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顺时而为，除去“执”的束缚 (1)

    不自觉间陷入的“意必固我”

    “公私不是范围的区别，公是顺乎天理之自然，而私则是在天理之自然上多了一点意思。”

    梁漱溟先生认为，无私之人，看来只有我的生命，实则所谓人、己都一概包括在内。梁漱溟先生又对“私”与“无私”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公私不是范围的区别，公是顺乎天理之自然，而私则是在天理之自然上多了一点意思，多了一点意思就是要求，就是私，梁漱溟先生称之为“意必固我”。

    梁漱溟先生说，意必固我只是个要怎样，一个要求。粗的要怎样不多见，而细的不知不觉的要怎样太多了，以至成为牢固不拔的习惯。

    要求就是想当然地觉得别人应该按照自己的习惯走，自己觉得这地方山清水秀，便摒弃他人“穷乡僻壤”的观点。粗的要求可以大到美国在全球，特别是中东地区推行它的民主和人权；可以小到我喜欢吃黄花菜，你就不能觉得它难吃。

    由已推人本是好事，但稍有差错便成了“强权主义”，一厢情愿地以为人同己心，人同己理。毕竟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原子，有自己的运作方式。虽然人心均“仁”，但是每个人的仁都各自有异，不能用自己的尺子去衡量他人。

    梁先生还特别指出：大家不要粗看意必固我的意思，以为我并未意必固我，这种不知不觉的意必固我，在我们真是太多，实已成为牢固的习惯而不自觉。人既有仁心，人自然愿意去做好事，但是别人却未必领情，同时自己还觉得委屈，这种以善之名行的恶事确实也不少见。

    “乐府双壁”之《孔雀东南飞》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刘兰芝与府门小吏焦仲卿新婚几年，恩爱非常。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同时“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可谓知书达理、才貌俱佳。但是偏偏焦母却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坚持要求焦仲卿休妻。懦弱的焦仲卿慑于母威，送刘兰芝回了娘家。焦母还忙着给她儿子介绍对象，“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 “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最后落得焦仲卿夫妇一个举身赴清池，一个自挂东南枝。

    焦母正是陷入了意必固我的态度而不自知。她没有理由要害自己唯一的儿子，只是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所选择的媳妇更能给焦仲卿带来幸福，等她醒悟到自己是在“越俎代庖”时已经晚了，能做的也只是“两家求合葬”。

    这种悲剧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爱国诗人陆游有一首爱情词打动了无数陷于热恋却被迫分离的痴男怨女：

    红酥手，黄籘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写的就是陆母棒打鸳鸯，自己和结发之妻唐婉被迫分离后的相思之情，一寸相思一寸灰，纵然光阴胜金，也难挽回当日之恩爱。这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之上的行为难道还不算是恶吗？原本顺当的生活硬生生地被搅成了一堆乱麻。陆母若知道自己的儿子后半生一直未能忘情于唐婉，不知当作何感慨。

    还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别人也必定觊觎，便起了毫无意义的排斥心理，令人贻笑大方。《庄子》里有个这样的故事。

    惠子在梁国做宰相，庄子前去看望他。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来梁国，是想取代你做宰相。”于是惠子恐慌起来，在都城内搜寻庄子搜了整整三天三夜。

    庄子见到惠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鹓 ，你知道吗？鹓从南海出发飞到北海，不是梧桐树它不会停息，不是竹子的果实它不会进食，不是甘美的泉水它不会饮用。正在这时一只鹞鹰寻觅到一只腐烂了的老鼠，鹓刚巧从空中飞过，鹞鹰抬头看着鹓，发出一声怒气：‘吓’！如今你也想用你的梁国来怒叱我吗？”

    庄子嬉笑怒骂，尖酸刻薄、入木三分地对惠子做了淋漓尽致的嘲讽。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视若珍宝，他人弃如敝履。所以许多人对他人展示自己作品的时候会谦虚地说“敝帚自珍”，在您看来不怎样，我却情有独钟，这才是对彼此的尊重。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退而思之，己之所欲，他人未必喜欢。想当然地把自己的要求放之四海让他人遵守，这就陷入了大“私”之中。要知道，人世间有百媚千娇，并非独你一种。屈原所叹的“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也正是此理。

    弦外听儒音

    蓝田食鸡子：王蓝田性子很急。有一次吃鸡蛋，他用筷子扎鸡蛋，没有拿到，便十分生气，把鸡蛋扔到地上。鸡蛋在地上旋转不停，他接着从席上下来用鞋齿踩，又没有踩到。愤怒至极，又从地上拾取放入口中，把蛋咬破了就吐掉。

    过而不留，似悲实不悲

    “他的一种悲哀的样子，却不是有什么忧放在心里。”

    常言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可见快乐之难求。谁都想要得一二忘八九，但做起来却并不容易。仁者既然能够生活常好常对，那又应该怎是怎样的呢？他们是不是纵化大浪中也能做到心如止水、不喜亦不惧？

    其实不然。仁者有着最为柔嫩的心，比常人更能感触到悲喜之变。梁漱溟先生说：“仁者时常关怀旁的事情，容易有所感受，所以他容易悲，容易哭，容易愁。” 仁者也会有七情六欲，他们的心被外界投入石子的时候也会掀起万层波澜。

    《论语》里有好几处写颜渊死后孔子的态度，其中最为激烈的是这两段。

    颜渊死了，孔子说：“唉！是老天爷真要我的命呀！是老天爷真要我的命呀！”

    颜渊死了，子哭得极其悲痛。跟随他的人说：“您悲痛过度了。”孔子说：“我悲痛过度了吗？我不为这个人悲伤过度，又为谁呢？”

    “天丧予，天丧予”的哀号，“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的沉痛，不难看出儒雅温厚的孔夫子已是悲痛欲绝。但是心中的哀痛能表现出来，便重新得到了安慰和平复。仁者不同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做到过而不留，“他的一种悲哀的样子，却不是有什么忧放在心里，即不是有一个欲念放在心里，所以他的生活也就流畅下去而不滞塞。”

    很多人却习惯于把感情“忍”着，梁先生认为忍即是“不仁”，即没有按照生命之理去生活。小孩子往往能够更为快乐，因为他们还不懂得什么是忍。梁漱溟先生说，“小孩比大人哭的时候多，他实在比大人乐的时候多，他哭的时候，有时直是他畅快的时候。因之，他的心无所蕴蓄，一味流畅下去。仁者如小孩一样，他的生活时常在生命之理上，是以时时流畅。”仁原本就是活的，眼泪是一种发泄，是疏通生命淤塞的通道，发泄完了就过去了，所以说仁者并不是没有悲哀，没有忧惧，但是由那种悲哀、忧惧所生的忧伤烦恼他却没有。

    庄子的妻子病死了。好朋友惠子前来吊唁，见庄子正盘腿坐地，鼓盆而歌。惠子责问道：“人家与你夫妻一场，为你生子、养老、持家。如今去世了，你不哭亦足矣，还鼓盆而歌，岂不太过份、太不近人情了吗？”庄子说：“不是这意思。她刚死时，我怎会独独不感悲伤呢？思前想后，我才发现自己仍是凡夫俗子，不明生死之理，不通天地之道。如此想来，也就不感悲伤了。”

    惠子仍愤愤不平，质问道：“生死之理又如何？”庄子说道：“察其生命之始，而本无生；不仅无生也，而本无形；不仅无形也，而本无气。阴阳交杂在冥茫之间，变而有气，气又变而有形，形又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为死。故人之生死变化，犹如春夏秋冬四时交替也。她虽死了，人仍安然睡在天地巨室之中，而我竟还悲哀地随而哭之，自以为是不通达命运的安排，故止哀而歌了。”

    尽管庄子看似超然，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妻子死后是真心地悲痛过的，因悲痛而思考，于是他的心在悲痛与思考中得到了平复。很多人在接受一些残酷现实的时候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陶渊明曾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他人还有余悲，陶渊明心中最初的悲痛已经消于无形，因为他知道一切都会过去，生活还有继续。

    而“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则不是这样。他本性情中人，在司马氏的统治之下，却只能以“忍”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忍即违心，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这对他的身心伤害极大。《世说新语》里面记载了几件他丧母时发生的事情。

    阮籍在下棋时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还坚持没事似地把棋下完，然后饮酒二斗，吐血数升。

    阮籍在给母亲出殡时，蒸了一头小肥猪，喝了两斗酒，然后去和母亲诀别，他只说了一句："完了！"大号一声，随即口吐鲜血，昏厥过去，很久才醒来。

    阮籍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司马昭）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他对文王说："您正在以孝治国，而阮籍却在母丧期间出席您的宴会，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以正风俗教化。"文王说："嗣宗如此悲伤消沉，你不能分担他的忧愁，为什么还这样说呢？况且服丧时有病，可以喝酒吃肉，这也是符合丧礼的呀！"阮籍依旧在喝酒吃肉，神色自若。

    他看似神色自若，实则五内俱焚。梁先生说，仁者的看似悲哀的样子，却不是有什么忧放在心里。因为他把忧伤都泄于外了，情动于中而发于外。阮籍却不是这样，他的伤痛正是是悲哀、忧惧所生的忧伤烦恼。

    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以此可推出唯有仁者可以“长处乐”。过而不留，此情此景已成过往了，该尽的心，该尽的情既已于当时倾泻而出，心中再无遗憾，就可以继续满心欢喜地做当下之事，这也就是孔子自己的生活，他所赞赏的生活。

    弦外听儒音

    《挽歌其三》：晋陶渊明所作。

    第四章 顺时而为，除去“执”的束缚 (2)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生命本自然，道理易僵化

    “人本应当顺着人情去做，若靠一个道理去生活，则他们的生活真是非乱不可。”

    生活中，人们总是情理并提，如情理不通，晓之以情、动之以情等等。情是心底一动，发而于外，往往千丝万缕、变化莫测；理则可以用“概念、判断、推理”来定论，像是数学公式，板上钉钉。但是梁漱溟先生是讨厌按照理去生活的，因为道理原是本于人之心，人之情，现在把它作为行为的准的，就是“多一点意思”，也陷入了“意必固我”。不能灵活地顺风顺水而行，却大笔一挥制定出生活的条条框框，这样的生活不是僵化得可怕吗？

    因此梁漱溟先生说：如宗教之信仰，哲学家之学理，与夫社会上之习惯等，者许多东西，如生物之机械的动作一样，社会上觉得非常之需要，实则非常扰乱吾人之生活。

    理是人们公认的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石，基石当然要稳固可靠且恒久不变，但这也成了理的弱点所在。梁漱溟先生举例说：譬如以爱人爱物这个道理顺着往下去推，必至流于墨子之兼爱，基督教之博爱；再推测到佛教的慈悲不杀生；再推，不但不杀动物，还要不杀植物才对，乃至一石一木也不要毁坏才是。但是在社会中投入个人，个人很容易被社会化。说得漂亮一点，是融入了社会生活，换言之，就成为了异化。也就是说，道理是从人情中提炼出来，让人更好地生活的，但是很多理其实已经背离了情，结果要求人弃情从理去生活，远离了生命的原貌。

    宋朝理学家朱熹最为后人批得体无完肤的恐怕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了。他的本心应是想为天地万民指点一条“常好常对”的道路，故这一论点的前提当是“欲是坏的”，否则逻辑上便不能成立。朱熹所说的欲其实已经囊括了常人所说的情，人容易纵情、“富贵易淫，贫贱易移，威武易屈”，可见朱熹对人是多么地不信任，这不是和荀子的性恶论殊途同归吗？梁漱溟先生自然是反对这个意见的，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按照仁心去做，人就可以过上正常且和乐的生活了。

    所以，梁先生说，人本应当顺着人情去做，若靠一个道理去生活，则他们的生活真是非乱不可。如果按照道理去做，不仅是画蛇添足，更容易弄巧成拙。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往往会走入呆板、僵化的道路，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教条主义错误。

    在中国有个按图索骥的故事。春秋时，秦国有个名叫孙阳的人，善于鉴别马的好坏，他把自己识马的经验写成书，名为《相马经》。这本书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各类好马，所以人们把孙阳叫“伯乐”。孙阳的儿子熟读了这本书后，以为自己学到了父亲的本领，便拿着《相马经》去找好马。一天，他在路便看见一只癞蛤蟆，前额和《相马经》上好马的特征相符，就以为找到了一匹千里马，马上跑去告诉父亲：“和你书上画的好马差不多，只是蹄子不像。”孙阳听后，哭笑不得，只好回答说：“这马太爱跳了，不好驾驭。”

    这里的《相马经》扰乱的是几个或几个人的生活，最多浪费了他们的一番精力，吸取一下教训也就罢了。如果放在国家民族出路的大事上，所牵动的可是千千万万人的命运。

    理其实并没有错，因为它本身就是从情中衍生的，只是它容易走极端，不如情之与生活贴得更近。所以梁先生说：凡是认定一条道理顺着往下去推，就成了极端。事实本是圆的，若认定一点拿理智去推，则为一条直线，不能圆矣，结果就是走不通。

    弦外听儒音

    华佗治头痛：曹操患偏头风病，久治无效，经华佗针刺就不痛了。倪寻和李延两人，也都患头痛发热。华佗给倪寻吃泻药，给李延吃发汗药，结果治好了。怎么相似的病例治法如此不同，这是什么道理？华佗回答说：倪寻是伤食，李延是外感，所以治法不能一样。”

    是非随我心，游刃咫尺间

    “本来是非主观的情理，只在直觉上有，只在好恶上见，完全应与客观的事理分开。”

    与“非理”的态度相对，就是“主情”。梁漱溟先生说：“本来是非主观的情理，只在直觉上有，只在好恶上见，完全应与客观的事理分开，他仅仅是一个意味，是一个情味。所谓是者就是欢迎的意思，所谓非者就是拒绝的意思，完全是心情的一种力量。”欢迎与拒绝就是心里的喜欢与不喜欢之别，喜欢就去做，不喜欢就不做，有自己的心去做，不为外物牵绊，如此心里就时时安心舒畅。

    因此梁先生认为：“孔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完全是听凭直觉之所之事，情到何处，他的行为就到何处……”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他的情味如此。世界上不乏狂人痴人，如梅妻鹤子的林浦，稳坐钓鱼台的严子陵。旁人看来他们是不通情理——富贵荣华不是远比茅檐草屋要好得多吗？否则饱读诗书又是为何呢？因为在世俗之人看来，隐居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只要有机会就应该出而为功为业，不应该偏安一隅。但是人各有志，这些人心中自有对是非的计较，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才能达到生命的逍遥，所以不会陷于他人的评价。

    战国时期，孟子名气很大，府上每日宾客盈门，其中大多是慕名而来、求学问道之人。有一天，接连来了两位神秘人物，一位是齐国的使者，一位是薛国的使者。对他们，孟子自然不敢怠慢，小心周到地接待他们。

    齐国的使者给孟子带来赤金100两，说是齐王的一点小意思。孟子见其没有下文，坚决婉拒了齐王的馈赠。使者灰溜溜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薛国的使者也来求见。他给孟子带来50两金子，说是薛王的一点心意，感谢孟子在薛国发生兵难时帮了大忙。孟子吩咐手下人把金子收下。左右的人都很奇怪，不知孟子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其中有一位弟子问孟子：“齐王送您那么多的金子，您不肯收；薛国才送了齐国的一半，您却接受了。如果您刚才不接受是对的话，那么现在接受就是错了，如果您刚才不接受是错的话，那么现在接受就是对了。”

    孟子回答说：“都对。在薛国的时候，我帮了他们的忙，为他们出谋设防，平息了一场战争，我也算个有功之人，为什么不应该受到物质奖励呢？而齐国人平白无故给我那么多金子，是有心收买我，君子是不可以用金钱收买的，我怎么能收他们的贿赂呢？”

    相似的事件，不同的态度，看似孟子厚此薄彼，旁人不解，他却心中明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可以说是一条公认的道理，但是这道理也是出于他心中的考虑：既然有功，自然是喜欢赏赐的了；而无功受禄不符合他心中的君子之道，自然是退而拒之了。一是一非，孟子分得明明白白。

    红楼梦中的黛玉，“一时好了，一时恼了”，爱使小性子，在宝玉看来这却真是她真情之流露，这也是她的可爱之处。但黛玉并不能做到是非由心，否则也不会且落泪且伤怀了。她正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为忧惧而生忧惧。她既使小性子来表达不满，但又太过在意自己的小性子为旁人所看不惯，每想到自己寄人篱下便郁郁不乐。而这种在意和抑郁久积在心，不知如何排遣，转而伤身。

    《红楼梦》中有一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花费不少篇幅写宝钗、黛玉难得的交心，从中可看出黛玉对自己的多心也是明白的，但是却始终无法从中解脱。

    黛玉叹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有心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又无姐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怪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若不是前日看出来，今日这话，再不对你说。你方才叫我吃燕窝粥的话，虽然燕窝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了，每年犯了这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那些底下老婆子丫头们，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姐姐两个，他们尚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呢。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

    偶尔听到窗外老妈子在骂小丫头，也误以为是在说自己，对旁人心存忌惮。可见她虽然目下无尘，孤高自诩，面对他人却不免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样压抑着自己，怎能舒畅快活？倒是同样父母双亡的湘云心直口快，豪爽大方，寄居他处也总是笑意盈盈。黛玉把自己的心托于他人自然就以他人之是非而波动，不如湘云当喜则喜，当忧则忧的自由潇洒。

    是非由心，生活方有趣味，梁漱溟先生说，“本来所谓我者，只是生命上之一意味，其与所谓苦乐是非者，通统是生命上之一意味。”心本活泼，由心去调剂生活，生命才倍显光彩。金庸在《白马啸西风》中写了一个名叫李文秀的女孩子，她说：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我偏不喜欢。这种任性任行的真率正是梁漱溟先生赞赏的。心花恣意生长，满眼春光灿烂。

    弦外听儒音

    刘伶醉酒：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 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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