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代文字狱档》“严譄私拟奏折请立正宫案”，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曾极为秘密地处理了一件涉及那拉皇后南巡途中触犯皇帝一事的大案，其经过简述如下：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七月十七日——这一天距那拉皇后自行剪发大约十一年半，距皇后幽死整整十年——大学士舒赫德从内阁下班刚回宅邸就接到家人递进的一纸启禀、一件奏折，署名俱为“都察院役满吏员严譄”。打开启禀一看，原来是这个曾为都察院书吏的人恳请舒大人代递自拟的一件奏折。舒赫德随即细阅那件奏折，事由是“请议立正宫”，内称：“纳皇后（即那拉皇后）贤美节烈，多蒙宠爱，见皇上年过五旬，国事纷繁，若仍如前宠幸，恐非善养圣体，是以故加挺触轻生。”看至此处，舒赫德顿觉事态严重，于是立刻派人拘捕严譄，查抄其在京寓所。严譄很快拿来，并痛痛快快地供出系山西高平县人，现年四十五岁，妻子及两个儿子已先后亡故，只孑身一人；乾隆二十五年前曾在都察院充书吏，役满回籍；现寓崇文门外万春杂货号内，代人写账营生；所写奏折系一人所为，绝无商谋主使之人。舒赫德审毕，不敢怠慢，当即将严譄奏折、禀启等原件一并密封，进呈乾隆皇帝。
皇帝其时正驻跸热河行宫，准备进哨木兰行围，及接阅留京中办事大臣舒赫德汇报，立即通过军机处密谕舒赫德及协办大学士阿桂、刑部尚书英廉等“各秉天良，将此事实心查办，毋得稍有颟顸瞻徇之见”。密谕中特别指出，严稽不过一介“微贱莠民”，如何得知宫闱大事？又如何知道皇后有纳拉氏之姓？“其中必有向其传说之人，不可不彻底严究”！
舒赫德等遵旨严讯严譄，先是“濡缓折磨，使其备尝痛楚”，随即夹棍等大刑侍候。严稽供称：“纳拉氏之姓，我二十年前在都察院当书办时就晓得的。”至于如何得知宫闱秘事，传说之人为谁？为保存历史本来面貌，下面节录严譄原供：
严譄供：（乾隆）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时在山西本籍，即闻得有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如今事隔十来年，我那里记得是谁说的呢？后来三十
三年进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颁诏，将礼部参奏，致被发遣这事。
乾隆原以严譄“诋毁朕躬，情罪实为重大”，指示舒赫德等审明后即凌迟处死，但后来欲尽量淡化此案，故严譄改为立斩，这些且不谈。从严譄口供中，便知道乾隆三十年帝后反目在全国激起了怎样的惊涛骇浪！在严譄老家，偏远的山西高平县米山镇当时就流传着这一事件的种种细节，在缺乏现代通讯手段的古代，经过数以百计人的口耳传说，基本情节竟没有走样，所谓“小道消息”，有时也确实迅捷而真切。严譄口供更为珍贵的是，它提供了帝后在杭州行宫中冲突的直接原因是：“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严譄还说：“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可见当时在“微贱莠民”中，皇帝立妃、皇后剪发，已是一个众口喧传的公开秘密。
不过，当时不胫而走的这个“小道消息”是否靠得住呢？显然不能以“南巡时先送皇后回京”、“有御史被发遣”等情节已被证实，就断言这一流言完全可信。特别是对那拉皇后不依皇帝在南巡路上立妃，愤而剪发这一至关重要的情节，理应举出相应的证据，绝不能采取推想的论证方式。
看来，乾隆皇帝是否确有江南籍的汉妃就成了解开乾隆三十年帝后反目这一历史疑案的关键。
乾隆皇帝即位之前，王妃、庶妃已不下十来位。在其漫长一生中，嫔妃屡有增加，有人说乾隆后妃有二十一人；有人说乾隆后宫中具有后、妃、嫔、贵人、常在等各种名号者不下四十人；于善浦先生则据东陵裕陵及裕妃园寝所葬，说乾隆先后有皇后三、皇贵妃五、贵妃五、妃六、嫔六、贵人十二、常在四，凡四十一名。而且皆指出姓氏，有旗籍者，则列所隶旗分，是为记述乾隆后妃最翔实者。然而，无论是谁，都不能确指这数十名嫔妃中哪一位是江南籍人。
以清朝后妃制度而论，断不能选汉人女子为妃，而江南籍汉女则更为清皇室所深忌。清代康熙以后，后妃制度大体定型：皇后一人居中宫，以下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以及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分居东西十二宫。后妃制度还规定，从皇后以至常在、答应，都要从八旗秀女中挑选。挑秀女又分两种级别，一种是八旗官员军民人等，无论满洲、蒙古、汉军之家，女孩儿到了十三岁都要报名候选，每三年举行一次，由户部主持；一种是挑内务府“包衣”的女儿，每一年举行一次，由内务府主持。选中的秀女，有的指配给近支王公宗室及其子弟为妻妾，这多是前一种出身较好的秀女；有的秀女留在宫中充“宫女子”，年二十五岁，遣出，令父母为其择配。另有分在王府为供役使女的，这些秀女则多是后一种出身“包衣”的卑贱女子。经过重重复选，被太后与皇帝选为妃、嫔的，微乎其微，那要出身八旗世家，且容貌人品极为出众，才有可能。至于“宫女子”，也有随侍皇帝，承受恩露，由常在、答应渐进至妃嫔的，那就要看自己的福分了。这里面惟“内务府属旗秀女”最为复杂。内务府是承办皇帝家内事务的机关，以“上三旗”包衣司其事。“包衣”，满洲语“家里的”、“家人”之意，实为奴仆的别称。清人关前，八旗下都编有八旗包衣牛录，入关后，正黄、镶黄、正白三旗为天子自将，地位提高，称“上三旗”。上三旗所辖包衣则隶内务府，“奉天子之家事”，冠冕堂皇地称为“内廷当差”。由于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内务府旗属秀女出身差异极大。曹雪芹之祖曹寅虽官至江宁织造，但对康熙皇帝仍要自称“包衣老奴”。当然内务府世家大族并不多见，他们的女儿挑了秀女，可立即指为近支宗室的嫡福晋，曹寅之女被指配给平郡王讷尔苏为嫡福晋即为适例。包衣出身的秀女日后作了皇帝的后妃，也往往抬人满洲旗分，在姓氏后加一“佳”字，如乾隆慧贤皇贵妃高氏，系内务府世家出身，抬旗后，姓“高佳氏”。当然，内务府旗属秀女出身微贱的居多，她们只能在王府或内廷持贱役，因此被称为“使唤女子”。此外，内务府旗属秀女从祖上的民族成分来说，绝大多数是汉人，也有高丽等其他民族的。如果仅从姓氏看，很容易误以为是汉人，其实，他们入旗最早，是最早满洲化的一批特殊人物。内府包衣在生活习俗、心理素质、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早已同纯粹的满族人没有根本区别。乾隆后妃中有一些汉姓女子，可以判定其中多为内务府旗属秀女出身。
如此说来，乾隆皇帝若恪遵祖宗家法，是不能立汉妃的，更不能“在江南立一个妃子”。
然而，细检清宫机密档案，却可以断定，乾隆皇帝至少有两位江南籍的妃嫔：一是扬州籍的明贵人，一是苏州籍的陆常在。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夏天，一个名叫陈济自称“国舅”的扬州人来到京城，通过关系总算找到了可以转递呈子给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隆安的人。呈子内容大概说的是他是当今皇上明贵人的哥哥，妻子俱在扬州岳母之处，因生活艰难，恳求内务府赏个差事。福隆安知道宫中确有明贵人陈氏其人，而来人胆子再大也不敢诈冒皇亲，他判断此事十成有八成属实，但如何处置，则感到十分棘手。便赶紧安顿下陈济，令他不得招摇声张后，即刻奏闻请旨。六月二十八日乾隆将如何妥善处理此事直接口谕福康安，并命他将此旨意密寄驻扬州两淮盐政伊龄阿、扬关监督寅著办理。皇帝又想起宫中还有一个苏州籍贯的女人陆常在，同时命福隆安传谕苏州织造舒文相应查明陆常在在苏亲属情况。寅著七月初十日奏覆的折子现存《宫中档》中，上面且有皇帝朱笔批谕，为郑重其事起见，特将这件朱批奏折全文转录如下：
奴才寅著奏：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初六日接准领侍卫内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尚书、公福隆安传谕：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据福隆安奏，有明贵人之兄陈济来京，具呈恳求当差，看来此人系不安分之人，若驱令回籍，不免招摇生事等语。当令内务府大臣酌量将陈济留京赏给差使安插，不许在外生事，并询知其家属现在扬州伊岳母处，伊既已留京，家属不便仍居原籍。著交伊龄阿即行查明，遇便送京，交福隆安办理。再据陈济称，尚有伊兄在扬关管事。今陈济来京具呈，伊兄自必与闻，安知不借此名色在彼多事，亦未可定。朕于宫眷等亲属管束极严，从不容其在外滋事。恐伊等不知谨饬，妄欲以国戚自居，则大不可。凡妃嫔之家尚不得称为戚畹，即实系后族，朕亦不肯稍为假借，况若辈乎？着传谕伊龄阿，如陈济之兄在扬尚属安静，不妨仍令其在关管事，如有不安本分及借端生事之处，即当退其管关，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得稍为姑容，致令在外生事。至四十五年朕巡幸江浙，不可令此等人沿途接驾，混行乞恩。又陆常在系苏州籍贯，其有无亲属人等，亦当详悉查明，严加管束，四十五年南巡时亦不可令其接驾乞恩。一并传谕舒文照此办理……”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初十日
朱批：览。
苏州织造舒文也很快查明陆常在亲属情况具奏：“陆常在现有母亲缪氏，同已经出嫁之长女并外甥女三人，相依居住。此外并无亲属，平日亦颇安静。”这件朱批奏折亦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档》，兹不全录。
清代档案按其原收藏的部门或个人分七十四个全宗，凡从皇宫各处收集的朱批奏折等，称“宫中全宗”，亦称“宫中档”。上述两件朱批奏折系乾隆直接通过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隆安传谕扬州、苏州内务府关差、织造，而由苏、扬关差织造将办理情况具奏，皇帝加以御批的原折。因未交内务府或军机处办理，故保留宫中，最后归档时，汇入《宫中档》。因此，其可靠性是不容置疑的。
从这两件朱批奏折中可以看出：
第一、乾隆对扬州籍、苏州籍两位低级嫔妃的亲属的动向给予严重的关注，在处理此事时，不仅避开了军机处，也未通过内务府，而是通过额驸福隆安口传密旨，直接交有关关差、织造这些可靠的奴才办理，以保证消息不能丝毫外逸。
第二、明贵人和陆常在籍隶苏扬，娘家系寒素之家。明贵人有一个兄弟“在扬关管事”，可见与两淮盐政、扬州榷关有某些瓜葛，因此与内务府也可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翻检一下《清皇室四谱》和《清列朝后妃传稿》，乾隆后妃中有陈氏妃嫔共两位，其一婉贵妃陈氏，父陈廷璋，乾隆初赐号贵人，乾隆十四年（1749年）册封婉嫔；其二为芳妃陈氏，父陈廷纶，初入宫赐号贵人，乾隆五十九年册封芳嫔，嘉庆即位，奉太上皇敕晋芳妃。上述档案所提到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尚为“明贵人”的陈氏显然不可能是婉贵妃陈氏，因为她在乾隆十四年已册封为比贵人高一级的婉嫔。而有关芳妃陈氏，《清东陵大观》所载最详：
芳妃，陈氏，陈廷纶之女，生年不详，生辰为九月二十四日。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新封明常在；四十年晋明贵人；五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由大臣恭拟了贵人陈氏晋封嫔的字样，乾隆帝在“茂、翊、芳”三个字中选了“芳”字，明贵人即晋封为芳嫔。嘉庆三年十月，嘉庆帝奉太上皇乾隆帝敕旨，尊芳嫔为芳妃。嘉庆六年八月三十日芳妃薨，十一月二十七日葬裕妃园寝。
这后一个陈氏从乾隆四十年（1775年）至五十九年一直以明贵人称，据此，档案中那个扬州籍的“明贵人”陈氏必是陈廷纶之女、后封芳妃的陈氏无疑。
乾隆陆氏妃嫔亦有两位：其一是庆贵妃陆氏，乾隆十六年（1751年）已封庆嫔，这位显然不是档案所提的那个苏州籍贯的陆常在；其二是陆贵人（亦称禄贵人）。《清东陵大观》记：“生年不详，生辰为九月二十三日。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新封禄常在，四十年时为禄贵人。五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陆贵人葬纯惠皇贵妃园寝。”这后一位贵人陆氏当为乾隆四十三年时苏州籍贯的陆常在无疑。
根据清宫档案和有关记载相印证，可以确证：乾隆皇帝四十几位嫔妃中至少有两位是汉女，且系来自江南的汉女。
现在，就需要进一步分析两个南国女子是怎样从苏扬入充乾隆后宫的了。
明贵人陈氏、常在陆氏非隶八旗，当然不会循挑秀女的途径入宫。那么，据有关记载推断，不外江南盐政、关差、织造等皇帝亲信奴才先以优伶的名义呈进，然后再迂回循挑秀女之制纳入后宫，或者皇帝南巡时为亲信奴才所进的苏扬女子美色所动，而令随侍身边。前一种方式下面讲孝仪皇后时还会提到，明贵人、陆常在并未注明系内府包衣出身，则必为通过第二途径入宫。
皇帝巡幸，后妃随行，但行宫中有当地满洲督抚、关差织造等亲幸奴才进献美女侍候，在康熙时已不是什么秘密；至于皇帝是否赏脸消纳，则全在其自律如何。
康熙皇帝近臣李光地在《榕村语录续集》中披露了一件旗下大臣对康熙施美人计的真实故事：
山西巡抚噶礼，迎驾至庆都，并率百姓百余人来邀请圣驾，百姓皆夜间露立，问之云：“票押，不敢不来。”轿顶及钩锁皆真全，每一站皆作行宫，顽童妓女，皆隔岁聘南方名师教习，班列其中。渠向予辈云：“行宫已费十八万，今一切供馈还得十五万。”
噶礼进四美女，上（康熙）却之，曰：“用美女计耶！视朕为如此等人乎？”又密侦得左右皆受此饵，悉加之罪……
巡幸至山西尚且如此，到了所谓“江浙金粉佳丽地，苏杭温柔富贵乡”，又该变出多少花样以讨取皇帝欢心？
乾隆皇帝自乾隆十六年首举南巡，从扬州以下，各站豪华行宫皆由富甲四海的盐商们集资修建装饰，而行宫中则由皇帝最亲信的内务府包衣官员出任的盐政、关差、织造们负责照料，种种令皇帝赏心悦目的节目之外，可以想象，进献江南美女，是他们对主子表示的一点孝心，也是这伙奴才固宠的惯技。当然，这种事要做得十分隐秘，在摸准皇上脾性之前，谅也不敢做得太露骨。从乾隆这一面来说，初政期间，律己极严，且有孝贤皇后在，夫妻恩爱，也不会过于放纵。及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度南巡、二十七年（1762年）三度南巡，特别是三十年（1765年）第四次南巡，皇帝已处于一生事业的巅峰时期，海内宁晏，四夷宾服，尤以用兵新疆，一举拓地二万余里，更是前无古人的辉煌功业，志满意得之余，难免放纵情欲。在他看来，纳一二汉女为妃，无伤大体；即使有违祖制，也没有什么人敢公然反对。况且，自己最崇敬的康熙爷似乎也没有恪守什么祖制。康熙纳汉妃几成朝中大臣尽知的秘密，乾隆初年萧爽写的《永宪录》就明白记载着康熙的白贵人“籍苏州，生皇弟二十四阿哥”，就是说雍正的二十四弟允秘的生母是苏州人。从另一方面看，自孝贤皇后去世，皇帝失去了可以倾诉内心苦闷的伴侣，与那拉皇后不谐，使他在处理军政大事的极端焦劳烦闷之后却找不到慰藉心灵的宁静港湾。“起舞弄清影，高处不胜寒”。权势达到顶峰的皇帝却深深地陷入了空前的孤独。感情上的极度空虚，也是乾隆皇帝逐渐耽于声色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据皇帝本人讲，从这时期起，他就养成了终其一生的独宿习惯，像孝贤皇后那样“依旧横陈玉枕边”的情景，仅仅能在梦中出现；他并非不要嫔妃入侍，但云散雨收之后，往往挥之而去。因此，年逾五旬后，他对女色的追求，固然有诞育皇嗣之念，但多半为满足肉欲的需要。也正是这个时候，安排皇帝南巡时游幸起居的皇帝奴才们，已摸清了主子的嗜欲，因此，进献美女越发肆无忌惮。皇帝有时舍不得轻弃被宠幸过的江南美姬，难免仍令继续随侍，以至携回京师，置于后宫和御园，随时临幸。
然而，仅此而已，不加封号，还不算显违祖制；乾隆皇帝则不仅要携回京师，而且要赐以名号。苏州籍女子陆氏想必是二次南巡时被猎中，且带回京师，并于“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新封陆常在”的绝色美人。至于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新封”的“明常在”，即后来的明贵人、芳嫔、芳妃，则皇帝不仅在乾隆三十年四次南巡路上为她的美色倾倒，而且马上即要赐以佳号。当时传闻说“皇上在江南要立”，而“纳皇后不依”的“那个妃子”，极有可能便是“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扬州姑娘陈氏。
这种事外间自然不得而知，却不能完全避开随驾南巡的那拉皇后。皇后与皇帝如果感情和睦，皇后如果是个懦弱而无主见的妇人，一切都会风平浪静地过去；然而，恰恰相反，皇后对皇帝的积怨太深了，皇后又是一个外似柔弱、内实刚强的烈女，到了杭州圣因寺行宫终于忍无可忍，她以维护祖宗家法为名，制止皇帝纳汉女为妃。由“忤旨”而爆发的帝后冲突，最后激化为皇后当众截去一头烦恼丝，宣告与皇帝，以至整个尘世彻底决绝，从而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乾隆皇帝也真正对得起南国佳丽陈氏。那拉皇后惨死后五个月，皇帝正式册封她为“明常在”。陈氏虽非八旗秀女，却在后宫中有了第一个阶梯。乾隆晚年，嫔妃凋零，皇后自不必说，先后册封的皇贵妃、贵妃亦俱谢世。嘉庆三年（1798年）十月，太上皇乾隆崩逝前两个月，芳嫔陈氏晋升为芳妃，册文称：
咨尔芳嫔陈氏，秉质柔嘉，持躬温淑。早传婉娩，椒庭之礼教维娴；计厥岁年，兰殿之职司无斁。
此时乾隆已八十八岁高龄，芳妃陈氏怕也年逾五旬了吧。但即使是官样文章般的册文，也多少透露出一点这位国色天香的扬州美女昔日曾令皇帝倾倒的风韵。
乾隆三十年春第四次南巡，那拉皇后剪发事件闹得全国轰动，人口争说，因而后世稗官野史、小说演义多捕风捉影，把乾隆皇帝写得十分下流。有的严肃史学著作亦采信传闻，如《清鉴纲目》记帝后反目一事云：
三十年闰二月，帝在杭州尝深夜微服登岸游，后力谏止，至于泣下。帝谓其病疯，令先程回京。
《清史演义》则描写乾隆在南京秦淮河嫖妓：
是日两宫登陆，驻跸江宁。隔了一宵，和珅借观风问俗的名目，导皇上微行。乾隆帝早已会意，不带随员，只命和珅扈从前往，行到秦淮河岸边，早泊有绝大画舫一艘，和珅引乾隆帝登舟，舟中都是花枝招展的美人儿……乾隆帝龙目四瞧，这一个绰约芳姿，那一个窈窕丽质，默默的品评了一回，随向和珅道：“北地胭脂，究不及南朝金粉，你道如何？”……迨至夕阳西下，已近黄昏，万点灯光，荡漾水面，仿佛此身已入仙宫，别具一番乐境。此时乾隆帝已自醺然，免不得色迷心醉，左拥右抱，玉软香温，和珅亦趁这机会，分尝数脔……次晨即自江宁启行，直达杭州。途次为了秦淮河事，与皇后反目起来。皇后自正位后，没有什么恩遇，心中早已郁闷，此次秦淮河事，被宫监泄漏，忍耐不住，便与乾隆帝斗口。乾隆帝本不爱这皇后，自然没有好话，皇后气愤不过，竟把万缕青丝，一齐剪下。
和珅得宠，在乾隆四十年以后，四次南巡时皇帝还不知和珅为何许人也，怎能导皇帝微行？这些无须深辨。乾隆三十年春南巡途中那拉皇后剪发的历史真相已如上述，自不难对传闻野史中的说法做出判断。高度自尊的乾隆皇帝绝不可能下流到微服冶游，去秦淮河嫖妓，更何况离宫别苑中已为他准备了绝色的姝丽，“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皇帝还有什么必要偷偷摸摸去干那些腌腌臜臜的勾当呢？
二、香妃的故事
那拉皇后幽死的那年，乾隆皇帝才五十六岁，但帝后反目，万口哄传，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从此心灰意冷，绝了再立中宫的念头。乾隆四十三年九月锦州生员金从善呈请皇帝就乌拉那拉皇后一事下诏罪己，还请“复立后”，皇帝十分恼怒，认为有必要向天下臣民公开表示不复立后的决心和理由，遂降旨曰：
朕春秋六十有八，岂有复册中宫之礼？况现在妃嫔中，既无克当斯位之人，若别为选立，则在朝满洲大臣及蒙古扎萨克诸王公，皆朕儿孙辈行，其女更属卑幼，岂可与朕相匹而膺尊号乎？
金从善事件后，终乾隆一生，再没有人敢议立皇后。然而在乾隆诸后妃中，享有皇后位号的，还有一位孝仪皇后，不过，那是死后追封的。
孝仪皇后魏氏，生于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九日，乾隆即位，入宫为贵人，乾隆十年（1745年）十一月封令嫔，时年十九岁，是深宫中比较年轻的一位。魏氏比孝贤皇后小十五岁，孝贤在日，与魏氏关系亲密，魏氏地位上升，与孝贤照拂爱护不无关系。乾隆皇帝晚年在孝贤陵前祭酒时所作的一首诗云：“旧日玉成侣，依然身旁陪。”当时魏氏已逝，以皇贵妃拊葬地宫，棺椁位于孝贤皇后棺东侧，故而诗中说“依然身旁陪”。乾隆称魏氏系孝贤“旧日玉成侣”，可见二人在宫中的特殊关系。
还有一种传说，魏氏系孝贤皇后宫中女子，她的性情、气质、身段及容貌与皇后酷肖。似乎由于上面提到的说不清的缘由，孝贤逝后，乾隆对魏氏别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怜爱之情，特别是乌拉那拉皇后被冷落后，已经升为令妃、令贵妃的魏氏实际上宠冠后宫。乾隆三十年四次南巡，那拉皇后实际上被废黜，给了魏氏晋升皇贵妃的良机，从此，魏氏虽未加以“摄六宫事”的名义，但皇贵妃魏氏实为兰宫领袖。魏氏前后生有皇十四子永璐、皇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皇十六子（未命名）、皇十七子永磷，以及皇七女和皇九女，是皇帝后妃中诞育子女最多的一位。
乾隆四十年（1775年）正月二十九日皇贵妃魏氏病逝，年四十九岁，谥“令懿皇贵妃”。魏氏去世时，皇十七子永磷才十一岁，皇帝内心颇有怜意，加以前年豫妃、去年庆贵妃连遭薨逝，眼下皇贵妃魏又接踵而亡，皇帝内心极为悲痛，他在《令懿皇贵妃挽诗》中说：
儿女少年甫毕姻，独遗幼稚可怜真。
兰宫领袖令仪著，萱户巳殷勤懿孝纯。
了识生兮原属幻，所惭化者近何频？
强收悲泪为欢喜，仰体慈帏度念谆。
魏氏是乾隆在世时册封的最后一位皇贵妃，随着魏氏去世不仅中宫久虚，而且权当六宫领袖的皇贵妃亦阙而不补。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皇帝归政大典在即，正式宣布嘉亲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准备翌年元旦即位为嗣皇帝。“母以子贵”，永琰生母孝懿皇贵妃也就被追赠为“孝仪皇后”，是为乾隆第三位正式皇后。
关于孝仪皇后魏氏的家世，后人亦有离奇的说法。美国人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琰”条下记曰：
有记载说：琰（即永琰）之母孝仪皇后原为苏州女伶，乃是掌管宫中娱乐的衙门异平署自苏州买来或雇用者。甚至有人断言，异平署内有一座小庙，供奉一尊女神喜音圣母，圣母脚前一度立有颐琰及其子曼宁（即绵宁，道光皇帝）庙号和谥法的两座牌位，如同这两人就是她的后代。尽管有这种可能，但官方记载却说：孝仪皇后是满族人，《八旗氏族通谱》载有姓氏，其家至少有三代世为内务府包衣。她是高宗宠爱的妃子，居于圆明园内著名的“天地一家春”，颐琰即诞生于该处。
“琰”条目的作者房兆楹先生引述有关孝仪皇后的传闻后说“有这种可能”，他对官方记载则未予评论。
看来，昇平署内小庙喜音圣母前列嘉庆、道光两位皇帝庙号、谥号的牌位似乎为讹传，然而，孝仪皇后魏氏是否原系苏州女伶，则是一个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
异平署是承应宫廷奏乐演戏事务的机构，据《大清会典》：“设管理事务大臣一人，于内务府大臣内简充。”乾隆时尚无“昇平署”之称，排演戏剧音乐在南花园（今南长街南口），故称“南府”，道光七年（1827年）改名“昇平署”。昇平署中蓄养江南优伶，这是尽人皆知之事。乾隆三年（1738年）五月，释服未久的皇帝命大学士鄂尔泰等密谕南方织造、盐政等不得强买“优童秀女”。这道密谕先说自己“自幼读书，深知清心寡欲之义”，“虽身居圆明园，偶事游观，以节劳勚，而兢兢业业，总揽万几，朝乾夕惕，惟恐庶政之或旷，此心未曾一刻放逸”，然后转入正题：
近闻南方织造、盐政等官内，有指称内廷须用优童秀女广行购觅者，并闻有勒买强买等事，深可骇异！诸臣受朕深恩，不能承宣德意，使令名传播于外，而乃以朕所必不肯为之事，使外间以为出自朕意，讹言繁兴。诸臣之所以报朕者，顾当如是乎？况内廷承值之人，尽足以供使令，且服满之后，诸处并未送一人，惟海保处曾进二女子，其一已经拨回；曾进一班弋腔，因甚平常，拨出外者二十余名。此人所共知者，何至广求于外，致滋物议？是必有假托内廷之名，以惑众之听闻者。尔等可密传朕旨晓谕之，倘果有其事，可速悛改，如将来再有浮言，朕必问其致此之由也。
雍正皇帝去世，乾隆行三年之丧，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服满，至上述密谕不过半年时间，南方织造、盐政中海保已进女子二名、弋腔一班。乾隆说“其一已经拨回”，另一女子何在？乾隆说弋腔班中因平常“拨出在外者二十余名”，未拨出而不平常者又有多少，见留何处？推敲上述密谕，可知在南方担任盐政、织造和税关监督的内府包衣官员罗致貌美艺绝的优伶以进呈内廷本为例行之事，但这些奴才拉大旗作虎皮，把事情搞得太过分了。以至江南流言蜂起，累及圣德；皇帝不得不悄悄告诫他们事情要做得隐蔽点、策略点。其实皇帝日理万几，年节看看戏，调剂一下紧张的工作节奏本无可厚非；皇帝喜昕南音，购觅江南优伶入宫当差，亦不足深责。这里想说的是，孝仪皇后魏氏出身于苏州女伶，系“昇平署自苏州买来或雇用者”，究竟有无可能性？答案只能是：有这种可能，但并无确证；或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唐邦治先生所撰《清皇室四谱》记孝仪皇后云：“孝仪皇后，魏氏，内管领清泰之女。”“管领”有两种涵义：第一个涵义是“八旗包衣的基层编制单位”，八旗下属包衣人一般编为一个牛录（佐领），不够编一个牛录的，则编为半个牛录，满语为“浑托和”，汉语称“管领”；第二个涵义是随管领这一组织来的，管领的头目亦称“管领”（满名“包衣达”）。八旗中上三旗包衣归内务府管辖，其管领则称“内管领”。孝仪皇后的父亲清泰就是内务府下一个管领的包衣的头目。从民族成分讲，虽有汉姓魏，但已属满族人了。《清史稿·后妃传》说“魏氏，本汉军”，是错误的。如果魏氏原是苏州优伶，只能这样设想：魏氏被南府（昇平署）从苏州购觅而来，以色艺俱佳为乾隆所喜爱，但家法森严，魏氏先认内管领清泰为父，经选秀女之途入宫，赐号贵人。当然，这不过是想象。在没有确证之前，还是把孝仪皇后认定为内管领清泰之女稳妥。
除三位皇后外，乾隆还有五位皇贵妃位号的妃子。
慧贤皇贵妃高氏，是高斌之女。高氏出身内务府包衣世家，乾隆在藩邸时，为侧福晋，乾隆即帝位，册封贵妃。乾隆十年正月薨逝，追溢“慧贤皇贵妃”。高斌以治河名世，官至大学士。嘉庆年间，高斌一支奉旨抬人满洲镶黄旗，赐姓“高佳氏”。高斌子孙高恒、高朴相继因贪墨坐诛，据说处死高恒之前，大学土傅恒曾奏请皇帝看在已经去世的慧贤皇贵妃的面上，贷其一死。乾隆对此颇不快，正色道：“如皇后兄弟犯法，当奈何？”傅恒为孝贤皇后兄弟，听罢战栗不敢言。至杀高朴，皇帝再谕：“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
哲悯皇贵妃富察氏，也是早年随侍藩邸旧人，雍正六年（1728年）生皇长子永璜，九年生皇二女，但她先于乾隆即位而逝，乾隆十年追赠哲悯皇贵妃。乾隆十六年十月东陵胜水峪地宫成，慧贤皇贵妃、哲悯皇贵妃棺椁随孝贤皇后梓宫自静安庄出发。乾隆皇帝望着这三位年轻时代生活伴侣的灵驾鱼贯而去，挥泪赋一首七律以志哀：
凤翣龙楯何事尔，鱼贯故剑适相从。
可知此别非常别，漫道无逢会有逢。
芦殿惊心陈白日，菆涂举目惨寒冬。
百年等是行云寄，廿载凭参流水淙。
帝陵先葬皇后，皇贵妃埋葬帝陵，始于康熙皇帝。孝贤皇后先葬胜水峪地宫，慧贤及哲悯两皇贵妃埋葬，俱援例而行。
地宫中第三位皇贵妃金氏也是内府包衣世家出身，祖上是鸭绿江畔义州地方的朝鲜人，太宗皇太极时投诚，编为满洲正黄旗包衣第四甲喇（后之参领）下的第二高丽牛录。金氏为内务府上驷院卿三保之女，其兄金简则以制作“武英殿聚珍版”而名闻遐迩。金氏也早侍藩邸，乾隆二年（1737年）十二月册封嘉嫔，累进至嘉贵妃，乾隆二十年（1755年）一月薨，追谥淑嘉皇贵妃。淑嘉皇贵妃之父三保一支于嘉庆初脱离包衣籍，抬人满洲正黄旗，并赐姓“金佳氏”。淑嘉皇贵妃所生皇四子永城、皇八子永璇、皇九子（早殇）和皇十一子永理多高寿，且富艺术气质，这在后面还要详谈。
乾隆另两位皇贵妃——纯惠皇贵妃和庆恭皇贵妃——则未拊葬乾隆地宫，她俩葬在帝陵西侧“裕妃园寝”。纯惠皇贵妃苏氏初侍乾隆藩邸，乾隆即位，册封为纯嫔，随即晋纯妃，生皇三子永璋、皇六子永瑢和皇四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四月晋纯皇贵妃，当月薨逝，谥“纯惠皇贵妃”。庆恭皇贵妃陆氏无子嗣，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七月去世时位号是庆贵妃。嘉庆皇帝登极，念及自己“自冲龄蒙庆贵妃抚育，与生母无异”，特旨追赠庆贵妃为庆恭皇贵妃。
乾隆嫔妃中为皇帝生有子女的还有愉贵妃珂里叶特氏、忻贵妃戴佳氏、舒妃叶赫那拉氏和悖妃汪氏。
在乾隆皇帝众多的妃嫔中，百年以来人们谈论不衰的是极富传奇色彩，而道明真相又极其平常的所谓“香妃”。
香妃之名，晚清就开始流传，辛亥革命以后更为人所津津乐道。
1915年在故宫外朝地带新成立的古物陈列所将一幅名为“香妃戎装像”油画陈列于浴德堂后。好事者趋之若鹜，古物陈列所前门庭若市，香妃艳事很快传遍九城，成为京师街谈巷议的新闻。“香妃戎装像”所画系一内着红装，外罩铠甲，佩剑挺立的英姿飒爽的年轻女子，据说出自乾隆年间宫廷画师郎世宁的手笔，画像下并附古物陈列所写的《香妃事略》：
香妃者，回部王妃也，美姿色，生而体有异香，不假熏沐，国人号之曰香妃。或有称其美于中土者，清高宗闻之，西师之役，嘱将军兆惠一穷其异。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师。帝命于西内建宝月楼（原注：即今之新华门）居之。楼外建回营，毳幕韦鞲，具如西域式。又武英殿之西浴德堂，仿土耳其式建筑，相传亦为香妃沐浴之所。盖帝欲借种种以取悦其意，而稍杀其思乡之念也。讵妃虽被殊眷，终不释然，尝出白刃袖中示人曰“国破家亡，死志久决，然决不肯效儿女子汶汶徒死，必得一当以报故主。”闻者大惊，但帝虽知其不可屈而卒不忍舍也，如是者数年。皇太后微有所闻，屡戒帝弗往，不听；会帝宿斋宫，急召妃入，赐缢死。上图即香妃戎妆画像，佩剑矗立，纠纠有英武之风，一望而知为节烈女子。
古物陈列所在《香妃事略》结尾处不忘告诉观者：“原本现悬浴德堂，系郎世宁手笔。”《香妃事略》虽不能掩饰其招徕看客的广告味道，但这篇短文结构谨严，文彩飞扬，史事传闻虚实难辨，确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加以举宝月楼、“回回营”、浴德堂等古迹为证，难怪一时万人争说，九城轰动。随后出现的有关香妃的演义、小说、戏剧等虽情节更加动人，其渊源盖出于《香妃事略》。
最先出来廓清香妃迷雾的是北京大学历史教授孟森先生。据他考证，民间盛传的香妃其原型是乾隆皇帝的容妃和卓氏。孟森在《香妃考实》一文中指出，乾隆容妃和卓氏既姓和卓，必为真主默罕穆德后裔，与后来据回疆叛乱的大小和卓或为兄妹，或为父女。和卓氏入清的时间，当在大小和卓未叛之前。孟森是这样论断的：
大小和卓在伊犁初定时，实为受中朝之惠，而得返故境。迨其叛也，已在（乾隆）二十一二年间，始渐明叛状，至二十四年秋，乃讨平之，两和卓授首。而和卓妃之入清，当在其先。盖两和卓由准（准噶尔）得释时，以乞恩于中朝而进其女，非叛后以俘虏入朝也。
这位史学家说，乾隆皇帝考虑到和卓氏与宫中妃嫔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决定在西苑瀛台之南修筑宝月楼，“以为藏娇之所”。又在毗邻宝月楼的西长安街街南辟出一区，定名“回回营”，并添建回教礼拜堂，专门安置归顺之回民，“屋舍皆用回风，以悦妃意”。宝月楼建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之春，当时回疆军事方殷，孟森据此进一步证明和卓氏入清必在大小和卓发动叛乱之前。
孟森据《清皇室四谱》等文献资料，历述和卓氏初入宫赐号贵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册封容嫔，三十三年（1768年）晋容妃，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十九日卒。据此孟森批驳“香妃”为太后缢死的传闻说：“太后寿考，至乾隆四十二年乃崩，已八十六岁，后十一年容妃乃卒，此岂可以太后赐死诬之？”
盂森先生是学问淹通、考据精审的清史专家，他的论断凿凿有据，从此香妃即容妃在学人中间成为不可移易的铁案。容妃既受恩宠，且又善终，所谓身怀利刃、欲伺机行刺皇帝以报故主云云，只可视为荒诞不经之言，进而推想容妃恐怕也不会是遍体异香的西域美人。
不过，孟森先生确信宝月楼为乾隆破宫中旧例为容妃准备的香闺，并从皇帝御制宝月楼诗文中推绎出他对容妃的绵绵恋情。如御制《宝月楼记》中说：“楼之义无穷，而独名之曰‘宝月’者，池与月适当其前，抑有肖乎广寒之庭也。”孟森据此推测：“此则中有一奔月之嫦娥在，知有营为金屋之意。”《宝月楼记》又说：“夫人之为记者，或欣然于所得；而予之为记，常若自识，是宜已而不已。予亦不知其何情也！”孟森据此又推测道：“此又见高宗之用情，而兼露英主本色，自以为宜已，则对此叛回之女不宜尊宠，亦明知之；然不能已，则自问亦不知其何情，可知其牵于爱矣。”再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新正御制《宝月楼自警》诗云：“液池南岸嫌其远，构以层楼据路中。卅载画图朝夕似，新正吟咏昔今同。俯临万井诚繁庶，自顾八旬恐脞丛。归政之年亦近矣，或当如愿昊恩蒙。”孟森亦以为与容妃有关，他说：“此诗在乾隆五十六年，距容妃之丧已将及三年，诗中殊有悼亡意味。高宗文字不足以绮靡言情，且又须保持帝王尊严态度，只能如此。然感慨之意，溢于言表。云‘卅载画图’，决非楼之图。楼为南海底倚墙尽处，何有于卅载之画图，而朝夕求其似否？盖知画图即楼中人之图也。香妃像举世流行于今日，当时有郎世宁画本戎妆一像，为游行从跸围猎行宫之貌。殆即诗之所指。卅载之图尚朝夕求其相似，可知珍惜之意。日‘新正吟咏昔今同’，同之中分今昔焉，即所谓物是人非者也。”总而言之，孟森是从乾隆御制宝月楼诗文推求其中的弦外之音的；他毕竟是重视考据的史家，所以他又明明自白地告诉读者，乾隆关于宝月楼虽历年有诗，却“难指为与（容）妃有涉”。
是不是可以说，孟森先生在考出了俗传香妃的原型本容妃之后，也真的相信皇帝在宝月楼头与容妃有过一段情意缠绵的恩爱缘分？由于孟森做学问之严谨素来为人所敬服，且从高宗御制诗文中抉隐剔幽得出的结论也并非凿空之言，自《香妃考实》刊出，香妃虽被揭去面纱，变成了实有其人的容妃，但其魅力未减当年，有关容妃的轶事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仍是文人驰骋遐想的素材，甚至今天在乾隆皇帝的传记中也有据孟森说法而断定容妃是极受乾隆宠爱的。
周远廉先生在《乾隆皇帝大传》中说：“帝特于临街筑宝月楼以居容妃，又特于墙外建“回回营”修礼拜寺，以及亲写许多首关于宝月楼之诗，这一切充分表明了乾隆帝对容妃是何等的宠爱。”
高阳先生《清朝的皇帝》一书中也提到了容妃，他说：“高宗生平所眷者两女子，一即福康安之母，傅恒之夫人；一即容妃。”高阳同意孟森的基本观点，又多有发挥。如乾隆何以筑宝月楼？他以为“原因并不止如心史（孟森字）所言的‘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而是有如下三因：
首先风俗大不相同。坤宁宫每日煮猪两口祭神，元旦子刻祀神当皇家礼中最隆重者，皇帝、皇后行礼；春秋两大祭，皇后亦到，妃嫔自当侍从。而最尴尬者，则为后妃受胙，此为回教徒，万不能忍之事。高阳先生进一步申说，戊寅为乾隆二十三年，和卓木正嚣张之时，回疆亦未入版图，高宗必须怀柔，不能强使容妃（香妃）叛教。且既承恩宠，亦不忍出此。
其次，大内后宫，除御花园外，别无游观之处，高宗筑宝月楼于瀛台之南，则随时可以驾幸西苑，而不必如临幸圆明园，须劳师动众。同时，容妃独承雨露，亦不虞其他妃嫔有争宠而左右为难之苦，高宗为己计者甚便。
最后一点是利用容妃了解回部的情况，特别是地理，以便在指授方略时有所依据。此在高宗实不免内疚于心，方灭其国，又宠其人，复以得其人的智识，为取其国的助力。高阳先生还说：“回部叛乱，以及两和卓木兵败，为其同族所杀，在当时都是瞒住容妃的。其后以无母家可归省，乃于宝月楼外，‘营回风之教堂及民舍’，以慰其乡思。”此外，高阳对孟森所引御制宝月楼诗的内蕴也有不少新见，这里故且从略了。
顺便提一下，借助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先生的生花妙笔，香妃最近已扬名海外。佩雷菲特给对东方神秘的历史兴趣盎然的洋人讲述说，乾隆一生有过三次热恋，一次是和雍正的妻子马佳氏，最后一次是皇帝六十岁时爱上了和珅和大人，这中间的一次，就是单恋“身上发出沁人心肺的天然香味的‘回族香妃’”：
这位异族的女囚一心怀念着在喀什附近被乾隆的士兵杀死在身边的丈夫。她对乾隆这样说：如果想用武力占有她，她会把他杀死。一天她不就从袖内抽出一件匕首来了吗？而在天子面前谁也不准亮出武器的。当卫兵从她手里夺走武器时，她不是傲慢地高喊：“我还有许多呢！”皇帝想方设法来改变她的冷淡态度，甚至在中国鼓励伊斯兰教，甚至让耶稣会的建筑师在紫禁城内仿照她故乡阿克苏为她建筑一座清真寺。耶稣会士为信喇嘛教的君主建造一座清真寺，真是各种教会合一了。皇帝日渐衰弱。太后第二次出来中止这桩令人议论纷纷的爱情故事，让肇事者自尽了事。乾隆说她“天地灵秀之气，都让你一人占尽了”。为她的死而久久痛哭。他为她写了碑文：
浩浩愁，茫茫劫；
短歌终，明月缺。
在喀什绿洲几公里外，在戈壁沙漠和苏联突厥斯坦的边上，为纪念“回族香妃”而建立的清真寺内供人凭吊的碑石上仍然可见这篇碑文。
这就是写在佩雷菲特先生的畅销书《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的最新外版的香妃传奇。
如今已被辟为中南海南门——新华门的宝月楼是否为当年乾隆皇帝藏娇的金屋？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容妃和卓氏究竟何时、以何种原因来归谈起。
近年来，经过中外学者对清朝官书、档案以及其他文献资料的开掘和研究，已经可以确证下述几个问题：
容妃和卓氏虽与叛清的回部（清朝史籍中称居住在天山南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为“回人”，称其地为“回部”或“回疆”）领袖大和卓布拉呢敦、小和卓霍集占同宗，为派罕帕尔（即派噶木巴尔，回人尊默罕穆德为“天使”，派罕帕尔即回语“天使”之意）后裔，但她那一支家族却不仅没有卷入大小和卓发动的叛乱，而且当清军胜利地追剿向境外逃窜的大小和卓木时，容妃和卓氏的叔叔额色尹、胞兄图尔都还领兵到将军兆惠大营协助官军作战。就辈分而论，额尔克和卓额色尹是大小和卓木的堂叔。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闰六月，当额色尹来到兆惠大营，告诉他“六月内遇布拉呢敦所属百余人，剿杀甚众”，兆惠对来归的额色尹等加以抚慰，并令其遣人到境外布鲁特部落“往取家属”。
将军兆惠表面上对来归的额色尹等予以抚慰，骨子里却猜忌甚深，他随后即密奏乾隆皇帝：“因思伊等系霍集占同族，又与布鲁特相契，恐回人等又以伊等为和卓，妄行敬信，应于到京后请旨，将伊等或留京城，或安插安西、哈密等处。”乾隆谕令兆惠先将额色尹等送京。当年九月额色尹等抵京，经军机大臣面询，得悉额色尹等身世、经历，乾隆皇帝指示：“额色尹系霍集占一族，且久居伊犁，不便遣回叶尔羌等处，应即留京师居住。”此时，图尔都和卓正在送京途中，皇帝同时谕示，将额色尹、图尔都等“家口送京”。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初二日，以额色尹与其侄玛木特“俱系派噶木巴尔后裔”，分别授公爵和扎萨克头等台吉。到除夕宴清朝正外藩时，“回子公额色尹、一等台吉玛木特、图尔都和卓”敬陪末席，可见容妃之兄图尔都的进京当在二十四年年底。图尔都亦很快被授以品级，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十六日皇帝谕军机大臣：“在京安插回人内，额色尹系公品级，玛木特、图尔都和卓系扎萨克，应归理落院管辖。又乐工、匠艺人等，共编一佐领，其佐领着自和卓补授，归内务府管辖。嗣后续到回人，均入此佐领下。”
作为额色尹的侄女、图尔都的胞妹和卓氏大约在乾隆二十五年初被护送至京。据清官档案所记，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新封和贵人，并赏赐珊瑚朝珠、金银首饰，及缎纱皮绵等袍褂衣物。和贵人即维吾尔族姑娘和卓氏，时年二十七岁。
据此，和卓氏的入宫，并非如孟森先生所推测的那样，在两和卓未叛之前，为“乞恩于中朝而进其女”；高阳先生推测“利用容妃了解回部的情况”，“回部叛乱，以及两和卓木兵败，为其同族所杀，在当时都是瞒住容妃的”，更属不着边际的臆断。
如此一说，乾隆皇帝于乾隆二十三年春修建的宝月楼也不可能是皇帝为容妃营筑的香巢。史籍记载，宝月楼于二十三年春动工兴建，当年秋天落成。这段时间，清军正在库东一带与回人苦战，乾隆皇帝岂能预料一年多后有个回女和卓氏来归？更不可能为一个莫须有的回女在西苑预修金屋以备藏娇。
何以修建宝月楼？乾隆在《宝月楼记》中已交待得再明白不过了：
宝月楼者，介于瀛台南岸适中，北对迎熏亭。亭与台皆胜国遗址，岁时修葺增减，无大营造。顾液池南岸，逼近皇城，长以二百丈计，阔以四丈计，地既狭，前朝未置宫室。每临台南望，嫌其直长鲜屏蔽，则命奉宸，既景既相，约之椓椓。鸠工戊寅（乾隆二十三年）之春，落成是岁之秋。
南海中的瀛台，三面临水，花木扶疏，是皇帝夏日临幸之处。令皇帝稍嫌不满的是，“每临台南望”，由于瀛台与皇城城墙之间缺少屏障，西长安街上熙来攘往的百姓可以把皇帝的活动看得一清二楚。于是在瀛台正南方向拆除一段皇城城墙墙基与那一条“长二百丈、阔四丈”的狭长地段并在一起作地基，正好修一座东西二百丈、南北宽四五丈的重檐楼宇。又以“池（液池，即南海）与月适当其前，抑亦有肖乎广寒之庭”，遂命名为“宝月楼”。要之，宝月楼之建，原与容妃无涉，容妃居于大内后宫，亦从未下榻宝月楼。
至于与宝月楼隔街相望的“回回营”的修建，则确与容妃的家族有一定关系。乾隆二十四年冬，和卓氏的叔叔额色尹、堂兄玛木特，以及胞兄图尔都等平叛有功的“回人”头面人物先后进京，同时奉旨办送来京师居住的还有和田等六城伯克、后封王爵的霍集斯等，皇帝遂决定在西长安门外、西长安街路南一带营建房屋，让随他们陆续来京的族属居住。“回回营”建成后，从新疆叶尔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移居来的回人乐师、工匠等编成一佐领，就定居在那里。乾隆二十八九年，又在“回回营”修建了一座融维吾尔族和汉族建筑风格于一炉的礼拜堂。寺成，乾隆御制《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叙述了“回回营”及礼拜寺营建始末：
定回部各城，其伯克霍集斯、霍什克等并锡爵王公，赐居邸舍，而余众之不令回其故地者，成居之长安门之西，俾服官执役，受廛旅处，都人因号称““回回营””……爰命将作支内帑羡金，就所居适中之地，为建斯寺，穹门垲殿，翊庑周阿，具中程度。经始以乾隆癸未（二十八年）清和吉月，浃岁落成。回众以时会聚其下，而轮年入觐之众伯克等无不欢欣瞻拜，诧西域所未曾睹，问有叨近日之荣而兼擅土风之美如是举者乎？
“回回营”之建并非为了慰藉容妃的思乡之情，这是不言自明的。如今，矗立在西长安街北侧的宝月楼已成为众目瞩望的中南海正门新华门，车行此处，京城故老还能指点上下，娓娓道出“香妃”轶事；旧日的“回回营”却早已更名东安福胡同。近年有的学者去那里走访土著，还找到了一位回族常大爷。他的祖父在前清时曾在昇平署当差，演奏回部音乐。但“回回营”已面貌全非，只留下当年回人礼拜寺的一段围墙、汉白玉石砌的城台，以及一弯汉白玉石拱券，似乎还能引发人们怀古的幽思。这以后，又经历了“革文化命”的一场劫难，这一点点历史遗迹怕也荡然无存了吧！
《香妃事略》还提到大内武英殿西的浴德堂“相传亦为香妃沐浴之所”。孟森先生在考定香妃之讹时，已否定浴德堂为香妃赐浴之处。此后单士元先生又进一步申说，浴德堂在明、清两代并非浴室，当然更谈不到是“香妃沐浴之所”，其建筑可能是元代遗物。他们的意见是对的。所谓“香妃”不可能在文武百官注目之下，从外朝宫殿群中招摇而过，去离宝月楼数里之遥的浴德堂洗澡。
宝月楼、“回回营”、浴德堂已如上述，就连《香妃事略》所说的西洋人郎世宁所画的“香妃戎装像”究竟是不是容妃本人，也大成问题。现已初步查明，1915年新成立的古物陈列所从热河避暑山庄运来一批文物，其中有一幅油画美人像，画的是一个妩媚英俊的戎装女子，原画上有一黄签，题为“美人画像”数字，并无系容妃的说明。原古物陈列所为取得轰动效应，遂定名为“香妃戎装像”，悬挂于浴德堂，并附会某些野史及有关香妃的传闻，杜撰成《香妃事略》一文。香妃事迹至今仍众说纷纭，其源盖出于此。
曾为曾国藩入幕之宾的晚清诗人王闽运在《湘绮楼文集·今列女传》中，已塑造了“香妃”的雏型——“回妃”，其事迹如下：
准回之平也，有女籍于宫中，生有美色，专得上宠，号曰“回妃”。然准女怀其家国，恨于亡破，阴怀逆志，因侍寝而惊宫御者数矣。诘问，具对以必死，报父母之仇。上（乾隆）益悲壮其志，思以恩眷之。太后知焉，每召回女，上辄左右之。会郊祭斋宿，子夜驾出，太后乘平辇直至上宫，入便闭门。宦侍奔告，上速命驾还，叩门不得入，以额触扉，臣御号泣，闻于内外。太后当门坐，促召回女，绞而杀之，待其气绝，抚之已冷，乃启门。上入号泣，俄而大寤，顿首太后前，太后亦持上流涕，左右莫不感动泣下。海内闻者皆叹息，相谓天子有圣母也。
乾隆纳容妃，这是事实，但到了咸同间，传闻已失实若王闽运所记之“回妃”。民国初年史家张采田先生已指出“此所记回妃事亦不详所本”，而《香妃事略》的撰写者却仍以王记“回妃”为本，又添枝加叶，益以“体有异香”而为“香妃”。杜撰香妃者的高明在于能附会宝月楼、“回回营”、浴德堂等人所共见共知的史迹，与香妃人情人理地联系在一起，且指郎世宁绘“美人画像”为香妃戎装写真，香妃故事遂家喻户晓，而去信史则更远矣。然而，香妃杜撰者的拙劣也恰恰在做手脚时不免留下种种破绽，孟森先生力辟其诬妄，还香妃之本来面目。可惜的是，孟森先生胸中已有高宗宝月楼金屋藏娇的成见，乃从御制诗文中爬罗剔抉，辗转求证，虽力求人安而后心安，惟档案等史料之不易见，在容妃入宫的时间上走入误区，《香妃考实》终未尽得其实。影响所及，至于今日仍有笃信宝月楼乾隆与容妃恩爱故事者。
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澄清香妃迷雾的时候了。
容妃和卓氏是年过五旬的乾隆皇帝众多妃嫔中的一个。如果说她有什么新奇的话，则在于她是维吾尔族上层贵族女子。乾隆纳回女为妃，虽亦为破例之举，但不会像纳汉妃一样引起宫中外朝正统满洲人的强烈反对。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俱纳蒙古后妃，他们的用意在以婚姻为纽带加固“满蒙联盟”。和卓氏出身派噶木巴尔，其家族能与发动叛乱的同宗大小和卓划清界限且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平叛战争，乾隆皇帝略仿满蒙联姻祖制，在平定回疆后，纳和卓氏入宫；和卓氏封“和贵人”后两个月，乾隆又将宫中女子巴朗指配给和卓氏之兄图尔都为妻，这都是出于政治目的婚姻的妙用。和卓氏容貌端正，性情和顺，但乾隆绝不单单为了美色或追求新的刺激才把她纳入宫中的。
正是从对维族上层贵族羁縻怀柔的政策出发，所以乾隆皇帝对容妃和卓氏的生活习俗非常尊重。容妃在宫中，饮食由一位名叫努倪马特的回族师傅侍候，巡幸在外时，也受到特殊关照。乾隆三十年春四次南巡时，赏赐给容嫔的膳食有羊肚片、羊他他士、清炖羊肉、奶酥油野鸭子等。乾隆三十六年春东巡谒孔，容妃受到格外赏赐的膳食有回回饽饽、羊西尔占等。四十三年秋东巡谒祖，至围场猎得野猪、狍子，皇帝命赏随行众嫔妃野猪肉，惟独赏容妃一盘狍子肉。可以确信，信奉伊斯兰教的容妃和卓氏入宫以后，坤宁宫虽然还用大锅煮猪祭神，但容妃绝不会受胙。元旦祀神及春秋两大祭时，皇帝肯定会有权宜之计不让容妃尴尬的。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十九日容妃薨逝，时年五十五岁，皇帝辍朝三日，丧仪照康熙九年（1670年）慧妃薨逝的旧例办理，并未提高规格。容妃遗物首饰衣服等分送给叔叔额色尹、哥哥图尔都的妻子，以及容妃的姐妹们。
可以这样说，自从结发贤妻富察氏病逝后，乾隆在他那漫长的人生途路上，就再没有一个后妃能像孝贤皇后那样去平抚皇帝那孤寂的、焦躁不安的灵魂了。他有皇后和妃嫔，有年轻貌美的贵人、常在、答应，他和她们有性欲之爱，但他已永远地失去了情爱与性爱和谐地融在一起的温馨的婚姻生活。乾隆六十年（1795年），皇帝谒东陵时曾亲往孝贤皇后陵前酹酒三爵，年已八十五岁的老皇帝当时赋诗一首，结句是：“齐年率归室，乔寿有何欢？”第二年，嘉庆元年春，刚刚归政的太上皇乾隆携子皇帝颐琰（嘉庆）再次前往孝贤皇后陵前酹酒，望着陵前高大葱郁的松林，他不禁又回忆起四十八年前那令人心碎的日子，太上皇留下了这样伤感的诗句：“吉地临旋跸，种松茂入云。暮春中浣忆，四十八年分。”在“四十八年分”句下，太上皇自注云：“孝贤皇后于戊辰（乾隆十三年）大故，偕老愿虚，不堪追忆！”自从四十八年前皇帝与元配妻子富察氏白头偕老的愿望随着运河中的春水一去而不复返地流逝以后，皇帝所企盼的只是在另一个世界与孝贤皇后重逢。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春天，他在孝贤皇后陵前表白了这一心愿：
三秋别忽尔，一晌奠酸然。
追忆居中阃，深宜称孝贤。
平生难尽述，百岁妄希延。
夏日冬之夜，远期二十年。这一年，皇帝整整八十岁，他对已成冢中白骨的爱妻诉说，自己不想活到一百岁，与你相会之期再远也不会超过二十年！
如果孝贤皇后真的能与乾隆皇帝白头偕老的话，那就不仅仅会改变乾隆的人生，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会改写乾隆时代历史的某些篇章。
三、和孝公主
记不得有谁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从哲学人本的角度出发，人是漂荡的，有时是无依无靠的。但人要抓住一些东西，要抓住自己的事业，要抓住自己的国家，要抓住自己的故土，要抓住自己爱恋的人，要抓住自己迷信的偶像。抓住了，才能使自己安定下来，才能稳得住。”自从孝贤皇后离开乾隆皇帝以后，皇帝的心也是空空荡荡的，无依无靠的，他能够稳得住，成为他精神支柱的，首先是肩负着父、祖两代的重托，必欲把大清帝国治理好的强烈的事业心，除此之外，大概就只有生母崇庆皇太后，可以像朋友那样作推心置腹交谈的大臣傅恒与和珅，以及六十五岁上得的爱女和孝公主了。
乾隆皇帝一生共有二十七个子女，在这众多的皇子、皇女之中，真正能成为他感情寄托的，似乎只有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一人。皇帝对她的爱，不仅超过其他公主，而且也是所有皇子不可比拟的。十公主的生母悖妃初入宫时赐号“永贵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册封为“悖嫔”，那一年二十六岁，而乾隆已是年逾六旬一老翁了。悖妃是满洲正白旗人，但她的家族原隶内务府，又以汪氏一为姓，据此推测，她至少有汉族血统。汪氏的父亲四格，官都统，位。居极品，而她在乾隆三十六年被封为悖嫔、三年后晋封悖妃时，册文中竟连“秀毓名门”、“大家淑质”之类的门面话都没有，可见她的家族并没有被公认为八旗世家。就悖妃本人而言，终其一生，等级也不过妃子而已。十公主生母为出身不算高贵的妃子，而竟被封为等级最高的“固伦公主”，显然与清朝册封公主的定制不尽符合。
中国古代从战国时起，诸侯、帝王的女儿通称“公主”。满洲肇兴东土，文明晚进，加以四处征战，当时还无暇在名号上搞些繁文缛节的规定。太祖努尔哈赤的女儿们照满洲习俗，一律称为“格格”。清崇德元年（1636年）太宗皇帝——乾隆的高祖——正式改国号为“大清”，登上了“宽温仁圣皇帝”宝座时，才着手制定了一整套宫闱之制，规定凡中宫皇后所出之女封“固伦公主”，品级相当于亲王；妃、嫔所出之女，则封为“和硕公主”，品级相当于郡王。公主下嫁，其夫婿也不称“驸马”，而按满洲的习俗称“额驸”；尚固伦公主的，名“固伦额驸”，尚和硕公主的，名“和硕额驸”。“固伦”也是满洲语，意为“国家”，固伦公主意为“国公主”。太宗以下，循祖制而行，只有皇后所生的女儿才能冠以固伦公主美号。
然而，也有特例。康熙皇帝的十公主下嫁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部的策棱，由于十公主的生母纳喇氏只有“嫔”的名号，所以封为“和硕公主”，策棱则随公主封“和硕额驸”。日后策棱屡立奇功，进封和硕亲王。和硕额驸的名号与他的尊贵地位显然又不相称，于是在雍正十年（1732年）进“固伦额驸”，其时和硕公主已经死去，特旨追赠“固伦纯慤公主”。这是和硕公主逝后，由于公主所尚额驸身份提高，反过来追赠为固伦公主的特例。也有因为皇帝钟爱某一位公主，将其品级提高的。康熙皇帝的皇三女是荣妃马佳氏所出，初封时恪遵定制，封为和硕荣宪公主，但当康熙皇帝五十六岁身患重病时，这位和硕公主“视膳问安，晨昏不辍四十余辰”。皇帝被她的纯孝深深感动，病愈后特旨进封“固伦荣宪公主”。
乾隆皇帝的十公主下嫁时被封为“固伦和孝公主”，就是援皇祖封固伦荣宪公主之例，虽有违定制，却也无可厚非。
十公主出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正月，这一年皇帝已六十五岁高龄，其他皇女或死或嫁，竟无一人承欢膝下。包括固伦和孝公主在内，皇帝一共生了十个女儿，皇长女、皇二女、皇五女、皇六女、皇八女不幸早殇，也谈不到封什么公主名号。皇三女固伦和敬公主是孝贤皇后所出，皇后崩逝的前一年，已下嫁科尔沁蒙古王公色布腾巴尔珠尔。这个蒙古小伙子十分憨厚，九岁那年皇帝即命养育宫中，随皇子们一起读书，等长成后，皇帝更把他当半个儿子看待。皇帝时时怜念和敬公主是孝贤皇后留下的惟一骨血，因此对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也别有一番深情。乾隆十九年（1754年）皇帝从避暑山庄启銮，经科尔沁蒙古往谒祖陵时，曾以《科尔沁固伦和敬公主额驸达尔汉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侍宴》为题，写了一首纪景抒情的小诗：
世笃姻盟拟晋秦，宫中收养喜成人。
诗书大义能明要，妫汭丛祥遂降嫔。
此日真堪呼半子，当年欲笑议和亲。
同来侍宴承欢处，为忆前弦转鼻辛。
尽管乾隆蓄意提携色布腾巴尔珠尔，却无奈这位固伦额驸达尔汉亲王是个扶不起的天子，而且寿数不长，乾隆四十年（1775年）时年轻轻的死于金川之役，留下和敬公主在豪华宏伟的公主府（在东四十条张自忠路）内孀居枯守。皇四女和硕和嘉公主生母是纯惠皇贵妃苏氏，十五岁那年下嫁大学士傅恒次子、孝贤皇后亲侄福隆安。皇帝对福隆安寄以莫大的期望，而和嘉公主却没有夫贵妻荣的福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去世时不过二十三岁。皇七女和皇九女都是皇贵妃魏氏所生，但皇七女因为下嫁前面曾提到的因军功卓著晋封固伦额驸策棱的孙子拉旺多尔济，所以特旨封“固伦和静公主”。她去世时正赶上皇十女和孝公主出生，年纪也只有二十岁。皇九女和硕和恪公主下嫁乾隆朝有名的福将兆惠之子札兰泰，时当十公主出世前两年多一点的光景。这样屈指一算，乾隆皇帝女儿虽不算少，但到老闺女和孝公主降临人间时，却只剩下和敬公主、和恪公主两人还在世；和敬公主已是四十多岁的妇人，和恪公主几年后也故去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望七之年的老皇帝得了一个长得十分像自己的可爱的小公主，他怎能不心花怒放呢？再者，自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五月十七阿哥永磷降生的梦熊之喜后，十来年间没有龙种诞育，如今又有一个活泼泼的小姑娘在宫中呱呱坠地，因而上自望九之年的皇太后，下至宫女、太监等执事人役，无不有一种喜从天降的意外之感，那欢快热闹的喜庆气氛绝不下于皇子的诞生。
小公主快四岁时，宫中发生一件给她幼小心灵以深刻刺激的大事。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一月悖妃汪氏将她所居宫中的使唤女子毒殴立毙，皇帝震怒之下，想把她的悖妃位号废掉，小公主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本来太监、宫女犯错被责打，在宫中是家常便饭，皇帝跟前的小太监胡世杰、如意等也常有惹皇帝生气的时候。都不过交敬事房太监打上几十板子了事。当然，皇帝偶尔也有动真气的时候，乾隆十六年（1751年）夏天皇帝平伸双手准备让侍候的太监穿上一袭葛衣时，突然觉得手上被深深地刺了一下。待放下衣裳细加检视，原是一枚钢针忘在袖口上了。皇上一气之下，除给了这两个倒霉的太监责打、枷号的惩罚外，还发往边远地方充军。而今这次事件却非同寻常，悖妃竞将使唤宫女活活打死，如此残虐人命之事，宫中确属罕见。
汪氏被册封悖妃时，册文都称颂她“毓质柔嘉，禔躬端淑”，“娴兰宫之礼教”云云。其实，她的柔嘉端淑、娴于礼教，只表现在皇太后和皇帝面前，而对使唤宫女、太监却极为凶暴。诞育小公主后，“母以女爱”，年节赏赐，自然得到较之其他妃嫔更多的恩眷。这样一来，悖妃对下人脾气越发暴躁，责打起来也越发肆无忌惮。其他嫔妃见惇妃承恩正隆，谁也不肯出面劝解，终于酿成了将宫女立毙杖下的惨剧。
人命关天，且宫女又死于非命，皇帝的震怒可想而知。废黜悖妃，以警戒其他妃嫔，他不难下此决心，而一旦悖妃被打入冷宫，必将深深伤害自己视若掌上明珠的小公主；皇帝不忍心把公主抱给其他妃嫔抚养，更不忍心看到小公主日夜陪伴着一个以泪洗面的亲生母亲。皇帝冷静下来，才发现自己难于废黜悖妃，正是由于对小公主在感情上的深深依恋。爱屋及乌，皇帝最后决定从轻把悖妃降为悖嫔，以示惩处，他为此召来皇子们和军机大臣宣谕说：
昨悖妃将伊宫内使唤女子责处致毙，事属骇见，尔等想应闻知。前此妃嫔内闻有气性不好，痛殴婢女，致令情急轻生者，虽为主位之人不宜过于狠虐，而死者究系窘迫自戕。然一经奏闻，无不量其情节惩治，从来未有妃嫔将使女毒殴立毙之事，今妃此案，若不从重办理，于情法未为平允。
但下面话锋一转，皇帝又谕：“第念其曾育公主，故量从末减耳。若就案情而论，即将伊位号摒黜，亦岂得为过当乎？”对悖妃的惩处，所以由“从重”改为“量从末减”，皇帝讲得非常坦率——“念其曾育公主”。皇帝宛转曲法之事极为罕见，从此，宫中外朝都明白了小公主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
十公主的诞生，填补了自孝贤皇后去世后皇帝感情上的空虚。乾隆是一个精神世界十分丰富的人，是一个感情非常细腻的人。他需要有人怜爱他，同时也要把温情奉献给他所热爱的人。自从十公主降生后，只要有她在身边欢闹戏嘻，皇帝就会把一切疲劳倦怠都抛到九霄云外；只要抱起十公主，皇帝苦恼烦躁的心绪就会立刻宁静下来。这种感受，孝贤皇后在世时皇帝体味过，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十公主又唤起了皇帝对那段温馨往事的回忆。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点，皇帝对十公主更加珍爱。随着十公主一天天长大，皇帝也在考虑，女儿再好，也不能在自己身边留一辈子，对孩提时的小公主，可以在年、节、生日时，尽可以多赏赐些汉玉娃娃戏狮、红白玛瑙仙鹤之类奇珍做她的玩物，而对她真正的爱，莫过于早早地为她安排好一生的前程。皇帝明白，就十公主的未来而言，财富固然重要，尊崇的地位固然重要，但这些对她来说似乎无须操心过虑。皇帝以为，最重要的莫过于为她选择一个终身靠得住的如意郎君。
俗话说，皇帝女儿不愁嫁。乾隆为十公主择婿可真应了这句话。满蒙联姻，是清帝世代相承的家法。远的不说，十公主的七姐固伦和静公主就下嫁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部的拉旺多可济，但皇帝不愿十公主远嫁塞外；嫁给蒙古王公，也可以像十公主三姐固伦和敬公主那样，仍然留居京师，但即使像自幼养育宫中的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一般的蒙古人材，也难以让眼界甚高的皇帝满意。和八旗勋旧之家，特别是所谓“八大家”联姻，也是清皇室的源远流长的老规矩。十公主四姐下嫁福隆安、九姐下嫁札兰泰，就都是皇帝选定的八旗世家子弟。然而，到十公主渐渐长大的时候，皇帝从这个圈子里选择乘龙快婿的余地变得有限了，同皇帝年辈相当的老臣早已凋零殆尽，即使他们子嗣甚多，但也难于找到与和孝公主年龄匹配，又辈分相当的合适人选。转来转去，皇帝自然而然地盘算起当朝大臣家的子弟，他首先想到了和珅的儿子。
和珅姓钮祜禄氏，说来也是名门出身。到十公主四五岁时，和珅年富力强，圣眷正隆，一身兼户部尚书、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九门提督等要职，是政坛上一颗最有希望的新星。就连来中国的朝鲜使臣据自己的观感也得出了“兵部尚书福隆安、户部尚书和珅贵幸用，阁老阿桂之属，充位而已”的结论。皇帝当时年届古稀，而和珅不过三十出头，十公主下嫁和珅的之子，皇帝以为，她的前途最有保障。福隆安地位虽高于和珅，又是孝贤皇后的亲侄，不过就感情好恶而言，皇帝与和珅的性情更为相投。和珅年龄不及皇帝之半，而他俩君臣间的忘年际遇，实在是某种说不清的缘分使然。皇帝最终决定与和珅家结秦晋之好，说到底是他由衷地喜欢和珅。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虚岁刚满六岁的十公主就由皇帝指婚给和珅儿子。这位佳婿貌如其父，英俊无比，年方六龄，比十公主小半个月光景。两人八字经皇帝看过非常满意，注定是一生和睦的恩爱夫妻。皇帝为自己未来的女婿赐名“丰绅殷德”。“丰绅”，满洲语含有“福禄”、“福泽”、“福祉”之类的意思，夫婿寿山福海，十公主的前程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丰绅殷德被指为十公主额驸时，因年龄太小，并未成婚，十公主仍在皇帝身边承欢侍养。这个姑娘聪明伶俐，善解人意，对老皇帝非常孝顺，待人接物也谦恭有礼，与阿哥们相处得都很融洽。十公主从小性情刚毅，喜欢穿男装，每年夏秋皇帝去避暑山庄，及随后进哨木兰行围时，总忘不了带上她。马上围猎，随时随处都有危险，皇上怕小公主稍有闪失，特别交待内务府上驷院调教好驯良的小马，配上特制的“架子鞍”。小公主把小撒袋挂在腰间，一身戎装跨在马背上，俨然满洲英俊的少年武士。初次行围，在野兽左突右驰的围场中，她居然用弓箭射死了野兔和小鹿。皇帝看在眼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还有比这更开心的事，那就是每年新正驻圆明园时带十公主逛买卖街。买卖街在福海东岸同乐园近旁，元宵前后，皇帝总在同乐园赏王公大臣看戏，于是一时间冠盖如云、翎顶辉煌，煞是热闹。皇帝特命内务府在这里布置一条宛如城内闹市的商业一条街，名之日“买卖街”。那里有卖古玩玉器的，有卖生熟药材的，有专卖南货的，有专卖广货的，有专卖西洋自鸣钟、时辰表、板呢羽缎的，还有酒楼茶肆，饭店旅舍……最令人叫绝的是，沿街竟有携小筐叫卖瓜子零食的。买卖街上开店的都由宫中太监充当，而店小二则征用外城各店铺中声音响亮、口齿伶俐的伙计。王公大臣们正月入园看戏时，都到买卖街竞相购物，他们倒不是图便宜，而是投皇帝所好，为新年游观之乐添些花絮。迨天色向暮，外官退尽，宫内的妃嫔、公主，以至宫女、太监这些常年深居紫禁城内寂寞得难受的有闲人，便三五成群纷纷来到买卖街购物吃茶，尽享市井喧嚣繁华之乐。偶尔皇帝驾临，只听店内跑堂的呼茶，店小二报账，掌柜的辟里叭啦打算盘核账，众音杂胃遝，纷纷并起，买卖街的热闹更达到了高潮。十公主活泼好动，每年正月都让父皇带她逛买卖街，要这要那。皇帝一一满足她的要求，还认真地传旨开店的太监记账。有一次小公主吵着要一领大红夹衣，皇帝就指着随侍在旁的和珅对公主笑着说：“为什么不向你丈人要？”和珅忙向估衣店主问价，结果花了二十八两银子买下大红夹衣进呈给十公主。把未来的公公称“丈人”，这是皇帝与和珅儿女亲家之间叫惯了的戏谑称呼。起初为何这么叫，谁也说不清，大概因为十公主从小喜欢衣冠作男子状吧？
十公主十四岁时，皇帝破例册封她为“固伦和孝公主”。因为不久就要举行成婚礼，所以她开始把头发蓄了起来。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皇帝八旬万寿大庆的前一年，和孝公主和固伦额驸丰绅殷德奉旨完婚。十一月二十七日是钦天监择定的吉日，皇帝龙袍衮服，在保和殿摆出丰盛筵宴，款待固伦额驸和王公大臣们。和孝公主在即将离开她度过了一生黄金时代的宫苑前，先到父皇跟前行礼拜别。皇帝面带慈祥的笑客，嘱咐女儿到夫家之后，勿恃尊贵，孝顺姑嫜，其实心里却百感交集，很难说清是什么滋味。吉时一到，和孝公主身穿金黄色绣龙朝褂、头戴饰有十粒大东珠的貂皮朝冠，登上銮仪卫早已准备的彩舆，前有内务府总管大臣以下官员乘马导引，陪送的福晋夫人及随从的命妇们乘舆随行，后有护军校率护军二十名护送。沿途街道，步军统领衙门已令属下清水泼街。送亲队伍浩浩荡荡来到北城后海南岸和珅府第时，鞭炮齐鸣，和珅夫妇早已恭迎于外堂和中室。只见和府上下修饰一新，到处张灯结彩。公主降舆，升堂，和珅夫妇屈膝跪安，将公主迎入内室。合卺吉时一到，即由内务府派出的两对年命相合的结发夫妻跪进肉一盘，随即用刀切碎，再跪进三杯酒，与肉一起抛撒在地上，表示祭天祀地。然后和孝公主与固伦额驸交杯对饮，众人退下。宫内外翘首以待的十公主盛大婚礼至此圆满完成。
乾隆一朝六十年，时当有清一代盛世的顶峰，轰动九城，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庆典接踵而至，而和孝公主下嫁就是京师百姓久传不衰的一大盛事。皇帝陪送给公主妆奁之豪奢，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自成婚之日起，公主妆奁以及皇帝赏赐固伦额驸的金银珠宝、皮货绸缎、家具摆设，以至茶壶痰盂、木梳笤帚……等等，车载、马驮、人抬，源源不断地从宫中运出，有条不紊地随着送亲队伍徐徐进发，把街道两旁聚观的百姓看得目瞪口呆。除陪送金银财宝、日用生活品之外，皇帝还赏给公主男女十二对，户口管领二人。此外，又赏赐丰绅殷德头等女子、二等女子、三等女子各四名。这些陪送人口中拣补一、二、三等护卫，以及五、六品典仪，因此他们也都被赏有皮、棉、夹衣，绸缎衣料，首饰耳坠之类的东西。到第二年朝鲜使节到京师时，还听人议论和孝公主嫁妆十倍于下嫁福隆安的和硕和嘉公主，估其价值，大概值数百万两白银。这还不止，公主偕额驸回门那天，皇帝又赏给他们内库——皇帝私人所有，归内务府广储司管理的银库——白银三十万两。那一天，京师文武百官手捧如意、珍宝，“拜辞于皇女轿前者，无虑屡千百”，连年高德韶的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阿桂也降贵纡尊，混迹其间。
和珅此时在朝中的位次，虽在阿桂以下，但已是朝野尽知的第一权臣，以致来华英国使臣也风闻和珅有“二皇帝”之称。如今，他又和皇帝结为儿女亲家，更没有人会怀疑皇帝把女儿许配错了人家。
不幸的是，皇帝为和孝公主找的靠山竟是一座冰山！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崩逝。元宵刚过，权倾一时的和珅便被一条白练结束了生命。和珅之所以没有处以凌迟极刑，还是靠和孝公主屡屡进宫，向其兄嘉庆皇帝涕泣求情，嘉庆才答应赏和珅一个全尸，否则，其罪虽千刀万剐犹不足蔽其辜。
祸从天降，和孝公主似乎早有思想准备。据说当和珅传宣诏旨、气焰熏天之际，有一日大雪纷飞，固伦额驸丰绅殷德心血来潮，竟用簸箕扬雪和家奴们打闹。公主见他忘乎所以，立刻严词责备道：“你年纪不小了，怎么还像小孩子一般？你父亲在外名声不好，皇父在，尚可担待，但总有一天恐怕身家难保，到那时我也得受连累呵！”丰绅殷德则对父亲赐死、家产被抄感到茫然，昔日富埒王侯而一朝破败潦倒，人情世态的突变给了他强烈的刺激，在一首题为《自咏》的诗中流露出了这个年轻的贵公子看破红尘的苍老心态：
朝亦随群动，暮亦随群动。
荣华瞬息间，求得将何用？
形骸与冠盖，假合相戏弄。
何异睡着人，不知梦是梦。
丰绅殷德有限的余生，都是在“眼逢闹处合，心向闲时用；既得安稳眠，亦无颠倒梦”这种绝望颓唐的心境中度过的。嘉庆十五年（1810年）五月，这个对人生早已厌倦的人病故了，终年只有三十六岁。和孝公主以坚强的毅力撑持着全家局面，道光三年（1823年）九月，年将半百的和孝公主怀着对慈父永久的眷恋也与世告别了。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和孝公主的下场当然不会如此悲惨。她的后半生还是先以皇妹、后以皇姑的身分得到了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的多方关照；不过，乾隆皇帝九泉有知，不知该怎样为自己择婿失算而贻误了爱女终身而痛悔呢！
四、龙生九种
乾隆究竟讲了没有想立和孝公主为皇储的话，史无可考，但从当时对诸皇子，包括已内定为皇储的皇十五子永琰在内，都不尽满意的心理推断，皇帝与十公主父女独对时，他完全可能在戏谑之间无意流露出内心深深的遗憾。
在皇帝十七个皇子中，孝贤皇后所生的两个儿子——皇二子永琏和皇七子永琮——无疑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皇太子人选。
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初二日，刚即位的皇帝在乾清官西暖阁召见总理事务大臣、九卿等，郑重宣布密建皇储。他说宗社大计，莫过于建储一事，因此自古以来，帝王即位，首先举行；但明立皇储，容易别生事端，或者太子恃贵骄矜，渐至失德，或者左右小人逢迎谄媚，引诱为非，是以皇祖康熙当日对建储一事，大费苦心。皇父雍正，创立秘密立储家法，朕再四思维只有循皇父成式，亲书密旨，照前收藏。随后，在总理事务王大臣在场的情况下，亲书建储密旨，由宫中总管太监收藏于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额之后。此时，乾隆二十六岁，春秋正富。他之所以急于立储，一是有雍正成式可循，再就是有可立为皇储之人。这后一点似乎更重要，但因为是密立皇储，所立之人为谁，除皇帝之外，包括皇太子在内，谁也不知道，自然不能向王公大臣宣谕。
皇帝亲书密旨上定的是皇二子永琏为皇太子。其时，皇帝有皇子三人：庶妃富察氏所出皇长子永璜十四岁，嫡妃富察氏所出皇二子永琏七岁和庶妃苏氏所出皇三子水璋两岁。永琏自幼聪明贵重，气宇不凡，雍正在世时为他亲自命名“永琏”，已隐寓承接宗器之意。他的优势还在是嫡子，这一点最为皇帝所重，秘立皇二子永琏为皇太子自在情理之中。谁想到了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永琏偶患寒疾而殇，乾隆只得撤出“正大光明”匾后置放的密立皇储谕旨，并当众宣布，乾隆元年七月所立皇太子即为已薨皇二子永琏，“永琏系朕嫡子，已定建储之计，与众皇子不同，一切典礼著照皇太子仪注行”。永琏夭折，是乾隆立嫡梦的初次破灭。
此后，乾隆又曾打算密立皇后富察氏所生皇七子永琮为皇太子，未及亲书密旨，七阿哥又两岁痘殇。这件事恰好发生在乾隆十二年除夕，因此对皇帝的震动极大。经过反覆思考，决定向王公重臣剖白自己的心迹，为此降旨先说原本期望永琮承接神器：
皇七子永琮，毓粹中宫，性成夙慧，甫及两周，歧嶷表异，圣母皇太后因其出自正嫡，聪颖殊常，钟爱最笃，朕亦深望教养成立，可属承祧。今不意以出痘薨逝，深为轸悼。建储之意，另朕衷默定，而未似端慧皇太子永琏之书旨封贮，又尚在襁褓，非其兄可比。
皇帝的下面旨谕是为了安慰皇后，称“贤后诞育佳儿再遭夭折，殊难为怀，皇七子丧仪，应视皇子从优”。这谕旨的后半则最值得重视：
复念朕即位以来，敬天勤民，心殷继述，未敢稍有得罪天地祖宗，而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岂心有所不愿，亦遭遇使然耳？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
以上就是乾隆皇帝在年终岁尾，痛悼嫡嗣再殇的时候，向天地祖宗虔诚地承认自己执意立元后正嫡为太子的过错。
乾隆说得很对，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他自己，均非元后正嫡承继皇统。顺治皇帝福临是太宗皇太极第九子，生母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即后来著名的孝庄皇太后；康熙皇帝玄烨是世祖顺治第三子，生母佟氏，时为妃；雍正皇帝胤禛是圣祖康熙皇四子，生母德嫔乌雅氏；至于乾隆皇帝本人生母钮祜禄氏当时地位更卑下了，在雍邸中没有任何名号，只是被习惯地称为“格格”，直到雍正即位，才册封为熹妃。这样一看，清帝以庶出之子承接神器，绍登大统，真的如乾隆所说，竟然成了约定俗成的“家法”。乾隆说得也很对，“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不过，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必欲以嫡子承统”。从汉族封建皇朝的传统来看，自然是“立嗣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昔日康熙皇帝即循着这样的思路，立元后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乾隆即位后，一而再地欲以元后嫡子为皇太子，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容易讲得通。其实，无论康熙也好，乾隆也好，他们从自己庶出而终于即帝位的曲折痛苦经历中，深深体会出以嫡子承统是何等的重要。
康熙之生母佟氏虽出身八旗汉军世家，但入宫以后并不受顺治皇帝宠爱，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康熙降生之始，就由保姆抱到紫禁城西墙外一座府邸（后改为喇嘛庙福佑寺）去养育。顺治不喜欢这个孩子而有意立康熙四弟、皇贵妃董鄂氏所生之子为皇太子。康熙晚年回忆这段幼年时代的境遇时是这样讲的：“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可见康熙对幼年遭遇是终生铭记的，他深感失欢于父亲的庶子处境之难堪。康熙后来之所以能以庶子入承皇统，全在于祖母孝庄皇太后的提携呵护。通向帝位的道路，对康熙来说是不平坦的。正是由于这段特殊经历，所以康熙当嫡长子胤礽刚满周岁时，即毅然将他立为皇太子；日后废而复立，旋立旋废，这个过程康熙皇帝是经历了锥心刺骨的痛苦的。乾隆庶出而得祖父康熙卫护为帝，有和康熙极为相似之处。他在踏上皇位途路上所遇到的挫折坎坷恐怕要超过他的祖父。乾隆必欲立元后嫡子为皇储，可以摆出各种堂堂正正的理由，但乾隆对立嫡的追求竟到了痴迷的程度，这只能从他个人独特的人生体验中去寻求答案。
‘乾隆十二年除夕皇七子永琮出天花死去，给了乾隆立嫡梦第二次毁灭性的打击。第二年清明时节，元后富察氏在德州水次仙逝，则彻底绝了乾隆立嫡的念头。从此以后，二十多年漫长岁月过去了，皇帝没有再考虑过秘密立储这件大事。
皇储长期空虚，个中原因很复杂。皇帝年富春秋，身体康健，自然没有急于立储的紧迫感。孝贤皇后已逝，继后那拉氏不惬帝心，既然已不存在从元后正嫡中选定皇储的指望，也就可以从容行事了。而当乾隆皇帝年逾六旬认为有必要立储而环顾皇子，逐个审视时，竟发现没有一个令自己完全满意、完全放心的。如果说皇帝对和孝公主充满了慈父的爱心，有时甚至到了溺爱的程度，那么，对于阿哥们，则往往摈却感情的因素，绝对从政治上着眼，考察他们的品德才具能否担得起大清江山这副重担，考察他们是否有暗存争储的野心。因而，对待皇子，皇帝总是摆出一副严父面孔，有时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大阿哥永璜和三阿哥永璋虽为庶出，却都是诞自青宫的孝顺儿子，嫡母孝贤皇后大故时，他俩已长大成人，永璜二十一岁，永璋十四岁。谁料到大行皇后梓宫刚由水路运到通州，皇帝就没头没脑地指责大阿哥茫无所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皇后丧期刚满百日，又当着满洲王公大臣的面痛责大阿哥对嫡母之死“并无哀慕之愧”，三阿哥“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然后竞武断地说大阿哥对母后之死幸灾乐祸，有觊觎神器的野心，词气之严厉，令皇子们不寒而栗。而皇帝意犹未尽，又杀气腾腾地说：“大阿哥、三阿哥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把他们诛杀。但朕百年之后，皇统则二人断不能承继！大阿哥、三阿哥日后若心怀不满，必至弟兄相杀而后止，与其让他们兄弟相杀，不如朕在之日杀了吧！”怒气冲冲的皇帝转过脸来又告诫满洲大臣，今后如有人奏请立皇太子，“朕必将他立行正法，断不宽贷”！
皇帝当时正沉浸在丧后的剧痛之中，对金川的战事也十分棘手，脾气出奇的暴躁可以理解。不过，似乎不能说他完全失去理智。皇帝震怒自有他的道理，当时嫡子与皇后相继而卒，皇储虚位，皇帝脑子里自然浮起了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时皇长子胤裎的蠢蠢欲动，回忆起了雍正痛下决心处置掉年已二十四岁的皇三子弘时，回忆起了雍正年间那场皇室内部手足相残的惨祸。他不希望这一幕幕悲剧重演，所以才有那一番武断专横的诛心之论。以这样的想法揣度乾隆，也可以说他爱之弥深，是以责之愈切。不过，也请替大阿哥、三阿哥设身处地想一下吧，他们实在冤枉之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大阿哥永璜竟忧惧而死，上距严厉的廷训不过一年零九个月。弥留之际，素幔中的大阿哥泪汪汪地对亲临视疾的皇帝说：“儿不能送皇父了，儿不能送皇父了！”发引那天，皇帝手抚灵柩，心如刀绞。父亲为儿子送行，已为人间惨事，更那堪将老丧长子，而长子含冤早逝，自己实为催命人——乾隆痛惜、悔恨，良心受到谴责，望着渐渐远去的柩车，老泪纵横，他沉痛地低吟着哀悼皇长子的挽歌：
灵楯悠扬发引行，举楯人似太无情。
早知今日吾丧汝，严训何须望汝成？
三年未满失三男，况汝成丁书史耽。
见说在人犹致叹，无端丛己实何堪。
书斋近隔一溪横，长杏芸窗占毕声。
痛绝春风廞马去，真成今日送儿行！
为了补过，乾隆皇帝在皇长子薨逝之后降旨追封其为定亲王，谥日“安”，其亲王爵即令皇长孙绵德承袭，并破例让即于皇长子所居别室治丧，不必迁移外所。乾隆诸子中第一个得封亲王爵的是皇长子永璜，尽管是死后追封的。乾隆诸孙中，第一个未降等袭封亲王的，是永璜长子锦德。皇长子不幸早逝，乾隆有一种难以释怀的负罪感，是以终其一生，对皇长子一支都给予了特殊的关爱。
三阿哥永璋也韶华早逝，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七月死的时候只有二十六岁。对这个阿哥，皇帝曾抱有一定期望，他私下里对亲信的军机大臣讷亲说过，储位三阿哥“尚有可望”，可见永璋的人品才识有过人之处。三阿哥永璋逝后，追封循郡王，也可视为皇帝良心发现后的补过之举。
在乾隆皇子中，遭遇不如大阿哥、三阿哥的是十二阿哥永瑾。他的生母系那拉皇后，本来也称得上皇帝嫡子，但那拉皇后与皇帝反目成仇，被幽囚而死，十二阿哥因而在人们白眼下，隐忍苟活到二十五岁时死去。皇帝对那拉皇后怨毒太深，由其母而迁怒其子，故而十二阿哥身后十分凄凉。直到嘉庆皇帝亲政，才追封他这个不幸生在帝王家的兄长为多罗贝勒。
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六十三岁打算秘立皇储时，除上面提到的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七阿哥、十二阿哥已故，或根本没资格列为皇储人选之外，五阿哥永琪、九阿哥（未命名）、十阿哥（未命名）、十三阿哥永璟、十四阿哥永璐和十六阿哥（未命名）也相继而亡。这几个阿哥中，乾隆比较看重的是五阿哥永琪，据说他从小“国语骑射娴习，为纯皇帝所钟爱，欲立储位”。永琪长到二十五岁时，被封为荣亲王，是继追赠永璜定安亲王后，第一次为皇子在世时封授的亲王爵。但永琪封王四个月后，就病逝了，时间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三月。这样一算，乾隆再度滋生立储想法时，所生的十七个儿子中就只剩下了四阿哥永城、六阿哥永瑢、八阿哥永璇、十一阿哥永理、十五阿哥永琰和十七阿哥永磷六人。而这仅存的六位皇子中，四阿哥和六阿哥早已分别过继给履亲王允构和慎郡王允禧为孙，因而也被排除掉了立为皇储的可能。本来子息极多的乾隆皇帝真的要决定与爱新觉罗氏宗族、与大清帝国命运攸关的预立皇储这件头等大事，就只能在八、十一、十五和十七阿哥这狭小的范围中做一抉择了。
中国古代关于龙的传说特别多，其中一个说龙生九种，种种不同：老大叫蒲牢，好鸣，后来做了钟上的钮鼻；老二叫囚牛，喜音乐，作了胡琴头上的刻兽；老三叫睚眦，好杀，作了刀剑上的吞口；老四叫嘲风，喜欢冒险，作了殿阁上的走兽；老五叫狻猊，善坐，作了佛座骑象；老六叫霸下，能负重，作了石碑下的托座，即人们俗称的龟；老七叫狴犴，好讼，作了牢狱大门上的镇压之物；老八叫屃赑，好文，作了石碑两旁蜿蜒而行的饰纹；老九叫蚩吻，好动，作了殿脊的兽头。皇帝是真龙天子，乾隆无可奈何地承认，除了和孝公主同自己的相貌、体格、性情、气质相类之外，哪一个龙种都不像龙，而且恰如龙之九子，乾隆诸子性格各异，爱好迥别。
八阿哥永璇是皇帝身边最年长的阿哥，书法赵孟頫，妩媚可爱，也能画平远山水，但为人轻躁，做事颠倒。有一次皇帝分派诸皇子去西郊黑龙潭祈雨，八阿哥与十一阿哥分在一班，下班后，皇帝有所垂询，却哪里也找不到八阿哥的踪影。一问十一阿哥，才知道他带着亲随侍从忙中偷闲到城里玩去了。八阿哥这种乖戾的性情，经皇帝屡屡训饬后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放纵到了沉湎酒色的下流一路。加以他又有脚病，仪表欠佳，皇帝对他不抱期望，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封个仪郡王了事。
八阿哥的同母弟、皇十一子永理，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封成亲王，号少厂，一号镜泉，别号诒晋斋主人，是个颇具文学艺术天分的天家子弟。他的诗文精洁，尤工书法，早年学欧阳询、赵孟頫书，出入王羲之、王献之笔法，临摹唐宋各家名帖，均造极诣。有一个康熙年间的老太监同他说过一件往事，其师少时犹见过董其昌作书，惟以前三指握笔，悬管写字。成王听了很受启发，由此独创所谓“拔镫法”，名重一时，论者以为清朝自王若霖以下，成王一人而已。同时代享有盛名的书法巨擘还有铁保、翁方刚、刘镛，与成王永理并称四大家。永理不以画家名世，然偶尔弄笔，空灵超妙，能写墨兰，亦能写生，间作山水，笔墨苍润，自己戏题云：“山水素不习，偶为之，荒率离披，数笔尽矣。其胸中无丘壑可知，人或以马一角呼之可也。”“天雨粟，马生角”，乃人间怪事，永理诗句自以为不善画而偶弄笔，故自嘲“马一角”。乾隆是个风雅天子，每每临幸成王府第，观赏他的书画佳作。不过，对十一阿哥的寄情翰墨，流连诗酒，皇帝也颇为警惕。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五月的一天，皇帝见十五阿哥永琰手持扇上有题画诗名，文理、字画俱甚可观，落款为“兄镜泉”三字，一问才知“镜泉”是年方十四五岁的十一阿哥别号。皇帝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幼龄所学如此，可见天分甚高，忧的是脱剑学书，渐染汉人陋习，难免丢掉满洲勇武的祖风，所关国运人心，良非浅显。皇帝对十一阿哥的担忧尚不止于此，这位阿哥柔而无断，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怪脾气越来越多，被近支王公大臣传为笑谈的是他的吝啬。据说一次乘马死了，成王即命烹马肉代膳，当天成王府即不举炊。成王的福晋是当朝第一大臣傅恒之女，奁资极丰，过f了之后这位钟鸣鼎食惯了的大家小姐竟然日食薄粥度日。陪嫁的金银财宝都被纳入成王府库中，库中积有白银八十万两，名“封桩库”。成亲王晚年得了狂痫症，死前大小便失禁，秽物从裤裆流出来。左右劝他换件衣裳，他却超然答道：“死后遍身蛆虫吃腐肉，又有谁替我洗干净呢？”永理和永璇都活到了道光年间，一个卒年七十一，一个卒年。八十六，是乾隆皇帝十七个儿子中最长寿的两位。
十一阿哥以次的十五阿哥永琰暂且放下不说，十七阿哥永磷恐怕是皇帝最不成器的一个孩子。乾隆三十八年皇帝遴选皇储时，永磷八岁，年龄比诸兄都占优势，不过皇帝并没选中他。因为皇帝看到这个老儿子从小就不喜欢读书，性情也轻佻浮躁，没有天潢气度。永磷稍长，常常溜出宫禁，一身便服去外城狭路曲巷寻花问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皇帝八旬万寿庆典前大封诸子，六阿哥、十一阿哥、十五阿哥都封了王爵，永磷只封个贝勒，从此对皇位彻底死了心。他曾对亲近的人说：“即使皇帝多如雨落，也不会有一个雨珠儿滴我身上。将来哪位哥哥当了皇帝，能把和珅府邸赐给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和珅败后，他的同胞兄长嘉庆皇帝果然将为王公大臣垂涎的和府赐予永磷一半。从此，永磷燕居邸中，惟以声色自娱而已。
与八阿哥、十一阿哥、十七阿哥比较，内廷外朝虽不敢公开议论，私下却一致认为十五阿哥永琰为人稳重，处事刚明，是最有希望的皇储人选。的确，十五阿哥文武兼资，品学俱优，堪称皇家教育出来的理想人材。
清朝家法相承，极重皇子教育。历代皇帝无不慎选天下英才，以教辅元良，即皇太子。清朝则因秘密立储之制，皇太子从诸皇子中密定，因此，皇子、皇孙年满六岁一律入尚书房（上书房）读书，皇帝亲自挑选学识一流的京堂、翰林为师傅，分别教授经史策问、诗赋古文，又指派大学士、尚书等重臣为总师傅，稽查督饬。同时，还简选满洲、蒙古大臣和侍卫等教授“国语”（满语）骑射，称“谙达”。“谙达”是满洲话“宾友”的意思。尚书房有两处，圆明园的一处在勤政殿东边，宫中的一处靠近乾清官，都与皇帝日常办公之处近在咫尺。这样的安排为的是皇帝可以随时亲临检查。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二十四日皇子书房开学，这以前已降旨任命大学土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及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梦、邵基这些乾隆少年时代的启蒙老师为皇子师傅。皇子们这一天当着皇父的面，行过拜师礼后，乾隆特别郑重告诫各位师傅道：“皇子年龄虽幼，但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殚心教导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成长自知之也。”清皇室教育确如乾隆所说，是“严厉”的，较之一般富家子弟的宽纵溺爱，不啻天壤。入值内廷军机处的赵翼记述了他所亲见的皇子读书之勤：
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原注谓闲散白身人在内府供役者称“苏喇”）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做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
赵翼随后谈了他的感想：“如此重皇子教育，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政，复何事不办？因忆昔人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如前明宫庭间逸惰尤甚，皇子十余岁始请出阁，不过官僚训讲片刻，其余皆妇寺与居，复安望其明道理、烛事机哉？然则我朝谕教之法岂惟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赵翼出身清寒，年十五而丧父，此后长期在官宦之家，以设塾授徒为业。及年长，潜心经史，熟于历朝掌故，他对清重皇子教育的看法极为中肯。包括乾隆在内，清朝皇帝高度自觉的政治责任感，在历代帝王中是十分突出的，即由皇子教育之一端，亦可略见一斑。
然而，不能不说，乾隆皇帝虽以严皇子之教著称，结果却不甚理想。前面提到的八阿哥、十一阿哥和十七阿哥都没有往政治一路发展，就是已出继给两位皇叔为嗣的四阿哥永城和六阿哥永珞，也仅以擅画花卉山水以及精于算学名闻于世，未见有出类拔萃的政治才能。平心而论，这倒不能全归于皇子教育的缺失，而要从当时整个政治大气候中探索其原因。
雍乾隆时期，宦海风涛极其险恶。热中的人当然什么时候都往功名利禄里钻，而稍稍清醒的有识者已看穿了“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这出人间闹剧，特别是那些在官场中翻过筋斗的过来人，更产生了一种对政治以至对人生的厌倦情绪，王公大臣士大夫惑于因果，遁入虚无，以素食为家规，以谈禅为日政者，比比皆是。除十五阿哥永琰之外，乾隆诸子或怡情翰墨，或狭巷冶游，甚至佯狂装疯，似乎也表现了他们有意逃避政治的扭曲心态。在这样的政洽氛围中，从尚书房培养出来的上乘人材如永琰辈可能无可挑剔，而尽善尽美到难寻瑕疵的人恰恰不可能是旷世奇才。乾隆三十八年当乾隆皇帝为立储不能不做出最后抉择的时刻，很可能陷人了茫茫然、惶惶然的烦乱心绪。太祖努尔哈赤时谈不到什么皇子教育，而所谓“四大王”、“四小王”几乎个个是帝王之材；圣祖康熙皇帝对皇子的教育失败了，但皇长子、二子、三子、四子、八子、九子、十四子也都有登九五之尊的见识与才干。自己的子嗣不少，而可供选择的皇位继承人为什么如此有限呢？
即使如此，乾隆三十八年冬还是选定了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储，尽管皇帝并不十分满意。
这次皇帝立储，既不同于雍正皇帝创制定下的仪式，也没有像乾隆元年立皇二子永琏为皇太子那样向群臣宣谕，而只是亲手书写应立皇子之名后，密封缄藏，然后将此事“谕知军机大臣”而已。这件宗社攸关的头等大事之所以作得如此机密，似乎是皇帝对十二岁的十五阿哥的气性还把握不住。当年冬至皇帝亲诣南郊天坛举行祀天大典时，特命诸皇子侍仪观礼，当着十五阿哥等的面，皇帝向苍穹默默祷告：
如所立皇十五子永琰能承国家洪业，则祈佑以有成；若其不贤，亦愿上天潜夺其算，令其短命而终，毋使他日贻误，予亦得以另择元良。朕非不爱己子也，然以宗社大计，不得不如此，惟愿为天下得人，以继祖宗亿万年无疆之绪。
看来皇帝已作好了十五阿哥随时为天所殛，而将立储密旨撤出毁弃，另作他图的准备。由于这次立储绝密至极，因此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皇帝风闻有人议论他“贪恋禄位，不肯立储”时，才被迫向天下宣布五年前，即乾隆三十八年冬已选立皇储，此事昊昊苍天可以为证。此后，外间开始纷纷猜测乾隆所立者究为哪位阿哥，有猜六阿哥永珞的，有猜十一阿哥永理的，有猜十五阿哥永琰的，甚至有猜皇长孙绵德和皇次孙绵恩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乾隆六十年新正，被严密封固了数十年之久的最高国家机密才被皇帝本人在谈笑间揭开了谜底。那是正月初二，皇帝照例在乾清官设家宴，与宴的皇子、皇孙、皇曾孙、皇元孙以及近支亲王、郡王等济济一堂，轮流到老皇帝跟前跪拜，恭贺新禧。除十五阿哥永琰一人，皇帝都有赏赐。就在他仰望皇帝，仍有所期待时，皇帝却在众目睽睽之下，笑着对他说：“你还要银子有什么用？”永琰一时还未品出皇父旨意的味道，而聪明的皇子皇孙们已相视莞尔一笑。
这一天距皇帝正式宣布永琰为皇太子不到九个月。
五、五世同堂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闰三月初八，皇帝南巡至江宁，一骑快马把皇玄孙出生的喜讯传到了龙潭行宫，古稀天子五世同堂的夙愿终于实现了！群臣额手称庆，前来迎驾的安南国陪臣黄伸政等也加入了祝贺的行列，皇帝为此而大摆宴席，款待随扈王公大臣，迎驾的江南文武官员，以及安南陪臣等。为记录这件国家罕见的祥瑞，皇帝写了一首自得之意溢于言表的七律：
飞章报喜达行轩，欢动中朝与外藩。
曾以古稀数六帝，何期今复抱元孙？
百男周室非五代，三祝尧封是一言。
重耋人多兹鲜遇，获兹惟益凛天恩。
四年以前，乾隆皇帝寿登七旬，曾用杜甫“人生七十古来稀”之意，刻了一方“古稀天子之宝”。同时写了一篇《古稀说》，提到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跻古稀者，只有汉武帝、梁高祖、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和明太祖六个皇帝堪与己并驾齐驱。如今皇帝七十有四，又喜得玄孙，以古稀之年而圆了五世同堂之梦，把汉武帝、明太祖又远远甩在了后面，皇帝怎能不诗兴大发呢？
皇帝想亲自给玄孙起个名字。清帝家法，凡宗室命名，只有天潢支派最远者，上一字相同，下一字偏旁相同，如乾隆叔伯辈上一字为“胤”《雍正即位后将其兄弟“胤”改为“允”），下一字以“礻”为偏旁；乾隆兄弟、叔伯兄弟辈，上一字为“弘”，下一字以“日”为偏旁。但乾隆以前，还没有对子孙命名作长远的考虑。乾隆十一年（1746年）审阅入宴宗室名单时，皇帝发现一个孙子辈的名“诸尔杭阿”遂令改为“绵庆”，并传谕规定：“永”字辈以下即用“绵”字。这样就定了第二代名字的第一字用“绵”。此后又定绵字辈下用“奕”字。乾隆四十九年，皇帝亲见五世元孙，命名为“载锡”，并降旨再得六世来孙应用“奉”字。这样，乾隆在世时，钦定了直到“奉”字辈的近支宗室之名。为什么用“永、绵、奕、载、奉”这五字呢？这里还有个典故。《清宫词》“一堂五世空前祀，此是乾隆极盛年”下有这样一段注释：
乾隆间，皇六子永瑢绘《岁朝图》进孝圣皇后（即崇庆皇太后），高宗御题有‘永绵奕载奉慈娱’之句，其后命永、绵、奕、载四字为近支宗室命名行派，然未有明谕也。甲辰（即乾隆四十九年）亲见皇长子定亲王生曾孙载锡，是为皇元孙，五世一堂，因于雍和宫后室及大内景福宫、避暑山庄皆书揭五代五福堂，诚古今帝王中所仅见。
这个说法与乾隆为近支宗室命名的谕旨对看，基本可以吻合。顺便说一句，“载”字辈下的“奉”字辈后来被道光皇帝改为“溥”字，他还亲自选下了“溥”、“毓”、“恒”、“启”四字按序命名近支宗室。咸丰皇帝随后又在“启”字之下选定了“焘”、“”、“增”、“祺”四字。道光皇帝何以不遵从“皇祖”乾隆的谕旨，将“奉”字改为“溥”字，大概也有些讲究吧。
现在回到本书的正题，接着说乾隆喜得玄孙后的一系列恩典。五世孙，照规矩应称“玄孙”，为避圣祖康熙名字“玄烨”的讳，故而称皇元孙。皇元孙载锡的诞生，其父皇曾长孙奕纯阿哥功劳不小，特加恩赏戴宝石顶、双眼花翎。清制，亲王以下，至人八分公俱用红宝石帽顶；宗室公可以冠双眼花翎，奕纯阿哥因为替乾隆生下了玄孙，所以获此殊荣。载锡的祖父绵德为此也沾了光。乾隆皇长子永璜去世，追封定安亲王，由其子绵德袭封。绵德是乾隆的皇长孙，乾隆三十七年因事降郡王，四十一年又因与礼部郎中秦雄褒私下往来，馈遗书画，被革爵，由其弟绵恩承袭郡王。载锡出生前三个月，乾隆已迫不及待，加恩晋封绵德固山贝子。谕旨说：“朕庆抱元孙，五世一堂，实为古稀盛事，自应特沛恩施，以衍奕祀云扔之庆。”乾隆以古稀之年，同堂五代，作为历史上仅有此福的帝王总该满足了吧？谁想得到，他又开始打皇玄孙载锡的主意了，期望“六世同堂”。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十四日，乾隆皇帝第一次以“太上皇”的身分在圆明园“奉三无私”殿举行家宴。近支宗藩及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数百人一个个上前为太上皇捧觞祝福。太上皇回赐大家祝酒时笑吟吟地说：“再过四五年即可望来孙之喜了。”此时，皇玄孙载锡虚岁刚满十三岁，已经准备物色福晋了。嘉庆三年（1798年）春天，一团孩子气的载锡奉旨洞房花烛，太上皇心里忖度，到庆祝自己九旬万寿时，载锡年已十七，或许可望得来孙之喜；如真的如此，那更是亘古未有的佳活了。这一年秋天，皇帝八十八岁，自觉身体康强，对活到百岁充满了信心。八月初九，是太宗皇太极忌辰，皇帝想到自己是太宗玄孙，自太宗以来时光已过去了一百七十余年，不禁感慨万端，提笔写道：
仰望如霄上，俯临欣目前。
一身亲七代，百岁待旬年。
乾隆幼时亲侍圣祖康熙，见过父、祖两代，如今载锡也已成人，所以说“一身亲七代”。皇帝接下去想，载锡得子当不会太久，自己或可一身亲八代吧。想到这里皇帝也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尽管自知不知足，又盼它快些成为现实。皇帝照这样的思路，又补了下面两句：
顾谓元兮勉，喜瞻来者连。
自知不知足，又愿庶应然。
但天父地母对自己的骄子永无止境的贪求似乎厌烦了，第二年新正的爆竹声音犹在耳，便中止了乾隆的生命。乾隆皇帝刻意追求的寿登九秩、同堂六世的美梦破灭了——被他当成生殖机器的皇玄孙载锡还不具备繁育来孙的能力，而他已走到了人生终点。
在绵字辈的皇孙中，最具艺术天分的当推皇五子、荣亲王永琪之予绵亿。绵亿在父亲早逝后，降等袭封荣郡王，此人聪敏放达，书法尤善，笔势逆人而平出，很受皇十一叔、成亲王永理的推重。绵亿亦间涉绘事，尤善画花鸟。但这位黄带子也沾染上艺术家通常有的不拘小节的毛病，据与他有过交往的礼亲王昭裢记述：
纯王（永琪）早薨，王少失怙恃，溺于声色，身体孱弱，至中年无日不病，或对人终日不复接谈。今上（嘉庆皇帝）令王乾清宫行走，以习劳勘，然其疾终不愈也。性聪敏，善书法，诵古今经史，出口如瓶泻水。余尝以《荀子》、《淮南鸿烈解》诸书询之，王背诵娴熟，然亦未见王常读书也。
不过，礼亲王昭楗也说，绵亿脾气虽怪，但遇大节侃侃不苟。他举出的例子是，嘉庆十八年（1813年）秋天理教林清之徒攻入紫禁城时，消息传到正在塞外巡狩的嘉庆皇帝那里，荣郡王其时正随扈行在，他见到有的王公毫不在乎的样子，就正色说：“皇上是吾辈何人？即使以亲谊论，也应当代上分忧，况万乘之尊乎？”随即进谏皇帝，请速回京，以安定人心。嘉庆接纳了他的建议，即日回銮。通过这件事，嘉庆对绵亿刮目相看，常说：“朕侄辈惟绵亿有骨肉情也。”
绵字辈皇孙中后来递承皇统的是嘉庆的皇二子绵宁（绵宁即道光帝，即位后改“绵”为“曼”）。绵宁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八月初十日，母亲是皇十五子永琰的嫡福晋喜塔腊氏。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秋以皇孙随扈皇祖乾隆巡幸塞外。八月十二日，乾隆万寿节的前一天，皇帝亲诣山庄宫门观射，皇孙质郡王绵庆年十三，中三矢，皇祖亲赐黄马褂、三眼花翎。随后年仅八岁的皇玄孙载锡亦中三矢，赐黄马褂、双眼花翎。乾隆兴奋之余，曾赋诗以志喜。这一年绵宁十岁，见到绵庆、载锡穿上黄马褂、头戴孔雀翎那神气活现的样子，心里实在痒得难受。八月十六日，皇帝自避暑山庄启銮，进哨木兰行围，绵宁随驾前往。六天后，皇帝在威逊格尔围场聚歼猛兽，绵宁竟用特制小弓箭射中一鹿，皇祖也把黄马褂、双眼花翎赐给了这个小孙子，并赋诗一首以志其事：
尧年避暑奉慈宁，桦室安居聪敬听。
老我策骢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
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
家法永遵绵奕叶，承天恩贶慎仪刑。
乾隆幼时曾随皇祖康熙入围中鹿，皇祖赐黄马褂。其时乾隆年十二，而绵宁中鹿年仅十岁，故而诗有“所喜争先早二龄”之句。皇祖之诗亦成了绵宁日后践祚最初一笔政治资本。在绵字辈诸皇孙中风头最健的当属定安亲王永璜次子，即乾隆皇次孙绵恩了，他的受赐黄马褂要比绵庆、绵宁早得多。这孩子自幼尚武，机警伶俐。多次以军机章京随扈行在的赵翼曾以生动的笔触记录了有关绵恩的一段趣事：
一日至张三营行宫，上坐较射，皇子、皇孙以次射。皇次孙绵恩方八岁，亦以小弓箭一发中的，再发再中。上（乾隆）大喜，谕令再中一矢赏黄马褂。果又中一矢，辄收弓矢跪于前。上若为弗解其意者，问‘何欲？’仍跪而不言。上大笑，趣以黄马褂衣之。仓卒间不得小褂，则以大者裹之，抱而去。
绵恩活泼可爱如是，难怪皇祖乾隆对他格外垂青。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绵恩长兄、定郡王绵德因事削爵，遂以绵恩袭定郡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进封定亲王。绵恩系皇次孙，年龄与永字辈诸叔相仿佛，加以受到乾隆眷爱，因此外间多猜测他有望人承大统。东藩朝鲜对清廷政局一向十分敏感，奉使入京师的朝鲜使臣经常把听到的“小道消息”汇报给本国政府。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月朝鲜正使黄仁点的情报称：
皇子皇孙自七岁始受文学，习弓马。而皇长子缅王（原文如此）已死，有子二人。第二子（按指绵恩）今年二十岁，最善诗文，武艺绝伦，故皇帝钟爱，不离左右，恩眷出诸皇子上云。
乾隆五十八年，即皇帝归政前两年，朝鲜使臣发回本国的情报还说：
归政既有定期，皇意必有所属，而至严至秘，无论朝士贱人，不敢开口，故无以探知。而皇子四人中，第八王（即水璇）沉湎酒色，又有脚病，素无人望；第十一王（即永理）、十五王（即永琰）、十七王（即永磷）三人中，十五王长在禁中，勤于学业云，而人望所在，亦无以得知。皇孙定郡王绵恩，即皇长子永璜之子，而最被恩眷，前下皇谕有曰：诸皇孙中，绵恩非但年纪最长，自派管旗营诸务以来，甚为妥当，著加恩赏。绵恩当益思勤勉，以期仰承恩眷。
另一名朝鲜使臣的报告也说：
皇子见存者四人，八王、十一王、十七王俱无令名，惟十五王饬躬读书，刚明有戒，长在禁中，声誉颇多。皇孙中皇长子永璜之子定郡王绵恩，才勇过人，自八岁已能骑射命中，派管旗营，最承恩宠。今年正月谕旨褒嘉，晋封亲王。彼中物议，皆以为上头属意者，当不出此两人中云。
外邦人如此看，深悉内情的宫廷圈内的人也持类似看法。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礼亲王代善的后人昭裢日后回忆说：
定恭王（绵恩谥“恭”）绵恩，定安亲王次子也。貌颀秀，猿臂，善射，觫马捷如飞。举止详瞻，趋跄有节，幼颇健，纯皇帝（乾隆）爱之，几夺储位。
中外舆论一致认为皇次孙绵恩承统有望，几夺储位，这类推测却未必符合事实。在乾隆皇帝的内心深处似乎从来没有以皇次孙绵恩人继大统的想法。
绵恩无疑有过人之处，否则他也不会得到乾隆的殊爱。但这个人也有很多缺陷，据嘉庆时曾袭爵礼亲王的昭裢所记：
（绵恩）弱冠即领火器营总统，凡五十余年，年七十六始薨。今上（道光皇帝）震悼，亲往奠酸焉。然外美而内昏，不习政体，遇属吏禀事，莫能剖析是非，颔首画诺而已。护卫赵吉玉为之点缀园庭，任其通下吏，苞苴动辄巨万，有楚滨、萼山之讽，火器营兵丁恨之切齿。性复吝啬，积财盈库，莫肯挥用，每晨入朝，惟啗鸡子糕二枚。近侍嫌其干脆，王曰：“以水瀹之，殊可食之。”夙不解音乐，尝演“王允议剑”剧，向粉面为谁，侍者以衍扮曹操对。次复观杨椒山剧曲，见赵文华冲场，笑曰：“阿瞒之奸状故可哂也。”其昏暗若此，人传为笑柄云。
可知绵恩似为一绣花枕头之类的人物。而在昭梿关于绵恩的另一则记载中，把这位昏昧王公就嘲讽得更不像样了：
乾隆末，定王（绵恩）屡摄金吾（即步军统领，或称九门提督）印信，正阳门外火灾廷及居民，王驰救之。有娼家避火，群立巷口粉白黛绿者数十人，王不识，诧曰：“此家女子为何如此之多也！”入争笑之。
在昭梿的笔下，九门提督竟不了解前门外比比皆是的娼楼妓馆，看到白脸的赵文华，竟以为是曹阿瞒，定王的呆憨真到了令人捧腹的程度。绵恩是不是真如昭裢所描写的那样，现在已经很难搞清楚了。王府之间的恩恩怨怨，难免使昭楗下笔时搀杂了个人的好恶。不过，是不是可以说，绵恩气性是有毛病的，至少“吝啬”这一条，经营钱财还好，如果让他去管国家大事，难免鼠目寸光。乾隆聚敛贪财，但又一掷千金，挥霍无度。他绝不吝啬，而是很会花钱，因此能成就千古功业，从“三山五园”到《四库全书》和“十全武功”。乾隆不会看得上悭吝成性的绵恩，怎放心把大清江山交给他呢？
更为重要的是，乾隆皇帝一再明谕绝不能让皇孙后来居上，越过诸皇子入主金銮殿。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皇帝在宣谕中外的谕旨中提到，如果明太祖“不立建文而立永乐”，则“金川门之难”无自而起，又何致骨肉伤残、忠良惨戮？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正月皇帝在谕旨中重提明太祖立建文为皇太孙以至酿成靖难之役这段历史殷鉴：
明洪武时，懿文太子既殁，刘三吾建议谓皇孙世嫡，礼宜承统。洪武泥于法古，遂立建文为皇太孙，其后酿成永乐靖难之变，祸乱相寻，臣民荼毒，皆刘三吾一言丧邦之所致也。朕惟深鉴于历代建储之失，是以再三宣谕，并令纂辑《储贰金鉴》一书，为万世法戒。若如洪武之泥古立储、封建，以祖宗神器之重，轻为付托，岂我大清宗社万年之福乎？
清帝极为重视历史经验，而与他们最近的前明兴衰成败之因更特别经常引为鉴戒，乾隆在明朝诸帝中最佩服的是明太祖朱元璋，而惟独对洪武分封诸王于外，而立建文为皇太孙一举不以为然。其中遭理彰彰甚明。元后嫡子永琏、永琮同他们的母亲在几年间接踵亡故之后，立元后嫡子为嗣皇已成泡影。继后那拉氏与帝不谐，亦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幽死，葬礼以皇贵妃例备办，表明皇帝不承认逝者为皇后，她所出之皇十二子永瑾自谈不上嫡子身分。而皇长子永璜也早经薨逝，无论立嫡也好，立长也好，到乾隆中期以后都断无可能。嗣皇的选择方向只有两个：一是庶出诸皇子，再就是绵字辈诸皇孙。后者则只有皇长孙绵德位居最尊，因为永琏、永琮二嫡子皆幼殇无嗣，连明太祖的“皇孙世嫡”（即后来的建文帝）都没有。这样，年事渐高的乾隆如果舍立皇子为皇太子一途的话，势必首先考虑皇长孙绵德。乾隆极富政治经验，耳目又灵，自然不会不知道人们私下对皇储的议论，他之一而再地提洪武故事，就是暗示绵字辈皇孙承嗣无望。
上述乾隆四十九年正月的一段谕旨，正是针对绵德而加以发挥的。在述及洪武立皇长孙之误、刘三吾一言丧邦之后，皇帝又提到绵德之子奕纯新岁将有得子之吉，当时虽尚不知是男是女，但乾隆已坚信自己将会“庆抱元孙，五世一堂”，为此将绵德晋封固山贝子，但随后即告诫他：“嗣后宜益加谨饬，常存敬畏，以期永存恩泽，副朕谆切训勉之至意。”通观全篇谕旨，不难看出乾隆的良苦用心。
乾隆极为看重这一篇关于立储的谕旨，他特别交代将它载入《储贰金鉴》。稍有政治常识的人心里都明白，皇长孙绵德已永远地被排除出了争逐帝位的圈子。他的弟弟绵恩承袭了王爵，而且得到了皇祖的宠爱，但为此他就能成为乾隆心自中的嗣皇人选吗？乾隆对洪武的立建文为皇太孙，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后认定断不可行的，皇长孙绵德不能考虑，皇次孙绵恩当然更不能考虑。
乾隆对儿孙辈的爱是慷慨的，又是吝啬的，关系到政治原则的大事，他从不以感情用事。付托神器，是何等重大之事，乾隆自然会自作主持，断然决策，绝对不可能为亲情所左右。乾隆三十八年密定永琰为皇储默祷上苍时，皇帝曾祈求上帝若永琰不贤，则“潜夺其算”。对最看重的一个儿子够狠心的吧？皇帝解释说：“朕非不爱己子也，然以宗社大计，不得不如此！”
这就是乾隆。对儿孙辈来说，他是个有仁爱之心的老人，但他绝不出以妇人之仁。
大概正是由于此，乾隆缺少真正的天伦之乐。他的内心是孤独的，儿孙辈对他敬畏有余，而发自胸臆的挚爱则不足。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蒙上天“覆载眷佑之福”，美满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年丧妻，成了他的终身遗憾；续弦变成怨偶，终至反目成仇，全国传为新闻；十个女儿到他辞世时仅剩下了一个和孝公主；十七个儿子到他七十岁时只有五人犹在。五世同堂，孙曾绕膝，却没有民间清寒之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乾隆四十九年皇帝所写的一首名为《古希词》的诗中，就流露出了晚景孤独悲凉的心境：
古希天子古希词，幻以为欣幻以悲。
十七男惟剩斯五，好逑配早赋其离。
释迦曾是说无法，尼父则尝云未知。
归政犹需浃旬多，即今敢懈日孜孜。
“浃旬”，犹言“周旬”，即十天。皇帝在情绪十分低落的时候想的是，到乾隆六十年归政退闲还有多少个“浃旬”呵！他真的有些倦勤了，尽管结句“即今敢懈日孜孜”还在激励自己，但终不能掩尽全诗低沉、苦涩的基调。
六、福康安疑案
据说乾隆皇帝还有一个私生子，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福康安。
清末民初广为流传的《清宫词》中有下面一首委婉含蓄的绝妙好诗：
家人燕见重椒房，龙种无端降下方。
丹阐几曾封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
《清宫词》的作者钱塘九钟主人又在诗下注云：“福康安，孝贤皇后之胞侄，傅恒之子也。以功封‘忠锐嘉勇贝子’，赠郡王衔。二百余年所仅见。满洲语谓后族为‘丹阐’。”“椒房”，汉代后妃所住的宫殿，用兰椒和泥涂壁取其温暖香气，兼有多子之义，这里用作后妃的代称。“燕见”亦作“宴见”，谓帝王闲暇时召见臣下姻亲。傅恒是孝贤皇后胞兄，傅恒夫妇亦可称乾隆皇帝的家人。经过注解，就不难明了这首诗所隐含的意思了：皇帝和傅恒夫人趁燕见之机偷情而生了福康安，福康安后来破例封固山贝子，追赠多罗郡王，这段传闻遂成一段历史疑案。
国人最喜探听他人隐私。风流天子竟偷大臣命妇，以乾隆皇帝与傅恒夫人这一段恋情为主线衍化成的故事，自然为人所津津乐道。
蔡东藩先生名著《清史演义》出版于1916年，是较早地涉及“千秋疑案福文襄”且影响很大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该书第三十四回先写乾隆帝与傅恒夫人在圆明园初次相见：这一天椒房眷属奉旨人园玩赏，其中“独有一位命妇，眉似春山，眼如秋水，沉鱼落雁。乾隆帝顾了这个丽人，暗想道：‘这人很有些面善，未识是谁眷属？’只是当众人面，不好细问，便呆呆的坐着。众人又转向皇后处，请过了安，但见皇后起立，与那丽人握手道：‘嫂嫂来得好早！’”这样，乾隆方记起这位丽人，“乃是皇后的亲嫂子，内务府大臣傅恒的夫人”。蔡东藩随后写乾隆自见了傅恒夫人后，“镇日里无情无绪，连皇后也不晓得他的心思”。一日皇后千秋节，傅夫人再度入宫，寿筵十分热闹。傅夫人酒醉被宫女扶到别宫暂寝，乾隆帝也离席而去，下面偷情一段，蔡先生写得含而不露：
隔了一小时，大家重复入席，饮洒数巡，时已未刻，皇后令宫女去视傅夫人，宫女去了，好一歇，未见回报。等到大家用过了膳，宫女始含笑而来，报称傅娘娘卧室紧闭，不便入内。皇后道：“皇上呢？”宫女道：“皇上么？”说了两句皇上，停住后文。皇后已微觉一半，不问下去。大家散了宴，少坐片刻，日影西沉，宫中统已上灯，便各谢宴退出。是晚只傅夫人不胜酒力，留住宫中。次晨，乾隆帝仍出视朝。傅夫人方至坤宁宫告辞，皇后对她一瞧，云鬟半，犹带睡容，便微哂道：“嫂子恭喜！”这一语，说得这位傅夫人，不知不觉，面上一阵一阵的热起来，当即匆匆辞去。
孝贤皇后逝于德州水次后，蔡先生写道：“傅夫人每日伴灵，在宫中留宿，柳暗抱桥，花欹近岸，废长房暂宿相思地，女蜗氏勉补离恨天，这位乾隆帝，方渐渐解了悼亡的忧痛。”
关于乾隆与傅恒夫人这一段偷情，蔡东藩先生写到这里，适可而止。至于他们后来是否生了福康安，蔡先生只是说：“福康安是傅恒的儿子，乾隆皇帝非常眷爱。”
看来，他对福康安是否为龙种虽有所疑，但未有确证，故而一笔带过，只是让看官去想象。
蔡东藩先生写的虽是历史演义小说，但他的态度还是比较严谨的。《三国演义》风靡海内，几乎家喻户晓，蔡东藩写清史，便取了“演义”这种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体裁，然而，他又不甚满意罗贯中的写法，认为罗著《三国演义》“半涉子虚”，故自称：“小子所编历史演义，恰是取材正史，未尝臆造附会，就使采及稗官，亦思折衷至当。”他在《清史演义》中对“千秋疑案福文襄”的处理，不管是不是符合历史真实，但他本心确实是想将正史与稗官“折衷至当”。
眼下铺叙有关福康安这段历史疑案的宫闱小说、武侠小说随处可见，但最脍炙人口的当推高阳先生的《乾隆韵事》。这部小说便以乾隆皇帝与傅恒夫人暗恋为主线，写傅夫人如何为皇帝寻找真正的生母李氏穿针引线，写皇帝如何与傅夫人暗中偷情，写他们的隐私如何为傅夫人的小姑——孝贤皇后窥破，以至在皇帝首次东巡时孝贤皇后又如何愤而投水自尽……既然暗恋多年，傅恒夫人诞育龙种亦是题中应有之义，到《乾隆韵事》煞尾时，他们的儿子已经六七岁了，那时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冬，经略大学士傅恒受命出师征讨金川，皇帝亲诣堂子行祭告礼，高阳是这样描写的：
出师之前，皇帝亲自至“堂子”告祭祖宗，并遣皇子及大学士来保，送至良乡，那番威仪之盛，只有当年抚远大将军十四爷代替御驾亲征可比。傅恒自然感激涕零，文武大臣亦凛然于皇帝的威福不测，只有傅夫人别有感受。她知道，这一切都是由她而起。
“我对得起得你们富察氏了吧？”皇帝这样问傅夫人。
“是的。皇上很够意思了。可惜——”
“怎么？”皇帝追问，“为什么不说下去？”
“只有一个人对不起。”
“谁？”
“咱们的儿子。”
皇帝低头不语，好半天才说：“福康安，在汉文中是再好不过的一个名字。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名副其实！”
如何“名副其实”呢？《乾隆韵事》到此戛然而止，高阳也没有将《乾隆韵事》的续篇奉献给殷殷期待于他的忠实读者，因此已没有一睹为快的幸运了。不过，高阳先生在他的另一部史学专著——一《清朝的皇帝》中还是对福康安有过详尽的论述。
高阳认为，“容妃以外，高宗另一眷爱的妇人，即是福康安之母、傅恒的夫人。此中亦杂有若干咎歉的成分”。究竟哪些地方使乾隆觉得对不住傅夫人呢？高阳举出：
一、此事在当时的宫廷及贵族之间，为一公开的秘密，则傅恒夫人名节自属有亏。
二、傅恒夫人既承雨露，傅恒敢怒而不敢言，夫妇感情不好，为想象中必然之事。
三、自孝贤皇后赴水自尽，引起轩然大波，高宗与傅恒夫人当然不便再往来，形成始乱终弃之局，高宗不免自渐薄倖。
四、虽承雨露，却不能直接加以任何荣宠，内心不免遗憾。
由于以上四点“咎歉”，高阳推想，“高宗只有在傅恒生前，畀以重任，叠迭恩荣，使傅恒产生‘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的感觉，以期弥补他们的感情”。对于福康安呢，“及至乾隆三十四年傅恒一死，福康安立即被擢为二等侍卫，命御前行走。此即所谓‘御前侍卫’，通常为大用之始。揆其目的，即在安慰守寡的傅恒夫人”。为了论证乾隆如何用超擢福康安的方式“安慰守寡的傅恒夫人”，高阳先生还不烦其厌地开列自福康安于乾隆三十五年擢头等侍卫，直到封侯、封公的履历一览表，这里就恕不一一征引了。在高阳所著《清朝的皇帝》一书中谈到和珅固宠的手段时，还有以下一段分析也涉及到乾隆与傅夫人及福康安的关系：
和珅得以固宠的另一因素，即为厚结福康安弟兄，而尤在窥知高宗的隐衷，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国势极前朝未有之盛，但一母一子，都不得公然享受名分上的尊荣，晚年对福康安的舐犊之情，尤为强烈，一则由子及母，对傅恒夫人的一段情，只能在厚遇福康安以为寄托。再则高宗诸年长之子，资质都不甚嘉，而福康安在阿桂照应、海兰察效命之下，居然武功彪炳，在高宗心目中，原应是嗣位之子，格于名分，无可奈何，只好待以异数，借补遗憾。而福康安所被异数，其中不少为和珅暗中迎合，媚福康安即所以媚高宗；而福康安兄弟心感和珅，则以椒房贵戚，独对之时，只说和珅好话，宠益以固。后来福康安获罪，即由此故。
《乾隆韵事》风靡大陆，而《清朝的皇帝》一书知之者极少。人们原以为，高阳指福康安为乾隆皇帝与傅恒夫人爱情的结晶，不过是所谓艺术虚构；即使历史知识甚富的学者也以《韵事》乃小说家言，未足深辨。殊不知在高阳来说，则自视《乾隆韵事》为他学术观点的文学化，或日以形象化语言，演绎他考证出的历史真实。这只要看《乾隆韵事》一书所有关节之处，都可在《清朝的皇帝》中找到史家的考证，就会相信此言不虚。
总而言之，福康安是不是乾隆皇帝与傅恒夫人的私生子，也同乾隆生母系热河行宫女子李氏一样，是需要史学界加以正视，并给予圆满回答的一个严肃历史问题。
福康安不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尽管人们产生这种怀疑不能说全无根据。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把高阳先生作为一个论辩对手，却深感为难。主要原因在于，高阳在论证这件“千秋疑案”时，想象的成分太多，而缺乏确凿的证据。
说乾隆眷爱傅恒夫人一事“在当时宫廷及贵族之间，为一个公开的秘密”，根据何在？
说“傅恒敢怒而不敢言，夫妇感情不好”，高阳自己也承认是“想象中必然的事”。
说乾隆对傅恒夫人始乱终弃，更是凭空臆断。
说乾隆对承受雨露的傅恒夫人不能直接加以荣宠，“内心不免遗憾”，显然亦是无法佐证的臆想之事。
如果上述说法都无法确证，那么，乾隆对傅恒夫人有什么“咎歉”可言？如果对傅恒夫人无咎歉之心，那么，乾隆对傅恒的“畀以重任，叠迭恩荣”、福康安的被宠以异数，自与傅恒夫人无干。
再来看和珅与福康安、福长安兄弟的关系。
首先应该把福康安和福长安兄弟两人分开。清皇室、贵族大家庭中兄弟不和、政治立场相悖的事例俯拾即是，傅恒的第三子福康安和第四子福长安就不能混为一谈。福长安确实为和珅一党，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和珅权倾中外，朝鲜来使论及中国朝政时就说：“和珅、福长安之用事日甚，擅弄威富，大开赂门，豪奢福丽，拟于皇室，有口皆言，举世侧目。”及乾隆死，嘉庆亲政，究治和珅党羽，福长安被夺爵抄家，受到的惩处仅次于和珅。
但福康安不仅不依附和王申，而且与和珅明争暗斗，势同水火，只是他与和珅斗法，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查处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私运木植一案，涉及到时任四川总督的福康安，福康安被处以“革职留任”的处分，罚总督养廉银三年。此案系和珅之弟、巡漕御史和琳参劾而发。从表面上看，和琳秉公办事，参劾漕船附带桅木，实际上，背后却有人指使，此人就是和珅。嘉庆皇帝即位处理和珅一案，重提这件旧事时说：“此案并非和琳秉公劾参，实系听受和珅指使，为倾陷福康安之计。今和珅籍没，查出所盖房屋，僭妄逾制，较之福康安托带木植之咎，孰重孰轻？”福康安率军自青海入藏，反击廓尔喀侵略之役，和珅也多方掣肘。《国朝耆献类征·福康安传》记载：“时青草未茂，马皆瘠疲，粮饷屡绝。运粮布政使受和珅指，欲绝其饷，以令其自毙。赖福康安行走疾速，于四旬至前藏。”乾隆末，福康安与和琳先后卒于镇压苗民起义之役，据后来嘉庆皇帝说：“和琳同福康安剿办湖南苗匪，亦因和琳从中掣肘，以至福康安及身未能办竣。”可见，福康安至死与和珅、和琳兄弟之间仍在暗中倾轧。
乾隆季年，堪与和珅抗衡又敢与和珅抗衡的政治势力大概只有福康安一人而已。和珅若不将福康安排挤出权力中枢，则地位难以巩固；而福康安以椒房贵戚，率师所向有功，且性情骄横，亦自不肯屈居于和珅之下。不过二人怵于乾隆皇帝的威福不测，谁也不敢做得太露骨。还是外邦人看得比较客观，乾隆五十九年朝鲜使臣郑东现发回的情报说：
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福康安稍欲歧贰于珅，颇自矜持，收拾人望，而宠权相埒，势不两立。皇帝欲两解之，每出康安于外，讨平后藏，巡抚四川，上年八月始还京城，旋命巡抚两广。
和珅与福康安之间的矛盾，在当时已为天下人尽知，乾隆皇帝则采取调和之道，期望自己宠信的将相能相安无事。
高阳先生以为和珅“窥知高宗的隐衷”，因而取媚于福康安；而福康安兄弟“心感和珅”，亦为和珅说好话——这些大胆的想象，显与历史真实相悖。高阳说“后来福康安获罪，即由此故”，福康安应改为福长安。想来高阳先生不可能有此错误，抑或排印时的误字吧！
福康安并非宗室，但在世时封固山贝子，死后追赠多罗郡王，乾隆皇帝究竟为什么给福康安如此罕见的眷遇呢？这里姑且借用高阳先生的一句话——“这对得起你们富察氏了吧？”福康安一生的机缘肇端于乾隆皇帝要“对得起”死去的孝贤皇后“富察氏”；福康安之所以受到皇帝视如亲子的栽培，则由于皇帝要“对得起”另一个“富察氏”——孝贤皇后胞兄傅恒。
孝贤皇后和大学士傅恒这一对亲兄妹是从雍正末到乾隆中半个世纪中给予乾隆皇帝以深刻影响的两个重要人物。皇后与皇帝“恩情廿二载”，傅恒“在纶扉二十三年，日侍帷幄”；兄妹二人一个在感情生活中，一个在政治生活上，先后成为皇帝可以倾吐衷肠的至爱亲朋，而前后衔接点就是乾隆十三年皇后的崩殂。
乾隆十三年春东巡齐鲁，傅恒随驾前往，官职不过户部尚书兼行在内阁协办大学士，地位在首席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讷亲等十来位重臣之下。三月十一日皇后在德州水次仙逝，遗嘱请皇帝关照其兄。乾隆年间程穆衡撰《金川记略》一书，其中多有不经见的信史，其记述孝贤之死甚详：
后以爱子去膝下，悲悼成疾，梦碧霞元君召之，上（乾隆）为东巡祈福于岱顶，后从还至济南不豫，上为改程，由水途还京，次德州薨。后临薨，以傅恒为托，故上欲骤贵恒，且令得建大功，有以服中外，廷臣窥见其指，故甚重其行。
乾隆皇帝深爱结发贤妻，故重其临终遗言，欲使傅恒“骤贵”。当年十月，皇帝以讷亲经略金川军务舛谬革去其大学士、军机大臣，同时任命傅恒为保和殿大学土、首席军机大臣。年纪不过四十岁的傅恒一跃而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真宰相。十一月三日，新任经略大学士傅恒出师往征金川，皇帝亲自到“堂子”行祭告礼，并亲祭吉尔丹纛、八旗护军纛于堂子门外。随后御驾亲往东长安门外临时搭盖的明黄色“大幄”内，为傅恒壮行。傅恒一身戎装，将皇帝所赐之酒一饮而尽，在皇帝殷切期待的目光中，于御道前翻身上马，踏上了征程。皇帝苦心孤诣地把命将之典安排得如此隆重，诚如程穆衡所讲，是想“骤贵恒，且令得建大功，有以服中外”。皇帝笃爱皇后，推恩傅恒的委曲心思，王公大臣们洞若观火。但在刚刚杀掉名将张广泗、权相讷亲的恐怖气氛中，大家奉承还惟恐来不及，谁敢有所异议？
傅恒的可爱在于他这个人天性谦和厚道，并没有因此而嚣张跋扈，不可一世。军机大臣每天奉召进见皇帝，聆听旨意，称“见面”。乾隆初年，见面的军机大臣只有讷亲一人而已。讷亲汉文程度不行，但记性绝顶的好，他往往将旨意转达给长于文学的军机大臣汪由敦书谕。而旨稿拟成后，讷亲总觉得不中意，百般挑剔，弄得汪由敦改了一稿又一稿，改来改去，讷亲反而用的是初稿，汪由敦敢怒不敢言，傅恒在一旁暗抱不平。平金川凯旋后，傅恒因功封一等忠勇公，赏给宗室王公戴的红宝石帽顶和宗室亲王、郡王服用的四团龙补褂，受到皇帝宠眷的程度更非昔日讷亲可比，他却向皇帝自陈记忆力不如讷亲，恳求皇帝允准军机大臣全班“见面”。清代军机大臣共同进见，聆听口谕，就是傅恒开的例。这件事在军机处传为美谈。对下属，傅恒也关怀备至。与袁枚、蒋土铨诗名鼎峙的赵翼曾长期入值军机处，这个出身寒微的才子到残腊卒岁正愁难过年关时，傅恒把他单独叫进隆宗门外小值房说：“你戴的貂帽太旧了，买个新帽子过年吧！”说着从怀里取出五十两一锭的大元宝塞在赵翼手里。上司及时的接济，使赵翼得以从容地应付年底频繁的应酬。第二天早上他仍戴着皮毛拳缩如猬的旧帽人值，傅恒见了，一笑而已。赵翼为此，感戴终生。
对同僚、下属如此，对皇帝的谦恭敬畏则可想而知。傅恒讲究排场，当时西洋来的自鸣钟和称为时辰表的怀表非常时髦，傅恒家里到处摆的是自呜钟，甚至仆从身上也无不挂有一块怀表。这样多的钟表互相印证，总该不误上朝了吧？不料有一天皇帝御门听政，傅恒看看怀表，时间还早，当他慢腾腾踱入朝门时，却遥见皇帝坐等已久，于是三步并两步地趋往阶陛叩首谢罪，早吓出一身冷汗。有个御前侍卫笑着调侃说：“相公身肥，所以气喘吁吁的，直冒汗。”皇帝却道：“岂只身肥，心也太肥了吧！”傅恒品出味道有异，惊得不安了好几天。
傅恒之前，朝中权臣前有鄂尔泰、张廷玉，后有讷亲，他们都是皇考雍正皇帝留下的元辅重臣。鄂、张还是皇帝的师傅，对他们，皇帝不能不有所收敛。傅恒则不然。从蓝翎侍卫起家到当朝第一大臣，全靠皇上一手栽培，自然感戴皇上天高地厚的深恩，惟有以勤慎敬畏供职为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傅恒是庸碌之辈。这位椒房懿亲汉文修养也有限，所以他不爱谈诗论文，处理奏牍案卷却——目数行而下，十分熟练。遇到文义窒碍之处，偶加点窜，旁人无以改易。此公政治上颇精明，尹继善总督两江时，南巡之前一两年总要入京觐见，向皇帝夸说新发现的奇山异水。傅恒不以为然，曾让下属做诗嘲弄尹继善，其中一句云“名胜前番已绝伦，闻公搜访更争新”，傅恒把“公”改为“今”，一字之改，便尽削棱角，既体现了宽和涵容的气度，又让人品味出对尹公此举的嘲讽。而最令皇帝感佩的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决策用兵准噶尔时，朝臣议论纷纷，绝大多数人有畏战之心，惟独傅恒一人与皇帝协心赞画，断在必行。准噶尔平定，西师奏凯，皇帝把傅恒比为辅佐刘邦百战得天下的萧何，图功臣百人画像于西苑紫光阁时，令傅恒冠首。如果说傅恒对皇帝时时处处谨守臣子之分，那么，皇帝对傅恒，而且只有对傅恒，能脱略君臣关系的拘束，待以家人兄弟的亲情。每天晚膳后皇帝将奏折、题本处理完毕，往往召傅恒独自进见，当时近臣特名之为“晚面”。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征缅之役接连损兵折将，皇帝命傅恒为经略前往云南扭转颓局，皇帝在赐给他的扇子上题诗云：“世上谁知我？天边别故人。助斯风到处，扬武并扬仁。”很可惜，傅恒此次却有负皇帝的厚望，既没有扬武，更没有扬仁，窝窝囊囊地与缅军统帅议和后，便焚舟熔炮，班师回国了。这时他已染瘴病重，但仍支撑≯着到天津行在去请罪。皇帝见到身染沉疴、形容憔悴的姻兄，不忍心深加责备。傅恒回京不久便病逝了，皇帝亲临傅家酹洒致祭，并写了一首七律，悼念这个对皇帝鞠躬尽瘁的知己重臣，其中后两联关系到福康安日后的命运，尤应注意：
千载不磨入南恨，半途乃夺济川材。
平生忠勇家声继，汝子吾儿定教培。
二十一年前，孝贤皇后去世时“以傅恒为托”，皇帝果然把傅恒视为可以推心置腹的亲兄弟；如今傅恒也物故了，皇帝则主动告慰他的亡灵：“安息吧！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一定要把他们培养成器。”
福康安属狗，生于甲戌年，即乾隆十九年（1754年）。傅恒病逝时，他才十七岁。在傅恒的四个儿子中，福康安行三。大哥福灵安已于三年前死于征缅前线，二哥福隆安当时以工部尚书入值军机处，并兼九门提督。乾隆所谓“汝子吾儿定教培”虽然也包括福康安和他的四弟福长安，但当时主要指福隆安而言。皇帝私心想让福隆安接其父傅恒的班，秉持中枢。然而，福隆安从小体质孱弱，柄政后，又不见有卓异的识见才能，所作所为不能让皇帝放心。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福隆安病故，从此，皇帝在傅恒灵前许下的诺言则寄托在福康安身上了。
福康安从幼童时起就以过人机警、文武兼擅而受到皇帝的青睐，皇帝后来也说过：“福康安垂髫豢养，经朕多年训诲，至于成人。”傅恒去世的第二年，他就被提拔为户部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位列卿贰，这不能不说是皇帝有意“教培”，不过，皇帝的英明在于他的逾格“教培”，并未流于溺爱。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第二次金川之役大战方酣，皇帝便将福康安派往前线。福康安从领队大臣干起，在三年艰苦卓绝的征战中，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清史列传·福康安传》载其战绩如下：
三十九年二月，大兵攻喇穆喇穆，福康安克其西各碉，会领队海兰察既取登古高峰，遂乘胜克罗博瓦山。
三月，从罗博瓦峰下北剿，克得斯东寨。夜有贼七八百入，乘雪雾潜登山，犯副将常禄保营。福康安闻枪声，急以兵援击，贼退。
五月，贼雨中于山坡立两碉，福康安夜率兵八百，冒雨毁垣入，杀数贼，立毁碉。
六月，克色溯普山，获坚碉数十，歼敌数百。阿桂令领队额森特夜进兵，攻色溯普南山碉。福康安为应，视海兰察兵登山巅，并力助战。天明，望海兰察至碉下，疾驱众越过重濠，冒枪石与贼持，使不得他顾，我兵遂得尽破喇穆喇穆碉卡，取日则丫口。
七月，克嘉德古碉，攻逊克尔宗西北寨，有贼数十潜袭我兵后，福康安击退之。
十一月，攻格鲁克古，率兵裹粮夜逾沟，攀崖上，从山罅入，取当噶海寨、陡鸟当噶大碉，压桑噶斯玛特，取其木城、石卡。
四十年五月，克荣噶尔博山，进到第七峰，赏嘉勇巴图鲁号。
六月，于第七峰下冒枪石成木栅九，接第八峰麓。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金川平，皇帝论功行赏，封福康安为三等嘉勇男爵，紫光阁所绘功臣像，福康安名列第十三，御制赞词云：“代兄以往，继父而奋。矜许廑励，王臣之荩。登碉夺砦，那须蒙甲？嘉勇锡名，世传勋业。”这一年福康安年仅二十二岁。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冬台湾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官军屡战屡败，龟缩于府城及诸罗县等几个据点里，台湾全岛几乎失去控制。皇帝几次阵前易帅，都未能挽回败局，遂于五十二年任命福康安为统帅，渡台作战。福康安率军抵台后，振作士气，调度有方，只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即将起义镇压下去，并将林爽文俘献京师。皇帝将福康安进封一等嘉勇公，也像当年对傅恒一样，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除此之外，又加赏黄腰带、紫韁和金黄辫珊瑚朝珠。福康安身非宗室，既受封一等公，实际上已无爵可封，除非待以异数——封宗室爵。
清代宗室封爵与非宗室封爵有别。非宗室封爵，即所谓民爵，分为九级，即恩骑尉、云骑尉、骑都尉、轻车都尉、男、子、伯、侯、公。每一级又分若干品，总计民爵共九级二十七品，至一等公则酬庸赏功到了极点。民爵的颁赏由吏、兵两部掌管，宗室封爵则由宗人府掌管。宗室封爵受封者，必须具有宗室的身分。宗室，即太祖努尔哈赤之父、显祖塔克世的后裔，因其以腰束金黄带子为标志，故俗称“黄带子”。宗室爵分十二等，即奉恩将军、奉国将军、辅国将军、镇国将军、不入八分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公、固山贝子、多罗贝勒、多罗郡王、和硕亲王。凡亲王、郡王，初封时还要由皇帝赐以佳号。此外，对宗室王公的服饰、护卫也有一系列规定。福康安以一等嘉勇公的民爵，而赏紫韁、黄腰带、金黄辫珊瑚朝珠之类只有宗室王公得用的服物，表明他距宗室王爵不过一步之遥了，但这一步之遥极难逾越。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大将军福康安指挥的翻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往征廓尔喀（略相当于今尼泊尔）之役的辉煌胜利，几乎把他推上了晋封宗室王爵这一旷世殊荣。这一仗用兵徼外，后勤补给线逾数万里，诚如乾隆皇帝所说“用兵之难为从来所未有”。
先看福康安率大军自青海冲寒冒雪驰抵前藏的情形：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农历十二月初一大军由西宁启程，一行所经路径崎岖，高山层叠，且时值隆冬，冰雪甚厚，马草牛粪，俱被雪压，炊爨困难。官兵晓行夜宿，高原反应每致头晕气喘。岁末行至鄂林察林诺尔星宿海、白尔齐尔喇嘛陀罗海等处黄河源头，百里之内溪涧交错，处处凝冰，远近高下，竟无路径。且该处多系沟坳沙滩，乱石纵横，与冰块相间层积，马足倾滑，行走更加艰难。及过巴颜哈拉，地势更高，人行寸步即气喘眩晕，肌肤浮肿。翌年正月初二日，驰抵青藏交界多伦巴图尔，将军鄂辉遣人自前藏带领乌拉马匹至交界地方，迎接大军。正月二十日，大将军福康安一行驰抵拉萨。自西宁至前藏，共计四千六百里，实际行走仅只三十九日。
按皇帝的本意，福康安既“系孝贤皇后之侄，大学士傅恒之子”，此次又跋涉青藏高原，亲临绝域，冒险步战，手足胼胝，七战七捷，加封宗室王爵，本不为过。但转念一想，富察氏一门朱紫，贵幸太甚，如果福康安再逾格封王，难免外人有所议论，所以才在最后一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皇帝专为此事降旨向天下宣谕：
福康安进剿廓尔喀，如能直抵阳布，将拉特纳巴都尔、巴都尔萨野悉数生擒，解京献俘，其土宇分给附近各部落，其功甚大。前代功臣，原有身非宗室，晋封王爵之例。朕本拟俟红旗递到，加封王爵，以昭异数。今因廓尔喀畏罪投诚，福康安遂传旨受降，班师蒇事，是以只将福康安赏给世职，不克副朕初愿。然由今思之，似此受降蒇功，未始非上天嘉佐我君臣之意。盖福康安系孝贤皇后之侄，大学士傅恒之子，如果得成钜功，或可晋封王爵，在朕只以勋劳甚大，用示酬庸；而天下无识之徒，或谬议朕厚于后族，破格施恩，传之后世，亦且以为口实，几与汉、唐之宠任外戚者无异，朕将何以自解？而福康安父子兄弟多登显秩，福康安又荷王封，富察氏一门太盛，于伊家亦属无益。但福康安既成大功。朕又不得不加以殊恩，转觉两难……
如何两全其美？皇帝决定：“福康安仅予世职。尚不足以酬劳勋，著照王公名下亲军校之例，赏给六品顶戴蓝翎三缺，令福康安于伊得力家人内酌量给戴，用昭格外加恩、优眷劳臣至意。”
福康安生前未能得到的王爵殊恩，在身后终于得到了，乾隆皇帝也终于找到了一个妥善的方式而从“两难”的处境中摆脱出来。那是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太上皇获悉福康安病殁于镇压苗民起义的战场上，遂命晋封郡王爵衔，谥“文襄”，并推恩其父，亦追赠傅恒为郡王。太上皇听说福康安去世前，有大星向营盘西北陨落，光芒有声，特赋诗表示悼惜之情：
到处称名将，功成勇有谋。
近期黄阁返，惊报大星流。
自叹贤臣失，难禁悲泪收。
深恩纵加赠，忠笃哪能酬？
从诗中丝毫找不到对亲子之死那种缠绵悱恻的哀伤，却充满了对一个无与伦比的将才英年早逝的痛惜。
福康安如果不是孝贤皇后之侄、傅恒之子，就绝不会得到皇帝那般视如己出般的悉心栽培，也就没有机会发挥他的军事天才，在短暂的一生中成就盖世的武功，也就绝不可能以非黄带子而封多罗郡王。然而，福康安无疑是不可多得的大将之才，傅恒有子四人，独他得膺王封，这是乾隆皇帝有私当中的无私。
福康安不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当他的生母，即傅恒夫人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四月在京师病故时，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正奉旨前往广西，以观安南政局之变。乾隆皇帝特降旨福康安不必来京奔丧，谕旨说：“福康安三月甫抵边坝，至成都尚需五十日，到京已在六月下旬，百日将满，已属无及。福康安为国家出力之人，屡著劳绩。现因奉差在外，以致伊母大事不获躬亲，料理丧用，为之恻然！然福康安若到京，朕心转不忍与之相见。应在途中成服，办理广西事竣，即赴广东，在任守制。过一二年，朕酌量降旨，再行赴阙。”福康安接旨时，已病在途中，他奏请皇帝允许他再见母亲一面，口气已近于哀求：
臣母抚臣成立，以仰邀恩佑。兹既不获侍汤药，亲身含殓，惟思于未卜墓穴之前，居庐数日，臣悲慕之心已伸，郁结之怀亦释，犬马之疾转得速痊。此臣迫切私情，不敢于圣主之前，稍有讳饰。
皇帝到此才算被感动了，允许他回京。八月，福康安刚回京在生母亡灵之前哭祭，又公布了命他为四川总督的谕旨，福康安只好泣告皇帝：“臣不敢辞劳，但皇上年尊，天津行事又在明春，臣于此时理难远离。”皇帝在他一再恳奏之下，尽管勉强答应了，第二年春天又遣他出差吉林。试问，如果傅恒夫人是乾隆皇帝年轻时的恋人，如果乾隆皇帝对她有无限的咎歉，如果傅恒去世后，皇帝想通过超擢福康安的办法“安慰守寡的傅恒夫人”，那么，到了傅恒夫人真的去世的时候，乾隆皇帝能如此绝情地把亲生骨肉拒之天外、而失去母子间最后一次聚首的机会吗？他即便不看福康安的面，总也要看自己多年情人、傅恒夫人的面吧？
在乾隆时代，“宫廷及贵族之间”根本无所谓皇帝眷爱傅恒夫人的“公开的秘密”，在当时，也没有什么福康安是乾隆私生子的传闻。福康安以非宗室而追赠宗室爵郡王，虽非寻常，却并非难以解释清楚的事。现在实在没有必要为媚俗而编织乾隆偷命妇的风流韵事。贯穿乾隆一生与富察氏一家的特殊缘分，比戏剧还富戏剧性，足以就此铺陈出一部令人感心动耳、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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