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恋权力的政治家的心态也并不完全相同。
乾隆皇帝终生抓住国家最高权力不放，即使将帝位内禅嘉庆皇帝以后，他依然是主宰中国这个庞大帝国的惟一的人。在即将走到人生途路的尽头时，乾隆皇帝仍像他年轻时一样，强烈地被政治所吸引。他的热恋权力，并不是害怕失去享乐、地位和安全，而是权力给予了他体验成就感和荣誉感的机会，同时也为他提供了受到他人爱慕和尊敬的机会。
一轮殷红色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然而，天下只有，也只能有一个太阳。
一、暮年心境
乾隆晚期，国家表面上仍不失一派太平繁盛景象。但在华丽的盛世外衣掩盖下，则是一副痼疾缠身的衰老身躯。不能说乾隆对大清王朝早已显露出来的后半世光景没有丝毫觉察，但他似乎更愿意千方百计地粉饰太平，更愿意听到人们对他取得的超迈千古的文治武功的歌颂。
第一个给陶醉在歌舞升平梦幻中的乾隆皇帝敲起警钟的是内阁学士尹壮图。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一月，鲜花著锦、烈火烹油的皇上八旬万寿节刚刚落下帷幕，这个忠鲠的云南佬就上折子请停罚议罪银。他说近来督抚获罪，不即行罢斥，只不过罚银数万以了结，这么一来，就给了那些胆大妄为的督抚贪污索贿提供了借口，而清廉自爱者交不出议罪银，只好求属下帮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谁还敢追究？尹壮图请皇上下旨永停罚议罪银之例。
尹壮图提到的败坏吏治的“罚议罪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罚议罪银是乾隆中期以后一项秕政。以往人们认为罚议罪银制度可能是和珅替乾隆策划出来的。其实，罚议罪银，完全是乾隆的独出心裁，而且可以追溯到乾隆中期。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揭发出皇上最小的弟弟果亲王弘瞻私下里托江南织造及税务监督替他购买蟒袍、朝衣和戏子，乾隆不便深究，就命军机大臣传谕涉事的税务监督萨载“自行拟罪”。萨载回奏称“自愿纳赎银一万两，仰乞圣恩宽限，匀作二年交全”。这件事可能是日后罚议罪银制度的开端。督抚中第一个奉旨罚议罪银的是两江总督高晋，因为他的弟弟高恒犯了贪污罪，那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发生的事。以后，督抚等大臣议罚银两之案不绝于书，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驻南疆办事大臣高朴走私官玉大案被牵涉案中奉旨自行议罪、罚议罪银两的督抚、织造≮、税关监督等就有杨魁、舒文、萨载、寅著、高晋、勒尔谨、毕沅、西宁、巴延三、王宣望等多名大员。和珅的发迹并弄权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以后，罚议罪银这件坏事不好扣在他头上，但自乾隆五十年（1785）前后由他接管此项替皇上敛财的机密事务后，罚议罪银才堪称制度化了。议罚以各省军政首长总督、巡抚为主要对象，议罚的原因多为溺职、徇庇之类的轻微过误。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二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这些还勉强算得上罚出有名。有的实在算不上什么过误，说出来令人喷饭，如河南巡抚何裕城不小心，香灰弄脏了朱批奏折，惶惶不可终日，于是自请罚银三万两。连乾隆都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收那么多，降旨给他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二万两。”何裕城心里还是不踏实，又奏请“除臣遵旨先缴银一万两外，其余二万两应再仰恳鸿仁，准臣仍行陆续解交内务府充公”。罚议罪银少则万两，通常三万两上下，多的到五万两、八万两，见于记载的最多一次高达三十八万四千两。督抚养廉在两万两上下，如为官清廉，是经不起这么罚的，但皇上知道他们都另有生财之道，所以敢狮子大张口；督抚于养廉之外的收入怎能与外人道？所以议罚时往往装穷，说什么“奴才之产计值不过二万两，一时变卖又恐不能得价，今次赎罪银两恳圣主天恩，俯准奴才每年于养廉银内扣解银五千两，分作四年完缴”云云。罚议罪银两虽总是说“充公”，但往往是由被议罚人直接解交皇家内库——这不是国家户部银库，而是内务府所辖银库，权且把它看作皇上的“小金库”——为通例，奉旨留河工、海塘等处真正的公用为特例。因为罚议罪银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所以，具体操作由皇上宠臣、理财专家和珅主持，在绝密的情况下操作。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因此在官场中这又是个公开的秘密。二十多年过去了，谁都知道它祸害无穷，但谁也不肯说，谁也不敢说，不料竟由尹壮图发难了！
乾隆见了尹壮图的折子非常恼火。罚议罪银是几乎尽人皆知的事实，不能矢口否认，硬封尹壮图的嘴，但如此大可恶之人怎能轻轻饶过？不给点颜色看看，群起效尤那还了得！经过反复权衡，乾隆决定先公开承认罚议罪银，再设法难为尹壮图。于是把包括尹壮图在内的大小臣工召来说，尹壮图奏请永远停止罚银之例，固属不为无见，殊不知人才难得。各省督抚难免偶有过误，因一时无人而又非贪污受贿之罪，从爱惜人才起见，往往弃瑕录用，量予从宽，但不能不有所警戒，就命自请议罚，用示薄惩。罚缴的议罪银也都留为地方工程之公用，以利一方百姓。再者，哪一个贪纵营私的督抚不绳之以法而以罚银幸免？说到这儿，乾隆语气骤然一转，开始严厉质问尹壮图：你说胆大妄为的督抚究竟指谁？你说逢迎上司者又是何人？你说借端勒派以致库帑亏空有何实据？指实奏来，不得以道路风闻，邀取敢言虚誉！
让一个清要的内阁学士为地方吏治败坏、贪污贿赂提供实证，这不是刁难人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尹壮图触犯逆麟了，不免为他捏了一把汗。但尹壮图镇定自若，他决定把所见所闻，不管皇上爱听不爱听，全都倒出来。据说尹壮图“草疏之夜，秉烛危坐，竟夕抄录，其弟尹英图代为之危，屡窥其户，壮图笑曰：‘汝照常困眠，不必代兄忧虑，区区之头，早悬之都市矣！汝代余养老亲之天年可也’”。
尹壮图覆奏的折子不长，但字字千钧：“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近来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若问勒派逢迎之人，那些上司属员昏夜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臣自难于一一指实，只能以道路风闻漫形奏牍。”在奏折结尾，尹壮图请皇上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密查亏空。
乾隆读到“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一句时怒不可遏，他用朱笔颤抖地在一旁批写：“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这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容不得任何人给来之不易的国家全盛局面抹一点黑。在怒气稍稍平息之后，乾隆的心底又莫名地生出一种未尝体验过的不能为人理解的委屈情绪。第二天乾隆向臣工宣谕：
朕临御五十五年，爱养百姓，普免天下田赋四次，普免各省漕粮二次，为数何只万万？小民具有天良，方将感戴之不暇，何至蹙额兴叹、相聚怨訾？朕已年过八旬，综揽万几，自谓勘政爱民，可告无愧于天下，而天下万民亦断无泯良怨朕者。现距归政之期，仅有数载，犹于召见内外大小臣工时，以朕办理庶务情形时加咨访，而大小臣工无不称朕精神强固，办事日益勤励。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系虚词献谀，面为欺罔，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人蒙蔽，于外间一切情形，全然不知。该谕旨最后令尹壮图将所奏直隶等省亏空者何处，商民兴叹究系何人，将名姓一一指出，指实具奏！这次口气更其严厉，说“尹壮图不可徒以空言无实，自蹈欺罔之咎也”！“欺罔”君上是死罪。尹壮图“建言”的结局可能正像他作了最坏的准备那样，“区区之头，将悬之都市矣”！
天下岂有如此荒唐事！尹壮图在茫茫人海中哪里去找那个曾皱过眉，或叹过气，或对大好形势说三道四的人？以帝王之尊竟如此露骨地捉弄大臣，恐怕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乾隆可能感觉有点过分了，尹壮图不是奏请派满洲大臣去各省密查亏空吗？好，就派侍郎庆成等前往山西等省盘查仓库，还让满洲大臣庆成“带同尹壮图”前往盘查，“以服其心”。这难道不公正吗？其实，乾隆早就说过：“各省仓库即或偶有亏短之初，一闻钦差启程信息，早已设法弥补，名日盘查，仍属有名无实。”
尹壮图彻底绝望了，刚到山西，即自称措辞失当，业已倾心帖服。但是不行，庆成非要切实盘查不可，但他又不急为盘查，恐怕各级地方官还没准备好，所以先到名胜古迹之处看雪景，然后赴封疆大吏、亲朋好友接风的盛宴，等库藏挪移满数，毫无破绽，然后打开仓库核查，所以所至皆无亏空。尹壮图再次认错，奏称大同府仓库整齐，并无亏缺，太原可想而知，似不必前往盘查，可否恳恩即令回京待罪。乾隆降旨说不行，因为尹壮图折内所指原不止山西一省，现山西查无亏缺，恐不足以服其心。庆成应“带同”尹壮图顺道前往直隶、山东及江浙等省切实盘验。乾隆特嘱咐说，不拘省城及各府州县，尹壮图要往何处，即带同前往盘查。
到这年年底，直隶、山东的仓库都盘查完了，结果不用说，省府州县各属仓库俱属充盈。不仅如此，尹壮图也服气了，彻底认罪了，他向皇帝奏称：“经过各州县地方，见商民乐业，百姓俱极安帖，毫无蹙额兴叹情势。”然而，皇帝还是不依不饶，让庆成带他再到江苏查一查，看一看，这样一来，就开年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新春，尹壮图向皇上奏称，所到之处，不仅仓库绝无亏短，督抚夙称廉谨，而且从苏北走到苏南省会苏州，正当新年庆贺之时，但见“闾阎丰裕，溢巷摩肩，携豚沽酒，童叟怡然自乐”。这一次皇上骂他前后矛盾，居心巧诈，命革职交与庆成带回京城，交刑部治罪。
尹壮图解京后，大学士、九卿遵旨审讯，据说尹壮图“伏地碰头痛哭，战栗悚惧”，自请从重治罪。大学士、九卿等援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问拟斩决具奏。乾隆彻底制服了敢于多嘴多舌的尹壮图，气是出够了，可以在全国臣民面前显出自己的大度了，就降旨称尹壮图虽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不值遽加之重罪，命免死以内阁侍读用。不久改礼部主事，尹壮图即以奉养老母为由，回到家乡云南蒙自。八年之后，乾隆去世，嘉庆亲政，即将尹壮图冤抑昭雪，并请他老人家驰驿至京，准备擢用。嘉庆说：“前因原任内阁学士尹壮图曾奏各直省仓库多有亏缺，经派令庆成带同尹壮图前赴近省盘查，彼时各督抚等冀图蒙蔽，多系设法挪移，弥缝掩饰，遂致尹壮图以陈奏不实降调回籍，此皆朕所深知。”到底是非自有公论，当然这是后话，下面接着说乾隆。
尹壮图案就这样戏剧般地落了幕，皇帝前后降旨合计不下数千上万言，反复强调的是尹壮图不仅诬蔑朕躬，而且诬及盛世，诬及万民，好像他不仅是为自己辩护，更重要的是为被尹壮图诬蔑的天良未泯的亿万民众辩护，最后当举朝皆日尹壮图可杀时，乾隆又“以谤为规”，宽大为怀，对尹壮图只作了降级的处分——所有这一切手法，应该说勉强挽回了皇帝的面子。
不过尹壮图揭出了盛世光环掩盖下商民生计艰难的黑暗面，不能不深深触动了乾隆心中的隐忧，在最后结案向全国臣民公开发表的谕旨中，乾隆第一次流露出对前景不敢乐观的低调情绪。他说，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物产只有此数，而食用日渐加增。康熙年间朕在冲龄时，就听到过小民有度日艰难之语，如今又过了七十余年，户口滋生何止三倍五倍。当时一人衣食之需，今天要供二十人之用，“欲使家给人足，比户丰盈，其势断有所不能”。不久，乾隆又以人口剧增为题通谕百姓说，百余年太平盛世，人口日渐繁滋，上年户口之数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亿多口，比康熙年间二千三百多万计增十五倍有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食，民间财富已不能如以前那样充裕，如此下去，朕甚忧之！而在一首题为《民数谷数》的诗中，乾隆又曾自问自答：“设日驱之尽务农，那得许田供耕耨？”的确如此，耕地的垦辟是有限度的，人口的增加是无止境的。在“驱之尽务农”之外推不出其他善策的乾隆，除了“蒿目怵心呼天佑”之外，只能深深地慨叹“朕甚忧之”！几乎称得上万能的乾隆皇帝，就是管不住老百姓生孩子；乾隆在位期间，中国人口在历史上首次突破了两亿大关，到乾隆末又突破了三亿大关。他遇到了亘古未见的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对过去自信的能“养民”已经失去了希望。
与年轻时生气勃勃的乾隆不同，日已向暮的乾隆内心深处其实是很悲观的。
元独有偶，洪亮吉对“治平之民”的前途也很悲观。他当时担任贵州学政，著《意言》二十篇，其中《治平篇》也对人口剧增表示忧虑。他说，户口比三十年以前增加了五倍，比六十年以前增加了十倍、比百年、百数十年以前增加了不止二十倍。但新垦田亩不过增加一倍，充其量不过增三倍五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洪亮吉的思路与乾隆一致，在传统的垦荒赈济、兴修水利之外，他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办法，说只有靠水旱灾荒和饥疫流行来减杀过剩的人口了，所以后人又把他称之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但乾隆皇帝连这样的话也不能讲，或不便讲，所以他内心的焦虑恐怕超过比较超脱的洪亮吉。
大概正是基于对成倍增长的人口非人力所能控制，而从自己来说又对“养民”作了真诚的努力这样一种心理，所以在尹壮图带有责备意味地说什么“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时，乾隆暴怒异常，以至大失水准地用折腾耍弄直言者的恶作剧方式以泄愤，这固然令人憎恶，但同时也不应忽视，这一次乾隆确实感到委屈，感到他执政五十五年来的努力和取得的业绩竟没有被人理解，或者没有得到臣下应有的评价。
乾隆晚年，与他同龄的老臣大多已经先他而凋零了，想起他们，皇帝总是很伤感。即使活在世上的高寿者，也几乎全告老还乡了，皇帝对他们悠闲的晚景又不免流露出羡慕之意。乾隆“三先生”之一蔡世远的侄子蔡新早已退休回到家乡福建了，皇帝写给他的诗中有“喜卿桑梓堪娱老，怜我旰宵未息肩”之句。是啊，皇帝固然有数不尽的凡夫俗子艳羡的幸福，但他缺少的正是凡夫俗子闲适自在的心境，而且，老了，病了，也得支撑着坚持处理国家军政大事。特别是军机处制度建立以后，皇上更不要去想重演“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浪漫故事。乾隆深知，他的“息肩”之日，也就是他告别人世之时。
在处理尹壮图的过程中，皇帝的内心确实很委屈，这种委屈在很大程度上是应该值得同情的，至少应该予以足够的理解。他的确为解决当时人口膨胀的压力作了持续不断而卓有成效的努力。
乾隆即位后十分景仰历史上那些爱民的好皇帝。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说他“十年九忧旱”，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在乾隆初政十余年间，萦怀于心的突出问题是如何养活日益繁衍的人口，君臣上下以“养民”为议题，深入探讨了缓解人口压力的各种方案。其中成效最大的是对被人口压力挤出了田地家园的流民采取了宽大的垦荒政策，这个政策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新垦的零星地亩不必向国家交纳赋税，地方官也不准为表现自己的业绩而重新清丈现有的耕地。
由于国家对农民垦荒取宽容态度，大量失去耕地的农民为谋求生路，扶老携幼离开原来人口密集的地区向边远省份以至广阔的边疆地区流迁，出现了所谓“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以及闽广移民台湾的移民大潮。内地、边省以至广阔的边疆地区的山区、半山区、丘陵和海岛，以及水淹沙壅、石多土薄的荒田弃土，得以大量辟为耕地。玉米、番薯这些来自美洲的农作物新品种也被移民们带到那里，得到广泛引种，从而养活了成倍增长的人口。边省中四川恐怕最具典型性。乾隆十四年（1749年）云贵总督张允随就说过：“查贵州旧案，自乾隆八年至今，广东、湖南二省人民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万三千余口，其自陕西、湖北往者更不知凡几。国家定蜀百余年，户口之增不下数十百万，而本地生聚尚不在此数。一省如此，天下可知。”据统计，从康熙晚年到鸦片战争前，四川垦田由170万亩增至4600万亩，人口则由130余万激增至4400余万。这增长的人口，主要是从广东、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及其他人口密度较大的内地省份迁移来的。总之，国家鼓励垦荒的政策，使全国耕地面积激增，突破了十亿亩大关，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这对于缓解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种以“藏富于民”为出发点的垦荒政策，就是在大体能够维持“田地正赋既有定额”的前提下，不汲汲于借垦荒增益国赋，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以版图之内现有之地土养活日益繁衍的人民。诚如乾隆所言：“民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于正供之外，留一分赢余，即多一分蓄积，所谓‘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者，此也。”就此而言，完全有理由把乾隆称为爱民之君。我们今天不能苛求他一定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一切政策一包括鼓励垦荒政策——的最终落脚点都是为了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为了爱新觉罗皇族江山万世永固，但他能注意把孔孟讲的“仁心仁政”之类道理落在实处，而绝非仅仅为追求一时宣传效果，就很不简单了。
然而，在做了如此努力之后，还有像尹壮图那样的人说什么“蹙额兴叹”之类的诋毁话，好像方今天下民不聊生，所以乾隆骂他不是“人类”，而且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可不辨”个清清楚楚：
圣祖（康熙）皇帝御宇六十一年，普免天下田赋二次，漕粮一次。世宗（雍正）皇帝十三年整纲饬纪，内外肃清，爱民实政，不可殚述。朕临御五十六年，偏灾赈恤，蠲贷频施，以及修筑河工、海塘，捍卫民生，所费何止万万。而普免天下田赋四次、漕粮二次，为数又不止数十万万。朕历观史册，自明朝以溯汉初，只有汉文帝赐农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为美谈，从未有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爱养黎元，如伤在抱，惟恐一夫不获，施惠犹以为不足。是以宵旰忧劳，勤求民瘼，迨今年逾八旬，犹日孜孜，无时无事不以爱民为念。
在处理尹壮图案大约三个月的过程中，乾隆再三讲类似的话。这里一再加以引述，并不意味着完全赞同他的看法，而是想揣摩一下这个老皇帝此时心中的委屈和焦虑。
乾隆的悲剧可能也恰恰就在他仅仅停留在委屈和焦虑而已。当他自以为比古往今来的帝王都做得好，自以为应该受到万民感戴和称颂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检查一下，除了人口急剧膨胀的原因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使老百姓得不到他宣传的实惠以至生活每况愈下了呢？为什么不能反躬自问，尹壮图所指责的吏治日坏与自己个人品德不够检点有什么联系？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大势已经发生巨变的情况下，除了按照圣贤的训条和古往今来的经验解决空前严重的人口问题外，还有没有更富创造性的全新的解决办法呢？这些如茧丝牛毛般纠结在一起的麻烦事，以乾隆的权威和智慧，有的能解决一些，有的可能解决得好一点，有的则不能苛求他——但所有这一切，在他执政的最后七八年间，并未能予以正视，更谈不到解决了。
这样，人口问题不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成倍增加的人口更使乾隆陷入了更深的忧虑。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到康乾盛世即将结束时，已不是什么能不能做到“家给人足，比户丰盈”了，苗民起义率先在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区爆发。而引发苗民揭竿而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人口压力下，流移到贵州、湖南、广西一带的被称为“客民”的汉族移民对苗人田地的巧取豪夺。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则在湖北、四川、陕西毗邻的深山老林里酝酿着。那里百数十年来已聚集起楚、粤、赣、皖、黔等省“以数百万计”的流民。这些失去昔日田园的依傍，被抛到社会边缘的苦难群体正借助秘密教门——自莲教的组织蓄势待发。乾隆传位嘉庆的禅位大典刚刚结束，他们就呼啸而起，用武器批判的方式无情地撕碎了康乾盛世华丽的外衣。
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初七，也就是审结尹壮图案不过一个月的光景，举行了一次翰詹大考。清制，皇帝对翰詹官员的定期考试，称“翰詹大考”。凡翰林出身的官员，詹事府少詹事以下，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下，每十年左右，临时宣布召集考试。这次翰詹大考，少詹事、江苏仪征人阮元经乾隆帝亲加擢拔，定为一等一名。大考要写一《赋》一《疏》，《赋》题为《拟张衡天象赋》，《疏》题为《拟刘向封陈汤甘延寿疏》，还要引申说与“今日同与不同”。也就是说，比较一下汉朝古事与今日有哪些相同，有哪些不同。阅卷大臣见阮元《赋》写得博雅，未看出《疏》的好处，就置于一等第二名，列在吴省兰之后。乾隆看过卷子说：“第二名比第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亲改擢一等一名。所谓“疏更好”，阮元日后自己解释说，“实因‘三不同’最合圣意”。且看阮元写的古今“三不同”：
臣伏见我皇上奋武开扬，平定西域，拓地二万余里，凡汉唐以来羁縻未服之地，尽入版图，开屯置驿，中外一家，岂如郅支、呼韩叛服靡常，杀辱汉使哉？此其不同一也。我皇上自用武以来，出力大臣，无不加赏高爵，或有微罪，断不使掩其大功，下至末弁微劳，亦无憾焉，未有若延寿等之有功而不封者。此其不同二也。我皇上运筹九重之上，决胜万里之外，领兵大臣莫不仰承圣谟，指授机宜，有战必克。间有偶违庙算者，即不能速蒇丰功，又孰能于睿虑所未及之处，自出奇谋，徼幸立功者？此其不同者三也。
似乎用不着过多解释，乾隆所说的“第二名比第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其实，并不是能不能做古文的问题，而是阮元的“三不同”“最合”老年帝王需要臣民颂扬的“圣意”。
乾隆晚年的心境是极其复杂的。每每觉得自己站在千古盛世的巅峰，高己卑人，雄才易事，踌躇满志，顾盼自雄，自以为古今多少帝王，没有哪一个能赶得上自己；但内心深处又不无忧虑和委屈，以乾隆的阅历和智慧，他何尝不明白“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的道理？他怎能不了解世上绝没有亿万斯年长盛不衰的一姓皇朝？他有意无意地引导臣下不断提高歌功颂德的水平，像尹壮图那样责难的声音固然听不进去，就是露骨的吹捧和陈词滥调的谀颂也不行，他需要的是阮元“三不同”式的发自内心、有理有据、别出心裁、含蓄蕴藉的赞美。晚年的乾隆已经离不开臣民颂扬的滋养和安慰，他需要陶醉在一种悠悠然，飘飘然的境界，使自尊心得到满足；他之所以离不开这种颂扬，还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自己振作起来并麻醉心中的焦虑。
乾隆五十六年春天接踵而来的尹壮图的降调和阮元的“异数”，对大清帝国未来的命运也许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沉沉暮霭弥漫了紫禁城里昔日辉煌的宫殿。
二、傲慢的英使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初十日，在地球的另一端，以乔治·马戛尔尼勋爵为特使的由军事、测量、绘图、航海、医护等各方面随员百余人所组成的庞大访华使团，分乘英海军部特派配置六十四门火炮之皇家军舰“狮子号”及“印度斯坦号”等船舰，由英吉利海峡朴茨茅斯港扬帆出发，开始了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前往中国的漫长航行。这个使团打着为乾隆皇帝补祝八旬万寿的旗号，因此，随船带来了经过精心选择的各种贵重礼物，这些货物装了整整六百箱。
马戛尔尼勋爵具有丰富的外交阅历。此人生于1737年，曾担任过英国驻俄国彼得堡的特使、格林那达总督和印度马德拉斯圣乔治要塞总督兼管理会主席。临行前英外交大臣亨利·邓达斯特训令此次外交行动应至少达到如下目的：摆脱广州官吏对贸易的限制和勒索；获准江浙一带靠近商品产地的口岸；废除或降低进口货物关税；准许在沿海某个岛屿有一个便利的商站；把英国产品从各口岸引入北京以鼓励中国人消费英国货，以及在法律上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代理人以安全保障。此外，还要与中国探讨中英两国在各自首都派驻使臣的可能性。关于谈判的策略，邓达斯训示要有妥协的精神，灵活的态度，甚至在礼仪问题上，只要不损害国王陛下的尊严，不降低使臣本人的身份，也可以按中方的要求行事，“莫让礼节琐事妨碍我们博得皇帝及其大臣们的欢心，以致不能得到本可得到的好处”。如中国方面提出禁止鸦片走私时，“必须让步，而不要冒丧失其他主要利益的危险”。如何在较不重要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换取国家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得以实现，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是深谙此道的。
在马戛尔尼使团启程之际，英国政府就决定将这一重大外交举动及早通知中国，以避免产生不应有的误会。于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培林爵士给两广总督发一正式函件，该函件是以平等的口气写的，主要内容是：
前闻中国皇帝八秩正寿，原冀侨居广州之臣民应派委员赴京祝嘏，乃嗣闻祝嘏委员未克及时遣派，良用歉仄。兹欲中国皇帝发生友谊，并增进两国之邦交，扩充两国人民之商业，特定派遣马戛尔尼充特派大使，其人贵胄显秩，历任国家要职，德行才能兼赅具备，兹以全权代表敝国君主聘于中国皇帝御前，并代致其恳切之情。
信中特别提到，英王陛下赠送中国皇帝礼物多品，钜制机工，甚为珍贵，从广州长途跋涉至京，恐路上招致损伤，故将乘坐英王陛下特派船只直航天津港口上岸，请将上述情况转呈北京。
当年九月，培林函件经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专员波朗呈交代理两广总督郭世勋。两个月后，乾隆皇帝便从广东方面获悉英国使臣“梯海来航，进呈贡物”，并看到了由郭世勋转呈的培林《原禀》。当看到英国人“情词极为恭顺恳挚”的《原禀》“译稿”时，皇帝非常兴奋，当下向军机大臣表示“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随即命传谕沿海各省督抚，当“英吉利贡船”泊岸时，要先期派定统兵大员带领官兵列营站队，“旗帜务必鲜明，甲杖务必精粹”，以在西洋“贡使”面前显示天朝的威严。皇帝在谕旨中强调，英国贡使航海远来，不能与缅甸、安南近边藩属相比，一定要悉心予以妥善照料。
可以说，从乾隆得知英吉利“入贡”的消息后，便以相当大的精力，关注于如何接待这个“初次观光上国”的英国使团。然而，也不能不说，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团所肩负的外交使命误解得太深了，恰在这里埋下了导致这两个东西方大国首次通使失败的种子。
乾隆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代理两广总督郭世勋对马戛尔尼使团目的的不正确的描述。他在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呈递给皇帝的一件奏折中说，有几个英国商人前来禀称：“该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郭世勋还将英商《原禀》随奏折一起呈上御览，这件由郭世勋安排人译出的《原禀》内容如下：
英吉利国总头目官总管贸易事百灵（即培林）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广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进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贡物进呈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愿大皇帝施恩远夷，准其永远通好……因贡物极大极好，恐由广东进京，水陆路途遥远，致有损坏，令其径赴天津，觉得路远难带，为此具禀，求大人（按指郭世勋等）代奏大皇帝，恳祈由天津海口或附近地方进此贡物。
这件显然经过中国方面“通事”的曲译和郭世勋精心润色的《原禀》，当然不能准确转达英国政府遣使来华的本意。而乾隆皇帝竟一厢情愿地以此为根据，兴致勃勃地期待着携有贵重贡物“慕顺”朝觐的“远夷”。当马戛尔尼以一个平等国家的使节出现，并与天朝上国谈什么公使驻京与贸易要求后，他怎能不失望以致愤怒呢？
中英双方的首次接触，还有比误解更难于逾越的障碍吗？
应该说，为迎合天朝皇帝盲目虚骄心理而有意曲译外域文书的伎俩，并非两广大吏郭世勋所独擅，而是官场中与外夷打交道时通行的笔法；比这更严重的是，与外事相涉的地方文武大员向皇帝报告外夷的言行、态度、举止时，莫不秉承粉饰、模棱，以至凭空臆造、肆意撒谎的惯技——似乎大家都摸准了主子盲目虚骄、自欺欺人的心态，谁也不想捅破这一层纸，于是就联着手儿一起糊弄皇帝。
在下面即将展开的二百年前中英首次通使这一关系着中国历史命运的外交事件的描述中，我们将会不止一次地观赏到可以印证上面说法的小小花絮。
乾隆皇帝为了把接待英国贡使的场面搞得盛大而热烈，决定让马戛尔尼一行参加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秋在避暑山庄举行的八十三岁万寿大典。但皇帝既要接受英使的觐见，就存在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英使行觐见礼的至关重大的问题。
中国周边的藩属国使臣觐见大皇帝的礼节是行最隆重的，对他们来讲也是最屈辱的三跪九叩大礼，即连续重复三回下跪、每回下跪都三次以头叩地。这是习以为常的通例，就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葡萄牙使臣巴哲格来华觐见皇帝，也不能以“西洋人”而有所权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乾隆帝对英使觐见礼仪并未在意，他一直以愉悦的心情等待着英国贡使匍匐在自己的脚下。
然而，事情的进展却完全出乎乾隆的意料，在觐见礼仪上，他第一次碰到了野蛮而倨傲的外夷的有力挑战。对于马戛尔尼来说，也毫无思想准备，觐见礼仪将成为他无法逾越的鸿沟。当他充满信心地告别英伦三岛时，他怎么也想象不到，此次筹划多年的出使活动，竟因拒绝叩拜这个高度自尊的东方君主而徒劳往返。
英国使团所乘舰只于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八日驶抵大沽口，登陆后，特使马戛尔尼受到了直隶总督梁肯堂和皇帝特命负责接待来使的钦差、长芦盐运使徵瑞的隆重欢迎。然而，英使还没有到北京，就在觐见皇帝的礼仪上与钦差徵瑞展开了争执。问题的发生是由于皇帝发给徵瑞的一道密旨引起的。皇帝在密旨中指示徵瑞，以自己的名义婉转开导该使臣遵守天朝法度、觐见时行三跪九叩之礼。皇帝的话是这样说的：
徵瑞应当于无意的闲谈时，婉词告知，各藩属国到天朝觐见，进贡者不只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使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如今尔国王遣尔前来祝寿，自然应遵守天朝法度。
皇帝还特别交待徵瑞，听说西洋人有“用布扎腿”的“国俗”，因此开导时不妨说明：
虽然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拜跪，但尔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等到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殊失尔国王遣尔航海祝寿进贡之诚，而且也让外藩使臣讥笑，恐怕在朝引礼大臣也不会答应。
徵瑞奉旨，果然反复婉言开导，他还告诉英国使臣说，为了避免不习惯，临时失仪，最好预先做充分演习。
这些絮絮叨叨的规劝真令英国使臣啼笑皆非，马戛尔尼对徵瑞解释说，不是什么扎腿不扎腿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代表的行动，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整个国家的。任何一国的臣民对他们君主所行的礼节。绝不能要求外国代表也照样做，前者表示屈服和顺从，后者表示尊敬和友谊，二者是有严格区别的”。但马戛尔尼不愿意在礼仪问题上搞得太僵，以致还没见到乾隆皇帝，外交使命便夭折了，因而他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假如中国方面坚持要他向皇帝下跪叩头，他同意可以下跪来表示自己对皇帝的尊敬，但这样做要附有一个先决条件：“一位同特使身份、地位相同的中国官员，必须朝衣朝冠在特使携来的英王陛下御像前也要行同样磕头礼。”马戛尔尼还告诉徵瑞，这个附加条件非常重要，为了避免由于误解而发生不利影响，还应搞一份正式的《备忘录》。
对于徵瑞来说，马戛尔尼这一番话实在太强硬，太狂妄了。如实向皇帝奏报，肯定会受到软弱无能的申斥，乌纱可能保不住，至少要换个差一点的顶子；聪明伶俐的皇帝家奴又玩起了“含糊模楞”的老把戏，他向主子奏称“英吉利使臣等深以不娴天朝礼仪为愧，连日学习，渐能跪叩”。对英国方面提出的觐见礼仪《备忘录》，徵瑞则一直攥在兜里，直到马戛尔尼一行到了热河，他未加任何说明，便将《备忘录》原件退还给了英方。
这时已到了七月下旬，离乾隆在避暑山庄过万寿节的日子很近了。七月二十七日，马戛尔尼一行七十人从北京出发，其中四十人是卫队，另外留下的几十人在圆明园装置带来的一些庞大的仪器。当使团通过古北口附近的长城时，使团的巴瑞施上尉对这条重要的军事防线作了极为详尽的调查。经他观察测量，得知长城“城墙当中是泥土，两边护堤壁是石头砌的。城顶平台是方砖砌的。平台以上的护堤壁构成胸墙”。巴瑞施对长城的每个细微之处测量之后，都作了记录，下面仅引关于“枪眼”的部分：
从枪眼到雉堞的高度：二英尺。
枪眼从里到外的宽度：二英尺。
枪眼与枪眼之间的距离：九英尺。
枪眼：高一英尺、宽十英寸、内岸深四英尺、内岸与内岸之间距离九英尺，枪眼窥孔和城墙垒道同一水平，从此向下倾斜，可以在距离城墙底几码之外看到敌人。这样距离用火器射击比使用弓箭更适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英国军官明目张胆地观测记录中国国防要塞的结构时，乾隆皇帝却一心惦记着如何使英吉利贡使就范，如何敦促他们觐见前要练习到拜跪娴熟。然而，由于钦差徵瑞的有意隐瞒，皇帝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大学士和珅出面，在避暑山庄与英使最后落实觐见礼节时，才发现英方根本不同意三跪九叩。皇帝很快了解到了实情，他指示徵瑞最后再压一下，如果不行，可以询问英国方面有什么主张。徵瑞又一次来访英使，马戛尔尼提出，他可以按照谒见英王陛下的礼节——“一足跪地，一手轻轻握着国王的手而以嘴吻之”——觐见中国皇帝。徵瑞听了，似乎很满意，告辞去了。不久，徵瑞又衔命而至，与马戛尔尼展开了一场妙趣横生的对话：
徵瑞首先告诉英国人：“皇帝已做出了最后决定，觐见时特使等人可以行英国之礼。”这位徵大人说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不过，照中国风俗来说，拉着皇帝陛下的手来亲个嘴，总不是个道理。请务必免去此礼，不如改为双足跪下为好。”马戛尔尼表示难以从命。
在会见中马戛尔尼还表露了蕴蓄已久的不满：“中国人把英王礼品写成‘贡品’字样，已经混淆了二者的界限。”事已至此，有关觐见礼仪的马拉松式的反复辩论完全陷入僵局。
这一天是八月初六，距离皇上万寿也只有七天而已。皇帝对英国使团的热情骤然变冷，他通过军机处下达了及时降温的一道道密旨：预定对英使团“所有格外赏赐”一概撤掉；万寿节过后，“即令该使回京”；京中不必准备招待他们的戏剧；留京王大臣接见该使臣时，不必起立，只须预备几凳令其坐在一旁……理由很简单，皇帝直截了当地说：“此次该使臣等前来热河，于礼节多未谙悉”，“似此妄自骄矜，朕意实为不惬！”在密旨中，皇帝向最亲信的大臣们再次阐述了驾驭外夷之道：“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其无福承受恩典，同时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天朝体制——此驾驶外藩之道宜然！”看来，马戛尔尼“骄矜”的举止言行，深深地伤害了乾隆皇帝高贵的尊严。
一时间避暑山庄乌云密布。一位在华传教士写道：“由于大使阁下不愿屈从中国礼仪，皇帝勃然大怒，立即下谕，令英使即刻返国，并带回携来的礼品。”这话虽与事实不尽一致，却可以使人真实地感受到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那天山雨未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但一夜功夫竟然云开雾散！
英国方面八月初七日的记载是：“礼仪争端既已圆满解决，中堂（和珅）接见特使的时候，虽保持了他的尊贵身份，但态度十分坦白和蔼”，“双方对会谈情况俱感满意，特使回到任所之后，皇帝及和中堂都遣人送来水果和蜜饯食品”。
中国方面的记载同样洋溢着轻松与惬意。八月初七日皇帝下达留京王大臣的密谕称“该使臣等经军机大臣传谕训诫，颇知悔惧，本日正副使前来，先行谒见军机大臣，礼节极为恭顺，今既诚心效顺，一遵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以遂其远道瞻觐之诚”。
难于化解的礼仪之争顷刻间便奇迹般的焕然冰释了。乾隆说对方“一遵朝廷法度”，这暗示着英吉利使臣要向皇帝三跪九叩；但英国人对礼仪争端的“圆满解决”则另有自己的解释——英国人行的是单腿下跪之礼。
且看英国使团副使斯当东的记载。八月初十那天皇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大御幄首次接见英使的情况是这样的：
太阳刚刚出来，从远处传来音乐声和人的吆喊声，说明皇帝快要驾到了。不久以后，皇帝从一个周围有树耸立的高山背后，好似一个神圣森严的丛林中出来。皇帝坐在一个无盖的肩舆中，由十六个人抬着走，舆后有警卫执事多人手执旗伞和乐器。皇帝衣服系暗色不绣花的丝绸长褂，头戴天鹅绒帽，形状同苏格兰军帽有些相似，帽前缀一巨珠，这是他衣饰上所带的惟一珠宝。皇帝进大幄以后，立即走至只许他一个人用的御座前面的阶梯，拾级而上，升至宝座，和中堂（和珅）和另外两位皇族紧靠在皇帝旁边跪着答话。特使马戛尔尼身穿绣花天鹅绒官服，缀巴茨骑士钻石宝星及徽章，上面再罩一件掩盖四肢的巴茨骑士外衣。通过礼部尚书的引导，双手恭捧装在镶着珠宝的金属盒子里面的英王书信于头顶，至宝座之旁拾级而上，单腿下跪，简单致词，呈书信于皇帝手中。皇帝亲手接过，并不启阅，随手放在旁边。皇帝很仁慈地对特使说：“贵国君主派遣使臣携带书信和贵重礼物前来致敬和友好访问，我非常高兴。我愿意向贵国君主表示同样的心意，愿两国臣民永远友好。”
据斯当东的观察，在接见英使的整个过程，“自始至终皇帝看来非常愉快自如，绝不像外间描写的那样阴郁沉闷。他的态度很开朗，眼睛光亮有神”。斯当东的儿子年仅十二岁，能讲几句中国话，作为使团的“见习童子”，被马戛尔尼介绍给了乾隆。皇帝立刻让小斯当东来到御座前，听他讲了几句汉语。斯当东记述道：“或者由于这个童子的讲话使皇帝满意，或者见他活泼可爱，皇帝欣然从自己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亲自赐与该童。”
在英国使臣觐见皇帝与预定参加八月十三日皇帝万寿的盛大节日之间的三天里，曾由大学士和珅亲自陪同，游览了中国最大的古典园林——避暑山庄。向导可能是遵照皇帝的旨意，特别向使团的成员们展示了各处宫殿中陈设的种种巧夺天工的机器人、机械动物等大型玩具，为此，还引发了一段不愉快的插曲。据斯当东所记，当走到一处陈列“自动弹簧机器”的地方，英国人曾有礼貌地随着大家捧场赞扬，在一旁的福康安将军“非常高兴地询问英国是否也有这种机器，当他被回答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到中国的，他脸上立刻露出败兴神情”。英国人通过和珅、徵瑞、福康安等人的接触，得出“中国大臣们，比皇帝本人更坚持中国居于其他国家之上的这种过时的陈旧观点”。
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八十三岁生日。据马戛尔尼的《日记》，这一天“步人万树园，到了皇帝的御幄”前祝寿。而斯当东却记述，皇帝寿辰那天，庆祝典礼在一个庙宇形状的大殿里举行，“特使及随从行深鞠躬礼。大家同朝一个方向叩拜，而皇帝本人，则如天神一样，自始至终没有露面”。
上述马戛尔尼和斯当东所记，英国使臣觐见礼仪，概括地讲就是：首次觐见“单腿下跪”，祝寿时“行深鞠躬礼”。
清官方最权威的编年体史书《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则是：
万寿节。上御澹泊敬诚殿，扈从王公臣官员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并缅甸国、英吉利国使臣等行庆贺礼。御卷阿胜境赐食。
比较起来，清官书的记载要平实得多。值得注意的倒是，清官书中回避了英国使臣如何行礼这一至关重要的细节，万寿节这次没提，首次觐见也只是：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英吉利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等人入觐。
马戛尔尼是否向乾隆三跪九叩了，时至今日仍是中外学者颇为关心而又未能取得共同认识的一桩历史疑案。
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中方当事人之一、随扈热河的军机章京管世铭在他的题为《癸丑（乾隆五十八年）仲夏扈跸避暑山庄恭记》组诗中的一首这样写道：
献琛海外有遐邦，生梗朝仪野鹿腔。
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
在诗后，管世铭作了注解：“西洋英吉利国贡使不习跪拜，强之，止屈一膝。及至引对，不觉双跽俯伏。”
按管世铭讲的，不开化的英国贡使对跪拜“朝仪”曾予以坚决的抵制，所以说他们“生梗朝仪野鹿腔”，经施加压力后，仍允诺“止屈一膝”，亦即马戛尔尼、斯当东所说的“单腿下跪”，这与马戛尔尼觐见前中英双方礼仪之争情节相符。但管世铭接下去又说，到了正式觐见时，英国使臣为皇帝“天威”所震慑，不自觉地“双跽俯伏”，即双足下跪上身俯伏，这一说法历来被主张“叩头说”者引为力证。若以情理推断，出现管世铭所描述的“双跽俯伏”的“奇迹”可能性微乎其微。应该承认，管世铭的诗虽短，却是清朝方面关于这次礼仪之争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它的可信程度极高，基本内容又与英人记载有吻合之点，只是留下一个不能令人信服的理想化的尾巴。这恐怕只能归之于一个对西洋怀有偏见的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时代局限性吧！
管世铭的诗似乎难于确证英国人磕了头，中国方面其他支持“叩头说”的证据也不太经得起推敲。如《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人贡始末》所载和珅奏折中有关于觐见礼仪的安排是英吉利使臣“行三跪九叩头礼”。不过，需要指出，和珅奏折不过是清朝方面在觐见之前一厢情愿的安排，对英使显然没有约束力，很难证明英使确已照此规定行事。再如，日后嘉庆年间英使阿美士德再次来华时嘉庆皇帝曾说过：“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此次岂容改异？”这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七月初八日致英王国书中所言，该是何等郑重！联系到嘉庆当马戛尔尼避暑山庄觐见时以皇子身份随观，也堪称重要的当事人之一，这条证据更值得重视。但是，嘉庆皇帝的重臣对此又有不同看法。历任封疆的孙玉庭在嘉庆因阿美士德坚决不磕头而心情不快时曾宽慰说：“乾隆五十八年英夷贡方物，使至京，已不能效中国礼拜之仪。其大班司当冬尝于广东巡抚署拜领大皇帝赏物，弓身俯伏，臣亲见之。译者日‘俯伏者’，夷礼之免冠顿首也。”照孙玉庭当着嘉庆面的说法，马戛尔尼并未行“中国礼拜之仪”。
说支持“叩头说”的中方证据不够坚强，那末，马戛尔尼、斯当东拒绝行三跪九叩大礼这种西方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否就能站住脚了？
应该讲英国方面的资料几乎众口一词地说马戛尔尼觐见时没有向皇帝叩头。他单膝跪地，昂首挺胸，但并不能说参加觐见的英使团人员没有不同的声音。先来看斯当东之子小斯当东的从未出版的日记：
9月14日（即农历八月初十日）我们排列在皇帝将要经过的路边，他坐在十六个人台的金黄色的轿子里，当他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我们单膝跪地并俯首向地。
请注意，小斯当东这里说的是“单膝跪地并俯首向地”。细心的法国汉学家盖廷杰发现，原来写的“触地”一词被小斯当东划掉了。
再看这个孩子关于万寿节那天英国人如何行礼的描述：
我们早早就到了大殿，在过厅里等了一阵，然后就到了内院，在那里看到了二三百名排成行的大员。接着我们听到了庄严的乐曲；随着一声令下，我们单膝跪地，俯首向地。我们与其他大员和王公大臣连续九次行这样的礼，所不同的是，他们双膝跪地而且俯首触地。
“触地”和“向地”，一字之差，关系非浅！究竟是英国式的鞠躬，还是中国式的磕头？可全在这一字之差啊。
“向地”，是强调没有触地磕头，这无疑印证了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大部分成员的说法。但这个小孩子又说，“我们单膝跪地，俯首向地”，“连续九次行这样的礼”——显然，与他爸爸以及包括马戛尔尼在内的多数英国人又有不小的差异。
盖廷杰高度评价小斯当东日记的价值：“这位马戛尔尼的侍童，在从未出版的日记中，以小学生的笔调和歪歪扭扭的字体，以他的童稚与天真，记下了英使与皇帝见面的情景。”并由此发现了二百年前中英首次通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为避去孤证之嫌，这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又举出另一位证人——此人名文带，是英国使团的一个秘书，也是马戛尔尼的亲戚，他也留下了一部未刊日记，其中关于首次觐见皇帝经过情景的记载是：
当他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有人命令我们面朝王公大臣排好队，我们依照当地习惯行礼致敬，九次下跪。
这里所说的“九次下跪”，为小斯当东描述的“连续九次行”、“单膝跪地，俯首向地”这样的礼至少提供了部分佐证。
盖廷杰认为历史的真相是：“九曲膝，九鞠躬，这就是英国人用以替代三跪九叩的行礼方式，这也就是双方用以打破礼仪问题僵局而一致同意的中西合璧的礼仪。”
关于英国使臣是否向乾隆皇帝叩拜的争议，还可以参考第三方朝鲜来使的说法。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春，朝鲜冬至兼谢恩正使黄仁点向本国发回情报说：“咭利国俗称红毛国（即英国），在广东南，水路屡千里之外，数十年来不通中国，昨年始人贡。而其人状貌黄毛鬈发，丑恶狞悍，朝见之时，不知礼数。”“朝见之时，不知礼数”，这一记载回避了对磕头还是没有磕头的准确认定，它确实可以支持英国人未按规矩三跪九叩之说，但并不能证明马戛尔尼、斯当东等英方多数人的说法。因为不行叩拜礼并不意味着行的一定是向英王所行之礼，还存在可供选择的其他折衷方案。如果联系清官书也回避了英使觐见时所行礼仪这一重要情节的话，所谓“不知礼数”云云，是否用“九曲膝，九鞠躬”，即“九次单腿曲膝下跪、伴随着九次鞠躬”来解释更接近事实真相呢？
如果事实真相确实如此，那末，也可以说中英礼仪之争的缓和是双方各自做出了妥协的结果。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阴霾密布，雷霆将至，而八月初七却突然雾散云收，日丽风和，其中奥妙何在？恐怕还是中英双方的外交家在各自妥协的前提下找到了彼此都能接受的某一个点。英国人喜出望外，说“礼仪争端既已圆满解决”，乾隆则称英吉利使臣“诚心效顺，一遵天朝法度”。不过，这不能说是一个双赢的结局。英国人坚守住了英国臣民觐见英王单腿下跪、深深鞠躬礼节的底线，只是在量的方面作了退让。在拒不磕头这一实质问题上，他们赢了，既没有损害英王陛下的尊严，也没有降低使臣的尊贵身份。对乾隆皇帝来说，英国人没有“一遵天朝法度”行三跪九叩大礼，只是争取到了让这些“不知礼数”的野蛮人连续九次重复下跪顿首的动作，从而不至于在大庭广众之下过分与众不同，或者说，不至于让大皇帝太丢面子。但无论如何，这些倔强的洋鬼子到底也没有向大皇帝磕一次头。其后果是何等严重呵！皇帝想借西洋强国英吉利使臣觐见的不可多得的机会向国内臣民和藩属各国显示天朝上国的威严，同时以中国的强大富庶、无所不有而夸耀于英国这两个预期的目的都落空了。强压在这位具有无上尊严的东方君主胸中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虽然暂时隐忍下来，至少在表面上对英国来使保持了涵容四海的气度，但英国使臣还想期望皇上能够施以什么真正的恩惠，就简直是白日做梦！
乾隆皇帝尽管费尽心机，但终究未能驯化傲慢的马戛尔尼。当万寿节庆祝活动刚刚结束，英国使团便被打发回了北京。乾隆认为他们来华祝寿、进贡的全部使命业已完成，趁早赶紧滚蛋；而马戛尔尼则以为他的真正使命尚未开始。
马戛尔尼此行所抱希望甚大，在首次觐见乾隆的第二天，既八月十一日，他就拉住和珅，想进入实质性的谈判，但他发现和中堂根本无心跟他谈这些啰嗦事，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
他说祝贺皇帝寿辰的日子已经临近，而且杂事繁忙，必须在圣驾离开热河前处理完毕。他像与我初次晤谈时那样一再对我说，他希望到了圆明园之后能常有机会见到我，以增进彼此的友谊。我由此断定，他一开始就决定不在热河与我商谈正事。
岂止在热河，乾隆皇帝从这些傲慢无礼的英国人拒绝三跪九叩之时起，就已断然决定不与他们在任何地点谈什么所谓的“正事”！八月二十三日英国使团回到北京，二十八日马戛尔尼终于抓住和珅，向他说明此行来华目的的几个要点，但“中堂以其惯有的机敏，规避就我费尽心机向他提出的这几点进行讨论。他把话题引向我的健康状况，并向我解释，皇上命我立即回程，是出于对我的健康的关心，不然的话，皇上很乐意让我再住一些日子”——马戛尔尼无可奈何地说。这位老练的外交家实在不是善于打太极拳的和中堂的对手，他已经没有耐心也没有时间再拖延下去了，于是根据本国政府的训令，向和珅直截了当提出了六项要求，请中国政府考虑：
第一，请中国准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宁波和天津三处贸易。
第二，准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一个货栈，以便买卖货物。
第三，请于舟山附近海域指定一个未经设防的小岛，给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了该处可以停泊，存放货物，并允许英国商人居住。
第四，请于广州附近，准许英国商人有上述同样的权利，及其他较小的权利。
第五，在澳门的英国货物运往广州，请特别优待，免予纳税，或从宽减税。
第六，请中国海关公布税则，以便英国商人依照中国所定的税率切实纳税。
马戛尔尼还利用参加宴会的机会，一再向和珅提出英中两国互派使节、各自在对方首都开设使馆的建议。他感到和珅好像不感兴趣，“以赏赐物件来打断我的话头”，或“顾左右而言他”。英国使臣的全部要求，经和珅全部转奏给了乾隆。皇帝震怒之余，则把所有一切要求，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对中国有利与不利的，平等友好的与侵犯中国主权的全部要求，一概加以断然拒绝。
九月初三，马戛尔尼所率英国首次访华使团由军机大臣松筠陪同离京，和珅等朝中大臣送行到城门。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对马戛尔尼日前提出的六项要求的答复全写在皇帝给“英吉利国王”的《敕谕》中。不过，对英国使臣来说，《敕谕》的内容还秘而不宣。和珅命差官将皇上的《敕谕》以及赏赐物品清单直接驰送特使远在浙江沿海的船上。英国人隐约感到“这封信对特使所提的要求绝对不会有利”。
一点也不错。皇帝以毫无商量余地的口气向英王宣示：
英使驻节北京，“此事断断难行”。
所请宁波、舟山、天津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所请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贮货物，“更断不可行”。
所请舟山地方一小海岛，以供商人停歇，收存货物一节，
“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
英商免税、减税一节，“西洋各国均属相同，亦不便将尔国上税之例独为减少”。公布税则一节，粤海关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晓谕”。
在这件居高临下的“敕谕”的结尾，乾隆以天朝上国大皇帝君临天下的架式对英国国王说：“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又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皇帝的一腔怒火终于爆发出来。
马戛尔尼开始品尝与天朝大皇帝较劲的苦果。
尽管乾隆皇帝比傲慢的英国使臣表现出了更妄自骄矜的可笑态度，但仍无法完全掩饰这次英国使团首次来华在他内心深处引起的震撼，特别是英国的“贡物”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英国方面在筹备遣使访华时，对赠送乾隆礼品的选择真可谓煞费苦心。考虑到钟表一些华而不实的奢侈品，中国已经堆如山积，而对像乾隆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的君主来说，能发挥实际而耐久作用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东西应当使他更感到兴趣”，而“天文学是素被中国尊重的一门科学，中国政府对它非常重视。最近的改良的天文仪器及最好的天体循环模型标本等物应当是中国人欢迎的礼品”。从这种思路出发，一座名为“布蜡尼大利翁大架”的天体运行仪被列在了礼品的首位。为炫耀大不列颠海上霸主的地位，又将新式的榴弹炮、迫击炮，以及连发步枪和手枪列入礼品之中。除此之外，为刺激中国人购买英国货的欲望，还准备了“英国名厂”制造的大量最新产品。这些礼品概括地说，包括大型天文、地理仪器，钟表，乐器，武器，轻便马车和船只模型，等等。以下综合各方面的记载，将乾隆及其臣下眼里的英国十九种“贡品”作一介绍：
第一件，西洋布蜡尼大利翁大架一座，又名天文地理音乐大表，准确地说，叫天体运行仪。高九尺八寸，宽一丈一尺七寸，深一丈三寸。从仪器上可以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月球绕地球的运行，还可以看到太阳运行的轨道，带四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如遇日食、月食及星辰变化，可显现于仪器之上。还附有时辰钟，随时记录观察时的年、月、日、时和分。据说，这件大型天体运行仪代表了英国天文学和机械学的最高水平，是欧洲最精美的，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多年。
第二件，座钟一架，又称地理运转全架，有天文器具，指引地球与天上日月星宿一起运动，对学习天文者有益。
第三件，天球全图一架，仿空中蓝色，有金银做成的星辰，内有银丝，分别天上各处度数。
第四件，地球全图一件，准确地说，是一个地球仪。天下万国、四洲、山河、海岛都画在球上，从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国的国土和首都，更有航海路线，及画出的西洋船只。
第五件，杂样器具十一盒，又称“指引月光盈亏”，可推测及指引日月色之变，可先知天气如何。
第六件，试探气候架一座，可以“测看天气阴晴”。
第七件，铜炮、西瓜炮共八门。据安置英王礼品的内府官员奏称，英国人说“为操兵之用，并有一小分队红毛国兵，现随贡使前来，若是大皇帝喜欢看西洋炮法，可以在御前试演，炮法奇巧”。
第八件，军器共十箱，有长短“自来火”枪、刀剑等，其刀剑据说能削钢铁。
第九件，椅一对，高约五尺，人坐在上面，自能随意转动。
第十件，益力架一座，高约六尺余，人扯动时，增益气力，早晚运动，陡长精神。
第十一件，自燃火一架，又称“大火镜”，准确地说，是帕克透镜。透镜由大玻璃制成，火轮周围七尺六寸，紧对阳光，不但能烧草木，且能熔化金银铜铁。
第十二件，杂样印画图像，即铜版画。据称内有“红毛英吉利国王全家人像，并城池、炮台、堂室、花园、乡村、天主堂、船只各图”。
第十三件，彩灯一对，系玻璃镶金做成，高六尺五寸，径四尺，挂在殿上，光影四悬。
第十四件，丝毛金线毯，精致房间铺用。
第十五件，大毡毡，大殿上铺用。
第十六件，车二辆，“暖车”、“冷车”各一，高九尺，宽六尺，通长两丈，四轮独辕，俱有器械，可以转动，“敬献大皇帝万岁御用”。
第十七件，马鞍一对，金黄颜色，十分精致，“特进大皇帝乘用”。
第十八件，西洋金银船，系红毛国大战船模型，高约五尺余，长约五尺余。据英国使团介绍，欧洲其他国家都承认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因此英王陛下想在给皇帝陛下派遣使团的同时，派遣几艘最大的船只以示敬意，但鉴于黄海里有暗礁，欧洲的航海家又根本不熟悉这段航路，英王陛下不得已派遣一些较小的船只。这件英王陛下赠送皇帝陛下的大型战船模型系仿照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的火炮110门的“皇家号”做成的。
第十九件，杂货一仓，据称系红毛国物产，内有哆哕呢羽纱、哆哕呢哔叽、杂色毛货等毛制品及千里镜（即赫歇耳望远镜）两架。
八月二十六日乾隆皇帝从热河返回京师，他没有进城，而径直前往陈设英国“贡品”的圆明园，并让英方操作人员当面演示各种仪器。
皇帝对英国人最自负的大型天体运行仪——“布腊尼大利翁”冷漠的态度令马戛尔尼十分失望。乾隆这种态度在他《红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奉表贡至，诗以志事》一诗中表露的更为明显：
博都雅（即葡萄牙）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荩诚。
竖亥横章输近步，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心嘉笃，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盈。
对这首诗，乾隆做了如下的注解：
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不腊尼大利翁”一座，效法天地转运，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朕以该国遣使远涉重洋，慕化祝厘，是皆祖功宗德重熙累恰所至，惟当益深谨凛。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
诚然，“内府”的确能够制造出诸多性能尚佳的天体运行仪，但不能不承认，中国古代曾独步世界的天文学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方，此时英国工业革命业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史，瓦特发明蒸汽机也有十年了，在机械学、物理学等近代科学领域西方也超过了中国，以乾隆的精明是不可能把“布腊尼大利翁”“视等平常”的，“益深谨凛”也许无意间透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惶恐和不安。乾隆耳边再次回响起皇祖康熙七十年前的预言——“千百年后，西洋恐为中国之累”，不过，这一次他感觉那厚重的声音格外震撼自己的心弦。
在参观英国人精心准备的“贡品”时还不时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花絮。随行的英国天文学家为皇帝表演用“帕克透镜”去熔化一枚铜钱时，和珅竟用它来点他的烟斗，并随口提出了几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可以用这个透镜去火攻敌人的城市吗？”“阴天时它们如何起作用？”但和大人的兴趣很快又转移到其他奇巧物件上，他并不想听使团人员的回答。一个太监竟伸出手来想试试“帕克透镜”的威力，只见他匆忙把手缩了回来，引起在场人们的哄堂大笑。
乾隆并不像和珅及小太监那样轻佻。据英副使斯当东的记载，当乾隆看到把一枚铜钱放在“帕克透镜”的焦点，很快被熔化时，马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透光镜，还是望远镜，原料都是玻璃。同一种东西，通过西洋人的技巧，而做出了功能不同的仪器来。”“皇帝对新鲜事物锐敏深刻的观察和理解能力，给英国使团成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斯当东还说，在诸多贡品中，一艘装着110门大炮的“皇家号”军舰模型，引起了皇帝极为浓厚的兴趣，他详细地询问在场帮助安装的使团人员关于军舰的机械零件等细节，以及英国造船工业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特使向皇帝展现这个西方头等强国物质文明发展的最新成就时，皇帝那安详而雍容的面部表情掩饰住了他内心的不安，在场的英国人“深深感到皇帝莫测高深”。
人们讲到中英首次通使时，往往把乾隆皇帝描写成一个盲目虚骄、冥顽不化，对外洋事物漆黑一团的丑陋人物；应该说，这是不难找到足够的根据的。
但，这不过是表面文章；乾隆内心深处还有被深深掩盖起来的另一面。
参观英国“贡品”的次日，乾隆皇帝在极其机密的国家中枢——军机处密谕军机大臣道：“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最为强悍，该国王奉到《敕谕》后借词生事，不可不防。”桀骜不驯，最终也不肯低下那颗高傲的头颅的英国使臣，已让他在热河丢了脸，更可怕的是，它又是在西洋诸国中最为强悍者。乾隆已开始担忧马戛尔尼访华一无所获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
九月初一，乾隆皇帝担心乘坐军舰而来的英国人回航时在沿海潜行占据岛屿，遂命令军机大臣立即传谕沿海各督抚：
该督抚等督饬各营汛，于英吉利使臣过境时，务宜铠仗鲜明，队伍整严，使其知所畏忌，弭患于未萌。今该国有欲拨给近海地方贸易之语，则海疆一带营汛，不仅须整饬军器，并应筹画防务。即如宁波之舟山等处海岛，以及广东澳门附近岛屿，皆当相度形势，先事图维，毋任英吉利夷人潜行占据。该国夷人虽能熟悉海道，善于驾驶，但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英夷断不能施其伎俩。
乾隆清楚地向他所倚任的为数有限的满洲重臣们表示：国家远洋制海权已经丧失给了英吉利夷人。但这个长于陆战的最高统帅，依然幻想着在内洋与大陆长胜不败。
须知皇帝内心还有更深一层的忧虑。在上述密谕中他还不忘提醒沿海督抚严切查察，不得让“滨海奸民勾结外夷”。可见，日益迫近的“西洋之累”，使他对治下汉人潜在的威胁更加敏感了。就在马戛尔尼来华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令皇帝关切揪心的事。
当马戛尔尼使团乘船经定海北上时，闽浙总督长麟向乾隆密奏宁波府定海县有一个叫郭杰官的监生通夷语，难免里通外夷之嫌。皇帝十分警惕，命将郭杰官解往京师审办。十月间，经军机大臣亲自审问，郭杰官自供，家父叫郭端，从前在广东与夷商做过买卖，夷语能说几句，幼时跟父亲学了几句吃烟吃茶之类的话，并不通晓夷语，父亲早已去世，此次英吉利夷船到定海，我都不认识，并没有交通信息等情是实。军机大臣不能深信，诘问：“郭端既在广东做过买卖，通晓夷语，十九年英吉利夷船到定海时，又曾居间交易，与夷商素常熟识，此次英吉利船到定海，岂有不到你家之理？”威吓劝诱，软硬兼施，从这个嫌疑犯嘴里还是掏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十月二十九日，马戛尔尼所率英国使团即将离开中国，这个可怜的郭杰官才被审查清楚，经皇帝同意，发回原籍释放。
由于马戛尔尼的到来，“西洋”噩梦再一次搅乱了这位年迈皇帝的脆弱神经。充满敌意的被征服者汉人会不会与来自大洋彼岸居心险恶而实力强大的西洋人勾结起来颠覆满洲政权呢？
似乎不能断言乾隆对于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大国的兴衰一无所知。需要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揭示乾隆皇帝此时真实的心态。中英首次通使的前一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皇帝撰写了《十全记》，用铺张粉饰的语言虚夸本来并不都那么显赫的所谓“十全武功”。一年以后，当英国使团首次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又以故作虚骄的态度掩饰内心深深的忧虑。粉饰浮夸和虚弱恐慌往往是互为表里的。这个八十三岁的老人越来越习惯于胡诌一些近于荒唐的痴人梦呓，既安抚自己焦躁不安的心灵，也在欺骗那些惯于听从他的臣民们。他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千古第一全人”、“天朝上国大皇帝”的架子，去重新认识中国开始没落而西洋正在崛起的现实，更不打算改弦更张，发奋图强；他只能艰难地撑持着迅速颓败下去的帝国大厦。为了激励自己不致消沉，他陶醉于遨游在对昔日辉煌业绩的回忆之中，或为千疮百孔的帝国大厦再涂上一层层艳丽的油彩。
马戛尔尼似乎窥破了乾隆皇帝的心曲，他一针见血地说：“康熙皇帝的继承人并没有继承他那种深得传教士赞扬的对科学技术的爱好。”他认为“朝廷变得那样自负，它竭力对西方的技术优势进行保密，它不能不看到这种优势，然而，只要它还没有找到消除这种优势的对策，它就不想让中国人了解情况”。
“1793年的大事，是马戛尔尼勋爵出使北京朝廷”——《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的作者美国人马士如是说；这一历史事件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邓达斯外相和马戛尔尼勋爵未能达到用英国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突破乾隆皇帝的心理障碍，以实现开拓东方最广阔的市场的目的，也未能达到向最强大的东方陆上国家的君主炫耀武力，令其慑服的初衷；结果适得其反，乾隆皇帝更加坚定了紧紧关住中国大门的既定方针。
当历史的脚步已经走到18世纪即将落幕的时候，乾隆的想法或许还有存在的可能。从中国方面讲，正像乾隆向英王宣言的那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外贸易尽管对中国来讲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对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意义更无可估量，但从整个中国着眼，还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大国。乾隆皇帝在北京紫禁城里的决策，恰恰以此为基点，而不可能像英伦三岛的英国那样热衷于发展和保护海外贸易。所以孤立地看，乾隆把国门关起来，或做有限的开放，仍存在现实的基础。他只不过在继续做着世世代代从未被惊破的以华夏为世界中心，以天朝上国大皇帝自居的美梦，而有所不同的仅仅是猜忌与防范汉人和外夷勾结在一起的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已。
从英国这个西方霸主来说，想要在此时对中国动武还稍嫌实力不足。马戛尔尼此行的目的落空了，但从另一角度看——他与中国的决策层和上层人物有了一次直接的广泛的接触。他走遍了帝国最富庶的东部地区，他搜集了中国海岸线和其他国防要塞的珍贵情报资料——这次外交使命又可以说取得了意外的收获。这位英国勋爵并未受惑于乾隆刻意渲染的国家繁庶、军备整饬的表象，而以敏锐的洞察力窥破了古老的中华帝国的虚弱本质，得出了与深居宫廷的西洋传教士截然不同的结论：
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有纪律和安全了。
马戛尔尼推测了英中关系在未来几十年的可能走向：“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其连锁反应则是：“朝鲜人将马上会获得独立”，“从孟加拉只需稍稍鼓动，在西藏就会引起动乱”，“俄国将有机会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统治权并攫取蒙古诸省。”他还预言：“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
四十年后中国被西方列强宰割的触目惊心的图景已经被这个英国勋爵勾勒出来了！
乾隆皇帝和帝国精明的大臣以及满腹经纶的中国知识精英同与中华文明异质的西方文明的接触还刚刚开始。他们完全想象不到，一个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时代即将开始了。这个世界将没有任何正义和公理可言，通行的规则是强权政治和实力外交，只不过要披上什么“贸易自由”、“主权国家平等”、“永恒正义”之类的漂亮伪装。
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九日，英国使团成员乘坐的风动力“狮子号”军舰从广州黄埔启碇，破浪回国。
四十八年以后，当乾隆皇帝的爱孙道光皇帝曼宁当政时，蒸汽动力的英国军舰又驶向了广州，但这次他们不是朝拜中华帝国君主的和平使者，而是要用大炮轰开紧紧关闭的中国大门。
公元1793年，中国乾隆五十八年，在大不列颠把中国当成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主权国家给以足够的尊重，期望通过和平的外交途径以谈判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对自己的命运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呢？
这首先应该回答：究竟什么是“明智”的选择。
所谓“明智”，就是通过与英国使臣的外交周旋，争取到有利于我们发展综合国力、能够在即将面临的残酷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条款。这正是中国最根本的最长远的利益。
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呢？答案是肯定的。
英国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派出使臣来中国，就是要与我们谈判的。既要谈判，就要妥协。英国在认定了自己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之所在后，甚至打算放弃眼前利益无限的鸦片贸易，在包括觐见礼仪在内的其他方面也准备采取灵活的态度。不幸的是，中国方面没有做出相应的表现，没有在诸如开放宁波、天津等口岸、改革对外贸易体制等方面做出无损于己，却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升的让步。从表面上看，似乎英国人对三跪九叩的坚决抵制极大地激怒了高度自尊的大皇帝，最终导致了这次可以部分改写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以失败而告终。但问题的实质在于，当时中国人昧于世界大势，对国家和民族根本的长远利益还没有明晰透彻的理解，而主宰中国命运的乾隆皇帝把爱新觉罗皇统的延续和大清江山的稳定看得至高无上，因此而确定了拒绝与英吉利使臣谈判的愚蠢的方针，从而痛失了这次宝贵的历史机遇。
1793年，如果乾隆皇帝能够明智一点；如果乾隆皇帝不是那样固执地坚持觐见的礼仪，而施以英国来使以足够的恩惠……那以后的中国历史又当如何书写呢？
不幸的是，历史是不能重新回到它某一个起点的。
历史只能是人们鉴古而知今的一面镜子。
三、归政的无奈
乾隆六十年（1795年），是乾隆皇帝以“皇帝”名号在位的最后一年，也是他君临天下一个周甲以来罕见的多事之秋。
这一年一开头便有异兆。正月初一，四海同庆，万象更新，却恰逢日食；十五天后，正当普天共渡元宵佳节之际，一轮圆月又被蚀去了大半。上天相继示警，臣民中隐隐有一种一个朝代的统治行将结束的不祥之感。
日食和月食，在当时已可以预测。早在二三十年以前，长于算学的皇六子永珞已推测出“丙午（乾隆五十一年）、乙卯（乾隆六十年）皆正旦日食”。在钦天监任职的西洋人也在事先奏报“乙卯朔望俱值剥蚀”。但身为天子的乾隆皇帝仍然不敢以天道运行的规律使然这样的想法宽慰自己。他降旨停止了元旦御太和殿接受诸王百官朝贺的大典，静下心来虔诚地思索着用人行政方面可能存在的阙失。
当年冬天，全国以至东藩朝鲜天气奇寒，京师尤甚。民谚所云，“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腊九腊十，冻死小人儿”，竟成了触目可见的现实。乌鸦冻死了，树木冻死了，小孩冻死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男妇也熬不过风雪交加的漫漫冬夜。自进入腊月以来，每天凌晨，步军统领衙门属下的番役都要从街道上，特别是施粥厂门外，收集起一具具“倒卧”，集中送到郊外掩埋。除夕前一日，来京参加禅位大典的安南国使臣竟冻死于会同四译馆内，礼部奏闻，乾隆恼怒不已。
更令皇帝烦闷的是，经过乾隆初张广泗血洗之后已然平静了六十年的苗疆地区兵戈又起。贵州“逆苗”石柳邓，湖南“逆苗”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勾结作乱，“苗疆大震”。皇帝任命福康安为云贵总督主持镇压苗乱之后，曾极力往宽处想。按占星家的说法，正月朔、望接连发生日食和月食，是为“兵象”；如果当年只不过一隅不稳，调动师旅前往征讨，并非坏事，因为此举可以“小兵消大灾”。皇帝当然赞同此说，他还举出“自汉迨明，其事屡验”为证。最近一次朔望剥蚀在乾隆五十一年，当时“逆首”林爽文跳梁台湾，福康安领兵一到，海疆平靖，全国亦未发生大变。不过，这一次统帅虽然还是福星高照的福康安，但战事的进展却极不顺利。为此，皇帝能不忧心忡忡吗？他时时担心发生“大故”——自己在禅位之前崩逝。
然而，预定在明年正旦举行的禅位大典已如箭在弦上，即使有更大的“凶象”，也不能阻止各项准备工作在乾隆皇帝的亲自督饬下，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下去了。
这一年皇帝整整八十五岁了，他之决定“周甲归政”，传位于皇太子，并不是因为年事已高，厌倦了政事的辛劳。说起来让人怎么也不好理解，皇帝为的是实践六十年前的一句诺言。
据皇帝自己说，他临御天下之始，即“焚香默祷上天”道：“若蒙眷佑，俾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为什么把自己在位的时间预先就限制在六十年呢？皇帝解释道，皇祖康熙皇帝纪元六十一年，自己不敢上同皇祖。在乾隆的心目中，如果不是皇祖的深爱神知，，默定于前，也就不会有他承继皇统的一天。当然，皇祖也是乾隆青壮年时代最崇拜的偶像，践祚之初，乾隆皇帝即不事声张地向上天许下了周甲归政的郑重诺言；尽管只有天知道，还是可信的。
不过，皇帝后来也坦率地承认，那时不过二十五岁，并未考虑到自己能不能活到八十五岁，以实现归政嗣皇帝的愿望。皇帝说他一直到“五十余岁，方始念及”此事。确切的时间，皇帝虽没有讲，但在谕旨中确曾提及：“朕年五旬后，曾于圣母皇太后前，奏及归政之事。”见于记载的乾隆首次公开讲要归政退闲，是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向皇子们下达的一通谕旨，谕称：
皇十五子（永琰，即后之嘉庆皇帝）年已长成，经赏与端罩，致祭奉先殿亦著开列。皇子原与外间王公有间，一切服用悉如亲王。现在皇子中四阿哥、六阿哥俱晋封郡王，其俸银及护卫官员自应视其爵秩，而一应服用仍应照皇子之例，俟朕八旬开六归政时，再各按爵秩，方为允协。
这一年十五阿哥永琰十三岁，第二年冬，就被秘定为皇太子。归政一事，在皇帝胸中已切实开始了安排。与此同时，皇帝为归政后悠游颐养，加紧了圆明园以东长春园的修建工程，到他六十岁时，又下令在紫禁城内预葺宁寿宫。这中间，皇帝不是没有犹豫过，据他说，曾为归政之事奏闻皇太后，但“圣母”以为不妥。为此，皇帝一改初衷，再次焚香告天，说到归政之期，如圣母健在，“朕亦何敢复执前愿”？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圣母皇太后病逝。乾隆决意实践周甲归政之诺言，以后再没有动摇。
但这一切有关归政的原委，除祷告上天、祭告列祖之外，只在皇子们及皇太后这极小的圈子里才能知悉，而天下臣民但见年近古稀的皇帝既不像康熙皇帝曾作过的那样明立储君，也未曾在端慧皇太子夭折后举行过秘密立储的仪典，因此都不知年迈的皇帝对宗社攸关的立储一事作何打算。大臣们自然谁也不敢蹈康熙年间建言立储之覆辙，倒是莘莘学子中有沉不住气的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锦县生员金从善趁皇帝东巡谒祖之机，跪在御道旁呈请“建储”、“立后”。其条陈内容虽不能详知，但“立储”一条，难免有诸多不中昕的话。乾隆皇帝经过反覆推敲，权衡利害，最后认定已到了向天下臣民表白自己并无意“贪恋宝位”的时候了。于是向全国颁布“明发谕旨”，针对金从善所言“立储”一事，宣称“此等大事，朕未尝不计及也，曾于乾隆三十八年冬，手书应立皇子之名密缄而识藏之，并以其事谕知军机大臣，特未明示以所定何人”，然后，转入归政退闲夙愿：
朕此举（按指立储），天下无由共闻，未尝无窃议朕为贪恋宝位，不肯立储。不知朕践阼之初，曾焚香告天云：“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卷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但此意向未宣示，众亦不能深悉也。迨朕六旬大庆后，即敕预葺宁寿宫，为将来优游颐养之所，臣工应莫不共闻共见，岂有所伪饰乎？今朕春秋六十有八，康强尚如昔时，自当代上天爱养亿兆，董治百官，以期无负祖宗付托之重，必不敢遽释仔肩。
为了表示自己归政的诚意，皇帝又进一步申说：
今距乙卯尚十七年，为日甚长，若朕精力始终不懈，惟当日慎一日，兢业守成，克全朕之初志，岂不甚善？设或七旬、八旬以后，神志稍衰，不能似今之精勤求治，亦不肯贪天位以旷天工。且历代帝王，享位四五十余年而归政者，实所罕觏。朕非不知足者，又何必定以六十年为期乎？
话说到了这个地步，也真难为了至尊至上的乾隆皇帝。不过，君无戏言，此旨一出，皇帝届期归政一节便如铁板钉钉，已再无丝毫回旋余地了。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归政之期临近，皇帝降旨从第二年秋到新皇帝即位这三年间连续举行归政恩科乡、会试及嗣皇帝即位恩科乡、会试，以便给寒畯之士多提供一些改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的机会。第二年，又下令将各省历年所有的民间积欠钱粮，一概豁免，皇帝不想让自己在位时的旧账转给新皇帝。就这样，在紧张筹备归政大典的热烈气氛中迎来了万民瞩望而又多灾多难的乾隆六十年。
乾隆六十年虽说事故迭出，但皇帝最忧虑的“大故”却过虑了，他的身体状况依然极佳。转眼之间，就快到向天下颁发第二年《时宪书》的十月初一了。但谁是皇太子还密藏于皇帝的闷葫芦里，而嗣皇帝为何人不知，新朝的年号就无从谈起，没有新皇纪年又何谈来年的《时宪书》呢？于是，乾隆皇帝选择了九月初三这一吉日，亲临圆明园中的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人见，将乾隆三十八年亲自书写缄藏的传位密旨当众开启，上面赫然写着“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皇帝随后又陆续降旨：
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
皇太子永琰，上一字“永”改书“”字，即日移居大内毓庆宫，以定储位。
皇太子生母令仪皇贵妃魏氏，追赠为“孝仪皇后”，升奉先殿，列孝贤皇后之次。
归政后，乾隆皇帝称“太上皇帝”，太上皇谕旨称为“敕旨”；太上皇仍自称“朕”。
太上皇帝生日称“万万寿节”，嗣皇帝生日称“万寿节”。
嗣皇帝登极后，主持处理“部院衙门并各省具题章疏及引见文武官员”等“寻常事件”，“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则太上皇“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
来京陛见的文武大员，以及新授道府以上官员，要到太上皇处谢恩，并恭请训示。
一切安排就绪，皇帝特赋诗以志其事：
归政丙辰天佑荷，改元嘉庆宪书观。
祖孙两世百廿纪，绳继千秋比似难。
弗事虚名收实益，唯循家法肃朝端。
古今悖史诚希见，愧以为欣敬染翰。
康熙纪元六十一年，如今乾隆亦历一周甲，故而诗云“祖孙两世百二纪”。当皇帝吟诵到这里时，心中充满了怡然自得之情。
然而嗣皇帝永琰并不感到愉悦和轻松。近年来，外间对皇储为谁的猜测已越来越集中于永琰一人；六十年元旦乾清宫家宴时皇帝于谈笑间亦已暗示皇位由十五阿哥承继；九月初三册封皇太子前夕，和珅又来到嘉亲王府中先递“如意”，使永琰先一日已确知立储的国家最高机密。尽管有如许之多的铺垫，到勤政殿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时，永琰仍心头一震。他暗暗警诫自己，在皇父的有生之年，如自己稍有不慎，皇太子、嗣皇帝名号就随时会被废黜；灾难当不止于此，这有曾祖父康熙废太子胤礽前鉴在。册封皇太子第二天，深思熟虑的永琰即以子臣名义奏告皇父陛下，说“荷沐恩慈，册立臣为皇太子。以臣之材质，抚衷循省，已弗克胜，复奉慈谕，将以来年畀政于臣，臣五内战兢，局踏弥日”。下面是恳请改元归政事宜“敕停举行”，自己“谨当备位储宫，朝夕侍膳问安之暇，得以禀受至教，勉自策励”。一句话，请皇父把皇帝当到底，俟百年之后，自己再人承宝位不晚。永琰这番话不是为表示仁孝谦恭的辞让具文，在他没坐金銮殿时，已预感到太上皇在上，儿皇帝不好当。
继皇太子永琰之后，和硕礼亲王永恩又率王公、内外文武大臣及蒙古王公等合词奏请皇帝俯顺“亿兆人之心”“久履天位”，据说，这不仅是海内外喁喁万众之心，亦是“上帝之心”。
乾隆皇帝心里十分受用，但以“若因群情依恋，勉遂所请，则朕初心焚香告天之语转为不诚”为由，坚持届期归政，并告诫皇太子及群臣“毋庸再行奏请”！同时再次宣谕：“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敕几体健，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可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而大小臣工，恪恭尽职，亦可谨凛遵循。”这无异明示：太上皇退闲和不退闲实在没有什么区别！
经过这一番周折，最后明确了“太上皇训政”的政治格局。下面该做的事只剩下了如何把千古未有的内禅大典搞得空前隆重而已。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又是一个冷得出奇的日子。大内巍峨庄严的太和殿前，翎顶辉煌、朝服斑斓的王公百官早已整整齐齐分班恭立在偌大的广场上，朝鲜、安南、暹罗等各属国使臣尾随品级最低的官员，列于班末。他们的周围，照例陈设着天子行幸于皇城的仪仗——銮驾卤薄，乐部在太和殿东西檐下布置好了“中和韶乐”庞大的乐队，“丹陛大乐”的乐队则安排在太和门内。太和殿正中，东槛设诏案，上面摆着《传位诏》，西槛设表案，上面摆着《传位贺表》。在皇帝宝座两旁则设两个香几，那左旁香几之上，则恭设此次传位大典最重要、也最富象征意义的“皇帝之宝”。
太阳渐渐升起来了，阳光弥漫了整个广场，给浑身瑟索的人们带来了一丝暖意。一直在不停躁动着的“驯象”和“仗马”也安静下来，排成了笔直的队列。只听乾清门外钦天监的官员朗声高唱：“吉时到——”顿时，午门钟鼓齐鸣。乾隆皇帝六十年前归政嗣子的心愿终于开始实现了。
乾隆皇帝身着明黄色龙袍衮服，外罩紫貂端罩，乘舆出宫，皇太子琰着皇太子冠服随行于皇帝之后，经中和殿，来到太和殿。此时，钟、鼓、磐、琴、笛、笙等齐奏庄严肃穆的中和韶乐，歌工们则唱出了专备皇帝升座时用的《元平之章》：
维天眷我皇，四海升平泰运昌——岁首肇三阳，万国朝正拜帝阊——云物奏嘉祥，乘鸾辂，建太常——时和化日长，重九译，尽梯航——
这歌词是乾隆六年（1741年）皇帝亲自改写的，现在听起来，备感贴切，因此皇帝心情格外开朗。他缓步走到太和殿正中高高在上的宝座脚下，步履略显艰难。随扈在旁的大学士和珅有意扶掖一下，被皇帝挥手制止了。皇帝不愿让人们看到他略有老态龙钟的样子，于是自己拾级而上，目不旁视端坐在过于宽大的御座中间。
皇帝头戴红绒结顶的玄狐暖帽，除了顶上缀有一颗巨大的东珠之外，并没有其他饰物。他仍然留着小须髯，但青壮年时白晰清瘦的面容已变得暗红臃肿，身体也早就发福了，幸好皇帝原本身材修长，此刻看起来，倒显得更魁梧硕健。毕竟八十六岁高龄了，岁月的流逝在他的体貌上也无情地刻下了衰老的痕迹。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没有变的话，那就是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眼，此时仍然在慈祥中透出凛人的威严。
中和韶乐在皇帝就座的那一刻，恰好乐止。此时，皇太子琰亦缓步来到殿内西向侍立。只见銮仪卫官进至中阶之右，一声“鸣鞭”，阶下立即响起三声清脆的鞭子声，这就是令王公百官安静肃穆的“静鞭”。丹陛大乐随之而作，这次是演奏特为授受大典皇太子率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大典而填写的《庆平之章》。
伴随着徐缓悠扬的“御宇六旬，九有浃深仁——勋华一家禔福臻，岁万又万颂大椿——文武圣神，帝夏皇春——的歌声”，以及鸣赞官那抑扬顿挫的“跪，拜——”声，太和殿外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三起三落，向高踞在上的乾隆皇帝行完了三跪九叩首大礼。
丹陛大乐的余音还在广场上空回荡，年高德韶的大学士阿桂和朝中第一权臣和珅便导引嗣皇帝款款走到皇帝宝座之前。即将登极的皇太子颐琰恭恭敬敬地跪在已准备好的拜褥之上，阿桂侧身从御座左边香几请出“皇帝之宝”，跪奉乾隆皇帝，酝酿六十年之久的传位大典即将拉开最精彩的一幕。只见乾隆手捧“皇帝之宝”，端详良久。这是一柄三寸九分见方、厚一寸，上有二寸一分高蛟龙纽的青玉大印。皇帝想的是，六十年了，这颗熟悉的玉印今天何以显得如此沉重？他身体微微前俯，庄重地、虔诚地将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皇帝之宝”——授给了匍匐在脚下的皇太子琰。
就在这授受之际的一瞬间，皇太子琰取得了皇帝的名号，他至少在表面上成了紫禁城和东亚第一强国的主人；而临宇天下六十年的乾隆皇帝则退居太上皇帝，他至少在形式上把爱新觉罗家族和大清帝国的命运托付给了自己的嗣子。太上皇帝望着恭捧“皇帝之宝”、跪在地上的子皇帝，心中无悔，他正沉浸在“明廷授受，为千古第一全人”的无限欣慰之中。
“太上皇”一称是由中国历史上首创“皇帝”名号的秦始皇钦定的，他追尊自己的父亲庄襄王为太上皇。那是死后的追赠，自不足比数。汉高祖刘邦虽然尊称在生父亲太公为太上皇，也不过是为人子者施给父亲的荣光。至于后来唐高祖则因太宗兄弟同室操戈；唐睿宗则怵于武德殷鉴；唐玄宗仓皇入蜀，其子肃宗在灵武自立——他们都是为其子所逼，不得不放弃帝位，退居毫无权力可言的太上皇。宋高宗则外惕强邻，内耽逸豫，更不足齿。太上皇帝乾隆此刻还想到了三代唐尧、虞舜禅授贤能的遥远往事，但他以为这些传闻虽足称盛事，但授受者并非一家父子，充其量可称为“外禅”。抚今追昔，太上皇帝乾隆有充分理由认为，今日帝位之授受，“不特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视尧舜，不啻过之”。
的确，嘉庆元年正月初一，即公元1796年2月9日，在京城紫禁城内太和殿所举行的帝位授受大典，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堪称中国古代交接国家最高权力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完美典范。
四、大事还是我办
太上皇帝没参加授受大典之后在太和殿举行的嘉庆皇帝的登极大典。在乘舆还宫的一路上，太上皇帝的心情也一直很好，然而，当他回到已居住了六十年之久的养心殿时，一种莫可名状的失落感慢慢地弥漫了整个胸臆。
养心殿位于乾清门以西、遵义门之内，在一个三合式的院落中。坐北朝南便是养心殿的正殿，正殿明间设有皇帝御座，东、西暖阁则可备召见军机大臣和起居燕闲之用。这座殿庭与乾清官隔墙相望，在宫廷中位置适中，北边与嫔妃所居各宫相接，南边则密迩国家中枢——军机处。因此，养心殿虽不如乾清宫宏伟壮观，却以其舒适的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乾隆皇帝相中，自即位以来，不仅召见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在此，引见官员在此，而且饮食起居俱在于此。六十年了，这里的一窗一几，一字一画，一草一木，皇帝都那样熟悉。如今，已经到了他告别宵旰寝兴六十载的养心殿，移居早已修竣备用的宁寿宫的时候了，太上皇怎能不有一种怅然若失的迷茫之感呢？
其实，太上皇对终有一日要归政退闲是早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圆明园中有一处景点叫“问津堂”，那不过是假山上的三间朴屋而已，而上面却有雍正皇帝御书题额“问津”二字。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皇帝偶幸此地，用陶渊明《归去来辞》中语，亲题“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一联。四十年后，皇帝在“问津堂口号识语”中说他当时乃“有意所题”，说明白一点，“鸟倦飞而知还”的心早已有之。
如果说此联语不过是皇帝当年无意所书，不足为证，那么，修葺宁寿宫，则表明皇帝正在切实准备归政后的颐养之所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特命在宁寿宫修一“养性殿”，规模结构要“一如养心殿之制”。养性殿告成，皇帝题句云：
养心期有为，养性保无欲。
有为法动直，无欲守静淑。
可见，皇帝已为自己归政后“无欲”、“养性”作了心理上、物质上的准备。直到乾隆六十年，即归政前夕，皇帝仍然未改归政后移居宁寿宫养性殿，从此“优游无为”的初衷。
当乾隆完成了授受皇帝玉玺典礼，走下皇帝宝座，第一次以太上皇帝的身分回到养心殿后，才慢慢地品味出，自己内心深处并不完全是出于安土重迁的心理，对住惯了的旧居的那种难以割舍之情，除此之外，还有比这更深刻的因由——养心殿这座寻常的殿宇集中体现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所在。
皇帝依恋的是权力，他的失落感归根到底是权力的失落。
皇帝还不愿养性无欲，他宁愿养心有为！
皇帝在交出“皇帝之宝”，告别太和殿皇帝御座之后，绝对不能远离国家最高权力中心之外，哪怕仅仅是形式上也绝不可能！
为乾隆皇帝精心营建，以作为归政后退闲颐养天年的，包括养性殿在内的宁寿宫，算是国帑虚掷了；圆明园内的长春园亦建而未得其用。对此，太上皇帝曾抱愧地写过一首题为“问津堂口号”的小诗：
四十年前问津处，知还出岫寓心书。
长春园建斯无用，日引月长过在予。
谁也不敢质疑的事实是，在太上皇乾隆有限的余生中，始终占据着本应嘉庆皇帝“宵旰寝兴”的养心殿。据太上皇自己强辩，说什么“仍照常居此，非惟自便，兼欲便于大小臣工也”。在另一处他说得似乎更坦率一点：“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今既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
乾隆的留恋权力，在当时就有各种传闻。据来华朝鲜使臣所述，乾隆当内禅时，并不想将“大宝”交给嗣皇帝：
传禅时，“临当受贺，高皇帝（按指乾隆）不肯与大宝，则刘墉止贺曰：“古今安有无大宝之天子？”遂即入奏高宗曰：“陛下不能无系恋天位之心，则传禅可已；传禅而不与大宝，则天下闻之，谓陛下如何？”半日力争，卒大宝而出，始行庆贺礼。
刘墉是乾隆朝名臣刘统勋之子，时任吏部尚书，以刚直闻名于世。乾隆禅位若真的不肯交出“皇帝之宝”，刘墉挺身进谏并非全无可能的。但传位大典，缺少乾隆父子授受“皇帝之宝”这一幕，令人难以置信。乾隆授宝一节，在传位大典前早已奉旨议准，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十六日皇帝谕旨中说：
朕纪年周甲，于丙辰（嘉庆元年）元旦举行授受大典，王公等及文武百官庆贺礼成，本应筵燕，但是日朕临御太和殿授宝后，嗣皇帝御殿登极，若于是日复举行筵燕，仪节未免繁缛，是以初四日特举千叟宴盛典，胪欢申庆，宣恺颁酺，即以示元正授政。
据此，不仅可证传位大典前半个月乾隆已明示“授宝”，而且，嘉庆元年（1796年）正旦传位、登极大典的当天也没有举行照例的“筵燕”，而是改在正月初四千叟宴时一并举行了。朝鲜使臣所记上述传闻不尽可信，不过，外间毕竟多少窥知一点乾隆有“系恋天位之心”，于是才造出种种流言。
“系恋天位之心”不仅从太上皇乾隆未移居宁寿宫一事可以得到某种暗示，而且传位嘉庆皇帝不久，太上皇即通过敕旨，明白无误地宣告：“大事还是我办！”
嘉庆元年正月十九日黎明，朝鲜进贺使李秉模接到礼部知会，即速前往圆明园。太上皇帝在“山高水长”召见朝鲜、安南、暹罗等国使臣。“山高水长”在圆明园西南隅，那里楼阁层叠，登楼临瞰，远山如黛，楼前则是一片开阔地带，每年新正在这里陈设各色彩灯，施放焰火，以款待来朝的各国使臣及蒙古、回部王公等。当朝鲜使臣午后赶到这里时，太上皇即命前来觐见。朝鲜使臣李秉模记述了乾隆以太上皇身分召见属国来使的情况：“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及冬至正、副使至御榻前跪叩，太上皇帝使阁老和珅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辽远，不必差人来谢恩。’通官以我国音传于臣等。”李秉模回国后，还向朝鲜国王汇报了太上皇召见时侍坐一旁的嘉庆皇帝的状貌举止：
新皇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
这个朝鲜使臣接着含蓄地说：“于此亦有可知者矣。”“可知”什么，他没有说。其实，嘉庆皇帝在太上皇旁边如影随形的举止，除了表明嗣皇帝韬晦之状外，正好作为太上皇“大事还是我办”这句话的生动注脚。
太上皇帝乾隆为什么如此热恋权力？
如果仅仅用权力可以保障穷奢极侈的享受来解释的话，可能会失之肤浅。须知清帝为“家法”所拘，自有“勤政”传统；而“勤政”二字，对清朝皇帝而言，不能完全视之标榜。康熙饱尝为帝之苦，所言尤为深切：
朕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鞠躬尽瘁，诚谓此也。
雍正更是个苦行僧式的皇帝，他白天接见廷臣，引见官弁，夜晚灯下批阅奏折，往往至二鼓、三鼓。全部朱笔手批，有的数十言，有的数百言，甚至有多至千言的，从无一字假手于他人。临御四海的十三年间，仅批阅有关重大军政事务的机密奏折即不下四五万件，处理过的日常政务的题本就更不知凡几了。乾隆皇帝恪承“勤政”家法，虽极尽人间享乐，但并未因此而贻误或荒疏政务。他终生保持着卯刻（晨五一七时）起床的习惯，冬天夜长，五更刚尽，天色漆黑一片，皇帝已经从寝宫起驾了。长期入直军机处的赵翼对乾隆勤政有生动描述：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更尽也。时同直军机者十余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诘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则每日轮一人早入相助，谓之“早班”，率以五鼓入。平时不知圣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上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官，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
赵翼于是感慨地说：“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如上日日如此？”皇帝的劳苦当寻常无事时犹如是，一遇大战事，军书或深夜驰递宫门，就休想安眠了。赵翼这位深悉内情的军机章京记述说：“当西陲用兵（指准回之役），有军报至，虽夜半必亲览，趣召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动千百言，余时撰拟，自起草至作楷进呈或需一二时，上犹披衣待也。”
乾隆晚年，一夜只能睡上五六个小时，到四鼓时就醒了，在床上辗转反侧等待天明上朝时。皇帝也曾感到为帝之苦，想过平民之乐。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他在一道题为《晏眠》的小诗中说：“质明乃夙兴，斯苦向谁语？问不早朝人，其乐诚何取？”因此，乾隆早就表示过自己盼着“倦勤归老，乃可以释重负而图真乐”的一天。如今已归政嗣皇帝嘉庆，太上皇本来有理由倦勤了，也完全有条件过一种悠哉林泉、置身物外的神仙似的日子，但他仍愿意继续为军国大政而操劳，似乎让人难于理解。
人们可能会问，太上皇是不是感到离开权力后有一种不安全感？这种推想如果用在他的父亲雍正皇帝身上那是再恰当不过了。雍正在位的十三年间，一天也不能离开权力，甚至不敢远离紫禁城。因为他感到身边潜伏着一个又一个强劲危险的政敌，只有靠手中的权力，才能控制别人，战胜对手，摆脱像噩梦一样纠缠着自己的宫廷危机。他严肃刻板，感到工作过度，活得很累。尽管如此，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需要，使他自始至终保持着对政治的热爱，批阅奏折到得意处，往往发出会心一笑。从表面上看，乾隆皇帝酷似其父，他同样热爱政务，热恋权力，同样精力充沛地、不辞劳苦地从事各项政治活动，但父子二人内心深处却有很大差别。乾隆一生不是没有经历过各种政治危机，但总的来说，在他身边足以构成威胁的政治势力已全部被他削平了，制伏了，像雍正朝那样险象环生，随时可能发生宫廷政变的险恶环境已一去而不复返了。作为太上皇，他的至高地位稳如泰山，只要一息尚存，他的权威就不会有丝毫动摇。嗣皇帝是太上皇所立的仁孝之子，只要太上皇感到不惬于心，仍然可以随时把他废掉，更不去说其他哪一个朝中权臣了。与雍正不同，乾隆的被政治所吸引，是因为政治为他提供了成功和达到目的的手段，为他提供了受到他人爱戴和歌颂的机会。他对主政周甲以来的超迈千古的文治武功诚然十分陶醉，但并未就此而满足。太上皇对寿跻七旬实现“五世同堂”不满足，他还期望九旬大寿时喜抱来孙，六世同堂；对“十全武功”亦不满足，他还期望十全之外有新的建树。嘉庆二年（1797年）夏，嗣皇帝琰奉敕旨去北郊地坛主持大祀，太上皇则在圆明园斋宫中修省，祈求天父地母像昔日一样降福于他，他默默祷告：“予荷眷佑之福，武功已纪十全。去冬苗疆平定，现仅余白莲教匪四处窜匿。切愿天地助朕，将教匪渠首擒获，指日功成，于十全之外，冀增一全。”归政以后的太上皇把历代帝王不敢比肩而立的唐尧虞舜都没放在眼里，就连平生最敬服的皇祖康熙皇帝，也以为不及自己。嘉庆二年太上皇曾这样想过：“予六十传位，春秋八十有七，精神康健如常，日勤训政，亲见五代元孙，武功十全，诸福备具，隆于皇祖。”
像乾隆这样如此强烈地希望通过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荣誉感的政治巨人，是绝不可能置身权力之外，安安静静看着别人去导演人间这幕最为波澜壮阔、最为动人心魄的政治悲喜剧的。
乾隆漫长一生的最后三年就是这样过来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归政后并未退居宁寿宫，仍在养心殿日勤训政，事无巨细，皆余自任之”。
五、垂垂老矣
像乾隆皇帝这样终其一生热恋权力，且业绩辉煌，为天下后世所公认的帝王，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成就感和使命感推动他终生不懈地紧握权力，热爱政务，这种帝王人格难能可贵，是不可妄加菲薄的。问题在于，太上皇毕竟老了，他的身体，他的神智，能否允许他继续挑起一个三亿人口的庞大帝国这副重担呢？
乾隆体健寿高，首先是得益于其出身寒微的生母、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的遗传基因。当然，乾隆后天的自强不息，慎于调养也极关重要。据朝鲜人的记载，乾隆生活极有规律：
皇帝寝食起居，自御极后，无论四时，卯时而起，进早膳后，先览中外庶政，次引见公卿大臣与之议决，至午而罢，晚膳后，更理未了公事，间或看书、制诗、书字，夜分乃寝。平生不饮酒，不嗜异味，朝夕进食，不过数匙，体力康旺不衰。
对皇帝长期作过近距离观察的军机章京赵翼也记述说：“上每晨起，即进膳。膳后，阅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抚折子毕，以次召见诸大臣，或一人独见，或数人同见，日必四五起。最后见军机大臣，指示机务迄，有铨选之文武官，则吏、兵二部各以其员引见。见毕，日加巳，皆燕闲时矣。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天子日理万机，且乾纲独断，政务之繁剧可想而知，但他能将每天工作、娱乐、休息安排得井井有条。
一天如是，一年亦如是。每岁正月幸圆明园，三月小驻盘山，夏秋之际去热河避暑，进哨木兰，猎于草原林莽之间。外出巡幸之外，皇帝还不时临幸西苑三海（北海、中南海）、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诸名胜。寻常一年，游幸之日已近半，更不用说南巡、东巡谒祖、东巡朝圣，以及西巡五台，去白洋淀打水围了。加以年节踵至，好戏连台，皇帝虽如康熙所说不到咽气即无歇肩之经年辛劳，但乾隆却调理得张弛有道，节奏分明。
乾隆综理天下大事，内廷宫中烦心之事也难免时有发生，他又是个极富感情、极重感情的人，这就需要能节制自己，不以喜怒哀乐过度而伤身。晚年时他总结说：“‘事烦心不乱，食少病无侵’，此二语为予养心养身良方，原别无求养生之术也。”乾隆处处贯彻“中庸”之道，在养心养身上也力戒“过”与“不及”，因此总能以开朗安泰的心境、坚韧强健的体魄面对烦嚣的世界和人生，去迎接纷至沓来的挑战和难题。他比他父亲雍正高明，从不受惑于神仙丹药，结果反而比其父长寿，因而干出一番比其父更大的事业。
乾隆身体素质好，生活又有节制，除此之外，他经常坚持锻炼，锻炼的方式则以骑射为主。八十五岁那年，他携玄孙载锡在苑中小猎时，还能开弓射箭，因此而不无自豪地回忆道：
予自幼龄肄习武事，即位后以骑射为我朝家法，不敢少疏。忆乾隆初年用五六力弓，钩闽裕如。至癸亥年（乾隆八年）初诣吉林时，竟用至九力，而舍矢命中，幸不虚发。嗣以年逾六旬，臂痛不复步射，而近年围中马射即鹿，犹能如前，虽弓力渐减，而不下三四力。
平素骑马，更习为常事。六十五岁以前，每年从京师启銮巡幸木兰，至避暑山庄行宫，全程七天，皇帝经日乘马而行。尔后以年事渐高，启跸后也必乘马至清河才改乘肩舆。乾隆六十年，皇帝年高八十有五，出都仍循例策马，御前扈从大臣婉言劝道：“皇上精力虽不减当年，到底以遵养为宜。”乾隆以为所言有理，未至清河即改易肩舆，为此还作了一首小诗表示自愧：
未至清河先换舆，众心遵养可听诸。
廿年前经日乘马，老不如先实愧予。
到太上皇归政时，就一个八十五岁开外的老人而论，乾隆的身体真够得上出奇的强健。长期以来使他苦恼的失眠症自为太上皇后反倒消失了。每晚戌正就枕，凌晨寅正起床，一夜总能睡足四个时辰（八小时）。胃口也好，太上皇诗里不只一次述说：“迩来每喜饱安眠，一夜四八卅二刻（一刻相当于十五分钟）。”偶尔也有失眠的情况，但默诵几遍佛家《七偈》，或几遍《无逸》篇，就能进入黑甜的梦乡。《周书》中的《无逸》一篇共七小段，每段起首皆为：
“周公曰：呜呼！……”正好跟《七偈》七段相仿。当时宫内外都以“老佛爷”称太上皇帝，有感于此，太上皇还作了一首很风趣的小诗：
笑众虚称佛，有心诚愧儒。
消眠常背读，七偈七呜呼！
太上皇的视力、听力尚好。嘉庆元年秋天，在避暑山庄时还用火枪击毙园中一鹿，他说：“发枪标指全以星斗为准，予幸目力精审，不异昔年，每视斗发机，远近无异，多能命中。”平时，目力虽不能看蝇头小字，但披阅章奏，阅览书籍，仍不愿戴老花镜。他的理由很古怪，说是“借物为明非善策”，故而臣工进献的玻璃花镜、水晶花镜一大堆，乾隆都“屏而弗用”。在朝鲜使臣的眼里，太上皇甚至称得上“耳聪目明”。其实，乾隆并非双耳皆聪、双目皆明。在题为《戏语》中的一首诗中，他说：“见半还当不见半，半听亦可半不听。”诗句下有自注，说自己左耳重听已四十余年，左目欠明也有二十年了。俗话讲“睁一眼，闭一眼”，所以《戏语》这首诗接下去说：“此虽俗语合至理。”至理即“执用两中法舜经”。“中庸”，过犹不及，用在政治上即乾隆的“执用两中”。“戏语”一诗揭示了乾隆听力、视力的真实状况，从诗中似也可以看出乾隆的机智和幽默。
就一个八十五岁开外的老人而论，太上皇的思路也还算清楚。嘉庆二年夏秋，驻跸避暑山庄的三个多月中，他偶尔去“瀑源亭”观赏飞流直下的瀑布，却无意间弄明白了一件被臣下善意地愚弄了数十年之久的小事。三十八年以前，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皇帝在避暑山庄时，没有经过实地勘查，就命令内务府总管大臣三和挖一条石渠将山泉引至涌翠岩上佛寺一侧的水池中。这样，池水穿过涌翠岩山石，自上而下流入山下长溪中，就形成了一道瀑布。皇帝又命在山泉源头建一亭，题为“瀑源亭”。三和熟悉该处地形，知道泉眼低于寺池，但不敢扫皇帝的兴，石渠奉旨砌好了，却根本引不来泉水，只好在皇帝临幸山庄前，安排人挑水把水池灌满，以便临时应景。这次皇帝到这里时，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命嘉庆皇帝亲率御前大臣及司工人员，带着仪器，一步一步地测量，才搞清泉眼不仅低于寺池，而且泉水涓细，根本不能形成飞瀑。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太上皇感慨良深，他在《观瀑咏事》一文中说：“夫瀑源诚细事，积数十年之久，而兹乃得其实”，“当时司工之大臣三和必当知此，乃隐而不言，以遂朕过。”进而推论“为人君者有过，人臣不敢言，以遂其过者多矣，是大不可。惧哉”！这的确是一件“细事”，但足以说明，太上皇在神志清楚时，如果他愿意的话，还能洞察出由他自己编织出来，由群臣交口颂扬而铺陈渲染的锦绣盛世所掩盖的某些阴暗角落。
不幸的是，乾隆除了泉眼是否高于寺池之类的“细事”之外，对昔日的辉煌、帝国的现状、将来的隐患，一概不愿加以深入而切实的审视；他的身体和精神也每况愈下，“勤政”云云，越来越成了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
太上皇常常愿意一个人在僻静之处凝神遐想，每逢这时，太上皇就往往忘记了时光的流逝。下面请看他八十八岁那年在避暑山庄写的一首极富情趣的《即事》诗：
乘凉每爱倚长松，无碍翻来天籁重。
坐久不知时与刻，梵楼遥报午初钟。
这位富贵闲豫的老者似乎只想在神圣的宁静中，遨游于往事的回忆里，他不愿再回到那令人烦躁不安的现实中了。
更令人忧虑的是，太上皇原有的健忘症更加严重了。归政前夕，乾隆的健忘就经常弄得臣下手忙脚乱。清制，礼帽分凉帽、暖帽两种，到春秋两季更换帽子之时，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换。一次皇帝从热河回銮，天令稍寒，就命取暖帽戴上。这时还不到应该换帽的阴历九月十五，但随扈大臣等见皇上既已改戴暖帽，也就一律摘下凉帽，换上了暖帽。到了九月下旬，天令转暖，皇帝改戴凉帽，群臣也忙着把凉帽找出换上。皇上这才恍然大悟，不断叹气说：“不怨诸臣，是朕年老所致啊！”归政以后，太上皇还常闹出这样的小笑话，用了早膳，不多光景又命传早膳，随侍太监谁敢说皇上已进了早膳？就急忙传旨御膳房再进早膳。太上皇下巴低垂，目光迷离，默默地望着再次端来的蜂糕和竹节卷小馒头，不知是心里诧异，还是在想别的什么事体。到太上皇辞世的前一年，他的容貌气力看上去虽然不甚衰老，但健忘症迅速加剧，说话做事，旋踵即忘。朝鲜人的记载说他“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搞得侍御左右狼狈不堪。
有的记载说太上皇的口齿也越来越不清楚了。他说的话，连亲儿子也不懂，只有和珅一人听得明白。《春冰室野乘》的作者李岳瑞有如下一段绝妙的记录：
高宗纯皇帝之训政也，一日早朝已罢，单传和珅入见，珅至，则上皇南面坐，仁宗（嘉庆皇帝琰）西向坐一小几，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坤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嘉庆）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上皇）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坤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不更讯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坤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珅对曰：“上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此咒则所恶之入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白莲教）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上闻之，益骇，知坤亦娴此术，故上皇宾天后数日即诛珅。
上述“高天德”，当是白莲教大起义首领“高均德”或“徐添德”的误记，“苟文明”则不知何许人也。到嘉庆三年（1798年）夏天的时候，令太上皇日夜焦虑的“教匪悍酋”有高均德、王三槐、徐添德、李全、冉文涛、罗其清、阮文通数人尚未就擒。《春冰室野乘》说太上皇闭目持咒，念念有词，还是可信的。问题在于，“喃喃有所语”，只有和珅一人弄得明白，就太严重了。太上皇乾隆无论怎样衰耄，毕竟是最高权威的惟一来源。如今“源泉”已经浑浊了，由宠臣和珅所传达的“敕旨”，是否准确地表述了最高权威的本意呢？总之，太上皇乾隆的身体与神智状况，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对一个望九之年的老人来讲，堪称少有的健者，然而，要处理必须处理的繁剧政务，他的精力已经远远不够了。
无情的现实是，需要太上皇做出重大决策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首先是严重的“亏空”。各省仓库无不亏短帑银和仓粮，亏缺库银一二百万两以至数百万两的省分比比皆是。这个烂摊子谁也不敢捅，一捅便会揪出上自督、抚大员，下至州县七品官一大串贪官墨吏，地方政权立即瘫痪。
吏治的败坏也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非法的贪污和受贿、索贿且不论，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贪污、贿赂——“陋规”，则如水银泻地，无所不在。地丁之外有“火耗”、“平余”；漕粮之外有“漕规”、“斛面”；盐课之外有“节规”、“匣费”，关税之外有“盈余”、“存剩”；督抚过境时有所谓“站规”、“门包”，学政典试时有所谓“棚规”、“红案”，此外如“心红纸张”、“舟车贴费”、“行事官价”、“冰敬炭敬”……等等，花样繁多，不一而足，甚至出国的使臣也要向属国君臣索要“密赠”、“别赠”。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衙门这些官僚机器离开了白花花银子作润滑剂便不能运转。老百姓到衙门办正事要拿钱开道；下属照例的升迁调补要拿钱疏通，贿赂上司；督、抚、藩、臬等奉召陛见，也要遍行贿赂京中大老。和珅的胃口越来越大，老婆死了，两淮盐政征瑞致送白银二十万两，和珅嫌少，开口就是四十万！四十万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国家每年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一，说起来准让你吓一跳。
乾隆的胃口比和珅大得多，他的贪求群臣贡献，已成为败坏吏治的首要之害。不过，太上皇在接受臣工一年数次的价值白银数万两，以至数十万两的贡物时，却说什么这不过是取“野人献芹”的古意，以联络上下之情；而臣下明明献媚太上皇以固宠，却说是奴才对主子的一片孝心，一腔血诚。
乾隆与和珅刻剥地方大吏，督抚藩臬则取之于州县，直接“亲民”的牧令们便把手伸向无告的羔羊——驯服的百姓身上，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正好借此再分润点余膏呢。偶尔有一二强梁者上控，官司落到上蜂手里，因为自己屁股底下也不干净，有谁还想彻底查办，为民伸冤？州县熟知百姓之伎俩不过如此，百姓也明白上告必不能自直，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造反！
湘黔苗民起义还没有镇压下去，盛大的传位大典刚刚落下帷幕，白莲教大起义便如同燎原烈火，在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迅速蔓延开来。平静了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原地区再次爆发强烈的政治地震，长期紧张的各种社会矛盾所蓄积的巨大能量，终于在清帝国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喷涌出来。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乾隆盛世”掩盖下的各种黑暗、丑恶的现象被无情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国内的烦心事已令太上皇应接不暇，再加上对帝国日益逼近的来自西洋的威胁，其严重性也许乾隆比谁都更明白。
而太上皇乾隆既要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就必须直接面对这一切冷峻严酷的现实。然而，他在部署扑灭教匪叛乱的同时，还能再做些什么从根本上革除流弊的“大事”呢？退一步讲，即使他想使已积重难返的社会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那也如同他的衰老之躯能返老还童一样，不过是个神话。
太上皇应该作的事确实太多了，但他在三年“训政”时期，除了游宴颐养之外，所作的两件“大事”只有“望捷”和“祈雨”而已。他在继续粉饰，不愿让天下臣民在紫禁城辉煌的落日余辉之外，再看到不祥的硝烟。
有“二皇帝”之称、太上皇的第一宠臣和珅所作的首要大事是帮助太上皇粉饰。封疆大吏们，特别是川、楚、陕、豫、甘五省镇压教匪叛乱的领兵将领及当地督抚提镇，向太上皇密折奏事，要同时录一个“副封”（即副本）给和珅。更为严重的是，此时众望所归的阿桂已然病故，和珅高踞首席军机大臣之位，更加胆大妄为，他把军前将领奏报军事不利的密折扣压下来，以免搅扰太上皇安泰怡然的心境。太上皇已不能像以往那样及时地获得足够的准确信息，因而应变能力急剧下降。和珅似乎还算不得什么机心深远的巨奸大滑，他几乎用全副精力去周旋太上皇，对日益迫近的杀身破家之祸并未事先做出切实的防范。
有“皇帝”名号的嘉庆则事无巨细“唯皇爷处分”。这个近不惑之年的皇帝对乾隆季年的种种痼疾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不过，他深知还不到自己当家作主、大刀阔斧改革时弊的时候。时下自己该做的是，规规矩矩聆听太上皇训谕，洒洒脱脱陪伴太上皇游宴，沉默忍耐，甚至对和珅也要忍让三分。嘉庆皇帝正全神贯注于藏锋匿芒，以行韬晦之计，他怎么肯向太上皇自陈政治的阙失呢？
嘉庆皇帝身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太上皇帝不在其位偏要谋其政，而事实上已没有足够的精力谋其政，窃弄权柄的和珅其意也不在于谋其政。如此一来，偌大的一部国家机器，由于发动机部分近于瘫痪状态，就只能靠着惯性维持着低速运转。
这就是太上皇训政三年零三个月的大清帝国的政治。
极富统治经验的太上皇乾隆对帝国的窘境不能说没有任何感觉，抚今追昔，他也流露出内心深处的愧疚之意。嘉庆元年春天，太上皇帝临幸留下他祖父康熙足迹，也留下昔日辉煌的种种回忆的南苑旧衙门行宫，他凭窗凝望，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脑际，不禁用低沉的语调吟诵着：
十二龄兹八十六，七旬有四此烟光。
春风秋月曾无改，意乐心忧曷有常？
外靖内安思昔咏，歼苗平楚致今忙。
依然书屋凭窗坐，惭愧人称太上皇！
太上皇回忆起自己十二岁那年，随皇祖康熙皇帝来到旧衙门行宫时的各种情景，不禁感慨：时光真快啊，转眼之间已是八十六岁的皤然一老翁了！他继续回忆起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春天驻跸桃花寺行宫时，亦如今日一般凭窗俯眺。时隔二十年了，太上皇依然记忆犹新。那时他正急切盼望着金川之役最后胜利的捷报，但见红旗一点，由远及近，从柳荫中跃动而来，那是将军阿桂平定金川的报捷红旗，顿时整个行宫欢声雷动，这该何等地激动人心啊！可如今呢，仍是桃红柳绿的春天，仍是以焦灼的心情凭窗远眺，可那“歼苗平楚”的报捷红旗何以迟迟不至呢？
“惭愧人称太上皇”！乾隆不禁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御政能力毕竟今不如昔了。”
太上皇帝望眼欲穿的那一点飞红最终也没有映入他的眼帘。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二清晨所写的《望捷》一诗竟成了这位多产诗人的绝笔：
三年师旅开，实数不应猜。
邪教轻由误，官军剿复该。
领兵数观望，残赤不胜灾。
执讯迅获丑，都同逆首来。
第二天，太上皇帝便与人世告别了。
六、太阳升起之时
太上皇帝的去世尽管在意料之中，但“事故”一出，臣民仍然感到很突然。
进入嘉庆三年以后，太上皇的身体并未见有什么异常，元旦照例礼服御太和殿，接受皇帝以下王公百官等的朝贺，随即在重华宫设家宴，皇子、皇孙、皇元孙为老寿星拜年。初六，太上皇就带着子皇帝临幸圆明园去了，以至往年在西苑紫光阁赐宴蒙古王公、回部伯克及外藩各国使臣的活动，改在了圆明园“山高水长”楼前旷地上搭建的大蒙古包内举行了。据几次入宴的朝鲜冬至正使金文淳等所记，太上皇并不显衰老，游宴活动极其靡丽铺张：
十一日，通宫引臣等入就班次，太上皇帝乘黄屋小轿而出，臣等祗迎后，太上皇帝入御蒙古大幕，皇帝西向侍坐，动乐设杂戏。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诣御座前跪，太上皇帝手举御桌上酒盏，使近侍赐臣等。宴迄，太上皇帝乘轿还内，皇帝跟后步行。通官以太上皇帝特旨，引臣等进诣正大光明殿内，俾观左右鳌山。自殿内至槛外，皆铺花纹玉石。
据金文淳记载所谓“鳌山”备极华丽精巧：“则正大光明殿内，东西壁俱有层桌，桌上作五彩蓬莱山之形，岩壑高阔，楼阁层叠，珍禽奇兽，琪树瑶花，杂遝煜煌，不可名状。内设机关，而外牵强索，则仙官姹女，自谷而出，绣幢宝盖，从天而降，扃户自开，人在其中，急滩如泻，帆樯齐动。桌下围以小帐，帐内设乐器，而机栝乍摇，止作如法，其声则俱是笙管丝钟。”
十五日，金文淳等朝鲜使臣再度奉旨赴宴，太上皇帝在正大光明殿就座，皇帝仍西向侍坐，动乐设戏。礼部尚书德明把金文淳等引至御座前，太上皇帝手举御桌上酒盏，使近侍赐酒。这一次，设灯戏于“山高水长”，金文淳记载：“通官引臣等进诣花障子内班，太上皇帝出御山高水长，皇帝如前侍坐，设角觚戏。灯火杂戏，西洋鞦韆，次第设行。炮杖堙火，尤为轰烈，声响如雷，烟焰涨空。”
十九日，朝鲜使臣辞行，“通官引臣等山高水长亭下，太上皇帝出座，皇帝侍坐，德明以特旨即引臣等至御座前，太上皇帝使和珅传言曰：‘你们还归，以平安以过之意，传于国王可也。’臣等叩头，退出班次。宴毕后，太上皇帝入内，礼部官皆退去。宦侍手招通官引臣等随入山高水长阁之内，从后门出，逶迤数三十步，太上皇帝所乘黄屋小轿，载于小船，船上从官，不过四五人，此时日已昏黑，而无烛炬火，但有一人，以火筒从岸前导，明照左右。火筒以土作筒形，外施绘彩，内装火药，节次冲火，光焰烛地。臣等乘小舟从行。观其处地，极为深严。两岸皆夹造山间，或有石筑假山，山亭水阁，合为六所。舟行几一里，始泊岸而下，即‘庆丰图’也。皇帝先已候于此，侍坐如仪”。
在朝鲜使臣眼里，除太上皇“善忘比剧”外，一切均无异于往日。
这一年春寒异常，太上皇仍多次前往玉泉山龙神祠、黑龙潭神祠、广润灵雨祠祈雨。五月十一日，太上皇携嗣皇帝自圆明园启銮巡幸热河。原来准备在避暑山庄度过八十八岁生日后，仍照前例进哨木兰行围，但太上皇以“今年哨内雨水过多，降霜已早”为由，敕谕本年暂停进哨。在敕谕中太上皇还说：“朕已八旬有八，虽复康强，而进哨时亦未能照前马上射兽，不过御看城观阅而已。且教匪将届扑灭，大功尚未告成，京中拴养马匹已于去岁解往军营，今若进哨，不免调取纷繁。”看来太上皇已不能完全抹去无处不在的白莲教大起义的阴影。
然而，八月初，军前主将、四川总督勒保奏报生擒教匪逆首王三槐，太上皇又有些忘乎所以，遂降敕旨铺张此事：
朕临御以来，敬天勤民，孜孜不懈，年近九秩，功蒇十全，前年授玺后，犹复敕几训政，罔敢暇逸。迩年教匪不靖，宵旰焦劳，犹幸精神强固，于一切剿捕机宜，无不随时指示。今勒保秉承训谕，将川省首先滋事渠逆王三槐临阵生擒，其余穷蹙伙党，势同摧枯拉朽，不日全可荡平。捷音驰到，正值朕同皇帝驻跸山庄，各蒙古王公祝厘瞻觐之时，中外同深欢庆。而朕于武功十全之外，又复亲见扫除氛祲，成此巨功。
同时，太上皇又命勒保晋封公爵；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珅亦以“襄赞机宜，承旨书谕，一手经理，夙夜宣劳”，加恩晋封公爵。其实，所谓“临阵生擒”白莲教首领王三槐一事，本无足称道，实际上是总督勒保设计诱俘而已。《清史稿》“刘清传”载：“总督勒保攻王三槐于安乐坪未下，复令刘清往招抚，三槐恃前此出人大营无忌，留随人刘星渠等为质，三槐遂诣军门，勒保奏报大捷俘三槐。”前往招抚的知县刘清前因德泽在民，故有“刘青天”之称；不幸的是，这次“刘青天”并不光明磊落，而是扮演了刽子手钓饵的角色。太上皇望捷心切，把诱俘悍酋吹嘘为武功十全之外的“巨功”，真可谓到了自欺欺人的可悲地步。八月十三日太上皇在避暑山庄度过了八十八岁“万万寿圣节”，亦即平生最后一次诞辰后，就带同皇帝启銮回京了。
回銮京师后，太上皇一直住在西郊御园。他可能有某种预感要与自己渗淡经营一生的圆明园诀别了，因此，终日在园中盘桓而不忍离去，直到立冬，才回到紫禁城内的皇宫。十月十九日，太上皇册封年近七旬的颖妃巴林氏为贵妃，册封扬州籍芳嫔陈氏为芳妃。进入十一月后，嘉庆皇帝率同王公大臣以及各省督抚再三合词吁请筹备于嘉庆五年（1800年）举行“九旬万万寿庆典”。太上皇“不得已姑允所请”，降敕旨照康熙六十年（1721年）及乾隆八旬万寿庆典之例备办，并指定由和珅总负其责。
不料，剐交冬腊，预计盛况空前的九旬万万寿庆典的筹备工作还没开张，八十八岁高龄的太上皇就因感受风寒，身体大觉不适。乾隆素来身体健康，一生很少患病，见于正式记载的，只有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夏，因“气滞旧患”发作，北郊祭地大祀才派皇六子永珞恭代行礼，但圣躬很快调理复元了。此次太上皇的病也没有立见危象，不过时时眩晕而已，病情极不稳定，有时夜里呻吟不止，白天又平静如常，有时早晨神志昏迷，晚间却复清醒。眼看已经到了岁末年初，庆典频频，嘉庆皇帝与和珅、福长安等近臣都力劝太上皇节劳遵养，但太上皇仍撑持着参加了除夕在重华宫举行的筵宴，还在漱芳斋接见了朝鲜、暹罗的使臣。嘉庆四年正月初一，照例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临时改在了乾清宫。由于殿庭比较狭窄，嘉庆皇帝率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在殿门内行礼，三品官员和属国使臣只能在门外行礼，他们未能目睹太上皇最后的容颜。
太上皇帝不能亲临外朝太和殿受贺，外间遂开始纷传圣躬病笃的各种谣言。上年众星交流，天示异象，钦天监虽匿而不报，但在上层极小的圈子里，已有某种不祥的预感。而入冬以后，时疫大炽，死者相继，民间亦相传“当今太上皇末运，有此时令”。不过，总的看来，京内外晏安无事，臣民都在平静地等待着“大故”的到来。
嘉庆四年正月初二日，天色向暮，太上皇帝乾隆也即将走完他八十九年漫长的人生旅途。他已陷入了深度昏迷，但双手仍紧握跪侍在旁的嘉庆皇帝的肩头，御医再无回天之力。具有无限权力的人也无法阻止死神的来临。
翌日，太阳升起之时，一颗巨星同时陨落。
这是公元1799年2月7日上午七时（《清实录》记为辰时，《朝鲜实录》记为卯时），太上皇帝寿终正寝于帝国政治心脏养心殿。
太上皇帝尸骨未寒，朝局便起了翻覆。
正月初三，颁布早已拟就的太上皇帝《遗诏》。乾隆在《遗诏》之首对一生业绩作了如下的自我总结：
朕仰荷上苍鸿佑，列圣贻谋，爰自冲龄，即蒙皇祖钟爱非常，皇考慎选元良，付畀神器。即位以来，日慎一日，敬思人主之德，惟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此数事者，非知之艰，行之维艰。数十年来，严恭寅畏，弗懈益虔。每遇郊坛大祀，躬亲展恪，备极精禋，不以年齿日高，稍自暇豫。中间四诣盛京，恭谒祖陵，永维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览，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各省雨旸丰歉，刻萦怀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轸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间遇水旱偏灾，蠲赈并施，不下亿万万，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赖天祖眷贻，海宇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
对三年有余的太上皇时代，乾隆的自我评价是“训政以来，犹日孜孜”。而其时白莲教大起义已成燎原之势，《遗诏》则称：“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
如果说《遗诏》所称乾隆的文治武功为当时朝野所公认，那末，白莲教一段则嘉庆皇帝实在难于首肯。这场全面的内战从嘉庆元年起一直持续到嘉庆九年（1804年），白莲教起义遍及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河南五省。而当太上皇驾崩之际，川楚战事方张，哪里谈得上什么“蒇功在即”。《遗诏》显然出自和珅授意，而经太上皇认可。嘉庆亲政欲翻转政局，自然要从翻驳《遗诏》中所述之川楚战事下手。
《遗诏》颁发的次日，嘉庆皇帝首次按自己意志颁发上谕，一反粉饰虚夸口吻，词气严厉地斥责“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以致平乱战事“经历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
同一天，宣布革去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要职，令其昼夜在大内“守直殡殿，不得任自出入”。随即下刑部治罪。正月十八日，嘉庆赐帛令和珅自尽。和珅望着一条白练，作了一首似谣似偈、难以索解的绝命诗：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和珅罪该万死，乾隆皇帝晚年的一切过错都推到了他的身上，而环绕着乾隆皇帝的一轮神圣光环在其身后依然熠熠生辉。
嘉庆四年四月，恭上乾隆尊谥曰：“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
九月十五日清晨，乾隆皇帝梓宫安葬于遵化圣水峪裕陵。乾隆终于又回到了慈祥的祖父康熙身边。
当最后一道墓门关闭的时候，嘉庆皇帝望着湛蓝的天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乾隆时代结束了。
令人一唱三叹的“乾隆盛世”落下了最后一幕。
中国古代的辉煌岁月将一去不复返了。
再过整整八十个昼夜，19世纪的钟声就要敲响了，历史将把古老的中国推入开天辟地以来最黑暗、最痛苦的一百年！
七、《遗诏》
中国古代帝王好大喜功者不乏其人，以致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追求和陶醉于宏伟气象是中国帝制文化中一个古老与根深蒂固的取向。这一看法无疑是睿智而深刻的，不过具体到每一个帝王而论，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也由于帝王人格上的差异，因而这一价值取向的表现也有显著差别。即以同处盛世的康熙和乾隆而论，在对自己一生业绩的估价上，乾隆要比他的祖父康熙虚夸得多。从而显示出二人对宏伟气象不同的理解与追求。
《遗诏》是皇帝临终时留给天下臣民的最后一件重要文书，其中要概述自己当政以来的文治武功，从中很可以窥见每一位帝王的内心世界。不过，《遗诏》并非全出自大行皇帝之手，而康熙《遗诏》的基本内容则是皇帝生前清醒之时预拟的。那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即距他去世整整五年的时候，皇帝向诸皇子及王公大臣提前宣布了自己遗嘱的大概思路。他说：“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后人之议论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预先随笔自记。而犹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自昔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欲使尔等预知朕之血诚耳。”又说：“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恐前途倘有一时不讳，不能一言，则吾之衷曲未吐，岂不可惜？故预于明爽之际，一一言之。”接着，他对一生事业作了如下自我评价：
当日临御至二十年，不能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五十七年矣！《尚书·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今朕年将七十，子、孙、曾孙百五十余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不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朕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绩，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
康熙最后告谕诸皇子及王公大臣：“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
一个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帝王能如此清醒、如此诚恳地评述自己的平生政绩，是何等难能可贵啊！
下面摘录乾隆皇帝《遗诏》的片断，和康熙《遗诏》作一比较：
数十年来严恭寅畏，弗懈益虔，每遇郊坛大祀，躬亲展恪，备极精棰，不以年齿日高，稍自暇豫。中间四诣盛京，恭谒祖陵，永维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各省雨旸丰歉，刻萦怀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轸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间遇水旱偏灾，蠲赈并施，不下亿万万，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赖天祖眷贻，海宇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灭。
在用最美好的词句，铺陈了即位以来的业绩后，对已成燎原之势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犹不忘加以粉饰：“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
似乎无须多言，人们自可看出这祖孙两代皇帝在思想境界上的差异。
有人可能会说，乾隆《遗诏》当出自和珅的手笔，因此其中难免谀颂之词。乾隆《遗诏》是如何产生的？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已很难判断。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件《遗诏》准确地体现了乾隆在生前对自己的评估，几乎每一条都可以援引乾隆的有关谕旨、御制诗文等来印证。这里只想着重说说所谓“十全武功”。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以允准廓尔喀国王修贡、停兵、议和之请，胜利地结束了廓尔喀之役。乾隆皇帝亲撰《十全记》，第一次提出了在位六十年的“十全武功”，就是“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
乾隆朝武功之盛，在当时及后世都是公认的事实。两次平定天山以北准噶尔蒙古的战争和平定天山南麓回部（维吾尔族）上层叛乱，对于我国版图的最后奠定，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都堪称前无古人的伟大功业，对此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为过。两次廓尔喀之役，也是完全正义的反侵略自卫战争，其结果是稳定了西藏地区政治动荡的局面，加强了朝廷对藏地的控制。作为上述各次战役最高统帅的乾隆皇帝虽有失误，但能独排众议，决策用兵新疆，当战争进入关键时刻，乾隆往往深夜披衣坐待军报，动至达旦，遇有紧急军情，即使夜半，也必召来军机大臣、军机章京指示机宜，动辄千百言，这无疑是应永垂青史的。但乾隆为了夸示武功之宏伟超绝，竞醉心于把某些并不光彩的战争也硬拉在一起，拼凑成所谓“十全大武功”，则实在令人遗憾，令人难于理解。
所谓“武功”，在传统的观念中，一般指开疆拓土的大征伐，其敌人当然是武力强悍的异国或境内其他民族。一次一次地从全国抽调大兵，横渡台湾海峡，去镇压不堪贪官污吏残虐揭竿而起的以林爽文为首的台湾汉族人民起义，胜之不武，还腆着脸把“靖台湾”列入“十全武功”，实在让人齿冷！前后两次金川之役为的是镇压居住在四川省西北部、大渡河两条支流——大金川和小金川一带藏民的动乱。这块方圆数百里的土地上，跬步皆山，鸟道羊肠，直插云天的峻岭上积雪终年不化。当地藏民骠悍尚武，工击刺之术，因此自古不敢轻言征剿。第一次大金川之役进展艰难，乾隆一怒之下杀掉了总督张广泗和经略大学士讷亲，最后派出的经略大学士傅恒也只能凭借宿将岳钟琪的声威，以招抚草率了结。乾隆并未接受教训，于是有第二次大、小金川之役，前后用兵长达五年之久，消耗军费近七千万两白银。如果加上盐商富贾们捐输的军饷、临时设立的“捐纳事例”所得，总数恐怕突破白银亿两，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最大一项财政收入——地丁银总数的三倍。就是这样，战争也打得极为艰苦。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六月，官军统帅温福的木果木大营被藏族武士袭破，大量军器辎重损失之外，阵亡、被俘文武官员兵弁四千余名。温福中枪，坠马而亡，他的红顶子和花翎亦被抢走，作了大金川首领索塔木的战利品。五年中间，十几万帝国大军就这样与人户不超过三万的两个藏族部落反复鏖战，尽管乾隆可以举出用兵金川的各种理由，并把两次“扫金川”列入“十全武功”，但这实在是一场选择了错误地点、错误的对象，旷日持久而得不偿失的战争。如果说台湾、金川之役还能勉强搞些献俘午门、奏捷宗庙、紫光阁图功臣像、勒石树碑以夸诩武功之类的花样，那么，对缅甸、安南的两次战争就只能靠粉饰以至撒谎掩饰败绩了。
对缅战争前后经历了四大战役。第一次统兵的云贵总督刘藻畏罪自刎；第二次继任的大学士兼管云贵总督杨应据又以调度乖方、夸张欺饰被赐令自尽；第三次将军明瑞陷入缅军重围，自缢身亡；明瑞为孝贤皇后亲侄，天朝将士又几至全军覆没，势成骑虎，上下两难。乾隆只好授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增调援军，硬着头皮开始第四次的“大张挞伐”。傅恒率军分路长驱而入，一路虽时有报捷，但终于顿兵于缅军严密设防的重镇老官屯之前，由攻势转入劣势，逐渐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幸好缅军统帅同意议和罢兵，双方草草签定和议，傅恒急忙焚舟熔炮班师，起程回国向皇帝请罪。他先已染瘴腹泄，回京不久也病故了。对如此的结局，乾隆在向全国颁布的明发谕旨中竟能堂而皇之地说什么不值得将八旗劲旅“尝试毒疠之乡”，且新街一战又已大挫其锋，足示惩创，“是以降旨撤兵”云云。这只能被认为是虚浮骄矜、讳败为胜了。
安南之役失败得更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深入安南黎城的清军被广南阮氏打得一败涂地，溃不成军，想要花言巧语加以讳饰都难以说圆，于是只好靠撒谎来维持天朝的体面。清军主帅孙士毅首先弃城而逃，亲附清朝的安南王黎维祁也单骑尾追北上。刚过富良江，孙士毅就命砍断竹筏浮桥，以致被围困在南岸的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以下数千清军全部战殁。被吹嘘为“十全武功”之一的安南之役就是这样以彻底失败而结局的。事后孙士毅向皇帝奏报战况时诿过于黎维祁率先奔逃，动摇军心，又谎称自己在北岸等候一天之久，才断桥北归；但与阮军作战失败情形他未敢欺饰。孙士毅原折说：“无如（阮兵）愈杀愈多，将大兵四面密围，并中分数处，臣与许世亨等遂不复见面。”在钦定的《安南纪略》中，这句话被窜改成：“我兵俱人人裹血力战，所向披靡，无如愈杀愈多，将大兵四面密围，臣率同将弁，与提、镇等直扑前敌。许世亨以臣系总督大臣，非镇将可比，设有疏虞，关系国体，再三劝阻，遂派副将庆成护送，并令千总薛忠将臣马缰牵挽，臣用鞭打喝禁，誓欲奋往，薛忠不肯放手。臣复思许世亨之言有关大体，因率庆成等整队殿后而出。”这样一来，败军之将孙士毅被描写成了誓欲殉国的英雄，阮兵合围后与孙士毅并未谋面的许世亨则成了深识大体的烈士。乾隆借谎言替孙士毅开脱，说到底是为自己遮羞。他在后来记述安南之役的诗中说：“除逆扶危师有名，孱王（指黎维祁）仍自弃其城。一臣（指孙士毅）振旅堪称智，二将（指许世亨、张朝龙）捐躯可惜贞。”又在诗下自注：“（孙士毅）振旅而还，无损国威，尚惟深识大体。”把弃军而逃说成“振旅而还”、“深识大体”，这就不仅仅是遮羞，而是打肿脸充胖子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后人不能以“常胜将军”苛求乾隆皇帝，这里也不是对乾隆时代的军事方面的功过作全面的、科学的评论，而只是想就此比较深入地探讨乾隆的政治美学。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什么事物只有达到“十”才称得上完美无缺。最早大概是《周礼》说的：“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药非十全，不能称大补；菜非十锦，不足言其全；佛家行好事讲究“十善”，帝王制定刑律也要把最严重的犯罪凑成“十恶”，仿佛“九恶不赦”就不那么耸人听闻似的。高明如乾隆皇帝非但不能摆脱这姑名之“十全十美”文化的俗套，他的醉心于“十全”比凡人还执着得多。平准几次战争打得好，本来有几次算几次即可，但他于心不甘，非把不应列入所谓“武功”的台湾之役、得失悬殊的两次金川之役，以及几至全军覆没的缅甸、安南之役也统统拉上，硬凑成超越古今的“十全武功”才满足，真是可笑又可悲！
武功如此，文治亦是。乾隆主持下汇辑天下群书的工作成绩斐然，在大约十年中间纂修成著录书籍三千四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堪称我国古代空前巨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他夸示此举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钦定《四库全书》的名称，从乾隆对此丛书绝高的评价，也可以窥出这位雄心勃勃的帝王纵情恣意于宏伟气象、追求超越古今的绝对完美的心态。
其他如政治、家庭生活，以至年龄等等，乾隆皇帝无不表现出刻意追求十全十美，并陶醉于其中的兴味。乾隆皇帝七十岁时，自称“古稀天子”，写了一篇《古稀说》，请看其中一段：
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日强藩、曰外患、日权臣、曰外戚、日女谒、曰宦寺、日奸臣、日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
此时的乾隆皇帝心目中只有一个人为他所敬服，那就是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因此南巡不逾六度，即在位之年亦不敢上同康熙纪元六十一年。及至周甲归政，完成授受大典，以太上皇训政以后，眼看要寿登九秩、六世同堂了，于是有些飘飘然，有些忘乎所以，私心以为“皇祖”福气也不如自己，只因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乾清宫一场大火，才使这位“千古第一全人”头脑清醒了一点。
对封建帝王的追求功利，不宜一笔抹煞。乾隆皇帝自视极高，就清朝一帝而言，他要为本朝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重大政治悬案做出最后结论，并力图为后世子子孙孙亿万斯年铁打江山奠定基础；就中国历代皇朝之一帝而言，他则要荡涤前此一切导致亡国的污泥浊水，成就超迈古今的千秋大业。平心而论，在他当政时期，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以至遗惠今天的诸多伟绩。但他陶醉于夸示宏伟气象，处处要达到十全十美的绝高境界，在实际上便难免沦为浮夸和粉饰，盛极一时的清帝国正是在乾隆时代酿成了种种积重难返的隐患。
当代法国政治家、学者阿兰·佩雷菲特有一句名言，他说：“乾隆没有死，他的精神仍然存在。”今天，由乾隆所集中体现的中国古代帝制文化是否已经在神州大地绝迹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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