造谣生事之人，因为这是诋毁皇家的大不敬事件。乾隆朝因薄物细故不知发生过多少文字狱案，官民因犯大不敬之条的也不知被杀了多少人，如此恶意的“诞圣地”谣传更是严重的罪行，岂有不严查严办之理？嘉庆在刘凤诰等官员提出文字证明后，也不再坚持“都福之庭”之说，甚至后来也没有下令尽改他诗集中的注文，这也十足表明这是普通事件，不像后世人想像的那么严重。道光重提旧事，完全是借题发挥，用以除去托津等军机处重臣，纯粹是政治斗争的问题。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未必正确，希望将来能出现可靠史料确证乾隆出生于承德山庄，否则我们还是相信当事人乾隆说的为是了。
三、一个久远的传说
关系到一件重大史事的传闻一旦有了相当的社会影响，便势必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而一旦有专家学者介入，则被传闻掩盖的历史真相迟早要显露出来，并最终得到社会认可。无根的流言就像天上的乌云一样，可以笼罩一时，终究会风流云散；当然，“乌云”不会自行消散。对于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传闻，史学家出来廓清至关重要。
海宁陈家
乾隆家世的离奇，除了上面谈到的生母为谁不够清楚之外，还有一些纠缠不清的说法。下面就来谈谈清末民初广为流传的乾隆是海宁陈阁老之子的一段故事。
海宁在清朝时属浙江杭州府，是滨海的一个小县，它之所以闻名于世，一是这里可以观看气势磅礴的海潮，再就是明清以来这里出了一个连皇帝也挂在嘴边的“海宁陈家”。
海宁陈氏后人陈其元所撰《庸闲斋笔记》讲了这么一段掌故：道光朝时他的从祖陈崇礼官建昌道，有一次皇帝召对垂询他的家世，崇礼奏称系陈元龙、陈世倌的后人，道光皇帝听了，微微一笑说：“汝固海宁陈家也。”于是将他擢升为盐运使。
这里提到的陈世倌，就是乾隆六年（1741年）以尚书官拜文渊阁大学士，被广为传说是乾隆真正生父的海宁陈阁老。
清朝末造，革命军兴，排满浪潮风起云涌，一些暴露清官秘闻或丑闻的野史、小说、词曲纷然杂出，尤以南方为盛。天嘏所著《清代外史》排击满清不遗余力，此文首揭“弘历非满洲种”，铺陈乾隆乃海宁陈氏之子的故事如下：
浙江海宁陈氏，自明季衣冠雀起，渐闻于时，至（陈）之遴，始以降清，位至极品。厥后陈诜，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并位极人臣，遭际最盛。康熙间，胤祯（按即胤禛）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月、日、时皆同。胤祯闻悉，乃大喜，命抱以来。久之，始送归，则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矣。陈氏殊震怖，顾不敢剖辩，遂力秘之。未几，胤祯袭帝位，即特擢陈氏数人至显位。迨乾隆时，其优礼于陈者尤厚。尝南巡至海宁，即日幸陈氏家，升堂，垂询家世。将出，至中门，命即封之。谓陈氏曰：“厥后非天子临幸，此门毋轻开也。”由是，陈氏遂永键其门。或曰：“弘历实自疑，故欲亲加访问耳。”或曰：“胤祯之子，实非男，入宫比视，妃窃易之，胤祯亦不知也。”或又曰：“弘历既自知非满人，在宫中尝屡屡穿汉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亲近曰：‘朕似汉人否？’一老臣跪对曰：‘皇上于汉人诚似矣，而于满洲非也。’弘历乃止。”
此说一出，又有钱塘九钟主人撰《清宫词》为之推波助澜。《清宫词》中有一首暗喻乾隆出海宁陈家：
巨族盐官高渤海，异闻百载每传疑。
冕旒汉制绝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蕤。
该诗作者还对最后一句诗加注云：“海宁陈氏有安澜园，高宗南巡时，驻跸园中，流连最久。乾隆中，尝议复古衣冠制，不果行。”
海宁陈家源出渤海高氏，至始祖高谅时，游学至海宁，不小心落入水中，被一卖豆腐的老汉救了上来。这位救命恩人叫陈照遇，老而无子，便以女儿妻高谅，高谅生子，便承外祖姓陈氏。以此之故，上面那首《清宫词》开头说的“巨族盐官高渤海”，指的就是海宁陈家。这首词的原注指乾隆南巡驻陈氏安澜园流连最久为证，表明钱塘九钟主人比天嘏要有历史修养，他已经注意到对传闻异辞、稗官野史要引史实为据。
应该说，《清代外史》也好，《清宫词》也好，有关乾隆生父的异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带有浓厚的排满的政治色彩。因为如能坐实乾隆是海宁陈氏之子，也就无异于否定了他的纯正的满洲血统，清朝自乾隆以后，实在已成了汉家天下。因此，这个传闻尤为汉人津津乐道，到了晚清，几乎众口一词，牢不可破，尤其江浙一带。这种强烈的种族敌忾情绪难免激起满族人的反感以至气愤，富察敦崇所撰《皇室闻见录》即现在能见到的较早的辩诬之作：
俗谓雍正在藩邸时，王妃诞生一女，恐失王眷，适有邻居海宁陈氏，恰生一男，命太监取而观之，既送出，则易女矣，男即乾隆也。夫以雍正之英明，岂能任后宫以女易男？且皇孙诞生，应由本邸差派太监，面见内奏事，先行口奏，再由宗人府专折奏闻，以备命名，岂能迟至数日数月方始声报也？其诬可知。
富察敦崇以旗人谈清宫事，本应精确，可惜亦不尽然。这表明有关乾隆是否为海宁陈氏之子的争论，还处于低层次阶段。说者不免漏洞百出，荒唐可笑，而辩者也未能以确凿根据力辟传闻之伪。正当局势混沌不清之际，小说家又出来添乱，首先登场的就是名噪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大家之一许啸天先生。
1925年在上海出版的许啸天名著《清官十三朝演义》共一百回，从爱新觉罗始祖布库里雍顺一直写到宣统大婚。关于乾隆家世，书中即写乾隆原是陈阁老的儿子，被雍正妃子用“掉包计”换了来，乾隆长大以后，从乳母嘴里得知隐情，便借南巡之名，去海宁探望生身父母，但此时陈阁老夫妇早已去世，乾隆只得到墓前，用黄幔遮着，行了人子的大礼。许啸天虽写200年前的乾隆故事，却融入了上海滩十里洋场的韵味，加以文笔如行云流水般地自然晓畅，因而十分投合市井小民的胃口。随着《清宫十三朝演义》的风靡一时，乾隆为海宁陈阁老之子的说法更不胫而走，广为人知。
金庸笔下的“掉包计”
中国历来就有俗文化压倒雅文化，《演义》、小说之类埋没“正史”的传统。一部《三国演义》风行海内，几乎家喻户晓，而没有什么人知道晋朝人陈寿还有一部纪传体正史《三国志》，民间以为《三国演义》讲的就是三国时代的历史。这大概就是虚实参半，甚至完全荒诞不经的“演义”、小说大得其道的社会原因吧！近来，乾隆为海宁陈家之子的传闻仍不断写入文艺作品，而影响最大的当推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的《书剑恩仇录》。
金庸先生是浙江海宁人，自述当童子军时就曾在乾隆修筑的海塘上露营，看到如万马奔腾一样汹涌而来的海潮。由于从小听的就是有关乾隆的种种传闻，故而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也就紧紧围绕着乾隆家世之谜展开。在金庸笔下，当时江湖最大的帮会——红花会的总舵主于万亭秘密入宫，将乾隆生母陈世倌夫人的一封信交给乾隆，信中详述乾隆出生经过，并指他左股有朱记一块为证。待于万亭走后，乾隆便把当年喂奶的乳母廖氏传来，秘密询问，得悉了自己的家世真情：
原来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四皇子允祯（按即胤禛）的侧妃钮祜禄氏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听说大臣陈世倌的夫人同日生产，命人将小儿抱进府里观看。那知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未的却是女儿。陈世倌知是四皇子掉了包，大骇之下，一句都不敢泄漏出去。
当时康熙诸子争储夺嫡，明争暗斗，无所不用其极，各人笼络大臣，阴蓄死党。允祯知父皇此时尚犹豫不决，兄弟中如允禟、允禊、允褪等才干都不在自己之下，诸人势均力敌。皇帝选择储君时，不但要比较诸皇子的才干，也要想到诸皇子的儿子，要知立储是万年之计，皇子死了，皇孙就是皇帝。如果皇子英明，皇孙昏庸，决非长远之策。允祯此时已有一子，但懦弱无用，素来不为祖父所喜，他知道在这一点上吃了亏，满盼再生一个儿子，哪知生出来的却是女儿。允祯不顾一切要做皇帝，凑巧陈世倌生了个儿子，就强行换了一个。允祯于诸皇子中手段最为狠辣，陈世倌那敢声张？
这换去的孩子取名弘历，后来就是乾隆。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还杜撰了陈世倌的三公子、乾隆的亲弟陈家洛。陈家洛继于万亭为红花会会主后，期望激发乾隆的民族意识，共同成就恢复汉家天下的宏业，而热恋着陈家洛的回部香香公主则牺牲了爱情，身侍乾隆，欲助恋人一臂之力，不幸事败自刎，葬于“香冢”。《书剑恩仇录》这部精彩纷呈的武侠小说即以陈家洛题写了悼香香公主、悲己业、叹乾隆的碑铭为结：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
郁郁佳城，中有碧血。
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
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金庸先生虽以海宁人写乾隆为海宁陈家之后的故事，但他老老实实地告诉痴心的读者们：“陈家洛这人物是我的杜撰。”他还声明：“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据，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至于是否真“靠不住”，金庸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俏皮地说：“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廓清迷雾
其实，金庸先生说的不完全对。写小说的人尽管喜欢传闻轶事，但史家对传闻轶事也并非一概不屑一顾。
司马迁把吕不韦为秦始皇生父的传闻记入了《史记·吕不韦列传》。宋太祖猝逝，当时即有太宗杀兄夺位的传闻，以致“烛影斧声”，为千古之谜。但元朝人黄浯，明朝人宋濂、刘俨皆著文辩诬，程敏政撰《宋纪终受考》，辩说尤详。明成祖生母，自明人多异说。吴晗先生写了《明成祖生母考》一文，碛妃为成祖生母遂真相大白。金庸先生提到的“历史学家”孟森，也是一个专喜欢对传闻作考据的人。
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史研究老前辈的孟森先生似乎对传闻逸事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他的《董小宛考》、《世祖出家事考实》、《香妃考实》和《海宁陈家》等为人称道的考据力作都是针对广为流布的传闻逸事而写成的。孟森先生不反对依据传闻写小说，但主张“写小说的人”不能有伤公德。他说：“凡作小说，劈空结撰可也；倒乱史事，殊伤道德。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泽，或并穿插其间，世间自有此一体。然不应将无作有，以流言掩实事，止可以其事本属离奇，而用文笔加甚之，不得节外生枝，纯用指鹿为马的方法，对历史肆无忌惮，毁记载之信用。”这位方正严肃的老先生声明：“事关公德，不可不辩也。”
下面就来看他是如何为乾隆系海宁陈氏之子辩诬的。
一般来说，凡有影响的传闻轶事，不管它怪诞荒唐到何种地步，总是有或多或少历史因由的；如果没有其某种合理性，那么作为传闻是不可能被人们广为接受并长期流传的。乾隆是雍正强行抱养、视为己出的海宁陈氏之子这一影响颇广的传闻即是适例。
支持乾隆为海宁陈家之子这种说法的根据何在呢？
乾隆六度南巡，四至海宁，每次都驻跸在陈家私园——原名“隅园”，而经乾隆改名的“安澜园”中。此其一。
海宁陈家有清帝御题的两块堂匾，名曰“爱日堂”和“春晖堂”。“爱日”也好，“春晖”也好，用的都是唐孟郊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一典故。乾隆若不是陈家之子，谈得上报答父母如春晖一般的深恩吗？此其二。
雍正为皇子时，生育不蕃，出于争储的目的，有可能不择手段地强抢陈家之子冒充己子。此其三。
那个被换走的雍正之女，后来由陈家嫁给了常熟人蒋溥。蒋溥甚得皇上恩宠，官至大学士。蒋溥的夫人是真正的金枝玉叶，她在常熟所居之楼，当地称“公主楼”。此其四。
最后一条根据是，有清一代，海宁陈家科名最盛，名相迭出，宠荣无比，这自然是受到了雍正、乾隆的特别关照。
孟森先生对上述各条理由分别援据史实加以驳正。为叙述清晰起见，先从最后一条谈起。
先世为渤海高氏的海宁陈家，至明初才承外祖姓陈氏，定居海宁，起初不过以卖豆腐为生，并未荣显。至明正德年间，族中才有人考取举人，而陈家的真正发达则是到了万历年间，陈与郊官至太常寺卿，他的兄弟与相官至贵州布政使。就是陈与相这一支，后世最为隆贵。与相有子三人：陈元晖、陈祖苞同登万历癸丑进士，元晖曾官山东左参政，祖苞则作了顺天巡抚。祖苞之子陈之遴，崇祯丁丑榜眼，入清后累迁至大学士——所谓海宁陈家“位宰相者三人”，之遴为第一位。之遴兄弟之暹的儿子陈允于康熙初为尚书，谥“文和”。陈与相第三个儿子叫陈元成，这一支于传闻所谓“海宁陈家”关系最大。元成本人仅以太学生殁世，而卿相多出其后。他的儿子中，陈之闽和陈之问两支高官显宦辈出。之闽的儿子陈元龙，康熙时为进士，历任巡抚、尚书，雍正七年（1729年）授文渊阁大学士——陈家于是出了第二位宰相；元龙的侄子陈邦彦官至侍郎。之问的儿子陈诜为礼部尚书，之后为刑部尚书；陈诜之子陈世倌雍正朝已历任巡抚，至乾隆六年（1741年）以工部尚书授文渊阁大学士——这是陈家第三位宰相，此人即金庸先生指为乾隆生父者。陈世倌的一个侄子陈用敷官至巡抚，那已是乾隆中期以后的事了。据此，孟森令人信服地说明，海宁陈家的仕宦之盛，发端于明朝末年，到清康熙、雍正两朝达到高峰。而乾隆御宇以前，陈氏之为卿相者多已谢世，惟有陈世倌、陈邦彦尚存。世倌、邦彦二人实际上并未得到乾隆逾格关照。邦彦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已入翰林，至乾隆中才得一侍郎，越明年即被革职。陈世倌也在拜相后不久，以错拟票签革职，在谕旨中乾隆说他“自补授大学士以来，无参赞之能，多卑琐之节，纶扉重地，实不称职”，一点也不给留情面，不要说生父，就是前朝所留的元老大臣也很少受到如此刻薄的奚落。
至于说海宁陈家科第之奇，这确是事实。陈氏后人陈其元所撰《庸闲斋笔记》中提到自明正德年间以迄晚清，三百年间“举、贡、进士二百数十人”。但孟森指出，其科第最盛也在康熙时：“四十二年癸未会榜，元龙弟嵩、侄邦彦，诜子世倌，三人同榜。五十六年乙未会榜，元龙子邦直，世倌兄世仁，又一名武婴者，于服属较疏，亦为兄弟子侄同榜。”三年一度的会试，全国士子金榜题名的不过二三百名，海宁陈家兄弟子侄数人频频同登一榜，不能不说是奇迹。之所以如此，和康熙皇帝极力笼络南方世族、重视科举，借以消弭江浙一带士大夫强烈的反清民族意识的政策有关。到乾隆时，陈家科第之盛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把乾隆出生前多年的陈家科第之奇，作为乾隆出于陈家的根据，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对海宁陈家有“爱日堂”、“春晖堂”匾额一事，孟森先生首先肯定确有其事，但他考得两额“皆非高宗所书也”，而是康熙书赐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陈元龙官侍读学士，有一次康熙御便殿作书，对恭立一旁敬观的翰林们说：“你们家里想必各有堂名，不妨说来，朕书以赐。”随侍的陈元龙奏称：“臣父之阎年逾八十，谨拟‘爱日堂’，恭请皇上御书赐臣。”康熙随即挥毫赐之。由此可见，“爱日堂”虽为康熙御笔，但出自陈元龙奏请。元龙拟“爱日”为堂名，以寓自己不忘慈父之恩。再来看陈家“春晖堂”的来历。“春晖堂”匾额是康熙书赐陈元龙之侄陈邦彦的。邦彦之父维绅早卒，其母黄氏守节四十一载，将邦彦抚育成人。康熙四十六年御书“节孝”二字旌其门，康熙五十二年又赐给陈邦彦“春晖堂”额，以褒扬黄氏对其子的慈母之恩。上述事实载于《词林典故》、《海宁州志》。康熙为陈元龙书堂匾“爱日堂”亦载入清国史馆《陈元龙传》，见《清史列传》。这足以证明陈家“爱日”、“春晖”两堂匾与乾隆毫无瓜葛，更谈不上作为乾隆系陈家之子的根据了。
对于雍正急欲抱养外姓之子为己子的说法，孟森则据史籍所载指出，乾隆降生时，即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海宁陈家在京师作高官的有两位：一是乾隆时曾任大学士的陈世倌之父陈诜，陈诜于康熙五十年四月由湖广巡抚任上内升工部尚书；一是陈元龙，他是康熙五十年八月初四由吏部左侍郎迁广西巡抚，此时距乾隆生日只有九天，估计元龙尚在京中，未赴新任。若说雍亲王胤禛换陈家之子，当不出陈元龙与陈诜这两家。胤禛时年三十有四，已生育四个儿子：弘晖、弘盼、弘昀和弘时，但前三子夭折，二子弘盼在《玉牒》且未以齿序，故弘时以雍亲王第三子称，这个日后命运多舛的孩子当时已长到八岁了，因此至少可以说，胤禛不能说无子嗣。从另一方面看，在诸皇子为争储而明争暗斗趋于白热化的时候，精明而谨慎的雍亲王胤禛也决不肯出此抱异姓、特别是汉人之子的下策。康熙四十七年皇太子胤礽被废斥，随即揭发出皇长子胤禔与皇八子胤禩等结党谋夺储位、欲雇杀手暗害胤礽的阴谋。至四十八年三月复立皇太子胤扔，三年半后康熙复废太子。在这政局极其微妙之际，对皇位抱有野心的雍正不能走错一步棋。正如孟森所说：“世宗（雍正）亦安知夺位之必胜？又安知陈氏之子必有福？如后来之乾隆，而于此时易之，且方与诸兄弟角胜于豪芒之间，而与廷臣间留此支节，以供兄弟攻击之资，亦非世宗所肯为。”
还应补充一点，就在乾隆出生后三个多月光景，雍亲王胤禛另一“格格”耿氏又为雍正添了一个儿子弘昼。这以后，雍正又有过四个儿子，老儿子叫弘瞻，雍正十一年（1733年）出生，那时雍正五十六岁。这样一看，说正当壮年，且有八岁儿子弘时、另有一“格格”耿氏也很快临产的雍亲王胤禛竟偷偷摸摸、急急忙忙把自己的女儿掉换陈家的儿子，于情于理，实难讲得通。
既然传说乾隆是雍正用自己的女儿从海宁陈家掉换来的，那么，作为天潢贵胄的雍正之女的下落也应有所交代，这个故事才算得上完整。而江浙一带也恰有这位“真正”皇女的传闻。据说，她后来以陈氏嫁给了大学士蒋廷锡之子蒋溥。蒋家是常熟大姓，蒋夫人陈氏所居之楼在当地被称为“公主楼”。
如果确有其事，当然是乾隆为海宁陈家之子的有力佐证。孟森对此说极为重视，他曾亲自询问熟识的常熟人，回答都说不知家乡有“公主楼”；又亲问蒋氏的后人，也都说不知有什么“公主楼”。这事本可以断定其讹传，不料斜刺里又杀出了一位叫冯柳堂的先生。此公也是海宁人，为证明乾隆为陈氏之子，写了《乾隆与海宁陈阁老》一文。他的意见，乾隆的生父是陈元龙，与同为海宁人的金庸先生所见有所不同。孟森先生当时困在即将沦陷的北平，“兵火危迫中”，看到冯柳堂先生的大作，“耳目为之一新”（于此又可见历史学家孟森喜欢“传闻”）。对冯文所持蒋溥的陈姓夫人为帝女的说法，孟森则以为“未免好奇之过，遂逐条驳正”。冯君说，蒋氏父子在雍正朝甚尊显，科名世宦，为他家所罕有，此必暗中联姻帝室而然。孟森以为，此说缺乏证据，难以使人心服。冯君说，蒋溥父丧，并未照定制解除官职，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可见雍正把他视为满官，此为蒋溥为公主之婿一证。孟森举雍乾之际理学名臣朱轼之例证明：“清世视夺情既轻，帝王欲夺，有何限制？”夺情是与去职在家守制而言，而且夺情与“主婿’’，二者之间亦无直接联系，不能并为一谈，作为蒋溥为帝女婿之证据。冯君说，蒋溥去世时，乾隆曾亲往视疾两次，可见其为“主婿”。孟森反驳说，蒋溥久居相位，宰相病亟，帝往视疾，是为常例。若说因主婿而对将逝之蒋溥另眼看待，那么，蒋溥所娶的陈夫人早逝，此时，只有蒋溥续娶的王夫人尚在。照清制，公主死了，“额驸”（即驸马）之恩礼悉停，蒋溥已谈不上是尚主之婿。冯君说，他听陈氏后人讲，其家曾请一位塾师。这塾师在馆时，见到过一本《奁目》底稿，“为陈氏嫁女时故物，中有御赐金莲花”，此“金莲花”非公主、郡主不能得。孟森批驳说，《内务府掌仪司则例》俱载公主陪嫁物单，不管出适蒙古的公主也好，留居京师的公主也好，嫁妆内均无所谓“金莲花”。更何况“金莲花”云云本出自不知姓名的塾师之口，已难作为凭证。总而言之，孟森认为冯柳堂先生所搜辑的各条证据均属臆断，不足凭信。他最后还引用常熟蒋氏后人蒋志范先生的话——“钦赐完婚及偷龙换凤，旧时传说，等诸齐东野语”，告诉人们可以释此疑团了。
最后来看支持乾隆为海宁陈家之子的最重要一条证据——乾隆南巡四至海宁，且皆驻跸陈氏私园，到底为什么？
康熙六次南巡以浙江杭州为终点，虽然亦渡钱塘江，登绍兴会稽山亲祭禹陵，但足迹始终未达浙东海滨。乾隆首、二次南巡也仿效皇祖康熙至杭州，越江祭禹陵而回銮。二次南巡之后，情况却有变化，使得他始有阅视海塘，抵达海滨之举，这就是海潮忽北趋海宁，海塘工程告急。
古代钱塘江口江流海潮的出入有三个口门：位于龛、赭两山之间的称“南大门”；位于赭山与河庄山之间的称“中小门”；在河庄山与海宁城之间的称“北大门”。海潮趋北大门，则海宁一带塘工首当其冲；潮趋南大门，则绍兴一带塘工坐当其险；惟有主流走中小门，南北两岸才少有海潮之灾。乾隆年间，南大门已淤，海潮主流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前多走中小门，因此，海宁一带尚无潮患。乾隆二十五年，海潮北趋，海宁潮信告警，一旦冲溃海塘，浸淹苏、松、杭、嘉、湖等全国最富庶之地，则势必严重影响国家田赋和漕粮的征收。乾隆皇帝从“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的认识出发，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举行第三次南巡时，乃亲临海宁勘视。他在诗中对此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
海宁往何为？欲观海塘形。
浙海沙无常，南北屡变更。
北坍危海宁，南坍危绍兴。
惟趋中小门，南北两获平。
然苦中门窄，其势难必恒。
绍兴故有山，为害犹差轻。
海宁陆且低，所恃塘为屏。
先是常趋南，涨沙率可耕。
两度曾未临，额手谢神灵。
庚辰（乾隆二十五年）忽转北，海近石塘行。
接石为柴塘，易石自久经。
库帑所弗惜，无非为民生。
或云下活沙，石堤艰致擎；
或云量移内，接筑应可能。
切忌道旁论，不如目击凭。
诚如乾隆诗中所言，议者对海宁一带塘工所见分歧，因此，第三次南巡乾隆破例驾至海宁亲往阅视，以做出决策。经乾隆实地勘查，以为海宁一带原有的柴塘因该地多活沙，难于下桩改建石塘，而向内移接筑石塘，又势必毁坏沿海一带田庐村落，于是决定以力缮柴塘为补偏救弊的暂时办法。乾隆三十年（1765年）第四次南巡，乾隆又亲临阅视海宁绕城石塘。第五次南巡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在海宁阅视塘工时做出重大决策：将老盐仓至章家庵的四千二百丈柴塘改筑鱼鳞大石塘，以为一劳永逸之计。柴塘改石塘，最大的困难是，海沙松散，不能固着木桩。在改建石工过程中，一位老塘工建议，先用大竹探试，等扦定沙窝，再下桩木，加以夯实，这样人土便可固着。他还建议把五根木桩捆在一起，同时夯下，如此才能坚紧，不致已钉复起，这叫“梅花桩”。他的办法果然有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皇帝六次南巡，即最后一次南巡来到海宁，面对屹立海滨的鱼鳞大石塘时，还写了一首诗记老塘工之事：
却闻夯桩时，老翁言信应。
竹扦试砂窝，成效免变惊。
因下梅花桩，坚紧无欹倾。
鱼鳞屹如峙，潮汐通江赢。
功成翁不见，讵非神所营？
在乾隆皇帝的督责下，海宁一带修建起耗资巨大的鱼鳞石塘，往昔对卫护越中百姓土地的安全，起了很大作用。就是在今天，乾隆石塘的某些地段仍完好存在。小时候“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的金庸先生虽然写乾隆到海宁为的是偷偷祭奠生身父母，但他在《书剑恩仇录》一书后记中也承认：“乾隆修建海宁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这件事有厚惠于民。”
乾隆六次南巡，原因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但从第三次南巡起，竟改变传统南巡路线，四度前往海宁，目的却十分单纯，那就是要亲临其地，阅视和筹划海塘工程。
乾隆廑念民生，四幸海宁，这虽然能加以合理解释，但为什么每次必驻陈氏私园呢？
乾隆驻跸的陈氏家园名“隅园”，在海宁城西北角，到陈元龙所居时，规模益备。乾隆南巡，陈元龙已死，其子陈邦直又增设池台，作为驻跸之地。乾隆之所以在此流连盘桓，盖因此园景致可人，居园中即可闻潮声。而偏僻小县海宁也确实找不到比这“三朝宰相家”的私园更体面的地方可以迎驾了。
隅园百亩之广，入门水阔云宽，园内有百年古梅、南宋老树。当时著名诗人袁枚咏该园诗有：“百亩池塘十亩花，擎天老树绿槎枒。调羹梅也如松古，想见三朝宰相家。”“鸟歌花笑有余欢，新得君王驻跸看。分付窗前万竿竹，年年替海报平安。”“福地乡瑕主亦佳，留宾两度午筵开。逢逢海上潮声起，还道催花羯鼓来。”乾隆四度驻跸其园，留下了即事杂咏诗数十首，下面录三首以见对此人间佳境的喜爱：
书堂桥畔路，熟路宛知寻。
既曲越延趣，惟幽不碍深。
风翻花动影，泉出峡留音。
古栝无荣谢，森森青玉针。
园以梅称绝，盘根数百年。
古风度迥别，时世态都捐。
春入香惟净，月来影亦娟。
闲吟将对写，消得意为延。
溪泛橹声柔，溪涯有竹修。
獭时看伏翼，鱼并育槎头。
似此真佳处，无过信宿留。
观塘吾本意，讵可恣邀游？
乾隆在初幸隅园后，曾赐名陈氏园为“安澜园”，以志此行在使海水永安其澜。当他再度幸陈园时，见到新制御书“安澜园”匾额已挂在正门之上了。晚清诗人王闽运有诗云：“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说的是乾隆喜江南园林，南巡时携画工将尤佳者绘图以归，在御园或行宫中仿建，以便随时游观。圆明园中的安澜园即仿陈氏隅园而建，亦用安澜园之名。乾隆在《安澜园记》一文中说：“安澜园者，乾隆二十七年幸海宁，赐陈氏隅园之名也。陈氏之园何以名御园？盖喜其结构至佳，绘图以归，园既成，于是数典而仍其名也。陈氏隅园以‘安澜’赐额，则因近海塘，似与御园中此‘安澜园’无涉也。”写到这里，乾隆笔锋一转，说自己筹建海塘，是愿其澜之安也，不仅如此，凡长江、黄河，以及南北济、运、清、黄交汇之处，“何一非予宵旰切切关心者”，亦都愿其澜之安也。这样，由陈氏隅园而海宁安澜园，由海宁安澜园而圆明园中的安澜园；由海宁隅园赐名“安澜”，愿东海之澜安，而御园中仿建安澜园，更愿四海之内江河之澜皆安；乾隆曲折地表达了他时时不忘民生疾苦这样一个意思。公平地讲，这确是乾隆的心里话。他并不讳言驻跸陈氏园是“喜其结构至佳”，但念念不忘的却是越中第一保障——海塘。遍查官书、文集、野史，乾隆六次南巡，虽然四至海宁，且都驻跸陈氏家园，但每次连“三朝宰相”陈家的子孙也从未召见过，自然谈不到“升堂垂询家世”，说他张黄幔以偷祭死去的生父生母更属天方夜谭了。
乾隆出自“海宁陈家”是流传久远的一个很有影响的传闻，《清宫词》说“巨族盐官高渤海，异闻百载每传疑”，若其说可信的话，这一传闻自乾隆去世就开始出现了。不过近来人们却很少相信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尽管某些休闲性质的小说和影视作品还用它来媚俗，但史学界则彻底摒弃了这个传说，认为它等诸齐东野语，毫无根据。连高阳先生也说：“两百余年来，民间相传，高宗为浙江海宁之后，这是决不可能的事！”是不是可以这样讲，经孟森先生的严谨考证，乾隆为海宁陈家之子这桩历史公案已有了举世公认的正确结论。然而，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乾隆生母为热河避暑山庄李姓女子的传闻，虽系晚出，却后来居上，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关于乾隆家世这两种传闻何以有此不同？如果细加体察，也许是饶有趣味的一件事。
俗话说：“铜壶不漏水不滴。”乾隆的家世若明明白白、清清爽爽，就很难有不着边际的流言蜚语，即使有的话，也不会长久流传，以致得到社会的承认。乾隆诞生地有雍和宫和避暑山庄的不同说法，由来已久，至今难有定论。乾隆生母不是钮祜禄氏而是热河行宫女子李金桂，盖源于此。后人附会避暑山庄中令人那迷惑不解的“草房”，指为乾隆降生之地，然后编造雍正随康熙猎于木兰，与热河行宫女子李氏有一番云雨的情节，于是一篇全新的乾隆家世的故事便产生了。经过高阳先生及庄练先生的考证，使粗糙的传说披上了精致的学术外衣；随着《乾隆韵事》等历史小说风靡海内外，乾隆生母为热河宫女李金桂之说便普遍为市井小民所接受，而历史学家所讲的乾隆家世却无人问津。这种状况，至少到今天为止，未有改观。
乾隆为海宁陈家之子的传说则不然。“两书堂匾”、“四幸家园”，加以莫须有的“常熟公主楼”……虽然一时可以作为支持这个传说的根据，虽然有许啸天、金庸这样拥有广大读者的名作家为这个传说不遗余力地宣扬，但最终在学术界及严肃的文化人中还是失去了影响。究其原因，一是缺少经得起推敲的证据，像乾隆出生于避暑山庄狮子园那样坚实有力的证据；二是清史专家孟森先生以对历史、对后世、对学术、对社会极为严肃并且极为认真的态度，研究了“海宁陈家”，令人信服地驳倒了乾隆出自海宁陈家的种种似是而非的所谓证据。金庸先生从写小说、招徕读者的需要出发可以不接受孟森的科学结论，却不能无视孟森的考据。
看来，关系到一件重大史事的传闻一旦有了相当的社会影响，便势必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而一旦有专家学者介入，则被传闻掩盖的历史真相迟早要显露出来，并最终地得到社会认可。无根的流言就像天上的乌云一样，可以笼罩一时，终究会风流云散；当然，“乌云”不会自行消散。对于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传闻，史学家出来廓清至关重要。
现在的问题却是：小说家、剧作家往往不愿理睬迂阔的史学家；方正的史学家对文人的不经之言亦不屑一顾。
四、乾隆生母的真面目
钮祜禄氏的出身
乾隆为海宁陈家之子的传说乃无稽之谈，乾隆生母是热河行宫女子的故事也缺乏根据，不能成立。这些意思，上面都已经说了。下面，让我们回过头来，研究一下钮祜禄氏是乾隆生母是否可信。
《玉牒》、《实录》等清档案、官书都说乾隆生母是钮祜禄氏，论者引以为据，但反诘者可以说《玉牒》、《实录》之类可能窜改过，不足为凭；乾隆在《御制诗》中一再申明生于雍和宫，在颁发全国臣民的诏谕中更屡屡称钮祜禄氏“诞育”了自己，论者自然也可以引为坚实有力之据。但反诘者亦可以说，乾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有意湮没汉人生母，硬说养育过自己的钮祜禄氏是生母。如此论驳下去，有点像抬扛，是抬不出什么结果的。
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先研究一下钮祜禄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和乾隆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具体来说，钮祜禄氏在身心方面是否给予过乾隆明显的影响，乾隆对钮祜禄氏是否有对生母那样的亲情？
《实录》说乾隆皇帝的生母钮祜禄氏是“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近人唐邦治先生据《玉牒》编撰了《清皇室四谱》，其中进一步说：“钮祜禄氏，弘毅公额亦都曾孙女，四品典仪追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刚即位的雍正皇帝册封“格格”钮祜禄氏为熹妃的册文中也说：“咨尔格格钮祜禄氏，毓质名门，扬休令问。”读了这些官方记载，人们很容易得出乾隆生母出身满洲名门之家的印象。如果单从姓氏着眼，钮祜禄氏既然为清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的曾孙女，而额亦都一族又被公认为满洲八大世家之一，说乾隆生母钮祜禄氏“毓质名门”似乎也讲得通。这里要说说清代满洲社会中的“八大家”。礼亲王昭裢在他所撰写的《啸亭杂录》一书中，对所谓“八大家”作了如下的解释：
满洲氏族以瓜尔佳氏直义公（费英东）之后，钮祜禄氏弘毅公（额亦都）之后，舒穆禄氏武勋王（扬古利）之后，纳兰氏（即那拉氏）金台吉之后，董鄂氏温顺公（何和里）之后，辉发氏阿兰泰之后，乌喇氏卜占泰之后，伊尔根觉罗氏某之后，马佳氏文襄公（图海）之后，为八大家云。凡尚主选婚，以及赏赐功臣奴仆，皆以八族为最云。
诚如昭桂所言，瓜尔佳氏、钮祜禄氏、那拉氏等满洲八大显贵的氏族，由于历史的原因，确实与清皇族爱新觉罗氏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仅以清帝后妃中姓钮祜禄氏者而论，康熙皇帝的孝昭仁皇后姓钮祜禄氏，她的妹妹也嫁给了康熙，谥“温禧贵妃”；雍正皇帝的熹妃后谥“孝圣宪皇后”，即乾隆生母姓钮祜禄氏；乾隆妃嫔中还有钮祜禄氏两位；嘉庆皇帝第二位皇后——孝和睿皇后姓钮祜禄氏，另有恭顺皇贵妃亦姓钮祜禄氏；道光皇帝元后孝穆成皇后姓钮祜禄氏，继后孝全成皇后、成贵妃、祥妃皆姓钮祜禄氏；咸丰皇帝元后，即慈安皇太后亦姓钮祜禄氏……有人作过统计，清帝后妃中，姓钮祜禄氏者数量之多，仅次于那拉氏而位居第二。
高阳先生在论证乾隆的真正生母时，指出官书所载的钮祜禄氏必“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所据者，就是“钮祜禄氏”在当时被公认为满洲“八大家”之一。甚至连孟森先生对此亦未能深察，他从《清史稿》“外戚表”中发现乾隆生母钮祜禄氏“祖额亦腾”，则认为“腾”即“都”之异译，于是得出钮祜禄氏是额亦都这一支的后人这一结论。高阳也好，孟森也好，都是依据清朝官书，并且都是从姓氏着眼，认为凡姓钮祜禄氏者必为出身满洲著姓的大家闺秀，乾隆生母钮祜禄氏自不能外。
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误会。
倒是近人张采田先生严谨，他在《清列朝后妃传稿》一书中是这样叙述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家系的：
父凌柱，原任四品典仪、内大臣，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封一等承恩公。父吴禄。祖额亦腾，萨穆哈图子，额亦都从弟。
这段平实的记录很重要，它告诉人们：
第一，额亦腾并非大名鼎鼎的清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而是额亦都的“从弟”，即叔伯兄弟。据此，乾隆生母钮祜禄氏严格地讲，是额亦腾而非额亦都的曾孙女。
第二，乾隆生母钮祜禄氏的曾祖父额亦腾和祖父吴禄都是无世职、无官职的一介白丁，八旗中称“白身”。
第三，乾隆生母钮祜禄氏的父亲凌柱是雍正十三年乾隆刚即位、尊生母为圣母皇太后，推恩及于外祖父凌柱，才封“一等承恩公”爵号的。
从上述记载可以大致推出乾隆生母虽姓钮祜禄氏，勉强说得上“毓质名门”，但她的家族，从曾祖父到父亲，地位都十分寒微。实际上满洲社会中列入“八大家”的钮祜禄氏，不过是弘毅公额亦都一支的后人。额亦都有子十六人，其中佐命开基、百战功高而闻名于当世者，惟图尔格、车尔格、伊尔登、超哈尔、遏必隆五人而已。这五支之后，名臣迭出，指不胜屈。至于额亦腾及其后人，则直至乾隆生母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竟无一人名闻当世。就是乾隆生母钮祜禄氏之父凌柱的“四品典仪、内大臣”闲职可能也是“格格”钮祜禄氏封熹妃后才被恩赏的。《红楼梦》中凤姐有句话说得好，“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更何况弘毅公额亦都叔伯兄弟额亦腾的后人。
前面曾提到，晚清人王闽运说乾隆生母原居承德城中，“家贫无奴婢”，十三岁时入京师，恰逢挑选秀女，随当选秀女的姐妹们去看热闹时，误入秀女十人之列，以“容体端颀，中选”，分在雍亲王府邸。这个说法虽不无破绽，但称其自幼家贫，则最接近乾隆生母家境寒素的真相。如进一步推测，乾隆生母的娘家原为热河驻防披甲，似乎不会大谬。可惜，王闽运说法的合理成分至今尚未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
说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出身寒微的证据还有，钮祜禄氏入侍雍邸时没有任何名号，她的“格格”身分一直保持了二十年，直到雍正即位，卦封为熹妃才摆脱掉“格格”这不明不白的名分，而其间她早已诞育了雍亲王第四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
《清皇室四谱》载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年十三赐侍世宗（雍正）藩邸”，这不过是康熙把年甫十三岁的秀女赐给贝勒胤禛为侍女的冠冕堂皇的说法。前面提到，在初步选中的八旗秀女中，皇帝还要遴选出身望族、品貌俱佳的秀女为皇子、皇孙拴婚，即为皇子、皇孙挑选嫡福晋和侧福晋。而皇子、皇孙成婚后有了爵号，还需分府另住，府中的侍女也从秀女中拣选赏给，入府后就谈不到给予什么名分。这些秀女间有出身于八旗寒素之家，如外任八旗下级官吏，以至另户军士、闲散壮丁。钮祜禄氏被“赐侍”时，雍正的爵号是和硕贝勒，所居府邸，即今之雍和宫的前身，那时还只称为“稹贝勒府”或“四爷府”。“稹贝勒府”中已有出身名门的乌拉那拉氏为嫡福晋，两位侧福晋年氏之父为湖北巡抚年遐龄、李氏之父为知府李文烨。钮祜禄氏当时不过是个侍女，说白了，就是粗使丫头。到了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冬天，已长到19岁的侍女钮祜禄氏碰到了一个偶然的机遇，她真的“留侍”其时已晋升为雍亲王的胤禛了，第二年八月十三日便诞育乾隆。这偶然的机遇，据王闿运说，是雍亲王夏天时得了传染病，福晋们多不愿去身边侍候，钮祜禄氏在这样情况下，“奉妃命”，才能接近雍亲王。一连五六十天，她白天黑夜服侍病中的雍亲王，及病愈，“遂得留侍，生高宗”。王闿运叙述的情节已不可考究，但可以肯定地说，钮祜禄氏“留侍”雍亲王实在太偶然了，雍亲王如不“夏被时疾”，钮祜禄氏就注定终老而当一个丫头而已。就是钮祜禄氏为雍亲王生了第四子弘历后，她在雍王府中的地位也没得到显著的改善，仍然习惯地被人们称为“格格”。“格格”是满洲语，《清文鉴》释为“姐姐”。“姐姐”这个略表敬意又含糊不清的名称加在为主人生了儿子的丫头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此后钮祜禄氏被王府中人呼为“格格”又持续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被封为熹妃为止。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大约在被封熹妃以前，钮祜禄氏始终未得到雍邸主人的青睐；非但没有受到青睐，简直可以说是被轻弃了。钮祜禄氏一生只有弘历这一个儿子，可见弘历出生后，她和雍亲王之间没有十分亲密的夫妻恩爱，这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钮祜禄氏并未脱其粗俗气，而且长得也不美，这一点下面还要提及。弘历出生后十年时间，钮祜禄氏仍以“格格”名之，除了出身寒微之外，她的未能得到雍正的爱重，也似应引起注意。
钮祜禄氏日后封熹妃，地位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但这倒不是因为她本身有了什么变化，而是她惟一的宝贝儿子、皇四子弘历已被刚登上皇位的雍正秘密立为大清帝国的皇储，“母以子贵”，钮祜禄氏才被册封为妃的。而且，这次地位上升之快，十分引人注目。雍正元年十二月，即密立弘历为皇太子后四个月，雍正册立嫡福晋那拉氏为皇后，册封侧福晋年氏为贵妃，册封侧福晋李氏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为熹妃，册封“格格”宋氏为懋嫔、“格格”耿氏为裕嫔。李氏原为雍邸侧福晋，且生有三子，却与“格格”钮祜禄氏同日封为“妃”；耿氏与钮祜禄氏原来都是“格格”，且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诞一子，即皇五子弘昼，却封了比“妃”低一级的“嫔”。钮祜禄氏地位的骤升如此明显，是雍正出于政治考虑的精心安排，目的是想逐渐改变人们对未来皇帝弘历的生母的固有印象。为了进一步说明雍正的深意之所在，且看这次册封后妃嫔册文的遣词用字：
皇后那拉氏册文——“咨尔嫡妃那拉氏，祥钟华胄，秀毓名门，温惠秉心，柔嘉表度”。
贵妃年氏册文——“咨尔妃年氏，笃生令族，丕著芳声，赋质温良，持躬端肃”。
齐妃李氏册文——“咨尔妃李氏，持躬淑慎，秉性安和”。
熹妃钮祜禄氏册文——“咨尔格格钮祜禄氏，毓质名门，扬休令问”。
懋嫔宋氏册文——“臧嘉成性，著淑问于璇宫；敬慎持躬，树芳名于椒掖”。
裕嫔耿氏册文——“克叶柔嘉，早推淑慎，允合珩璜之度，宜膺象服之荣”。
上述后妃们的册文中，皇后、贵妃标明出身“名门”、“令族”，是因为她们母家确系高贵，而齐妃之父官知府，却有意忽略她的出身不提，熹妃本家境寒素，却以姓钮祜禄氏而硬要说她“毓质名门”。雍正的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乾隆生母钮祜禄氏何以初赐侍雍正时未有嫡福晋或侧福晋名号？为什么她诞育了雍亲王第四子后仍以“格格”名之？为什么雍正即位、密立弘历为皇储后骤然抬高钮祜禄氏的地位？这中间有清官书不便明言而加以曲讳的事实，即乾隆生母钮祜禄氏虽有一高贵的姓氏，而其母家却早已式微了。
钮祜禄氏出身寒微，在她进入雍邸以后大约二十年间，又处于下人的低贱地位，干着供事主子、主母的杂役，这不能不在她此后漫长的一生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从现在所能接触到的材料来看，钮祜禄氏是一个虽没有文化却通情达理，虽衣食无忧却体恤民生疾苦的慈祥妇人。就是儿子当了皇帝，成了天下第一富贵人之后，她仍不失穷苦人家出身的淳朴本色。
《清宫词》中有一首说皇太后钮祜禄氏的故事的：
便宜发粟为扬仁，严妪何期白简陈。
凤帽暂停温诏下，中宫宣进太夫人。
这为“扬仁”而“便宜发粟”的是山东济宁知州颜希深的老母亲。据说一次乾隆奉太后南巡，御舟行抵济宁，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地方受灾急需赈济，而州官颜希深却出差外出，颜母何氏即令发官仓救济百姓，山东巡抚却以颜母违制上章弹劾，“颜妪何期白简陈”即指此。御舟中的皇太后得悉此事，以颜母有仁爱之心，不让乾隆给予处分，还召见何氏于御舟之上，赐以匾额。这就是“凤帽暂停温诏下，中官宣进太夫人”的含义。结果，颜希深不仅没受处罚，还提升为济南知府，没过几年，又被擢拔为河南巡抚。钮祜禄氏虽贵为太后，但终生恪守母后不得干政的家法，上面那段故事如果属实，则是她有数干预政事的一次举动。
褒奖颜母，自然与太后笃信佛教，迷信因果，平素多行善事有关，但在她老人家内心深处，确实把穷人，特别是穷苦农民时刻不能忘怀，这在乾隆所写的诗中时有所见。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明头一天，整整降了一夜春膏，第二天云开雨霁，乾隆陪太后在圆明园中乘舟游览，即景赋诗一首：
嫩日光风宿雨晴，御园节物报清明。
烟花契妙将三月，歌舞承欢合众情。
北地桃开先杏发，东郊土沃带泥耕。
慈怀预为田农喜，麦拢迎舟兆已呈。
清明雨后，太后想的是春耕中得雨而喜的“田农”，这种心态在另一首题为《御园仲景恭奉皇太后赏桃花之作》诗表现得尤为生动：
雨后园林霁景披，山桃灼灼发琼姿。
得迎王母仙舆降，正是西池春本醼时。
嫩萼欲禁风韵擘，低枝犹带露华重。
懿情别有承欢处，指顾连塍绿麦滋。
“王母”，又叫“西王母”，最早见于《山海经》，是古代传说中的神仙。乾隆在诗中常以之名母，以“西池”、“瑶池”借指母亲所居之地。这一次乾隆特地请太后来园中观赏雨后桃花。“嫩萼欲禁风韵擘，低枝犹带露华重。”你看，乾隆把桃花写得多美啊，但刚下轿子的太后却仿佛视而无见，“懿情别有承欢处，指顾连塍绿麦滋”。太后前后指点着那一片接一片绿油油的麦苗，那才是令她心花怒放的美景呢。
太后心系农事，为乾隆所深切了解，故而在《恭奉皇太后观荷词》小序中说：“望雨时圣母忧予之忧，雨既沾圣母亦喜予之喜，乃敢侍辇称庆。”在《谒陵回跸诣畅春园问皇太后安》中也说：“半月违方慰心恋，有秋卜可博慈欣。”在《诣畅春园问皇太后安》中又说：“望雨予心切，相关圣母同，幸因沾渥泽，可以慰慈宫。”在《（夏至）祭毕回御园问皇太后安，舆中杂咏》中又说：“奏对青郊农况美，慈心同我念惟民。”这类诗还可以举出一些，但总不出太后与农民共休戚、同忧乐这样一个主题。读乾隆所写的有关皇太后的诗，太后的体恤民生给予人以深刻的印象。
太后的关切民生，在对劳师动众的战争的态度中也有体现。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的金川之役，是乾隆即位后举行的第一次大征伐，对手是四川大渡河上游茫茫雪山中两个人数很少的藏族部落。出乎意外的是，战事进行得十分艰难，统军的主帅张广泗、讷亲先后被杀掉。乾隆又派出大学士傅恒前往经略，企图挽回败局，及至傅恒到军，已近乾隆十四年岁末了。此时，皇太后趁乾隆请安之机，一再劝说：“大军早罢一日，兵丁则早免一日劳苦，百姓亦早得安息一日。”“金川之事，朝廷此时即应降旨罢兵。”乾隆则以奉有皇太后懿旨的名义，一再命传谕傅恒尽快结束军事行动。当然，乾隆草率了结金川之役，自有他的考虑，这里要说的只是，太后不愿战争劳苦百姓、荼毒兵丁。如果说太后曾干预政事，这也是屈指可数的几次之一，同样是为百姓请命。
从另一个侧面看，皇太后的体恤民生，还可以从她不喜铺张奢华、暴殄天物表现出来。乾隆朝正是国家全盛之时，物阜民丰，河清海晏，乾隆怀纯孝之心，欲以四海奉养圣母，因此处处尽豪华壮美之极，而以太后圣寿为最。乾隆十六年（1751年）圣母的六十整寿办得热闹，被人称为“千百年不可一遇”，结果却出乎乾隆的意料之外。
太后圣寿六旬庆典早在乾隆十五年便开始了紧张的筹备。乾隆传命将京城西郊清漪园（即今之颐和园）昆明湖以北的瓮山改名为“万寿山”，因太后笃信佛教，又令在瓮山圆觉寺旧址上建“大报恩延寿寺”（今之排云殿）。此寺“殿宇千楹，浮图九级，堂庑翼如，金碧辉煌，燃香灯，函贝叶，以为礼忏祝嘏也”。这项巨大的工程直到翌年六旬庆典前方完成。乾隆原来还打算在万寿山山脚仿杭州六和塔的型制建一佛塔，但屡建屡塌，经查《春明梦余录》一书，才知道“京城西北隅不宜高建”，遂罢更筑佛塔之议，就其基址，改建了一座宏伟的佛楼——佛香阁。在皇太后六十大寿之前，乾隆还命将大内的慈宁宫重加修葺，增加了前殿的重檐，新修了花园和佛堂，以使太后在城里居住时生活更舒适。
皇太后的寿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往年到了这时节，京师每多风雪，寒侵肌骨，但乾隆十六年却怪，自十一月初十至二十五日，十余天间竟无一丝风，无一片雪，晴和温暖，如春三月光景。十九日这天，皇上奉太后畅游万寿山。二十四日皇太后銮舆自郊园启跸，经水路至西直门外高梁桥停跸，皇太后御大安辇进城，卤簿前导，乾隆亲骑于辇前恭引，云集北京的文武百官、外省大吏，以至大臣命妇、京师士女，簪缨冠帔，跪伏在大街两旁。为了烘托喜庆气氛，万寿山至西直门一路两旁，由内务府备办各种景点，高梁桥至大内西华门，则由在京王公大臣和各省督抚分段布置，目击者对其盛况有如下精彩描述：
十余里中，各有分地，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天街本广阔，两旁遂不见市廛。锦绣山河，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己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其景物之工，亦有巧于点缀而不甚费者。或以色绢为山岳形，锡箔为波涛纹，甚至一蟠桃大数间屋，此皆粗略不足道。至如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楚省之黄鹤楼，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镜，则为广榭，中以大圆镜嵌藻井之上，四旁则小镜数万，鳞砌成墙，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亿身，如左慈之无处不在，真天下之奇观也！
这一切巧夺天工的奇观，在王公大臣、封疆大吏不过为讨皇上的好以固宠，而乾隆则为博走马看花的圣母之一笑。谁承想一向喜欢热闹的皇太后竟颜色不豫。乾隆时著名诗人、学者赵翼当时在内廷人直军机处，据他所记：“皇太后见景色钜丽，殊嫌繁费，甫入宫即命撤去。以是，辛巳岁（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十万寿仪物稍减。”可见皇太后对铺张糜费不以为然。
以上说的都是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出身原本寒微，即使被挑为秀女，赐侍雍正，仍然身处下贱，过了近二十年茹苦含辛的生活。讲清这一点很重要，不仅可以合理解释诸如高阳先生所提出的“钮枯禄氏于康熙五十年诞高宗，则不应不封福晋”一类的疑问，而且对继续探讨钮祜禄氏对乾隆身心有哪些影响，以及乾隆对生母钮祜禄氏的特殊感情，也很有启发。
乾隆体健高寿的原因
先谈谈乾隆的体健高寿的遗传因素，因为它同钮祜禄氏并非大家闺秀这一事实有密切关系。
乾隆皇帝体格健壮、寿元高厚，在中国古代帝王群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再拿乾隆之父雍正这一家来看，雍正体弱多病，年五十八岁而终，乾隆同父异母兄弟九人，夭折的六个。其中雍正嫡福晋乌拉那拉氏所出者一、侧福晋李氏所出者二、侧福晋年氏所出者三（年氏所生三子全夭折）；其他异母兄弟中，“格格”耿氏所出皇五子弘昼活到六十岁，谦妃刘氏所出皇十子弘瞻三十三岁而卒，李氏所出之皇三子弘时二十四岁暴死，可能是非正常死亡；惟独“格格”钮祜禄氏所生独子乾隆春秋八十有九，这与高寿健康的钮祜禄氏不能说没有关系。
钮祜禄氏病逝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虚岁已过八十六了，而去世的前一年春天还随乾隆巡幸山东，登泰山，步履康健。乾隆诗中说：“八旬五母仍康步，六十六儿微白头”、“三千余里往还路，八十五龄康健躬”。记的就是这次历时两月东巡中母亲的健康状况。回京后半个月，乾隆又奉皇太后避暑塞外，驻跸山庄，钮枯禄氏还兴致勃勃登上了九层高的舍利塔，乾隆喜而赋诗，以志其事：
山庄朝爽了无炎，慈辇梵宫奉拜瞻。
曼寿已登八十五，堵波犹陟九层尖。
似此健步佛仙佑，益切衷心爱庆兼。
大德自应具四得，千秋彤史孰曾见？
戴逸先生注意到了钮枯禄氏和乾隆这高龄母子之间的联系，他说：“钮祜禄氏身体健康，性格活泼好动，在她身上可以寻找出乾隆皇帝强壮体魄和活跃性格的遗传原因。”庄练先生也敏锐地揭示了乾隆体健高寿与其生母之间的内在联系，但他认为这位生母不可能是钮祜禄氏，只能是热河行宫汉入宫女李氏。在《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一书中，庄练解释说：
满清皇帝起家于关外的游猎民族，习俗尚武，虽富贵不忘其世代相传的骑射之风，所以在咸丰以前的各朝皇帝，不但他们自己都能驰骋鞍马，也以此教导他们的儿子。木兰秋狝，乃是满清皇帝经常举行的狩猎活动，皇帝和皇子们一起在山岭原野之间骑马驰突，射猎虎豹熊鹿之类的野兽，虽多危险，却也是极好的武术训练。乾隆在这种生活环境中长大成人，当然能够得到很多的训练机会，从而成为一名善于骑马征战的武士，赳赳桓桓，雄伟壮健。但清朝的皇帝、皇子们虽多身体强健，却决无一人能如乾隆之寿至九十，而且垂老不衰，这就与各人的先天禀赋有关了。皇子们的先天禀赋，得自其母后母妃的遗传。出身富贵之家的妃嫔，不可能有强健的身体，而惟独乾隆例外，因为乾隆之生母并非一般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妃嫔，乾隆得天独厚之处，就在这里。
这一段关于皇子们身体素质得自其母后或母妃遗传的论断大体是能成立的。名门闺秀多是林黛玉式的弱不禁风的女子，而皇帝给皇子拴婚时，偏偏首重门第，这样一来，其身体条件往往被忽略了。雍正皇帝的嫡福晋和两位侧福晋都称得上出生于富贵人家的淑女，而所生子女多夭折。乾隆当皇子时，雍正指八旗世家出身的富察氏为他的嫡福晋，富察氏三十七岁早逝，她生的两个儿子先她而陆续早殇；乾隆居藩时另外一位侧福晋高佳氏，出身内务府世家，亦中年而亡，且终生未育。再一名侧福晋乌拉那拉氏母家也是八旗名门，她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寿命不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乾隆生母出身寒微，以王府粗使丫头而上升为熹妃，幼时家境的贫苦和年轻时生活的磨难却造就了她强健的体魄，宜乎她的独子乾隆身体康强，寿算绵长。当然，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了。乾隆皇帝的淑嘉皇贵妃金佳氏出身于内务府世家，门第不可谓不高，但这位小姐诞育的四个皇子中有两位都活到了七八十岁。
人的寿命长短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特别是科学不昌明的古代，皇子也概莫能外。但一般来说，后妃身体素质好的，所出皇子高寿的可能性多些；而后妃的身体素质如何，又与出身门第的高下有某种联系。富贵人家，从小娇生惯养，则鲜有健硕之女，家境寒苦者倒有可能体魄坚韧。据乾隆日后的回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木兰秋狝驻跸山庄时，他曾随侍康熙去过狮子园，那一次康熙专程前往雍亲王赐园，就是要相看一下乾隆的生母“格格”钮祜禄氏，看后则连连说道：“有福之人，有福之人。”清人王闿运也说乾隆生母“容体端颀”。传世的“慈宁燕喜图”绘有乾隆奉觞为母祝寿的画面。钮祜禄氏方面大耳，颇近男相，看上去完全是一副雍容富贵的老太太的模样，可以推得出她年轻时并不秀美。综合这些材料，是不是可以说，乾隆生母是个五官端正、身材高大、精力充沛、体魄强健的女人。乾隆皇帝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隆准颀身，声如洪钟，这些显性的遗传特征大多得自于他的出身寒微的生母钮祜禄氏。
其实，庄练先生说的“乾隆之生母并非一般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妃嫔”这个判断并不错；他的失误在于，他以为凡妃嫔俱为富贵人家出身，因而排除了熹妃钮祜禄氏是乾隆生母的可能，而偏偏去相信冒鹤亭所说的那个子虚乌有的热河行宫女子李氏才是乾隆真正的生母。人们似乎不应忽视历史进程中一些极富偶然性，甚至可以说带有神秘色彩的关键环节：出身微贱、长得也不漂亮的雍邸丫头能和主子亲近，并生下了一个儿子；弘历不仅为其父雍亲王居为奇货，连皇祖康熙见了，也一再称赞他“福过于余”，而弘历在其父祖两代的提携呵护下，最后竟登上了皇位。这些带有宿命味道的皇统延续，背后确实隐藏着雍正、乾隆力图掩盖的秘密。讳饰乾隆生母的出身，便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然而，后人还是可以从官书记载的蛛丝马迹，寻绎出乾隆生母钮祜禄氏的庐山真面目。高阳先生不察于此，才武断地说“钮祜禄氏既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又于康熙五十年诞高宗，则不应不封福晋”，又进一步判断钮祜禄氏并非乾隆生母；庄练先生也以乾隆异乎寻常的高寿，遂论定出身富贵之家的妃嫔钮祜禄氏非其生母，并由此而推断乾隆生母系热河行宫女子李氏。但不容抹煞的是，高阳、庄练两位先生虽然在乾隆生母的研究上误入歧途，他们关于乾隆生母出身寒素这一思考方向却极为睿智，极为锐敏，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对最终解开乾隆家世之秘的贡献，将为学人所永志不忘。
乾隆的心理与个性
上面谈的是钮祜禄氏对乾隆体态相貌方面易于觉察的遗传影响，下面试图探讨一下钮祜禄氏对乾隆的心理、思维方式，以及个性方面是否也存在某些影响。
说实话，现在还不能准确地说出乾隆的性格在哪些方面有钮祜禄氏遗传因素的影子，但生身之母在雍亲王府邸中那一段茹苦含辛的境遇，显然给乾隆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钮祜禄氏十三岁时入雍邸为侍女，七年后诞育乾隆，名为“格格”，实为侍妾。又过了将近十年，才被刚即位的雍正册封为熹妃，其名位仍在皇后乌拉那拉氏、贵妃年氏和齐妃李氏之后。可以想见，乾隆出生后，钮祜禄氏的地位当有所改善，不过，孩提时的乾隆是不可能想到日后会君临天下的，更何况他的父亲雍亲王身边的人们也普遍认为他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很小。只是到了康熙六十一年春天，这个雍王府的庶子弘历才福星高照，被皇祖康熙慧眼看中，携回宫中养育。因此，乾隆自记事以后，在雍王府中与生母共同生活了五六年光景，生母在府中令人难堪的“格格”身分，由此而连带的自己为侍妾所出的卑下处境，不能不给这个禀赋甚高、傲骨天成的孩子以深深的刺激。乾隆一生最难过的时光就是这五六年，他的生辰八字批语上说他“幼岁总见浮灾”。摒弃其迷信的成分，这“幼岁总见浮灾”六个字大概最能概括乾隆的幼年、少年时代的遭遇；自然，乾隆贵为九五之尊后，从不提这段令他心酸的往事。乾隆通向最高权力之路的最初一段是坎坷不平的。他从自身的经历中，深深地体味出，以庶出之子，且生母又是出身寒微的侍女，最后能临御天下，该是多难呵！因此，他登极后，苦心孤诣地要立嫡子为皇储。有人嘲笑乾隆是个“立嫡迷”，其实他的迷于立嫡是有难以言宣的苦衷的。
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准备效法皇父雍正密立皇储时，身边有皇子三人——大阿哥永璜，十四岁，庶出；二阿哥永琏，七岁，皇后富察氏所出嫡子；三阿哥永璋，两岁，也是庶出。乾隆以二阿哥聪明贵重、气宇不凡，且其名是皇父雍正在世日亲自定的，“永琏”二字已隐寓承接宗器之意，遂密定元后嫡子二阿哥永琏为皇太子。谁承想永琏九岁夭折，乾隆立嫡梦初次破灭，又急切盼望皇后富察氏再诞贵子，皇后不负期望，乾隆十年（1745年）佛诞日生下了七阿哥永琮，乾隆又打算密立永琮为皇太子。未及亲书密旨，正式履行秘密立储的程序，七阿哥又两岁痘殇。这件不幸的事竞发生在乾隆十二年的除夕之夜，因此，对乾隆震动极大，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向王公重臣剖白自己的心迹，为此特降旨先说自己心里原想让皇七子永琮承接神器，下面则是深切反省自己一再立嫡失败的教训，且听乾隆的自白：
复念朕即位以来，敬天勤民，心殷继述，未敢稍有得罪天地祖宗，而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顺治）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岂心有所不愿，亦遭遇使然耳。似此竟成家法，乃胰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
基于自身痛苦的经历，“必欲以嫡子承统”，而竟因此而得罪天地祖宗，使元后嫡子连遭夭亡，是己之必欲行之事，而竟违天意不能行，这对乾隆心理的打击该是多么沉重呵！三个月后，皇后富察氏病逝于东巡齐鲁的路途上，乾隆彻底断了以元后正嫡承继皇位的“非分”之想。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乾隆在立嫡这件大事上，几乎重复走了他的祖父康熙的故辙，只不过康熙在立嫡的过程中所受的磨难更多、心理上所受的打击更为沉重而已。
康熙的生母佟妃，并不受年轻的顺治皇帝宠爱，当然顺治也不喜欢皇后。第一个皇后是蒙古人，被废掉，续娶的皇后还是蒙古人，仍然不惬于心，皇帝热恋的是皇贵妃董鄂氏。古语有云：“母爱则子抱。”顺治不爱佟妃，年幼的康熙也遭到皇父的冷落，刚一出生就抱出宫外，交由乳母抚养，以致康熙到了晚年还不胜悲凉地回忆说：“世祖章皇帝（顺治）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康熙既庶出，其母又不为皇帝眷爱，因此，当顺治病危时，并未打算选择他为皇位继承人。幸亏康熙有一个慈祥而卓有见识的好祖母——孝庄皇太后，她坚持要顺治指定康熙为太子。据说在这关键时刻，西洋传教士、被顺治尊为“玛法”（满语，受人尊敬的老者）的汤若望表态支持皇太后，遂一言而定天下万世之大计。康熙从自己痛苦的经验中，认识到立嫡，且早立嫡的必要，在三藩之乱方兴，天下汹汹之际，下诏册立刚一岁多一点的皇二子、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此时康熙年方弱冠，春秋正富；而胤礽不过是襁褓中不谙人事的婴孩！日后胤礽暴戾淫虐，康熙虽心有不满，但勉强包容三十余年，直到发觉胤礽有谋害自己的举动，才狠下心废黜太子。宣谕胤礽罪状之时，康熙悲愤交加，痛哭仆地。太子废后，康熙终日不得安寝，时时涕泣不已，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以致精神恍惚，心悸盗汗，手颤头摇，疾病缠身。及太子再立再废，康熙又经历了一番更痛苦的折磨，身体竞虚弱到了“非人扶掖，步履难行”的地步。
从表面上看，康熙、乾隆这祖孙俩对立嫡的痴迷确实有悖常理；他们的立嫡之心何其急迫，当不能如愿时，情绪又何其凄惨沮丧！但透过这些现象，便不难发现，康熙和乾隆同是庶出，生母都不见爱于皇父，在继位的途路上也都有一番周折。由于这压抑在胸中的共同的隐痛，使他们认定，只有立嫡，且早立嫡，才不会使幼年的噩梦重复出现，而这对后世子孙，对社稷国家都至关重要。人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只有当他们心血为之枯竭，或意识到上天不允许他们一意孤行时，才悲愤地无可奈何地放弃自己的初衷。
纯孝之子
下面再来谈谈乾隆对自己生母的亲情，以及他那异乎寻常的报恩之心。
从名分上讲，雍正的嫡福晋、皇后乌拉那拉氏是乾隆的嫡母，但皇子时代的乾隆似乎和她没有建立起亲密的母子之情，现在能够见到的乾隆写给她的惟一的一首诗题为《恭祝皇母圣寿》：
蓬莱晓日照金扉，糺缦云成五色辉。
觞捧六宫趋彩仗，嵩呼四海仰慈闱。
琼筵恭进仙人膳，文锦欢呈玉女衣。
叼沐恩勤逢令节，年年拜舞庆春晖。
诗中虽有“春晖”、“恩勤”之类字样，但缺乏感人的真情，完全是应景文章。至于皇贵妃年氏、齐妃李氏这两位对乾隆来说也是母亲辈分的妇人，在他的诗文中则从未提到过。年氏去世较早且不论，李氏之被乾隆冷落，似乎与李氏所出的皇三子弘时与乾隆不睦有关。倒是五弟弘昼之母，后来被尊为裕贵太妃的耿氏，乾隆对她有相当深厚的感情。耿氏生下皇五子弘昼之后，也和钮祜禄氏一样称“格格”，也和钮祜禄氏一样，直到雍正即位，才摘掉“格格”帽子。据说，在雍邸生活那段时间，钮祜禄氏母子与耿氏母子是同住在一座院落的。在乾隆的异母兄弟中，五弟弘昼与乾隆同一年诞生，而且都生在雍王府东院“如意室”西里间，日后兄弟二人的感情也比较融洽。由于以上原因，乾隆比较敬重耿氏。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和亲王弘昼去世时，子孙弱小，耿氏已八十有二，乾隆在《临和亲王府第酹酒永言志痛》一诗中特别说道：“弱质儿孙怜汝偝，高年妃母养予申。”后半句是安慰五弟之灵：“你的年高老母，我当代为申养。”
相形之下，乾隆对其生母钮祜禄的感情则极为深厚，在生母面前，乾隆皇帝真称得上纯孝之子。
天子富有四海，乾隆以天下养皇太后的事迹，《实录》中多有述及。诸如刚即皇帝位，即尊钮祜禄氏为崇庆皇太后，此后凡遇大庆典，必加上徽号；每有巡幸也多奉皇太后同行，太后一生随乾隆南巡三次、东巡三次、幸五台山三次。此外，谒东、西陵和秋猕木兰更每年必至；特别是太后六十、七十、八十圣寿，乾隆进九九寿礼，凡亲制诗文书画、如意佛像、金玉古玩，以至西洋奇珍，无不具备……所有这些大事，《实录》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关于乾隆与生母的关系，《实录》还记录了乾隆制止母后干预外事的事件。
雍正皇帝从突然病剧到去世，不过一两天的时间。关于他暴卒的原因，当时便有不少传闻，不免通过太监、宫女流入宫中，传到太后耳中。刚继承大统的乾隆得知后，立即给太监、宫女等下了一道严厉的谕旨，内称：
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风闻妄行传说，皇太后闻之心烦……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知此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违，关系甚巨，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陈福、张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专责，并令知之。
谕旨尽管如此严切，但日后仍有宫监向太后传递外间消息。有一次太后与乾隆偶尔言及顺天府东有座将颓圮的庙宇，应当设法修葺一下。乾隆当面虽唯唯称是，心里却很警觉，以太后深居宫中，是不可能了解外面哪里有废寺的。遂召谕随侍太后的宫监，告诫他们再遇到类似情形，当委婉奏止。有的太监偷偷把悟真庵的尼姑送进太后所居宫中，还违制导引太后之弟入苍震门谢恩，这些都受到乾隆的饬责。乾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鉴于历史上外戚干政的教训，但他也是出于对母亲的爱护，不愿意她受到某些太监的蛊惑。显然，《实录》之所以记载这类事件，目的在于昭示后世子孙恪守家法，因此，很难从中发现乾隆母子之间的真实状况。
总的看来，清代官修史书，以及稗官野史之类，都很少有研究乾隆与皇太后之间关系的材料，倒是乾隆所写的诗中，大量细致地倾诉了自己对生母的真情实感。如果说乾隆在《实录》等官书中是个正襟危坐的圣主偶像，那么，在御制诗中，他才稍稍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使后人得以窥见他那深邃而幽秘的内心世界。乾隆一生倾心所爱的女人只有三个：结发妻子孝贤皇后、生母崇庆皇太后和最小的闺女十公主。当然，这虽说都是对异性的爱，但内涵又有区别。乾隆写给亡后孝贤的诗有上百首，是他所写的数以万计的诗篇中最见真情的佳作，就数量而言，写孝贤的诗却比写生母的诗差得远。乾隆写生母的诗有二百余首，这是包括乾隆最敬爱的皇祖康熙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其中自然有不少应景之作，但乾隆在诗中，也仅仅在诗中，才尽情地抒发了心底里对生母的真情。乾隆的精神世界十分丰富，他的感情非常细腻；就其个性而言，他又是个能爱能恨、敢爱敢恨的人。他的爱是深沉的，慷慨的，但又是十分吝啬的，凡不爱的人，他绝不表示一丝一毫的温柔之情。“诗言志”，即使对乾隆皇帝也完全适用。用乾隆的御制诗来探索乾隆与皇太后之间的真正感情，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完全可靠的。
钮祜禄氏被尊为崇庆皇太后时已四十四岁了，膝下只有乾隆一子，而她老人家又是十分喜欢热闹的人，乾隆怕她有孤独寂寞之感，居大内深宫时，则奉太后住在慈宁宫，而因常驻御园，因此特将与圆明园咫尺之隔、皇祖最喜欢的畅春园作为太后的郊园。每年新正前，先接太后回宫过年，灯节前返回圆明园，住在乾隆为皇子时所居的长春仙馆。及年事已毕，大约在正月末，太后回驻畅春园。此后，春天御园中芍药、山桃开放，夏天福海中荷花红白相映，龙舟竞渡，秋天香山枫叶似火，冬天北海银装素裹，照例举行的“冰嬉”，乾隆都要奉迎太后出来观赏，这些情景在乾隆诗中屡屡述及。即使母子不在一起的时候，乾隆仍念念不忘想法孝敬高年老母。
夏初喜雨，御园菜畦中新韭一片嫩绿，乾隆想到的是母亲喜食韭菜，于是亲手剪下滴着露珠的“香芽”敬献皇太后；秋日园中桃、藕成熟，乾隆又将时鲜果品盛在玉盘里恭进太后。在记《藕》的小诗中，他还借物巧喻说：“愿以心虚承色笑，还将丝缕拟恩慈。”冬天南苑行猎，乾隆仍惦记着母亲，想让她老人家尝尝新鲜的野味，《南苑获野禽恭进皇太后》一诗说：“山禽味洗洁，飞骑进慈宁。”外省臣工觅到新异之物，乾隆先呈母亲玩赏，《闽中鲜佛手贡到，恭进皇太后》一诗说：“封题更进瑶池上，佛手堪供佛手擎。”乾隆以太后是居“瑶池”的“西王母”，所以说“佛手堪供佛手擎”。这样的小事都很能表现乾隆对生母发自内心的一片孝心，不像是出于“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目的而挤出来的虚伪之作。
乾隆日理万机，但稍有闲暇，总要去畅春园去看望母亲，以此诣畅春园问安诗在御制诗集中比比皆是。《诣畅春园即事书怀》一诗开首两联是：
还宫有事忽逾旬，返跸询安诣畅春。
虽是言传恒悉豫，究之色养不养不如亲。
《论语》记述有一次子夏问如何尽孝，孔子回答：“色难。”意思是奉养亲长时，最难的是发自内心的愉悦颜色。乾隆诗句说的是，自己十余天没去畅春园问安了，虽说宫监、侍卫们已转述太后安好，但终究不能代替自己亲自去太后跟前“色养”。太后年逾八旬之后，乾隆问安更频，他胸中总有一种不忍说出的预感。太后去世前两年乾隆所写的《诣畅春园请皇太后安》一诗中记述了这种心境：
行时庆节始而终，驾返前园恒御宫。
半月光阴消已速，千春奉养愿无穷。
十年前率弗介意，近岁来何频切衷。
惧不忍言仍是惧，吾夫子语佩诸躬。
当然，乾隆的频频往问太后安，以及屡见于诗章的问安诗，自然有垂范臣民、教育子孙的内在涵义，乾隆在诗中也不讳言去畅春园问安是“敬承孝治尊家法”，不过，人们还是可以从诗句的字里行间体会出乾隆那发自肺腑、无法矫饰的纯孝。
乾隆与皇太后共同生活的最后日子，大概最能体现出情深意笃的母子亲情了。太后直至耄龄，仍体强身健，不用人扶掖。乾隆则处处小心，对母亲可谓体贴入微。往年太后从圆明园启銮赴避暑山庄时，第一站驻汤山行宫，次日驻怀柔县，以后便按程而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秋狝，皇帝特别关照，自怀柔县以下，凡有昔日皇祖康熙旧建行宫之处，都要停下来让圣母憩息，沿途还要准备轻软肩舆御行，使圣母旅途中更舒适。乾隆还命制作一柄玉鸠头方竹杖恭进太后，为此还写诗说：
鸠杖由来养老传，其相方行更宜然。
温如在手资双步，移以随身助大年。
四面削成不逾矩，一枝卓立却殊圆。
扶携代我供晨夕，万六春秋食履绵。
此时是乾隆四十年，第二年正月初二，宁寿宫落成时，乾隆奉太后举行筵宴，却见太后步履康健，并不用所制鸠杖，所以他诗中高兴地说：“鸠杖全无借，兕觥奉有伦。高年健太极，行乐信天真。”这一年开春，乾隆又奉太后东巡，登泰山，回銮即往避暑山庄，太后以八五高龄健步登上九层之高的佛塔。八月初十这一天太后还照例幸狮子园游览，并在这座她年轻时以雍邸“格格”的名分来过数次的园林中设宴，“赐食”至尊的乾隆皇帝，抚今追昔，她老人家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谁能料到此行竟是这位与狮子园有着某种纠葛的皇太后最后一次来避暑山庄呢？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初八，乾隆照例于上元前在御园九洲清宴清晖阁张灯列筵，恭侍圣母庆祝。他事先让内务府照康熙晚年传下来的样子，制做了一个软榻，预备太后从肩舆下来时坐上，然后再由侍者抬到室内座位之上，以免走动之劳。在记述这最后一次母子观灯的诗中，乾隆说：
家宴观灯例节前，清晖阁里列长筵。
申棋介寿那崇信，宝炬瑶檠总斗研。
五世曾元胥绕侍，高年母子益相怜。
扶掖软榻平升座，步履虽康养合然。
这一年太后八十六岁，乾隆则差三岁年登古稀，所以说“高年母子益相怜”。既然太后步履仍如以往一样的康健，所以乾隆很放心地于正月十一回宫斋戒，准备祈谷大典。三天后祈谷礼成，立即回圆明园请安，但太后已先行幸同乐园看戏去了。乾隆随后赶到，席间曾问及母亲身体如何，而太后言笑如常，仍高高兴兴地观赏，毫无倦容。其实，此刻太后已感觉身体不适，不过，元宵佳节在即，她出于心疼儿子之心，不愿因一己有恙而扫大家的兴。回到长春仙馆，望九高龄的老太太终于支撑不住了，延至二十三日丑时崩逝。
乾隆自十四日母亲病倒后，每日必往长春仙馆问候看视。二十二日太后病剧，乾隆一日两次往侍太后。二十三日子刻，太后病危，乾隆闻讯，立即赶往长春仙馆，太后已经不省人事。乾隆在母亲身边攀号莫及，痛摧肺腑。及太后升遐，乾隆连夜命准备黄舆，奉大行皇太后遗体还宫，随即截断发辫，服白绸孝服，以舍清斋为倚庐，席地寝苫，自深夜以迄日暮，水浆不进。在倚庐中，悲不自胜的乾隆想起正月初八观灯诗中曾有“高年母子益相怜”之句，当时并未意识到何以筵宴欢欣之时，忽作如此系恋感怀之语？此刻想明白了，这就是所谓预感，所谓“诗谶”。辗转反侧不能人眠的乾隆还占得挽诗的腹稿，把对母亲的挚爱，以及痛失母爱后的哀恸，全部倾注于诗中：
奉时行庆期慈豫，抢地呼天弃藐躬。
讵数姒任称古季，由来尧舜号官中。
八旬六寿尊荣享，四十二年色养空。
夫复何言吾罪耳，痛心泥首眄苍穹。
乾隆第六子永珞精于算学，他遵照皇父之命早已推算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和六十年（1795年）的正月初一会发生日食。正旦日食，在古代被视为当有大事故出。乾隆原来心里估计母亲可能在乾隆五十一年去世，到那时老人家春秋九十有五，稍可无憾；不料“大故”竟这样早地降临了！倚庐中的乾隆，清夜扪心，深感作儿子的心有不诚，故而不能挽留慈寿，是以挽诗中说“夫复何言吾罪耳，痛心泥首眄苍穹”。
乾隆骤别母亲，他的悲痛是深沉的，是发自肺腑的。夜深梦醒，他备感寂寞与凄凉，且看他《悲梦》一诗：
游岁黑甜何处乡，从容掖辇只如常。
孙曾侍宴列五代，歌舞行时娱一堂。
忽尔醒来余寂寞，泛焉涕出切悲伤。
因思向日即真者，非梦原都是梦场！
当年秋末，乾隆往泰东陵恭祭亡母之灵时曾留下这样的诗句：“只借梦魂遇，永辞甘旨调。”并在句下自注云：“忆往年木兰回跸至避暑山庄问安，亲调羹膳以进，圣母为之加餐，此景不能复得矣！”这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天降大雪，“缤纷迷旷宇，滂霈湿非烟”，触景生情，乾隆深感已永远地失去了慈母的温语相慰。他在《复雪》一诗中说：“无人相慰藉，独立一酸然。”诗句后自注云：“每岁盼雪之时得雪后，圣母必亲为慰谕，今此境不可复得，追思怆然！”第二年，乾隆在一首题为《永慕斋叠前夕旧作》的诗中写道：“山陵无奈日以远，色笑如常梦乃虚。只有阶前一泓水，流音呜咽答长歔。”乾隆对亡母的哀思确如永慕斋阶前的流水一样，是绵长的，是永久的。
中国古代讲“百行孝为先”，清朝皇帝标榜“以孝治天下”。乾隆对生母钮祜禄氏固然有道德自律并借以垂范天下臣庶的被动成分，但不应否认，他对钮祜禄氏的感情是真挚的、是天性使然的。《诗经》有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加诸乾隆身上，可谓当之无愧。毋讳庸言，乾隆在以天下养圣母的四十二年间，也的确干了许许多多挥霍劳动人民血汗、极尽铺张糜费的不足称道之举，这些超过“纯孝”行为的背后，似乎存在着一种非如此不足以报答生母之恩的隐情在内。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乾隆皇帝尊上“崇庆皇太后”徽号的册文中有这样几句话：“承皇考而赞襄内治，俭勤昭浣濯之风；鞠藐躬而备笃母仪，言动示诗书之教。”“俭勤”二字也许最能体现这位洪福齐天的皇太后的本色。乾隆对生母出身的寒苦自然是了然于心的，对她在雍邸中近二十年以“格格”身分所过的辛劳屈辱的生活更有深切了解，有些往事应当说他是耳闻目睹、刻骨铭心，而终生不会忘记的。在乾隆的内心深处似乎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对生母的歉疚之情，促使他每每做出如皇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连钮祜禄氏也“殊嫌繁费”的穷奢极侈的过分之举。在乾隆看来，似乎非如此则不能补偿她老人家那充满辛酸的韶华青春，非如此更不能表达自己报恩之情切而后心安。这样来理解乾隆对其生母的爱和孝，是不是更接近他的真实心迹呢？
原始档案中的疑问
现在似乎是应当对乾隆生母为谁给一个说法的时候了。
乾隆皇帝的生母，清官书所载系四品典仪凌柱之女钮祜禄氏有文献可征，且有乾隆御制诗印证，应予重视。冒鹤亭的说法，并经庄练、高阳考证出的结论——乾隆生母并非钮祜禄氏，而是热河行宫女子李氏——根据不足，窒碍多有，目前似难成立。
然而，由于乾隆诞生地至今仍是一桩悬案，因此，又不能不说萦绕着乾隆家世的重重迷雾远没有完全廓清。在判定乾隆生母究竟是钮祜禄氏，还是热河行宫女子李氏时，如果按一般逻辑推断，乾隆若生在“雍和宫邸”，其生母为钮祜禄氏则确定无疑。“雍和宫邸”说有乾隆《御制诗》、《实录》为证，证据相当坚强。麻烦的是，与它水火不能相容的乾隆降生于避暑山庄之说的证据同样坚强有力。而乾隆若真的出生于避暑山庄的话，则其生母必非钮祜禄氏而另有其人。
因此，目前虽可以否认乾隆生母为热河行宫李姓女子，但不宜断然否定其生母于钮祜禄氏之外可能另有其人这样的思考方向。继续探索“避暑山庄说”的由来和演变，以确定其真伪，对于最终解开乾隆家世之谜实在是无法回避的。
说到这里，笔者想向读者诸君披露一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雍正初册封妃嫔的原始档案：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金年氏封为贵妃，侧福金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懋嫔。该部知道。
此件档案载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9年整理编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中，其可信性和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理由很简单，这件档案是以其未经窜改的原始形式，作为一份用于册封妃嫔之目的的重要文件保留下来的。因此，其史料价值是经史官奉旨斟酌修订的《清世宗（雍正）实录》的有关记载无可比拟的。再来看乾隆初萧爽所编《永宪录》关于此事记载：
雍正元年十二月丁卯午刻，上御太和殿。遣使册立中宫那拉氏为皇后，诏告天下，恩赦有差。封年氏为贵妃，李氏为齐妃，钱氏为熹妃，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
该书史料价值极高，为史家公认。上述记载亦足以证明雍正初封为熹妃的确为钱氏女子。
下面，为进行比照研究，特将《清世宗实录》关于此事的记载照录于下：
（雍正元年二月）甲子，谕礼部：奉皇太后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鲁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尔部察例具奏。
“甲子”，是为十四日，与档案所载日期无异。“奉皇太后懿旨”、“侧妃”的用词虽未失原意，但显然经过了润饰。《实录》与档案二者的出入在于，宋氏和耿氏嫔的封号正好颠倒，这还可以说无关大体吧，令人震惊的是，档案所载封为熹妃的“钱氏”到《实录》里竟改成了“钮祜鲁氏”！
《清世宗（雍正）实录》是乾隆六年（1741年）由大学士张廷玉主持修纂、乾隆皇帝最后钦定的，人们不禁要问：
这封为熹妃的钱氏到底是何许人也？
为什么这个非同寻常的女子的姓氏也可以改换？
由汉姓“钱氏”改为满族“钮祜鲁氏”的目的何在？
如果说“钱氏”与“钮祜鲁氏”根本就不是一个人，那么，这背后又意图掩盖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可是关乎乾隆皇帝生母究竟是谁的天大的问题呀！当乾隆六年《清世宗（雍正）实录》最后定稿之际，乾隆（可能还有张廷玉）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决定将原始档案记载的“钱氏”改为“钮祜鲁氏”的？
在认真检讨了“雍和宫说”和“避暑山庄说”的全部证据，特别是研读了最新公布的乾隆之母的清宫档案以及《永宪录》的相关记载之后，我们是否可以作出以下几种可能的假设呢？
第一，汉族人钱氏与满族人钮祜禄氏为毫不相干的两个女人。
钱氏曾与雍亲王胤禛在避暑山庄有过一段露水姻缘，转过年来的八月十三日在狮子园生下弘历。她随后以格格身份进入雍邸，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被册封为熹妃。这以后雍正出于种种考虑，决定以另一位王府格格满族人钮祜禄氏取代钱氏为弘历生母，胤禛倒未必从肉体上消灭钱氏，但从此钱氏这个女人不仅从人间隐去了，而且连同她的姓氏一起也从历史上消失了。而雍邸关于雍亲王第四子弘历的身世对外的说法则是：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时诞生于京城雍亲王府，母典仪官凌柱之女格格钮祜禄氏。但机关算尽的雍亲王毕竟无法一手遮天，清宫档案里还保留着雍正元年钱氏被封为熹妃的事实，而弘历身世的真相通过种种缝隙还是外逸出去，外间流传的不同版本的“避暑山庄说”、“狮子园说”盖源于此。
第二，汉族人钱氏与所谓满族人钮祜禄氏实为同一女人。在这一假设的前提下，又存在两种可能：
一是弘历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诞生于避暑山庄，生母即汉族人钱氏，以后的情节几乎与第一种假设完全相同，只不过雍亲王没有采取上述偷梁换柱的手法，把钱氏连同她的姓氏全部隐匿起来，以另一个满族女人取而代之，而仅仅是给钱氏改换了一个满族的姓氏——钮祜禄氏，然后对外宣布钮祜禄氏诞育第四子弘历于雍亲王府。
再一种可能是，汉族人钱氏由于某种因缘没人典仪官凌柱之家，通过挑选秀女或其他途径最后成为雍邸侍女，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诞育弘历于京城雍王府，改称“格格”，雍正元年二月册封格格钱氏为熹妃——此时乾隆生母仍以钱为氏，但雍正皇帝随即将弘历秘立为皇储，考虑到弘历来日将秉持宗社之重，其生母必尊为圣母皇太后，若为汉人，在政治上有种种不便，遂将钱氏改为凌柱之姓——钮祜禄氏。如果乾隆生母的真相确实如此，那么，“雍和宫说”也是可以成立的。但乾隆生母先为钱氏并被封为熹妃一事已见诸煌煌谕旨，嗣后改姓钮祜禄氏又未作解释，当然也无法解释，这又怎能不让天下窃窃私议呢？大概那个汉族人钱氏又与承德避暑山庄有些扯不断的瓜葛，于是猎奇者捕风捉影、添油加醋，以至“狮子园说”之类流言不胫而走，“讹传久矣”。
清朝皇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屡屡篡改宫廷原文件和其他历史文献，大概也称得上列祖列宗的“家法”相承吧。乾隆生母由“钱氏”被硬改为“钮祜禄氏”，不过又增添了一个最新的证据而已。但这件事贯穿雍乾嘉道四朝，百余年间波澜迭起，余音不绝，以至于今日，仍为小说家津津乐道。我们作为治史者，虽然还不能在乾隆诞生地这一历史疑案上做出判断，但有责任采取不抱任何成见的客观态度，深入开掘，细心求证，把这篇文章继续做下去，争取有一个结实可靠、令人满意的结论。
认定热河行宫女子李氏是乾隆真正生母的高阳先生痛感很难找到足以立论的根据。在他看来，乾隆为了泯没真相，而消灭了大量有损于他作为天子形象的官私文献。高阳甚至认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下诏纂修《四库全书》目的就在于彻底掩盖他的身世之谜。且看高阳的根据：
文网之密，无逾清朝，但康熙年间与雍乾两朝的文字狱，在忌讳上有极大的不同。康熙年间，对鼓吹反清复明的诗文，悬为厉禁；雍乾两朝则因世宗与高宗，皆有足以损毁其作为天子形象的缺陷，因而假借防止谋反大逆的大题目，箝制士林，同时运用各种手段，湮灭不利于他们父子的证据。这个工作，到了乾隆三十八年诏修四库全书，推至了极点，高宗以为他的身世之谜，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夜半桥头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有形之书可烧，无形之文不灭，隐迹于字里行间，得与古人会心，自然通晓。
上述一段话可商榷之处甚多，特别是过分强调乾隆为掩盖家世真相而诏修《四库全书》，尤难令人接受。但高阳先生所说的雍乾时期存在文化恐怖，则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文人怵于文网的残虐，谁也不敢掉弄笔端，记录时事，乾隆家世之秘，更是一般人望而生畏的禁区。有关乾隆生母的材料今天极难觅得，主要原因是不是在这里呢？
历史学家总是想把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过，历史上偏偏有诸多如乾隆生母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案，诚所谓“宫闱秘闻，莫可究诘”。
说来说去，雾一样的乾隆家世仍令人一头雾水。
也许人们心理似乎倒觉得有些事不妨让它模模糊糊一点才好。如果有人把真相点破了，朦朦胧胧的神秘韵味同时也就荡然而空了，这该是多让人扫兴的事！
猜不破的谜才具有永久的魅力。
乾隆生母为谁？严格地讲，现在还只能说是个没有被完全猜破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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