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入关以后，历代皇帝都了解：要统治众多的汉人，不能单靠武力。从清太宗皇太极开始到顺治、康熙以迄雍正，都推行崇儒尊孔的国策，都举办科举考试来笼络汉族读书人。乾隆当然知道这一国策的重要，因此他在即位之后，先排斥道、佛与祥瑞迷信的思想——这些都是他父亲雍正生前提倡并用以加强对人民统治的，转向推崇儒家学说，“以儒学为宗主，接尧舜为心传”。初期他也强调他祖父康熙认为最完美的程朱理学，他自己诵读理学的书，也叫大臣们“研精宋儒之书，以上溯六经之阃奥。……明体达用，以为启沃之资；治心修身，以端教化之本”。不过理学在康熙后期已经产生流弊了，不少学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加上后来乾隆自己要提升皇权，强化专制统治，于是理学的地位逐渐下滑，而汉学慢慢地成了显学。这种转变也可以在科举考试上看出来，乾隆十年（一七四五）以后，原先以朱子的《四书集注》为规定内容的政策被改变，而迎合汉学研究的方向，专门出些经史考据的题目。如此一来，一大批在经史学问上研究有成的人就进入了政坛，听命皇帝，借以整饬吏治政风，并建立另一类为皇帝服务的队伍。
乾隆真是一位幸运的皇帝，他接管的江山是他祖先多年辛苦经营的基业。他的时代正是中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四方无警、物阜民安的一个盛世，他自己又是奋发有为，因此在确定文化国策之后，他就开始从事很多相关的工作了。
首先他注重培养人才，培养一批“顺民”式的人才。所谓“帝王敷治，文教是先”，兴办学校是首务。康熙也说：“兴学校以端士习。”让大家从小就知道“尊君亲上”，绝对服从政令家规。乾隆时期随着学术风气的转变以及他自己统治的要求，他非常重视士风、学风。他常说：
士人以品行为先，学问以经义为重。故士之自立也，先道德而后文章；国家之取士也，黜浮华而崇实学。……为士者当思国家待士之重，务为端人正士，以树齐民之坊表。至于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治一经必深一经之蕴，以此发为文辞，自然醇正典雅。若因陋就简，只记诵陈腐时文百余篇，以为弋取科名之具，则士之学已荒，而士之品已卑矣。
乾隆又教大家要知书，有书气。他认为一个书生如果做了官，一定会“行宽和惠爱之政，任一邑则一邑受其福，莅一郡则一郡蒙其休”；“至于书气二字，尤为宝贵，果能读书，沉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义而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直到乾隆晚年，皇帝还是以士风、文风为念，坚定认为“士子读书讲学，原应湛深经术，坐言起行，方为敦本崇实之道”。总之，乾隆是以学校来振刷士气与文风，造就一批“顺民”，将来为大清朝工作。要年轻的读书人品学兼优，成为“书生”，当然对各级学校的教师应给予优渥待遇，以示隆重师儒。像免除杂差、增加俸银、供应经史资料等等，这些措旌确实收到不少维系知识界和社会凝聚力的效果，对政权巩固有良好助益。
除了正常的考试录取从学校训练出来的以及私人家族培养出来的人才之外，乾隆又仿照他祖父的办法，亲自下诏求贤，要大家举荐人才，考试录用，以博学鸿儒科、孝廉方正、经学科以及皇帝出巡时当面召试等等不同名目与方式收罗人才。乾隆元年诏开博学鸿儒科，初取刘纶等十五人，第二年又收录万松龄等四人，各授以翰林院职官。十四年，下诏举经学大儒，得吴鼎等四人，授以国子监司业。乾隆在各地巡幸时召试而被录取的人则更多，在浙江得王昶等八十五人，在山东得黄道熙等十七人，在天津得姚文田等十六人，在五台山得龙汝言等九人，还有在其他地方收得的人才，当时选拔人才之盛，方式之多，堪称历朝罕见。
乾隆不但注重人才，收搜人才，更难得的是他也相当怜惜人才。钱维城是乾隆十年（一七四五）中榜的进士，因为他被认为是可造之材，因而被选上到翰林院攻读满文，以备未来升大官为国家服务；可是钱维城在三年期满结业考试时，他竟交了一份自卷。乾隆听到此事后，大怒说：“钱维城以国语不足学耶？乃敢抗违定制，将置于法。”后来大学士傅恒为他说情：“钱某汉文优者，尚可宽贷，……上异其才，命南书房供奉。”皇帝也违法宽恕了钱维城，并命他到南书房工作，乾隆也因此找到一个好秘书，培养了一个好画家。另外传说江阴缪炳泰为乾隆画像，因画出“耳窍毫毛”，皇帝认为他做事实在，赏了他郎中官职。梁诗正的亲戚杨瑞莲，在内廷充缮写人员，因为“工篆隶书”，而且人“甚诚实”，乾隆赐他为举人。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在在可以说明乾隆对人才的重视与怜惜。
搜求资料与编辑图书也是可以表现倡导文治的，同时还是一种有效的网罗人才与控制思想的手段。乾隆当然不放弃这方面的努力，而且做得比他祖先还更好。
搜求图书资料在康熙朝就举办过了，皇帝当时以“稽古崇文”为名，说古帝要致治隆文必具备典籍，用来“广见闻而资掌故”，所以他命令地方官或付钱购买，或“借本抄写”，把一些善本好书搜访后送到京城中来，“用充秘府”的不足。乾隆即位之后，也效法他祖父，先后在六年与十五年，两次下令采访遗书，“以广石渠、天禄之储”，让内廷有更丰富的图书收藏。后来到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皇帝再下征书的命令，这次征书不但规模最大，成效最好，也是最具政治目的的一次。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开始大规模征访全国遗书，直到四十三年才结束，之所以费这么长时间，一是最初地方官员不把这件命令当急事办理，总认为这不是什么国计民生的大事，后来皇帝再下令催行，大家才认真搜集；二是因为当时文字狱大行，人人自危，骇怕家藏书中会有违碍的文字，拿出来说不定会弄得家破人亡，民众不愿意合作；三是好书善本多存收藏家手中，珍本不易求得，送进京中是有风险的，能不拿出来当然尽量推延。乾隆逐渐了解这些情形之后，便想出一些配合的措施，使藏书的人愿意合作。第一，皇帝一再说明，书中若有忌讳文字，表示宽大处理，他说：“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记载失实，固所难免，果其略而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颐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他甚至还保证说：“至书中既有忌讳字面，并无干涉，必不以此加罪。”第二，定出奖励办法。对于进呈书籍的人，凡在五百种以上的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一百种以上的赏《佩文韵府》一部，这就是“奖书”的办法。进书人若送来的确是精醇的善本，皇帝亲自为这些书咏评并题识在书的卷首，并将这些书尽快抄录后发还给原收藏人。还有一种奖励办法是“记名”，就是把原藏书人的姓名附记在各书的提要后面，以便留名。第三，严令地方大吏努力搜求，皇帝甚至指出江南某些大藏书家的人名，派人去逐一查访，务必让天下收藏都尽收内廷。经过将近七年的收集，各地珍本秘籍不断地被进呈入京。据史料记载，这次大规模收集，一共征集了一万三千零一种宫中没有的图书，其中进书最多的是江苏省，先后奏进书目清单三十次，呈进的好书有四千八百多种。其次是浙江，共送达的图书四千六百种。其他各省也送呈遗书，不过数量都不多。
乾隆收集到如此多的各种图书，倒也不是他一个人“独乐乐”，他是有两层愿望的：一是编辑成大丛书，让全国读书人参考阅读；另一愿望则是仔细检查书中文字，若有反满反清或是对政府不利的言论文字，借着这次机会给予销毁。乾隆朝所编辑的创世界纪录的大书就是靠这次收集而后编成，它就是《四库全书》。关于这部书的编纂等有关情形，将在下一节里叙述，现在先来谈谈乾隆朝官府修书的大概。
乾隆年间，由于财政富裕，人才辈出，加上皇帝的热心，数十年中，政府所修的书籍多达一百二十余种，而且都不是粗制滥造的作品，有的一部书是花了十多年才编成出版的。若给予分类，至少可以有经注经疏类、乐律类、文字音韵类、史著类、史评类、经略方略类、传记类、地理类、职官类、典制类、政书类、考工类、目录类、金石类、儒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历法类、阴阳五行类、艺术类、诗赋文集类、丛书类等。就以上面最后一类“丛书类”来说，其中《四库全书》一种，前后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完成，而动员了一时之选的大学者及其他抄录人员总共三百六十人。后来又钞成复本六套，再费了十年的光阴。幸亏乾隆高寿，否则他生前是不能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不仅如此，在编辑这部将近八万卷的大丛书的过程中，乾隆皇帝还亲自主持，不断询问修书的情形。他从体例的制定、内容的增删、人员的组织到史实的考证、文字的订正等等，无不参与。有时他断然行事，绝不马虎，使得所有工作人员都认真地工作，不敢稍懈。这部丛书的辉煌成就，皇帝也是有功劳的。
乾隆对文化活动的提倡确是不遗余力的，而他个人的躬亲参与则更能造成风气。他强调实学，教大臣们“以实心行实政”，他自己也是整日辛苦，处理军国大事。他也雅爱文学，一辈子写成四万多首诗，没有一个诗家能与他匹比。他几乎每天写诗，有时还写作好几首。赵翼说过：
上每晨起即进膳，膳后阅部院所奏事及各省督抚摺子毕，以次召见大臣，……见毕日加已，皆燕闲时矣，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
也有人说乾隆皇帝喜欢作诗，“每一诗出，令儒臣注释，不得原委者，许归家涉猎，然多有翻撷万卷莫能解者。尝于塞中雨猎诗内用‘制’字，众臣莫晓，高宗（乾隆）笑曰：卿等一代巨儒，尚未尽读《左传》耶？盖用‘陈成子杖制以行’也。”这些也许是皇帝在作“秀”，表示他有学问，但是他这样做必然刺激大臣专心深人地读书。
乾隆年间，由于有既定的文化国策，有雄厚的财力，有安定的学术环境，有高深学术成就的人才，加上皇帝自己亲身的提倡与参与，营造了一种博大宏伟的文治气象。全国资料得到妥善的收集，专书丛书不断地问世，给予读书人极大的便利，学术思想在不违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得到空前的发展，吴派、皖派、扬州学派鼎立江南，为经世致用之学重新奠定了再现的基础。乾隆以文治统治了国家，国家也因文治而显现了盛世的绚丽。乾隆时代的文化建设可以说到达了传统中国历史上发展的高峰，皇帝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不过，乾隆大倡文治也确有其政治目的的，他培养人才，是想培养“顺民”为他效忠服务；他收集资料，多少有着过滤“反动”思想的用意在。他编印专书意在防止异端言论“煽惑”士人，他主持的“御制”、“钦定”出版品根本就不准有不同声音与看法的出现，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二、纂修《四库全书》
中国是个文化传统悠久的国家，自古以来，从事著书立说的，代不乏人。经过两千年的积累，到了清代，国书文献的成就数量非常可观。可是由于历经变乱以及其他天灾人祸的损失，也使很多著作亡佚不存，而有些则是讹脱或是衍误不实，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是很多学者的期望。可是这是一项巨大而又艰难的工程，少数私人是绝对不能做到的。正好到了乾隆时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财政盈余，人才辈出，加上皇帝好大喜功，做各种事都希望比别人又强又好，因此在以上多种机缘聚集下，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乃纂修问世了。
在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皇帝下令向全国搜求遗书、充实内廷图书文献的同时，有人向皇帝提出校录图书的建议。朝廷王公大臣有不赞成此举的，因为“非为政之要”；但是皇帝最后还是批准了此案，并且下令“详加剔择校勘”《永乐大典》中的收录书与清代官刻本书以及各省征集来的各类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名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书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四库全书》就这样开始纂修了。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清廷中央正式成立四库全书馆，负责纂修的工作，由亲王、大学士领衔为总裁官，总理馆内一切事务。另外根据工作性质需要，分设纂修、缮书与监造三大处，邀约了全国知名学者多人参加工作，其中名望较高的有纪昀、陆锡熊、任大椿、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程晋芳、朱筠、姚鼐、翁方纲、王念孙、王引之、彭元瑞、朱珪、庄存与、刘墉、谢墉、门应兆等等，真是“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成为学界空前的盛事。
随着《四库全书》的纂修工作的开始，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不但经常关心工作，而且对修书的计划愈改愈大。例如在开馆之初，决定纂修的只全书本身，最多加一份总目。后来皇帝认为全书卷数太多，一时难以编成，而且将来修好后也是内容过多不易翻阅，所以下令“撷其英华”先编成一套《四库全书荟要》。乾隆三十九年又命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种。四十一年再决定增修《四库全书考证》一书。增加这几种副产品，皇帝是为“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的。另外，《四库全书》修成究竟要缮写几份？早期皇帝只想到皇家的图书馆，所以命令缮写四份，分别存在北京紫禁城、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与沈阳故宫四地。后来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也满足他的喜功心，下令再抄录三份，分别收藏在扬州、镇江与杭州三地，让这些“人文渊薮”之地的读书人能“就地观摩腾录”。全书份数的增多与副产品的增修，都是费钱又费力的事，也只有在乾隆统治下的当时，才能顺利完成这项中国文化史上的壮举。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重要典籍整理与重新抄录的大工程，书中分经、史、子、集四大部，四十四类，共收录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干三百零九卷。存目则有书籍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总计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卷。可见存目的书比收录在全书中的要多出一倍略多，共六千多种，被清廷这次“消失”的图书数量实在也是多得可观的。尽管如此，《四库全书》仍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内容包罗宏大、丰富浩瀚是毋庸置疑的。全书修纂的时间从乾隆三十八年开始到五十二年全部竣工，前后历时十五年，而动员的专家学者等共计三百六十多人，其中纪昀（晓岚）是出力最多的一位，他从头到尾参与了工作，全书的体例与文字多是他主持制定、加以润色与统一的。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他的贡献更多，他把著录在全书里的三千多种书籍以及未著录而存其书目的六干多种书籍都作了介绍和评论，简要地叙述每部书的内容，评述其优劣得失，探讨其学说源流与版本同异，实在是有益于读书与治学人的实用书，难怪大学者阮元说：
高宗（乾隆）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衷诸是，持论务得其平。
《四库全书》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内容与价值在这寥寥数语中，似乎可以窥知梗概了。
《四库全书》修成之后，分别珍藏在“内廷四阁”（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与“江浙三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由于外省各地读书人可以到江浙查阅参考，对学术研究的推动与发展贡献良多。就收集资料与修书而言，也是自西汉以来政府组织的历次整理图书文献事业中，最有意义、最具影响的一次活动。
不过这七处收藏的《四库全书》，不到一百年间就有三处毁于兵火了。圆明园的毁于英法联军之役，扬州与镇江的则在太平天国期间被烧毁。连藏在翰林院里的一份底稿也在八国联军入北京时被化为灰烬，实在是不幸的事。不过在二十世纪中期，带到台湾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渊阁藏本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复印成书，使这套空前绝后的大丛书能呈现在各大图书馆中。后来大陆又出版了纸印本与光碟，四库资料更便利于学界及一般人利用，真是大功德之事。
《四库全书》的出版以及这一大丛书的在江浙地方公开使用，确实是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的。先从该书的内容来说，它除包含了《永乐大典》、清宫原先收藏图书与武英殿刻本等资料外，又从江南征求到大量的遗书，而且不少是收藏家们几代珍藏的善本，甚至是失传数百年的海内孤本，现在都因《四库全书》的问世，得以重现人间，委实难得。其次，在修纂全书的过程中，由于主事者都是饱学之士，他们把收集来的资料作了有系统的分门别类，并反复地校勘、考证，把原书中的错误改正了，缺文增补了，这些整理工作若不是政府出面主持推动，根本无法做到。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自从全书在南方公开之后，民间学者便利用该书作学术研究，不久之后他们就有了具体的成就。如在经学方面，把历代学者对汉代以来经学家的误解与歪曲解释清楚了，并在钩考汉儒经学真义时作出了新的看法，尤其把清代人对经学研究的成果汇集在一起，供后人参考，这些贡献都是对后人有大助益的。在史学方面，由于资料的增多，学者们扩大了研究的范围，提高了史学的地位；尤其是对古代历史拾遗补缺，考证发明，作了很多有用的工作，为后世治史者搭起了津梁，开辟了新路。其他在文字、音韵、校勘、目录等等学问方面，学者们也因利用了《四库全书》而有了丰硕的成果，不但制作出了很多的专书与工具书，同时也让各该学科有了显著的地位，终于成为独立的专门学问。总之，清代学者能在笺释群经、搜补史料、辨证伪书、搜辑佚册，同时又能在文字、训诂、音韵、算学、地理、金石、方志等学科中做出创见发明，实在多少是与《四库全书》的公开流传有关的。
然而，乾隆皇帝也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纂修《四库全书》，他让一批御用学者为他做这套大丛书的工作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以下几点，也许可作说明：
第一，儒家唯一正统。乾隆知道要统治汉人，不能不崇儒，因此《四库全书》的编纂也以崇儒为基调。儒家的开山老祖是孔子，所以全书“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儒家的经书也被编纂人高度重视，因而全书极力排斥各种异端思想，纪昀等人更不隐讳地说：
今所采录，惟离经叛道者、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
尽管全书中也包容地收录一些别家“阐明学术”的文章，但儒家经典的书“甄录最宽”，总数高达六百多部，占全部著录书的五分之一，可见儒经被抬高到了显赫地位。其他科技、手工业、道佛与西洋宗教之书，被收入全书的寥寥无几。从比例上看不但有着重经轻艺的失调缺陷，同时也明确地透现了全书是配合崇儒国策而修纂的。如果我们再深入一点观察，皇帝当时所崇的儒是汉儒不是宋儒，是汉学不是宋学，程朱之学在《四库全书》里显得失去光彩而式微了。在全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地方批判理学，例如理学是以一个“理”为核心的哲学逻辑结构，全书则认为“执一理而该天下之变”是不当的。纪昀等人以“气外无理”、“理外无气”来责难宋儒的“理先气后”、“理为气本”的理气一元论。理学家又以“穷理”为主，竭力关注“修身养性”与“性尽至命”。程颐说：“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朱熹则说：“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把他们的学问推演下去会发展成正心诚意为“国治安民之本”，这也是理学被不少君主尊崇的原因。《四库全书》则认为性理空谈悖背于儒家的人世实用传统；至于理学强调的“存天理，遏人欲”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全书也予以批判，认为不近人情，而应该恢复古代儒家具有人情味的“礼”传统才对。朱熹是宋朝理学的大领袖，全书当然不能放过他，认为“晦庵（朱熹的号）一集律天下万世……非千古之通论也”，反对以朱熹一家之言，笼盖天下学术文化。总之，皇帝厌恶程朱理学，全书也反对宋儒理学，而独尊汉学。
第二，皇权至上。《四库全书》修纂期间，乾隆不但亲定收录图书的标准，而且有时还干预编纂的工作。例如他几次下令要馆臣们对所收录书的内容仔细清理与审查。唐宋以下，特别是明末清初的史料与史书，其中如有“违碍悖逆”的文字章节，具有民族思想以及反清意识的叙述，全部予以销毁，不能收录。即使是名著如顾炎武的《日知录》，纂修馆臣认为是“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的佳作，但是书中原有以“素夷狄行乎夷狄”、“胡服”、“左衽”等等用字用词，又有其他一些尊称明朝或行文中有“夷”、“贼”、“胡”等称呼的，乾隆也谕令将它们改易，无法改易的则干脆删除销毁。当然清朝皇帝们“钦定”、“御制”、“敕撰”的书全部收入，皇帝们的圣训、庭训、诏令等文字，充塞在“圣义”、“圣谟”等部分了，借以宣扬大清得国之正与帝王们的圣德、圣学之伟大。
第三，传统天朝观念。《四库全书》中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以天朝观念去审视西学。尽管编纂们承认西洋科技是一种“精密有据之术”，甚至说“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皆裨益民生之具”，但是对西学传来的目的却以为“欲借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心是可议的，而且沿用明末徐光启与康熙等人的说法，强调“西学中源”。《明史·历志》说，“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人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这种固步自封、至尊至大的文化观念，其根本就是来自天朝心态。对于西洋科技尚且如此，对西洋宗教则更是严加指责了，比如说“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更有趣的是，全书的编纂人与审查人乾隆皇帝也认为天主教是从佛教变幻而来，所谓“天堂地狱之说与轮回之说相去无几，特小变释氏之说，而本原则一耳”，或是“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罗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等等。这些说法是对西洋无知的表现。不过，当时担任全书编辑的权威学者们总相信无论是佛教或是天主教，它们都不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正统，都不是皇帝喜欢的，因此说天主教“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当然有关西洋很多书，特别是宗教有关的书，都被排除不录了，最多有些于民生有益的天算方面的书，准予抄入四库，这就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这种说法，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天朝心态。
以上几项也许可以说明《四库全书》修纂的政治用心了；但是更大更可怕的是在修书前后销毁了为数可观的中国古代图书文献，据说“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惟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按照专家估算，当时销毁的各种图书总数在三千种左右，六七万卷以上，几乎和收录在《四库全书》中的数量相等。这次毁书与秦始皇的焚书一样，同是中国文化史的浩劫，也使乾隆朝文治消减了不少的光彩。
三、惨烈的文字狱
乾隆皇帝除了销毁“违碍”的图书，窜改古人作品中不利于他统治的文字之外，又大兴文字之狱，以达到消灭异己人士与钳制思想的目的。文字狱就是在作家的出版品或论著中找文字上的麻烦而定罪，甚至是些望文生义的，或任意罗织的文字罪状。文字狱不是清朝首创的，在中国专制政体下早就有文字狱案了。史学家司马迁与魏收等人都是文字狱案的受害者，专制皇帝常用这种方法来震慑官员与知识分子。不过文字狱发展到清朝，变得更为残酷激烈了，受害者不仅是当事人，家族与关系人有很多都会被牵连上。而且又形成一种告讦之风，很多人为了报私仇或谋私利而告发别人造成文字大狱。更不幸的是，文字狱多了，被杀的人多了，读书人不敢写时论相关的文章，特别是与民族有关的文字，这样使得人民思想受抑制，乾隆朝的情形正是如此。
乾隆即位后，一度因为标榜中道，造就自己宽仁的形象，曾经对思想文化界采取过比较宽松的政策；但是后来为了打击朋党，特别是鄂尔泰与张廷玉两党人士的斗争，皇帝开始借孙嘉淦奏稿案与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案，以文字的缘由整肃思想、震慑官员了。到乾隆三十年代之后，更因强化专制，伸张皇权，大兴文字狱案，无论是择词不精、引用不当，或是无意发出牢骚抑郁，甚至连文墨都不通的人，一经告发，都被定罪，有些还弄得家破人亡，惨烈的情形超过前代。知识分子生活在浓重的恐怖气氛中，而君主的专制淫威高涨到了极致。乾隆朝的文字狱为数在百件之上，不能一一列举，现在分几类略述如下：
第一，因打击反清反满思想而兴的文字狱。乾隆时代不少人因写诗作文而被指为思想反动，有反清复明的意图。像胡中藻《坚磨生诗钞》里有“一世无日月”一句，被断章取义地解释为怀念明（日与月合而为明）朝。“一把心肠论浊清”被看作是在大清国号上加上“浊”字，心存侮辱。徐夔述的《一柱楼诗》里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句以及咏正德杯诗写出“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二句，都是不敬大清，甚至在诅咒大清，想要一举“去”掉清朝政权，而且“壶（胡）儿”更是影射满族。徐夔述“狂诞悖逆，实为覆载所不容”。钱谦益著作很多，经人告发在他的《初学集》与《有学集》中有“不辨科斗文，神官为我读”、“青衣苦效侏萸语，红粉欣看回鹘人”，被认定是对满族语文的讽刺文字；又有“先祖岂知王氏腊，边人不解汉时春”以及“歌舞梦华前代恨，英雄复汉后人思”等等，都有诋毁清朝之意。钱谦益死后百年还被清算，可见当时文字狱之可怕。其他如杭州卓长龄著《忆鸣诗集》，因“鸣”与“明”同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中有“长明宁易得”、李驎《虬峰集》中有“翘首待重明”、安徽武生李超海在《武生立品集》里写了“大明进士”犯了忌讳。王沅《爱竹轩诗稿》内有“暗影‘日’‘月’二字，合成明字，藏于篇终，言其所思在明”，也被当作逆案查办。清初祝廷诤教儿子的《续三字经》课本里有“发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也是“系怀胜国”，“指斥本朝制度”，而他书中“未将本朝国号敬谨抬写”，意味着祝廷诤有反清意识。
还有记载说：山东刘遴等人刻印族谱，其中有以“卓尔源本，衍汉维新，希是如此，嘉毓统真”十六字为刘家子孙辈分排行的用字，这本是很多族谱书中常见的事；但是刘家族人不和，有人就告到官府，说什么“语句不经”、“匿祖别宗”，因而兴了一次文字之狱。山东的地方官也觉得他们“远引汉裔，殊属狂悖”，这个“汉”字不但代表刘家是汉朝刘邦的后代，还意味着他们是“汉”人的后裔，有反满之意。又有“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以及有人以“守发”为名，都是反对剃发。“布袍宽袖浩然巾”则是反对清朝服饰的文字。类似捕风捉影的文字狱案还有很多，相信不少作家只是用词不妥，择字不精，结果几乎都得到一个处死的收场，而家人也被充军，甚至沦为奴隶了。
第二，因惩罚诋毁污蔑皇权而兴的文字狱。乾隆二十年浙江布政使彭家屏家纂修的族谱中把明神宗万历年号照旧书写成“历”字，没有敬避皇帝的御名“历”字，犯了大不敬罪。四十二年江西王锡侯编《字贯》一书，在序文中直呼康、雍、乾三位皇帝的名字，又删改了康熙皇帝御制的字典，“毫无尊君亲上之心”，当然判处死罪。四十三年河南一位裱褙店老板刘峨，为牟利裱褙了一批《圣讳实录》出卖，其实这是一份对考生有用的出版品，它告诉考生在考试作卷时那些字不能写必须回避，如康熙的名“玄晔”这两个字就不能写在试卷，或是雍正的御名叫“胤禛”就得改写成“禛”、“允”及“祯”、“正”字等等，当然乾隆的名字“弘历”更不能在文章里任何地方出现。由于《圣讳实录》里是刻着原名与改字对照参考的，原名刻上了当然就犯忌。刘峨根本是个不太通文墨的人，怎么向官方解释也没有用，最后被处斩而且家产也被充公了。四十五年，广西一位老生员吴英上书布政使希望改革一些地方政策，但他在书中写了“其德非不弘也”、“万斛之弘恩”二语，结果也以“叠犯御名”被判“凌迟处死”。胡中藻诗里有“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降谕说：“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至于胡中藻出过的试题“乾三爻不象龙说”，情势更严重了，被指为是恶意的人身攻击，因为乾隆认为：“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另外，大理寺卿尹嘉铨年过七十，自称“古稀老人”，没有想到乾隆皇帝也称“古稀老人”，这也算触犯御名，构成“僭妄不法”的大罪。其他如山西王尔扬为父亲刻墓志铭上用了“皇考”二字被指为擅用“皇”字，“实属悖逆”。江苏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时，文字中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也被斥责“身为廪生，乃敢用‘赦’字，殊属狂妄”。湖北秀才程明諲为人作祝寿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两句，“创大业”被曲解为“做皇帝”，程明諲也就因“语言悖逆”被砍了头。乾隆后期，皇帝对一些小案子处理比较宽松，像墓志铭、行述里用字不当的也有只命令毁掉或重写就算了，但也要看他当日的情绪而定，反正生死大权是操在他手里的。
第三，因严禁臣民干政而兴的文字狱。乾隆为乾纲独揽，皇权不容别人侵犯，曾经贬杀过不少大臣，民间作乱向皇权挑战的更是罪无可赦。同样的他也以文字兴狱来严办那些想干预国家军政事务的人。乾隆十六年前后，社会上广泛流传一份以孙家淦名义写成的奏疏，并附有皇帝的朱批字样，内容是参劾当时朝廷中满汉大臣，连皇帝南巡也受到批评。这件事闹了一年多没有查出名目，后来杀了几个武官处分查办不力的大臣了事，干政的文字狱由此开始。
湖南人刘翱写了一本名为《供状》的建议书，谈到雍正年间“地方时事”，论及他对当时查缴违碍图书的一些看法。刘翱本来是一番好意，希望政府能采用，但是结果被斥为“以一介小民，辄敢妄谈国政”，实为“狂诞不法”，“不知安分守己”，被处以死刑。广西的吴英也是因写了一份三千字的策书，建议政府在赈恤饥民、革除盐商、保甲防盗、禁种烟叶、裁减僧寺等方面做些改革，结果被指为“不知安分”、“语涉狂悖”等等罪名，惹祸上身，落得个死刑的结局。湖南又有一位叫刘震宇的人，他花了不少时间，写成一份《佐理万世治平新策》，其中谈到关羽封号祀典应该贬抑、衣服制度需要变更等等问题，代理巡抚范时绶认为他“迹类疯狂”，没有从重处分。乾隆知道此事之后，甚为不满，以为“仅将该犯轻拟搋杖，甚属不知大义”。结果经过刑部调查，刘震宇被判了死刑，范时绶也受议处。
干政的文字狱可能以干涉到皇帝之皇后的事最为严重。乾隆三十一年，皇后那拉氏被幽禁死亡之后，显然引起社会大众的同情，十年之后有一位曾经在都察院当过书吏的人，名叫严譄，他突然向大学士舒赫德呈送了一份《请立正宫》的报告。当时是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皇帝正在避暑山庄住夏，知道这件事后随即下令叫大学士阿桂、刑部尚书英廉等人“各秉天良，将此事实心查办”，结果严譄被处以立斩。两年后乾隆皇帝又东巡东北老家，经过锦县地方时，有一位秀才金从善也向皇帝上了一件呈词，要皇帝为那拉后一事下诏罪己。皇帝说：皇后犯了“自行剪发，则国俗所最忌”的大罪，“乃欲朕下罪己诏，朕有何罪而当下诏自责乎？”金从善当然处死。上面这些都还有凭有证的干涉政府行政案，胡中藻在诗集子里有“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二句，从字面上看似乎是颂扬乾隆皇帝蠲免钱粮、赈济灾民善政的；但是大皇帝不那么想，他硬说：“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觏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从以上乾隆朝部分文字狱案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不少案子是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而起的；二、乾隆不但以文字兴案办活着的人，连死去的人也不饶过；三、掀起了家人、友人、仇家等的告讦之风；四、除当事人外，亲友、师生，甚至地方官都有受到牵连处分的。难怪多年之后，龚自珍还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这样惨烈、无理的文字狱，除了表示专制君主有生杀予夺的淫威以外，也使得一般人民安分守己，做个顺民，而知识分子则更是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只好写些徜徉山水的诗文，做些不关时事的纯古典学问研究了。言论被钳制，思想被禁锢，文化的活力与创造性当然也受到扼杀，这是乾隆朝文治的一大悲剧。
四、乾隆对满文图书文献的贡献
不少人对乾隆皇帝有负面的看法，认为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销毁古书、兴文字狱，像似做了不少坏事。这些评论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也是有相当根据的。不过，乾隆也做了很多有益于国家与文化界的事，不说捍卫统一那些大问题，就以前面谈到的文治方面的事来说，他为后人收集了可观的珍贵资料，编成丛书，供大家参阅，如果不是他用政府力量从事这样的大工程，相信原先收藏在民间的图书一定有些在日后的兵灾人祸中毁掉的。他大兴文字狱，虽然钳制了民族思想，但是考据学的大兴未必不是一件学术上的大成就。如果没有乾嘉时代的朴学家的辛苦耕耘，可能很多中国古典学问后人无从研究了。至少要从乾嘉为起点作研究，而且不见得能有当时学者那样的好成绩。乾隆在保存、整理与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应该是有罪也有功的。至于他对满族图书文献上所做的工作，更是值得一提。
我们知道，满族文字到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始因努尔哈赤的兴起而创造出来，当时初创的文字很不完备，甚至还夹了一些蒙古文在里面，满文是由蒙古文脱胎而来，外形很相似，而且有些词句也是沿用蒙古文的。后来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儿子清太宗皇太极当了大汗，建立了清朝，把老满文作了一些改进，如增加字母，附上圈点，使字形容易辨识，发音更为完全，再加上吸收了不少汉文作外来语，词汇大大增多了，乃成较为进步的新满文。
在老满文创制后不久，努尔哈赤就命令官员们用他们自创的文字记录档案了，从万历三十五年到皇太极建立大清那一年（一六○七至一六三六），三十年间，总共写记了新旧满文的“档子”四十大本。大清朝建立后，内三院等衙门里仍旧不断记录档案。这些《旧满洲档》与《内三院档》在清朝入关入主中国时都带进了北京。
清朝初年，戎马倥偬，当然不会想到这批祖先的旧档案，即使在康熙统一中国之后，有心标榜文治之时，也没有为祖先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做一点工作，直到乾隆即位不久，才有大臣在内阁库房的旧档册堆里发现了一批“盛京（沈阳故宫）旧本”，据当时的官员向皇帝报告说：这些旧档因为“年久糟旧”，已经有残缺的现象了，而且其中有“不仅无圈点，复有假借者，若不融会上下文字之意义，诚属不易辨”。这是说旧档是一些用没有圈点的老满文写的，其中还有假借蒙古文的，发现这些旧档的人也要“融会上下文义”后才能看得懂内容。皇帝立刻指示鄂尔泰、徐元梦两位大臣，叫他们先编一个简明的新旧满文对照字典，整理并贮藏好这批资料，因为“无圈点字原系满文之本，今若不编制成书贮藏，日后失传，人将不知满文肇端于无圈点字”。大臣们后来编好了一部对照字典《无圈点字书》，并“托裱装订”了旧档，然后开始整理的工作。这些工作是从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开始的，直到乾隆四十年，“旧档”中的三十七本，三千多页，已经被专家官员重抄成了一份老满文的副本及一份加了圈点的新满文的新产品。乾隆四十三年，皇帝又命大学士阿桂、于敏中等人，派内阁中书满洲人兴宁等八人，加紧赶办，再抄两份，送到盛京收藏。乾隆四十五年，旧档无圈点及有圈点重抄本各一套也送到了沈阳盛京，恭敬地存藏在崇谟阁中了。
沈阳的这一套旧档，在光绪末年被日本人发现，后来复印了一份回日本，从此世界学坛才知道满族早年还有这么一种珍贵的档案存在。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发现这批旧档里有很多关于满族兴起时的清朝皇家的人事记述，八旗的渊源，明清战争的实况以及满族原始的文化风俗等等，都是后来清代官书不详的，或是根本不记的，真是“三百年来的秘史”。试想如果不是乾隆皇帝如此热心重视，花了三十多年时间整理并重写了这些旧档，则这些旧档即使完好地保存到今天，相信能读那些老满文的人也没有了，遑论利用内容来探讨清初历史呢！
乾隆朝另一件整理与保存他们满族祖先古老文化产业的工作是绘制《满洲实录》。《实录》本来是专记皇帝大事的专书，这本书以“满洲”代替皇帝的名号，实在特别，同时书中文字兼写满、蒙、汉三种，又配上了几十幅插图，真是少见的体式。
乾隆四十三年，皇帝在乾清宫里看到从盛京老家带来的旧本《太祖实录图》八册，怕皇家子孙“不能尽见”，所以下令大臣“依式重绘二本，以一本贮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尊藏，传之奕世，以示我大清亿万子孙毋忘开创之艰难也”。可见这《满洲实录》就是早年制成的《太祖实录图》，是记清太祖努尔哈赤缔造汗国时的记事专书，自从带到北京之后，便放在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乾清宫里，当然能看到此书的人不多。乾隆为了广为流传，并让皇家子孙知道祖先创业的艰难，所以命令照式绘写两份，分别放在皇子念书的上书房与沈阳老家的故宫中。乾隆四十六年又下令再画一份，放在热河的避暑山庄行宫，“以便披览”。二十世纪里这部书又被几次翻印，现在很多大图书馆中都可以轻易看到这本书了。
有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实录》，皇太极在关外改建大清朝的时候，就按汉人的传统为他父亲纂修了《武皇帝实录》。在《武皇帝实录》成书前，曾经就《旧满洲档》的资料先编了一套《太祖实录图》，这部不合正统规格的实录图就是乾隆重绘《满洲实录》的底稿本。由此可见，乾隆把他们祖先两大古老文化遗产都加以整理并再版了，贡献是应该被肯定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在这次重绘《满洲实录》时，竞未更动书中的内容，并不像修《四库全书》那样强调满清正统，可以说是原文照抄地绘制了几份。现在举几个例子来作说明：
一、仍称明朝为“大明国”，如“大明国的万历汗”、“大明国的太子太保李成梁”等等。
二、对于努尔哈赤本人也不称“清太祖武皇帝、高皇帝”或“上”，还是用早年称呼为“太祖聪睿贝勒”、“太祖谦恭汗”、“太祖英明汗”等，跟汉文努尔哈赤实录中的书法不同。
三、记年份不用干支，月份还是以“在春天当中的月”表示二月，“秋天最后的月”表示九月，完全是阿尔泰语的本色。
四、早年《太祖实录图》中所记的残忍杀人事件与家族中的淫乱事件完全照录，不加掩饰或删除。
乾隆四十年代，正是文字狱大兴，强调清廷正统、强化皇权的时刻，皇帝竟以如此坦然的态度整理并保存祖先文献，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忠诚无私的学者帝王了。
由于《满洲实录》里也照样描下了《太祖实录图》中七十几幅插图，有人戏称简直像是一部“连环图画”的书。不过这些插图，史料价值还是很高的，因为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年明清交战的情形、满蒙汉各族人所穿的衣服、所使用的武器、居屋与蒙古包的模样、努尔哈赤当大汗典礼与大宴等等的实状。再说最早版本《太祖实录图》在此次重绘制《满洲实录》后不到二十年在一场宫廷大火中烧毁了，乾隆的重抄重绘的工作也因而显得更有意义了。
除了这些先人文化遗产以外，乾隆在位期间还为满族文化编制了专书，或便于人们研究，或广为流传至永远。以下就是当时出版品的名称：
辞书方面有《清文鉴》、《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满汉对音字典》以及《五体清文鉴》等。其中《五体清文鉴》是一部满、蒙、藏、维、汉五种文字对照的分类大辞典，全书共分二百九十二类，收词条一万八千多个，修成于乾隆中期，是研究民族语言的一部重要工具书。史学传记方面有《开国方略》（记清入关前历史）、《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专记满族贵胄的事迹功勋）、《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专录满洲八旗姓氏源流与始居地）、《满汉名臣传》等。
政书典制方面有《八旗通志》（记各种有关八旗制度与人物的专书）、《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
另外还有《满洲源流考》，全书分部族、疆域、山川、国俗四门，以清朝为纲，详述自周肃慎以来满族祖先的历史等事。
乾隆又为了强调他们本族自创的语文，除了以满文翻译部分儒家经籍与政府的典制史地书外，特别命令在臣工与僧侣中邀请专家，以满文翻译《大藏经》。《大藏经》是佛教一切经典的总集。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正是向全国收集遗书的时候，皇帝突然想到：
盖梵经一译而为番，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主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缺国语之大藏，可乎？
他认为《大藏经》已由印度梵文先后译成藏文、汉文、蒙古文了，怎么能独缺满文本呢？乾隆同时进行《四库全书》的纂修与《清文全藏经》的翻译，实在是大手笔，也是学术宗教界两大如“万里长城般的大工程”。皇帝翻译《大藏经》的目的，他说并不是为了“以祸福趋避教人”，而是在让大家学习满文，并从佛教经书里知道“尊君亲上，去恶从善”的道理。可见他坦白地承认是有功利动机的，也是为推广满族语文教育的。
《清文全藏经》到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翻译完成，前后历时十九年。据庄吉发教授称：“台北故宫博物院现存满文《大藏经》计三十函，北京故宫博物院存有七十六函，合计一百零八函，都是清代内务府满文原刻朱色初印本，其形式规格及朱色浓淡，俱彼此相同，应属于同一来源的满文《大藏经》。”而且认为乾隆当时“为了适应译经的需要，在译经过程中，增加了许多满文新词汇，对满文的研究，提供了很丰富的语文资料，对满洲语文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确实是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满族文字存在，即使知道有这种文字的人，也大都觉得它是已经没落的，甚至死亡的文字。尤其辛亥革命后民国初期，大家反清，连同满族的语文也被视为不值得一学的东西，真是到了弃之如敝屣的地步。可是今天满文的图书文献大公开了，包括乾隆年间整理的与新制作的在内，大家才发现真是一座大宝藏，不但对满族特有文化以及清朝历史的研究有极大极多的裨益，对探讨中国很多领域的学问也有帮助。就以《清文全藏经》来说，它是由汉文的《大藏经》翻译而成的，一般读者看汉文本时，不一定能通晓文义，尤其是一些佛学方面的专有名词，可是你若懂得满文，它的译文就像我们中国古经的白话翻译一样，浅显易懂，因此《清文全藏经》的译成，对印度佛教思想来说，既多了一种文字的译本，又提高了普及性。
乾隆与他的祖先曾经将中文的儒家经典几十种译成了满文本，对满族人士通晓汉学无异是一种津梁。又因为满文是拼音文字，西洋人学起来比学中文容易，盛清时来华的传教士都会满文，他们把满文本的“四书”“五经”带回了欧洲，引起了西欧的中国热。直到二十世纪前期，德国学者还说：“满文为我们研究汉学开辟了一条大路。”乾隆朝整理、保存、弘扬满洲文献的贡献，显然又加上将中华文化传播到西欧一项了。
五、《一柱楼诗》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苏徐述夔《一柱楼诗》一案，戮尸枭示二人，死刑六人，其中有省级大员一名，此外一人流放极边，一人徒刑三年，一人发往军台效力。徐述夔亲属多人给功臣之家为奴，原礼部侍郎、已故著名诗人沈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也受到株连，被革去官爵、加衔和谥典，并仆毁御制墓碑，撤出乡贤祠。徐述夔诗狱犹如一次强烈地震爆发在查办禁书的重点地区——江浙两省，余震波及全国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此后十数年间，官绅士庶提起此案，莫不胆战心惊，谈虎色变。
徐述夔，原名赓雅，字孝文，江苏扬州府东台县人。他出生在什么时候，已经无从查考，只知他乾隆三年（1738年）中举后，曾拣选知县。有人说他的著作中多引吕留良语，可见其仍秉民族气节。其实，即或有，也十分淡薄了。徐述夔曾对他的两个学生说过：“本朝剃头不如明朝不剃头好看。”话语之中似乎对往昔汉人蓄发的朝代还有些怀恋——他的民族意识恐怕仅止于此了。如果说他有怀才不遇的牢骚和愤慨，这倒更近乎实际。他自称其学问如在明朝可与唐荆川（顺之）、董思白（其昌）相比，可惜今天没人看得出。这么一个以才高自诩的人，功名止于举人，官职不过七品知县，心里难免不平。这种情绪发展下去，就容易对现实政治不满。他的诗句如“旧日天心原梦梦，近来世事益非非”，“江北久无干净土，乾坤何处可为家”？就流露出了某种危险的政治倾向。不过，徐述夔只是借诗寄托自己抑郁的情怀，绝对没有，也不敢有什么出格的举动，甚至连自编的诗集——《一柱楼诗》、《小题诗》和《和陶诗》也没有送去出版，更谈不到借诗歌指斥清朝，搞煽动宣传了。这几本诗集还是他的儿子徐怀祖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雕板付印的，那时徐述夔已离开人世了。儿子为父亲出集子以寄托纪念之情，本是很平常的事，特别是在素有“人文渊薮”之称的江浙一带，但谁能想到竟给徐家子嗣遗下了奇冤大祸呢？
乾隆四十二年徐怀祖也故去了。这时查办禁书的风声已越来越紧，特别是这一年发生在江西的王锡侯《字贯》案，对江苏的影响更大。官府颁布的一道道谕旨不仅追缴明末清初的旧刻笔记野史，而且所有内容“违碍”的新编之书也都列入查缴、销毁之列。徐家祖家有几本诗集是十几年前刊刻的，远近皆知，徐怀祖之子徐食田、徐食书兄弟俩心里惴惴不安。不巧得很，这年冬天又与邻近的蔡家发生了田产纠纷，双方互不相让，已经告到官府。原来徐怀祖生前曾用二千四百两银子买了蔡耘田地数顷，这时蔡耘的堂兄监生蔡嘉树忽然声称那卖掉的田地里有他家祖坟，非要赎回不可。赎回田地两家可以商量，但蔡嘉树只给银九百六十两，而且是赎也得赎，不赎也得赎，摆出一副泼皮无赖的架式。蔡嘉树如此无理放肆，是因为他窥破徐家兄弟处境不妙，他早已让人递话给徐食田，如果不答应按他的条件赎田，就告发他家刊刻、藏匿禁书。徐食田觉得与其被人告发，不如自己主动呈缴，于是就在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六抱书赴县呈首。此时的谕旨很明确，只要在限期内主动呈书到官，即可免予追究藏书之罪。蔡嘉树的如意打算落了空，仍不死心，即于四月初九也赴县检举。东台县见发展成呈首逆书，不敢怠慢，立即将《一柱楼诗》等呈解到省。当时江苏设江宁、苏州两个书局，凡苏北各州县查缴的禁书一律汇解江宁书局。江宁书局局员保定纬、沈澜二人见《一柱楼诗》等书没有将注明“违碍”在何处的签子粘在书眉上，便又发回东台县，令加签后送局。在这一来一往的过程中，徐、蔡两家田地争讼已经官断结，县里令徐食田拨给蔡家墓地十亩。这本来对蔡嘉树十分有利了，但和原来想敲诈千余两银子的想法相距太远，就仍然想借禁书问题大做文章。他找到县里的书吏金长五，向他要徐食田缴书的批语。金长五告诉他，徐食田四月初六缴书的批语已贴在署前照墙上了，众所共见；徐食田后来又补缴过一次他祖父的未刻抄本，是四月十六日，你若要这次的批语就看吧。蔡嘉树拿到四月十六日徐食田缴书批语，如获至宝。他横下一条心，到省里把徐食田连同东台县一起告了。
当年六月蔡嘉树到江宁布政使衙门投递了控告信，说徐述夔《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为“非常悖逆之词”；又说他于四月初九检举在前，徐食田四月十六日被迫缴书在后，但徐行贿收买了县里书吏金长五，嘱托他将徐由被告发而改为自行呈缴。江苏布政使陶易不以蔡嘉树为是，在他的控告信上作了如下批语：“书板已经呈县，如有违碍应行销毁，该书自当交局，与尔何干？显系挟嫌倾陷。”蔡嘉树碰了一鼻子灰，好不晦气。陶易身居地方大员，又屡奉明旨，凡禁书只要呈缴，便可免予究治。况且，既日“禁书”，自然有所“违碍”之处，蔡嘉树摘出的两句又算得了什么“悖逆”？所以同意幕友陆琰代拟的批交扬州府就近查办的牌文：“讲论经传文章，发为歌吟篇什，若止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悖逆实迹者，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这句话十分厉害，当扬州府查讯对，蔡嘉树如果不能证实徐家确有“悖逆实迹”，则要反坐大逆之罪。陶易认为这样写固然倾向过于鲜明，但有《大清律例》为据，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于是将牌文标判发行。
到七月中旬的时候，东台县把有关人犯及徐述夔诗集提解扬州府。扬州知府谢启昆不愧老吏，他看出陶易的批词有欠稳妥，但碍于上司情面，又一时没来得及仔细检阅徐书，也没说什么。待他认真审查《一柱楼诗》等书后，发现其中确有违碍之处，鉴于以往类似案件，他深知事态严重。这时已是八月十日，扬州府才开始审理蔡嘉树控告逆书及东台县偏袒徐食田一案。
从本年四月初六徐食田抱书自首，到八月扬州府调集人犯、案卷审办，中间经过了四个多月，表面上看似乎有所延误，其实不然。第一，徐述夔诗集等本不应在禁书之列，即使硬说它有“违碍”之处，属于应禁之书，逐级粘签呈缴亦属正常的工作程序。如果每本禁书都要立案追查，那么必然查不胜查，罪不胜罪。总的来看，从东台县直至江宁藩司，对徐述夔诗集的处置符合当时谕旨的精神，无懈可击。第二，徐食田在两年限期内自动呈缴祖上书籍，即使该书确属悖逆，也不应治罪。无奈蔡嘉树像条恶狗一样咬住不放，所以几经周折，由县而省，案件逐步升级。如果后来不是乾隆亲加干预，蔡嘉树控告徐食田一案很有可能就在扬州府了结了。然而，乾隆偏偏下手干预了，而且蓄意把它搞成轰动全国的特大案件。不过乾隆并不是从扬州方面得悉此案的，他的情报来自另一渠道。与扬州府审理蔡嘉树控告案的同时，江苏学政刘墉正在金坛地方按试。有一个叫童志磷的人向他投递呈词，并缴出徐述夔诗集一册、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一本。童志璘对徐述夔诗集是否属于禁书，没有把握，所以在呈词中只是说：“此书恐有应究之语，是以呈出。”刘墉是被乾隆誉为“奋往任事”的已故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后世大名鼎鼎的所谓清官“刘罗锅”。子如其父，刘墉也很勇于任事，接受了童志磷的呈词，即将此事移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搜查办理，同时具折直接奏报皇帝。八月二十七日乾隆看到了刘墉的奏折及一并恭呈御览的《一柱楼诗》，随即通过军机大臣寄给两江总督高晋、暂署两江总督萨载及江苏巡抚杨魁一道密谕，指示他们严切查究徐述夔一切诗文。至于人的处理，乾隆帝交待：徐述夔所作诗词语多愤激，“使其人尚在，必应重治其罪”；徐述夔之后人正当查缴违碍书籍之时，不将书籍呈出，“亦当治以应得之罪”；曾为徐述夔作传的沈德潜，“念其身故，姑免深究”。这时乾隆不过说其中有“怨愤之语”而已，说明当乾隆刚接触这一案子时，也把它视为寻常案件了。直到九月初七，江苏巡抚杨魁的奏折送达御前，乾隆才起意借此而兴动大狱。
杨魁是在接到刘墉的咨文后调查徐案原委的。他在奏折中提到蔡嘉树曾赴江宁藩司呈控，声称“他在县先行呈首，徐食田贿嘱县书，捏称自行呈缴”这一情节。在杨魁，这不过是客观叙述案件的全过程，而乾隆帝则在遥遥数千里之外，没有作进一步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判定“徐食田既隐匿其祖书籍不早呈缴，得知事已败露，复敢贿嘱县书，捏称自缴，其诈伪殊为可恶”！基于这一错误判断，他又立即降旨将徐食田解京严讯，并“将听受贿嘱之县书一并隔别管解来京”。皇帝已表示了明确无误的倾向性，案情开始向不利于徐食田方向发展。解京审讯，不仅明示案件升级，而且意味着对两江各级地方政府的不信任。
九月十三日，继杨魁奏折之后，署两江总督萨载的奏折更激起了轩然大波。萨载向乾隆帝奏称，扬州知府谢启昆已签出《一柱楼诗》中悖逆之句甚多，他逐条看后，不胜发指。萨载建议：“徐述夔虽已身死，其尸骸应锉戮，其孙亦应从重治罪。”乾隆接阅这个奏折的当天，即通过军机处向两江方面寄出三道谕旨：
其一，切责江宁布政使陶易。谕中以严厉的口气责备陶易耽延此案，特别强调：“徐食田贿嘱县书、捏称自首之鬼蜮伎俩陶易也未能查出，如此重大案件，全然不以为事，是诚何心？”传谕陶易“即行明白回奏”！
其二，谕责两江总督高晋。高晋以大学士久任两江总督，为什么徐述夔之逆书不能早为查出？陶易近在同城，如此玩视重大案件，高晋为什么毫无所闻？传谕高晋“即行明白回奏”！
其三，传谕萨载、杨魁，指示他们此案应视为特大逆案。乾隆帝谕：“徐述夔身系举人，乃丧心病狂，敢于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诋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
这样，在乾隆帝的督导之下，不仅要追究藏书的徐食田，而且要严办已故的著作逆书者徐述夔；不仅要查办“受贿”的书办之类的小人物，而且要追究包庇徐食田、玩忽大案的方面大员陶易与高晋。而要把这一切轰轰烈烈地搞起来，又必须把徐述夔的《一柱楼诗》定为“罪大恶极”的逆书。
“罪大恶极”的根据何在？乾隆得之于萨载，萨载得之于谢启昆，谢启昆得之于铤而走险的光棍蔡嘉树，是蔡嘉树第一个摘出“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指为“非常悖逆”之句的。这《一柱楼诗》早经江苏学政刘墉恭呈御览，乾隆阅后只不过说它有“怨愤之语”，为什么十几天后便把徐述夔打成“系怀胜国，暗肆诋讥”的“悖逆”呢？
这里有乾隆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当时查办禁书虽三令五申，但三年过去了，各直省特别是江浙两省仍未如所预期。乾隆认为，问题在于查办禁书的谕旨在贯彻中出现了“梗阻”，这“梗阻”便是各级地方官吏。头年拿江西巡抚海成开刀，局面有所改观，但毕竟只能算敲山震虎，不够直接，不够爽利。徐述夔一案发生在江苏，又抓到了下自县级书吏，上至藩司大员玩视查办禁书、以至包庇藏匿禁书者的若干把柄，所以要迫不及待地宣布为特大逆案，以便造成高压态势，兴师动众地深究下去。
九月十三日三道廷寄发出去，乾隆经过彻夜思考，觉得还有不妥之处。前此所发一系列谕旨中，都是基于蔡嘉树六月赴江宁藩司的控词，断定蔡嘉树检举在先，徐食田系贿嘱县书，捏称自首。但如果徐食田确系自首在前，便有诸多难于措手之处。本年闰六月二十五日刚颁布过一道明发上谕，向全国臣民郑重宣布：“此后续行呈缴，仍可不加究治。”据此，《一柱楼诗》即或“悖逆”，徐食田自行呈缴，也难以治罪。再者，徐食田若系自呈，“贿嘱县书”云云自然不能成立，陶易批交扬州府查办、追究蔡嘉树诬捏讹诈也就有理可据，很难惩治他延误大案之罪。这样一来，徐述夔诗案又成了寻常案件，借此而兴动大狱，以扫荡查办禁书中种种阻碍的目的不就落空了吗？思虑及此，乾隆认为打好这关系查办禁书全局的战略性一役的关键，是核实徐食田系自呈还是捏称自首。九月十四日一早即召见军机大臣，命立即传谕萨载，将此关键情节，“详晰查明，据实覆奏”，同时交待此廷寄要按日行五百里的速度加速发往两江总督的驻地——江宁。
出乎乾隆的意料，他急于要搞清楚的问题提前有了答案。九月十六日收到的萨载与杨魁联衔合署的一件奏折上提到，他们调取并核查了东台县的有关案卷，上面有明确的记录：“徐食田于四月初六日呈出各书，蔡嘉树于四月初九日首告。”萨、杨二人从江宁拜发此折时，还没有见到九月十四日的廷寄，但他们似乎也觉察到徐食田是否自首乃全案关键之所在，因此有向皇上早加说明的必要。萨、杨清楚，事实与乾隆最初基于蔡嘉树一面之词作出的判断相悖，尽管是事实，但指出它仍难免有拂圣意。于是在奏折中又说：“东台县保非蒙混舞弊，亟应穷究明确，务使水落石出，不便稍涉模糊。”为此建议将江宁藩司陶易、扬州知府谢启昆、东台知县涂跃龙一并革职，以便提解究办。
徐食田没有贿嘱县书吏，确系自行呈缴，乾隆很失望，但事已至此，只能咬紧牙干到底。九月十六日，乾隆接受萨载等建议，降谕将陶易、谢启昆、涂跃龙照该督抚所奏俱著革职，隔别押解来京，交大学士、九卿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这道谕旨交内阁明发。至此，徐述夔诗案已朝野尽知。乾隆下定决心，按照自己既定的方略，强行把这一案件向纵深推进。
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再谕萨载、杨魁，命令他们将列名徐述夔诗文集卷首的校对者徐首发、沈成濯也派人提解来京。徐首发、沈成濯二人前此已被逮捕，杨魁认为他俩的罪仅止于参与校书。乾隆却从徐、沈二人的名字中透视出他俩骨子里的“悖逆”。他说：“首发成濯”四字合在一起，寓有深义。“首发（髪）”即头发，“成濯”用的是《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的典故，“濯濯”原说山上的草木全秃了，“首发成濯”合看，不是头发剃光之意吗？显系“诋毁本朝剃发之制”——就这样，徐首发、沈成濯被划入了“逆党”。
还有比他俩更倒霉的。江宁书局负责查勘书籍的保定纬、沈澜二人以“延搁不签，显有欲消弭之意”，也奉旨押赴北京，“一并交部讯”。这已是九月三十日的事了。
至此，络绎北上的徐述夔诗狱涉案人犯共计十一人：第一起徐食田，县书金长五、倪锦，以及原告蔡嘉树；第二起陶易、谢启昆、涂跃龙；第三起徐首发、沈成濯；最后一起保定纬和沈澜。每一起又都是“隔别管解”，让犯人不可能在途中晤面串供。除此之外，为徐述夔诗文作过跋的毛澄则在缉捕之中。
不要以为案犯已经无一漏网，还有一个隐藏得更的人没有挖出来呢。此人即陶易的刑名师爷——陆琰。他和吕留良同乡，是浙江石门人，附贡生，长年在外作幕。乾隆四十二年五月被陶易请去作幕友，在藩司衙门里专理刑名钱谷事件。四十三年六月东台县监生蔡嘉树赴司呈控，陆琰对他厌恶之至，就代陶易在蔡的检举信上批了“与你何干？显系挟嫌倾陷”等语，随即又在批交扬州府查办的牌稿上加写“举首不实，照所诬之罪反坐”一段话。陶易看过陆琰所拟的批文底稿，未暇深思，签了字，照发下去。九月，陶易革职，解京审讯。东家获罪，幕友照例不受株连，陆琰暂留江宁寻找新的营生。但他阅历甚富，知道陶易一旦供出徐述夔诗案的文稿系其一手经办，难免不被逮讯，因此预先把身边的儿子遣送老家，留下自己孑然一身在江宁一带盘桓。不出所料，陶易果然把他供了出来。十月十八日陶易解到北京，投入刑部大牢。其时他肚胀腹泻，下身溃烂，已经奄奄一息，乾隆抓紧时机，亲自审问。陶易供称，批词和牌文系幕友陆琰所拟改，“我不曾细看，就画行批发了”。乾隆下令立即查拿陆琰，锁押解京。陆琰随于宝应县境内被拿获。
挖出陆琰，乾隆帝很得意。他说：“朕初阅批词牌文，即疑必系劣幕有心袒护开脱，而陶易与之商同舞弊，欲图消弭。”他是否真的如此料事如神，已无从究诘，也没有必要究诘了。然而，徐食田是否自呈这个关系到全案的核心问题，经过刑部的反复严讯，却证明乾隆的预见错了。刑部将徐食田、金长五、倪锦及蔡嘉树的供词与有关的案卷作了对照研究，终于搞清了这个全案的症结：徐食田四月初六将已刻各书并板片呈缴在县，四月初九蔡嘉树亦将《一柱楼诗》等赴县呈首。徐的诗文集中有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县令涂跃龙见徐的传记中还列有未刻各书之名，就指名要徐食田呈缴。四月十六日徐食田又呈缴其祖徐述夔未刻抄本三种，此为第二次缴书。这个过程均记录在案，审讯时人证、物证俱全。徐食田自呈在前，蔡嘉树检举在后，明明白白，确凿无疑，最后连蔡嘉树亦不能否认其控告徐食田贿嘱县书、倒提年月等是虚。刑部等衙门只得据实奏闻。
这个结论摆在乾隆面前，非同小可，直接关系到徐食田、金长五、倪锦、涂跃龙、谢启昆、陶易以及蔡嘉树等人的定罪，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尊重事实，维护《大清律例》的尊严，还是保全天威、不顾一切地实现发动此案的初衷？乾隆面临抉择。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眼前推动查办禁书的政治需要，乾隆决心仍照原来设想了结此案。
果然如此，就只能玩法。
如何玩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颇费周章。徐食田本为自首，偏偏要说不能视为自首，已经很难；说不能视为自首，还要在《大清律例》中找到根据，更难乎其难了。刑部的司官们搜索枯肠，冥思苦想，总算找到了“知人欲告而自首，只能减罪，不能免罪”这样的条例，然后轻轻一转，说：“徐食田闻蔡嘉树欲行呈控，始行赴县呈缴，未便以自首减其应得之罪。”明明可以“减罪”的毫无弹性的律文，经刑官的曲解，竞得出了“未便以自首减其应得之罪”的结论。如此一来，就为乾隆提供了从严惩办的“合法”根据。什么叫舞文弄墨？什么叫玩法？徐述夔一案提供了最生动、最形象的注解。
棘手的问题让刑部司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将徐述夔诗案问成逆案，这只能靠乾隆“宸断”了。
徐述夔诗文中签出的语涉“违碍”之处诚然不少，但绝大多数只能定为“怨望”、“愤激”之类，可供锻炼人罪的，仍只有蔡嘉树早已指出的那一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与“清都”，一说时间，一说地名，在作者本无深意，然则一经乾隆解说便了不得。乾隆说徐述夔“借‘朝夕’之‘朝’，作为‘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复兴明朝、推翻我朝之意”。皇帝定了调子，奉命审拟此案的大学士、九卿们便只剩下“比照”大逆律判刑了。什么叫“以文字罪人”？徐述夔一案提供了最典型、最生动的注解。
至此，障碍全部排除，这件大案终于可以按照皇帝的意志圆满收场了。
迫在眉睫的是已经病危的原任江宁藩司陶易。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大学士、九卿以陶易处理蔡嘉树控告逆诗重案怠玩错谬，又欲反坐控告之人，应照放纵大逆者斩律，拟斩立决。乾隆降旨“加恩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可惜陶易不能受用皇上的恩典了，他很快病死于狱中。
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学士、九卿会审，并经乾隆钦准的判决书公布了：
徐述夔编造狂悖诗词，妄肆诋讥，其子徐怀祖将逆书公然刊刻流传，二人虽已身故，仍照大逆凌迟律，锉碎其尸，枭首示众。
徐食田藏匿逆书，照大逆知情隐藏律应拟斩立决；徐食书应依律缘坐，拟斩立决；徐首发、沈成濯列名校对，又不举发逆书，照大逆知情隐藏律，应拟斩立决；陆琰有心消弭重案，照故纵大逆律，应拟斩立决——以上徐食田、徐食书、徐首发、沈成濯、陆琰五犯俱奉旨加恩改斩监候，秋后处决。
正犯徐述夔亲属俟查明后照律缘坐，所有财产照律入官，徐述夔所著书籍及板片一律查缴销毁。
为徐述夔诗文作跋之毛澄杖一百、流三千里。
已革扬州知府谢启昆难辞怠玩之咎，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已革东台知县徐跃龙玩延公事，杖一百、徒三年。
江宁书局局员保定纬、沈澜及书吏金长五、倪锦无罪开释。
原告蔡嘉树挟嫌告发，且诬告徐食田贿嘱县书，但徐述夔逆书重案系蔡举发，将功抵罪，从宽免议，即予开释。
判决书的最后一名是沈德潜。对这位已经作古的著名诗人，还有必要再交代几句。
大器晚成四字，对沈德潜再适合不过了。他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参加乡试十八次才考中，无奈已是六十六岁的龙钟老翁了。第二年是乾隆四年（1739年），沈德潜又离开家乡江苏长洲赴京参加会试。通过最后一关殿试时，他正埋头握管疾书，乾隆忽然亲临考场，坐在殿中问道：“谁是沈德潜？”沈德潜跪奏：“臣是。”皇帝笑笑说：“你是江南老名士，也迟迟没有完卷吗？”沈德潜受宠若惊，在场的人知道他已简在帝心了。果然，此科沈德潜登进士，授编修，以后又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沈德潜的诗，温柔敦厚，体尊盛唐，乾隆很欣赏，说他可以和李杜高王相比。沈德潜与乾隆常有诗歌唱和，他前后受帝赐诗四十余首，举世叹为异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沈德潜去世的时候已经九十七岁了，谥“文悫”，御书墓碑，入本省乡贤祠，可说极尽身后哀荣。乾隆在他生前曾说：“朕与沈德潜可谓以诗始，以诗终矣。”看来，乾隆与沈德潜的关系真可传为一代佳话了。不料平地起风雷，沈德潜去世未逾十载，竞因为“逆犯”徐述夔案写过一篇传记得罪，将礼部侍郎官爵、尚书加衔及“文悫”谥典尽行革去，御制祭葬碑文一并仆毁，乡贤祠内牌位撤出。乾隆与沈德潜的关系就是以这样一首并不美妙的“诗”告终了。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一彪人马驰向江苏扬州府东台县，为首的是钦差乾清门侍卫阿弥达、江苏巡抚杨魁，他们奉旨将徐述夔父子剖棺戮尸。徐述夔坟墓在本县新河口焦家林地方，拆砖启棺，只见徐尸僵而未化，鞋帽袍褂也没有朽烂。随从人役在阿弥达、杨魁的监视之下，首先当众砍去徐述夔之尸的首级，然后乱刀将尸身斫碎，抛撒于旷野之中。徐怀祖之尸亦照此办理。随后，将徐述夔父子的首级提去，悬挂于东台县城示众。这一通公事办完，阿弥达、杨魁一行又取道扬州过江，驰往苏州府沈德潜墓所，遵旨拉倒墓碑，磨去碑上御制碑文后，又将碑石捣碎，弃于远处。
江南岁暮，地暗天昏，冻云密布。一场查办禁书的狂飙挟着血雨腥风袭来了。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正月，徐述夔诗案刚过一个月，李膦《虬峰集》案在江苏爆发。
李膦是扬州人，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明朝灭亡时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身故，已年近八旬。他虽然生活在清朝治下，但始终没有忘怀前朝，以至穿戴仍仿明时旧制。清兵入关，强令汉人剃发改衣冠，穿长袍马褂。明代读书人通行穿圆领大袖的宽松袍服，头戴浩然巾，而束身的长袍马褂是满族男子的服饰风俗，长袍的袖头成马蹄状，俗称“马蹄袖”。李膦不从满族服饰，表示自己不与新朝合作的政治态度，这在康熙年间尚能被宽容，在士人群中更受到尊重，所以他在祭拜祖墓的诗中自豪地说：“瞻拜墓前颜不愧，布袍宽袖浩然巾。”《虬峰集》中还有一些诗句如“杞人忧转切，翘首戴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据此说他“系怀胜国，望明复兴”，似乎也不能尽指为罗织周纳。应该说，像《虬峰集》这样蕴蓄着浓厚“胜国遗民”情绪的诗文集，才是乾隆必欲一网打尽、彻底销毁的主要目标之一，它与徐树夔《一柱楼诗》显有不同。《一柱楼诗》案搞得声势很大，但结案时的罪证却只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逆诗”而已。《虬峰集》的结案却无论如何也搞不成轰轰烈烈，原因很简单，李膦是个老绝户，没有后嗣，《虬峰集》又是地方官购得送交书局查办的，所以，只有照大逆律，锉碎其尸，枭首示众，怨毒发泄在李膦一身为止。
当年三月，冯王孙《五经简咏》案则株连甚惨。冯王孙是湖北兴国州人，捐贡出身，做一个候补训导的学官。他看到查办禁书风声日紧，赶忙把自己平日写的两本《五经简咏》呈缴官府自首。经湖广总督三宝细加挑剔，签出“狂悖”之条多处，于是据情上闻。乾隆很快将此案定性，降旨称：“今阅签出诗内各句，悖妄狂诞，不可枚举，且有‘复明削清’之语，并于庙讳全然不顾，悖逆显然，应即严讯该犯，迅即问拟具奏。”还用什么审讯定罪？四月，走了一下法定程序，冯王孙即被凌迟处死，传首本籍；他的儿子冯生桐、冯生梧、冯生棣缘坐应斩立决，从宽改斩监候，秋后处决；冯王孙之妻刘氏、儿媳董氏、陈氏，及冯王孙不到十六岁的孙子冯正谟、冯正训等都给了功臣之家为奴。好端端的一个大家庭就这样彻底毁灭了！《五经简咏》早已付之一炬，无从查考了。如果说书中确有“复明削清”的意思，那么，它既不同于王锡侯的《字贯》、徐述夔《一柱楼诗》，也不同于李膦《虬峰集》，它堪称查办禁书运动的另一重点目标，即当代人所著述的确实含有反清内容的书籍。
由此看来，乾隆发动查办禁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彻底消灭汉人中的反满民族思想。
六、《字贯》案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正当全国查办禁书最恐怖的日子里，安徽又发生了一桩令人唏嘘不已的文字奇案。
这年春天，天长县生员王廷赞向官府告发本县贡生程树榴恶毒咒骂当今皇帝。王廷赞是程树榴妻子的堂弟，他为什么非耍和自己的姐夫过不去呢？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
程树榴有个极要好的朋友，叫王沅，也是个秀才，平素喜欢做诗，远近闻名。乾隆四十二年忽然痰迷心窍，连书上的字都不认识了。程树榴前去看望，见他一脸痴呆的样子，心里很难受，觉得老天太不公平了，专门夺去像王沅这样锦心绣口者的心性，就把王沅过去写的《爱竹轩诗稿》一本带回家阅看，准备替他刊刻传布。随后为好友的诗集写了一篇序，又出资雇人将《爱竹轩诗集》刷印了四十二本，送给王沅三十五本，自己留了七本，连同书版都存在家里。一天王廷赞到堂姐家，随手翻开《爱竹轩诗集》，触目即是程树榴序言“士有以诗遭奇穷奇厄者矣，未闻以诗致奇疾者也”这开头的一句话，他立即闻出味道不对，姐夫这满腹牢骚究竟为何而发？且往下看，“余友不幸而能诗”，这就怪了，“能诗何以不幸”？再往下看，是指责上苍使“余友”王沅“死固未死，生已徒生而始大快，则岂非彼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耶”？不必往下看了，这算什么诗序？分明是借为朋友诗集写序发泄对频频发生的“书祸”的不满，特别是为刚刚处置的王锡侯和徐述夔两个逆犯一吐不平之气，这还在其次，姐夫胆敢借咒骂“造物者”影射诽谤当今皇上，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吗？王廷赞一边看，一边不住嘴地评点。一旁的程树榴怎能担当得起，情急之下，竞指堂弟挟嫌诬蔑，非要告到官府不可。王廷赞粗通律例，深知如不能坐实姐夫大逆不道之罪，自己就要照律反坐。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事情闹得天大，不是你死我活，就是我死你活。随即写下状子，连同程树榴诗序以及自己对诗序的解释送县查办。在“死固未死，生已徒生而始大快”句下王廷赞注：“俨为王、徐二逆犯一吐不平”；在“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句下又加注曰：“二语之实无忌之尤者。我皇上体天立极行健同春九宇，春秋愈高，仁恩愈普，彼王锡侯、徐述夔等皆其自予以显戮，普天称快。今序称‘造物’，所比何人？若谓直指天，讲天有何老少；愈老愈辣，所指何条？忍心害理，此条为最！”照这一解释，程树榴千刀万剐，死有余辜了。
案子到了安徽巡抚闵鹗元手里可作了难，究竟定程树榴“怨谤上苍”的罪呢，还是照王廷赞的解释定其影射诋讥当今皇帝？闵鹗元不敢造次，只得将案情如实奏闻。乾隆震怒之余，命两江总督萨载会同闵鹗元严审定拟具奏。但经反复权衡，他还是决定以不捡骂为好，所以谕旨说程树榴所作序文“牢骚肆愤，怨谤上苍，实属丧尽天良”，避开了程树榴借“造物者”隐喻的真实用意。萨载与闵鹗元随即跟着皇上的调子以“怨天”定拟程树榴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三法司的大臣们同意照所拟定罪，这一奇案最后如何判定的大权又回到了乾隆那里。
其实，程树榴锋芒所向，包括皇帝在内又有谁不知道呢？只差一层纸没有捅破罢了。在最后关头，乾隆竟表现出了惊人的坦率。这一年他年届古稀，自己所作所为心里再明白不过。他决定采取直面严峻事实的老实态度，承认“愈老愈辣”云云骂的正是自己，程树榴之所以含沙射影，就是对当前的查办禁书深恶痛绝，为王锡侯、徐述夔一吐不平之气。乾隆在向全国臣民公开发布的谕旨中说：“若以程树榴‘怨天’拟以凌迟，尚未得其获罪实情，且无识者将妄议文网太密，而王廷赞原控中已点出之‘造物者’二句隐喻讪谤，方为全案要害。”接下来话锋一转，又说“但念其究未诋斥本朝及得罪于列祖列宗，尚不至如徐述夔之甚”，最后命将程树榴从宽斩决。
这是乾隆一生中在政治上不可多得的一次襟怀坦荡，也是乾隆一生中对他不共戴天的仇人极为罕见的一次宽容。
为什么乾隆改变初衷向天下臣民公开承认自己“愈老而愈辣”，统治手法“愈出而愈巧”？
为什么对恶毒攻击自己的罪大恶极的程树榴却偏偏曲为回护，从宽处置呢？
这一切的答案，大概只有从程树榴是否准确地集中了乾隆的要害去寻找。而要对此做出判断，就只有将全国查办禁书高潮中两个最具震撼力的大案——王锡侯《字贯》案与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加以深入研究不可。
王锡侯是靠笔耕度日的知识分子。他是江西新昌县人，原来的名字叫王侯，似乎有点儿犯忌讳，就改为锡侯。二十四岁补了博士弟子，三十八岁中了举人，以后九次来北京参加会试，全都落了榜。看到眼前碌碌风尘，茫茫身世，人生百味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但一想起“贫贱忧戚，玉汝于成”这句古训，便又振作起来，于是发奋著书，以图留名于后世，稍慰不能跻身官场、光宗耀祖的遗憾。他写过《王氏源流》，考证出周朝列王以至黄帝都是他的远祖。还写过《经史镜》，该书第一章的标题是“庆殃报复”，第二章的标题是“酒色财气四戒”。从这些地方可以大概看出王锡侯的作品很平庸，但他个人却自以为是“竭区区之精力”的得意佳作。这一类著作他先后编写了十部之多，而且全部付梓刊行了。对王锡侯来说，这倒不光是好名，图利的成分自在不少。他儿孙满堂，却没有一垄田地，全靠卖书维持全家的生计。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只得把一处旧房典给旁人，得了一百三十五两银子。这一年他已经六十三岁了，还亲自跑到吉安，督催他的新著《字贯》的刻印工作。
《字贯》是一部按天、地、人、物四大类统字的简明分类字典，从起草之日算起，已经17年了。王锡侯对这部体例新颖、部头可观的字典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自成一家之言不去说它，以《字贯》的发行量，就足以换些银子度过“床头金尽，瓿中粟罄”的窘境。
然而，命运却偏偏和王锡侯作对。《字贯》并没有换来他梦寐以求的名誉和金钱，却招来了杀身破家的惨祸。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锡侯的同族本家王泷南到知县衙门告发王锡侯编撰的《字贯》“狂妄悖逆”。王泷南是个不安分的光棍，多年前曾因唆讼而问徒发配，后偷偷从配所逃回原籍。那时王锡侯血气方刚，好打抱不平，就告到官府，把王泷南拿获重又解配了。事隔多年，王泷南遇赦还乡，寻机报仇。这时王锡侯老了，早没了昔日的锐气，家里高悬自书的一副对联——“莫倚英豪常带侠，须知大智每如愚”，就是用以警戒自己的。但王泷南却旧恨难释，如何能放得过他？从乾隆三十九年开始查办禁书，王泷南就意识到机会来了。要想将王锡侯整个死，最爽利的法子莫过于检举他撰写、刊刻逆书，而王锡侯已刊各书中，《字贯》的辫子最好抓。《字贯》前有王锡侯写的自序，叙明何以编撰该书时，先颂扬了一番《康熙字典》如何如何好，接下去笔锋一转，话就说得不那么得体了：“然而穿贯之难也！今《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这是对《康熙字典》不加掩饰的贬损，而这部字典是康熙皇帝“御制”的，王锡侯如此一说就可以引伸为有意贬损康熙皇帝。王泷南就咬住了“穿贯之难”这句话，告王锡侯“狂妄悖逆”。新昌知县见告发逆书，不敢耽延，立即禀报上峰江西巡抚海成。海成调取《字贯》原书，先命巡抚衙门的幕友们检查。检查到该书序言，果如王泷南所举首的那样。但幕友们很正直，他们向海成解释，王锡侯如此说乃属“狂妄不法”，不能构成“悖逆”，王泷南在呈状中说“愿为圣祖（康熙皇帝）抱告”，此话显有慢渎不敬之意，亦不便姑容。海成交代将这番意思写成奏折。当年十月初，海成将缮具的奏折派专差驰送京城，向皇帝作了全面的奏报。他建议将王锡侯革去举人，以便审拟，同时将《字贯》一部四十本粘签，恭呈御览。
不料一经“御览”，乾隆便勃然大怒。当他翻阅到该书第十页时，见“凡例”内“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悉行开列”，于是断定“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拟”。乾隆之所以大怒，主要是对海成而发。《字贯》的“悖逆”开卷即见，如此明显，海成竟说它“无悖逆之词”。十月二十一日命军机大臣传谕海成，骂他“双眼无珠”，骂他“天良尽昧”，又命他将逆犯王锡侯迅速锁押解京，交刑部严审治罪。就这样，王锡侯《字贯》案由妄行著书的一般案件一下子升级为钦办的特大逆案。
问题究竟是否像乾隆说得那么严重？所谓“庙讳”、“御名”云云，是指康、雍、乾三帝的名字——玄烨（烽）、胤禛和弘历（厝）。在当时，行文中凡遇到这几个字都不准直书，而要“避讳”，如“胤禛”写成同音字“允正”，“弘历”则缺笔，写成“弘厝”。如必得书写皇帝的名字怎么办？也有变通的法子：如“胤禛”可作如下表示：“讳上一字从丿从乱，下一字从礻从真”。固然麻烦一点，但臣民必须一体遵守，否则便犯了“讳”。王锡侯不是不懂临文避讳，他是好心，怕年轻的士子不懂，所以在《字贯》的“凡例”中将庙讳、御名照原字直书，提醒人们别犯错误。这且不说，就是真的不留心没有避讳，也不见得治罪，更谈不到什么“大逆不法”。乾隆即位后就一再降旨声明：“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原布政使彭家屏赐令自尽，罪状之一是他撰写的族谱《大彭统记》遇庙讳、御名皆不缺笔。乾隆说：“朕自即位以来从未以犯朕御讳罪人，但彭家屏历任大员，非新进小臣及草野椎陋可比。”四年以后，江苏查出沛县监生阎大镛《俣俣集》中有不避庙讳之处，乾隆也说“虽其不避庙讳，犹可云村野无知”。由此可见，犯讳固然是不允许的，但是否治罪，有很大的伸缩性和灵活性。在王锡侯《字贯》案之前尚无任何一个“草野椎陋”、“村野无知”因没避讳而被治罪。即使如彭家屏那样的省级大员，也止于“赐令自尽”而已。《字贯》这部书刊刷后在各省流布了两年之久，从未有人指出它在“避讳”上的“大逆不法”；王泷南不择手段欲置仇家于死地，却没去作王锡侯犯庙讳、御讳的文章；并非漫不经心、“双眼无珠”的巡抚海成让“悖逆”“开卷即见”的《字贯》漏掉了。这一切都表明，一个乡曲小儒出于好心而将“庙讳、御名悉行开列”，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犯不上大动肝火。
然则，乾隆一定要借避讳的小题目把《字贯》案打成“从来未有”的特大逆案，个中奥妙究竟何在呢？这就要从当时查办禁书的政治背景中去寻找答案了。
查办禁书是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通谕全国正式开始的，但这件事在乾隆却蓄谋已久了。所谓禁书，即对清朝统治不利的诸种书籍的统称，其中明末清初的野史、清初具有民族气节的明遗民的诗文集，最为乾隆所关注。康熙宽文网之禁，不少禁书都是那个时候刊行的。例如，顾炎武的诗文集中记了庄氏《明史》案，记了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参与官修《明史》，他的“北去（原抄本作“红装”二字）三百舸，舸舸好红颜”之类的诗句，更是对清初满洲贵族在征服江南时所犯暴行的无情鞭挞。王夫之的民族情绪较之顾炎武犹有甚者，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华夏”和“夷狄”之防。在他看来，“夷狄”乃“异类”，“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这简直在公然号召汉族人民起来造满洲的反。然而，像顾炎武和王夫之这样的“胜国遗民”的著作都在康熙中结集出版了。此外还有在当时政治上极为敏感的记述明清鼎革之际的现代史作品，如季六奇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成书于康熙十年（1671年），温睿临的《南疆逸史》成书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雍正时文字狱搞得很厉害，但并不热衷于焚毁书籍，甚至连发挥“华夷之别”的吕留良的作品都明谕不必销毁。乾隆则大不然，他这个人特别害怕书籍对人民思想的影响。到他当政时，清朝定鼎中原快一百年了，一代“胜国遗民”早已物故，汉族士大夫和读书人作为一个整体，已承认了满洲皇帝对中国的统治。但乾隆不放心，他总觉得只要有反对清朝或不利于清朝的书籍在，就还会产生新的一代敌视清朝的分子。所以他抓了诸如彭家屏收藏明末野史案、段昌绪藏匿吴三桂反清檄文案、齐周华逆书案，以至下令查禁、销毁钱谦益的诗文集，等等。但这样地零敲碎打，毕竟不是个彻底解决的办法，为了大清江山的长治久安，乾隆一直在寻找一条釜底抽薪、一劳永逸之计。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他终于想出了掩人耳目的巧妙办法——征集图书。这一年正月颁发了在全国范围内“搜辑古今群书”的诏令，表面上说是为了“稽古右文”、“嘉惠士林”，其实是想借此将一切对清朝统治不利的禁书摸清，然后统通收集起来，劈板烧毁。当然这个引蛇出洞的妙计不便在煌煌谕旨中明说，但对重点查缴禁书的江浙两省的满洲大吏却不能不事先透露些许，让他们思想上早有准备，提前部署。闽浙总督钟音陛辞回任路过江苏时，奉旨向两江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萨载秘密传达皇上口谕：“少有忌讳之书，令臣等一体留心查办。”这些皇帝最亲信的奴才在全面征集图书的名义下细心搜剔所谓的禁书。两年多过去了，书籍征集得委实不少，光浙江一省就有四千五百二十三种。但乾隆一看，他心中要“征集”的那些“少有忌讳”的禁书却寥如晨星。看来草野愚民精得很，他们似乎窥破了皇上的真意，一齐来捉迷藏。这中间为了让家有藏书的汉人解除顾虑，乾隆一再信誓旦旦地向天下臣民表示：“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反而在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为表示“稽古右文”、“嘉惠士林”的诚意，乾隆确也开始了纂修《四库全书》的扎扎实实的工作。不过，这一切效果还是极其有限。眼看着如意算盘落了空，乾隆索性摘下了重视学术文化的伪装，将搜访遗籍一下子改为查办禁书。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降下一道严旨，蛮横无理地说为什么各省进呈的一万多种书籍中竟然没有“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这么多的遗书中“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且明末野史甚多，其中“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在此谕末尾，乾隆以严厉的口吻宣布：“若此次传谕之后，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图穷匕首见。乾隆在一切伎俩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到底揭开了冠冕堂皇的骗人盖子，露出了征集天下群书的险恶用心。
然而，严旨催逼比设计诱惑的效果并不见佳。最使乾隆伤脑筋的是，查办禁书在江浙等省进展极为缓慢。他逐渐意识到，查办禁书的谕旨之所以贯彻不下去，首先是各省督抚漫不经心，并不实力查办。进入四十二年以后，乾隆就伺机制造一起大案，藉以在封疆大吏们的背上击一猛掌，使这些糊涂的家伙惊醒起来。江西巡抚海成没有看出王锡侯触犯庙讳、御讳，把一部“大逆不法”的书籍从眼皮底下漏掉了，正好拿来当坏典型。至于说王锡侯的犯讳能否算得上“悖逆”，这是次要问题。眼下既需要重治海成，就只能先把《字贯》打成“从来未有”的“大逆不法”。如果说王锡侯冤枉，那么海成的冤枉也不在王锡侯以下。
海成是旗员，胸无点墨，但对查办禁书却格外热心。到乾隆四十一年年底，江西省已查缴禁书八千余部，列全国各省之首。海成的办法很绝，为使查办禁书的诏令深入穷乡僻壤，他命令各州县把地保召集起来，训练一番后，再让他们挨家逐户去宣讲。无论全书还是废卷，统通呈缴，由官府付给缴书者一倍的书价。对这个创造乾隆很欣赏，通谕“各省仿而行之”。对这样一个亲手树立的典型，为什么又很快把他打翻了呢？乾隆也有自己的考虑。十月二十三日通过军机大臣给包括海成在内的各省督抚发出一道廷寄上谕，指责海成未将《字贯》“早为查出”，“可见海成从前查办应毁书籍原不过空言塞责，并未切实检查”。这无异于告诫各省督抚，像海成这样查办禁书的“模范”尚且“空言塞责”，你们该吸取什么教训？这样一来，对海成的处理自然越来越严厉。在短短两个月间，先是“传旨严行申饬”，随即“交部严加议处”，继而“革职交刑部治罪”，步步升级，直至刑部拟斩立决，乾隆帝觉得火力够了，下令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海成是查办禁书运动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方面大员，乾隆并不讳言拿他开刀的目的，谕旨说，严惩海成，是“使封疆大臣丧良负恩者戒”！封疆大臣中，首当其冲的是两江总督高晋，《字贯》案发，他受到的惊吓不下于海成。两江下辖江苏、江西、安徽三省，作为海成的上司，高晋亦难辞失察之咎。再者，总督所驻之江宁地近江西，所以严旨责问高晋：“江宁省城与江西省相隔不远，该逆犯初刊《字贯》之本断无不传行至江宁之理。高晋等此次查办应毁书籍，何以尚未将此等大逆之书列人？”高晋最后受到了降一级留任的处分。由于乾隆有意借《字贯》案推动查办禁书，所以有关这一案件的每道谕旨除寄两江之外，同时也寄发各省督抚。各省督抚自然从中吸取教训，查办禁书不止查明末清初野史之类的旧书，而且也要查如《字贯》这样现在刊行者。如果仍如过去那样“空言塞责，并不切实检查”，海成便是前鉴！
了解了《字贯》案发生的政治背景，就不会把它看作一起孤立的文字狱了。王锡侯不过是查办禁书这场浩劫的第一个牺牲品。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锡侯被押解到北京，投入刑部大牢。案情极为简单，没有什么好审讯的，到二十八日，大学士、九卿会同刑部就把这件特大逆案办完了。他们遵照皇帝早已定下的调子，请旨照大逆律将王锡侯凌迟处死。他的子孙、弟侄及妻媳二十一人照律缘坐，家产籍没入官，王锡侯所著一切书籍通谕各省查缴销毁。乾隆命王锡侯从宽改为斩立决，他的子孙王霖等七人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妻媳及年未及岁之子给功臣之家为奴。王锡侯的全部家产，把锅碗瓢盆、小猪母鸡统通计算在内，官府估价不过六十几两银子。一个无辜的、清寒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家破人亡了。
王锡侯《字贯》案给地方大员中麻木不仁者、明哲保身者、犹豫观望者以极大的震动。为了避祸，他们开始千方百计设法将所辖地区的禁书搜缴净尽。江苏方面率先刊刻成所谓《违碍书目》，分发各州县教官晓谕士民逐一清查，凡家中有单上所列的禁书，则分别呈缴官设苏州书局或江宁书局查办。安徽方面继起响应，他们想出的办法更绝，下发的《禁书书目》，不仅包括本省已查出的禁书，而且把其他各省奏明应予销毁的书籍也囊括其中，“并派委试用教职、佐杂等官，定以功过，分投各属，会同地方官剀切宣导，严加搜查”。河南、江西、浙江、湖北、广东、广西、陕西等省督抚不甘落后，也纷纷效法，刊刻禁目。一时间各种禁书书目通行天下，成为各省大吏查缴禁书的得力工具。
地方大员查办禁书的积极性总算初步调动起来了，乾隆欲将深藏民间的违禁之书一网打尽的初衷有望实现了。他随即命令军机大臣传谕各省将业经查出的禁书陆续解往京城，经特派大臣审阅，开单列出应烧毁劈板书籍之名，呈交皇帝批准，集中加以销毁。所有应毁各书，开列带有权威性的统一书目，下发各省督抚一并实力查办。
查办禁书的天罗地网严严实实地撒向了神州大地，方向明确指向那些仍胆敢抗拒收缴禁书的冥顽不化的刁民，指向对查办禁书仍怀有某种抵触情绪的大小官吏。
乾隆正在蓄意制造一个更大的书祸，一个更大的冤案。这次，哪些人的脑袋将被借来一用呢？
七、尹嘉铨自找杀身之祸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近畿直隶地方平地起风波，发生了一桩令人十分费解的大狱——尹嘉铨著书案。
这一年的三月间，乾隆巡幸五台山，在回京的路上，驻跸保定。退休家居的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铨趁机递折为他的父亲尹会一请谥，同时请皇帝准许尹会一从祀文庙。
尹会一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籍隶直隶博野县，乾隆初年任河南巡抚，官声尚好。他又是雍乾之际著名讲道学的人，曾写过不少论述天理性命的著作。此人尤以纯孝著称，做官的时候凡有善政，必定归美于母亲；回乡家居，搞一些设义仓、置义田、兴义学之类的慈善事业，也要说是母亲的授意。母亲去世的时候，尹会一已经五十多岁了，仍然头枕土块，躺在席子上睡觉，严格遵守所谓“寝苫枕块”的居丧古礼，人们非常感动。这个老夫子平日最敬服的是康熙朝的汤斌，认为他不愧为本朝道学第一人。出于对汤斌的仰慕，尹会一抚豫时曾题请汤斌从祀文庙，可惜经廷议被驳回，但尹会一为此进一步抬高了身价，当时人都认为他与康熙朝三位讲道学的名臣——陆陇其、汤斌和张伯行——不相上下。这样一来，就有好事者模仿孔子的弟子颜回、曾参、子思、孟轲的“四子”之称，把陆、汤、张、尹合称本朝“四子”。尹嘉铨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道学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也开始讲起道学来。长大后步入仕途，更以承接道统为己任，得意时甚至宣称自己是孟子后身，直接孔子真传。他出身举人，作过山东、山西、甘肃等省的司、道等官，后来内调为大理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但为时不久，即以年老休致。尹嘉铨在仕宦生涯中没有发展，恰恰在于他总是不忘大讲其道学，而当时讲道学并不符合“圣意”，有悖于时代的潮流。只是这个迂夫子吃不透时尚之所趋，退休还乡之后仍一味醉心于作个道学家。这次借乾隆翠华西幸，车驾路经故乡，便恭恭敬敬缮具两件奏折，让他的第三子候选教谕尹绍淳送到保定行在。
尹嘉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举竟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三月十八日乾隆先看了他的第一件奏折。尹嘉铨奏称，家父生前孝行感人，曾蒙皇上赐诗夸奖，现已故去三十余年，请照乾隆元年特谥陆陇其“清献”二字之例，按御制诗内字样，也赐家父一谥。尹嘉铨的意思是，为父请谥，成则博孝子之名，即或不准，也不会因此而得罪，这点私心岂能瞒得过乾隆？他平素对道学家的好名就颇不以为然，至于“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假道学更是嗤之以鼻。尹嘉铨这个人也早就领教过了，乾隆还记得他当山东藩司时曾当面讨赏孔雀花翎，说没有翎子无脸回家见妻子。乾隆当时就对此人十分厌恶，到底也没赏给他孔雀翎。但假道学毕竟未便捅明，乾隆就作他妄求谥典的文章。
大臣死后是否赐谥，赐什么字为谥，是一件十分郑重的大事，因为它关乎死去的大臣一生应作何评价，因此特由内阁议定撰拟，皇帝亲自圈定。如果都学尹嘉铨为博取孝名而请谥，那还成何政体？想到这里，乾隆提起朱笔在尹嘉铨奏折折尾批谕：“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没想到尹嘉铨还有一折！这个折子先从本朝陆陇其一人从祀文庙说起，然后引出家父生前曾有汤斌亦应从祀的心愿，到结尾才点明，不仅汤斌，而且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也都在汤斌之亚，还有家父尹会一，也统通应请准一并从祀孔庙。乾隆帝读到这里，终于怒不可遏了，在尹折上奋笔疾书：“竞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当天乾隆帝即召见军机大臣等，将经朱批的尹嘉铨的两个折子发交他们阅看，同时作了如下的指示：“立即革去尹嘉铨顶戴，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查抄其博野原籍赀财，以及在北京家产。”乾隆帝特别交代：查抄时资产对象尚在其次，如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军机大臣面承旨意后立即办理。首先传谕直隶总督袁守侗派出臬司郎若伊等前往博野逮捕尹嘉铨，办理查抄事宜；其次拟写两通上谕：其一“明发”，通过内阁宣谕中外将尹嘉铨治罪的原由；其二“廷寄”，命令在京大学士英廉“即速亲往严密查抄”尹嘉铨在京家产。两件旨稿经乾隆亲自核准后，一件发交内阁，一件由兵部封发，并作为“日行六百里”的急件，星夜驰送北京。
三月二十日天还未亮，大学士英廉便奉到行在军机处寄来的谕旨。按照旨意，他把书籍信件作为查抄的重点。从二十日到二十二日用了两天时间在尹家各屋中共查出书三百十一套、散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装订书籍一柜、书板一千二百块，以及书信一包共一百一十三封。将如此之多的书信集中到一间大室之中，专派两名“曾查办过书籍之事”的翰林逐细搜检其中的“狂妄字迹”。
事情到了如此地步，朝臣心里都明白，尹嘉铨之罪绝不仅止于妄求谥典及从祀了。但皇上为什么赫然震怒、大动干戈？个中的奥妙却谁也猜不透。
三月二十七日乾隆回銮圆明园，第二天大学士三宝等会同刑部开始审讯尹嘉铨。从审讯的重点中人们开始了解乾隆帝发动这桩大狱缘故。下面且看几段审讯记录：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女人。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又如何回去的呢？
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原想得了翎子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承审宫似乎有意戳穿尹嘉铨的假道学，而尹嘉铨对自己道学之伪也供认不讳。承审官穷追不舍，又问起尹嘉铨要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处女一事。
问：尹嘉铨你所写的《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文，说李孝女“年过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已立志不嫁，且年过五旬，你为什么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的人干的么？
供：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年过五十，我还要将她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呢？
让一个讲道学、重名节的人承认自己“廉耻丧尽”，承审官该满足了吧？不然。下面还有更尖刻的讯问。
问：你妻子既肯替你娶妾为何必定要拣这五十多岁的女子？
又明知道聘娶不成，她就可白得了不妒之名，这不是你妻子也学你欺世盗名么？且你既托为正人君子，必当成全此女子之名节，乃听任你妻子要聘为妾，实属荡尽廉耻，这难道又是道学么？供：我女人要替我娶这五十多岁的女子，她原是知道那女子断不肯嫁我的，她不过要借此显她不妒。这原是实情。至于我任凭她做这样事，实系我毫无廉耻，总是平日欺世盗名，是以我妻子也就做欺世盗名之事。今蒙诘问，我的肺肝已见，又有何辩呢？
问供的刑官真是刻薄到家了，他们用尹嘉铨自己的言行，就把这位道学先生的五脏六腑彻底暴露出来了。说尹嘉铨有点假道学不算冤枉他，问题是承审官何以对此大感兴趣？原来，承审官们秉承了皇帝的旨意。乾隆帝之所以要剥掉尹嘉铨的假道学外衣，让他把狐狸尾巴露出来，并不是反对道学。对于提倡纲常名教、维护帝王独尊的道学本身，乾隆帝是不会反对的，岂止不反对，真可谓尊崇备至。不过仅仅尊崇而已，却不准大小臣工学程、朱、陆、王的样，也大讲其道学。他从历史经验中知道，讲学之风一开，最终就会危及帝王的统治。宋儒明儒聚徒讲学，好发议论，议论不同则分成派别门户，门户之争则朝臣朋分角立，朋党互相水火，党同伐异，则不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结果小则紊乱朝政，大则倾覆宗社。由此，乾隆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于是在打击朋党的政治斗争中，大力压抑讲学之风。他训诫大小臣工、读书士子对道学只要埋头潜修、躬行实践就行了。所以当时谁要以道学先生自居，大讲其仁义道德、修身养性，轻则受到社会舆论的讥讽，重则招致祸殃。以至在那个时候，不管是真道学还是假道学，统统被世人鄙而讥之，纪晓岚就看准了政治风向，专门去揪假道学的小辫子，连《红楼梦》中的晴雯也揶揄说：“袭人吗？越发道学了，独自个在屋里面壁呢。”在这样的气候下，尹嘉铨却出人意外地冒了出来，自己讲学还罢了，又不知深浅地奏请皇帝尊崇一大堆不伦不类的道学名臣，重新煽起讲学之风，乾隆帝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授意承审官从假道学一路问下去，专揭尹嘉铨的秃疮痂疤，归根到底，不在于把一个尹嘉铨搞臭，而是借此败坏一切讲学人的声誉，防止因学术见解不同而导致朋党死灰复燃。
当然，尹嘉铨如果仅仅是假道学，还不易问成大逆不道之罪。这不要紧，负责查阅书籍的翰林们已从尹嘉铨所著各书中签出“狂妄字迹”一百三十一处。恭呈御览后，乾隆帝认为下面几条最关紧要，命承审大臣严加审问
其一，尹嘉铨他的著作中写道：“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安能独尊于上？”他的意思是，朋党往往以门生与座师的关系为纽带纠结而成，反朋党的结果势必削弱“父师之教”，反而不利于皇权独尊。乾隆认为他有意和皇考世宗（雍正帝）的《御制朋党论》唱反调，况且“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所以他斥责说，尹嘉铨推崇“父师之教”，提倡讲学，反以朋党为是，不知是何肺肠？其二，尹嘉铨仿照南宋朱熹的《名臣言行录》，也编一本《名臣言行录》，把清初以来的名臣如高士其、高其位、蒋廷锡、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等人都罗列其中。乾隆认为，以本朝人标榜本朝人物大有问题，列入名臣的，他的子孙自然感激，不得列入者，他的子孙就会抱怨，一旦结为恩怨，门户、朋党之风就会复起。此外，朱子编《名臣言行录》是在宋朝南渡衰微之时，而今国家全盛，乾纲独断，哪里还有什么“奸臣”和“名臣”？这个说法，乍听起来很难索解，细细品味又不难明白乾隆的逻辑：朝廷上有奸臣擅政，自然反衬皇帝的昏聩无能，而如有名臣，也证明皇帝不很够格，未能大权独揽，还需要名臣来辅佐——结论自然是：不要特别坏的奸臣，也不要特别好的名臣，天下臣工通通应该是浑浑噩噩的惟命是听的奴才！
其三，尹嘉铨在所著书籍中把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称为“相国”，这本是当时人们习用的说法，无关宏旨，乾隆却挑剔说，宰相之名从明太祖时已废置不用，本朝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至朕临御四十六年以来，太阿在握，权柄不移，有哪件事曾借助大学士的襄赞？他还通过这件事郑重告诫后代子子孙孙，都要以他为榜样，不许倚靠大臣的帮助。
从尹嘉铨的著作中，乾隆还挑出不少问题。例如尹嘉铨模仿孟子“为王者师”的说法，在书中写有“为帝者师”四个字。乾隆嘲笑他学问浅陋，让大臣们评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尹嘉铨自号“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不是帝王的专利，不巧乾隆也恰逢七旬大寿，自称“古稀天子”，且写了《古稀说》颁示天下，把“古稀”垄断了。年逾七十的尹嘉铨不知眉高眼低，也以“古稀”自号，结果被斥为“僭妄”。诸如此类的莫须有罪名还有许多，不过是为杀尹嘉铨多找些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大学士、九卿等在反复审讯后，奏请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照律缘坐。理由是他“妄比大贤，托名讲学，谬多著述，以图欺世盗名，又复妄列名臣，颠倒是非，隐启朋党之渐，甚至妄称‘古稀老人’，种种狂悖不法，实堪切齿”。乾隆帝加恩“从宽”免其凌迟，改为绞立决，亲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同时命各省查缴销毁尹嘉铨著述或疏辑的著作共八十二种，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铲削磨毁。各省查缴尹嘉铨文字作品的工作，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起，到当年十二月才基本结束。
平心而论，尹嘉铨虽不免有些假道学，但总算是当时一个肯于思考的人，至少在对雍、乾二帝的反朋党，对本朝名臣的评价等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与乾隆有不同的认识。这本来属于统治阶级内部正常的意见分歧，乾隆却动用暴力手段加以无情的压制，从肉体上消灭尹嘉铨，以为“天下盗窃虚名，妄生异议者戒”。尹嘉铨的不幸结局不在于他的道学不够纯正，而是他还没完全学会做一个服服帖帖、浑浑噩噩的奴才。如果他早生一百年，在康熙时代，或晚生一百年，在咸（丰）、同（治）时代，都有可能成为受人尊敬的道学名臣。可惜他生不逢时，又看不清形势，结果以一个悲剧式的人物留在了清代文字狱史册上。
八、恶果
乾隆一生究竟制造了多少起文字狱，确切的数字恐怕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了。不过，在他统治中国的六十几年间，有案可查的文字狱至少在一百三十起以上，比起康熙朝六十一年间文字狱不超过十起，雍正朝十三年间文字狱二十几起，数量显然有急剧的增加。
有人会说，乾隆朝没有大规模的文字狱，镇压、屠杀的手段也没有康熙、雍正那样严酷。这话不无道理，但不全面。像庄氏《明史》案、《南山集》案和吕留良案那样的大案乾隆朝的确没有。乾隆在统治手法上讲究“宽严相济”，反映在处理文字狱案时，一旦收到了杀人立威、臣民震慑的效果，就总是把“不为己甚去己甚”之类的话头挂在嘴边，宽赦几起实在荒唐的文字狱，甚至降旨训斥几个多事的官员，表示自己并不想把事情搞过了头。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有个御史上折说收藏野史之类的事不应该照“逆案”严办，乾隆为自己辩护称，你们看是我处理胡中藻案严呢，还是“皇祖”康熙皇帝处理《南山集》、“皇考”雍正皇帝处理吕留良案严？言外之意甚明，是说他比较宽大。如果以上述三个案子而论，乾隆的话并不错，但若换个角度分析的话，又另当别论。乾隆朝有个怪现象，精神病患者因胡涂乱抹而构成罪案的特别多，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在二十起以上。这些粗知文墨的疯子与吕留良、戴名世不同，他们根本谈不到有什么民族意识和政治见解，病发时终日神游于梦幻之中，随手乱画几个不知所云的文字，结果照大逆律论罪，本人凌迟处死不算，亲属还要跟着连坐。侥幸得到从宽处理的，也多是斩立决或市曹杖毙。康熙、雍正两朝尽管文网渐密，却还不曾荒唐到罗织疯汉怪诞不经的文字。雍正八年（1730年）有个叫刘芳杰的疯子，一天忽发奇想，写了一个帖子求拜广西巡抚金鉷。金鉷一看红帖封面上赫然大书“真明天子刘芳杰拜”几个字，感到事体严重，就把刘芳杰看押起来，随即缮写密折向皇帝报告，说疯犯他事可恕，惟刘芳杰光天化日之下竟以“真明天子”自居，应于“广众之中尽法处死，以儆地方所有疯人”。雍正却不以为然。他在金鉷的奏折上批谕：“若实系疯病，何必至于死？”比较之下，雍正通情达理得多，而乾隆的残忍则到了疯狂地步。
再有乾隆朝的文网要比康熙、雍正两朝苛密得多。康熙朝庄氏《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诛戮极惨，株连颇广，不过总算抓到了辫子。戴名世认为南明的历史不应一笔抹煞，今天看来当然属于学术范畴的不同观点，而在当时却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庄廷鑨集江南名士私撰的《明史》，不止在书写南明史事时奉弘光、隆武、永历的正朔，而且对清帝先祖多有指斥诋毁，这在专制时代任何一个王朝也无法宽容。黄宗羲提到这个案子时说：“愚儒暗昧，祸至九裂。”顾炎武也说该书“颇有忌讳语，本前人诋斥之辞未经删削者”。他俩都是当时人，又与清廷持对抗立场，他们对庄氏《明史》之所以触法的解释比较客观。由此也可见清廷必欲治其罪，不为无因。雍正借曾静反清案蓄意罗织已经死去的吕留良文字之罪以成大狱，情形颇类《明史》案与《南山集》案，这无须深说。值得注意的倒是，雍正为打击朋党，整肃士习而处心积虑制造的汪景祺、查嗣庭等文字狱，罪名就定得很牵强，也很可笑。至于徐乾学的公子徐骏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杀，年羹尧因奏折中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阳朝乾”得咎，就更无道理可言了。到了乾隆时，雍正的某些恶劣手法被变本加厉地发挥起来，雍正稍有顾虑之处乾隆则肆无忌惮地放手大干特干。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硬说“加‘浊’字于大清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因此掉了脑袋。徐述夔《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乾隆竟蛮横地加上“诋毁本朝，系恋胜国”的可怕罪名，照逆案办理。戴昆是康、雍时人，早已身故，查办禁书时发现他的《约亭遗诗》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狠”，被刨坟戮尸，他的孙子戴世道六十多岁了，因刊刻《约亭遗诗》，也被杀了。石卓槐《芥圃诗抄》中有“大道日已没，谁与相扶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不过发了点儿对现实不满的牢骚，结果被凌迟处死。“明月”、“清风”本诗赋习用之语，为了避祸，只好不去吟诵风月了，但也不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个劣监告发卓长龄（康熙时人）著有《忆鸣集》，说“忆鸣”二字实寓“追忆前明”之意。卓长龄的孙子卓天柱因隐匿私藏禁书《忆鸣集》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而卓天柱两目青盲，根本就没看过祖上留下的诗集。乾隆还专爱挑人未曾避讳的毛病。王锡侯一片好心，怕年轻士子不懂避讳，就在自己所编的《字贯》一书中将康熙、雍正、乾隆的名字一一开列，乾隆故意大发雷霆说“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深堪发指”！此例一开，禁忌如毛。乾隆朝还发生了不知多少更荒唐可笑的事，那便是许多胡涂人“忠而获咎”。山西人王肇基平日疯疯癫癫，穷得没办法，就写了一副诗联呈送官府，恭祝皇太后圣寿，被拿获严审，王肇基供称：“我献诗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欢，实系我一腔忠心。”结果献忠心的王肇基被当众一顿乱棍打死，“俾愚众知所炯戒”！还有个叫安能敬的穷秀才人场考试，在试卷上勉强凑成了这样几句诗：“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顺天学政倪成宽闻出味道好像不对，就说诗中“语涉讥讪”，有看皇上笑话的意思，理由是皇上哪里还有什么“难”要靠别人“排”呢？在审讯时安能敬十分无奈又十分委屈地辩解说：“我原本要极力称颂，无奈说不上，忙急之时，随手写了‘排难’两个字，并无别意。”这次可能乾隆心情好，特降旨说：“安能敬试卷诗是不通，尚无别故，不必斥革。”鲁迅看过当时故宫博物院公布的乾隆朝文字狱档案后，深有感慨地说：“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愚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就是屈大均的《翁山文存》和蔡显的《闲渔闲闲录》，鲁迅也说：“我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对乾隆朝文网之密，鲁迅可以说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
文字狱在乾隆手里往往被有意识地拿来作为达到某种政治需要的武器，因此其手段显得尤其恶辣而专横，这一点更为乃祖乃父所不及。雍正借文字狱打击朋党，提高皇权，整肃官场风气，至少在清朝是个发明，顺治和康熙两位皇帝还虑不及此。乾隆经过周密布置，发动《坚磨生诗钞》诗狱，揪出一个“逆犯”胡中藻，便把经营多年、盘根错节的鄂尔泰一派整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乾隆干得确实比其父漂亮。为防微杜渐，根除朋党起见，乾隆又把文字狱的锋芒指向思想学术领域。他选中了尹嘉铨这个在学术、道德、事功上都无足轻重的平庸人物为靶子，在文祸害人已成强弩之末的时候，再次兴动文字狱，把尹嘉铨那一副假道学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在这方面，乾隆不仅继承了雍正的经验，而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打着“征集天下图书以嘉佑士林”的幌子，意欲将天下所有反清反满文字作品一网打尽。为推动查办禁书，独具匠心地制造出一起接一起的书祸，乾隆比雍正更是青胜于蓝。安徽天长县生员程树榴借骂“造物者”巧骂当今皇帝“愈老而愈辣”，“所操之术愈出愈巧”，结案时乾隆并不强辩，承认程树榴骂的正是自己。乾隆的“寓禁于征”的险恶目的，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康雍乾三朝都搞文字狱，但各自特点分明，使人们首先想到，这可能是由康、雍、乾三位皇帝个性不同所致。
梁启超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谈到清代文字狱时说，康熙“阔然大度”，雍正“极猜忌刻薄，而又十分雄鸷”，乾隆“也不是好惹的人”，学问不及乃祖乃父，却偏要附庸风雅，恃强好胜。他的评论是否准确，这里姑且不谈，但他把帝王的个性和文字狱发生发展的特点联系起来，见解是独到的。
毫无疑义，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打上了清代最负盛名的三位皇帝的深刻的个性烙印。
康熙对孔子讲的“宽则得众”体会最深，他的宽厚大度，古今中外论者的意见大体一致。康熙亲政后，宽文网之禁，胜国遗民的作品不惟任其刊刻流播，就是像黄宗羲、顾炎武、李颐、傅山等坚决不与清廷合作、社会影响巨大的硕儒，也没有抓他们的文字辫子治罪。如果康熙像后来雍、乾两位皇帝的话，想搞文字狱震慑士人，真是俯拾即是，容易之至。康熙晚年政策走向虽有偏严的趋向，但《南山集》史狱结案时，赖康熙的宽大，“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雍正和乾隆都未能继承乃父乃祖宽厚和平的天性，他们父子俩的性格有极其相似之处，如刻峭、猜忌、高己卑人、过于自信；他们二人又同具极高的天分和罕与其匹的雄才大略，因此都有彻底解决汉族潜在的反清反满思想的宏愿，也都把文字狱视为完成此项艰巨事业的利器。但由于二人性情存在着明显差异，具体做起来，手法和策略往往大相径庭。
礼部侍郎钱以垲献媚取宠，写了一个奏折建议雍正皇帝下令将所有私著家刻的书籍和书版收缴上来，一把火通通烧掉，没想到马屁拍到马蹄上，竞遭到雍正一顿训斥。雍正说：“此奏识见卑鄙，似此弭谤之举，朕不为也。”理由是，国家如有可榜之处，禁书焚书“能消灭天下后世之议论”吗？如果没有可谤之处，吕留良之流捏造妖妄，肆意攻击，又有什么用？雍正的“自信”真令人叹服，他在钱以垲的奏折上作了百余字的朱笔批示，表示坚信清朝得天下之正，坚信自己治下“海宇承平，万民乐业”，坚信可以从理论上事实上彻底击败汉族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华夷之别”的偏见。不可否认，雍正亲自发动的几起颇具震慑力的文字狱是有他的战略考虑的，而由地方官员小题大做鼓捣出来的一些鸡零狗碎的小案子，他往往不屑一顾。雍正朝有数个文字大狱往往是高瞻远瞩，大处落墨，这里面不难看出雍正鲜明的个性特点。
乾隆与他的父亲同样自负，同样自负得可笑，但具体操作起来，又总是反其道而行之。雍正对曾静反清案的料理出人意表。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起兵推翻清朝统治的现行大逆正犯曾静免予刑事处分，还给了他几千两银子，放回老家现身说法颂扬皇恩，吕留良却因所写的文字作品影响了曾静而招致开棺锉尸、亲属流放极边的惨祸。为肃清吕留良的思想，雍正不惜以万乘之尊，与吕、曾一介草民公开辩论，并把他们的反清观点一一收入了《大义觉迷录》，印发到全国各地，令士子们初一、十五诵读。吕留良的诗文作品，雍正交代一律不必禁毁，其他一些讽议时政的书籍也听之任之。乾隆即位伊始，就把曾静和他的弟子张熙逮捕起来，凌迟处死，这是对其父“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曾静）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的谕旨的公然背弃。乾隆还严令收缴《大义觉迷录》，私藏者罪之。中年过后，乾隆又处处以监谤者自居，督责各省大吏在全国张起连精神病患者的荒诞文字也未能幸脱的绵密文网。但他深知文网再严密，也不过治标而已，要釜底抽薪，一劳永逸，就只有效法秦始皇，把一切“逆书”搜剔净尽，一了百了。不难看出，乾隆稳健、缜密、阴鸷，而雍正作风强干硬朗，但不免失之浮躁、粗率、孟浪。雍正年幼时，康熙说他“喜怒不定”，告诫他遇事要“戒急用忍”。这说明阅人甚富的康熙已经看出这位四阿哥在先天素质上存在某些缺陷，是不是担得起大清江山这副重担还有问题。当然，雍正很注意改这个遇事躁急的毛病，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气质这东西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特别是当上了皇帝，说一不二，恣意而行，于是在成就许多响当当改革大事的同时，也干出了不少诸如与曾静、吕留良公开辩论，把即位内幕、皇家隐私也大曝其光之类逾越专制统治常规的蠢事。他的某些出格的做法，今天如何评论另当别论，但以专制帝王通常的行事准则而论，总有点怪癖乖张。相比之下，作为一个帝王，乾隆的气质要好得多，这一点也早在康熙的洞鉴之中。晚年的康熙很喜欢弘历这个孙子，爷俩初会圆明园牡丹台，康熙就有相见恨晚之感，立命送到宫中养育。由于康熙如此宠爱弘历，因此当时及后世就有了康熙之所以传位雍正，正是为了将来在雍正之后由弘历来承继皇统的说法。事实证明，康熙对子孙两代皇位继承人的性格评价很精确。在事实上仍实行民族压迫，满汉民族间的敌忾情绪还远远没有化解的时候，硬要靠宣讲一本《大义觉迷录》来征服汉民族的心，只能起到替吕留良等反满思想家作义务宣传的副作用。乾隆心知其不足法，为彻底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以及其他一切不利清朝统治的思想，他先是打算不断制造文字狱以窒息人们并胁迫交出民间稍有忌讳的文字，最后认定除查办销毁禁书以斩草除根、永绝后患之外，别无良图。不可否认，乾隆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人们吓得不敢说话了，甚至不敢思想了，古代没有几个专制帝王可以做到如此地步。
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蓄意制造了一起扫荡朋党恶习的文字狱一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内外臣工为胡中藻因文字有疵被砍掉了脑袋惊骇不已，乾隆担心下面或有非议，就不惜搞特务手段，想方设法刺探士大夫们的反映。新任浙江按察使富勒浑是个绝对忠实的奴才，陛辞时皇帝交待他一项特殊任务：到任后留心体察赋闲在家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是否心怀怨望。梁诗正在兵部任过职，富勒浑曾为他的下属，于是借这层关系去梁府套话。没想到梁诗正十分机警，没上当，他一本正经地向富勒浑表示，胡中藻罪有应得，并顺势谈了自己为官多年的诀窍：“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富勒浑没套出什么，不甘心，不久又借故到了梁府，引出胡中藻的话题，梁诗正依然大谈为官之道：“一切字迹最关紧要，我在内廷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乾隆原本估计梁诗正对胡中藻诗狱必有怨言，得到富勒浑的密报，很满意，在富勒浑的折子上批谕：“梁诗正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探求？”过了两年，又起用梁诗正当了工部尚书，就是因为梁诗正“知惧”，被文祸吓怕了，不敢说了，不敢思考了，彻底驯顺了，够奴才资格了。梁诗正，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汪景祺的大同乡。汪因写了《西征随笔》，斩首枭示，此事对这位青灯苦读的江南才子自然是刻骨铭心，感触尤深。紧接着，梁诗正的小同乡浙江海宁人查嗣庭又因被抄出的日记有问题身后戮尸，梁诗正更成了惊弓之鸟。为了汪、查两个浙产“逆种”，雍正特旨停了浙省的乡试，梁诗正也连带被误了前程。直到雍正七年（1729年）复准开科，翌年春闱，会元及三鼎甲竟全让浙江人包了，而探花就是钱塘梁诗正。深深领略了宦海惊涛、笔墨招祸的梁诗正怎么可能不乖起来呢？此后他自然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再看梁诗正和富勒浑提到的那个刘统勋，他可是个整个乾隆朝不可多得的大人物。此公过世，朝野以为国家失去栋梁，乾隆特赐谥“文正”，给了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就是这样一位不世出的人才，做官竟到了“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的谨小慎微的程度，庙堂之上还有什么希望！所以孙嘉淦说当时官场触目皆是“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的政治奴才。没有思想，没有节操，有的只是个人的荣华富贵，只是一副奴颜媚骨。
如此卑劣的官场风气，与中国传统寺士大夫崇尚的气节有着霄壤之别。所谓气节，是指人应该有理想，有志气，有操守，有一点精神。气节的核心虽说是忠君，但在古代还蕴涵有对民族、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执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遇到桀纣之类的暴君，敢于犯颜极谏，为民请命；面对民族高压，又总能宁死不屈，慷慨就义。他们推重的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样的格言，他们敬仰的是历史上浩气长存的仁人志士。在他们的观念中，道德价值是高于生命价值的。他们平素十分注重砥砺志节，为人居官讲究廉洁清正，又不断在强化自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为的就是一旦面对诸如富贵、贫贱、政治高压以至生死之类严峻考验时，能够不动心，能够保持一身正气，视死如归。中国的读书人自古以来便从儒家经典和历代史籍中吸吮着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营养，这些被称为“士”的读书人又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官僚队伍中，因此他们的气节如何，直接关系到统治集团的整体素质，也影响到国家的治乱兴衰。
明末清初鼎革之际，气节在士大夫以至一般士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极为崇高。当时有志节者多直接投身于抗清的武装斗争，清朝的统治稳定后，他们又拒绝与清廷合作，有的奔走大江南北，志图恢复；有的遁人空门，祝发为僧；有的以死坚拒朝廷的征聘；有的隐居荒岩绝壑，埋首著述。沛人阎尔梅抗清失败，见大势已去，回到家乡，寄情于酒，醉则骂座，常常慨然而叹：“吾先世未有出仕者，国亡，破家为报仇，天下震动，事虽不成，疾风劲草，布衣之雄足矣！”遂高歌起舞，泣数行下。有个叫陈佐才的烈士，生前无视“留发不留头”的严厉剃发令，蓄发高冠，出入坦然，垂暮之际，凿石为棺，自题挽诗云：“明末孤臣，死不改节。埋在石中，日炼精魄。雨泣风号，常为吊客。”最终完发而殁。这些被称道为“胜国遗民”的志士，至死不忘保全自己的气节不被玷污。当时为公卿推重甚至天子动容的，恰恰是志节皎然的黄宗羲、顾炎武、孙夏峰、李等遗民领袖。相反，凡人仕新朝的便被正直之士斥为“反颜事仇，行若狗彘”，如果本人良心未泯，也觉得抬不起头来。原明朝礼部尚书钱谦益在南明弘光小朝廷覆亡时带头降清，晚年自知大节有亏，作文自责说，明亡，“濒死不死”，降清，“偷生得生”，一生“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诗人吴梅村入清只作了一任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临死时用“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为自己一生作了结论。气节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该是何等重要啊！
进入雍正朝后，虽说士人屡遭挫辱，但仍有坚持正义、有独立思考精神的硬骨头。雍正时奉旨上书对吕留良案“独抒己见”而被终身监禁、乾隆时因文字狂悖而被凌迟处死的台州硬汉齐周华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绍兴师爷唐孙镐也是一个。雍正八年（1730年）唐孙镐正在湖北汉川知县衙门作幕，此人生性耿介，很为吕留良的遭遇抱不平。一他冒死上书说，唐虞之世，君臣交赞，所以治化臻于极隆，“今也不然，皇上曰‘可’，臣亦曰‘可’，皇上曰‘否’，臣亦曰‘否’”，即如吕留良一案，皇上降旨之初，疑信参半，设若群臣举留良之正书力争的话，皇上之心必油然而动，无奈中外臣工“恐干批鳞之咎，甘作违心之谈，此曰‘锉骨’，彼曰‘扬灰’，此曰‘焚书’，彼日‘灭族’，举朝同声附和，而宸衷益增其怒矣”。在呈文末尾，唐孙镐慷慨激昂地说：“呜呼！仲山甫之不作，魏郑公之已亡。朝廷已无诤臣，草野复生孽畜（指作檄文声讨吕留良的诸葛际盛）。后之修史者不讥笑我朝无人物乎？虽然，莫谓无人也，犹有不怕死的唐孙镐在！”唐孙镐并不敌视清政权，在呈文中他还把明清之际的反清之士称为“洛邑顽民”，可见民族意识对他来说早已淡漠，他也不一般地反对皇权，甚至对当今皇帝还抱着天真的幻想。但他深恶痛疾于士大夫气节的望风披靡，他不忍心看到因皇权膨胀而最终导致国家败亡。他不惜牺牲个人宝贵的生命，希图阻止已在加速的极端专制的车子向危险的山颠冲去。
唐孙镐的下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雍正之后在乾隆治下的六十几年，士风的一败如水已无可挽回。
称名于康、雍、乾三朝的孙嘉淦最早也是最深刻地揭示了士气的日趋下流，但不幸的是，士风的转变恰恰在思想最清醒的孙嘉淦本人身上最具典型。孙嘉淦是山西兴县人，早年家境寒苦，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中进士，点翰林。雍正初即位，他上书论列“亲骨肉”等敏感的政治问题，把皇帝激怒了，说翰林院还容得下这狂生吗？幸亏大学士朱轼替他说项，说孙嘉淦这年轻人狂则诚狂，胆量可真让人佩服！这才未被逐出翰林院。经过这次教训，孙嘉淦仍不识相，遇事每每按捺不下，具折谏争。雍正不高兴，说他“迂阔琐碎”，不能实行。雍正十年（1732年），抓他一个过失，革职拿问。刑部拟斩，雍正特旨加恩免死，对大学士们说：“孙嘉淦性气不好，但不要钱，就放在银库当差行走吧。”这话说得很透。孙嘉淦刚直的“性气”，专制帝王如芒在背。乾隆临御天下之初，孙嘉淦又被重用，他针对权力过于集中，对皇帝个人迷信业已发展到牢不可破的时弊，上了著名的《三习一弊疏》，意见依然很尖锐，口气却相当缓和了。此时的孙嘉淦无疑还具备士人独立思考、遇事敢言的刚正品格，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拳拳之忠令人感动，但昔日的锋锐已被专制的淫威消磨得圆滑起来。他原本不脱文人习气，喜欢著书，作翰林时写了一本《春秋义》，刊行后被雍正训斥了一顿。他又怵于身边屡屡发生的文祸书祸，不仅把《春秋义》连同书板烧掉了，其他著作《诗删》、《南华通》也付之一炬。乾隆朝孙嘉淦居官更加谨慎小心，他仍然上疏建言，但谈得多是如何禁酒，怎样治河，并为自己立下《八约》以自戒。这《八约》很值得玩味，前四约是：“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这哪里还有年轻时孙嘉淦的味道呢？整个是专制时代明哲保身之道。到了晚年，孙嘉淦更善于逢迎帝旨，但出乎他的预料，乾隆十六年（1751年）发生的假托孙嘉淦之名伪造奏稿攻击乾隆皇帝的大案差点儿把他牵连进去。在追查伪稿期间，孙嘉淦吓得心惊肉跳，面对围在身边的妻儿，深悔以前不该遇事勃发，沽名钓誉。他说，过去雍正皇帝和现今皇上屡屡戒我好名，伪稿纵然与我无关，但奸徒为什么假托我的名字而不假托别人的名字？我真是罪无可辞呵！这个检讨太深刻了，但此时的孙嘉淦已不再是昔日立朝棱棱、风采熠熠的孙嘉淦了，在他身上“士人”的影子已荡然无存了。他留给人们的最后印象无非也是个媚态十足的政治奴才而已。怪不得他初入翰林的石友、以正直著称的李元直有意与他疏远了呢。从康熙五十二年孙嘉淦步人仕途，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追查伪稿的政治风涛中惊惧而亡，正是中国古代专制皇权逐渐膨胀到登峰造极的时代，也是雍、乾二帝借文字狱芟夷士人气节的时代，孙嘉淦在官场中留下的堕落轨迹，恰是清代士风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一个缩影。
清初王撰写了一首对文字狱所导致的后果深感忧虑的诗，名为《闻雁有感》：“数声哀怨半天闻，无限离愁寄白云。增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他敏锐地觉察出，君主以文字罪人，而最终收获恶果的，恰是君主自己。这个道理翰林编修洪亮吉讲得最透彻，乾隆刚刚去世，他就向嘉庆皇帝剀切陈词，说眼下士风日趋卑下，士大夫越来越不顾廉耻，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梯，以苟且为服官之诀窍。这些人在太平岁月做官充数还可以，国家民族遇有急难，要他们不避利害，不计险夷，不惜身家，奋身而起，赴汤蹈火，力挽狂澜，能做得到吗？洪亮吉认为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为什么只有庸才、奴才而没有人才？嘉道之际的思想家龚自珍说得再深刻不过了，他说，这是最高统治者“积百年之力，以振荡摧锄天下之廉耻”的结果。从康熙晚年算起，到嘉庆之初，正是龚自珍所指的一百年。在这以“康乾盛世”著称、君主专制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一百年里，最高统治者，主要是雍正和乾隆，对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实行了如龚自珍所说的“戮心”政策，“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能忧，能愤，能思虑，能作为，能有廉耻，能无渣滓的国家栋梁和民族脊梁被摧残殆尽，有的只能是一群苟且模棱、委蛇圆通、阿谀奉承、蝇营狗苟的无耻之徒，这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夏时节，龚自珍黯然神伤地告别北京南下。五月过扬州，抵镇江，眼望浩渺大江，无限感慨，恰逢当地迎神盛事，那惊雷般的鼓声，那进发出原始生命力的粗犷造型，终于触动了诗人胸中郁积已久的豪情，他向茫茫上苍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呐喊：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是对百年文祸的沉痛控诉，也是对封建专制的愤怒声讨。但龚自珍并不伤感，并不绝望，他对一个生气勃勃、政治开明、人才辈出的新时代充满了热烈的期待。
不幸的是，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就要动地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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