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天人合一，礼乐是真情最美的衣裳 (1)

    礼之源乃生命之理

    “生命之深密处，乃是真正之优美文雅，此是礼乐之根本。”

    孔子是最重视礼的，他奔走各国就是希望分崩离析的天下又能重新回归于周礼。《论语 乡党第十》几乎就是孔子为传授礼而编的教材，里面对人的谈吐、举止礼节等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孔子的态度也不似其他地方那般洒然，而是充满恭敬而严肃的语气，可以想见当年孔子在讲授这些时必是正襟危坐，端庄谦恭。

    看见穿丧父的人，即使是亲近的人，也一定要改变面色以示同情。看见穿礼服的人和盲人，即使是熟悉的人，也一定有礼貌地对待他。

    乘车时，遇见穿孝衣的人要行轼礼。遇见背着国家图籍的人也要行轼礼。

    别人以丰盛的饭食款待，一定要改变容色站起身来表示敬意。

    遇到疾雷、大风，一定要改变容色。

    上朝的时候，跟下大夫说话，温和欢愉；跟上大夫说话，恭敬正直。君主在朝的时候，举止恭敬，威仪适度。

    这些礼节在孔子眼里都是必须遵守的，否则不足以表明自己的心迹。但是主张任性率真的现代人总以为这些礼是束缚自由的网，甚至觉得有些虚伪：为什么不能一直保持着自己原来的态度，而要“改变容色”呢？这不是太假了吗？孔夫子给人以迂腐的印象最主要的就是源于他对于这些礼的提倡。难道礼和人的真性情是相对立的吗？其实不然。

    梁漱溟先生说：仁者的生活是一团和气。因为他有和乐的心。所以他一举一动无论怎样都是优美文雅。此见之于言辞举动之优美文雅，是从生命之深处发出。生命之深密处，乃是真正之优美文雅，此是礼乐之根本。这就是说礼并非是与心情不相容的，恰恰相反，礼是心情最自然之表示。反而是一直嚷嚷着个性自由的人应该去反省一下：是不是陷入了孔子所言的“意必固我”？

    仁是柔嫩的心，看见刚失去至亲的人，心底自然会被拨动，生发出同情，改变面色不过是同情心所带来的外在的表露；看见盲人，仁心就会生出怜悯，礼貌地对待他们。以此推之，在面对不同对象、不同环境时，人的心底会生发出不同的意味，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礼。面对下大夫时，心情放轻松，自然能做到欢愉的交谈；面对上大夫时，则会更为谦虚谨慎，所以就恭恭敬敬。这些不正是人之常情吗？

    杨时是北宋时一位很有才华的才子，小的时候就很聪颖显得与众不同，善写文章。程颢和弟弟程颐讲授孔子和孟子的学术精要(即理学)时，很多学者都去拜他们为师，杨时便以学生礼节拜程颢为师，师生相处得很好。杨时回家的时候，程颢目送他说：“吾的学说将向南方传播了。又过了四年程颢去世了，杨时听说以后，在卧室设了程颢的灵位哭祭，又用书信讣告同学的人。程颢死以后，又到洛阳拜见程颐，这时杨时已四十岁了。一天拜见程颐，程颐正闭着眼睛坐着，杨时与同学游酢就侍立在门外没有离开，程颐已经察觉的时候，那门外的雪已经一尺多深了，他们的身上已经落满了雪花。

    这个程门立雪的故事一直为后世所颂扬。并没有人要求学生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其尊师重道之情，他们只是遵从心里对老师的敬意而行了这样的礼。刘备“三顾茅庐”也是同样的道理，是刘备在面对胸藏天地的诸葛亮时所流露的尊贤与求才之心，对他们来说，自己的所为只是尽心而已。

    子张问：“十世以后的事，可预知吗？”

    孔子回答说：“殷代因袭于夏礼，有些损益的，现在仍可考而知。周代因袭于殷礼，有些损益的，现在亦可考而知。将来有继周而起的，纵使一百世之久，我们也该可以预知呀。”

    礼从夏朝承袭下来，历经百世依然可以为人们所知，这是何故？那是因为不管山河几番轮换，人之仁心却是千古不变。只要作为心之本性的仁未变，所立之礼虽千万遍，总不出乎此生命之理。况且，如果不是因为礼和人之本心契合，在行礼的时候不就成了“违仁”之举吗？生命一旦如此，就会滞塞，人就会踟蹰不安，礼又岂能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所以礼的出现有了可能。

    生活中的仁者毕竟是少数，常人的仁心易被欲念、固执这些浊雾所困扰牵绊，无法按照自己的仁心自然而行，所以极少有人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礼的出现才如此必要。但它并不是来束缚我们的自由的，而是让人更好地认清自己的心。正如梁漱溟先生说：礼便是生命之恰好处，即约之以生命之理，此根本之理，可贯通一切。

    弦外听儒音

    华夏成人礼：按周制，男子二十岁行冠礼，不过天子诸侯为早日执掌国政，多提早行礼。传说周文王十二岁而冠，成王十五岁而冠。女子则一般十六岁行笄礼。从那之后，少男少女作为氏族的一个成年人，参加各项活动，并可以婚嫁。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质通统不能离开，不应苟简。”

    礼既然是心流于外之表现，看起来就是一种外在的形式。生命深处是优美文雅，那么礼也应该是优美文雅才对。只有两者都做到恰到好处，才能够称得上是君子。

    有些人却误以为只要有真情，行为就随之而来，不需要自己再注意些什么东西。其实不然。人除了心之外，还有很多的干扰，比如欲。这些东西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来，令行为失当。如果要表现人的真情，合乎优美文雅，就应当听从纯粹的心的指引，去除与本心不相合的虚荣造作等等，如此才能做到内外一致。梁漱溟先生说：文质通统不能离开，不应苟简。苟简就是草率简陋。孔子的弟子子贡就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

    春秋时期，卫国有个大夫，叫做棘子成。棘子成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学“文”，于是问孔子的学生子贡，“君子只要有好的本质就够了，干嘛还要有外在的礼仪呢？”子贡回答说：“文和质同样很重要，怎么可以把它们等同起来呢？虎豹之所以不同于犬养，不仅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不同的兽类，还因为它们皮毛的花纹不同。如果你把虎豹、犬羊身上的皮毛都拔去了，你还能分辨得出哪些是虎豹哪些是犬羊吗？”

    质是一个人内在的气质，隐而不显；文原指纹理，这里说的是外在的行为礼节。子贡说得很明白：如果没有礼，人就难以辨别粗野和文雅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礼节的对话，礼节是一个人真性情的使者，如果他不能准确地把内心的柔和美好表现出来，又怎么让他人来理解他的内涵修养呢？毕竟别人只能从外在的表现去推测一个人的内心。你能相信一个衣衫不整、满嘴脏话的人会是谦谦君子吗？若是有，恐怕也是另有隐情，如伪装等等。

    所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性情过于直率就显得粗鲁，礼仪过于恭敬就显得虚浮，恰当的性情与礼仪，才是成熟的人该有的样子，才能够称得上是君子，这也是孔子所崇尚的中庸之道的表现。真性情虽好，也需要恰当地表现出来才更能为人们所推崇和接受。

    孔子还特别强调了礼之重要：“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也就是说，只是恭敬而不以礼来指导，就会徒劳无功；只是谨慎而不以礼来指导，就会畏缩拘谨；只是勇猛而不以礼来指导，就会说话尖刻。在上位的人如果厚待自己的亲属，老百姓当中就会兴起仁的风气；君子如果不遗弃老朋友，老百姓就不会对人冷漠无情了。

    恭敬、谨慎这些内在的情感不能无端无节制地表露出来，而是要合乎礼之约束。就如同每个人都有“仁”心，要达到仁者的境界却不能于仁有丝毫偏差一样，礼也必须中规中矩。孔子曾经称赞《诗经 关雎》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无论是快乐和悲痛都有一定的节制，这才是最值得称道的。这八个字后来也成为中国美学上的一个准的。

    孔子的要求看似有些苛刻，其实和“我欲仁，斯人至矣”一样，是可以做到的。梁漱溟先生说：因为好的行为根本是出于好的心理。心情柔和的时候，他的一举一动自会中礼。也就是排除杂念，只按照自己心中的仁心去行事就足矣。孔子自己就是如此做的。

    颜渊死了，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买个外椁（古时棺材分为两重，里层叫棺，外层叫椁）。孔子说：“有才能的和无才能的，对个人来说都是自己的儿子。我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只有内棺没有外椁。我之所以不卖掉车徒步行头来替他置办外椁，是因为我在大夫的行列之后随行，是不可以徒步走路的。”

    如果仅看这段话，会觉得孔子人情浇薄——颜回是他最欣赏的弟子，而又是他的父亲来求他；还有些虚荣——非要乘车出行。但是，从前面他对于颜回死而痛哭“天丧予”，就可知他的心中对颜回是万分不舍；他可以居九夷而不觉陋，又怎会是一个贪慕虚荣之人呢？其实他这么做都是出于一个“礼”字。《礼记 檀弓》说，安葬双亲应该根据家庭的财力，对待子女更应该如此，所以演员入葬时仅有内棺而无外椁并不违反礼制；相反，如果超过自家的能力厚葬颜渊，反而是违背礼的。同时《礼记 王制》记载，有官爵的人和老年人不必徒步行走了，大夫拥有车乘是符合礼的规定的。所以适可而止才是君子之道。

    弦外听儒音

    尽善尽美：子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又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尽善尽美是孔子的美学标准。《邵》是舜帝之乐，当时采纳禅让制，因此说音乐既美且善；而《武》是周武王之乐，周武王以武力夺取天下，因此孔子说他的音乐虽然美，但是却没有达到善。

    宁取狂狷，不取乡愿

    “所谓狂狷着本不合乎中，一偏于积极，一偏于消极，却是他们都有一种好处，即是能表现他们的个性，能率真不虚假也。”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并重，是孔子认为最理想的为人处世境界。但是世人往往在文或者质上有所偏颇，因此真正能做到的并不多。孔子也意识到了这一现实的问题，所以他才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第五章 天人合一，礼乐是真情最美的衣裳 (2)

    中行即中庸之道，指的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之风。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就和狂狷之人相处。狂者敢作敢为，狷者对有些事是不肯干的。这两种人言行举止上并不符合礼的要求，却是真性情的流露。梁漱溟说：所谓狂狷着本不合乎中，一偏于积极，一偏于消极，却是他们都有一种好处，即是能表现他们的个性，能率真不虚假也。虽然并不完全从仁心出发，表现的却是完整的纯粹的性情。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立登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这两首诗原本语言有些粗鄙，但是却依然值得欣赏，就在于他们情之真切。

    相对的，孔子又说道：乡愿，德之贼也。后来的孟子也说过相似的话：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乡愿其实就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内在的道德败坏，但是表面上却是彬彬有礼，八面玲珑，世故圆滑，满口仁义礼智信。如《儒林外史》里的范进，在服丧期间为表孝道不肯用银镶杯著吃饭，后来换了象牙的，仍然不肯用，直至换了双白颜色竹筷子才算罢休，看似一个至孝之人，不敢丝毫违礼。文章却接着写了一个细节：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到嘴里。伪君子的形象跃然纸出。

    正是出于对伪君子的憎恶，所以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之前孔子还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可见他对于巧言令色之徒是深恶痛绝。“鲜矣仁”和“德之贼”正是一个意思，都是质之不行。刘基在《卖柑者言》中就讽刺了这样的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礼原本是出于真心，只是为那份心穿上一件合身而得体的衣裳而已，现在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用花哨的衣裳来掩盖内心的不足，喧宾夺主。

    因此梁漱溟先生对文和质的关系总结道：宁不足于礼，不可不足于心情。

    孔子的人生态度也就是求心安，心若安定，外面的风吹雨打都可看作是过眼云烟。礼也是如此，如果不得已不可能为他人所谅解，也不会因人不知而愠。所以孔子虽重视外在的礼，但是更推重心中之礼。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奢华容易让人迷失礼原来的意义；丧事与其做到形式上的和易周备，不如人内心的哀伤。如梁漱溟先生所说：礼可简约，心情不可较薄。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写道：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阮籍等人的言行举止看起来不合礼法，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内心的真情在流露。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这里曹操便成了孔子所说的乡愿，看似在维护伦理道统，其实他的心中并无这些道义在，伦理只是他的政治手段而已。既然伦理被不信伦理的人所利用，真心信伦理的阮籍等人便反其道而行之，如阮籍问母丧，貌似镇定自若，与情理不通，却吐血数升，表其真情。他的行为表面上就是孔子所说的狷——偏于消极，当为而不为。若在正常的年代，他们完全可以做文质彬彬的君子，但是在司马氏实行白色恐怖的年代，真心信礼教的人却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足于心。

    孟子曾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对于孔子而言，文与质都是他所欲；二者不可兼得，宁取狂狷不取乡愿也。

    弦外听儒音

    何所闻而来：嵇康是当时的名流，钟会想去拜访他。到来的时候他正在打铁，知道有贵人来也装作没看见，依然专心地打着铁。钟会站了好一会儿觉得索然无趣，准备离开。临走前，嵇康忽然抬头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是典型的魏晋清谈式对答，但嵇康显然得罪了钟会，也为他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青白眼：阮籍善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则以白眼对之。丧母后，嵇康备酒挟琴去拜访，阮籍以青眼待之。可见青白眼是用来辨别同道与否的。清代黄景仁有诗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可谓激切之极。

    人情好郑重，形式不可少

    “所谓先王制礼，不过就人情自然之要求郑重之表示，再使他妥当优美而已。”

    仁心为礼之本源，从这句话看来礼似乎完全成了一个附属品，随心而来，随心而去。其实，无质之文自然不可取，但是对于质本身来说，文又是不可少的。既然将文和质并提，就是说文已经有了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否则孔子提及“文”岂非多此一举？作为质之文的礼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正式与庄重，让轻盈虚无的情感以最为得体的方式，实实在在地为人们所看见。

    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诗歌是用来感发人的情感的，也就是发乎情，情动于中而行于外，但是不能否认很多人在此时容易忘乎所以，只图自己之快，不顾礼义廉耻。如南朝齐梁时几代帝王对宫体诗的倡导影响了当时和后世多少妖艳柔靡之风。立于礼，就是指人需要礼仪的指引向着文质彬彬的境界前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最后在音乐的熏陶中达到至善至美，此方谓之为成，谓之“思无邪”。礼在这里起着很关键的教化作用，要把诗歌所阐发的那种难以琢磨的感性意识纳入合仁的道路上，令种情感的冲动不至于被外物所诱导。

    在园子里看见一朵花，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冲动和想法。冲动就是不管这朵花是否是别人的，是否可摘都强行地去摘下，只按此去做便成了狂狷之人；乡愿也许并不喜欢这朵花，但是他依然会殷勤地征询意见，回到家后把花扔在了一旁，却赢得知礼的美名。真正知礼的君子则是真心地喜欢那朵花，同时也会细心地和主人交涉，得到之后也会真心地爱护。所以梁先生说，若冲动经由此仁心而出，则自然优美也……礼乐乃是冲动得到优美化而已。

    所以礼并不是无用的装饰，所谓礼乐者，就是把艺术做成一个很大的力量而已。它从外面诱导我们和乐的心理，使我们常在一个和乐的心理中去生活，此其功用也。

    西周时，祀神祭祖之前都要沐浴净身，表示内心洁净虔诚，称之戒，亦称斋戒。斋戒之礼始于殷商，至西周已成定制，要求与祭者禁食荤腥，并沐浴净身，以示对神灵的肃敬。斋戒沐浴已是西周朝廷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专职官员执掌。《礼仪·王制》云：“方伯为朝天子，皆又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诸侯要再专供沐浴的封邑先洗头洗澡，然后才能去朝见天子，沐浴洁身以示对天子的尊重。一生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对沐浴之礼身体力行，“孔子沐浴而朝”，早已为世人所熟知。

    可见，形式也会反过来作用于我们的心，礼义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它会随风潜入心，润物细无声。当人们一丝不苟地遵照这些制度去沐浴、焚香、斋戒的时候，心中自然会生出圣洁、崇敬的情感。所以梁漱溟先生说：他制礼，如像怎样一个起坐跪拜，怎样一个言动举止，比如一个人，他的情不是分真切，如经过这许多手续，许多仪式，则心里便非常之沉着，非常之厚重，非常之有味。儒家的种种礼，是使人自有生以来，一生都过那种非常绵密，非常有趣的生活。

    梁先生还以婚姻制度为例来说明礼的意义：自由恋爱与婚姻制度的分别，仿佛是一个久暂的分别，其实走恋爱自由之路，也有发生长久关系的。而由婚姻制度缔结之婚姻，也有短时抛弃的。他们真正的分别实在结婚时究竟有没有一种仪式；而离婚时究竟有没有一种手续。是则婚姻之要点即在仪式与手续……婚姻制度之起源与要点，其所以不容消灭者，盖以礼也。

    情感本是虚幻空灵的东西，一笑一颦只是最简单的表达，是礼的一部分，但这些并不足以表达全部。生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一件事情的开始与结束，都是不可逆转的转折点，人的内心看重这些转折点，会产生敬畏之情，并且希望能够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才能心安，所以梁漱溟先生说：礼之起源就是好郑重，恶随便而已：“我们看人家结婚有结婚礼，拜天地，拜祖宗等等。其实那个时候，哪里管天地神祗，因其出于真切情感之要求，也不暇去理会，只有一个郑重的表示就是了。所谓先王制礼，不过就人情自然之要求郑重之表示，再使他妥当优美而已。因此，我们不能说礼只是形式，是繁文缛节而为凭空添出者。”

    弦外听儒音

    宫体诗： 南朝梁后期和陈代所流行的一种诗歌流派，以宫中妇女生活和体态为主要描写对象，情调流于轻艳，诗风比较柔靡缓弱。

    周公吐脯：周公辅佐周成王，建设新的国家，日理万机，忙的事情都有什么？比如制定战俘处理政策，签署奴隶管理条定，讨伐周边不服气的小国，镇压反周复商势力，还得给政策安置商朝贵族和遗老遗少。忙的时候，周公洗澡都有人打搅，古时候男人头发长，周公握着湿头发从浴室跑出来，接见完了，又回去接着洗，反复多次。至于吃饭也很麻烦，吃一口肉片，不等嚼完又得吐出来，因为三教九流的客人又来求见了，所以一饭三吐哺。所以曹操在《短歌行》里写道：周公吐脯，天下归心。

    看杀卫玠：卫玠生得很漂亮，他从豫章来到下都，当地的人仰慕他的美名，纷纷前来看他，密不透风。卫玠身体本就弱，被人堵着看了那么久，劳累不堪，不就因之得病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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