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审美意趣大体上属于同时代士大夫品味的范畴，但雄视古今、卓尔不群的乾隆绝不可能完全为传统所囿，作为中国这块广袤土地的绝对主宰者，他陶醉于夸示宏伟气象的美学享受之中，他独步于古今艺苑而顾盼自雄，他以他独到的审美意趣改造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同时也改造着大自然的部分景观。
乾隆皇帝的品味打上了乾隆时代的深刻的印记。乾隆品味才真正称得上帝王品味。
一、上方玉食，雅好南味
孔子教育弟子时说“君子食无求饱”，他对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的安贫乐道精神也极表赞佩。但这位圣人也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位老夫子还说，食物颜色难看，不吃；气味难闻，不吃；烹调不好，不吃；不到饭时，不吃；不按定式砍割的肉，不吃；未加调味酱醋的食物，不吃；等等。可见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饮馔之美。富有四海的乾隆皇帝吃饭又该如何讲究呢？
皇帝吃饭有特别叫法，称“用膳”或“进膳”；开饭则称“传膳”。似乎是“饭”与“犯”同音，说起来犯忌。乾隆每天大致在寅正三刻（近清晨五时）左右“请驾”（起床），起床后，常用“冰糖炖燕窝一品”作早点。一日正餐则有早膳和晚膳两顿，早膳一般在卯正一刻（六时过后），晚膳在午正一刻至未正之间（中午十二时至下午二时）。正餐之外，还有酒膳和各种小吃，有时在下午，有时在晚上，随皇帝之意传进。
乾隆用膳并无固定之处。徐启宪先生《清帝用膳》一文据清宫内务府档案记录了乾隆十二年（1747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初一两天内皇帝进膳地方的变化：
“九月三十日辰初，万岁爷弘德殿进早膳。”
“十月初一日未正，万岁爷重华宫‘正谊明道’东暖阁进膳。”
“十月初一日茶膳房侍候，万岁爷霁红盘野意酒膳一桌十五品，……至养心殿侍候。”
按照清宫中的规矩，皇帝与后妃、太后及阿哥、公主们不仅分灶吃饭，而且各有膳房备办饮食，乾隆自然不能例外。乾隆的正餐茶点由茶房、清茶房和膳房准备。这三个部门总称“御茶膳房”，由皇帝特派管理事务大臣总管，隶属于内务府下。膳房等密地近皇帝办公起居之处养心殿，每日恭备御膳，要将其物品及菜肴为何人烹调，具稿呈内务府大臣画行，一旦发生事故，责任分明，无可推诿。乾隆平日餐饮有固定分例，亦称“宫分”，王树卿先生《清代宫中膳食》一文详记皇帝每日宫分如下：
盘肉二十二斤、汤肉五斤、猪油一斤、羊二只、鸡五只（其中当年鸡三只）、鸭三只。
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等共十九斤，大萝卜、水萝卜、胡萝卜共六十个，包瓜、东瓜各一个，苤蓝、干闭雍菜各五个（六斤），葱六斤。
玉泉酒四两，酱和清酱各三斤，醋二斤。
早、晚随膳饽饽八盘，每盘三十个。每做一盘饽饽需上等白面四斤，香油一斤，芝麻一合五勺，澄沙三合，白糖、核桃仁和黑枣各十二两。
除此之外，御茶房每日恭备皇帝茶和牛奶，用乳牛五十头，每天每头牛交乳二斤，共一百斤，又每天用玉泉水十二罐、乳油一斤、茶叶七十五包（每包二两）。御茶膳房每年经费白银四万两，以当时总督每年养廉银二万两上下计，乾隆岁支膳费不能算高；但实际上御膳房等外购者不过鸡、鸭、猪、鱼、蔬菜而已，羊只则取自内务府庆丰司，其余山珍海味及干鲜果品等皆为各处所贡，无须到街市上购买。
乾隆和他的亲眷既各有宫分，饮食也由各自膳房备办，故而平日如无特旨，任何人都不得与皇帝同桌用膳，即使皇帝生母太后钮枯禄氏亦不能例外。乾隆四十年（1775年）夏，皇帝奉太后驻跸避暑山庄，《膳档》记云：
四十年六月初七日，总管萧云鹏传旨：明日辰初请皇太后膳，“如意洲”伺候，上做大菜烫膳进皇太后。随总管萧云鹏等遵例请皇太后膳，本宫伺候，随膳进菜二品。
六月初八日卯初请驾，辰初，请皇太后至“一片云”升座毕，侍膳，上捧红白鸭子大菜烫膳一品。
皇帝此次在“一片云”陪皇太后吃顿早饭，载于乾隆朝最权威的编年史《清高宗实录》：“六月甲申，上奉皇太后幸一片云侍膳。”可见母子在一起吃一顿饭非同寻常。至于平素与某后妃同桌共食，则更寓有深意。吴相缃先生《清宫秘谭·皇帝膳食》一文记录了下述一则《膳档》：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初八日，晚膳后杨廷璋进螃蟹五十斤，随总管萧云鹏等用银盘摆螃蟹六盘，呈上览过。奉旨：赏南府人等螃蟹二盘，众太监三盘，小太监一盘。是日晚晌侍候，蒸螃蟹盖一品及其他菜四品。上进毕，以蟹赏庆贵妃。
据吴先生的意见，“赏庆贵妃云云，亦即是晚帝‘行幸’庆贵妃的记录”。他在《妃嫔们的事》中还引《膳档》所记另一例“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初六日，赏顺妃晚膳如意洲”，指出这也是乾隆于当天晚上召幸顺妃的记载。究竟有没有如此微言大义，读者诸君且姑妄听之。
由此可见，乾隆平日用膳，绝少家庭天伦之乐，但逢年过节则必备家宴，只有在这时，天家寂寞的生活中才多少增添了一点暖融融的欢快的气氛。王树卿先生《清代宫中膳食》介绍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大年三十儿”除夕夜乾清官家宴，大略情形是：年三十中午即开始布置，首先摆上皇帝金龙大宴桌，然后乾清官从外向里分别摆八路冷膳。妃嫔们的宴桌分东西两边摆设。东边三桌：头桌是颖妃、悖妃，二桌是婉嫔、循嫔，三桌是禄（陆）贵人、鄂常在；西边也是三桌，头桌是容妃、顺妃，二桌是诚嫔、林贵人，三桌是白常在、武常在。另设陪宴十九桌。至申初二刻（下午三、四时之间）传摆热膳，摆毕，奏乐，皇帝御殿升座，妃嫔入席，家宴正式开始。席间不断进汤膳、奶茶，上酒宴。皇帝的一桌酒膳共四十品，较之平日要丰盛得多，共摆五路，每路八品，用五对盒恭进，主要是荤菜和果子。妃嫔们的酒膳，其中两桌用绿龙碗，四桌用青龙碗，每桌荤菜七品，果子八品。中国人素来讲究吃饭饮酒要任性适意，像乾隆皇帝款待妃嫔们的除夕家宴这样礼节拘谨、等级森严，恐怕也不过点缀一下皇帝家庭生活的和睦而已，妃嫔们未必会吃得舒畅。
例外还是有的，那就是孝贤皇后在的时候，晚膳重华宫，温语缠绵，独自一人陪年轻的皇帝小酌。请看乾隆元年（1736年）冬至令节的晚膳。海屋添寿有帷子矮桌早早地摆在暖烘烘的东暖阁，金匙牙筷端端正正地摆在桌边。一声“传膳”，但见太监鱼贯而入，矮桌中央自然是冬令时节必不可少的热火锅，另有寿同五岳碗盛的家常菜八品、黄盘盛的点心四品、金盘盛的攒盘肉一品，开胃的小菜盛在银葵花盒中，皇上爱喝的玉泉酒自然是绝对不可少的。菜不在多，贵在精美；人不在多，只有皇帝小夫妻俩就足够了。
来中国的朝鲜使节曾这样记述乾隆皇帝的饮食：“平生不饮酒，不嗜异味，朝夕进食。不过数匙。”应该说，他们的记载是符合事实的。乾隆晚膳，例进玉泉酒二两，这是一种度数很低的糯米甜酒，下面还要提到。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酒量要大得多，每日六七两至十四五两不等，主要也是玉泉酒，也不能视为酗酒。比较起来，说小酌玉泉酒的乾隆为“平生不饮酒”也未为不可。乾隆也的确“不嗜异味”，从《膳档》来看，他日常所食者，多为燕窝、肥鸡、鸭子、羊肉和鹿肉。鱼翅、海参之类并非没有，但皇帝并不以之入膳。据吴相缃先生讲，乾隆甚至不知海参等海味如何吃法，他举一则《膳档》为证：“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高丽国进贡八带鱼二十尾，大口鱼二百尾，广鱼一百尾，全鳆鱼二十贴，红蛤二百斤，海参二百斤，浮椒十五斗，海茉二百斤。本日小太监荣世泰奉旨问：尔等收这些东西何处使用？随总管张顺应：是奴才们带进京去伺候万岁爷赏人用。奉旨：是。”皇帝每日早、晚膳及酒膳，各种菜肴不过一二十品，这一二十品中，荤菜不过十来品，下面看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十日早膳：
卵正三刻进早膳：肥鸡锅烧鸭子云片豆腐一品，燕窝火熏鸭丝一品，清汤西尔占一品，攒丝锅烧鸡一品，肥鸡火熏炖白菜一品，三鲜丸子一品，鹿筋炖肉一品，清蒸鸭子糊猪肉喀尔沁成攒肉一品，上传炒鸡一品，竹节卷小馒头一品，孙泥额芬白糕一品，珐琅葵花盒小菜一品，蜂糕一品，南小菜一品，老腌菜一品，酱王瓜一品，苏油茄子一品。随送粳米膳进一品，野鸡汤进一品。
晚膳菜肴与早膳大同小异。早、晚膳及酒膳之外的“炉食”有：猪油到口酥、猪油酥烧饼、猪油澄沙馅酥饺子、香油提浆薄脆、香油缸炉、香油鸡蛋麻花，等等。
综观上述乾隆用膳，其中虽不乏帝王气派，但似乎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穷奢极侈。这种印象无疑是对的，就饮食而言，乾隆从养身的角度考虑，极重实际。然而，如果再深入考究，乾隆的饮撰又绝对地非同凡响。
先说人不可须臾离的水。乾隆是非“天下第一泉”——玉泉山玉泉之水不饮。他曾说：“水之德在养人，其味贵甘，其质贵轻，然二者正相资：质轻者，味必甘，饮之而蠲疴益寿。”按照这一逻辑，分辨水之高下，标准只有一个，即测“其质之轻重”。为此，乾隆特制银斗一个，经实地测量得到以下数据：玉泉山泉水每银斗重一两，塞上伊逊河水亦一两，济南珍珠泉一两二厘，扬州金山泉水一两二三厘，无锡惠泉、杭州虎跑泉一两四厘，平山泉一两六厘，清凉山、白沙、虎丘以及与玉泉山咫尺之隔的西山碧云寺泉水每银斗竟重一两一分。经测定，较之玉泉山之泉还轻的水只有雪水，但雪水不可恒得，乾隆由此作了结论：“凡出山下而有冽者，诚无过京师之玉泉。”故将玉泉山之泉钦定为“天下第一泉”，为此御制《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以志其事。乾隆既有如此定评，则不仅居宫中御园饮水取之玉泉山，出京巡幸在外，“亦载玉泉水以供御用”。
玉泉水质清轻，故宫中酿酒亦必取之。有的记载说玉泉旨酒的配方是：“每糯米一石，加淮曲七斤，豆曲八斤，花椒八钱，酵母八两，若竹叶四两，芝麻四两。可酿玉泉酒九十斤。”也有的说一份玉泉酒三百七十斤，需南糯米三石六斗，麸曲、面曲、豆曲各二十斤，大淮曲一块，引醋二斤，玉泉水一百六十八斤。这两种酿酒配分虽略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非玉泉水不可，玉泉酒也因之得名。乾隆平素小酌，节日饮用，主要是玉泉酒，天厨调味亦然。
水之外，其他主、副食的材料也讲究之至。御用米为黄、白、紫三色老米，在玉泉山、西苑丰泽园和汤泉等地专门种植，各地贡米自然也时充膳房。御用羊只主要由庆丰司恭进，而其肥大者，有的来自喀尔喀蒙古，有的来自内蒙乌珠穆秦。皇帝不食牛肉，但每日用牛乳熬成奶茶，随点心、果饼呈进。牛乳及乳饼、乳酥等奶制品均由内务府下内三牛圈取乳造成。御用鹿只等皇帝习用的家乡野味，例则盛京、吉林、黑龙江贡进，下面看吉林每年进贡的有关饮食方面的土特产：
四月内进油炸白肚蹲鱼肉钉十坛。七月进窝雏鹰鹞各九只。十月进二年野猪二口、一年野猪一口、鹿尾四十盘、鹿尾骨肉五十块、鹿肋条肉五十块，鹿胸岔肉五十块、晒干鹿脊条肉一百束、野鸡七十只、稗子米一斛、铃铛米一斛。十月内由围场先进鲜味二年野猪一口、一年野猪一口、鹿尾七十盘、野鸡七十只、树鸡十五只、稗子米一斛、铃铛米一斛。十一月进七里香九十把、公野猪二口、母野猪二口、一年野猪二口、鹿尾三百盘、野鸡五百只、树鸡三十只、鲟鳇鱼三尾、翘头白鱼一百尾、鲫鱼一百尾、稗子米四斛、铃铛米一斛、山查十坛、梨八坛、松檎八坛、松塔三百个、山韭菜二坛、野蒜苗二坛……
除此之外，凡逢接驾及恭贺万寿，吉林将军还另有贡献，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御用果品取自近畿及盛京上三旗果园，多为北方所产之桃、杏、梨、葡萄、山里红等，而桔、橙、荔枝等则例由两广、福建贡进。这些以“任土作贡”为名进献给皇帝的，俱为天下名优特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缴进御茶膳房，经过御厨的精心烹制，呈上了乾隆的膳桌。
饮食的原、辅料既是四海精品，御膳房中自然也荟萃了天下名厨。乾隆的口味很宽，供役膳房的高手自然满、蒙、汉、回不同民族者都有，亲幸大臣为迎合皇帝所好，也四处访觅庖厨名手，进奉皇上。乾隆有时还别出心裁，亲自指示制作方法，如中午点心八珍糕的做法，曾命太监胡世杰传旨：“叫你们做八珍糕所有之物：人参二钱、茯苓二两、山药二两、扁豆二两、薏米二两、炒芡实二两、建莲二两、肉粳米面四两、糯米面四两，共为极细面，加白糖八两，和匀蒸糕，蒸得晾凉了，每日随着熬茶时送。”当然，这种情形不多，皇帝主要是品味御厨们的饮撰杰作。他能精细到品出哪一种菜不似出自膳单上所列厨役之手。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月初一在养心殿所备的十五品一桌的酒膳中，有四品莱膳单上注明是张安官做，但皇帝用膳时，感到风味有异，便立即传旨命张安官再亲手做一品呈上。
这个张安官是乾隆早年膳房中著名的苏州厨役，和他一起的苏州厨役还有赵玉贵、吴进朝等。他们常进的菜有“燕窝黄闷鸭子炖面筋”、“燕窝红白鸭子炖豆腐”、“冬笋大炒鸡炖面筋”、“燕窝秋梨鸭子热锅”、“大杂烩”、“葱椒羊肉”等。这些苏菜极合皇帝口味，因此张安官等受到特殊宠遇。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以后，在膳房中以苏菜独领风骚的是张东官，据吴相缃先生所考，这位张东官原为苏州名厨，长芦盐政西宁以重金招自苏州。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帝巡皋山东，途次南仓大营马头晚膳，西宁趁机让进张东官露一手。其进菜四品，内有“冬笋炒鸡”，极合乾隆口味，随命“赏西宁家里苏东官一两重银锞二个”。这是张东官为乾隆治膳之始，但乾隆此次出巡及回銮虽多次赞赏张东官手艺，却并未让他跟随进京，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七月东巡盛京途中，才降旨将西宁所进厨役张东官一名交膳房随营做厨，从此苏州张东官正式列名御厨。七月二十二日中伙在定福庄，张东官做“猪肉砂馅煎馄钝”大称旨。当日未正，在兴家楼进晚膳，上传张东官做“鸡丝肉丝煽菜”、“燕窝肥鸡丝”、“猪肉馅煎粘团”又受帝称赏。二十三日特传张东官做“豆豉炒豆腐”，其治办之“糖醋樱桃肉”尤为乾隆所喜食。
从乾隆所欣赏的张东官所做的几品菜来看，并不见山珍海味之类，原料多为猪肉鸡鸭、豆腐白菜这样的大路货，张东官之独得帝宠，盖烹调得宜。而所谓得宜，似乎是投合了乾隆的饮食品味。就南北饮食大概趋向而论，北方人嗜浓厚，南方人尚清淡；北方人以菜品丰、点食多为美，南方人以肴馔洁、果品鲜为美。同样一品“鸡丝肉丝油煽白菜”，北方厨师做得味道浓厚，而出自张东官的调制，则清淡可口。有人说过：“饮食一道如方言，各处不同，只要对口味。口味不对，有如人之情性不合者，不可以一日居也。”张安官摸透了乾隆雅好南味的饮食特点，故而如吴相缃先生所说，自乾隆三十六年以后，“苏州厨役”张东官固为《膳档》中风头最健之人物。
乾隆的嗜好苏菜，与当时江南习尚风靡京师不无关系。邓云乡先生在《红楼风俗谭》一书中说：“在社会上，人们饮爱南酒，食重南味，曲尚南曲，糖称南糖，衣着讲南式，园林效苏杭，一说南方人，便受人另眼看待；能听懂南方话，也觉十分得意。”当时北京社会上所谓南方人，习惯只指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的人，并不包括湖广、四川、广东、福建这些省份。乾隆的饮爱南酒、食重南味，已如上述；他的曲尚南曲、园林效苏杭下面还要提到。邓先生在谈到清代京师中的风俗时，还提到《红楼梦》中所写的“火腿炖肘子”、“酸笋鸡皮汤”、“虾丸鸡皮汤”、“酒酿蒸鸭子”、“胭脂鹅脯”等江南名馔。这些南方菜虽未必原封不动地见于乾隆《膳档》，但可以肯定膳房中的苏州厨役为迎合皇帝口味已把苏菜特色融入了某些北方菜、特别是满族传统菜之中了。如乾隆爱吃的“野鸡汤”、“野鸡丝酸菜汤”、“清蒸鸭子糊猪肉喀尔沁咸攒肉”等似乎就是南北融会、满汉合璧的全新菜肴。就每餐肴馔而言，也是各民族风味菜点纷然杂呈。乾隆四十八年正月二十皇帝在圆明园同乐园听戏，晚膳第一品，自是张东官拿手的“摆肥鸡糟戎刀肉热锅”，第二品是常二做的“炒鸡丝肉丝炖海带丝热锅”，似乎也属苏式菜系；银碗装的“羊他他士”，以及“挂炉羊肉”大概是回族风味吧；这些都出自宫廷厨师之手，还有京师饭庄名厨做的“冬笋鸭腰白鸭子”、“冬笋口蘑爆炒鸡”、“炒木樨肉”等菜肴。总之，乾隆的口味虽受时尚影响，但仍保留着满族饮食的诸多特点。重视传统，又不为传统所囿；追求时尚，但绝不会完全拜倒在时尚之下；一切都要经过自己的审美趣味的重新锻炼和陶铸，从而造就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以规范和引导整个社会的时尚趋向——这才是乾隆皇帝品味的特异之处。对他喜爱的苏菜如是，对南方园林、西洋绘画……无不如是。
最后，还要谈谈乾隆对饮食器皿的讲究。先看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月初一在重华宫“正谊明道”东暖阁用的一次晚膳，全部汤、菜共二十四品，布在一个洋漆花大膳桌之上：
红潮水碗：燕窝鸡丝香蕈丝火薰丝白菜丝一品；
五福大珐琅碗：续八仙一品、肥鸡白菜一品；
铜珐琅碗：炖吊子一品、苏烩一品、鸭子一品、野鸡丝酸菜丝一品；
四号黄碗：芽韭炒鹿脯丝一品；
银盘：烧狍肉锅塌鸡丝晾羊肉攒盘一品、祭祀腊羊肉一品；
黄盘：粮饵粉糍一品、象眼棋饼小馒头一品；
银碗：折叠奶皮一品；
银盘：烤祭神糕一品；
银碗：酥油豆面一品；
紫龙碟：蜂蜜一品；
二号金碗；拉拉一品（内有豆泥，珐琅葵花盒）；
五福捧寿铜胎珐琅碟；小菜一品、南小菜一品、菠菜一品、桂花萝卜一品。
此外，羊肉卧蛋粉汤、萝卜汤、野鸡汤三品未注明容器，粳米膳一碗“照常珐琅碗，金碗盖”。一顿普通晚饭，竟大大小小、错错落落摆上了金、银、珐琅制的餐具二三十件，匙筋还不在内。而据膳档可知乾隆二十一年“御用金羹匙一件（牙靶松石钮）共重一两三钱，金匙一件松石钮共重二两三钱，金叉子一把牙靶松石钮共重八钱”，这种豪奢的气派恐怕是任何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美食不如美器”的说法，到乾隆时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阔绰地步，流风所及，直至季年。嘉道时人姚元之曾说：“近京师宴客，器皿精致，不独外省所未见，即京师向亦未之有也。”哪里来的这么多的美器呢？姚元之了解内幕，他说：“嘉庆十年，磁器库以库贮充斥，请发出变价。年再发一次。于是旧磁悉出，间有明代者。其式样之工，颜色之鲜，质地之美，往时外人偶得一具，必将珍为古玩，今乃为酒席之用。”原来京师士大夫珍为古玩的食器都是乾隆年间内府存贮过多、变价发出的二流货，其未发出的又当如何？姚元之所说的仅是以古磁为食器，他未提到的金银器到了慈禧太后手里则更青胜于蓝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慈禧垂帘听政之初，即扩大膳房，金匙一件即重达三两。乾隆九泉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二、学者皇帝
乾隆皇帝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学者。他聪明天纵，记忆力绝顶，少年时代就把汉文化的根柢——经史背得烂熟于胸，又受到当时著名经学家朱可亭（轼）先生等硕儒的悉心教诲，因此从小打下了牢固的汉学基础。即位以后，在处理政务的余暇，博览丰富而珍贵的皇家庋藏，涉猎的范围更扩大到了先秦诸子，以及历代先贤的文集、诗集，全面而系统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精蕴。他对佛学也有兴趣，但造诣远不及其父雍正皇帝，而只是在郁闷孤独时，才偶尔“闲开梵帙消繁虑”；有时也手书佛家偈语赏给最亲幸的大臣“收束身心，屏除幻妄”。较之传统的中国学者，乾隆又有一个极为特殊的优点，那就是精通多种民族语言。对语言的掌握，乾隆似乎有惊人的天赋，汉语、满语早已达到精熟的程度，自不必说；即位之初，又学习蒙语，“不数年而毕能之”，且能“曲尽其道”；中年以后，为平定回疆、金川，以及接待六世班禅，更学会了“回语”（维吾尔语）、“唐古特语”（藏语）和“西番语”。能掌握五六种民族语言文字，在清代皇帝以至历代帝王中恐怕是首屈一指的。乾隆对自己汉学之精湛，是相当自负的，他公开宣称：“即以汉人文学而论，朕所学所知，即在通儒未肯多让，此汉人所共知。”乾隆身边专事恭维的御用文人且不论，即以当时著名的学者、诗人赵翼来说，对乾隆的学问也是钦佩的。在《簷曝杂记》中，赵翼对乾隆之才学有如下的评述：
上圣学高深，才思敏赡，为古今所未有。御制诗文如神龙行空，瞬息万里。平伊犁所撰告成太学碑文，属草不过五刻，成数千言。读者想见神动天随光景，真天下之奇作也。寻常碑记之类，亦有命汪文端（汪由敦，时为军机大臣）具草者，文端以属余。余悉意结构，既成，文端又斟酌尽善。及进呈，御笔删改，往往有十数语只用一二语易之，转觉爽劲者，非亲见斧削之迹，不知圣学之真不可及也。
赵翼还讲过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前往木兰围场行猎，他随驾前往，读御制《雨猎诗》中有“著裂”二字，怎么也想不起典出何处。过后翻《左传》“齐陈成子帅师救郑”，内有“衣裂杖戈”，文下注云：“裂，雨衣也”，才恍然大悟。还有一次值军机处时，皇帝在军机大臣所拟旨稿上，添了“埋根首进”四字，亦不得其解。日后偶阅《汉书·马融传》，才明白“埋根首进”意为决计进兵。由此，赵翼感慨地说：“圣学渊博如此，岂文学诸臣所能仰副万一哉？”
乾隆皇帝又是一个极富个性的中国学者。他有书卷气，但不迂阔；他喜欢读书人，喜欢有才气的学者，但又看不惯腐儒的泥古不化，不通时变；他一生作到了“理不可不日穷，书不可不日读”，但又注重实践，强调知行合一。
乾隆刚即位，见各省督抚参劾属员的本章中每有“书生不能胜任”、“书气未除”之类的贬语，很不以为然，并明降谕旨，指出“读书所以致用，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备载于书”。他以为，一个州县官如果真称得上书生，“以易直子谅之心，行宽和惠爱之政，任一邑则一邑受其福，莅一郡则一郡蒙其休”。乾隆明确表示：“朕惟恐入不足当书生之称，而安得以书生相戒乎？”下面他又结合自己的经历，痛快淋漓地抒发了对“书生”、“书卷气”的赞美：
朕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王大臣为朕所倚任，朝夕左右者，亦皆书生也。若指属员之迂谬疏庸者为书生，以相诟病，则未知此正伊不知书所致，而书岂任其咎哉？至于书气二字，尤为宝贵。果能读书，沉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义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称矣。
讲上述这一番话时，乾隆不过是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他突出强调了读书对陶冶人的品行气质方面的作用。然而，此时的乾隆，虽推重读书，但并未从书本中完全解脱出来，达到挥洒自如的最高境界。乾隆三年（1738年）三月首次亲诣太学，他曾想行“三老五更”古礼。
《礼记·文王世子》记曰：“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天子敬事三老五更，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以孝悌也。这种古礼，直到汉代仍保存着。当时曾养三老五更于太学辟雍，汉明帝则“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未到而立之年的乾隆意想天开，欲恢复古礼，是他政治上不够成熟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他泥古不化的书呆子气。当时大学士鄂尔泰倾向于赞成此举，而大学士张廷玉则断以为不可，行三老五更古礼之议才打消了。四十年后，乾隆御制《三老五更说》，以辟诸家之谬。越六年，又作《三老记》一文，据《孟子》而断定“三老”即“耆艾而长于乡者”，由此而忆及年轻时拘执古礼，遂有以下一段反省：“以今观之，则廷玉之议为当。设尔时勉强行之，必有如廷玉所谓资后人之议者矣……盖戊午（乾隆三年）朕方二十八岁，而戊戌（乾隆四十三年）则六十有八，此亦足验四十年问学问识见之效。而年少时犹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至今则洒然矣。”
诚如乾隆对自己所下的判断，当他阅历日渐丰富以后，也就慢慢地把书读活了，到晚年竟达到了出神人化的境界。他虽服膺孔孟的学说，但敢于批驳先圣，发挥自己独立的见解。《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所汇辑的一部夫子语录集，其中有这样的记述：“子曰：吾久矣不复梦见周公。”乾隆则以为孔子未必讲过此语，根据是“夫子末识周公形容，何从见诸梦寐？”此外，他又引《论语》中另一段话：“子不语怪、力、乱、神”，进一步指出孔子“岂肯为此无稽之说乎？”如果说这仅仅是诗注中的游戏笔墨，那么，对亚圣孟子的某些说法则不惜在大庭广众之下，严肃郑重地予以指斥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仲春经筵，讲官德保、刘墉进讲《孟子·万章》——孟子的弟子万章问道：“有人说，到禹的时候，道德就衰微了，不再传位于贤者，而传位于自己的儿子，这种说法对吗？”孟子回答道：“不，不是这样的。天要传位于贤者，就传与贤者；天要传位于君王之子，就传位于君王之子。”讲官讲毕，一同侍班的大学士、九卿、詹事等齐刷刷地跪在文华殿正中皇帝宝座之下，敬聆御论。只听乾隆侃侃而谈，出口便一语惊人：“‘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此二语也，以为答万章之前问，从而为之词，则可；若以为示后之继业，为万世法，则不可。”下面乾隆从容罗列根据，根据之一：
盖自启贤继业之后，但有与子，无与贤之事矣。其有托子贤而攘者，皆乱臣贼子之流，非唐虞之所谓禅也。
这就是说，三代之后，凡借“天与贤则与贤”而篡夺帝位者，皆为乱臣贼子；易言之，“天与贤则与贤”一句，从理论上讲，对有国者不利。再看乾隆的第二条根据：
且天何言哉？与贤、与子，将命者谁？以子论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与，即天之所与。然与子虽然万世不易之规，而其败德堕行，恃天之与己，而不知凛难谌靡常之义，存如保赤子之怀，则民必不与之，而天亦厌知而不与。此不大可畏乎？纣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岂非恃天之与己乎？
这段话重点驳斥“天与子则与子”，其核心是，为君王者切不可“恃天”而骄纵，其能否坐稳帝位，关键还在能否“爱民”。
乾隆对孟子这段话大不以为然，故而在“御论”结尾时说：“余又以谓斯言也，仲尼必不为之；仲尼而为斯言，亦非仲尼而已矣……呜呼！此孔子所以为至圣，而孟子只可称亚圣乎？”平心而论，这篇针对孟子的“御论”析理精微，确很精彩。经筵御论尚且如此不留余地，在其他场合对孟子就更不客气了。《孟子》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是《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您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想来会有利于我国吧？”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日利？”乾隆又大不以为然，他在诗注中说，利有“公利”、“私利”之别，“公利”为什么不能讲呢？“利在乾元五德之中，古圣所言，岂可去其一而不用”？乾隆反对一般地抹煞、菲薄功利主义，他的见解显然比孟子高明。
乾隆一生能够成就诸多超迈古今的伟业，与他饱学而又不尽信书，特别是并不处处墨守儒家教条，而注意从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方针政策有关。道学家故习，斥边功，厌武备。用兵准噶尔，盈廷群臣惟傅恒一人态度鲜明地支持乾隆出兵的决策。故而乾隆不喜“穷兵黩武”一词，而针锋相对地以“奋武”代之。乾隆的“十全武功”并非都是正义之战，但他不赞成一般地反对战争，也是道学家不可企及的。下面再看乾隆惩贪。乾隆惩治贪污、贿赂之严，古今史家俱有公论。乾隆朝六十年共杀掉督抚等一、二品贪官墨吏不下三十员。甘肃通省官员贪污大案，被判处死刑的官员有一百余人，绑赴刑场“名正典刑”的有上自总督、巡抚、布政使，下至州县牧令的贪官五十六名，这在有清一代是空前绝后的，在中国古代亦是罕见的。然而，乾隆以铁腕手段惩治贪官，与他治学上摆脱了“好名泥古”也有直接关系。中国古代法律自汉代以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官吏侵盗国家财产的犯罪行为莫名其妙地予以宽容，即源于儒家“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这样一句似是而非的怪论。《礼记·大学》有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朱熹对此句的解释是：“君子宁亡己之财，而不忍伤民之力。故宁有盗臣，而不容聚敛之臣。”这就是说，对国君而言，与其让“聚敛之臣”刻剥百姓私有财产，宁可包容“盗臣”侵贪国家财产。《清律》规定“侵盗钱粮（贪污）千两以上，拟斩”，且有“完赃免死”条例，因此，乾隆之前，罕有贪官伏法者。究其根源，即是儒家教条成了保护贪污的神圣盾牌。乾隆从开始严惩贪污以来，就清醒地意识到，从根本上讲，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法理问题，因此他一再降旨，表示对“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这条古训的不同见解。乾隆十四年（1749年）九月的谕旨称：
夫谓“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者，乃重为聚敛者戒，而非为盗臣者宽。盗臣与聚敛，厥罪惟均。不独聚敛之臣不可有，即盗臣亦岂当有哉？……论者又谓“律载贪罪（指索贿赂罪）重于侵（指贪污），必有深意”。是大不然。夫侵盗帑项，与勒索所部财物，虽并列刑章，而库帑之关系重大，人无不知，乃身为职官，敢侵帑而漫无顾忌，则虐取所属，恣饱贪壑，自必无所不为。
不久，乾隆又进一步申谕：
向来锢习，以为“宁盗毋贪”。此在为上者爱民之深，权其轻重，谓与其厉民，毋宁损上。以是重言入臣之不可贪耳，而岂忍以盗待臣子哉？为臣子者，又岂以盗臣自处哉？人徒知渔利于民者，贪也；蠹蚀于官者，侵也。援例傅罪，轻重判然。不知贪者固有害于下，而侵者实无所畏于上。以无畏之心，而济之以无穷之欲，则派累以肥橐者有之，因事而勒索者有之，甚至枉法而受贿者有之。朝廷之府库且所不顾，更何民瘼之可矜，何民膏之足惜？
乾隆指斥儒家某些教条为“锢习”，他对“宁有盗臣”怪论的批驳切中要害，其逻辑上的结果必然是从立法人手，改变对贪污的包容，遂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九月将“侵亏入己，完赃减等”旧例永行停止的对刑典的重大修改，因而才可能出现以王直望为首的甘肃贪污集团成员骈首就戮的空前整肃行动。乾隆朝惩贪愈力，贪风愈烈，个中原因极为复杂，但乾隆严惩贪污的立法绝没有错。设身处地考虑，他能力排众议，不囿锢习，是很不容易的。若没有实厚的学问根基，若没有务实求实、不迷信先圣教条的治学态度，是很难做到的。
说乾隆皇帝是一位个性极为鲜明的中国学者，还因为他注重实践，强调知行合一。如上所述，乾隆之所以敢对某些儒家教条怀疑、驳正，正因为他在实践中感到神圣的古训亦有难于行通之处。正如他在《古风》一诗中所述：
曩余佩古训，治理颇能言。
行之扦格多，乃悟实践难。
乾隆治学态度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像海绵吸水一样，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并不满足，也不迷信，当被人们信奉了千百年的教条一旦与实践“扦格”时，他尊重实践胜于古训。为政如此，读书亦如此。
乾隆南巡，论者多有不同看法，但实地考察河工、海溏，人们大致没有异议。即以浙江海塘而论，首、二次南巡，海潮无警，因而御驾未至海滨。迨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顷海潮改趋北大门，海宁一带潮灾严重，地方大吏有柴塘、石塘之争议，乾隆遂于第三次南巡时首次驾临海宁，实地勘察。此后四、五、六次南巡俱亲临海塘阅视，指授方略。经过二十余年，乾隆治理海搪的学问日渐深厚，从最初主柴塘治标，最后改为兴建鱼鳞大石塘，从而完成一代伟绩。
乾隆对读书时碰到的疑难问题，也往往从实践中验证，以决疑传正。自古以来人们即以为黄河孕育了华夏文明，故而对黄河之源，一代一代竟相追溯，务得其实。汉通西域，张骞仅得河源梗概；元世祖时曾遣笃什穷探，仅至星宿海而止；康熙也曾命侍卫拉锡等往穷河源，亦指星宿海为河源。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春，因黄河青龙冈决口久未合龙，乾隆特命大学士阿桂之子、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务穷河源，告祭河神。阿弥达遂西溯河源，绘图具奏云：
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实系黄河上源，其水色黄，回旋三百余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贵德堡，水色全黄，始名“黄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数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噶达素”，北极星也，“齐老”，石也。其岸壁黄赤色，壁上为天池，池中流泉喷涌，酾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则真黄河之上源也。
据此，乾隆说：“其所奏河源颇为清晰。”意即阿勒坦噶达素齐老壁上天池系黄河之真源。乾隆对河源的认识，并未到此而止。他进一步指出《宋史·河渠志》记载河源的错误，并考证出其误在不通蒙古语，而将新疆的昆仑山，生拉硬扯到青海境内，指为河源。为此，乾隆作《读宋史河渠志》一文，以订正其论。尔后，又参酌《元史·地理志》、《汉书·武帝纪》等史籍，肯定其所记大致不误，但究未穷尽河源。最后御制《河源简明语》，扼要地叙述了自己的看法：
盖河源究以张骞所探蒲昌海盐泽，及汉武帝所定昆仑为是，
虽山海经、水经注皆略具其说，山海经刘歆称伯益所著，本无所据，水经注，则桑钦、郦道元皆张骞后人，实祖其说而广之，以至于烦文。且昆仑在回部，原出玉也，独未揭伏流至青海，于阿勒坦噶达素之天池而出耳。至唐宋以至元，乃有鄂敦淖尔为河源之语。鄂敦为蒙古语，汉语即星宿海也。彼时虽未考至天池，而中国之河源，实由此颇见梗概矣。溯伏流以至蒲昌海盐泽，非河源为何？星宿海亦盐泽之伏流，至青海而出为清水，黄河挟之以流，始为微淡，后为纯黄，是二水本一源，至中国出地为二色，而终收于一。
河源既明，侍郎纪昀等又奉旨博采史传，旁稽众说，综其向背，定其是非，辑为《河源纪略》一书。纪昀等称颂皇上“自临御以来，无逸永年，恒久不已，乾行弥健，睿照无遗。所综核者，无一事不得其真；所任使者，亦无一人敢饰以伪。与笃什之探源未竟，遽颟顸报命者，更复迥异。是以能沿溯真源，祛除谬说”。这自有吹捧的味道，但赞誉皇帝“沿溯真源，祛除谬说”，则符合事实。
乾隆皇帝学问精深，尤为可贵的是，他重视实践，强调知行合一，因此，他的学问较少陈腐气，而是有益于治道的真学问。乾隆之睥睨汉人通儒，不能不说他有相当的资本。他用纪昀等大学问家编纂《四库全书》，但从心底里仍很藐视他们。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刑部审理旗员海升殴死其妻吴雅氏一案，左都御史纪昀等奉旨会同刑部开棺覆验。因海升系大学士阿桂姻亲，纪昀有意包庇，几使正凶逸于法网之外。经乾隆看出疑窦，真相大白，纪昀从宽交部严加议处，但旨意十分严切：“其派出之纪昀，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具数，况伊于刑名事件，素非练悉，且目系短视（近视眼），于检验时未能详悉阅看，即与刑部堂官随同附和。”把纪昀说成是“无用腐儒”，其他汉人学者更不在话下了。但乾隆的本意并不是不承认纪昀学问之博雅宏赡，而是说他仍不脱书呆子气，未能练达吏事。
对于有能事之称的旗员们，特别是满员，乾隆又不让他们学自己的样，既满腹诗书，又善于理事。他曾刻薄地说：“朕尝谓满洲进士出身之人无一好者。”简亲王、总督德沛被指责为“假道学”，理由是“刻书太多”；总督钟音一度看好，但很快就指责他“狃于满洲科甲陋习，自号文人”、“夙以文墨自负”，而于海疆武备一切置之不问；大学士舒赫德以办事心细，甚被倚重，却以“渐染汉人习气，每日记事作诗”招致乾隆的不满。在乾隆看来，满洲科目出身的人，“问以文学则日身系满洲，岂汉人可比？及至问以清语、骑射，又日我系词林，岂同武夫战卒？两处躲跟，进退失据，而落于无用之流”。如果说有例外的话，大概只有鄂尔泰、尹继善二人还算差强人意。乾隆曾这样说：“近时大臣，在科第中有名者，不过如鄂尔泰、尹继善一二人而已。”而他俩的被重用，诚如乾隆所说：“实以其心地才干，初不以其文也。”因此他又说：“我朝开国以来，名臣硕辅，莫不志秉忠忱，才优韬略，初非从事占毕（读书）者；即仕跻大僚，内而大学士、尚书，外而总督、巡抚，勋名气节，指不胜屈，大约皆非出于甲乙两榜。”满洲人不必靠读书仕进也可成为治世名臣，他们究竟靠什么呢？乾隆解释说：“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欤？今若崇尚文艺，一概令其学习，势必一二十年，始有端绪，恐武事既废，文艺又未能通，徒成两无所用之人耳。”在这方面，乾隆有深刻的教训，那就是鄂尔泰的大公子、出身翰林的鄂容安。鄂容安官至两江总督，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参赞大臣从定西将军永常出西路。大军平定伊犁，受其叔伯兄弟鄂昌牵连，行赏独不及。未久阿睦尔撒纳叛走，天山南北路陷于纷乱之中，鄂容安与将军班第被围困自尽。内阁为鄂容安拟二谥请上裁，以翰林起家者例谥“文”，因此拟“文刚”、“文烈”。乾隆打破惯例，抹去二“文”字，谥“刚烈”，后图像紫光阁，亲为赞，有曰：“用违其才，实予之失！”三十年后，对此事仍念念不忘，他说鄂容安在翰林中号称出色者，“曾膺军旅重寄，临危遇变，亦惟知一死塞责，究于国家大事，何所裨补耶？”至于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就更令乾隆痛心疾首了。鄂昌同他伯父一样，举人出身，在甘抚任上，受胡中藻诗狱牵连，革职抄家，抄出他所写《塞上吟》一诗称蒙古为“胡儿”。还有一封信稿对堂弟鄂容安差往北路军营一事，哀叹“奈何奈何”。鄂昌以满洲科甲而学习文艺，也跟着汉士大夫杯酒流连，诗歌酬唱，甚至涉足于朋党，乾隆气愤已极，骂他“纯属满洲败类”，并借他的脑袋警戒其他旗员。
总之，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根柢深厚、个性鲜明的中国学者，他对汉文化的态度是很复杂的。他一生徜徉于汉文化的海洋之中，深知其中的甘苦，一人其道，“势必一二十年，始有端绪”；出而化之，洒脱自由，则非天资卓越者，积毕生之读书、穷理、实践，而难望企及之。他的终身知行不辍，不能排除他确有陶醉其中的乐趣，和积以时日，养成的结习这些因素，但主要是政治上的需要使然。作为统治着汉人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一个偌大国家的少数民族帝王，不深通汉文化是无法想象的；汉文化的造诣不超过汉人通儒，也是与乾隆个性相悖的。他要向天下臣民显示，他之为天下主，井非仅仅因血统高贵，即使以汉文化的修养而论，也是当之无愧的。惟其如此，他鄙薄通儒纪昀为无用腐儒，他不愿满洲人都来学样，闹出邯郸学步的笑话还在其次，搞不好甚至会危及国本，重蹈金元一人中原即被汉化的覆辙。
三、诗与画
乾隆皇帝书画诗文的名气似乎超过他的学问，但在展开乾隆这些方面的成就以前，人们应当了解，皇帝的文学艺术造诣，以至他的审美情趣，是离不开他的极扎实的汉文化根柢的。
乾隆从十九岁开始学画，那时还居藩邸，闲暇甚多。他喜欢画花鸟，每于春淡风清、桃红柳绿之时，或夏荫浓深、秋英潇洒之际，以至岁寒松柏于雪中傲立的隆冬，年轻的四阿哥每每“抚景兴怀，抒清思而消永日”。乾隆元年（1736年）刚临御天下时，还曾给生母——崇庆皇太后画了题为“松竹梅”、“桂菊”、“牡丹”、“梨花白燕”、“栀子花”和“凤仙石竹”六幅花鸟彩图。这以后，随着政务的繁忙，乾隆已很少闲情逸致专心作画了，偶尔检出皇子时代的旧作欣赏，不禁有“输与昨年潇洒甚，绿窗爱月正迟眠”的感慨。皇帝仍偶有绘事，不过画些水墨画而已。
乾隆的画风，据他自己说，达意之笔很巧妙，不做纤细的描写。由于皇帝喜欢绘画，在他周围集中了一代颇有成就的宫廷画家，中国人如张宗苍、邹一桂、董邦达、张若霭、钱维城、张若澄等，西洋人则有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诸名家。有时乾隆也和此辈共绘一景，彼此欣赏，相互切磋。首次南巡到苏州，皇帝为寒山“千尺雪”绝佳的风景所倾倒，又极欣赏“千尺雪”这名字，遂命江南画师张宗苍绘图携回。嗣后陆续在西苑中南海、避暑山庄和盘山行宫各仿苏州寒山千尺雪造一景点，并命董邦达、钱维城各自画了“西苑千尺雪”和“热河千尺雪”。自己则亲自拈毫点染，作“盘山千尺雪”，“四图合装而分贮之，每至一处展卷，其余三处之景皆寓目焉”。乾隆敢于同当代名画家比肩作画，而且是为同一风景写生，足见皇帝对自己水平的自信，也可见皇帝绘匦有相当的功力。
与绘画相通的书法，乾隆的用功似乎更勤。他崇拜王羲之的书法，称其《快雪时晴帖》为“千古妙迹”，日理万机之余，临仿不下百数十回。王羲之以下，历代大书法家如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文征明、董其昌的传世名帖也临写不懈。关于乾隆皇帝的书法风格，有人说他书法颜体，毫无优雅的姿态，“连相当于街头舞女的那种姿势的字都没有”；有人则以为乾隆深受赵、董的影响，他的书法风格，从结构到笔法，都“属于子昂（赵孟兆頁）范畴”。人们的品评，这里且不去论断，我们看乾隆的墨迹，似乎已摆脱了赵孟兆頁、董其昌那种柔滑而缺乏骨气的笔法，而形成了自己方圆兼备、布自得宜、结构稳重、刚柔相济的独特风格。就书体而论，乾隆多写行书，但楷书、草书亦有不少传世；就字的大小来讲，乾隆既书等丈的巨制字，也喜欢写蝇头小楷。年逾古稀后，皇帝一般不再写蝇头字，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又心血来潮，为“夷齐庙四景”画卷以蝇头细书题诗，这时他已七十有四了。乾隆书法精湛，巡幸所至，无论是塞北还是江南，是齐鲁还是中州，到处都留下了那圆润流畅、一望可知的乾隆墨迹。但皇帝并不自以为已臻于极致，他拜倒在当代书法家张照之下，以为张照所书，字无大小，皆有精神贯注，非人所可学。在《怀旧诗·五词臣》中，乾隆对张照的书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
就乾隆皇帝本人而言，终其一生，作书写画未尝少辍，这中间虽不无与风流高雅的汉族士大夫较一日之短长的炫耀意味，但恐怕更多的是一种文人的结习使然。几余之暇，寄情翰墨，书法、绘画不过是他消遣的风雅手段而已。把他的书画吹捧为“妙印钟、王，临池游艺，大而擘窠等丈，小而细楷蝇头，各臻极诣；拈毫点染，旁涉绘事，文艺在握，造化为师，有非顾、陆之规矩，六法所能仿佛者”固然可笑，但说乾隆皇帝书画俗媚到了无艺术情趣可言，也不尽属实。乾隆喜欢画画，他的绘画有相当水平，不过称不上名画家；乾隆喜欢写字，他的书法亦有较高造诣，但也不能跻身于历代书法名家之列。然而就一位日理万机、政务繁剧的帝王而论，乾隆书画之精，还是古所罕见的。
同书法、绘画一样，吟诗属文，尤其是写诗，也是乾隆皇帝一个积久难破的文人习气。他多次自言：“伊余有结习，对时耽属咏”，“笑予结习未忘诗”，“平生结习最于诗。”
乾隆写诗的习惯早在阿哥时代便已成型了，《乐善堂全集》中便汇辑了这位风流儒雅的皇子的最初诗作。即位以后，诗篇的数量与年俱增，当乾隆十五年（1750年）准备将御制诗结集刊行时，面对着数以千计的诗章，连皇帝也略嫌吟哦略多了些。他惟恐效汉人陋习，玩物丧志，故而作诗自警云：“赋诗何必多？杜老言诚正。况乎居九五，所贵行实政。”不料此后不仅未见减少，而且以每日数首，以至十数首的速度迅速增加着。有一次皇帝游京师西郊香山，五天中间写了六十七首诗。乾隆在位六十年间，前后共出版了《御制诗》初、二、三、四、五集，合计收诗四万一千八百首。加上即位前在潜邸的作品《乐善堂全集》中的一千零八十首，以及三年太上皇时期《御制诗余集》所收七百五十首，总数高达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这个数字接近《全唐诗》所收有唐一代三百年两千二百多位诗人全部诗作的总和。乾隆皇帝从康熙五十年（1711年）出生，到嘉庆四年（1799年）以八十九岁高龄辞世，在人生的途路上共度过了大约三万个日日夜夜。如果他呱呱坠地时第一声哭便是一首诗，那也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以每天两首诗的速度不停地写，直到永远停止呼吸那一天为止。难怪日本一位乾隆皇帝传记的作者说：“世界各国皇帝没有一个曾留下这样多的作品，就这一点来说，乾隆也可许为伟大的皇帝。”然而很遗憾，数量惊人的“御制诗”并不完全出于皇帝的手笔，连乾隆本人亦不讳言，其中有些“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替皇帝捉刀的，起初有汪由敦、钱陈群、刘统勋，中间有沈德潜、刘纶、于敏中，晚年则有梁国治、张鹏翀、彭元瑞等人。乾隆每天办完公务，“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皆用朱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折纸楷书之，谓之‘诗片’”，再由内监将“诗片”抄入诗本。到于敏中供奉内廷时，诗片缮人诗本也由他一概包揽了。礼亲王昭梿曾不无讽刺地记录了这样一段故事：
（于敏中）才颇敏捷，非人所能及。其初御制诗文，皆无烦定稿本，上（乾隆）朗诵后，公为之起草，而无一字之误。后梁瑶峰（国治）入军机，上命梁掌诗本，而专委公以政事，公不复留心。一日上召公及梁入，复诵天章，公目梁，梁不省。及出，公待梁誊抄，久之不至，问之，梁茫然。公曰：吾以为君之专司，故老夫不复记忆，今其事奈何？梁公愧无所答。公曰：待老夫为君思之。因默坐斗室中，刻余录出，所差惟一二字耳，梁拜服之。
这个故事如果真确的话，那么，到乾隆中期以后，皇帝做诗已懒得用“朱笔作草”，只是摇头晃脑地吟诵“天章”，再由御用文人凭记忆录出而已。于敏中“默坐斗室”，杜撰出来的文字究竟是否与皇帝所述仅差“一二字”，大概只有天知道；不过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乾隆才思的敏捷。诗人赵翼说乾隆诗文“如神龙行空，瞬息万里”，不能尽视为不着边际的肉麻吹捧。乾隆写诗犹如作书画，也是紧张工作之余的消遣和娱乐，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过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朝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故而乾隆的诗题材单调，又不暇锤炼，以整体上来看，被后人评为“格调不高，佳作不多”，有人甚至说“高宗诗最不堪”。乾隆诗的价值在它的纪实性，古人有言“诗以证史”，数以万计的“御制诗”弥补了《清高宗实录》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18世纪中国的一部诗史。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审视，这些近于苛刻的评论也许并不错，但乾隆数以万计的诗章中也时见清新自然的篇什。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皇帝献给孝贤皇后的上百首诗堪称最见真情的上乘佳作。只有在这些诗中，乾隆才真正放下了帝王的尊严，尽情地抒发了内心深处对异性的眷恋。乾隆皇帝写了那么多悼念结发妻子的诗，并且把这些袒露个人胸中隐秘的作品收入《御制诗》出版，让后世子孙和天下文人去评说，对皇帝而言，无疑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人们常说乾隆是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是不是也可以说，悼念孝贤皇后的诗篇虽仅及其全部诗作总数的百分之一，却也足以使乾隆跻身于清诗人之列而毫不逊色，尽管他一再申明“不欲以诗矜长”，“亦不欲与文人学士争巧，以贻后世之讥”。
四、鉴赏与收藏
乾隆皇帝是一个颇有眼力的书画及古玩的鉴赏家和古往今来搜罗最富的收藏家。礼亲王昭梿对此有过简要的评述：
纯庙（乾隆庙号纯皇帝）赏鉴书画最精，尝获宋刻《后汉书》及《九家杜注》，心甚爱惜，命画苑写御容于其上，岳氏《五经》，特建五经萃室以贮之。又觅马和之“国风图”，历数十年始全获，藏于学诗堂。其他如韩混“五牛图”，设春藕斋，周铸十二钟，于景阳宫，皆有所谓。可知勤政之余，其所以怡情悦性者皆不凡也。
事实正是如此。乾隆自己也时时为自己的鉴赏之精而沉醉。内府所藏殷、周、汉的古铜、玉器甚夥，分别标以甲、乙等次。一天皇帝检阅旧器，发现一枚土渍尘蒙的玉斧珮被弃置于库房角落，上面标列“丙等”。他仔细端详后，以其型制古朴，遂命玉工刮垢磨光，果然为三代古器。为此，皇帝特别写了《古玉斧珮记》一文，并由此联想到世上也必然有屈伏沉沦的良材，该文以“吾于是乎知惭，吾于是乎知惧”煞尾。
据说康熙皇帝曾为书画赝品所蒙骗，而乾隆皇帝的眼光则非常犀利。有一次，在江南充任税关监督的一个内府包衣不知从哪里搞到一纸米芾字迹，献给主子时特别在奏折上表明自己识见粗鄙，不敢判定是否真迹，恳求皇上法眼鉴别。乾隆一眼就看出是伪作，对自己的家奴不必讲什么客气，于是在折子上用朱笔批了四个字：“假的。不要！”
皇帝七十九岁那年见到了一幅署为“宋徽宗书李嵩画”的字画合卷，画的是宋徽宗时赵通任泸南招讨出师破敌的故事。卷后有元代余阙的跋语说，赵通凯旋，受到徽宗的召见，徽宗亲书“笃恭”二字赐他，又命宫廷画师李嵩补绘“泸南平夷图”，遂有宋徽宗书、李嵩画的合卷传世。经过乾隆把玩赏鉴，看出“笃恭”二字不类徽宗瘦金笔法，又进一步找出伪书的铁证：所书纸幅并非宋纸，而是元代所制“明仁殿龙笺”。乾隆据此论定“合卷”为后世伪作，但仍以画风的古雅浑厚而得出了虽非李嵩所画，但“非宋人不能”的判断，于是将“合卷”题为“宋人画赵遹平夷画”。日理万机的君王能在甄别古画真伪上胜过五百年来的鉴赏家，乾隆在自我欣赏时，仍有余兴未尽之感，因而命文臣对此再详加鉴别。和珅、彭元瑞、董诰遵旨考证，自然称颂圣明，奏称：“皇上于一展卷之际，斥伪致疑，不差銖黍，固由圣鉴精确，实本典学崇深。”皇帝听了臣下恭维，诗兴大发，又写了一首“题宋人画赵通泸南平夷图”才算了结。
乾隆皇帝堪称一个狂热的古今艺术品收藏家，连同他从其父祖那里继承来的字画珍玩在内，毕其一生所搜集的稀世珍品数量之巨是举世无双的。这些光彩夺目的绝世精品，大部分来自于臣仆的贡献。乾隆二度南巡时，以礼部尚书衔在籍食俸的“江南大老”沈德潜前往接驾，一次就进献书画七件：董其昌行书两册、文征明山水一卷、唐寅山水一卷、王鉴山水一轴、恽寿平花卉一轴、王犟山水一轴。以贡品之精备受乾隆青睐的总督李侍尧曾被治罪抄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真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都是准备呈献的贡品。和珅进的金佛更是硕大无朋，“长可数尺许，舁入阙中”。乾隆六十年查抄福建巡抚浦霖在籍家产，有“三镶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在同案犯闽浙总督伍拉纳京内寓所也抄出了一百余柄如意，乾隆皇帝很吃惊，在谕旨中诘问道：“此与唐元载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斛何异？”其实皇帝大可不必如此惊诧，胡椒至八百斛可能吃不了，百数十柄如意却是稍有头脸的大臣必须常备的。因为一年三节，再加上皇上的万寿，且不说进京陛见，拜谒权贵，处处打通关节，那一项应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当然，乾隆的收藏品，除臣仆贡献、外国使臣进贡的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内府制造的。现摆设在故宫博物院乐寿堂后间的“大禹治水玉山”，就是由内务府下属养心殿造办处与内廷如意馆合作设计，然后将蜡样、玉料运往扬州，交两淮盐政督工制作，历时六载完成的超大型玉雕。这座玉山高九尺五寸，重一万零七百多市斤，堪称玉器之王。除“大禹治水玉山”外，还有重三千斤的“南山积翠”，重五千斤的“云龙玉瓮”。这些中国古代玉器史上空前巨大的精美玉雕前后辉映，构成了中华艺苑中的奇绝景观。
乾隆藏品，特别是其中的一些珍品，有些来源于抄家所得，也是无庸讳言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驻伊犁领队大臣承安因罪其家产被严密查抄。此公是康熙朝权相明珠嫡嗣，富甲一方，乾隆早有耳闻，这次得以下手，首先谕示九门提督绵恩、大学士阿桂“其住宅宽敞，可改为王府”，随即盯上了承安家的轻易不示人的字画手卷。明珠在世时，家有巨仆，即人称安三的安尚义，靠主家声势，在天津经营盐业获利，乃成巨富。安三之子安歧购得一批书画精品，藏于“古香书屋”。安氏父子眷念主恩，将大批珍宝孝敬明珠，其中绝世古玩奇珍犹为人所艳羡。明珠过世，这批书画珍玩便传给了承安。查抄承安家产时，乾隆正在巡幸山东返回的路上，他等不及回京观赏，便密谕阿桂等留京大臣说，书籍浩繁厚重，即使有宋元旧本，只可小心存贮，俟回銮时进呈；“惟字画一项，伊系世家，必有唐宋名人真迹，可供鉴赏等物。著彭元瑞、金简择其佳者数件，先行寄至行在，以备途间遣兴。其单内所开西洋器皿，想自非钟表，或另有制作精巧足供玩赏者，一并附寄呈鉴”。承安革职籍家，罪名仅为“玩偈性成，复耽曲蘖”，世人难免有其祖上所遗富厚，且多书画极品以致家产被抄的议论。
经过数十年不懈的努力从全国搜剔到的艺术精品，皇帝鉴赏后往往加盖“乾隆御赏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等章，以示珍藏之意，然后让各精其道的儒雅词臣，分门别类，编为目录，经皇帝审定，再编印成书。如《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系古铜器目录集；《西清砚谱》系古砚目录集，内廷珍藏的历代书画目录集，前后曾有《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的初编、续编和三编。而乾隆皇帝最引为自豪的，当是数十载如一日地对历代书法名帖的搜集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恂《伯远帖》最为乾隆所宝爱。乾隆十一年（1746年）他将这三件绝世瑰宝藏于大内养心殿西暖阁内，并以“三希堂”名之。第二年，又选出自钟繇、王羲之以下，至唐宋元明历代书法佳作，命探花出身、精于书法的梁诗正同汪由敦、蒋溥等排定等次，勒石名《三希堂法帖》，共计三十二册，将这些珍贵的墨迹刻石嵌于阅古堂（今北海阅古楼）壁间。随后，又将陆续搜集到的褚遂良等人的墨迹刻石，嵌于惠山园（今之颐和园）之“墨妙轩”壁上。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又将宋帖善本《淳化阁帖》初拓本，命于敏中摹刻上石，并指示利用圆明园长春园内“含经堂”后身的回廊，将帖石砌在其间。回廊中原有的“蕴真斋”北移，在它的基础上另盖“淳化轩”以贮之。乾隆对千载争讼的《兰亭》一案也颇有兴味，并为此汇辑了《兰亭八柱册》。王羲之在东晋永和九年（354年）同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朋友、子弟会集山阴兰亭，举行“修禊”盛会，当场赋诗，王羲之就留下了这篇千古传颂的诗序——《兰亭序》。底稿系行书，嗣后唐太宗觅得，极为推崇，命当时的书法名家钩摹了几本，分赐亲贵近臣。可惜《兰亭序》真迹后来作了唐太宗殉葬品埋进昭陵，从此不见天日。而传世的石刻所谓“定武本”、“开皇本”等，以及摹本所谓“神龙本”、“虞摹本”、“褚摹本”等，是真是伪，历来众说纷坛，聚讼不休。乾隆四十四年，皇帝命将内府珍藏的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和冯承素所摹的《兰亭序》四个真本——《戏鸿堂帖》中“柳公权书兰亭序”原刻本、于敏中奉旨为这个原刻本填补阙笔的全本，董其昌的《兰亭序》临本，以及乾隆手临董其昌《兰亭序》本——一共八种《兰亭序》本墨迹刻石名“兰亭八柱”。
当然，乾隆对自己倾毕生之力搜罗的历代碑帖并不敢自信，他承认，由于年代久远，真伪莫辨，“如谓鉴赏不爽锱铢，则犹未敢深信”。到皇帝晚年时，曾说自己一生乐此不疲地搜集、刊刻书法名帖，“虽日兴文，颇自厌且自愧”。既厌且愧，这话恐怕言不由衷；如果改为自我陶醉且自我夸耀，似乎更贴近乾隆皇帝的真实心理吧！
作为一个学者、艺术家、诗人、鉴赏家和收藏家的乾隆皇帝，他的审美情趣究竟有些什么特殊之处呢？
喜雅而恶俗，是士大夫品味，乾隆亦如是。那时封疆大吏、盐政关差，以至内廷翰林们，每到给皇帝进贡时就颇费心思。就以列在诸多贡品首位的“如意”来说吧，玉如意、整玉如意、金如意、金镶玉如意、三镶玉如意……已经显得俗不可耐了，如何花样翻新来讨皇上欢心呢？巡抚王亶望从富丽堂皇人手，在玉如意上镶嵌真珠为饰。乾隆中广东珠价，重四分的真珠一颗大约值四五千两银子，重五分的则需六七千金，如像龙眼果那样罕见大珠竟值白银两三万两，仅此一件镶真珠玉如意。王亶望倾一年廉俸也买不起，但为了固宠，硬着头皮也得办。聪明的词臣钱陈群另辟蹊径，在皇帝六十万寿时献了一柄竹根雕如意，与那些贵重的金玉如意比较，乾隆更欣赏这价值微薄的根雕如意，并在钱陈群祝寿的折子上风趣地批了“未颁僧绍之赐，恰致公远之贡。文而有理，把玩良怡”这几句话。还赐给远在南省的钱陈群木兰围场所获之鹿，祝他长寿。王亶望所献的范金如意、镶珠如意皇上也收下了，但降旨申饬。皇帝以为钱雅而王俗，固然不脱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但他对如意的抑扬，似乎又透出了富有四海的天子的豪气，一般士大夫口气可不敢这么大的。鉴赏把玩玉器，是乾隆的一个嗜好，他特别喜欢中亚一带痕都斯坦玉工所出的水磨玉器，所以在诗中说：“专诸巷里精工者，三舍真当退避行。”又说“水磨天方巧，专诸未足论”。“专诸”指苏州专诸巷，那里玉工高手云集，足以与内府相埒。皇帝之所以不欣赏专诸巷玉工所制玉器，是因为那里的玉工“兢夸”新样、追求时髦而不知其俗。后来专诸玉械揣摩皇帝之所好，和在皇帝好恶所引导下风尚的趋向，也逐渐雅了起来，或据唐诗语意，雕琢成“和田玉孤山图”；或以名胜为本，琢磨成“和田玉栖霞图”；或仿三代器物，制成古朴厚重的玉器。这一来，皇帝高兴了，连连赞美说：“俗样专诸大减今，贾亭西绘雅堪吟”，“予原俗器付不顾，斯却行宫肖弗差。”不过皇帝毕竟是皇帝，乾隆从玉工的投人主所好，联想到“人君左右窥伺好恶者，正复相类”，于是有所感触地说：“避其恶习投其好，足见君难惕以嗟。”乾隆的艺术鉴赏时时不离政治，这又是乾隆品味异于一般士大夫的地方。
推重气韵，轻视雕饰，是乾隆皇帝美学思想体系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在他周围那些各擅其长的画师中，乾隆最佩服的当属江南人张宗苍了。当乾隆首次南巡发现这位须发皤然的老翁时，就有过“艺苑于今谁巨擘？中吴宗苍真其人”的极高评价，随即将宗苍携回京师，令其供奉内廷。几暇临幸画院，皇帝每问宗苍画成与否，得到的回答常常是：“气韵尚未至。”乾隆对此念念不忘，以为此语“深契画理”。气韵，或气，是乾隆品评书画时常用的词。何为“气韵”？说起来似乎很玄妙，精神、韵味、意境、风格，或许略近其义；没有气韵，或气韵不足，指的则是工于雕琢，惟事浓施粉黛而已，这素来为大家所鄙薄。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云：“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乾隆之欣赏张宗苍，正因为他“绘事属铺张，偏能脱华藻”，正因为他的山水画“生风叠树郁葱蓓，吐云绝壁堆嶙峋”，画中有一种飘逸流动、神采飞扬的气韵。品评诗文，乾隆也作如是观。他特别推崇幼时恩师蔡闻之（世远）先生的两句格言：“惟理足可以载道，气盛可以达词。”终生奉为衡文之圭臬。乾隆看不起当时的读书人没有古文根基，做出的文章非常轻浮，因而屡屡降谕告诫说：“朕自幼学为古文，所以一见知其优劣。作文之道，以气为主，气厚则文佳。至于琢饰字句，不过一时美丽，这是气味不够深厚。譬如松柏，经冬不凋，正是靠气厚才能经久；水陆草木之花，在其初开时，未尝不鲜艳可悦，然而却不能经久，正是它们气薄的缘故。朕以为文章之道，亦复如此。”乾隆擅长古文，他的一些名篇读起来精神十足，很有昌黎韵味，这和蔡世远教导他古文以韩愈为宗有关系。他对诗的品评也着眼于气韵，无论陶潜的幽隐，还是庾谢的清新，无论李白之放，还是老杜之愁，这些传世佳作尽管风格各异，但其中都有一种诗人贯注的神韵，因而乾隆说：“于诗岂不然，奚在藻绩修？似淡味弥永，我朴中乃腴。”现在人们常批评乾隆皇帝的诗信手涂鸦，不加锤炼，这虽不无道理，但也应看到，乾隆所追求的正是“似淡味弥永，我朴中乃腴”的境界，只不过他的诗多未能达到这种艺术极致而已。
乾隆的品味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他极为推重个性的自由发挥。乾隆并不反对法古，他只是不赞成泥古。在《题张宗苍山水》一诗中说：“画法通为学，擎要有二道：取师贵其真，阅历贵其老。”在《题张宗苍山水画歌》一诗中又说：“从来诗画要法古，不贵形似贵得神。”都在讲这方面的心得。书法中皇帝喜欢黄庭坚笔意，道理也在于此。他称誉黄书“倜傥无安排，潇洒绝尘垢。譬如百尺松，孤高才群偶。信笔一规摹，运腕忘妍丑。所师在神功，讵论形肖否”。他也正是以这种审美意趣来指导自己的文学艺术实践，书法也好、绘画也好，诗歌也好，古文也好，乾隆皆必取法古代大家，但都没有亦步亦趋地成为某一名家的奴仆，正如他自己所言：“大块文章即目可寻，正不在效颦前人也。”文艺实践如此，治学态度也如此。
乾隆自幼精研理学，《朱子全书》未尝释手，但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未完全循规蹈矩而行。尊重实践体验，珍视个人悟性，时时能跳出儒家教条的窠臼，而独出一己之新意，才是乾隆之所以为乾隆者。即使在鉴赏书画古玩这些几暇娱乐中，乾隆也极珍重自己超乎前人的非凡眼力。乾隆十六年（1751年）春，皇帝首次南巡到杭州，有人进献了一幅据说是唐代画家韩干所画的“人马图”。皇帝高度评价韩干笔下精神抖擞的群马，并由此联想起杜甫的一首七古《丹青行赠曹将军霸》。杜甫这首诗，在推崇韩干之师曹霸“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的同时，却说“（韩）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乾隆如今有韩干真迹在手，所以不同意杜甫抑韩扬曹的论断，他写诗道，“今来复得人马图，艺村法宝悖黄绢。策云夹锐骨权奇，风耸龙神萃灿。骅骝气扬技日进，画肉直可翻公案！”嘉庆三年（1798年）春天，距乾隆皇帝之死不到一年的时候，这个八十八岁的老人又想到了五十年前这段翻驳旧案的小事，不禁吟成一首《题韩干画马》的短诗：“不凋气体尚犹存，鞍鞍弗施自在原，只以誉师排弟子，少陵未免过苛论。”再次表示对杜甫为抬高曹霸有意贬低韩干的不满。这里姑不论乾隆皇帝艺术鉴赏力是精审抑或浅浮，而只是想说，他终生执着追求的那种不囿旧说，睥睨古人，以独出己见为乐趣的鉴赏态度，与他“出以己意，任笔所之，不拘于规矩法律”的文艺创作风格和治学宗旨，以及特别推重孤高不群而倜傥潇洒的作品的审美趣味是一脉相通的。这里面似乎也有一种不同于一般文人的天马行空、狂放不羁的帝王气。
也许最能概括乾隆品味特色的是，他的对超越古今的绝对完美的不懈追求。乾隆自知身为帝王，他也曾一再申明不想与文人争高下，而一旦挥毫写诗，就要以一个伟大的诗人著名于世。当然，诗的质量他未敢自必，不过就数量而言，就是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亦无法望其项背，后世诗人恐怕也不能打破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这一历史最高纪录。乾隆对艺术品的收集，也力求绝对地多，绝对地精。他究竟搜罗了多少古今中外艺术精品，恐怕已难以得其确切之数了。一位西方史学家对乾隆收藏之富是这样评述的：
皇宫内的伟大艺术藏品，在数字上同样宠大宏伟，这些大部分是乾隆皇帝的杰作。我的数字无疑已经过时而且可能有些低估了。但是它们仍然可以显示皇帝的贪得无厌。台湾故宫的收藏品中包括了大约八千八百幅画与书法，两万七千八百七十件瓷器，八千三百六十九件玉器，大量的铜器与无数的古玩。我没有北京故宫收藏品的数字，但可能更多。在乾隆赞助下的所有收藏品，可能较现在所见的还要多，因为从他那个时代开始，这些收藏品就定期受到有意的破坏（一八六○年在英国人和法国人之手），以及叛乱（一九○○年义和团事件），流散（一九一一年后满清遗族将之拆散送到东北），火灾（一九二三年焚烧了至少一千一百五十七幅画），与内战（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等因素的摧毁。
乾隆的收藏之富在历史上堪称空前，但更令他陶醉的是收藏之精。诚如上述那位史家所言：“乾隆的收藏是帝王品味中最高表现，是对最稀有、最好的东西的历史性保存；同时，这些收藏品无疑地都是光彩夺目之作，多半且是无上珍品。”从乾隆的诗，到乾隆时代制作的玉器，从乾隆收藏之富，到其收藏之精，有些可能真的应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句古话了。它们只能是乾隆时代特有的产物，而在其上不仅记录了那一时代国力的空前强盛，也深深打上了乾隆皇帝追求宏伟气象、追求超迈古今的审美情趣。
五、江南风景在君怀
夸示宏伟气象，追求绝对完美，作为乾隆皇帝品味的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京师城市建设，特别是京内外园林兴建上亦有强突出表现。
北京是辽、金以来具有一千余年历史的著名古都，但北京之有今天的蜚声海内外、体现了中华悠久文明的风貌，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乾隆皇帝。对此，戴逸先生有下面一段精辟论述：
（乾隆）在原京城的基础上，大加拓置，重新修葺，别出心裁，精益求精，使北京城的面貌焕然一新。无论建设的规模、工程的质量、技术的精巧、艺术风格的创新，均突破前代水平，在北京建设史上跨入了一个新阶段。京城内外的许多名胜古迹、园林景观，不是在这时始建，就是在这时扩充或修缮，没有一个封建统治者像乾隆那样，几乎在北京所有著名建筑和设施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如果没有乾隆长达60年之久的营建努力，那末，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欣赏的、爱好的许多建筑、设施、景点将在大地上消失或者完全变成另外的样子，北京的耀人眼目的光辉亦将黯然失色。
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的京城中轴线上的皇宫，在乾隆时代经过了大规模的改建，才形成了人们今天所见的规模。乾隆改建的皇宫，主要工程有建福宫、重华宫、慈宁宫和宁寿宫。大内宫殿，崇宏肃穆，原来并无花园。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在抚辰殿后起建建福宫，这一组宫殿建筑群除主体建筑建福宫外，还包括惠风亭、静怡轩、敬胜斋、妙莲花室、凝晖堂、延春阁等。在延春阁前“叠石为山，岩洞蹬道，间以古树丛篁。山上亭曰‘积翠’，山左右列奇石，曰‘飞来’、曰‘玉玲珑’、曰‘鹫峰’。南有静室曰‘玉壶冰’。其间幽邃静丽，各极其胜，花竹树石，布列远近”。大内中兴建园林，始于建福宫，故稍后的吴振械说：“其规制与内宫殊不同也。”重华宫原为乾西二所，乾隆为皇子时居于此，成大婚礼亦于此，因此登极后升为重华宫，以示崇奉，经历年修葺，具备了相当规模：前为崇敬殿，殿内名乐善堂，堂后为重华宫，东室为芝兰室，东庑为葆中殿，殿内为古香斋，西庑为浴德殿，殿内为抑斋。重华宫后还有翠云馆、长春书屋、漱芳斋、高云情、静憩轩、随安堂等幽馆静舍。其中乐善堂、抑斋、长春书屋等俱用居皇子位时的旧名，以保存那一段难忘时光的回忆。乾隆在世时，于每年新正在这里宴赉王公大臣，有时把这里作为蒙古、回部王公贵族的赐宴之地。在归政前夕，乾隆特降旨告谕后世子孙：“现在重华宫陈设大柜一对，乃孝贤皇后嘉礼时妆奁；其东首顶柜，朕尊藏皇祖所赐物件；西首顶柜之东，尊藏皇考所赐物件；其西尊藏圣母皇太后所赐物件；两顶柜下所贮，皆朕潜邸常用服物。后世子孙随时检视，手泽口泽存焉，用以笃慕永思，常怀继述。”慈宁宫在隆宗门西，建于顺治年间，康熙时为太皇太后所居。这座宫殿本非重檐，乾隆十六年（1751年）为庆祝圣母皇太后六十寿辰而重修时，增加前殿重檐，以示对太后的尊崇。慈宁宫西面的寿康宫、后面的寿安宫则为恭祝太后六十、七十圣寿时新建的。在改建慈宁宫的同时，在其后还兴修了融合汉、藏建筑风格的佛教神殿——雨花阁。乾隆改建大内皇宫的最大一项工程当属扩建宁寿宫了。宁寿宫为康熙时所建，外有景福门，内有景福宫，曾奉孝惠章皇后居于此。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心中默定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开始筹画周甲归政后的种种安排，其中的一个考虑，就是宫中宜有颐养之所，遂重修宁寿宫。经扩建后的宁寿宫这一组建筑主要有皇极殿、养性殿、颐和轩、遂初堂、得闲室、符望阁、倦勤斋。除皇极殿备归政后为受群臣朝贺之处取名“皇极”之外，就殿堂的命名而言，确都寓有归政后燕闲之意。但事实上乾隆在以太上皇身分训政的三年多一点的时间，仍住旧居养心殿，并未移跸于此。这一组宫殿园林还有寻沿书屋、梵华楼、佛日楼、撷芳亭、延趣楼、旭辉庭、古华轩、抑斋、矩亭、耸秀亭、玉粹轩、竹香馆、禊赏亭、翠鬟亭、乐寿堂等。这组建筑与宁寿宫花园（即乾隆花园）和谐地融为一体，是紫禁城中的一块瑰宝。
大内之外，京城中的土木工程则主要集中在经营西苑。西苑，即中南海和北海一带的宫殿苑囿，大半都是元、明旧址。在乾隆时代，中南海新建的亭台楼阁主要有宝月楼和紫光阁，其他各处则为重加修葺；而对北海的经营，则历时久而工程浩大，且多为新构。大体上，琼华岛白塔山以南多就旧址而重修，以北则以新建为主。其中岛之北麓的漪澜堂乃仿镇江金山规制，在它的旁边还有紫翠山房；阅古堂在岛之西麓，乾隆间以《三希堂法帖》嵌壁间；濠濮涧亦在岛之西，与北海濒临，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其他如北海北岸五龙亭之北的阐福寺、镜清斋、天王殿、九龙壁、小西天、万佛楼等名闻遐迩的名胜古迹，也都是这一时期所建的。清人吴振械对西苑三海的经营曾有一言简意赅的小结：“西苑精庐梵会，以岩壑擅胜甚夥，轩馆楼榭，远近相望，大约乾隆间葺治者十之五六。”
乾隆在京城内新修或重修的土木工程当然不止于大内和西苑，这里只要举出城郭的加固一例就足以概括其他了。瑞典建筑专家喜仁龙在实地勘查了北京城墙后说：“乾隆时代的城垣修筑得最为精心和坚固”，“这一时期的构筑物，质量精良，可能比任何后世重修部分，保存得更为长久。”有人曾指出，乾隆时期仅在重建和增建大内皇宫方面，就至少花费了七千六百四十八万二千九百六十七两银子。这个数字表明，大概只有乾隆盛世，国库才有能力支持乾隆皇帝为“壮万国之观瞻”而大搞北京城市建设的需要。
下面来看比市内建筑规模更为宏大的对西郊“三山五园”的经营。
所谓“三山五园”，即香山静宜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圆明园以及畅春园。
乾隆八年（1743年），皇帝初次临幸昔日皇祖康熙皇帝的香山行宫，但见山峦幽深，林木佳秀，遂于两年后命就旧日行宫基址葺垣筑室，“佛殿琳宫，参错相望，而峰头岭腹凡可以占山川之秀、供揽结之奇者，为亭、为轩、为庐、为广、为舫室、为蜗寮，自四柱以至数楹，添置若干区”，第二年暮春而成香山静宜园。香山胜境凡二十八景，著名的有：璎珞岩、驯鹿坡、香岩室、霞标磴、绚林秋、香雾窟（俗名鬼见愁，为园中最高处）、玉华岫、森玉笏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为迎奉六世班禅，又在香山仿西藏寺庙建昭庙。而香山附近寺院中，碧云寺的整葺工程最大，自是，“西山佛寺累百，惟碧云寺以闳丽著称，而境亦殊胜”。香山静宜园是乾隆最先营建完成的西郊园林宫殿群，每年夏秋辄来此作数日之游。他深爱这里林壑的幽静，每来问景探奇，率多吟咏，积数十年得诗约一千三百余首。
从乾隆十四年（1749年）开始，为准备圣母皇太后六十寿辰大庆，新建万寿山清漪园（即今颐和园）。这里原名瓮山，山下湖泊为西海，经过疏浚淤塞的泥沙，芟除丛杂的苇茭，首先使西海“廓与深两倍于旧”，将玉泉山水与香山诸泉水汇人湖中，成为京师西北最大的蓄水库，遂改名为昆明湖。又于瓮山山阳建大报恩延寿寺，因易山名为万寿山。至乾隆十九年（1754年）清漪园基本完工，其大小景点百余处。全园以万寿山前山中段大报恩延寿寺为中心，东段为勤政殿、玉澜堂、乐寿堂等宫殿群，西段则有听鹂馆、石舫等景点；后山建有藏式寺庙和仿江南水乡小镇而布置的买卖街（亦称苏州街）。昆明湖可分为后湖和前湖两区。后湖清静幽深，富有自然意境；前湖水面辽阔，气象雄浑。其南有十七孔桥，如卧波长虹，与湖内广润寺（龙王庙）相连。乾隆咏万寿山清漪园篇什极多，八十五岁时所写的《由玉河泛舟至万寿山清漪园》一诗对其作了全景式的描绘：
玉泉舟下玉河道，日丽风和波不雄。
芷白蒲青景有望，鸢飞鱼跃兴无穷。
清漪水声从新秀，万寿山光即渐融。
行不须臾吟数首，裴家构思或相同。
静明园在清漪园之西约四里，即玉泉山。原名澄心园，康熙年间更名静明园。山顶有定光塔，凡七层，乾隆年间仿金山寺塔式建。山中泉水喷跃而出，雪涌涛翻，乾隆以为“济南趵突不是过也”。静明园原有十六景，以四字标题，如玉泉趵突、竹炉山房、玉峰塔影、裂帛湖光、云外钟声等。后增十六景，以三字标题，有清音斋、华滋馆、冠峰亭、观音洞、试墨泉、如如室等，共三十二景。
畅春园在南海淀，原为明武清侯李伟别墅，康熙时加以葺治，命名为畅春园，作为在西郊理政引见官员之处。三山五园中，惟畅春园在乾隆年间无大兴作。乾隆以皇太后年高喜清适，故奉太后颐养畅春园中。
上述香山静宜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和畅春园之外，三山五园中的圆明园是乾隆皇帝营缮最勤、也最宝爱的一座御园。圆明园在畅春园北，与西约五里的清漪园一水相通。这里本是雍正皇帝居藩邸时的赐园。雍正初，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以圆明园为春、夏、秋三季临御听政之所。乾隆即位之初，在雍正御园的基础上，向东向北，“恢拓营缮，宏规大起”。在乾隆九年（1744年）以前，圆明园四十景告成，乾隆命唐岱、沈源等为每一景点绘一图，自己亲自题诗，成《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这四十景是：
正大光明勤政亲贤九洲清宴镂月开云
天然图画碧桐书院慈云普护上下天光
杏花春馆坦坦荡荡茹古含今长春仙馆
万方安和武陵春色山高水长月地云居
鸿慈永佑汇芳书院日天琳宇澹泊宁静
映水兰香水木明瑟濂溪乐处多稼如云
鱼跃鸢飞北远山村西峰秀色四宜书屋
方壶胜境澡身浴德平湖秋月篷岛瑶台
别有洞天夹镜鸣琴涵虚朗鉴廊然大公
坐石临流曲院风荷洞天深处天地一家春
上述四十景，据《日下旧闻考》的说法，雍正时已建有二十八景，乾隆新建的有曲院风荷、坐石临流、北远山村、映水兰香、水木明瑟、鸿慈永佑、月地云居、山高水长、澡身浴德、别有洞天、涵虚朗鉴、方壶胜境十二景。乾隆九年之后，圆明园内扩建工程仍在继续，著名的如安澜园、文源阁，以及柳浪闻驾、三潭印月、平湖秋月、雷峰夕照、南屏晚钟、断桥残雪等都是乾隆中后期增建的。以圆明园四十景为主的百余个景点，从每组建筑来说，千姿百态，争妍斗胜，各具特色。而从全园的整体布局来看，它们又错落有致、和谐自然地分布在山峦湖溪之间。
乾隆对圆明园的扩建，主要是在雍正时旧园的范围内调整整体景观，并新建一些景点。从乾隆十年（1745年）以后，他又在圆明园之东水磨村另辟新园——长春园，以作为归政后在西郊的颐养之园。因此，长春园虽不及圆明园大，但精致玲珑，集中了中西园林建筑的精华，鲜明地反映了乾隆的审美趣味。进长春园园门是澹怀堂，其西为前蒨园，蓓园后河北岸有小有天园；澹怀堂之北是淳化轩、含经堂；其东为如园，往北有狮子林。长春园北部的一段狭长地带筑有一组欧式建筑群——西洋楼。今天人们所说的圆明园，不仅包括长春园，还包括圆明园东南的绮春园（即万春园）。这三座园林总面积达五千二百余亩，仅次于承德的避暑山庄。从园林古建筑的艺术性来看，它又远远高于避暑山庄，以致欧洲人称其为“万园之园”、“无上之园”，是“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
乾隆时代续修或新修的皇宫和御园，包括塞外避暑山庄和其他离宫别苑在内，荟萃了我国古典园林建筑的最高艺术成就。把风景式园林的自然美与建筑式园林的人工美和谐地统一起来，烘托出一种诗情画意的境界；把南方园林的隽秀与北方园林的雄浑熔于一炉，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从而也打上了乾隆品味的深刻烙印。下面从乾隆倾倒于南方园林之美看看乾隆品味的另一侧面。
生长在北国的乾隆皇帝欣赏江南园林的奇石佳木、结构布局，与当时的京都风尚及其父祖欣赏趣味有直接关系。邓云乡先生在《红楼风俗谭》一书中介绍了江南张氏建筑世家对京师皇家及王公园林的建筑风格的巨大影响。戴名世《南山全集·张翁家传》记清初园林建筑家张南垣如下：
张翁讳某，江南华亭人，迁嘉兴……君治园林有巧思，一石一树、一亭一沼，经君指画，即成奇趣，虽在尘嚣中，如入岩谷。诸公贵人皆延翁为上客，东南名园大抵多翁所构也……益都冯相国构万柳堂于京师，遣使迎翁至如绘画，遂擅燕山之胜。自是诸王公园林，皆成翁手。会有修葺瀛台之役，召翁治之，屡加宠赉。请告归，欲终老南湖。南湖者，君所居也。畅春苑之役，复召翁至，以年老赐肩舆出入，人皆荣之。
文中提到的“益都冯相国”，是康熙初的大学士冯溥，张南垣为他缮治的万柳堂是当时文人雅集之所。张翁之名闻京师，以及江南园林风靡京师，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张南垣之子张然，字陶庵，当时皇家园林畅春园、玉泉山静明园、达官贵人家园如王熙怡园的设计都出于他之手。张然所处的时代应是康熙后期以至雍乾之际了。乾隆十二岁被圣祖养育宫中，郊外所居即张南垣父子主持营缮的畅春园，他对江南园林最初接触似乎从这时就开始了，但要亲自领略那令他思慕已久的南国名墅，则要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举南巡大典之时了。
首次南巡，一过扬州，乾隆便被江南风光之美所陶醉，他内心跃动着难以抑制的愉悦和兴奋。只要翻开他首次南巡留下的诗篇，就会感受到这个风雅天子“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欢快心情。在江南诸名园中，令乾隆激赏的是无锡寄畅园、苏州千尺雪、杭州小有天园和嘉兴烟雨楼。
乾隆驾至惠山寄畅园时，园主秦氏近族九位高年老者已跪迎在园门外，乾隆在游园后赋诗云：
轻棹沿寻曲水湾，秦园寄畅暂偷闲。
无多台树乔柯古，不尽烟霞飞瀑潺。
近族九人年六百，耆英高会胜香山。
松风水月垂宸藻，昔日卷阿想像间。
及至苏州，乾隆策马前往寒山，看到从岩壁上如雪花一般直泻而下的千尺飞泉时，心中首先萌生的念头是，自己与此山水有说不清的缘分。此景名“寒山千尺雪”，其地有飞瀑、流泉、奇石、古松，极为清幽，原为明隐士赵宦光所创，此时则范氏筑园于其地。乾隆初至寒山千尺雪，即写诗描述了他的观感：
支硎一带连寒山，山下出泉为寒泉。
淙淙幽幽赴溪壑，跳珠溅玉多来源。
土人区分称各别，岂能一一徵名诠。
兰椒策马寻幽胜，山水与我果有缘。
就中宦光好事者，引泉千尺注之渊。
泉飞千尺雪千尺，小篆三字铭云峦。
名山子孙真不绝，安在舍宅资福田？
檠陀坐对清万虑，得未曾有诗亦然。
雪香在梅色在水，其声乃在虚无间。
乾隆性喜幽静，他在寒山千尺雪得到极大的满足。出于对此景此情的留恋，乾隆再次游览千尺雪，并留下《千尺雪即景杂咏》一组小诗：
引水淙潭歕雪光，清游两度乐徜徉。
范家别业偏幽胜，导我闲吟半刻强。
厜礒门径步云岩，小阁三间迥不凡。
便与佳名颜听雪，何当坐此读华严。
湍激波回万状声，今来练影益晶明。
应缘毕献山灵枝，无不相宜雨与晴。
拱把竹笼曲折迳，抱环山叠屈迂屏。
吴人雅解增佳话，新样初看个字亭。
一室萧然翰墨香，绿云丛里奏笙簧。
烟霞供养无穷乐，何必弹冠慕姓王。
日后乾隆曾说：“昨岁巡幸江南，观民俗之暇，浏览江山胜概，寻古迹之奇，文物秀丽区也，其悦性灵而发藻思者，所在多有，而独爱吴之寒山千尺雪。”可见其对千尺雪爱有独钟。杭州胜景指不胜屈，首次南巡，乾隆则以为湖光山色“为南屏最佳处者”，莫过于汪氏家园，遂赐名“小有天园”。这里的妙处，恐怕还是它蕴蓄着一种为乾隆所迷恋的如佛似仙的幽远意境。且看御制《题小有天园》：
佳处居然小有天，南屏北渚秀无边。
如依妙鬟云中住，便是超尘劫外仙。
几曲涧泉才过雨，一园梅柳欲生烟。
坐来拈句浑难得，不落空还不涉诠。
乾隆对浙江嘉兴烟雨楼早慕其名，首次南巡，泛舟百顷南湖，对昔日吟诵烟雨楼的诸多诗作的意境，有了直观的感受，因而用韩子祁诗韵赋诗一首：
春云欲泮旋漾漾，百顷南湖一棹通。
回望还迷堤柳绿，到来才辨榭梅红。
不殊图画倪黄境，真是楼台烟雨中。
欲倩李牟携铁笛，月明度曲水晶宫。
第二次南巡，乾隆又对苏州府城中的园林狮子林产生了浓厚兴趣。狮子林，原为元朝菩提正宗寺的一部分，相传是元代画家倪瓒亲自设计的，他所绘《狮子林图卷》更使狮子林之名广为流传。乾隆时编辑的《石渠宝笈》即藏有倪瓒狮子林真迹，因此，对狮子林乾隆也心仪已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车驾抵苏州，狮子林已易主为黄氏私园——涉园，乾隆惊叹其“假山似真山”，命将内府所藏倪瓒《狮子林图卷》邮往印证，遂赋诗志其事：
早知狮子林，传自倪高士。
疑其藏幽谷，而宛居闹市。
肯横惜无人，久属他氏矣。
手迹藏石渠，不亡赖有此。
讵可失目前？大吏称未饰。
未饰乃本然，益当寻屐齿。
假山似真山，仙凡异尺咫。
松挂千年藤，池贮五湖水。
小亭真一笠，矮屋肩可掎。
缅五百年前，良朋比萃此。
浇花供佛钵，瀹若谈元髓。
未拟泉石寿，泉石况半毁。
西望寒泉山，赵氏旧遗址。
亭台乃一新，高下焕朱紫。
何幸何不幸，谁为剖其旨？
似觉凡夫云，惭愧云林子。
至于浙江海宁陈氏隅园，那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三次南巡初阅海塘时驻跸之地，皇帝改其园名为“安澜园”，下录御制《驻陈氏安澜园即事杂咏》六首之中的两首：
隅园旧有名，岩壑杳而清。
城市山林趣，春风花鸟情。
溪堂擅东海，古树识前湖。
世守独陈氏，休因拟奉诚。
别业百年古，乔松径路寻。
梅香闻不厌，竹静望偏深。
瑞鹤舞法影，时禽歌好音。
最佳泉石处，抚帖玩悬针。
上面提到的寄畅园、寒山千尺雪、小有天园、狮子林和安澜园等江浙名墅确实紧紧地牵系着乾隆皇帝的心。他有幸亲临其地，但又因不能常置身其地而未惬于怀。因此，先后命随行的画师绘图以归，以便在御园以及经常临幸的离宫中仿建。
最先仿建的是寒山千尺雪。乾隆命在西苑中南海淑清院建“千尺雪”，那里有明代假山乔木，峭蓓喷薄之形与吴中寒山千尺雪相似，但其地却没有自然的飞瀑景色，随即在避暑山庄找到一处“飞流漱峡，盈科不已”有天然之趣的地方，亦命名“千尺雪”，可惜那里并无松石古意。最后在京东蓟州盘山行宫（静寄山庄）才找到了堪与吴中千尺雪气势、意境相比的天然景致，皇帝是这样描绘此事的：
今春来盘山，游文皇所为晾甲石者，汇万山之水而归于一壑，之湍奏石面，谡谡之籁响松颠，时而阴雨夕晴，众溪怒勃，则暴涨砰訇砉焉，直下挟石以奔，触石以停，鞳然铿然，激扬溏然，虽千夫擅洪钟有不足比其壮者。
于是，相度其势，结庐三间，额以“三尺雪”，乾隆才满意地叹道：“寒山千尺雪固在是！”同样，苏州闹市中的狮子林，乾隆亦“令吴下高手”肖其现制在长春园、盘山行宫和避暑山庄各选一景。长春园中的狮子林以假山取胜，先有狮子林、虹桥、假山、纳景堂、清閟阁、藤架、磴道、占峰亭八景，后又添八景：清淑斋、小香幢、探真书屋、延景楼、画舫、云林石室、横碧轩、水门。
无锡秦氏的寄畅园则仿造于清漪园万寿山东麓，定名为“惠山园”（嘉庆时改称谐趣园）。乾隆记此事云：“江南诸名墅，惟惠山秦园最古。我皇祖赐题曰‘寄畅’。辛未（朝隆十六年）春南巡，喜其幽致，携图以归，肖其意于万寿山东麓，名曰‘惠山园’。一亭一径，足谐其趣，得景凡八。”这八景是：载时堂、墨妙轩、就云楼、谵碧斋、永乐亭、知鱼桥、寻诗径和涵光洞。如今圆明园、盘山和避暑山庄中的千尺雪与狮子林等仿江南名园的景点皆不可复得了。惟有万寿山东麓林木掩映中的谐趣园可供游人寄兴舒怀。这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
海宁陈氏的安澜园亦仿建于长春园中，烟雨楼则仿建于避暑山庄青莲岛上。乾隆南巡入浙，往往在霏霏春雨中登上烟雨楼，吟诵“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句；而驻跸山庄望雨时，据说登斯楼亦“率有雨”，且“试之屡验”，因此御制诗有云：“湖楼肖嘉兴，烟雨其名善。南巡实每副，北驻亦屡眷。”
乾隆皇帝在京师御园和外地离宫中仿照江南名园或南国风景意境而营建的景点所在多有，指不胜屈，晚清文人王闽运以“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这样的诗句作了生动贴切的概括。
作为大内皇宫、西苑三海、三山五园、避暑山庄，以及那数不清的离宫别苑的总体设计师，正如一个目睹圆明园美景的英国牧师所言，必须是“一位身兼诗人、画家、历史家、美术品鉴定家、中国学者和其他别种天才的人物”。这个人物只能是乾隆皇帝，难道有可能是其他任何什么人吗？这个英国人眼光犀利、判断精确，不过，他的话还有未尽之处。他忽略了这个总体设计师还必须是一位天马行空、睥睨今古的政治巨人。乾隆皇帝对圆明园的“规模之宏敞，丘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这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成就自然引为自豪，但他所追求的又何止于此呢？正如乾隆自己所说的，“天空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实无逾于圆明园者！乾隆皇帝在园林建筑上孜孜以求的正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宏伟壮观。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艺术上的审美趣味的范畴，而具有强烈的政治美学的色彩。在中国古代的漫长岁月里，大概只有一个人堪与乾隆皇帝前后相望，彼此矜夸，那就是“每破诸侯，写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谓，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宇复道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的秦始皇帝了。
六、残垣断壁远瀛观
坐落在京城西北“荒烟蔓草映寒流”的圆明园遗址近来已着手补缀修饰，以招徕中外游客了。然而，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今天整个圆明园象征的远瀛观的残雕断砌，国人却多主张留给炎黄子孙世代凭吊。有一位作家就委婉地说过：“仿佛听得说要修复圆明园了，我想能不能留下一部分废墟呢？最好远瀛观一带。”
远瀛观大概是圆明园中最经得起历史磨难的宏伟坚固的建筑了，连英法联军灭绝中华文明的熊熊烈火也未曾将它化为乌有。如今，两个半世纪，九万一千余个日日夜过去了。它那阅尽人间沧桑的巨大的雕花石柱依然默默地屹立在那里。在游人散尽、夕阳残照下，这片残而不倒、突兀特立的废墟似乎又沉醉在昔日十全圣主乾隆皇帝驾临观看“大水法”（喷泉）的回忆之中了。
是的，乾隆时代这里实在太美了！富丽堂皇，金碧辉煌，精美绝伦，巧夺天工……这一切美好的词汇都不能描摹其状，大概“此景只应天上有”才能略得其神韵。
远瀛观在那时不过是圆明园的附园长春园北部占地四公顷二十七公亩的一组欧式宫殿群的一部分，这组欧式宫殿群人们通常称为“西洋楼”。
西洋楼始建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而在此之前，圆明园中就有了仿“泰西”水法而修的“水木明瑟”。乾隆皇帝在乾隆九年（1744年）为圆明园四十景《水木明瑟》题诗中这样描写：
林瑟瑟，水泠泠，溪风群籁动，山鸟一声鸣。
斯时斯景谁画得？非色非空吟不成。
乾隆很少填词，而这首《调寄秋风清·水木明瑟》就是屈指可数的词作之一。在词前还有小注云：“用泰西水法，引入室中，以转风扇，泠泠瑟瑟，非丝非竹，天籁遥闻……”所谓“泰西”，即“极西”之意，当时指欧美各国。“水木明瑟”这处景点之所以使人感到有一种林瑟瑟、水泠泠、天籁遥闻的幽静神秘意境，是因为仿西洋“水法”，将水引入了室中。有的学者指出，圆明园中这处引入西洋建筑风格的“水木明瑟”是仿扬州园林“水竹居”兴建的。但首次南巡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说“高宗（乾隆）南巡，行幸所经，写其风景，归而作之，增置园中，列景四十，水木明瑟亦当仿水竹居为之”，恐怕难于说通。事实可能是，乾隆对西洋建筑早就神往，“水木明瑟”引进泰西水法，不过是小试其技而已。若说大规模修筑欧式宫殿群，则是从乾隆十二年开始的，而使皇帝动此念头的，依然是“泰西水法”。
乾隆十二年皇帝在欣赏一幅西洋铜版画时，对欧洲园林中的喷泉发生了兴趣，于是让随侍在旁的西洋传教士郎世宁向他作一解说。
郎世宁，意大利人，名约瑟·迦斯提里阿纳，十九岁时加入了天主教的一个教派——耶稣会，开始为教堂作画，技艺日臻精湛。后来为耶稣会向海外传教的计划所激励，自告奋勇地前往中国。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抵达澳门，随即奉命进京，以三跪九叩大礼觐见康熙皇帝，从此开始了身历康雍乾三朝的宫廷画师生涯。为了实现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东方大地上传播上帝福音的理想，这位二十七岁的意大利青年像其他来华的耶稣会士一样，为使中国人感到亲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郎世宁，而他的艺术才能正是雅好艺术、垂青西洋技法的乾隆皇帝即位后，才受到激赏，并发挥到了极致。
当皇上亲切询问时，郎世宁尽其所知，详细地描述了西洋园林中的喷泉。不过他也如实地告诉皇帝，喷泉的制作，涉及机械物理等广泛的学问，这并非自己所长。
“难道宫中就没有一两个西洋人擅长此道吗？”皇上急切地问。
“是，当然会有。”郎世宁肯定地作了回答。
乾隆沉吟片刻即退入寝宫，据其他传教士的记载：
清帝甫退入私殿，一内侍出而告彼（郎世宁）：“若有欧洲人，能担任制造喷水池者，明日彼应即使其高升。”即命令彼，任意出价，寻觅能办此事之人。于是，大众全注目于神父蒋友仁。
蒋友仁，法国人，也是耶稣会士，比郎世宁小二十七岁，来华也晚得多，那是在乾隆九年的时候。蒋氏精研天文、历法，对机械之类也独擅其长，因此在宫中供事的传教士们自然“全注目”于他。当乾隆皇帝召见他，说明准备建造西式宫殿，并在宫外配置西洋“水法”（喷泉），想让他设计并建造时，蒋友仁曾自陈才力不足胜任。不过皇帝仍让他勉为其难，宫殿部分可由郎世宁画图设计。蒋友仁终于应允了。据宫中传教士记载：“清帝大为喜悦，且谓即时颁发命令，凡被调遣工人，所为之事，均须遵照实行。”蒋友仁亦不负乾隆所望，很快呈献上了第一座西式建筑群蓝图，据说“极合清帝之心意，清帝命人将其送至私室，以便闲暇时熟观谛审，因此且决意建筑一欧式之宫殿，亲自于花园中择定地址，且命教士郎世宁与神父蒋友仁协力合作，绘一结构大略之蓝图”。
这乾隆亲自择定的地址，即圆明园附园长春园北部一东西狭长地带。
长春园原址为圆明园之东的水磨村。乾隆时始拓为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独特的皇家园林。此园何以“长春”名之？原来雍正年间乾隆为皇子时，皇父曾赐居圆明园中的“长春仙馆”，且赐号“长春居士”。如今由圆明园向东拓展之园，即命名为“长春园”。依乾隆之意，是想把此园作为自己归政后的颐养天年之所，因而其建筑也格外精益求精。
当第一座西洋楼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后，乾隆“每日均来观察，且时常发问”。他对于设计、建筑，以至建成后官殿内外布置，包括每一细节都不放过。根据清宫内务府的档案记载，乾隆皇帝曾指示这座后来名为“谐奇趣”的西洋楼的游廊等处要画西洋油画。后来，皇帝还发下一张由郎世宁设计的谐奇趣宝座背后照壁的纸样，同时降旨：“著造办处照周围吊屏做法，做楠木花纶贴金，空白俱嵌玻璃。”当年秋天，第一座西洋楼及楼前的喷泉完工，对这座整个西洋楼最西面的一组建筑，后人描述有所不同，有的说是圆形喷水池中，由四只铜制羊和十只天鹅喷射出一束束光彩夺目的水柱，有的却说喷水池中还有一尾大石鱼。且看后者的描述：
谐奇趣楼前有一巨大的海棠式喷水池，这条大石鱼居池中，口内喷出的水柱高达五丈，周围有四只铜羊、十只铜雁，口中射出束束水柱成曲线落入池中。乾隆遂以“天谐奇趣”之意，取名“谐奇趣”。这里是皇帝欣赏音乐和喷泉之处，乐队演奏的，有说是蒙、回、西域乐，有说是西洋乐。
据这位名为“晓真”的作者说：“可惜圆明园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这尾石鱼也‘流落’到了北京大学。如果有兴趣，不妨去北大未名湖一游，站在西岸向湖中望去，“会发现离岸不远之处有一石鱼似从水中跃起”呢。
还是把话题拉回来，看看乾隆皇帝对第一座西洋楼落成的满意情态吧。据皇帝身边的西洋传教士说，乾隆曾向王公大臣们夸耀自己有知人之明，他说：“朕固预知且深信神父蒋友仁，苟非确有把握能做成者，彼决不贸然担任。”皇帝还十分得意地向那些如小学生听讲一般的王公大臣们讲解西洋“水法”的理论，以表示在工程进行之前，自己早有成竹在胸。
当时，西洋水法成功一事，乃宫中之一奇闻，并由宫中渐渐传至满朝。正当蒋友仁功成名就，可以稍作休息的时候，不料乾隆又命令他筹建设另一西洋宫殿及水法。这第二座宫殿即后来被命名为“海晏堂”的最大的一座西洋楼。在外国传教士的笔下，它前面的喷泉真可与法国巴黎凡尔赛宫相媲美：
另一所巨大宏丽之欧式新宫殿，其中花园集美景佳趣于一处，凡人所能幻想宏伟奇特之喷泉应有尽有……最大者与凡尔赛王宫，及圣克劳教堂之喷泉颇足并驾。当清帝坐于宝座之上，望见左右两边，有两座巨大之水塔及附属物，前面复有喷泉环集，其分配之法，颇费匠心。又有一游戏表现战争之状，于池内、岸边、岩顶，及随处适宜之地点，杂放鱼鸟及各种动物，若随意乱放者，形成一半圆形，其状乃愈村野乃愈悦目。但最使蒋氏感觉繁苦者，即此第二座宫殿脚下这喷水管口。因华人以十二兽类分别代表一日十二时辰，彼遂制一时计，继续喷射清泉，无时或断，每二小时之内，有一兽口中涌射喷泉，他兽继之，轮流如此，周而复始。
下面就来细说这组“最使蒋氏感觉繁苦”的十二属相喷泉。海晏堂阳台两侧有两道宽宽的由上而下逐级延伸的台阶，它们中间有两只铜海豚在向空中喷射水柱，水流则缓缓注入地面的水池。台阶栏杆外面，还有两只铜狮从口中喷水。宫殿前的宽敞空地上分布有许多小喷泉，而由这些小喷泉环抱着的就是匠心独具的十二属相大喷泉。这座庞大喷水池的两侧边缘各排列六座人体兽头的青铜雕像。兽头依次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分别代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时辰。每隔一时辰（两小时）即由表示这一时辰的人体兽头喷水，正午则十二青铜雕像同时喷出水柱，集中落在大喷泉中心一个精巧的铜制漏壶——中国古代用水计时的容器里。
请设想一下，人体而兽面，且堂而皇之地陈设在皇家御园之中，组成一座奇异古怪的时辰钟，似乎很难为具有传统欣赏口味者所能接受。据说咸丰皇帝的母亲，曾以皇太后的懿旨，命人收起了这组人体兽首雕像，并放在一仓库里。然而，这组充满了怪诞意味和异国情调的青铜雕像，肯定激起了乾隆皇帝的强烈好奇心，并得到了他高度评价。
今天人们看到的远瀛观残垣断壁不过是蒋友仁、郎世宁等西洋传教士设计并指导建筑的第三座西洋楼的劫后余灰而已。远瀛观这组建筑群在海晏堂东邻，从南北中轴线上它可分为三部分：北部是主体建筑远瀛观，坐落在巨大石砌的高台上，坐北朝南，汉白玉石柱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在这座金碧辉煌的西洋宫殿里，盛陈珍宝名画，据说壁上还悬挂着法王路易十五赠送的挂毯；中部是称为“大水法”的半圆形水池，紧靠在远瀛观台基之下，喷水池中有一作奔跑状的铜鹿，两旁各有铜狗十只，个个活灵活现，仿佛正在合围猎捕铜鹿；南部则是乾隆皇帝观赏喷泉之所在，故称“观水法”。在大理石铺盖的地面上，安设皇帝的宝座，宝座后竖立五面石刻屏风，有纹饰精致，表现各种武器陈设的浮雕，雕有刀、剑、胸甲和头盔等等。每当皇帝到来时，所有蓄水池同时给水，强大的水柱从铜狗口中喷出，一齐射向铜鹿，而同时两只鹿角也向空中喷水，此景因此称为“十狗逐鹿”。乾隆皇帝在《远瀛观歌》中绘声绘色地描述道：
石级参差列珠树，玻璃为牖佳境布。
八窗洞开引清风，翠屏紫凤萦香雾。
除了上面提到的谐奇趣、海晏堂和远瀛观之外，长春园北部呈带状展开的西洋楼建筑群还包括养雀笼、方外观、蓄水楼、万花阵、花园门、线法桥、线法山，线法山正门、方河、线法东门和线法墙等西洋楼和园林小品。这些建筑从乾隆十二年动工，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基本完成。也有人说西洋楼始建于乾隆十年，历经十四年之久，至二十四年告竣。
关于西洋楼的建筑风格，后人作了如下的概述：
此地的欧式宫殿，是一七四七年才开始建筑的，式样仿照郎世宁的绘画……郎世宁的鼓舞力，必是从意大利湖艇式的建筑中引来。有些屋宇的正面，弯曲着微波的纹路，门窗上巨大的螺旋形，使人联想到巴罗明式的建筑，又仿佛十六世纪末叶日内瓦式一的宫殿，就全体结构来看，法国的影响较不显著，虽有一二处屋宇正面，整整齐齐，作古典式，可由其稍微踪迹出来。还有屏墙上装点的镶板，实际上这些物品，似乎仿照十八世纪的雕刻。其一他种种装饰物品，如用作点缀的石块、贝壳、花纹、花环、壁龛，和雕镂着精致花纹的方格，都与路易十四时法国雕镂的物品，似有吻合之意。
但也有人指出，西洋楼在细部和装饰方面也采用了许多中国的手法。另原北平图书馆藏有长春园中谐奇趣、海晏堂等处图样甚多，俱为宫廷建筑大师“样氏雷”家旧物。由此可见，雷氏也参与了西洋楼的设计和修建工作。
当然，绝对不应忽略的是，这座西洋楼的设计师不管是郎世宁、蒋友仁也罢，样氏雷也罢，他们都要听命于圆明园最高权威的总体设计师——乾隆皇帝。清宫档案记载，乾隆曾降旨郎世宁，让他参照内廷收藏西洋铜版手卷中的欧洲建筑，绘制“水法房”（似为海晏堂）大殿、游廊的“通景画稿”。还屡屡命太监传旨，“长春园含经堂照背后，著郎世宁照静宜园情赏为美趄廊内油画起稿，画通景画”；“长春园海岳开襟，著王致诚画骚青地异兽十六张”；“水法池内所需铜鹅、铜鸭等件，著交造办处精细成造”；“西洋水法房内装修不必做，将黄底黄花毡要些，在京内无有的稀奇物件，著带些来”；“长春园水法房正殿花盖靠背坐褥，著郎世宁画样发往南边成做”，等等。由此可见，从总体风格讲西洋楼无疑是欧洲风格的，但这种异国情调的园林建筑所以能在中土植根，说到底是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审美趣昧的认可才能实现的。
遗憾的是，人们今天只能通过远瀛观的残垣断壁来追寻这位风流懦雅帝王的西洋意趣了。
七、如意馆里的西洋人
乾隆皇帝钟情西洋艺术，不仅表现在建筑上，他的兴趣是广泛的，诸如音乐、钟表、玩具，特别是绘画，都曾强烈地吸引过他。
建筑被人称为凝固的音乐，音乐与建筑有一种相通的艺术之美，乾隆也曾留意过西洋音乐。乾隆六年（1741年）在准备续修《律吕正义》里，就让主持这项工作的乐部大臣张照去请教长期供奉内廷、而且在康熙时参与过纂修《律吕正义》的西洋乐师德里格（意大利人）、魏继晋（德国人）和鲁仲贤（波希米亚人）。张照遵旨考察了他们的西洋乐器，听了他们的演奏，评价不高，他向皇帝汇报说：“其音不仅不像殿陛所用庄重音乐那样中和庄重，与俗乐相比，更噍杂促数，不堪入耳。”皇帝的兴致并没有被张照这一盆冷水浇得低落下来，仍让魏继晋与鲁仲贤合作歌词和乐曲十六篇，在西苑瀛台教授琴谱，而且还让他们教小太监学习“大拉琴”（似为大提琴）和“小拉琴”（似为小提琴），以便让居于深宫的女眷们也领略一点带有异国风情的乐曲。
乾隆皇帝对西洋钟表的爱好和搜集则近乎狂热的程度。那时西洋钟表主要来源于与洋商打交道的粤海关监督采办、外国来华使臣进贡以及封疆大吏、盐政织造们的年节孝敬。有一次皇帝传旨两广总督李侍尧和粤海关监督李永标：“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大而好看，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进贡几件来！”这是皇上对最亲信的两个奴仆讲话，无须做官样文章，掩饰其汲汲搜求的心态。乾隆皇帝搜集到的洋钟洋表太多了，以至大内皇宫和离宫别苑摆不下，赏给阿哥、公主及亲幸大臣之外，等而下之的则弃置库中，经年不动。他对西洋钟表的热中，终其一生而不懈，除设法搜求地道进口钟表及广式、苏式钟表外，还在圆明园中特备“钟房”（又名做钟处）。其中有一位名叫西澄之的洋教士因工于机械最受青睐，旁人因而称之“西老爷”。据同在内廷的西洋传教士的传述，这位“西老爷在朝里，在花园里，做钟做玩意，天天见万岁，万岁很喜欢他，很夸他巧，希望他说话”。
这位西老爷不仅会做洋钟洋表，还善于做装有机械发条的玩具。他和另一位名叫杨自新的修士同居钟房，曾做过一头“自行狮子”，能行百步之遥，发条就藏在狮于腹内。乾隆皇帝几暇游乐，看着“自行狮子”昂首阔步走过来，十分开心。但他看不惯狮子身上的皮毛，。就让西澄之换成了绒毛。西澄之做的“自行人”，皇帝也过细地指点到把洋帽子改换成中式抓髻。对西方奇巧的玩意儿，乾隆并不迷信，他喜欢，但也要加以改造，使之适合自己的欣赏口味。
值得一提的是，西澄之、杨自新等所造的机械玩具往往是骇人的庞然大物。有一次他们搞了一件叫“自行鳌山”的大家伙，光向做钟处就要了长八尺、宽一寸的发条两根，长一丈四尺、宽一寸七分的四根，长一丈四尺、宽二寸的两根。这些狮、虎、熊、人以及各色陈设等等西洋玩意中，最令皇帝激赏叫绝的当属“万年欢”了。这是由郎世宁参与设计外观，皇帝亲自指示“水法座子改铜胎撒镀金，鸳鸯做珐琅的”一件机械人表演戏剧的超大型玩具，专为庆祝皇太后六十寿辰而制造的。为讨得母亲欢心，皇帝特地跑到如意馆仔细观看。“万年欢”制成献上后，皇太后果然兴味盎然，赞不绝口，参与设计、制造的洋人们因而得到优厚的赏赐，同行说他们“脸上十分有光”。
应该说乾隆皇帝对西洋建筑、音乐、钟表和玩具所表现出来的趣味，不过仅仅停留在欣赏的肤浅层次。他直觉地感到一种新的刺激、异域的美，而对其艺术的深奥底蕴却不想探究。然而，对西洋绘画则不然，他不仅能道出其艺术上的短长，而且挟天子之力，引导以朗世宁为代表的、由中外著名画家组成的群体创造出了一种融会中西的新体绘画风格。
前面曾经提到过，在故宫养心殿西暖阁有一著名的“三希堂”。在这大约八平方米的斗室的西墙上，可以看到长、宽各约两米的一幅巨画。画面正中是一个通往花园的月亮门，花园中有两位身着大袖宽袍、儒者模样打扮的人，其中面容富贵慈祥者就是乾隆皇帝。他手里拿着一枝梅花，神态怡然自得。这幅画人物头像用西洋画法，背景和服饰则是中国传统绘技。其最大的特点在于，画家采用了所谓“焦点透视法”，画面两侧的花格窗户和铺有花砖通往花园过道的延长线都集中到花园深处的某一点，从而产生了画面深远无际的艺术效果。这种画法在起稿时，先要在画面上确定“灭点”，然后用线拉出线条来，所以当时人把这种“定点引线之法”所绘之画称为“线法画”。三希堂中这幅画的主要作者，就是清代线法画的创始人和传播者，也是最有权威的线法画大师郎世宁。
郎世宁曾为皇帝设计西洋楼，但他最擅长的是绘画。他画线法画，也画西洋油画，这位绘画大师作画以中国笔墨、颜色、绢纸为工具和材料，参以西洋画技，画出的人物肖像、静物写生色彩有浓淡明暗之分，极富立体感，乾隆皇帝名之为“凹凸丹青法”。郎世宁所绘《十骏图》共十轴，俱长一丈六尺六寸、宽九尺八寸五分。乾隆八年（1743年）皇帝让翰林们评定等次，张照等奉命给十幅骏马图都评为上等。乾隆十三年（1748年）准噶尔蒙古进贡良马，皇帝见这些西域良马变态联翩，一一如龙，于是命郎世宁等又画了《大宛骝图》、《红玉座图》和《如意骋图》三轴，续入了《十骏图》。这年夏天，皇帝在《龙马歌题郎世宁所画》这首诗中，把郎世宁誉为曹霸、韩干再世的“神笔”，并生动地描述了他极为欣赏的画技绝伦的群马图：
垌野坦夷繁百草，周以绣岭带锐川。
龅饮既适马性悦，作息乃得全其天。
目迷万景姑弗论，粗陈厥状真奇焉。
翘足而陆泅而水，饱而卓立倦而眠。
怒者奋蹬嬉者啮，痒者摩颈跃者旋。
突者鹜者兢相赴，或改其意中俄延。
或背而驰似相忌，或依而就如相怜。
夫惟衔轭之不借，故无窃辔与诡衔。
鲁颂一言蔽诗义，蒙庄数语包全篇。
骅骝骐骥世常有，谁言今也无曹韩？
流传至今的郎世宁所绘乾隆御容肖像之多，如排列在一起，足以构成自乾隆阿哥时代至皇帝中年的连续画卷。在他笔下，皇帝面色光亮明朗，皮肤白皙柔润，目光炯炯有神，活现出一位不怒而威的英主形象。郎世宁为皇帝所画的生活小像，有时也由其他宫廷画师配上中国画背景。乾隆十八年（1753年）夏天皇帝在御园中纳凉，他优闲地倚坐在古松泉水间的假山石上作凝神沉思状，让郎世宁画人像、张宗苍画山水，画成后皇帝戏题小诗云：
松石流泉间，阴森夏亦寒。
构思坐盘陀，飘然衫带宽。
能者尽其技，劳者趁此闲。
谓宜入图画，匪慕竹皮冠。
“竹皮冠”者，系汉高祖刘邦为寻常百姓时用竹皮所作之冠。乾隆在这里用这个典故，是说自己日理万机，辛劳之余，消暑纳凉，让“能者”郎、张绘入图画，而自己绝无为政厌倦、羡慕平民百姓之心。其实休息尽可以好好休息，无须作此表白，乾隆的矫情，于此又可略见一斑。
除郎世宁外，供奉内廷在如意馆中奉旨作画的西洋传教士，还有王致诚（法国人）和艾启蒙（波希米亚人）等，但他们在皇帝眼中的地位不及郎世宁。
如意馆隶属于内务府下的养心殿造办处，关于它所在的确切地点，礼亲王昭裢在《啸亭杂录》中是这样说的：“如意馆在启祥宫南，馆至数楹，凡绘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裱褙帖轴之诸匠皆在焉。”昭梿生于乾隆四十一年，又是近支王公，所记如意馆位置本不应错，但今人杨伯达先生据清宫档案指出其说并不确切。杨伯达说“如意馆位于圆明园福园门内东侧，二十景之一的‘洞天深处’之东北邻”。至于昭裢所说的启祥宫，亦造办处属下的一个工作机构，所管理的亦是以绘画为主的画家，并包括玉、象犀、商丝等工。它与如意馆一样，都是以殿座名称命名的特殊的高级作坊，“其任务也是一致的，那就是皇帝初春由宫内迁往圆明园时启祥宫的管理人员，画家和工匠也随之移入圆明园的如意馆；冬季如意馆中一套人员又随皇帝迁回紫禁城启祥宫”。
在如意馆内效力的画师，通称“画画人”，传教士身分的外国画师则被称为“西洋画画人”，有的太监也称他们是“画画蛮子”，可见其地位并不高，但郎世宁除外，他被皇帝破例授予奉宸苑使，赏给了饰有蓝宝石的三品顶戴，所以在周围人的眼里，他是一个特殊人物。有的传教士对他有如下的描述：“画画的郎老爷，官名‘世宁’，圣名‘约瑟’，很有德的，万岁很爱他的，他有河道雪亮蓝顶戴，王公大臣面前，有体面。”
乾隆三十一年，年近八旬的郎世宁客死中国，乾隆命追赠侍郎衔，并赏银三百两，隆重办理丧事。郎氏葬于京西阜城门外葡萄牙墓地诸传教士墓中最西一列，北数第三号。
郎世宁为了主的事业，万里迢迢来到了中国，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他遭逢人间圣主——乾隆皇帝，从而把西方的艺术和华夏古老的艺术融合在一起。郎世宁之所以能蒙受皇帝的垂爱，似乎是他不仅适应了宫中刻板而单调的生活，而且也有意识地改变了自己固有的画风，以迎合乾隆的审美情趣。
中国画大抵分工笔和写意两派，前者用笔细密，渲染工致；后者着意高简，传神而不求形似，但无论写意，还是工笔，都讲究气韵，强调不为物象所役。在这样的文化、艺术氛围熏陶下成长起来，可与同时代名画家比肩的乾隆皇帝慧眼独具，对漂洋过海而来的异域画风给予了高度评价，允许郎世宁等人用纯西洋画法，在皇家园林的殿阁楼台中绘上大量的油画，也为自己画了一幅幅油画御容，并让这些西洋画师把透视法等绘画技法移植到中国画苑，用中国画的传统材料和工具，仿照西洋画风格，追求物象的质感和流动的笔触。乾隆皇帝赞誉郎世宁为“神笔”，主要是欣赏他所代表的为中国画所不具备的西洋画写实的长处。因此他说“写真世宁擅”，“写真无过其右者”。正由于乾隆对西洋画法的偏爱，所以在当时清官中打开了一扇窗口，中国的艺术家们可以从那里窥见西方近代绘画的一角，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有限的创作天地，让郎世宁这样才华出众的西洋画家们发挥他们独擅的绝技。
然而，乾隆皇帝毕竟只能从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趣去理解、赏析、品鉴和裁量这些纯粹异国情调的图画。他认为包括郎世宁在内的西洋画师们的作品，缺乏中国画特有的神韵，因而批评郎世宁的画说：“似则似矣逊古格”。这个看法与如意馆里中国画家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乾隆绝不满足于当一名客观的批评家和高明的鉴赏家，他还要按照自己的绘画观和审美观对这些“西洋画画人”的技法加以改造。奉旨作画的郎世宁等西洋人在清宫中是找不到一座可以恣意发挥自己才华的舞台的，他们只能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冲突的漩涡中艰难地寻觅一隅立身之地。正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郎世宁在宫廷中所画的“线法画”虽给观者以纵深感，但又不尽守透视法的规则。来华的泰西使节看后不满意，说它“既不守透视法之规则，于事物之远近亦不适合”。他作画施彩虽兼顾浓淡深浅，使肖像、静物富于立体感，却因此而笔力不周，显得气韵不足。中国画家也不满意，说缺乏神逸，全无笔法。总之，郎画既非中国画，亦非西洋画，而是在乾隆皇帝的审美趣味塑造之下，开创的一种以西法为本，参以中法，据其西洋写意的素养，而仍以中国笔描彩绘为依归，最大限度地追求形神兼备的别具一格的新画体。尽管远未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但它在中西艺术交流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
在中西两种文化传统、审美观点大异其趣的环境中作画的郎世宁处境之难堪是可想见的，然而他没有向旁人倾吐过自己的苦闷。他的如意馆中的同事法国人王致诚却难以忍受，在向教廷发回的信函中抱怨道：“终日供奉内廷，无异囚禁，主日瞻礼，亦无祈祷暇晷，作画时频掣肘，不能随意发挥。”怀着这样近乎愤懑的情绪，王致诚拒绝了频频掣其肘的乾隆皇帝授予他四品官衔的隆恩。
清朝最伟大的三个皇帝——康雍乾三帝——对西洋文化艺术的爱慕是一脉相承的。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喜爱郎世宁所绘的《百骏图》，他让法国传教士巴多明等验看步行日晷仪、西洋显微镜等，表现了对西洋器物的求知欲望。为人们所熟知的雍正头戴西洋假发的画像，最生动的地揭示了这个令人生畏的东方君主神往西洋文明的内心世界。不过雍正也好，乾隆也好，在真正了解西洋文化底蕴上，谁也不能同康熙皇帝相比。康熙也喜欢西洋艺术，但他更重视的是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乾隆则对自然科学知之甚少。他在诗中坦率地承认：“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习值髫年。而今老固难为学，自画追思每愧旃。”再来看看他们祖孙二人对待西洋钟表这件小事的差异吧！康熙不仅热衷于搜集各式西洋自鸣钟和时辰表，而且在宫内创建了做钟处，聘请英国著名钟表设计师法斯·斯塔林主持仿制欧洲机械钟，终于制造出了“当时西欧技术最先进，工艺最精良的各式钟表”。而乾隆似乎对钟表的机械构造和功能毫无兴趣，他的精神贯注于玩意钟的外在细节，如“人头、手做象牙，衣纹另作鲜明，里面安排玻璃镜四块，门上玻璃三块”之类钟表的造型与装饰上，以显示他超人的艺术眼光。康熙皇帝从当时世界大势变化和科学技术方面中西方的差距，敏锐地觉察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而乾隆皇帝则缺少这种极可宝贵的忧患意识，至少他没有公开这么说过。他陶醉于数十名为达到传播上帝福音目的而效力内廷的画师、天文学家、测绘专家、外科医生……对他的崇拜和忠诚上，陶醉于对异国奇珍的广泛搜集，以及圆明园中几组欧式建筑的非凡气派上。乾隆的西洋意趣，固然反映了他的艺术气质，但他的“纵情恣意”于“异国风味”中，主要是为了炫耀，炫耀富有、炫耀权力、炫耀超越今古、至高无上的尊严，既向海内臣民炫耀，也向前来观瞻“天朝上国”的周边藩属和泰西各国使臣炫耀。
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国王若瑟第一的使臣巴哲格来华，这是乾隆登极后首次接待前来朝觐的西洋使节。当时长春园北路一带的谐奇趣等欧式庭园楼阁正在兴建之中，皇帝一次又一次地催促加紧施工，想赶在巴哲格来京前完工。据如意馆内的西洋人记述：“钦差（按指巴哲格）未来之先，万岁对西老爷（西澄之）说过好几次，你们快快完西洋房子，你们的西洋大人来了，我叫他看我的西洋房子里的陈设，都是大西洋的很好的东西。”
天朝大国，无所不有，包括海西各国恃以夸耀的东西，也荟萃于皇家的禁苑之中。乾隆皇帝要让这位博尔都噶里雅国（即葡萄牙）的“钦差大人”瞠目结舌，自叹弗如，而拜倒在中央之国伟大君主的脚下。这种心情在他怡然自得地漫步于西洋楼时，往往从心底油然而生，且看他的《观谐奇趣水法》一诗：
连延楼阁仿西洋，信是熙朝声教彰。
激水引泉流荡漾，范铜伏地制精良。
惊潮翻石千夫御，白雨跳珠万斛量。
巧擅人工思远服，版图式廓巩金汤。
不幸的是，西洋“远人”并未宾服，中华版图也没有固若金汤。清咸丰十年（1860年）秋英法联军打到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包括乾隆皇帝用以向五洲四海夸耀中华声教的西洋楼，而时间恰恰在西洋楼落成后的一百周年。
据一位这场人类文化浩劫的目击者叙述：
圆明园和附近的所有宫殿，都一齐架火燃烧起来，两天两夜。这些遭劫的避暑行宫，火光熊熊地烧着，仿佛一张幔子，罩着当日的行幸处所，并且随着大风，烟雾吹过联军的营盘，蜿蜿蜒蜒，到了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没资，仿佛一个长期的日蚀。
与焚毁同时，英法强盗开始疯狂的剽掠和野蛮的破坏，一位作壁上观的法军随军翻译描述道：
有互撞而相争者，有将仆或已仆者，有仆而复起者，有矢誓有讪骂者，有大声嘶喊者，所获如是，犹之蚁穴为足所蹴，群蚁各衔米粮虫草等物，向穴狂奔而入。军士至有以首探入红漆衣箱，或卧于织金绸缎内，搜寻珍物者；或有项悬珍珠朝珠者；或攫取时钟者；或以斧劈取箱笼所嵌宝石者。更有一兵，愚鲁可嗤，毁一钟，系先法皇雪斯第十五时代所制之物，以其水晶计针，而误以为金钢石者。火势正烈，若辈各运所抢之物，置于空地上，复以绸缎皮衣压火上以熄之，而火愈烈，穿过高墙，而若辈仍穿越宫殿，肆行抢掠。
被焚毁和劫走的除开有价值可以计算的金银珠宝外，还有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满箱满筐的珍贵书籍，神采飞扬而潇洒自然的名画法帖，以及商周鼎彝、秦砖汉瓦、历代名砚、乾隆时代的玉雕、漆器、名瓷等等绝世珍品……这一切一切，包含着乾隆皇帝那一言难尽的西洋趣味，在顷刻之间都被毁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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