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孝悌之道，人人亲其亲 (1)

    无声之乐，无体之礼

    “孝悌之根本还是这一个柔和的心理，亦即生命深处之优美文雅。”

    梁漱溟先生说，“（孝悌）本来也与礼乐一样……礼乐的根本地方是无声之乐，无体之礼，即生命中之优美文雅。孝悌之根本还是这一个柔和的心理，亦即生命深处之优美文雅”。礼乐原本就是以人之心为源头的，孝悌亦然。

    孔子说：“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

    子夏曰：“三无既得略而闻之矣，敢问何诗近之？”

    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威仪逮逮，不可选也’，无体之礼也。‘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无服之丧也。”

    无论是乐，还是礼，都是来教化百姓的，只是方式有所不同。音乐当然要用声音来表示，礼仪自然要触及身体，他人有难时应有服丧之举才是常理，但是孔子却说“三无”。子夏也和我们一样疑惑，于是又做了进一步的询问。孔子的回答其实是超越了具体的礼乐仪式，将问题引到了关于“礼乐之原”的思考，那就是这三者殊途同归，最后走向的都是心灵的触动。

    孔子以《诗经》中的三句话对它们作了解答。

    其一、“夙夜其命宥密”，出自《颂 周颂》。《礼记正义》说：“夙，早也；夜，暮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静也。言文、武早暮始信顺天命，行宽弘仁静之化。” 郑玄认为是“言君夙夜谋为政教以安民，则民乐之”。“密”字有静的意思，在加上清晨和黄昏的背景，自然就能引起无声的联想。如果百姓心中能想到国君在昼夜操劳，自然就心生敬意，不逾规矩。其二、“威仪逮逮，不可选也”，出《邶风·柏舟》，选即遣，原诗说威仪并非通过升降揖让之礼等外在的东西来体现，所以说是“无体之礼”。“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出《邶风·谷风》，“言凡人之家有死丧，邻里匍匐往救助之”，非必服也。所以用来说明“无服之丧”。

    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知道这三者说的其实是一个道理：礼是从心里出来的，心到情到是最重要的。没有人对百姓说君主很操劳，但心中有数；没有人让你作揖鞠躬，但你自然会去做；邻家有难，虽然未必为之服丧，但就算是爬着也要去救。教化非生硬地指点他人，而是以化为教，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和熏陶。

    梁漱溟先生说：在中国要紧的是家庭生活，而家庭是由天伦骨肉关系来的，在家庭骨肉之间特别重情感，而人在感情盛的时候，常常是只看见对方而忘记了自己，所以他能够尊重对方，以对方为重，处处是一种让的精神。因此在所有的礼之中，必须牢记孝悌在其中是最为重要的，梁漱溟先生也因此用“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来突出强调。

    古语有云，百善孝为先，中国古代的帝王们多以孝治天下。父母死后，子女按礼须持丧三年，其间不得行婚嫁之事，不预吉庆之典，任官者并须离职，称“丁忧”。 因特殊原因国家强招丁忧的人为官，叫做“夺情”，从名称即可看出，不守孝是何等不近人情。

    三国时司马昭灭蜀，李密沦为亡国之臣。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元帝，采取怀柔政策，极力笼络蜀汉旧臣，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于是上了著名的《陈情表》，以孝为由，不得不让朝廷做出了妥协：“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 犹蒙矜育……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如此这般情挚意切，足以堵住说他“不思新恩”的悠悠众口了。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应该是人生最为痛彻的遗憾。只是很多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北魏时，房景伯担任清河郡太守。一天，有个老妇人到官府控告儿子不孝，回家后，房景伯跟母亲崔氏谈起这事，并说准备对那个不孝子治罪。崔氏是一个知书达理、颇有头脑的人，她得知情况后，说道：“普通人家子弟没有受过教育，不知孝道，不必过分责怪他们。这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好了。”

    第二天，崔氏派人将老妇人和儿子接到家里，崔氏对不孝子一句责备的话也没说。崔氏每天同老妇人同床睡眠，一同进餐，让不孝子站在堂下，观看房景伯是怎样侍候两位老人的。不到十天，不孝子羞愧难当，承认自己错了，请求与母亲一起回家。崔氏背后对房景伯说：“这人虽然表面上感到羞愧，内心并没有真正悔改。姑且再让他住些日子。”又过了二十几天，不孝子为房景伯的孝顺深深打动，真正有了悔改的诚意，不断向崔氏磕头，答应一定痛改前非，老妇人也替儿子说情，这时崔氏才同意他们母子回家。后来这个不孝子果然成了乡里远近闻名的孝子。

    崔氏很聪明，她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仁在，其中之一就是孝心。她无所为而为，以身教代替言传，让他心中蛰伏之仁能在外面的触动之得以彰显。

    老子说，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真正在宇宙之间往来流淌拨动人心的东西并非眼能见，耳能听，而是梁漱溟所谓的意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言传未必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弦外听儒音

    人间五不孝：孟子说，世间不孝有五。四体不勤，不养活父母，一不孝也；耽于下棋喝酒，不养活父母，二不孝也；贪婪财货，溺爱妻子，不养活父母，三不孝也；纵情于声色，使父母蒙羞，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使父母的安全处于危险之中，五不孝也。

    伦理本位，孝悌为先

    “我们不愿作好的生活则已，若要作好的生活，则当然从根本的地方作起，从眼前开端。故人的生活，即应从孝悌开端。”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喜欢将“家”和“国”并提。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既没有团体，又没有个人，所有的是什么呢？仅有的就是家庭”。在梁先生看来，中国人缺乏集体生活而重家庭生活，依靠伦理组织社会，消除了个人与团体的对立，因此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就是从自己出发、“推己及人”，从自己推广到他人的一层层关系。第一层是自己，然后是父母子女，然后是兄弟姐妹，然后是宗族邻里，最远才是国家天下，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礼记》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这个次序。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事父与事君就是家与国的关系。在反省中国历史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于说中国是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而这一人治正是通过伦理进行的，而伦理即是人情。梁漱溟先生说：伦理的意思就是指一个情谊义务的关系，就是要彼此互相尊重，相互照顾，相互负有义务。

    这种伦理道德在行为规范上的表现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也就是“礼”。按梁漱溟的儒学理论，我们有好的心理，自然发出来好的生活。许多好的生活，亦即许多好的事情，我们最眼前的人，就是父母兄弟的事情。如果对最眼前的人，最当下的事情，不曾弄好，其他的事情也自难说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梁漱溟先生明确提到：“我们不愿作好的生活则已，若要作好的生活，则当然从根本的地方作起，从眼前开端。故人的生活，即应从孝悌开端。”

    孟子有言曰：“于此有人焉，入别孝，出则悌。”也就是说“入则事亲孝，出则敬长悌。”

    悌是顺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懂得并且做到了孝顺，才能明白做人的道理。朱子的“弟子规”成为后世启蒙教育的重要读本，它的首段如是：“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将孝悌放在首位，践行好了孝悌之后，再讲究“信”，“爱”、“仁”，有了剩余的时间和精力再去“学文”。

    梁漱溟先生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种生活，真是很柔和很好的心理，仿佛是先把自己化成一团和气，然后把家庭化成一团和气，以至把社会、国家、世界化成一团和气”。“人伦之间，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者，其实都是一个心，都是那个Tenderness柔嫩和乐的心。温厚之人会有和气温婉的气质，并有愉悦的神情荡漾开来。（有和气者，必有婉容，有婉容者必有愉色。）”以仁待人之人，如春风施雨，先融合至亲之人，也就是行孝悌，然后再一层层地推开去。

    伦理从孝悌这一点化出，织结成网，横向纳整个社会于内，纵观则贯穿人的一声。不管一个人能够走得多远，他所见的功业依然可以根据这条线索走回来。

    同时，孔子还从逆流而上，从天下回溯到了孝悌这一最初的萌芽。他曾说：“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孔子认为武王、周公能够继承先人之志，继续他们未完成的事业，这正是孝的最高境界，治国平天下乃是修身齐家的发展和升华而不是否定。

    孔子在与曾子讨论孝悌的时候更是明确地把孝悌当做了伦理的本位：“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孝道是人所有品德的根本，教育是由孝所产生的。一个人的身体，包括头发肌肤都是父母所给的，要十分珍惜，不能随意毁坏伤害，这是孝的最基本要求。一个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做出成就，扬名于后世，光耀门楣，这是孝的最高境界。履行孝道开始于对父母的孝敬，然后为君王和国家做事情，最后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干出一番事业，所以称武王、周公的伟业为大孝。

    古人留给我们一幅绝妙的对联：口十心思，思父思母思社稷；寸身言谢，谢天谢地谢恩君。人之情正是沿着这一顺序蔓延的，心中所思，必先父母而后天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若无最初的那一点光亮，又哪有后来熊熊腾起染红天际的燎原之势呢？虽然伦理脉络广布，粗细各异，但始终以孝悌为本。

    弦外听儒音

    戏彩娱亲：老莱子是春秋时期的楚国隐士，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一次为双亲送水，假装摔倒，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第六章 孝悌之道，人人亲其亲 (2)

    啮指痛心：曾参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

    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

    “所谓生活的真味只道有真情。要是对于家庭的人没有真情，我们敢断言他对别人能有真情么？”

    在面对外敌入侵，国将不国时，热血志士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就是：保家卫国！从这四个字中亦能看出卫国是从保家而衍生出来的，如果连自己的家庭都不去顾及，怎能相信可以将国家托付于他呢？梁漱溟先生说，所谓生活的真味只道有真情。要是对于家庭的人没有真情，我们敢断言他对别人能有真情么？一个人从家庭走向天下，不论其功业何等之高，根基始终在于家庭。若一蹴而就，越过家而直上青云，就把自己立于了空中楼台之中，悬空无依，岂不危哉？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杜甫说：落地皆兄弟，何必骨肉亲。杜子美忧国忧民，这种视四海为一家的胸襟气度更是不凡。这已经可是说是达到了极致，再往前走，将他人之亲置于自己之亲之上，就不仅与常理不符，难以为人理解，恐怕还过犹不及。

    公元686年3月，武则天称帝在即。有一天，她端坐朝堂，猛然间想起指鹿为马的典故来，恰在这时，北门学士鱼保家出列献上一张图，图上画着开了四个口的一个匣子，名曰“铜匦”。也就是把高密信投入匣子中，至于谁告的密则无人知晓。武则天只看了一眼，就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当即采纳了鱼保家的建议，在朝堂设置铜匦，号召文武百官互相告密，互相揭发。此风一开，人心惶惶，今天你告我，明天我告你，不知哪一分哪一秒就会大祸临头。第一位“受益者”竟是铜匦的设计者鱼保家。接着武则天又把这种恶劣的风气推行全国，号召全国民众都可以告密。规定“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禀于客馆……”武则天重用了酷吏来负责这些事情，其中中最为后世耳熟能详的是来俊臣和周兴。来俊臣编写的《告密罗织经》吧：“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到了冰点，当时公卿入朝“必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不？”

    武则天的意图无非就是希望手底下的人明白：他们唯一应该效忠的人是她——皇帝！她利用人性自保的弱点让底下的人相互搏杀，自己坐观其成。一时朝堂上下人心思危，即便亲如父子也相互忌惮。但是一个连自己的亲人都不顾的人，你能相信对国家是忠心的吗？陈子昂看到了这种政策的危害，他著名的《感遇》组诗中有很多就是向武则天直言进谏的，如其四：“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

    《战国策·魏策》记载：乐羊刚开始是魏相国翟璜门客，中山国君姬窟发兵犯魏，翟璜举荐了乐羊。可是乐羊之子乐舒是中山王的将领，而且曾杀死了翟璜之子翟靖，所以他难以得到朝廷信任。但是翟璜深知乐羊为人，不计恩怨，力保乐羊为帅。乐羊出兵后，由于敌强我弱，施了缓兵之计。消息传来，朝中大哗，群臣诬告乐羊通敌。中山国君又杀了他的儿子，煮成肉羹送给他。乐羊为表忠心，就吃下了肉羹。随后大败中山国。魏王“赏其功而疑其心。”同在战国，还有一个人堪与乐羊比肩，那就是吴起。吴起的名气比乐羊要响亮得多，后世把他和孙子连称“孙吴”。他著有《吴子》，《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但是在“杀亲事主”上他们当真难分伯仲。吴起一心想要功成名就。学习兵法奉事鲁君。鲁君想要起用他来抵挡齐国的进攻，但是因为他的妻子是齐国人而有所疑心，于是吴起杀妻求将。极有军事天才的吴起大退敌兵，但是并没有得到鲁君的信任，不久就被辞退了。

    舍家为国，并非害家为国。孔夫子有言：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如此二人，骨肉且相薄，又怎能依靠他们去治理天下呢？一个连自己亲人都可以牺牲的人，有一天难保不会夺取他的江山。一个身负骂名却依然无动于衷举步不止之人，他们的动力只会是利益，而且是更大的利益，这样的人才是最可怕的，这样的人就是被欲望而迷住了自己的心。

    有人曾经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孔子回答说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用这种风气去影响当政者，这也是从政，并非非要做官。而吴起等人却把家庭与天下割裂开来，并把家庭作为手段去谋天下，这样的人哪有孝悌可言？

    弦外听儒音

    虞舜尽孝：万章问孟子舜为何要去田野向老天哭诉。孟子说，舜努力耕作，只是想尽到作为人子的责任，但是父母却不爱他。即便他娶了尧帝的两个女儿，即便贵为天子，都不能使他解除忧虑，所以他依然忍不住痛哭。大孝之人一辈子都在思慕父母，这种孝心我在舜身上看到了。

    舍本逐末说礼教

    “所谓儒家的生活，原本极活泼有趣味，但是经了几千年的结果，成了社会应用的问题，只剩一个僵死的形式。”

    梁漱溟先生对孔子倡导的礼是持赞成态度的，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但是在五四期间，他也曾严厉地批评中国人：“中国人始终记念着要复辟，要帝制，复辟帝制并非少数党人的意思，是大家心里所同。他实在于他向来所走的路之外，想不出别的路来。”孔子所言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种礼，而复辟帝制却成为了礼教，其中差别何在？而且复辟帝制竟然是大家心里所赞同的，更觉礼教流毒之广。

    其实礼教的产生是在儒学占了统治地位之后，始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盛于宋明“存天理，灭人欲”。在这段时间中，其他学派不足于与之争鸣，儒学才能够教化天下，形成思想的大一统。却没想到后来发展到了极端，成为了与初衷相悖的礼教。

    儒学是生活之学，源于心，源于生活。礼虽然有一些外在的固定套数，但那是因为人的仁心不变，而仁心本身并不是一个僵化的东西。哲学上有句话道：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柔嫩者至刚，只因在面对外在的变故的时候，它能够随之做出反应，说是以不变应万变，但这个不变却无时不在变。而教却是单一而僵化的。所以梁漱溟先生说：所谓儒家的生活，原本极活泼有趣味，但是经了几千年的结果，成了社会应用的问题，只剩一个僵死的形式。礼教就是把原本应当活泼的礼给僵化了。

    礼教的毒害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儒林外史》其实就是一部对礼教的控诉状纸。

    王玉辉的三女儿死了丈夫，准备自尽殉节。她的公婆惊得泪如雨下，说道：“我儿，你气疯了！自古蝼蚁尚且贪生，你怎么讲出这样话来？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的不养活你，要你父亲养活？快不要如此！”但是她的父亲王玉辉却道：“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罢。自古‘心去意难留’。”因向女儿道：“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妻子骂他，他反道：“这样事你们是不晓得的。”女儿绝食的八日里，他依旧看书写字，等候消息。女儿死后，他大笑：死得好，死得好！几日后去西湖散心，“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王玉辉是坏人吗？不是，虽然他的行为如此不近人情，他却认为自己做得对，正如之前所说的“意必固我”一样，深陷其中而不自知，而将他诱入泥潭的正是礼教。梁漱溟先生说：“须知孝悌是个人生活本体的问题，是生命里面灵活的、自然的一个心情，后来成为固定的路子，成为礼教，大家就忘其本原了。”一个人的贞洁与否本就不管他人的事情，现在却非要做出一个形式来，以死来证明，不是荒谬得很吗？在礼教的熏陶下，儒家柔和的心在这里竟然变成了铁石心肠！

    梁漱溟先生喜欢小孩子与乡下人的天真、诚笃的道理也在此，因为他们受礼教影响少，只懂得遵从自己的心：“成年人与城市人都是用知识去指导他们的生活，而其结果则生活被其搅乱。故情感愈薄，行为愈坏。”这句话用在王玉辉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再合适不过。他们没有从自己的心出发，而只是简单地遵从教条。礼是与心相合的，礼教却是与之相悖的。他们自觉自愿地跳入了礼教的束缚，还以此为名，去评点指导他人的生活。当然他还没有完全泯灭仁心，后来思及女儿还会落泪——人的心中必然有一块无法触及的柔嫩所在。

    可见礼教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僵化。真理跨前一步就会变成荒谬，更何况那些教条很多就不尽合理。就算适用于一时一地，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荀子说，天行有常。这个常就是说世界按照自己的规律在发展，身处其中的人自然也不例外。仁心古今同，同体却可以异用。对帝王的尊重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假设：那就是彼时有帝王。帝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虚伪的高贵，试图让人们相信——这就是他们的命，他们天生便驾临在百姓之上。现在时过境迁，当人们醒悟到原来大家都一样，要求民主、要求平等的时候，野心家们再倡导复辟帝制、再要求男尊女卑，那就是完全用铁链去锁住人们的行为了。可悲的是，礼教统治时间之久，已足以令心中蒙尘，所以更多的人看不清自己。所以梁漱溟先生才感慨：中国的礼教，几乎比法律还利害，成了一个不可抗的势力，此当然之趋势也。中国一向以人治为主，而礼教就是人治最得力的助将。

    梁漱溟先生说，生与活二字，意义相同。它有两层含义，一向上翻高，二往广阔里开展。与向上创造相反的就是呆板化机械化的倾向，礼教正是这样，当人们觉悟并渴求生命的升华时，它却板着不变的面孔想要把人们吓退。但是生命的倾向没有任何人能够挡住，更无法逆转，所以礼教只会一点一点为仁心所击破。

    弦外听儒音

    “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

    “三从四德”：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妇女的品德、辞令、仪态、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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