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太宗病危，特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召入卧内，嘱托说：“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由于深知太子李治性格柔弱，一代英主唐太宗是怀着对宗室与社稷深深的忧虑离开人世的；他的忧虑很快就被无情的事实所证实。
一千多年过去了，当雍正皇帝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之时，他也因早已密定为皇太子的四阿哥弘历的赋性宽缓而陷入了与唐太宗相似的苦恼。知子莫如其父，乾隆即位之初以宽缓矫正皇考严猛的政治走向，证明雍正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但雍正毕竟没有完全看透弘历，在慈仁宽和一面的掩盖下，四阿哥骨子里还浸透着列祖列宗强毅阴鸷的另一面。在残酷的政治较量中，后者很快就会苏醒，并成为年轻皇帝的主导性格。
一、大变局之夜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一时许，雍正皇帝崩逝，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在一旁捶胸顿足哭嚎且不表，身边张廷玉等重臣则立即在灯下聚首，密议迫在眉睫的传位大事。张廷玉指示说，这样吧，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想来不会多，各处仔细翻检，外用黄纸封固，背后写一“封”字者，必是立储密旨。不一会儿，总管捧出黄封一函，当众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为皇太子即皇帝位”十六个道劲的朱字。就在这一瞬间，君臣名分已定。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去世，在全国一片平静的气氛下，皇四子弘历即皇帝位，顺利完成了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
雍正四十五岁即位，身体状况一直非常好，但常年“昼则延接廷臣，引见官弁，傍晚观览本章，灯下批阅奏折，每至二鼓三鼓”，终至积劳成疾。据雍正自述，自雍正七年（1729年）冬“身子就不大爽快，似疟非疟”，到第二年“三月以来，或彻夜不成寐，或一二日不思食，寒热往来，阴阳相驳”，但仍然坚持接见廷臣，办理事件，批谕折奏，引见官员，到四月底五月初曾一度出现病危迹象。这是雍正即位后初次大病，而且持续时间相当之长，起因据雍正向心腹鄂尔泰透露：“朕今岁违和，实遇大怪诞事而得者。”至于遇到了什么“大怪诞事”，雍正在鄂尔泰的折子上朱批：“卿或明年或后岁来陛见时当面细详再谕。”这年夏秋间，得河南道士贾士芳调治，雍正病情有所好转，但很快又将贾士芳逮治处斩。经过此次变故，雍正对口诵经咒的调治失去了信心，尔后服食过医生钟元辅所制药饵及据说有“奇验”的“乾坤正气丹”，看来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十月初五日雍正特命鄂尔泰赍折家人进宫瞻仰金颜，这个叫保玉的家奴返回云南昆明时对鄂尔泰讲：“亲见万岁佛爷脸面十分丰满。”总而言之，雍正七年冬至八年秋间雍正得了一场大病，从此元气大伤。在他病剧之际，曾将传位大事当面交待给大学士、军机大臣张廷玉，说为防不虞，随身还带有亲书传位密旨一件。雍正九年（1731年）鄂尔泰由云贵总督（兼辖广西）任上内召主持军机处事务。翌年，雍正又把他与张廷玉找来讲了大事既出的应对之策，并说此事除你们二人之外，其他无一人知晓。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皇帝开始感觉身体不适，但仍在圆明园召见军机大臣口述旨意，大学士、军机大臣张廷玉跪聆谕旨时并未感到有什么异常迹象。不料二十二日深夜张廷玉刚刚入睡，就有太监、侍卫前来传旨，宣召甚急，于是起身整衣赶到圆明园。三四拨太监早已提着灯笼等在园子的西南门，待趋至皇帝寝殿，只见皇四子宝亲王、皇五子和亲王侍于御榻之旁，泪水涟涟。先已赶到的原任大学士鄂尔泰、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及御前大臣、军机大臣讷亲等肃立一旁，神色凝重。雍正已深度昏迷，太医进药全从嘴角流出，所以没有任何遗嘱交待。至二十三日凌晨一时许，雍正皇帝崩逝，宝亲王、和亲王在一旁捶胸顿足哭嚎且不表，这里鄂尔泰、张廷玉等皇上生前最亲信的大臣则立即在灯下聚首，密议迫在眉睫的传位大事。
鄂尔泰、张廷玉先后徐缓沉重地对各位重臣讲，大行皇帝虑事周密，非人所及，除大内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缄藏有正式传位谕旨之外，另亲书传位密旨一道，常以随身。这件大事曾谕示我二人，此外无有知之者。这件旨谕看来藏在圆明园寝宫，应急请出，以正大统。重臣向宝亲王、和亲王请示后，立即传圆明园总管太监询问。总管回称，万岁爷在日从未谕及此事，我辈真的不知密旨放在何处。张廷玉指示说，这样吧，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想来不会多，各处仔细翻检，外用黄纸封固，背后写一“封”字者，就是此旨。不一会儿，总管捧出黄封一函，当众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为皇太子即皇帝位”十六个道劲的朱字。
就在这一瞬间，君臣名分已定，和亲王及各位重臣随即匍匐在地。宝亲王弘历尚沉浸在皇父去世这撕心裂肺的痛楚之中，只觉眼前一片空白，竟没说出一句话。待他稍稍镇定下来，脑海中最先浮出了祖父康熙皇帝慈祥的面容，不禁悲从中来，号啕大哭，任鄂尔泰、张廷玉怎样劝慰也抽泣不止。
对于宝亲王弘历来说，眼前迟早要发生的这一幕不能讲一点预感也没有，但作为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当父祖两代人真的把大清帝国的重担放在他的肩上时，又觉得太突然，太沉重了！
“回宫吧！”皇太子温和但又不失威严地说。
皇太子弘历连夜奉大行皇帝黄舆自圆明园返回大内，紫禁城的警备交果亲王允礼先行全面布置。进宫后，内侍将雍正元年（1723年）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封函取下，捧至皇太子前。皇太子命将封函恭呈黄案之上，等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张廷玉、原任大学士鄂尔泰等王公大臣都到齐了，才让打开封函。大家跪阅一遍，与大行皇帝随身所带传位密旨核对无误，然后，由十六叔庄亲王允禄恭宣大行皇帝遗命诏旨曰：
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间，朕于乾清官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藏于乾清宫最高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其仍封亲王者，盖令备位藩封，谙习政事，以增广识见。今既遭大事，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八月二十三日当天，即将登上皇位的太子宣布，遵皇考遗命，命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总理一切事务。第二道旨意是召在浙江海塘工程上的大学士，也是自己最尊敬的老师朱轼回京办事，准备大用。待朱轼到京，命在总理事务王大臣处协同办事。
二十四日，宣布遵照皇父生前谕旨，命张廷玉、鄂尔泰日后配享太庙。这是雍正八年（1730年）六月雍正留下的谕旨。张廷玉身被此不世出异数的原因是“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钜”。鄂尔泰则是“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洵为不世出之名臣”。皇太子命将此旨缮人大行皇帝《遗诏》，以昭郑重。
大事既已安排妥帖，下一步是择吉举行登基大典。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在大内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这天黎明，百官齐集于朝，皇太子弘历派遣大臣分别祭告田、地、宗庙、社稷后，身着素服缓步走到乾清宫大行皇帝梓宫前，行九拜礼，恭敬默告皇父即将受命即皇帝位。随后更换礼服，赴太和殿，升座，即皇帝位。王公以下文武各官、朝鲜等国使臣，进表行庆赞礼。因在国丧期间，不宣表，不作乐。在向天下臣民颁布的《登基诏》中，新皇帝仍念念不忘皇祖皇父如天之恩：“朕自冲龄即蒙皇祖抚育宫中，深恩钟爱，眷顾逾常，皇考圣慈笃挚，训迪有加。”
《登基诏》宣告，以明年为乾隆元年。
一个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长达六十余年以“乾隆”命名的时代开始了。
皇祖皇父对他们的嗣子嗣孙充满了殷切期待，海内臣民也对新皇帝充满了殷切期待；年轻的乾隆皇帝将何以告慰父祖、俯顺民心，迈出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呢？
二、昭雪冤案
乾隆登基后第十一天，降旨召回受到雍正严惩、待罪昆明七年之久的原任云南巡抚杨名时来京，谕旨中说“杨名时为人诚朴，品行端方，皇父在世时原欲召令来京，未曾降旨”。乾隆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雍正年间影响广泛深远的杨名时冤案昭雪，不能不给朝野带来相当震动。关注政局走向的大臣官员以至绅衿士庶且惊且喜，奔走相告。可以这样讲，当时人们从这一意想不到事件中最早感受到政治风向的微妙变化。
杨名时，字宾实，又字凝斋，江苏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名时出理学名臣李光地门下，光地讲课时曾说：“将来汉人杨宾实未可量也。志气强毅，临事有担当，外面却如田夫野老，甚好。”这几笔素描对杨名时再传神不过了。杨名时崇奉程朱理学，但与当时人鄙夷嘲弄的假道学绝不一路，他时时处处重在躬行实践，总是想尽最大的力气做好治国安民的实事。他的好友徐用锡说，名时提督顺天学政，“虽流金之暑，见其阅卷，所著白布衫渍汗成浅皂色，不暇易，秉烛至夜分不卧，群笑其自取苦也”；为直隶巡道，细大必亲，无留狱，无隐情，乡民颂为“包公在世”。素来鄙薄道学的实学家李蜷惟独青睐于杨名时，康熙皇帝也说“杨名时实好官，不徒清官也”。康熙晚年对清官的看法有所改变，认为“清廉”固然重要，但不能“徒尚操守”，譬如木偶泥人，纵勺水不人口，有什么用呢？更重要的是能干事，只有操守好，又能干事的才称得上“好官”。在康熙的眼里，杨名时既是操守好的清官，又是能干事的好官。能得到康熙这个评价不容易。
雍正在居藩时与杨名时没有来往，即位后，杨名时先已被派到万里之遥的云南任巡抚了，所以雍正后来讲与杨名时“素未谋面”。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君臣间的关系尚称融洽。雍正公开褒奖杨名时“清操夙著”、“和平安静”，是皇考留下的好巡抚；杨名时则称颂雍正是“孜孜爱民”、“日月之光明，照临不遗于一隙”的好皇帝。当然，雍正也觉得杨名时“太软些”，魄力不够，有些洁己好名、瞻徇下属的毛病。尽管如此，雍正对杨名时还是格外看重，刻意加以笼络，因为他科名早，名气大，士林视之为科甲领袖。雍正三年（1725）九月，杨名时晋兵部尚书，仍管云南巡抚事，十月，升任云贵总督，照旧兼任云南巡抚。宣布任命前，雍正还在杨名时的请安折上亲切地批谕：“朕安。你好么。朕要用你总督，勉为之！”杨名时跪读皇上朱批，百感交集，由衷以为“人臣荣幸何以复加”！第二年雍正又让杨名时转为吏部尚书，命仍以总督管理巡抚事，杨名时一生仕途至此达到了巅峰。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杨名时感到可以大有作为以报君恩的时候，他与雍正短暂的蜜月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就是从一生的巅峰骤然跌入低谷。
当时及后世的人多认为杨名时遭此厄运是因为李卫的陷害，比如全祖望、卢文弨、彭绍升等都说由于李卫“阴间”而酿成此案。“阴间”，用今天话讲，就是暗地里打小报告陷害人。翻检一下现已刊行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里面确有浙江巡抚李卫倾害杨名时的密折。他在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二十日一件密折煞尾时突然笔锋一转，向主子揭发了昔日在云南共事时的上司杨名时所谓“偏徇”、“欺罔”等情弊。雍正喜出望外，在李卫密折折尾朱批：“一派真诚！可谓一德同心之封疆大臣，朕实嘉而幸庆焉。止务‘密’之一字为要。”为什么如此兴奋又特别强调保密呢？因为这时他已决定要对杨名时加以惩创，给他点颜色看看。
雍正为什么突然翻脸要整杨名时呢？雍正以为，“士习吏治，自唐宋以来不可问矣”，而正当他在“力挽此数千百年之颓风”、洗荡科甲积习的关键时刻，杨名时竟敢跳出来和他叫板。
雍正四年七月，也就是李卫具折揭发杨名时前四个月光景，皇上降下一道谕旨，指责杨名时等五位督抚操守虽清，但模棱悦众，总是想做“好好先生”，染上了圣贤深恶的“乡愿”习气。希望他们向勇于任事、敢于破除情面、严厉整饬官民的田文镜和李卫等武健型的模范督抚学习，再不要做“同流混俗之乡愿”了。雍正的意图是期望某些督抚改掉身上的科甲积习，排除贯彻他的改革路线的人事上的阻力，因此不能把这通谕旨看作整肃杨名时的信号。杨名时若能识相而隐忍不言，或者以官僚惯有的圆滑，向皇帝表示诚心受教，勉力改正，也许此事很快就会淡化，至少不会被皇上选中作为打击科甲习气的靶子。然而，“无一言一事不出于中心之诚”的杨名时做不到。他把“乡愿”看得太严重了！孔子说过，“乡愿，德之贼也”，对这类“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的虚伪者深恶而痛绝之。别的都好商量，对杨名时来说就是不能违心地承认自己是“乡愿”；即使皇上这么说，也得和皇上辩清楚。
杨名时为此付出改变了自己一生命运的巨大代价。
雍正四年九月四日，杨名时针对上谕的指责具折申辩。他说圣贤痛恶乡愿，为人臣者怎能不知切戒？但圣贤也痛恶“佞与利口、无礼、不逊及徼讦为智直”等诈伪之流。雍正何等大智慧，岂能听不出杨名时的弦外之音，看不透杨名时有抵触情绪？他认定杨名时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乡愿，还借题发挥，用圣贤所恶“讦以为直，徼以为知，不逊以为勇者”，旁敲侧击为朝廷深许的“实心任事，不避嫌怨”如田文镜、李卫等“公忠体国”的大臣。雍正觉得杨名时这个人太可恶了，过去竟没看透他，于是随手在杨折上朱批：“朕已悉你所影射之人。但可以不必。乡愿之咎尚未承认，如何又扯出如许多闲话？不必在此舞唇舌、弄讥讽，徒自取轻于朕耳！”对杨名时奏折另一句话——“致治之道，不持平则虞偏胜”——雍正有点儿神经过敏，觉得杨名时似有春秋之意，对皇上偏袒李卫、田文镜一方表示不满，就在句旁先加了朱圈，并作了旁批曰：“朕得力处，即‘持平’二字。”毫不留情地回击了杨名时对自己用人行政所谓“不持平”的影射。
杨名时万万没有料到，这次自辩，彻底改变了皇上对他的看法。日后雍正对他的股肱大臣鄂尔泰解释为什么要兴大狱整杨名时，直言不讳地说：“杨名时大可恶人也！五年来朕以至诚格之，怎奈其狼子野性，毫不知感畏。朕整理科甲积习，杨名时挺身乐为领袖，抗违朕意，即一字一言，皆怀诡谲强梁，一味讥讽文章。”雍正对杨名时狠得咬牙切齿，说：“此辈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诚为名教罪人、国家蛊毒！若不歼其渠魁，恶习万不能革！”真是伴君如伴虎啊！不知哪里稍不留心，就触犯了逆鳞。而忠厚老实的杨名时竟还天真地以为通过折奏和朱批，皇上和自己“万里谈道”呢。
李卫的告密折子正是在这节骨眼上递到御前的，这无异于给雍正提供了“歼其渠魁”的突破口。雍正指示他再详细写一个参劾杨名时罪状的折子来，但“不必落名”。李卫遵旨冥思苦想，百计罗织，又写了一个匿名的密折。嗣后新任云南巡抚朱纲与钦差侍郎黄炳前往云南会审杨名时的根据，便是皇上发下的这个“不落名”的参折。
也沽该杨名时倒霉，正在这个时候，杨名时又不小心把前任总督高其倬密折奏请的内容写进公开的题本中了。如果发生在雍正宠臣李卫身上，皇帝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放过去了，但对杨名时正在鸡蛋里挑骨头，岂能轻易放过？雍正立即降下明旨，说杨名时对国家创制密折制度心怀不满，所以才一再故意泄漏密折的内容，骂杨名时“怙恶不悛，大奸大诈，全无人臣之体，甚属可恶”！
雍正决意整杨名时，与当时他感到汉人科甲朋党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的政治大环境也不无关系。
从雍正四年九月——恰是杨名时与雍正“万里谈心”之时开始，政局又剧烈动荡起来，短短的四五个月间连续发生了查嗣庭日记案、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谢济世参劾田文镜等大案。雍正在基本上解决了阿其那（胤禊）、塞思黑（胤禟）、年羹尧、隆科多等满洲权贵集团这些最危险的政敌后，逐渐把政治注意力转向了汉人科甲朋党对皇权的威胁，特别是从查抄有关案犯的文字作品中，暴露出来的一部分汉族士人、士大夫“不服本朝”的敌对情绪，使他深感问题严重。雍正四年十月十六日皇帝当面训斥大学士、九卿、翰林、科道等大臣官员说：“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语含讥讪为尚，甚者笔之于书，肆其诬谤，如汪景祺、查嗣庭今已败露，尔等众中保无有似此者乎？”其实，汉人的民族敌对情绪并没有雍正估计得那么严重，雍正之所以疑神疑鬼，是因为他是满族人，处于占人口绝大多数而且文化上更优越的汉人的包围之中，内心深处不免潜藏着身为“夷狄”的自卑，惟恐被饱学硕儒所轻视，尤其畏惧被居心叵测者暗中讥讽。雍正在批谕直隶总督李绂的密折时坦言：“朕非大言不惭，纵情傲物，以位以尊胜人之庸主，莫将朕作等闲皇帝看，则永获益是矣。”在批谕杨名时密折时也说：“非朕苛刻，向来尔等之春秋笔法，朕所深畏，一字之意，朕不能忽也。”由于政局的动荡，雍正脑子里满汉民族矛盾的弦绷得过紧，杨名时的意思有的被他误会了，有的被他夸大了，有的则被他故意加以歪曲，然后煞有介事地安上可怕的罪名，达到打击杨名时，进而扫荡科甲积习的战略目的。
从雍正四年十月间盯上敢于在奏折中叫板的杨名时，到当年十一月明旨痛斥他“怙恶不悛，大奸大诈”，李卫的告密折子又及时地提供了必要的炮弹。种种机缘凑合在一起，发动惩创杨名时一案的时机业已成熟。雍正开始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准备在万里之遥的云南开辟另一个打击科甲朋党积习、“歼其渠魁”的战场。
但被派往云南的钦差大臣黄炳和接替杨名时作云南巡抚的朱纲奉旨审案却很不顺利。李卫提供、经雍正批发的匿名参折本来就没有什么有分量的东西，三审两审，大部分又都缺乏证据，倒是忠厚得近于鲁拙的杨名时主动交待曾收受下属两个金杯、四匹绸缎，朱纲如获至宝，向雍正报告可以将杨名时问成死罪了。这简直在开玩笑！包括雍正在内的当时人都清楚，如果收了下属一对金杯、几匹绸缎之类的礼就依法处绞，那么，随便拉出一个督抚、藩臬两司、道台、知府，以至县官牧令杀掉都绝对没错儿。看来，要整倒杨名时靠李卫告密折子肯定不行了，只好另辟蹊径。
朱纲在与黄炳会审杨名时案的同时，又按照雍正的部署，以新任云南巡抚的名义题参杨名时徇隐废弛、藩库不清等情。杨名时明白在劫难逃，就承认“贻误瞻徇”，“无可申辩”，但雍正又降旨斥责他“巧诈居心”，认罪态度不好。杨名时不承认不行，承认也不行，逼得他倔强的老脾气又犯了，回奏说“若巧诈居心，是诚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再审，杨名时仍“坚供不承”。在专制淫威下，杨名时什么都可以包下来，就是“巧诈居心”不能承认。作为一个诚实的学道者，杨名时毕生以诚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诚”，是他无论如何不能背弃的道义上的承诺，是他宁可抛弃生命也要坚守的“认罪”的底线。僵持之下，刑部阿附圣意，援据“挟诈欺公律”拟名时“斩监候”上奏。不认“罪”就“挟诈欺公”，要砍掉脑袋，古今哪有此法条？雍正终于退让了，降旨称“杨名时别案尚多，‘居心巧诈’之罪就宽免了吧”。
所谓“别案”，就是上面说的朱纲与黄炳正在会审，同样也处于胶着状态的钦案。尽管刑部最后同意钦差审案大臣所拟的“依律拟绞”，雍正权衡再三，决定还是把案子挂起来不了了之为好。但案子轰轰烈烈办了那么久，总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吧，怎么也得找个台阶下呀。雍正有办法，降旨说：“杨名时俟各案清结之后，再降谕旨。”“清结”什么？就是勒限一年，追还杨名时所欠公款银五万八千两。
这五万八千两银子又从何说起呢？还是杨名时自己主动交待的，说康熙六十、六十一年（1721、1722）巡抚衙门共得过盐规银、税规银和平余银约计八万两。那时还没发养廉银，各级地方官俸禄微薄，全靠收受陋规以为办公、日用之资，况且杨名时早在雍正元年已经条分缕析、明明白白地将到任以来得过各项规例银的数目及如何开销向皇上汇报过。雍正是明白人，朱笔批示：“凡所取与，任尔等为之。”也就是说同意杨名时自行处置这部分特殊收人。朱纲全然不顾这一切，必欲于死刑之外，科以杨名时无法承受的重罚。在拟绞之后，朱纲与黄炳又联衔奏陈，杨名时所得银八万两经核查用于弥补银厂亏缺约二万八千两可以不计外，“仍应于杨名时名下勒限一年，追银五万八千四百三十九两”。雍正深知，以杨名时为官之清，一时绝对拿不出那么多钱。果然不出所料。据说，雍正开恩减为三千两后，杨名时“先取邸中物，并脱夫人之簪珥以充数，估值不满白银二百两也”，仍旧差得远。所以，杨名时案被雍正挂起来后就一年年拖下去无法结案，终雍正之世，杨名时一直“待罪”云南。
这个连雍正都觉得理屈的案子在全国影响很坏，不得人心。凡有正义感的人都对杨名时的遭遇暗抱不平，而李卫、朱纲之流则为人所不齿，甚至朱纲调任福建巡抚离开省城昆明时，还得靠雍正密谕云贵总督鄂尔泰采取措施，设法弹压，不许士子起哄送瘟神。乾隆当时在宫中读书，通过他的老师也有所风闻，他问杨名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老师蔡世远回答得很干脆：“今世而时时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杨名时，江苏江阴人也。
乾隆即位之初，打算替父亲来收场，还这笔欠下的旧账，就说“皇考（雍正）原欲召令来京，未曾降旨”，自己“仰体皇考圣意”，召杨名时来京，另有任用。又说杨名时“学问纯正，品行端方”，实际上委婉地翻了父亲蓄意制造的一桩在全国影响很大的冤案。
继杨名时之后，李绂、蔡珽、谢济世等科甲朋党冤案也得到昭雪。
谢济世号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进士。雍正四年（1726年）以翰林院检讨授监察御史。这年年底，刚当上御史不久的谢济世就上本参奏河南巡抚田文镜，说他有“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大罪。御史是天子耳目，负有监察百官的职责，谢济世以御史身分露章弹劾一个巡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雍正却以为他和直隶总督李绂桴鼓相应，暗中结为朋党。
李绂，字巨来，号穆堂，江西临川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雍正即位，对李绂很看重，让他担任吏部侍郎，调任广西巡抚，雍正三年（1725年）又由广西巡抚调升直隶总督。李绂人京觐见时，曾当面向皇帝告发河南巡抚田文镜贪虐不法，负国殃民，特别强调田蹂践读书人，诬害科甲出身的州县官员黄振国、邵言纶、汪馘等人。李绂是年羹尧的政敌，当时年党刚被搞垮，雍正想方设法笼络他，让他当地位非同一般的直隶总督，而一旦与田文镜起了冲突，情势却开始不利于李绂了。
田文镜原是汉军正蓝旗人，从县丞之类的佐杂，跃升为封疆大吏，全靠雍正一手提拔。他非科甲出身，上下周围没有师生、同年为依傍，惟知报答天高地厚的圣恩。雍正认为像田文镜这样的人才最公忠可靠，在官场中孤立无援恰是他可贵之处。在李绂与田文镜的冲突中，雍正从自己的政治判断出发，容易偏向田文镜一边。加以李绂密参田文镜时，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说信阳知州黄振国已被田文镜监毙灭口。田文镜抓住这一点，反过来说黄振国、邵言纶、汪諴与李绂是所谓“同年”，即同是康熙四十八年的进士，以此证明李绂结党营私，偏袒自己的同年。田文镜知道雍正最恨臣工结为朋党，而汉人自隋唐以后，往往借同年、门生、座主等关系朋比为奸、党同伐异，所以有意大作“同年”的文章，把他与李绂互参的个人之间的是非问题，夸大成科甲官员相互朋比而诬害他。偏偏在这当口又杀出了一个御史谢济世，也指名道姓参劾田文镜，说田种种苛刻，为邵言纶、汪诫、黄振国辩护，与李绂所讲一一吻合，丝丝入扣。雍正大为警觉，又联想到黄振国原是兵部尚书、左都御史蔡埏的下属，而李绂受知于帝又得力于蔡珽的荐引，由此又怀疑李、蔡互相党庇。根据种种迹象，雍正判断，谢济世受李、蔡的暗中指使，出偏师声援日渐处于不利地位的李绂和蔡埏。
蔡埏，字若璞，号禹功，籍隶正白旗汉军，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武人世家，但到他这一代弃武从文，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考中进士，又人翰林院深造，到康熙晚年担任过翰林院掌院学士，又外放巡抚四川。雍正初，川陕总督年羹尧恃宠而骄，气焰薰蒸，蔡埏身为四川巡抚就敢于和他分庭抗礼。雍正整年党，蔡珽成了得力干将。但蔡埏好景不长，李绂、田文镜互参案发，谢济世又卷了进去，雍正怀疑与李、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蔡埏是幕后主使者。这还了得，科甲文人盘根错节、相互声援，其危害难道下于年羹尧党和隆科多党么？雍正选定谢济世为突破口，非要把谢济世与李绂、蔡埏的朋党关系搞个水落石出不可。于是下令夺谢济世官，交大学士、九卿等“严刑讯问”。
雍正这样怀疑，自有他的道理，但谢与李之间确实不存在指使与被指使的关系，怀疑蔡埏为隐在幕后的“大奸大诈之人”，更缺乏根据。谢济世之所以决心参劾受到皇帝偏护的田文镜，完全是激于一时义愤，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此前，为搞清李绂与田文镜互参的是非曲直，雍正特派刑部侍郎海寿、工部侍郎史贻直为钦差大臣，到河南就地调查审理黄振国等案。随行的有一个刑部员外郎，叫陈学海。陈学海是谢济世的好朋友，他从整个审讯过程中得出了田文镜种种欺罔的结论，但两位钦差海寿和史贻直却没有完全如实向皇帝奏报。回京后陈学海私下里把实情告诉了谢济世，大概他的勇气不很够吧，谢济世挺身而出，冒险搏击圣眷正隆的疆臣田文镜。谢济世没有受到李绂的指使，他怎么能说违心的话栽害李绂呢？所以当刑部尚书励廷仪让他招认指使者是谁时，他昂首朗声回答：“确有其人。那就是孔、孟！济世自幼读孔、孟之书，应当忠谏。见奸不击，非忠也。”不管怎样用刑，谢济世也不承认有指使者。两个月过去了，刑部等衙门还是审不出个究竟，只好以谢济世“显系”听人指使，要结朋党，扰乱是非，奏请将他立斩。
问题上交到雍正，他感到很为难。批准杀掉谢济世，缺乏证据，况且自古以来皇帝以杀谏官为戒，于是只好把大小臣工都找来，济济一堂，听他的辩解。他说，谢济世与李绂所奏完全相合，说明“必有大奸大诈之人暗中指使”，其目的是“令朕有杀言官之名”，他雍正不上这“大奸大诈之人”的圈套。谢从宽免死，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至于“大奸大诈之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不作深究？雍正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能含糊其词地说，如追究起来，不胜株连。这种辩解实在太拙劣了，皇帝难于下台的窘态活脱脱地暴露在群臣面前。在场有个叫姚三辰的，官左中允，聆听皇帝训话时，脸上流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样子，雍正恼羞成怒，立即把他革了职，理由是姚三辰的“词气神色，不以朕为然，必是查嗣庭、汪景祺的同类”。查、汪是浙江人，姚三辰不幸也是浙江人，又不善于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雍正便把一腔无名火发在他身上了。
对谢济世的最后处置，有点近于儿戏。刑部拟斩立决，雍正从宽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如此处分之后，雍正心里很窝囊。他之所以整谢济世，是想以查出他与李绂的联系为突破口，从而彻底粉碎李绂、蔡埏、谢济世等科甲出身官员组成的朋党集团。结果谢济世攻不动，舆论对皇帝如此作法又颇有反感，所以这件事在雍正心中留下了一块病，就他的性格而论，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再说被发往军前效力赎罪的谢济世，皇上硬把他打成朋党分子，他觉得很冤枉。事实上，存在一个李绂、蔡珽为首的科甲朋党集团，本来就是皇上的臆断。退一步讲，即使有，谢济世也不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他的参奏田文镜是出于独立思考的个人行为，只不过与李绂参劾田文镜之举不谋而合罢了。雍正硬要把他谢济世打成科甲朋党，在找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又把他发到西北，这件事使他陷入了深思：皇帝如此听不得不同的意见，这对国家社稷不是什么好事。他是一个儒学修养很深的人，对他来说，从儒家经典中很容易找到人君应当虚心纳谏的根据。来到戍所后，大将军、平郡王福彭对他优礼有加，使他能够从容思考著述。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被皇上抓到了思想凝结成的文字，白纸黑字，竟差一点被砍掉了脑袋。
雍正七年（1729年）初，负责监视谢济世赎罪表现的振武将军锡保向雍正报告，谢某仍不安分，他私注《大学》，“毁谤程朱”，并把谢济世《大学注释》稿本一并恭呈御览，请求皇上降旨处理。雍正反复审阅了谢济世对《大学》这部经文的注释，见其中有“拒谏饰非”云云，就联系起李、蔡、谢暗结党援倾陷忠良的未了往事，想当然地认定“拒谏饰非”暗含讥讽，表面上是注释经文，实际在骂皇帝，发泄深藏于胸的隐恨。
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雍正通过内阁向群臣颁发了一道谕旨，首先举出谢对经文的一段注释——“拒谏饰非，必致拂人之性，骄泰甚矣”，联系雍正四年谢济世因参奏田文镜而治罪一事，雍正说：“谢济世为此发往军前效力，不思痛改前非，反而借注经责难朕拒谏饰非，违反人性，骄恣专横。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为朕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谢济世的罪，锡保所参“毁谤程朱”倒在其次，他借注经发泄对君上的怨恨，犯的是悖逆大罪。刑部遵旨将谢济世定为即行斩决。
随后，雍正宣布，谢济世在阿尔泰军前供认当年参奏田文镜，确实出于“李绂、蔡埏之授意”，据此，命将李、蔡二人交刑部讯取确供，“傥再支吾，即加刑讯”！谢济世是否如此招供，不得而知。退一步讲，即使他供认了，是否出于刑逼，也大有疑问。显而易见，雍正制造这起“私注经书”文字狱，真正的目的是要把前两年处于胶着状态的打击科甲朋党的斗争继续下去。
雍正八年初，皇帝批准的处决谢济世的刑部文书驰送到了振武将军锡保的幕下。谢济世同另一个因为写《通鉴论》而得罪的陆生楠俱判处死刑，即于阿尔泰军前当众正法。行刑的那一天，先斩陆生楠，脑袋滚在地上，谢济世正引颈待戮，锡保却宣称奉有“谢济世从宽免死，交顺承郡王锡保，令当苦差效力赎罪”的密旨。这显然是雍正的恶作剧，让谢济世体验一下死神降临时的恐惧，自己也能尝到报复的快意。
对李绂的处理，与谢济世有异曲同工之处。据说，廷讯时雍正声色俱厉地审问李绂，李绂面不更色，镇定地回答：“臣罪当诛，乞即正法，以为人臣不忠者戒。”在一旁听审的大臣都吓得汗流浃背，而李绂泰然自若，没有半句求生乞怜之语。刑部先拟了斩决，待决的死囚李绂却很坦然，在监狱里每日读书，吃得饱，睡得香，同监的罪犯见了，称他为“铁汉”。雍正没办法，赦免他的死罪，令他去干纂修《八旗通志》这桩闲差去了。
蔡埏的罪状更吓人，共有十八款，其中涉及他作四川巡抚时受贿白银六万余两、黄金九百多两，刑部判的也是死刑。雍正命改为监候待决，一直在狱中待到新皇帝乾隆即位，才放出来。
雍正蓄意制造李绂、蔡埏和谢济世科甲朋党案，目的是摧毁可能存在的威胁皇权的朋党，借此制造恐怖气氛，彻底扫荡千百年来在士大夫中根深蒂固的科甲习气，以顺畅地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他为什么不从肉体上干脆消灭那些敢于和皇帝尊严对抗的李绂、谢济世之类的人呢？为什么总是把刀放在他们的脖子上，用死来吓唬一下，又恩出格外，刀下留人呢？雍正的确惯于搞用死来慑服人的恶作剧，但如此揣度雍正的用心，似乎过于肤浅，也把事情简单化了。
专制君王容不下有个性、有骨气的诤臣，他们要的是只知效忠君王而不知有别的生存目的的奴才。但专制君王又有昏君和有作为者的区别，雍正属于后者，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而又很有作为的专制君王。他期望臣工首先要具备田文镜、李卫那样的“公忠”，同时还要有敏达干练的办事能力；他绝对不能容忍像李绂、谢济世这样立朝棱棱、铁骨铮铮的大臣，却又想对他们百般挫辱，待他们对自己“五衷感佩”彻底驯顺之后，再重新起用，以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作忠实又能干的奴才。雍正在擢升直隶总督未久的李绂密折上曾这样教训说：“你实不及朕远矣，何也？朕经历处多动心忍性，非止数年几载。若与朕一心一德，心悦诚服，朕再无不教导玉成你的理；若自以为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以怀轻朕之心，想将来悔之不及！当敬而慎之，五衷感佩可也。”这真正是雍正的心里话！当时大史学家全祖望在雍正蓄意打击所谓科甲朋党时已是二十几岁的成年人了，可以称为雍正制造的一系列冤案的见证者。他说雍正不杀李绂，是因为“其性刚，意欲痛有所摧折而令其洗心革面，而后复用之”。他把雍正看得比较透。
但人的秉性就和他的面孔一样，是很难改变的。所以，终雍正之世，谢济世一直呆在阿尔泰戍所效力赎罪，蔡埏蹲在刑部大牢每年朝审都拉出去陪斩，然后又拉回来牢固监禁待决。李绂稍微好一点，据说每天坐着一辆瘦马拉的破车到修书局规规矩矩去上班。
乾隆即位，召原任尚书杨名时从云南来京另有任用的谕旨发布不久，又赐李绂侍郎衔，召原任御史谢济世从大西北来京。谕旨的用词低调得再不能低调了——“李绂著赏给侍郎衔，管理户部三库事务”，“调原任御史谢济世来京引见”——但在朝野引起的反响却比为杨名时平反大得多。对蔡埏的处置则是宣布无罪开释，八年后，蔡珽以八旗闲散郁郁而卒。为什么对蔡埏的处理与李、谢有所不同？可能乾隆考虑到，蔡埏有难于洗刷的收受巨额贿赂的污点，不完全是皇父雍正以莫须有罪名迫害的政治犯。
谢济世还没启程还京，就敏感地觉察出政治气候已由寒转暖，他心情激动地为他在流放地的庇护人——北路参赞大臣、内大臣钦拜草拟了建议禁止臣下用奏折告密的折稿，大意说要想天下太平，政治清明，就必须言路畅通，让大家有讲话的渠道。然而，要想收开言路之益，就应该先除开言路之弊。当前开言路还有什么弊病吗？有，那就是用奏折告密。放任密奏，小人就可以借此谗害君子，小臣就可以借此摇动大臣。告密者用的是匿名折子，被告发的还蒙在鼓里，哪里有可能申诉？如此下去，上下相忌，君臣相疑。为此陈请自今除军机处外，皆用露章，不许密奏。即或论列政策得失，指责皇上品德作风，如魏徵之于唐太宗，后人赞美魏徵之能谏，未尝不在赞美太宗之胸怀宽广。君子的过失，有如日月之食。有了过失，人人看得见；改了，也人人看得见。还用遮遮掩掩用密折干什么？臣愚以为，言路仍当责成于有建言专责的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怎么责成呢？一是不言有罚，一是言者无罪。如此言路大开，弊端立革，必将使天下后世谓我乾隆为宽大无忌讳之朝，岂不盛哉？岂不美哉？
谢济世、杨名时等正派人士都是雍正年间密奏之制下的受害者。谢济世从儒家政治理念出发，反对雍正的秘密政治、独裁倾向，他的政治理想是像唐太宗贞观之治那样，忠正盈朝，公开发表包括匡正君德在内的各种意见，君王虚心纳谏，择善而从。年轻的乾隆皇帝很欣赏谢济世起草、以钦拜名义写的这个奏折。他当时对父亲雍正所搞的一套有看法，对儒家理想主义政治很向往，特别希望缓和一下皇父在日那种君臣间的紧张关系，营造起一种“君明臣贤”的开明祥和局面。据说乾隆元年（1736年）春天，平郡王福彭入觐，乾隆还称赞“钦拜有古大臣风”。福彭告诉皇帝，钦拜的折子是谢济时代为起草的，乾隆对左右说：“果不出朕所料也。”
谢济世来京后仍以御史用，他的心情很舒畅，因为恢复原职无异于是非终于论定。对于谢济世这样的书生来说，大概是最为快慰的事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使他益发振奋。田文镜其人究竟如何，新皇帝到底表了态。田文镜已于雍正十年（1732年）死去了，乾隆即位后，降谕责备田文镜“苛刻搜求”、“匿灾不报”，河南人民重受其困。随后又说，鄂尔泰、田文镜、李卫这三个皇考最称许的人中，田文镜不及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乾隆能讲到这种程度已很不容易了，因为搞不好会被人指责为尽翻雍正旧案，而作为嗣皇帝这么迅速地改变先皇用人行政路线，更容易被人目为最大的不孝。抚今追昔，谢济世对新帝的感戴之心尤非他人所能及。
三、生不逢时的孙嘉淦
与起用谢济世同时，还发布了“召署河东盐政孙嘉淦来京，以侍郎用”的谕旨。
孙嘉淦，字锡公，号懿斋、静轩，山西兴县人。早年家境贫寒，经过刻苦奋斗，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中进士，点翰林。雍正初即位，他上疏论列“亲骨肉”等敏感政治问题，把皇帝激怒了，说翰林院还容得下这狂生吗？幸亏大学士朱轼替他讲了些好话，说孙嘉淦狂则诚狂，胆量可真让人佩服，这才未被逐出翰林院。孙嘉淦四十刚过，就以敢言人不敢言出了名。此后遇事他每每有所陈奏，雍正不高兴，说“迂阔琐碎”，不便实行。雍正十年（1732年）抓他个过失，命革职拿问，刑部拟了斩罪，雍正加恩免死，对大学士们说：“孙嘉淦性气不好，但不要钱，就在银库当差吧！”这话说得很透。孙嘉淦刚气逼人，不为专制帝王所喜。乾隆在藩邸时就常听人讲有个叫孙嘉淦的山西人很正直，敢讲话，所以即位之初，立即把他从河东盐政上召回，先安排当吏部右侍郎，很快擢升都察院左都御史，统管纠察百司。乾隆想孙嘉淦连皇帝都不怕，还怕大臣官员吗？
孙嘉淦的“性气”还是改不了，他的“敢言”首先是对皇上的。经过雍正朝的坎坷和贬职后的冷静反思，他针对国家权力过分集中和政治迷信蔓延朝野的弊病，上了著名的《三习一弊疏》，对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统治者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走上专制独裁的原因，从帝王心理和人性弱点入手作了堪称前无古人的深刻论析。
孙嘉淦开头高度评价了气象一新的乾隆初政。他说，数月以来，捧读上谕，仁心仁政，恺切周详。凡臣民之心所想而口不敢言者，皆已行之矣；如果说还有该说的话，那就只有皇上之心而已。我皇上之心，仁孝诚敬，加以明恕，难道还有可议的吗？孙嘉淦说，当下虽说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但从将来着眼，惟望我皇上能自觉防患于未然。自古以来，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返。故当阴伏之机尚未显露之时，即应明察而杜绝之。
孙嘉淦接着从“听”、“看”、“想”三方面讲皇上的心理怎样不知不觉潜移默化的。他用“三习”这个提法，“习”是“习惯”的意思。
第一“习”是“耳习”。讲的是君主开始听得进逆耳忠言，颂扬话昕多了，听惯了，最后连臣下谄媚得不够动听悦耳都会遭到罢黜的前后演变过程。孙嘉淦说：
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
第二“习”是“目习”。讲的是君主见到众正盈朝开始还心怀敬惮，臣工敬畏驯顺的样子看多了，看惯了，最后连阿谀逢迎得不够妩媚都觉得是触犯旨意这一前后演变的过程。孙嘉淦说：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第三“习”是“心习”。讲的是君主开始还礼贤下士，如临如履，待经事既久，心想人才不过如此，大事亦并非难办，最后发展到心有所想而事则期于必成的前后演变过程。孙嘉淦说：
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入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分析完了君主心理全面演变的过程之后，孙嘉淦接着说：“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为什么三习既成就“喜小人而厌君子”呢？
孙嘉淦解释说，进君子而退小人，不独明君深知必如此不可，就是末代君王何尝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况且，为君者都认为自己用的是君子，而不是小人。但事态发展的结局往往是小人布列要津而君子纷纷遭到罢黜，这又为什么呢？一句话，君王用才不用德。德者，君子之所独有，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过君子。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孙嘉淦进而说君王三习既成，则小人必然得志而君子必然遭到疏远乃至罢斥，原因就在于：
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弊焉。
孙嘉淦说当前既无三习，更谈不到一弊，但恰恰要在这时郑重地提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否则，三习已然铸成，即使有明察之士，也不敢说，或者说了，君王也听不进去。
那么，当前怎样才能“预除三习，永杜一弊”呢？孙嘉淦开出的药方是“不在乎外，惟在乎心”：
臣愿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过且有，小过可知也。圣人在下，过在一身；圣人在上，过在一世。
既然天下盛衰安危系于一个人“心”，那么，能不能设法从外部约束规范这个“心”呢？孙嘉淦以为不行，因为“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欲望人之绳愆纠谬，而及于所不知，难已。”连皇帝身边的最明哲的贤良大臣都不知道皇上的失误在哪里，所以孙嘉淦说只能靠皇上自己约束自己的“心”：
故望皇上之圣心自懔之也。常怀不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诤切磋者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耳目之习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态，一见而若浼。取舍之极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无缘以相投，夫而后治臻于郅隆，化成于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励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稍慰。夫贤良辅弼，海宇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宽，似亦无害于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转，则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忽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是岂可不慎戒而预防之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于此矣。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则天下幸甚！
孙嘉淦《三习一弊疏》婉转周折，析理入微，从帝王的耳、目、心之习，一直讲到国家的治乱兴衰，而通篇要旨，一言以蔽之日“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时时事事”四字最为通篇画龙点睛之笔。
他的这一奏折得到刚刚即位且开局十分令人振奋的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乾隆皇帝也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够“时时事事”冰渊自凛，不陷入“三习”的陷阱。不可否认，乾隆皇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了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也确实“常存不敢自是之心”。但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专制政体内在的逻辑力量，还是把乾隆皇帝最终推上了孙嘉淦不愿看到的最坏的结局——朝野弥漫着浓厚的“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的政治迷信氛围，乾隆则成了不折不扣的“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的“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专制帝王。
孙嘉淦思想的深刻在于他以无与伦比的洞察力，揭示出专制时代帝王个人道德与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内在联系，从而给当时后世以生动而形象的警示；孙嘉淦思想的浅薄，也恰恰在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君王的道德自省之上，而彻底放弃了在帝王之心以外对国家最高权力如何制衡的理论探索。生活在雍乾之际的孙嘉淦看到的是连汉唐时期对皇权多少有些制约的宰相制也已残败殆尽，除了“我皇上之心”，他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
这不仅是孙嘉淦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悲哀。
四、牛刀小试
乾隆初政，万象更新，不仅给士大夫、士人带来了丝丝暖意，而且仁政迭施，使全国老百姓也得到了一些实惠，同时还解除了一些地区扰民害民的苛政。
乾隆登基《恩诏》宣布，各省民欠田赋，凡超过十年以上者，概予蠲免。随即又降旨，命于《恩诏》外，将雍正十二年（1734）以前，各省田赋实欠在民者，一并豁免。但蠲免积欠田赋，实惠落在有地纳粮的业主，而佃户、雇工享受不到皇上恩露。乾隆也想到了这些社会最底层者，为此，特降旨说，朕临御以来，加惠元元，惟无业之贫民，终岁勤动，未被国家之恩泽。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业户受朕惠者，十捐其五，以分惠佃户，亦未为不可。
各地方的公共工程，如河防、堤岸、闸坝等等，定例由国家拨款开销，但在执行中，各省往往按田亩派捐，口口声声讲出自小民之愿，实际大都由上司因节省钱粮起见，授意属员为粉饰之计。相沿日久，官吏藉端苛索，民间所费比所派之数成倍甚至几倍地增加。乾隆从反映民生疾苦的奏折中了解到，山东省挑挖运河，每年有派帮民夫工食银五万三千四百余两；江南松江海塘岁修，有每亩捐钱五文；京口挑挖运河，每年于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府州，照额征漕粮正耗米协解银三千八百余两；苏、松、常、镇、太、通（州）六府州应修河渠闸坝，令长洲等三十三州县按亩派钱五文、三文、二文不等，以供大修，并令每亩又酌量捐钱，以为岁修；四川岁修堤堰，令每亩派银一二厘不等；直隶运河挑浅，于天津等州县每亩帮银一厘。为此，命从乾隆元年（1736年）开始，一概革除以上各款，合计免去派捐银大约十万余两。此后挑挖运河等项公共工程需用银两，命该省督抚核实奏明，于国家财政内酌量动用，报部核销。
雍正年间为缓解民食日渐艰难的问题，国家实行鼓励垦荒的政策，因而全国垦田面积迅速突破八亿亩，达到了清前中期的最高峰。但这种积极的垦荒政策把垦荒多少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各级地方官或者迫于上级的压力，或者为突出自己在任时的业绩，往往以无报有，以少报多，因而也带来了不少弊端。问题最大的是河东总督田文镜治下的河南省，四川及福建、广西等省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虚报垦田的问题。
乾隆在藩邸时就多少风闻垦荒之弊，即位后朝中大臣及外省大吏密折奏事也集中在垦荒之弊。其中讲得最恳切的是自己最尊敬的老师、已受命担任协办总理事务的大学士朱轼。朱轼在条陈中请求皇帝降旨速罢河南开垦，他说，河南地势平衍，百姓秉性淳朴，勤于耕穑，哪里还有什么未垦之田？未垦之地大都是些盐碱砂碛之区而已。臣听说河南各属广行开垦，一县之中，有报开几百亩、上千亩，以至几千亩的，全省总数大概有几十万亩。经细加访闻，才知道所谓开垦者，并非实有可耕之地，不过督臣田文镜及接任之王士俊授意地方官多报开垦。于是各属迎合上司，指称某处隙地若干，某处旷土若干，造册申报上司，据其册籍，按其数目，报多者升官奖励，报少者严批申饬，或找个借口，参上一本。地方官畏其权势，希望得到上司欢心，哪管日后官民受累，以致互相攀比，报垦纷纷。其实所报之地，不是河滩砂砾之区，就是山冈多石之处。另外，河堤所在，当留余步，古人所谓不与水争利者此也。一旦开以阡陌，垦以犁锄，于河防亦所未便。弊端显然，臣所以知其不可也。目下行之，不过枉费民力，其害犹小；若数年之后，按亩起税，指盐碱地为膏腴，勘沙石田以上税，恐怕小民鬻儿卖女也缴纳不起。不知任事之人何以收场？
乾隆立即降旨禁虚报开垦，谕旨称，朕见各省督抚题报开垦者纷纷不一，至于河南一省，所报亩数尤多，而闽省继之。经朕访查，其中多有未实，或由督抚欲以广垦见长，或由地方官欲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而其实并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分摊于现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嗣后各该督抚若不痛洗积弊，仍蹈前辙，必从重处分，不稍姑贷。
随后撤河东总督建制，命总督王士俊解任，来京候旨，特降旨晓谕豫民：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指，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而后王士俊接任河东，不能加意惠养，且扰乱纷更，以为勤干能事，借垦地之虚名，而成累民之实害。彼地民风淳朴，先后遭督臣之苛政，其情亦可悯矣！
解决河南严重的虚报垦荒问题后，又通行各省，将雍正年间报垦地亩认真复查一遍。如果有虚报地亩，一律从政府册籍中开除。
总的来看，乾隆即位后很想当一个宽厚仁慈、实心爱民的好皇帝，当一个青史垂名的开明贤君。汉族士大夫、士人往往用“从谏如流，求贤若渴”、“仁言圣政重累而下”、“甫数月而囹圄几空，未逾年而恩膏已遍”之类由衷的赞颂之词描述他们心目中政治的春天。老百姓中间也流传着“雍正钱，穷半年；乾隆钱，万万年”的谚语，这些大致能反映出那一时期最高统治者的政策由严猛向宽缓调整的事实。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新皇帝的开局，更何况在偌大的政治航船试图调整航向之际，乾隆手法毕竟不够老到，这就难免授人以柄，说先皇尸骨未寒，他的不肖子孙乾隆就迫不及待地全面翻其父之案。
这个带头攻击乾隆“翻案”的，就是因虚报垦荒被解除河东总督职务的王士俊。
原任河东总督王士俊被召来京后，蜷伏了一段时间以窥测政局的变化，他很快嗅出年轻的新皇帝在全面纠正雍正朝方针政策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这个精敏的老吏没有感觉错，乾隆在即位几个月后就敏锐地觉察出由于调整政策力度过猛过大，已经造成了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而要保持国家最高权力交接过程中政局的稳定，就必须保持与皇父政策前后的连续性。
乾隆元年上半年，皇帝以“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为中心，对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讲了这样一番话：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不要过，也不能不及，正道是宽严相济，过宽则以严相调剂，过严则以宽相调剂。皇考雍正皇帝临御之初，见人心疲玩，诸事废弛，官吏不知奉公，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但臣下误以圣心在于严厉，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大为间阎之扰累。然则皇考之意果如是乎？朕即位以来，深知从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经理，不过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而诸臣又误以为朕意在宽，遂相率而趋于纵弛一路。若循此以往，不知省改，势必至禁令废弛，奸宄复作，良善受欺，风俗渐就浇漓，将皇考十三年教养整理之苦心，功亏一篑。此朕心所大惧者，不得不恳切告诫！谈过之后，又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将上述旨意各书一道，密寄各省督抚。这是乾隆第一次提出“矫枉不可过正”，刻意将皇父之本心与臣下奉行不善带来的弊端作了区分，并提醒他的股肱大臣及封疆大吏重视宽大政治可能导致的危害。随后乾隆又在江苏巡抚顾琮《酌平盐价俾商无赔课民免贵价》一折批谕：目前奏折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不知今日之请宽者，即向日之一则曰“请严某件”云云，再则曰“请严某件”云云者也。朕意当今之政，莫若谨守皇考十三年以来之整理，而向日一二奉行不善过于苛细者，渐次缓改，则吏治而民安，毋庸我君臣汲汲皇皇，今日日宽此，明日曰宽彼，以至群相怠玩，百弊丛生，必至激朕又有不得不用其严之时，则非天下臣民之福也。
皇帝上述旨意只在极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但王士俊已有所风闻。乾隆元年（1736年）年中，发表王士俊署理川抚的新的任命，王士俊于陛辞听取皇上训谕时又进一步摸了皇帝思想动向，经过悉心揣摩，确信自己的判断无误，就在离京赴任后上折密陈四事，说雍正朝政治确实过于严刻，但原因在于大臣官员奉行不善，并非先帝整饬的过错。何况雍正八年（1730年）以后，已日渐平和。今天已属事后，对以往过当之处只应该密切直陈，或旁引曲喻，俟一二年间，不动声色而徐徐加以变更方为稳妥。但现在有一批逢迎谄媚之辈、少年新进之流，动口就敢指斥某事为雍正某年某月奉旨云云，甚至有人竟对众扬言“今日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语，传之天下，实在骇人听闻。
乾隆看了王士俊的条陈，盛怒不已。这倒不是王士俊条陈的内容，而是作为先皇时“奉行不善”的典型人物王士俊如此谈则居心实不可问！如果因王士俊上了条陈就降旨检讨即位以来政策得失的话，那么，蛰伏已久蠢蠢欲动的王士俊之类的人物必将群起反扑，其结果则是新政的成果被全盘否定，自己的形象受到影响倒在其次，弄不好政局可能因此而失控。想到这里，乾隆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立即将王士俊原折发大臣、九卿公同阅视。
没想到大家不摸皇帝的底，不知皇帝赞同王士俊呢，还是不同意王士俊的看法，所以没有一个人做出反应。乾隆深知，在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上，不能有半步退让，丝毫含糊，必须由皇帝亲自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立即降旨痛斥王士俊居心巧诈，借直言之名，遂一己之私，并揭出王士俊密折要害在于攻击“朕之翻案也”。
第二天，御史舒赫德首先响应，封章特参王士俊。舒赫德说，王士俊奸顽刻薄，朝野尽知。他在河东总督任内，勒令州县捏报垦荒，苦累小民等劣迹，无不败露。近日巡抚傅德又查参数款，闻者无不快心。我皇上至仁如天，还望其改恶向善，曲赐矜全，不料王士俊丧心病狂，妄发悖论。请明正其罪，不宜出任四川巡抚，为封疆大吏。
乾隆随即在养心殿召见王公大臣、九卿科道等，逐条批驳王士俊所陈四事。针对所谓“翻案”，皇帝说，从来为政之道，因时制宜，宽猛互济。圣祖康熙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余年之久，晚年渐有法网渐弛、风俗渐玩之势。皇考雍正皇帝加意振饬，使纲纪整肃，弊革风清，又怎么能说是翻圣祖之案？皇考初政峻厉，至雍正九年十年（1731、1732年）以来，人心已知法度，吏治正渐澄清，为政渐趋于宽简。《遗诏》中就有“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办理”。可见皇祖、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王士俊乃訾为“翻驳前案”，是诚何言？是诚何心？
经过法司审理，请照大不敬律，将攻击皇上“翻案”的王士俊即行处斩。乾隆命改斩监候，秋后处决。第二年正月，特旨释王士俊为民，饬令回籍。
翻案风波虽然过去了，乾隆的心潮却久久不能平静。
他开始反思执政一年以来推行宽仁政策的利弊得失，而深感为君之难。崇尚宽大，则诸弊丛生，民生转受其累；稍事振作，则长苛刻之风。言路壅塞，则恐怕耳目壅蔽，利弊不知；而恳切咨询，则假公济私者多，实心忠爱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陈时务者少，不仅不足以集思广益，且足以淆乱是非。
乾隆的反思并没有使既定的宽仁政策骤然逆转，但他显然在政治上开始日渐成熟起来，并试图探索在继承皇父十三年整饬成果的基础上，用一种以“宽严相济”为特征的方针，灵活地处理眼前纷然杂呈的棘手问题。年轻的很有些儒家理想主义色彩的乾隆将迈着稳健的步伐，逐渐走出一条更加务实的政治之路，这条道路可能与他的父亲雍正皇帝走过的轨迹越来越接近。
乾隆元年九月初一日，礼部尚书杨名时以七十六岁高龄病逝，此时距他的冤狱昭雪刚好一年。皇帝称其一生“学问纯正，品行端方”，命加赠太子太傅宫衔，人祀贤良祠，赐谥“文定”。照《大清会典》的解释，“道德博闻曰‘文’”，“纯行不爽曰‘定’”。杨名时很幸运，因为他死的时候好。如果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以前在云南肮脏以殁，他就绝不会有那落日辉煌般的政治复出和身后哀荣；如果他晚死十几年，则很有可能与他同时复起的李绂、谢济世、孙嘉淦等人一样，令名难保，因为政治气候到那时又发生了剧变；杨名时正好死在“今日只须将世宗（雍正）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的政治航船试图调整航向之际，刚刚临御天下的乾隆皇帝，对那些先帝在日受到迫害的大臣充满了同情。
李绂和谢济世在杨名时去世之前则已看到了某些不容乐观的征兆。
乾隆元年春天，皇帝让在朝大臣保举新科进士。李绂这个人生性爱才爱读书，放翁诗“远闻佳士辄心许，老见异书犹眼明”，对他是再合适不过的写照。这次荐举才俊之时，李绂不仅荐举的人数多，而且上朝的时候还让熟识的九卿也跟着保举。乾隆知道了，不高兴，觉得这个人爱博取虚名，就传旨询问。李绂回奏，臣多言滋事，今蒙天语训悔，今后当永绝妄言。乾隆说你不是妄言，而是妄举！朕即位以来，哪个大臣因“多言”被处分过？你这么说是避重就轻，希图蒙混。结果李绂降二级调用，以闲职詹事补用。以后几年李绂又稍稍起，乾隆八年（1743年）退休还乡，陛辞时皇帝问你还有什么陈奏的吗？李绂以“慎终如始”对。这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人在心底似乎埋藏着对皇帝未来走向的深深隐忧。七年后，李绂卒于家乡江西临川（今抚州市），皇帝没有给予“赐谥”之荣，而他的忘年知己全祖望则说：“公卒而东南宿德尽矣！”
谢济世在春江水暖的日子里，又开始重新整理在戍所编撰的《大学注》、《中庸疏》。他删去了被雍正帝指为“怨诽”的字句，进呈给皇帝，并上疏说明，自己仍然是“遵古本，不遵程、朱”。出乎他的意料，皇帝掷还原书，传旨严饬谢济世，让他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是不是与朱子“相隔如云泥”呢？谢济世初次感到新皇帝政治上比较开明，但对有违于程朱理学的学派是绝不宽容的。乾隆二年（1737年），谢济世上书言事，建议“去邪勿疑”、“出令勿贰”，总的精神是希望皇上在用人行政上继续推行革除前朝积弊的方针。乾隆觉得逆耳，指责他“摭拾浮言”，不予采纳。不久，谢济世又条奏数事，并称“半年以来，非无可言之事，而无进言之人，此臣之所以不能已于言”等语。乾隆谓其所奏之事诞妄支离，且多诡谲之意，严行申饬说，谢济世“惟事摭拾陈言，以自沽能攻君之名。是其居心之阴巧，乃国家之大蠹也”！
历经宦海的风风雨雨之后，谢济世很有些长进，他觉察到自己不宜留居庙堂之高了，就在乾隆三年（1738年）乞求皇帝批准他回家奉养老母。乾隆很给面子，破例让他以御史转湖南粮储道，就近迎奉老母。谢济世此举，未尝没有避祸的想法，但他虽远远地避开京城这块是非之地，祸事还是降临了。据说署理湖南巡抚蒋溥与他有私怨，就向皇帝密奏谢济世将其所著《大学注》、《中庸疏》刊刻印行。乾隆六年（1741年）九月，乾隆命湖广总督孙嘉淦查处此事。在寄给孙嘉淦的谕旨中强调谢济世的问题是“自逞臆见，倡为异说，肆诋程朱，足以为人心学术之害”，故此事不可置之不问，但“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谢济世所注经书即行烧毁。在随后对孙嘉淦的指示中，皇帝又说，谢济世“识见迂左”则有之，至其居官，“朕可保其无他”。意思是告诉孙嘉淦，他并无借此兴动大狱之意。遵照上述旨意，孙嘉淦将谢济世所注经书及板片全部查出烧毁了，又向皇帝报告谢济世的品行诚如谕旨所说的，他为人朴直，颇知自爱，奉职也十分勤恳。乾隆对孙嘉淦的处理，甚表满意。“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此时的乾隆说到了，也确实做到了。
乾隆二十年（1755年），谢济世离开了人世，他虽善终，但死得并不平静。在此之前，他从粮储道改驿盐道，后以老病休致，回到原籍广西全州。二十年二月，广西巡抚卫哲治参奏谢济世放纵其子“指官撞骗，巧言牵告，不听查审，任意避匿”。当时谢正外出，乾隆命湖广、江南督抚于谢所到之处，即行逮捕，解交广西，待该抚审明后’仍解交刑部请旨。看来乾隆有意借机深究谢济世，但谢济世此时已病得奄奄一息，四月间从湖北回到家乡时便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谢济世“纵子指官撞骗”一事的真相如何，今天已无从了解了。不过从当时全国的政治气候来判断，这很可能是对谢济世的有意陷害。乾隆二十年二月，乾隆帝正在部署打击朋党嚣风的胡中藻诗狱，广西巡抚卫哲治奉有密旨搜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等文字。偏偏在这个时机，又准备究治谢济世，似乎也应看作是乾隆帝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在谢济世身故十三年以后，因齐周华“逆书”案的牵连，从谢济世之子谢梦熊家中抄出《梅庄杂著》一书。乾隆看过谢济世这部作品后说：“使其人尚在，自当明正其罪，以昭惩创。”设使谢济世不死于乾隆二十年，那么解交刑部之后，“明正其罪”的结局不是明明白白地摆着吗？
五、风起于青萍之末
乾隆四年（1739年）秋冬间，一次蓄谋已久的宫廷政变被乾隆以不流血的方式平息了。
乾隆即位之初，施恩宗室，先以雍正年间被迫害致死的八叔允禩、九叔允禟之子孙是康熙皇帝的血脉，命给与红带子收入皇室家谱《玉牒》。随即命将十叔允禺页、十四叔允褪（雍正同胞兄弟）从禁锢的高墙中释放。谕旨称：从前允禺页、允禵狂肆乖张，不知大义，罪戾种种，皆获罪皇祖之人。我皇父因恐其在外生事，不得已加以拘禁，乃委曲保全之大恩也。今朕即位，念二人收禁已经数年，定知感皇父曲全之恩，悔己身从前之过。不久又赐允禺页、允褪辅国公虚衔。对自己的兄长、三阿哥弘时，念兄弟之谊，乾隆也命一并收入《玉牒》之内。乾隆对雍正年间获罪宗室采取的宽大感召政策，极大地缓和了皇族内部的紧张关系，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皇帝十四叔允褪并未因受到雍正长期残酷迫害而迁怒于亲侄乾隆，被释放后他似乎已看破红尘，表现得安安静静，晚年更皈依佛、道，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恂郡王卒。
乾隆即位之初，怀着“敦睦固本，加恩九族”的真诚愿望，希望感化皇族内部潜在的对手，这其实和他的父亲初即位时的策略是一致的。平心而论，雍正即位之初，并无屠戮手足的预谋，康熙大殓毕，第一道谕旨是“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第二道谕旨是召十四阿哥允褪驰驿来京奔丧，第三道谕旨是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俱封为亲王，二阿哥废太子允扔之子弘皙封为郡王。可见雍正出以至诚，向康熙年间争夺储位的不共戴天的两大派——皇八子党和废太子党都做出了善意友好的姿态。他期望诸兄弟以至全体宗室捐弃前嫌，协力襄助，共同开创大清帝国全新的局面。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事实证明，利害攸关的政治斗争是不能被感化消弭的。乾隆开始也想代父偿还旧债，从而使雍正年间受到伤害的宗室王公贵族能够放弃旧怨。他收到了相当的效果，感化了康熙年间皇八子党的主要人物和他们的后代，但始料不及的是，雍正时代不少既得利益的近支宗室王公以庄亲王允禄为中心却结成了一个与年轻的新皇帝隐然对抗的政治集团，他们与废太子之子理亲王弘皙暗中互相串连，行踪诡秘，蓄谋不轨。
庄亲王允禄，乾隆十六叔，康熙年间以年纪尚轻没有过深涉入储位之争，雍正即位后对他取笼络政策，封为庄亲王。雍正逝世，允禄与果亲王允礼、张廷玉和鄂尔泰同受顾命，《遗诏》称“庄亲王心地淳良，和平谨慎，但遇事少有担当，然必不至于错误”。总的来看，雍正待他不薄，并满怀期望。乾隆即位，特命允禄总理事务，又赏亲王双俸，兼与“额外世袭公爵”。在乾隆诸叔中，庄亲王允禄可谓恩遇最隆。
这一集团除允禄外，主要有宁郡王弘咬、郡王弘升、贝勒弘昌、贝子弘普和镇国公宁和等乾隆的叔伯兄弟。弘普与宁和都是庄亲王允禄之子。弘普于乾隆元年（1736年）封贝子，宁和则得了那个“额外世袭公爵”，这两个人也可称为受恩于乾隆者。弘昌与弘咬参与这个政治集团更不好理解了。他俩是乾隆十三叔、怡亲王胤祥之子。胤祥与雍正关系非同一般，雍正称其为“自古以来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去世后令配享太庙，还打破祖制，命怡亲王王爵世袭罔替，就是所谓“铁帽子王”。弘皎于雍正八年（1730年）封宁郡王，弘昌则于乾隆初由贝子晋封贝勒。弘升是乾隆五叔、恒亲王允祺的长子，康熙末封世子，但这亲王世子到雍正五年（1727年）八月时被削去了——其时乾隆三兄弘时不寻常地死去了，弘升的被革去世子看来很耐人寻味。不过，乾隆即位后将其赦宥，封郡王，用至都统，还受命管理火器营事务。他参与暗中反对乾隆的党派活动，也真是匪夷所思。
理亲王弘皙与庄亲王允禄及其他弘字辈的兄弟则不然。他的潜藏异心，心怀怨望并发诸行动，则不难解释，他可能是这个集团的真正中坚和灵魂。弘皙是废太子允礽第二子，最为皇祖康熙所钟爱。允扔太子不废，大清帝国江山和爱新觉罗宗社这偌大一份家产理所当然地将由他承受。可惜天不由人，皇位落在了雍正、乾隆这一支。这个帝梦成空的皇孙同乾隆三哥弘时一样，对弘历的继位，也有一口无论如何也咽不下的恶气；不同的是，弘时是在弘历即位未成事实之前，被迫强咽下了这口气，而弘皙则是在弘历即位既成事实之后，不吐出这口恶气而不快。
乾隆对这个怀有敌意的政治集团有所觉察是在乾隆三年（1738年）的时候，只是缺乏足够的证据，才迟迟没采取行动。到第二年秋冬之际，有人告发弘皙等与庄亲王“结党营私，往来诡秘”，乾隆才下令宗人府查讯此案。经过宗人府的一番审办，最后奏请将允禄、弘皙、弘升革去王爵，永远圈禁，弘咬、弘昌、弘普、宁和俱革去本身爵号，宗人府在拟罪请旨的奏折上，特别指出理亲王弘皙在听审时“不知畏惧，抗不实供”。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在最后裁决此案时，说庄亲王允禄“乃一庸碌之辈”，弘升不过“无藉生事之徒”，弘昌则“秉性愚蠢”，弘晋则“所行不谨”，弘皎“乃毫无知识之人”，而所列弘皙罪行之严重、居心之险恶，则不大相同：
弘皙乃理密亲王（废太子胤初）之子，皇祖时，父子获罪，将伊圈禁在家。我皇考御极，敕封郡王，晋封亲王，朕复加恩厚待之，乃伊行止不端，浮躁乖张，于朕前毫无敬谨之意，惟以谄媚庄亲王为事，且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即如本年遇朕诞辰，伊欲进献，何所不可？乃制鹅黄肩舆一乘以进，朕若不受，伊即将留以自用矣。
说明白了，就是这位“旧日东宫之嫡子”，仍期望有朝一日，取乾隆帝位而代之。但乾隆所举“于朕前毫无敬谨之意”，以及进鹅黄肩舆一节，恐怕还不能构成弘皙有篡位野心的罪案。因此，在处置弘皙时，也只是革去亲王，免于圈禁，仍准其在京师以北昌平界内郑家庄的王府居住。到此为止，允禄、弘皙等结党一案，尚不能视为意图推翻当今皇帝的“悖逆”大案，只不过弘皙有政治野心而已。
这是乾隆四年（1739年）十月间的事。到十二月，案情急转直下。有一个叫福宁的人，是弘皙亲信，到宗人府首告弘皙有弥天大罪。乾隆震怒，令平郡王福彭、军机大臣讷亲严切审鞫。在审讯有关案犯时，巫师安泰的口供最骇人听闻。据安泰供称，他曾在弘皙府中作法，自称祖师降灵，弘皙随即向其问了以下几个问题，请神回答：
“准噶尔能否到京？”
“天下太平与否？”
“皇上寿算如何？”
“将来我还升腾与否？”
后三个问题活画出一个企图东山再起的政治失意者的嘴脸，这并不难理解，为什么提出“准噶尔能否到京”这样一个问题，正可见其居心叵测。
雍乾之际，京师旗人畏准噶尔如虎，谈准噶尔色变。这大概源于雍正九年（1731年）在和通泊的一次几近全军覆没的惨败。准噶尔，牧地在汉唐西域一带，明朝名之为“瓦剌”。瓦刺强悍的骑兵多次进薄京城，明朝中叶，竟发生了明英宗被瓦刺俘虏而去的骇人听闻的事。入清以后，瓦剌被称为准噶尔，长期以来是清廷最强劲的敌人。从康熙中三次亲自出塞，远征朔漠，揭开了与准噶尔长达七十年的战争序幕。中间雍正在位十三年几乎无时不处于对准噶尔紧张的备战、开战与和谈之中，而一次“雪压沙场鼓声死，主将知名半成鬼”的清准大战就发生在阿尔泰山东侧、科布多西北约五百里的和通泊。以大将军傅尔丹为首的北路清军三万余人中计被围，副将军巴赛战死，副将军查弼纳力竭自尽，将士战死无算，陷于敌者近万人，只傅尔丹率残兵二千人逃回科布多。此役之后，八旗对准噶尔长期存在恐怖畏惧情绪。被称为“满洲苏武”的正黄旗满洲护军冠裳保十余年后从准噶尔部逃归，得到乾隆召见垂询。汉臣汪由敦作《归卒歌》记云：“当年征发若云屯，何幸生还拜主恩”、“记来旧事总依稀，说到交锋胆犹战”。十八个春秋过去了，和通泊惨败的阴影还未消散，乾隆初年如果准噶尔再度逼近京师又该当如何？弘皙惟恐天下不乱，召喇嘛僧问卜”准噶尔能否到京”，使乾隆怎能不震怒？
更为严重的是，弘皙不仅睥睨新皇，窥伺神器，而且已开始付诸行动了。经平郡王福彭等继续审出，弘皙仿照管理宫廷事务的内务府之制，设立了掌仪司、会计司，俨然以影子皇帝自居！所以乾隆怒不可遏地斥责弘皙“昏暴鄙陋”、“居心大逆”，罪恶较之昔日之允禩、允禟“尤为重大”。经平郡王福彭等初拟，复经大学士鄂尔泰等会同九卿满汉文武大臣复议，合词奏请将弘皙革去宗室，即行正法。乾隆加恩免死，命拿交内务府总管，在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其子孙亦革去黄带，从宗室中除名，但给与红带子。庄亲王允禄等所有涉案的宗室王公都得到了宽大处理。总的来看，乾隆与其父雍正残杀手足不同，对整个以弘皙为核心的“逆案”，最大限度地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手法，因而也没有再留下冤冤相报不已的后遗症。
随着昔日东宫嫡子弘皙被永远圈禁于阴森蔽日的高墙之中，从康熙晚年开演的宫廷争储闹剧也就落下了最后一幕。
如果对弘时之死、弘皙之觊觎皇位的严重意义予以足够重视的话，那么，似乎不能说乾隆的君临天下是顺理成章、一帆风顺的。而追本溯源，这一切都缘于乾隆本来不甚具备承袭帝位的资格，这个生母出身寒微的雍邸庶出之子竟登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实在太勉强、太偶然了。假若不是康熙去世前夕在考虑皇位传承时把乾隆放在了第三代皇位继承人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根本不会深深地卷入雍乾之际险象环生的政治漩涡之中。雍正受到政敌们的攻击固然十分凶猛，与雍正俱荣俱损、休戚与共的乾隆也不会脱身事外。特别是在帝位资格上存在的先天弱点，使他更容易受到伤害。这一切，乾隆日后不愿意让人知道，他力图掩饰，实在不行，则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但在当时，人们对某些重大政治事件与乾隆继承皇位资格不足之间的联系是清楚的，圈内的人更是洞若观火。产生于这一时期的不朽名著《红楼梦》，似乎不可能不将这些为“今上”讳莫如深的宫闱之秘曲折隐晦地加以反映，更何况曹雪芹还有与雍、乾二帝私交甚深的平郡王福彭这样一位表兄弟呢。有人指出，远在顺治年间太后下嫁的传闻可以在《红楼梦》中寻出一点蛛丝马迹，如此说可信，那么，《红楼梦》中很可能深深隐藏着康雍乾时代令曹雪芹更多难忘的“梦”。
六、帝王平衡术
在平息了弘皙等宗室王公对皇位的挑战之后，乾隆把政治注意力转向了来自另一方面——朋党——对皇权的威胁。
雍正粉碎朋党极有经验，也极富成果。终雍正之世，可谓乾纲独断，官场肃然。大臣自然不敢专擅结党，群小也都以奔走权门、互相赡徇为戒。自古以来与封建官僚政治共生的朋党痼疾似乎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不料雍正去世不久，新即位的乾隆便觉察到有些迹象不对头，但他难于下手，因为大小臣工的故态复萌，门户分争，暗中较量，不过是表面现象，而根子却在先帝最倚信的两位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的身上。
被雍正帝誉为“不世出之名臣”的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氏，是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举，以后多年充任宫廷侍卫，当过几年内务府员外郎这样的小官，仕途很不得意。鄂尔泰生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到了四十岁，连他自己都认定这辈子发迹无望了，就做诗自嘲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却不料突然柳暗花明，时来运转，刚登上帝位的雍正对他十分赏识，从此平步青云，历任封疆。雍正十年（1732年）更由云贵总督任上召拜保和殿大学士，而且位居首席，一下子盖过了入阁多年，且在政府中地位最高的张廷玉。
比起鄂尔泰，张廷玉的仕宦生涯可说一帆风顺。他出身于安徽桐城一个簪缨世族，父亲张英极受康熙帝尊宠，官拜大学士。当鄂尔泰正蹭蹬官场时，张廷玉却早已中进士，点翰林，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就身列九卿，当上了二品大官礼部侍郎。雍正即位，身为汉臣的张廷玉更受到有清一代罕见的殊遇，在鄂尔泰入阁前，他已位居内阁首辅，又兼任首席军机大臣，是不折不扣的真宰相。鄂尔泰后来居上，实际是恢复清帝崇满抑汉的一贯作法。张廷玉虽无话可讲，心里岂无怨忿？但这一腔怨气只能向鄂尔泰发泄。鄂、张二人就这样结下了疙瘩。
乾隆初政，尊重耆旧，鄂、张一起被任命为辅政大臣，并公布了先帝《遗诏》，准鄂、张身后“配享太庙”。配享太庙，是为做臣子的无以复加的荣誉。从大清开国到雍正朝整整一百年了，能身列太庙两庑配享的只有武勋王扬古利、怡贤亲王允祥等十二人，其中无一汉臣。可惜张廷玉与鄂尔泰都没有十分珍重这旷世恩典。两家都各有一批死党，竟闹起了门户之争。科名早、资历深的张廷玉看不起鄂尔泰，鄂尔泰的地位高于张廷玉，也不买他的账。两人同在军机处值班，常常是谁也不理谁，甚至终日无一句话。非但如此，张廷玉还不时寻鄂尔泰的纰漏说些阴阳怪气的挖苦话。一日暑热难忍，鄂公把大帽子脱下来环顾左右道：“此帽置于何所？”张廷玉笑答：“此顶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为此，鄂尔泰脸色不好看了好几天。鄂、张位高权重，他俩闹意见，争高下，下面臣僚看得分明，于是替自己打算，依自己好恶、师承之别，分投鄂、张门户之下。在鄂、张眼里，乾隆不比雍正，是个仁慈宽厚之主，而从年纪来讲，他们都称得上乾隆的父执辈，又都做过皇帝的老师，种种因素凑合在一起，才敢重演朋分角立的故技。
这个看法实在大错而特错了！乾隆对他们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群臣被召来听取一道词气严厉的谕旨。他们被警告不得逢迎权臣，妄行揣摩。乾隆说，鄂尔泰、张廷玉二人谅必不敢有党援庇护之心，而无知之辈却在下面胡乱揣度，“满洲则想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想依附张廷玉”，这里面不只是些微末小官，还有尚书、侍郎级的大员。在谕旨的结尾，乾隆责问群臣：“你们如此作为，把鄂、张认作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那把朕视为如何之主？”朋党与皇权势不共存，聪明的臣工已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雍正朝血醒镇压朋党纷争的阴影又开始降临了。
不过乾隆所谓“满洲则想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想依附张廷玉”，即以民族成分划分隐然存在的鄂、张两大派，却未必尽与事实相符。
与鄂尔泰关系密切的的确不乏满洲权贵。他的几个官至都统、将军、总督、巡抚的儿子鄂容安、鄂宁、鄂弼、鄂实，官至巡抚的侄子鄂昌等等子弟兵且不去说，朝野闻名的满洲大吏尹继善也是他的姻亲，而且关系非同一般。尹继善夫人是鄂尔泰的侄女，贤淑能诗，一次侍鄂、尹两公小饮，鄂尔泰说，我一天天老了，中枢事务繁重，何日得抽身是好？还没等尹继善答话，鄂夫人竟正色说，我只听圣人说过“事君能致其身”，其次才是明哲保身，哪里听过“抽身”一说。尹继善听了，只是莞尔一笑。尹、鄂同为满洲科甲，气类相通，加以姻亲一层，看来相聚之时是可以讲掏心窝子话的。
鄂尔泰满洲亲友如是，而汉大臣与其结好者更指不胜屈。封疆大吏中张广泗、张允随等是他总督云贵时的部属，将军级的回族人哈元生等则是旧日袍泽，据说哈元生到鄂家“供扫除之役，若仆隶子弟然”。阁臣中为鄂派中坚的当推三朝元老史贻直。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年间在士人中名节素著而遭到政治迫害的几位大臣倒多与鄂尔泰保持着较好的关系。杨名时为鄂尔泰在云贵任上的同寅，彼此互相尊重，相处得很融洽。及杨落难，鄂尔泰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保护。方苞遭际康、雍、乾三世，负天下盛名，与其相交最深者，据当时史学大家全祖望讲，除杨名时外，有鄂尔泰、李绂、蔡世远、魏廷珍、顾琮、梅毂成和陈世倌等。还有一个叫胡中藻的内阁学士，堪称鄂门干将，专与张廷玉一派为敌，所写诗中用“谗舌”、“青蝇”骂张廷玉和张派大将张照乃专在人君前进谗言的小人。由于他的偏激，给鄂尔泰身后及其家族带来很大灾难，此是后话，这里按下不表。总而言之，这些以气节相标榜的人士之所以意气相投，被人视为一个圈子，似乎都与雍正倚重的权臣张廷玉、蒋廷锡有些芥蒂，也都与雍正青睐的大吏田文镜、李卫格格不入。乾隆即位，耆旧凋零，物是人非，但恐怕昔日复杂的人事纠葛也多延续到了新朝。由此来考察依附鄂尔泰的官场人物大概不至于太差。
乾隆时“依附”鄂尔泰的除汉族士大夫之外，还有在当时最负盛名的怪才郑板桥等人。板桥性情耿介，疾恶如仇，傲岸人生，真有些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豪气，有时他对皇帝的虚伪竞也敢无情地予以揭露。乾隆十一年（1746年）郑板桥出任潍县县令，正赶上山东连年灾荒。乾隆爱民心切，板桥《思归行》诗中也说“帝心轸念之，布德回穹苍。东转辽海粟，西竭湘汉粮。云帆下天津，艨艟竭太仓。金钱数百万，便宜为赈方”。但赈灾的力度如此之大，为什么百姓还是“十日卖·儿，五日卖一妇”，逃荒关东，触目皆是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呢？大概当时最有见识的人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吏治腐败和下层贪官污吏，而郑板桥偏不这样看。在将皇上仁慈与百姓依然卖儿鬻女、啼饥号寒加以强烈对照后，他在诗中发出一连串的犀利的质问：“何以为赈前，不能为周防？何以既赈后，不能使安康？何以方赈时，冒滥兼遗忘？”这无异于向以皇帝为首的专制体制发难，试问古来有几人有此胆量，有此眼光？大约就在这时候，郑板桥毅然辞官而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了《挽老师鄂太傅五首》，痛悼刚刚辞世的“老师”鄂尔泰——郑板桥是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那一科鄂尔泰是会试主考官，故而有“老师”之称。第一首诗有“上方一夜调丹药，七校春风送紫泥。其奈巫阳下霄汉，钧天有诏竞先赍”，对他的座师鄂尔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第五首“布衣屡卧平津阁，远泪难挥杜曲花”，则足见受知之切和感恩之深。像郑板桥这样世上罕见的愤世嫉俗、刚肠劲气的士人为何惟独心折于鄂尔泰呢？这不能不让人深思。鄂尔泰晚年诗有“多生结习只怜才”之句，而雍正初官江苏布政使时，在苏州建春风亭，会诸名士，诗歌唱和，结集为《南邦黎献集》。总的来说，鄂公这个人可能不免刚愎自用的毛病，但比较正派，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风度儒雅，爱才如命，因此，他周围聚合的恐怕倒是汉人居多。
如果说鄂尔泰有点汉化了，那么，似乎可以说张廷玉则有点满洲化了。张廷玉在翰林院深造时学的是“国语”，因而能纯熟地用满语奏对，用满文述旨。这倒在其次，主要是他身上的奴气太重，加以为官过于圆滑谨慎，因此，雍正年间除了常熟蒋廷锡之外，他身边几乎罕见正直淳厚的汉人挚友，相反，为一时舆论所重的所谓“四巡抚”——杨名时、李绂、陈世倌和蔡埏——倒是张、蒋二人合力排击的对象。他也容不下不依附自己的人才。乾隆元年（1736年）继康熙之后再开鸿博制科，淹通经史的桑调元、顾栋高、程延祚、沈彤、牛运震、沈炳震，擅长文章诗赋的厉鹗、胡天游、刘大槐、沈德潜、李锴，其他如全祖望、裘日修、钱载等，一时绩学能文之士，都未能入选，颇失士林之望。本来奉旨阅卷的并非张廷玉一人，还有鄂尔泰和邵基，但人们则把考试不公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张廷玉一人身上，说是科“张廷玉主试事，托慎重之名，苛绳隘取”。这样讲，可能冤枉了张廷玉，但至少可以证明张廷玉在当时最有才华的士人中形象不佳，不然，大家为什么不去数落鄂尔泰和邵基呢？当然，他为宦多年，宠眷之优非他人可比，也会有不少同年、门生及故吏前来趋附，这里主要说一下日后被乾隆称为张廷玉“得意门生”的汪由敦。
汪由敦，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是科张廷玉首次担任会试主考官。汪、张同为江南人，张廷玉一脸福相，汪由敦为富家塾师时就被算命者预言日后必登大位，二人的长处和作风也极相近，都以记忆绝顶和嘴巴谨饬为君王所赏识。张廷玉承旨书谕为他人所不及，汪由敦则被乾隆誉为“任职本谨愿，书谕夙夜效”的亲臣近臣。不过，汪由敦性情似乎更平和，没有他的座师那样深的心机。当时著名史家和诗人赵翼与汪由敦相知最深，他说汪由敦胸襟很宽大，从不掩人之所长，在士人中有很好的口碑。汪由敦古文之学最深，当时馆阁后进群奉为韩、欧。汪由敦去世，自视甚高的赵翼悲痛不能自已，称“公死，天下无真知古学之人，天下无真知古学之人，而翼无复知己之望”。汪由敦之所以能得到乾隆的信任，长期担任军机大臣，不能说与张廷玉的提携无关，但主要还是靠自己，靠自己的才学与温和的性情。乾隆挽汪由敦诗云“赞治尝资理，论文每契神”，说的是心里话。另一个被乾隆目为张廷玉私人的是梁诗正，梁与汪其实很相近，都长于文学，书法端楷，也都没有党同伐异、锋芒毕露的派性。梁诗正被同僚戏称为“五清居士”，因为他一生所领吏部尚书、大学士、掌院学士，加上上书房、南书房等兼差，都是极清要之地。但张派人物中确实有激愤难平、咄咄逼人者，那就是上面提到的张照。
张照资历很老，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点翰林，那时乾隆还没出生。雍正晚年被派去经理苗疆事务，从此与鄂尔泰结下死仇。起初倒不怨鄂尔泰，张照错会雍正意旨，一到贵州就懵懵懂懂地致函哈元生令搜求鄂尔泰经理不善处，结果反被鄂尔泰的铁杆哈元生狠狠参了一本。张照这也是咎由自取。乾隆初命罢职治罪，当时鄂尔泰以大学士总理事务，想置之死命，幸亏乾隆在藩邸时已参与苗疆事务，深悉其中委屈，赦免了张照。有了这样的过节，张照对鄂尔泰的仇恨终身未能化解，在诗中还流露出对乾隆的不满，以为乾隆受了鄂尔泰的蒙蔽才加害于他。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照成了张廷玉最具派性色彩的私人。顺便提一下，乾隆极推重张照的书法，称其“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对他涉入鄂、张之争深为惋惜，《怀旧诗》说张照“性敏才本高，未免失行薄”。
总的来看，乾隆初鄂、张门户的分野并不像乾隆所描述的那样“满洲则想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想依附张廷玉”，而主要以门生座主的师生关系为转移，这一点雍正早已点破，不知乾隆为什么偏要以民族成分不同加以解说。就汉人而论，恐怕从雍正时代开始到乾隆初政，的确存在着隐然对立的两大派，一派以气节相尚，很有些为雍正深恶痛疾的科甲习气，鄂尔泰至少在雍正时很倾向于这一派，或者说这一派人物对鄂尔泰都有相当好的印象。另一派的首脑人物在雍正时是桐城张廷玉和常熟蒋廷锡，他们以柔媚谨慎、长于文字以结主知，受到皇上专宠，礼绝百僚，王公亦折节致敬。乾隆当政之初，前一派受压抑者如杨名时、谢济世、李绂、孙嘉淦、方苞等等借翻雍正旧案之风稍稍起，可惜维时不久，老成相继凋谢。而后一派蒋廷锡早已物故，张廷玉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也今非昔比。然而，两大派各以鄂、张为首，各有私人、互不相能的格局并没发生根本改变。到乾隆五、六年的时候，政治气候已开始发生逆转，乾隆对鄂、张暗中斗法已越来越无法容忍，他急于寻找打破这种不利皇权集中局面的突破口。
乾隆六年（1741年）四月有个叫仲永檀的御史上折参奏步军统领鄂善，说他收受俞姓富户贿赂白银一万两。这件事牵涉到一桩财产继承案的纠纷。为工部承揽建筑工程的凿匠俞君弼富而无子，病故以后，他的义女婿许秉义急忙出头主持丧事，并嘱托同宗、内阁学士许王猷遍邀朝中大臣前往吊唁，企图借此大造声势，与俞君弼嗣孙俞长庚争财产继承权。俞长庚感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就设法找更硬的门子，最后打听到盐商范毓馪素与步军统领鄂善往来甚密，就托范送鄂善银子一万两，嘱托其设法关照。俞长庚的银子果然管用，经鄂善的“照拂”，承审的法司做了有利于俞长庚的判决，将许秉义论罪如律，并革许王猷职。
不知怎的，这件案子的内幕叫御史仲永檀刺探到了，就上了一个密折揭发鄂善收受俞长庚贿银一万两。仲永檀在密折中又别有用心地奏称，风闻前往俞家吊丧者不止九卿，“大学士张廷玉系差人送帖者，徐本、赵国麟俱系亲往跪奠者，又有詹事府詹事陈浩在彼陪吊，送往迎来，奔走数日”。轻轻一笔，把张廷玉等当朝最体面的大臣牵连了进去。
仲永檀，乾隆元年（1736年）丙辰科进士。乾隆一想，这一科的主考官为大学士鄂尔泰，立即明白了此案肯定与鄂尔泰、张廷玉派系倾轧大有关系，于是特命怡亲王、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秉公查审。当然，先要查清楚鄂善是否受贿，至于“吊丧”等款虽事关派系之争，恐怕难于深究。
在审查鄂善的过程中，乾隆曾亲自鞫问鄂善，希望他主动坦白，鄂善被主子的推诚相见所打动，以为承认了皇帝就肯定网开一面，因此自认实收贿银一千两。但过后鄂善一想，受贿八十两就要掉脑袋，又推翻了原供。这样，鄂善在轻忽中犯下了“欺君”的滔天大罪，乾隆一怒之下，将鄂善革职，拿交刑部严审，很快坐实了鄂善受贿的事。在处理鄂善受贿案的过程中，乾隆内心很不平静，自言“朕为此事，数日以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责，水弱之病，朕实蹈之，若再不明彰国法，则人心风俗，将来何所底止”？决定严惩鄂善的朱谕乾隆是垂泪写的，可见他在反省秉政以来政策得失时的痛苦心情。经王大臣等会议，以鄂善应拟绞立决具奏，乾隆命从宽令其在家自尽。
鄂善时以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是为乾隆朝第一个被处死的一品大员。
鄂善处死了，但仲永檀所参张廷玉以大学士之尊差人往俞家送帖吊丧，大学士徐本、赵国麟亲往跪奠等款却查无实据。赵国麟素来讲道学，把自己的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仲永檀以“风闻”之事凭空污人清白，哪里肯罢休？就赌气向皇上乞求退休，回山东泰安老家。这时乾隆已超擢仲永檀为佥都御史。不久又晋升左副都御史，赵国麟急于告老，还带有发泄对皇帝处理此事有失公平不满的意味。乾隆原想此案处理以赐令鄂善自尽了结，并不想深究仲永檀参奏鄂善旁及张廷玉等人的背景，不承想赵国麟竟跳出来不依不饶，非要还他一个清白不可，照这样下去还了得！于是先将赵国麟降二级调用，留京候补。赵国麟不知收敛，还一再以病乞休，乾隆索性将其革职，命在咸安宫效力行走。
从鄂善受贿案到大学士赵国麟一再受挫，大概一年多的时间里，乾隆并非不知仲永檀“醉翁之意不在酒”，但御史职责所在，就是作皇帝耳目爪牙，搏击权奸贪墨。况且皇帝此时关注的是压抑张廷玉在朝势力的膨胀，故而有意超拔以利用与张派对立的仲永檀。但仲永檀好景不长，随着张廷玉派的大大收敛，乾隆打击重点的转移，他的末日也就到来了。
不过恰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桩谁也未曾料到的震动朝廷的事件，不仅使仲永檀的死期以及由此连带鄂尔泰一派受到的重挫整整推迟了一年。而且，乾隆通过这个事件意外地发现，在隐然对立的两大派朝臣之外，竟还有卓然独立、秉公持正、心中惟知有君的刚劲之士，他就是令乾隆终生感佩的大臣刘统勋。
刘统勋，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父亲刘棨在康熙年间官至四川按察使，以清廉闻名于世。雍正去世前，命他到教育皇子的上书房当差，因此他也当过乾隆的老师。因有这层师生关系，乾隆对他的人品是有着相当了解的。乾隆登基后很快提拔他出任内阁学士二品大员，刘统勋则决心有以报君上知遇之恩。乾隆六年（1741年）刘统勋四十三岁，被皇帝任命为纠察百官的左都御史。他对朝中形势作了深入的分析，对皇上的政治意向也做了悉心的揣摩，得出的结论是先皇雍正留下的老臣渐渐滋长结党擅权倾向，而新帝着力提携培养的某些大臣又权力过重，用事过锐，不及时抑制，日后发展下去，也可能恃宠而骄，重演先皇时年羹尧、隆科多故事。而这一切都原于初政的乾隆皇帝缺乏政治经验，对待臣工过于宽厚仁慈，以至朝中群臣未能如雍正皇帝时震怖匍匐于皇权之下。这年四五月间发生的仲永檀参劾鄂善受贿案，特别是乾隆对此案的处置手法，使刘统勋进一步觉察出皇帝已开始酝酿动手解决初政以来日渐突出的问题，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但投鼠忌器，还不想撕破情面，直接动手，直指一切问题症结之所在，伤害前朝老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刘统勋觉得盼望已久的报主的机会到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决心置个人仕途于不顾，连上两件密折，参劾当朝权势最重的两位大臣，一是张廷玉，一是讷亲。
在第一折中，刘统勋引用外间舆论：“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指出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锋芒等十人。并称：查得康熙年间，因王奕清等姻眷仕宦最多，奉旨“三载升迁，不许开列奏补”。今可仿其例，三年之内，除特旨升用外，概停升转。刘统勋所说的张廷玉一门朱紫、权势煊赫，乃朝野共见的事实。张廷玉与其父张英相继为宰辅，而廷玉大哥廷瓒、三弟廷璐、四弟廷瑑俱为翰林，并官卿贰，廷玉四子一孙也都身入翰苑，以至乾隆初赐诗张廷玉有“便将翰苑登瀛谱，唤作卿家世系图”之句，其门第之盛可以想见，而这还不算张家世姻姚家点翰林者。刘统勋选准张廷玉作为攻击的一个靶子，又不涉及他与鄂尔泰之间的恩怨瓜葛，真是高明之至。
在第二折中，刘统勋称讷亲年未强仕，统理吏、户两部，入典宿卫，参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趋承禁闼，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请将讷亲所管事务量行省减，并训以气象谦盈之道。这些话讲得何等理直气壮！其时讷亲为领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吏部尚书又协办户部事务，并兼军机大臣、议政大臣。据曾任军机章京的赵翼所记，在军机大臣中，“惟讷公亲一人承旨”，所以刘统勋说他“统理吏、户两部，入典宿卫，参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趋承禁闼，时蒙召对”。
讷亲，满洲镶黄旗人，曾祖额亦都十九岁跟随太祖努尔哈赤奠定大清江山初基，身列佐命元勋“五大臣”之首。祖父遏必隆，征战骁勇，顺治皇帝死，为顾命大臣。父亲殷德，承袭一等子世爵，兄弟子侄辈策楞、阿里衮等出将入相者指不胜屈。讷亲在雍正中袭公爵，未久升御前大臣，擢军机大臣，为雍正所倚重。乾隆即位，以讷亲出身贵胄，年轻有为，办事勤慎，廉洁自爱，命协办总理事务，晋一等公。讷亲被乾隆称誉为“第一宣力大臣”，是皇帝心目中未来首席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最佳人选。而讷亲少年得志，自恃皇上眷注优隆，难免飞扬跋扈，擅作威福，所以刘统勋说他“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可以想见，刘统勋以汉大臣挺身而出批评位尊权重的满洲勋旧，该有多大的勇气呵。
当时乾隆正需要像刘统勋这样无所依傍、有棱有角，为维护和强化皇权不惜粉身碎骨的忠直之臣。乾隆六年十二月初四，奉旨将刘统勋两折发给群臣。皇帝为此专门降旨训谕说，以今日之势言之，若有擅权营私者，朕必洞照隐微，断无不能觉察而陷于不知之理。刘统勋有此陈奏，正说明张廷玉和讷亲的声势还没达到可以钳制人口的地步，此国家之祥瑞，朕心不仅不为之忧，反而转以为喜。张廷玉亲族登仕籍者，经此一番查议，人人皆知谨饬检点，反倒对张廷玉有益。讷亲今见此奏，应当更加留心自勉，至于职掌太多，如有可减之处，候朕酌量降旨。可以说乾隆给张廷玉和讷亲留足了面子，但谕旨中也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训诫说，大臣为众所观瞻，见人直陈己过，惟当深加警惕，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若有些微芥蒂存于心中，则非大臣应有的度量。
非常不幸，乾隆初这两位权势最显赫的大臣都没有从根本上汲取教训。七年后，经略大学士讷亲在金川军中为乾隆封寄前去的遏必隆的刀正法。此后不到一年，张廷玉在受尽挫辱，被削去伯爵，罢黜配享后，黯然辞别帝都，回到故乡。
从这个意义上讲，刘统勋又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预言家。他懂得盈则溢、满则亏、刚则折、骄则败、富则咎的天道人情，当月晕础润之际，他就预示了雷电风暴将要来临。
乾隆六年以后，张廷玉屏息敛迹，处处以太平宰相自居；鄂派干将仲永檀自超升左副都御史后却忘乎所以，说话不知检点。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不慎败露了，原来他上折参劾时为乐部大臣的张照时先找鄂尔泰之子鄂容安密议。乾隆赫然震怒，命将仲、鄂俱革职，拿交慎刑司，令庄亲王允禄、履亲王允构、和亲王弘昼、平郡王福彭，及大学士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等审明具奏。
鄂容安是鄂尔泰的长子，雍正十一年（1733年）中进士时还不到二十岁，随即以翩翩贵公子入值军机处，成为国家军政中枢最早一批军机章京。乾隆初擢詹事府詹事；詹事，正三品，号“小九卿”。他的父亲鄂尔泰见儿子超升太快，就上疏固辞。乾隆说，鄂容安与张廷玉之子若霭，皇父在世时命在军机处行走，本想造就成才，以为国家栋梁。朕继而擢用，卿就不必以己意一再推辞了。鄂容安小皇帝三岁，看来乾隆对他抱有极大的期望。但鄂容安行为不谨，特别在事涉国家朱批密折制度时，竟敢漠视除皇帝与具折人之外绝不可有第三人知之的成规，私下里与仲永檀就密折内容往复磋商，而且此中隐情竞渐渐传入皇帝耳中，乾隆怎能不震怒？
经庄亲王允禄等王大臣等审讯，仲永檀很快供出确实曾与鄂容安商量过密折参人的内容，而鄂容安亦供认不讳。王大臣拟以泄漏机密事务之律上奏。乾隆以为仲、鄂二人往来亲密，仲于未奏之前先与鄂商谋，既奏之后，复行照会，显系“结党营私，纠参不睦之人”，王大臣等拟罪失于轻纵。仲、鄂之案改由王大臣会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另行严审。
此案的性质至此急剧升级，看来乾隆有深究鄂、仲之外有无操纵指使者的意图。奉旨审讯的王大臣不敢再敷衍了事了，很快审出“仲永檀参劾张照一事，实由其座师鄂尔泰指使”的重要情节。王大臣见事态严重，就奏请刑讯仲永檀、鄂容安，并将鄂容安之父大学士鄂尔泰革职拿问。乾隆则认为仲永檀、鄂容安交结情迹已明，无庸刑讯，鄂尔泰亦不必革职。但为此案发布的谕旨词气异常严厉，乾隆说，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端正直率”，显系党庇门生，对其长子鄂容安也未能训其谨饬。朕不忍以此事深究，若以此事深究，不但罪名重大，鄂尔泰承受不起，而国家也少一能办事之大臣。鄂尔泰应该自思：朕从前能用你，今日能宽你，难道将来独不能重治你的罪么？著交部议处，以示薄罚。至于仲永檀，乃“依附师门”，“暗结党援”，情罪甚属重大；鄂容安向言官商量密奏之事，情罪亦无可逭。王大臣及三法司可定拟具奏。奏未上，仲永檀卒于狱中。鄂容安论戍，乾隆帝命从宽免发台站，仍在上书房行走。
仲永檀之死一事，后世传说很多。礼亲王昭裢及姚元之都说仲永檀是在狱中被张照下毒所杀。《啸亭杂录·仲副宪》条的记载是：“张尚书照以文字供奉内庭，尝预乐部之事，公（永檀）劾之，有‘张照以九卿之尊亲操戏鼓’之语。张衔之次骨，乃谮公泄禁中语下狱。上知其枉，立释之。张恐其报复，因用其私人计，携樽往贺，暗置毒酒中，因毙于狱。傅文忠（恒）时为户部侍郎，大不服张所为，欲明言于朝，以公尸如常，事无左验，乃已。逾年，张病噎，告假旋里，卒于济宁舟中，盖见公为祟也。”姚元之著《竹叶亭杂记》，自谓“余闻前辈言张尚书某（自注“即张文敏照也”）以药杀仲副宪永檀，张归至仲家浅，见子路以椎击其首，亦以是死”。这些说法未必可信，但仲永檀之非正常死亡，确系一大疑案，对此朝野多有所传闻。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乾隆初政以来朝廷隐然对立的鄂尔泰、张廷玉两大派系矛盾的激化。乾隆对此深有触动，晚年记张照之诗仍云：“使生前明时，标榜必致错。本朝无所施，小哉张与鄂。”他在诗注中还说：“张照即张（廷玉）所喜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张所恶者，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自有权衡”。这的确是实话。不能说乾隆有意制造鄂、张两派之间的矛盾，但他即位后肯定很快就意识到皇帝高高在上，操纵其间，左右开弓，借其互不相能之势而使其互相制约，倒不失为抑制权臣擅政，提高君权的一招妙棋。乾隆六、七年的政局表明，乾隆的帝王平衡术已日臻纯熟起来。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君臣间的关系不宜绷得过紧，乾隆可能觉得应该适时地松弛松弛，把严峻的面孔舒展一下。
乾隆六年七月在赐令鄂善自尽和罢黜赵国麟后，皇帝降旨说，近来鄂善、喀尔钦、萨哈谅、赵国麟及卢焯等案，外人不得深知，未必不以为涉于严峻。朕即位之初，本欲减去烦苛，与众休息，所望诸臣凛遵法纪，以成宽大之政。但若因此废弛放纵，是诸臣迫朕以不得不严之势，非朕本意也。乾隆向臣下表达的意思是，从主观上讲，自己仍一如既往愿意推行宽大之政，之所以连续严厉惩治腐败与沽名，乃被动之举，实出于不得已也。
乾隆九年（1744年）初，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徐本似乎忘了两年多前赵国麟的殷鉴，又以老病提出解任归里这个敏感的要求。乾隆没有答应，君臣关系又有紧张迹象，大家都预感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六月，徐本又具疏力请，几乎令所有人大出意外的是，皇帝竟然降旨准许解任，谕旨很有人情味，说“大学士徐本老成谨慎，宣力有年，今以抱病恳请回籍调理，朕心眷注，特赋诗篇以宠其行”。这篇题为《赐大学士徐本》的送行诗写的真挚恳切，皇上温情脉脉地叮嘱杭州人徐本：“长夏宜林居，山水秀且轻。峰迎南北翠，月印三潭明。卿虽适江湖，岂不念朝廷？努力加餐饭，慰予跤望情。”令徐本更想不到的是皇上特命御前侍卫、都统永兴，将皇帝赐给徐本的御用冠服及内府文绮貂皮等物送到徐府，当面宣读谕旨，并传旨说，本月二十五日行幸南苑时皇上将亲往徐本邸寓慰问之。徐本感激涕零，从心里觉得为人臣者能得到如此恩遇，为皇上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也值得！
雷霆之后必有雨露。在朝大臣都长出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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