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辩证的生命观：知天命并非听天命 (1)

    命由谁定：是天是人

    “所谓天然、人为，都是一个倾向，一个意志。”

    曹禺先生在《雷雨》剧本前写道：宇宙就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你怎么呼号，也难以逃脱这黑暗的坑。这个恒久不变的关于命运的文学母题一次次地被演绎。哈姆雷特所喜欢的人间的花园转眼间就荒草芜杂；美狄亚偷取金羊毛追求自己的爱情，以亲情为代价守护爱情，结果爱情也离之而去；俄狄浦斯王想摆脱命运的捉弄，命运却在他逃亡的路上一次次地设下了陷阱，令他无处遁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俄狄浦斯一直在反抗，最后也是，刺瞎双眼，放逐自己……每个人都在努力，但是每个人又陷入自己所不熟悉的境地之中，他们的万般挣扎，只消命运轻扣指关仿佛就化为了乌有。

    在这些故事主人公的惶惑里，命运和个人的努力被分割了开来，命运是既定的，如此神秘而高高在上地俯视众生，同时又在一旁悄然而立想看人类的笑话。人真的只能是命运的小丑吗？梁漱溟对此做了否认。他认为天然与人为并非截然对立：自然而已定的那一点为之天命……所谓天然、人为，都是一个倾向，一个意志，心中仿佛能了解那个意味，但一按实就没有了。宇宙间一切现象通是意味，一按实就没成实的，就没有了。不按实而顺着倾向以为有一种溜回，则一切都有。所谓天然人为一切皆活。还说：所谓知天命者，知只是一个通达，仿佛是通于天命，是与天命不二，与大的流行合一。

    在梁漱溟先生看来，天人和人为其实是一致的，是一个倾向。人的出生，出生的背景环境等无法改变的是天命。但天命并不限于此，它是和人的心意相通的。无论是哈姆雷特、美狄亚还是俄狄浦斯，他们有意愿去行动，这种意愿就是人和天、人和自己命运的对话，就是命运指向的方向。鲁迅先生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其实在抬脚之前，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条“路”，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这就是很多人认为的“命运”，是既定的。实则不然。意识中的路也只是一个倾向，一个引导而已。没有一个人会再走别人的留下的路，所以每个人的命运在没有完成之前都不是“按实”的。而意识中的这种倾向，对你人生的指引，必然是来自各个方面。譬如你要规划自己的人生，必然要考虑自己的年龄、受教育水平、人际关系等等，从中经过权衡产生一个合理的构想，跟着这种构想走才能称得上是命运。因此人类的生活并不是要寻求与天命的对抗，而是顺其自然。这种合理的构想也是心之指向，如此便又回到了儒家最初的思想之源：心安。如果要对天命做更为清晰地讲述，不妨称之为：心定。宇宙便是吾心，我心已定，命运便由自己来定，不再漂移不定。

    孔子说自己五十岁时懂得了什么是天命，他所追求的是“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他还说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所谓上达，其实就是在心里建立一个大道之约。于丹也说：知天命就是内心有一种定力去对抗外界，所以五十才能够知天命，也就是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可以做到不怨天、不尤人。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到了这一类人：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不会因旁人的鼓励而更努力，也不会因为他人的否定而自怨自艾，因为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只管去做了，所以心中主意已定，喜怒哀乐不由人。这种人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言的知天命之人。

    但在生活中，失意沮丧之人总会想到自己的无力和渺小：为何耗尽心思依然得不到自己所想要的结果呢？少年时再轻狂的人此时也会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巨大的阴影之中，难免会发出：“时也？命也？”之叹。《三国演义》中周瑜在死前叹曰：既生瑜，何生亮！他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潇洒之姿已化为以声无奈的叹息。当然这与正史不符，却也能说明再得意之人也会有失意之叹。

    司马迁笔下也有不少怨天尤人之人。他力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以在对待历史人物时能尽可能客观地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他虽然非常喜欢项羽，把他列入了本纪之中，但是他并没有避讳写项羽的缺陷。

    《项羽本纪》中写垓下之围，项羽与乌江亭长的对话道：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项羽一直没有去反省自己的过失，成由自己败由天！天命如此虚无，谁能与之对质？反而成了最佳的替罪羊。司马迁写他之前的妇人之仁、居功自傲、多疑自大等等就已经为他的失败做了最好的注释。先欲东渡，继而自刎，心意转换全然在他自己，毕竟他的刀一直握在自己的手上。

    唐代的杜牧有诗云：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而宋代的李清照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他的“不肯”原非本意——他本是“欲东渡乌江”，却在亭长的一席话间做出了另一个选择。奇怪的是亭长是支持他的行为的，他不是“举世誉之而不加劝”，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应该属于心理学上的研究范畴。但有可以肯定的是，项羽或许是人杰鬼雄，但绝对不是能够忍耻之人。他的失败正在于此，这是他的弱点，这个弱点又该归结于谁呢？孔子都说自己从十多岁开始不懈地学习，经过几十年的学习才达到知天命，那么项羽呢？他并没有在征战之中去没有勤勉地有意识地完善自己，因此他如此结局恐怕也唯有他自己能够承担。

    俄狄浦斯、美狄亚亦或是哈姆雷特，他们也许输了，输给了自己的初衷，但是他们都是勇敢的人，他们都抓住了自己命运的弦，不曾松手。有人评论俄狄浦斯道：他在人类的历史上完成了一个祭祀仪式，一个从完全听天由命到努力争取把握命运的转折，而他自己就是祭祀品。因此宇宙这口井，我们不需要逃脱，因为挖井的是人类，决定是否要进去的也是人类自己，命运是由自己定的。

    弦外听儒音

    俄狄浦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索福克勒斯以之为题材创作了戏剧《俄狄浦斯王》，展示人与命运冲突的悲剧，心理学上就以“俄狄浦斯情结”来指代“恋母情结”。

    美狄亚：希腊神话中为了帮助伊阿宋王子寻找金羊毛而不惜杀死自己兄弟的公主。结婚后，伊阿宋移情别恋，她由爱生恨，设计杀害了他的新欢和自己的亲生儿子，伊阿宋由此抑郁而亡。

    行动由我定，成败随机缘

    “所谓听天由命不是知天命，虽成功不成功在天，而为不为究属在我。”

    梁漱溟先生说：“宇宙只有趋势，实没有法则，因每一个法则通事一个趋势。故宁说是宇宙大的流行之一趋势，从很远一直贯注下来，成功如此，无可转动，这就是所谓已定，但只有一点事未定，就是当下一念。除此外，同是已定。”

    人活在宇宙天地之间，也就是身处一个大的趋势之间，这个趋势可以是时代背景，也可以是人所受的教育，是身边的人际关系等等我们无法冲破的条件。人往往难以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因为他的思想、学识都会带上时代的烙印。但是难以超越，却依然有冲破的可能，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先驱在开路。人与人之不同，多在于那当下一念之不同，这个“念”就是人的自主意识，是灵动的、具有可变性的，正是因为它的未定，才为人类的努力提供了可能性。王国维称《红楼梦》为悲剧中的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不得不如是是已定，如黛玉丧母、入住大观园，如晴雯之为丫鬟、生病，她们的心可转换，是未定，因此黛玉对姐妹“可”不必如此多心；晴雯对小丫鬟打骂“可”不必如此厉害……否则她们的命运岂不是会好的多？

    有这么一个笑话：两个女士在宴会上争执上帝是否存在。一个女士拿起桌上的杯子说：“我现在如果放开手，杯子就是落到地上被打碎，它的命运不是取决于我吗？怎么会是上帝呢？”另一个女士笑着答道：“那也是上帝让你的手抽筋的。”

    出于同理，有人会认为黛玉之多心，晴雯之声色俱厉都是天生的，她们也是身不由己，不能由自己来决定。如此一来，就陷入了不可知论。这就是梁漱溟先生所反对的机械的宇宙人生观，“完全承认被决定”，人成了任宇宙摆布的木偶，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已定”，人生的意义又在何处？人和其他的动植物又有何分别？

    梁先生说：所谓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指将废也欤命也。因必需要外面之条件故也。再扼要说，发动时未决定而发动之结果，则为被决定也。

    他承认外在的条件对人的限制有影响，但是更强调人依然有“发动”的能力：“所谓听天由命不是知天命，虽成功不成功在天，而为不为究属在我，我们要发动才有被决定，若根本不为，则何有被决定可说，听天由命，是要我们尽力去为，而成功与否，则听诸天之谓。”

    被决定，并不是消极地顺从，而是努力地抗争。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有去努力地行动了，才有了参赛的资格，才有了被人评判的权利，这才是“被决定”。就如同竞争入学，如果你不去参加考试，学校何必要多费心思看你一眼？你便根本就没有“被决定”的机会，连被淘汰的资格都没有。

    梁漱溟先生还说：他把顺的机缘都算承受过，这才是真正尽了天命。

    所谓大的机缘，大的潮流便是时代氛围，身处其中之人多少能够感受到。

    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人，年轻的时候立志报国，所以勤读诗书，希望能考取功名。但是没有两年，边界兴兵，于是他毅然弃文从武，操练兵器，但等他学有所成不久之后，战争就平息了，他已错过科举。经过几年苦读之后，他如愿中举，但不久先皇驾崩，新君登位，又喜用武，不重文臣，于是他终此郁郁一生。

    其中几次顺的机缘他都没有很好地去把握，所以一次次地错过了。他并非不努力，但是最终的成与败却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他尽力了。梁先生说：“求学不求学，这不是天命，但成功不成功，则是一个被决定……而知天命者，知只是一个通达，仿佛是通于天命，是与天命不二，与大的流行合一。”也就是能看到时代的趋势，并且迅速做出行动。明朝的救时宰相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正是因为看清了当时朝堂内外对局势的态度和瓦剌对明朝的态度，才决定上书要求立新君，然后发动举国之力同仇敌忾保卫京城，打退瓦剌。他把握住了大的机缘，顺之而行，因此成功了，如果没有他，也许明朝要效仿北宋的退守江南了。

    “听天由命，是要我们尽力去为，而成功与否，则听诸天之谓”，如果能把大的机缘都考虑到了，岂不是可以在错综复杂的人事之中游刃有余了吗？然而总会有些机缘是难以预料的，纵然可以预料也不惜赴汤蹈火，因为还有更大的机缘——整个历史的发展趋势。人只活在片时之间，但有的人能看到整个历史，因为历史会还认公道，公道自在人心。于谦不是不知道旧君未死便立新君会给他带来多大的危险，但是为了国家，他别无选择。他所知的是大命，而不只是自己的生命。后来他果然以身殉道，但是他了无遗憾。因为国家保住了，其余的一切他不再多费心思。如此知天命者，真大丈夫也！

    弦外听儒音

    土木堡之变：，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进攻大同，宦官王振挟持明英宗朱祁镇亲征。朱祁镇被俘。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捶死。明50万大军，“死伤过半”。这次大败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也先大军逼近京城，于谦主战，保卫京城。

    第七章 辩证的生命观：知天命并非听天命 (2)

    两袖清风：这个成语源自于谦。当时王振专权，在朝百官无不争相送礼，有人劝于谦也这么做，于谦就写了一首诗以明心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不知天命者，寄身两端

    “所谓私意，人为侥幸成功，听天由命，通统不是顺天然也。”

    梁漱溟先生说，要了解知命，最好去看不知命。孔子说，知天命者，不怨天，不尤人。所谓“君子求诸己”，因为他们把成功地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只会挑剔自己是否做到了最好，只求心中无愧而无法顾及其他。与此相对，梁漱溟先生也提出了两种不知命的人：

    有一毫侥幸成功的心者——是一个偶然的宇宙观；

    有一毫听天安命的心者——是一个必然的宇宙观。

    梁先生把知天命者称为“无私”，同时把这两类人称为“私”：所谓私意，人为侥幸成功，听天由命，通统不是顺天然也。

    这两类人的自私在于自己不去尽心努力做想做的事情，却又希望能够从中获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尽心而为。一个是没有看清楚状况，也认为自己无法看清整个趋势，不管自己所做的能不能成功都先做了，并且抱着侥幸的心理——也许自己的所为刚好是和趋势相符合，也许就因此而成功了。另一个则把完全把自己交了出去，什么都不管不顾，在行动中已经没有了自我的意识，完全听之任之，以为这样迟早也能走向成功。

    梁漱溟先生举例说：我想求学而自己等着，已明明不是听天命了。我感觉着要求学，便去用心求学，这才是听天命。

    期待着侥幸成功之人，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那个守株待兔的农夫了，这样的人常常为旁观者所嘲笑，但是如梁漱溟先生说，只有如颜回般心里常常不懈的人才能够知天命。就是说知天命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连孔老夫子也是在五十余年方才领悟了天命，何况吾辈？生活中谁不曾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呢？智者如徐阶，在获得最终的胜利之前也做出过错误的判断：他没有看清嘉靖对严嵩的依赖，以为自己稳券在握，于是行动就有了疏漏。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为了打击开国的功臣元勋，屡次大开屠刀。曾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刘伯温刘基也在他的默许之下被胡惟庸借探病之由毒死。胡惟庸渐渐独揽大权，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胜利只不过是因为朱元璋的支持。既无军功亦无政绩的胡惟庸在当上丞相后越来越专横，甚至有犯上之举，挑战朱元璋的权力，私自截留下属的奏章，官员升降，处决凡人，都不经过朱元璋的批准。奇怪的是朱元璋并无任何行动，胡惟庸自己也有些畏惧起来，于是决定拉德高望重的李善长下水，他所看重的是李善长手里的免死铁劵。他以为有了这个，而且满朝文武都是他的人了，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这种想法最终让他走上了不归路。因为他不知道朱元璋之所以纵容他，所在意的是他身后的限制王权的相权，所谓“不为小利，必有大谋”。朱元璋并没有把胡惟庸看着眼里，只是把他当做一个道具而已，可惜胡惟庸并不清楚这一点，以为朱元璋并不敢动他。

    洪武十二年，占城国派使节来南京进贡。但是胡惟庸没有将此事奏报给朱元璋。朱元璋大怒，严辞训斥了应对此事的胡惟庸和汪广洋。胡惟庸怀着侥幸的心理把责任推给了汪广洋，并没有意识到朱元璋这次准备行动了。处死汪广洋后，朱元璋一查到底，胡惟庸的亲信见形势不对便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本来免死铁券也只能由皇帝说了算，而且胡惟庸以为法不责众，朱元璋必然不敢对这么多人下手，并没有及时收手，结果朱元璋对他毫不留情，将此案连续查了几年，牵涉之广，史上罕见，被杀者超过一万余人。处死胡惟庸之后仅一个月，丞相这个延续了上千年的职位就被撤消了。

    胡惟庸落得这样的结局，就在于他没有能够看清局势，不知道他的胜利和失败都取决于朱元璋。他也是在努力地想要抓住自己的命运，但是没有看到大的趋势，他所做的一切是逆行。孟子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而胡惟庸并没有能够洞察理和性。他对朱元璋有所忌惮，却为朱元璋的欲擒故纵之计而迷惑，一迷惑便认不清自己的位置，心有懈怠，便犯了《左传》中公叔段的错误。现实生活中，也有太多的人在这条完全听天由命的道路上葬送了自己而不自知。

    在某个小村落，下了一场大雨，洪水淹没了全村，一位神父在教堂里祈祷，眼看洪水已经淹到他的膝盖了。一个救生员驾着舢板来到教堂，跟神父说：“神父，赶快上来！不然洪水会把你淹没的！”神父说：“不，我深信上帝会救我的，你先去救别人好了。”

    过了不久，洪水已经淹过神父的胸口了，神父只好勉强站在祭坛上。这时，又有一个警察开着快艇过来，他跟神父说：“神父，快上来！不然你真的会被洪水淹死的！”神父说：“不！我要守着我的教堂，我相信上帝一定会来救我的。你还是先去救别人好了！”

    又过了一会儿，洪水已经把教堂整个淹没了。神父只好紧紧抓着教堂顶端的十字架，一架直升机缓缓飞过来，丢下绳梯之后，飞行员大叫：“神父，快上来，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不想看到洪水把你淹死！”神父还是意志坚定地说：“不，我要守着教堂！上帝会来救我的！你赶快去救别人吧，上帝会与我同在的！”

    洪水滚滚而来，固执的神父终于被淹死了……神父上了天堂后，见到上帝，他很生气地质问：“主啊，我终生奉献自己，战战兢兢地侍奉您，为什么您不肯救我？”上帝说：“我怎么不肯救你！第一次，我派了舢板去找你，你不要，我以为你担心舢板危险；第二次，又派了一艘快艇去，你还是不上船；第三次，我以国宾的礼仪待你，再派一架直升机去救你，结果你还是不愿意接受。所以，我以为你是急着想要回到我身边来，可以好好陪我。”

    梁漱溟先生说，普通所谓听天由命不是知天命，虽成不成功在天，而为不为究属在我。这个故事中的神父就是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上帝”，一个外在的虚无，却不知道正是自己的选择才决定了他的最终归宿。

    梁先生认为，这两种生命观——侥幸心理和完全听天由命——其实都是私意，都不是真正的知天命。但是平凡的辗转于世俗的我们又极容易陷入这两种态度之中。颜回曾对孔子赞叹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偱循然善诱人，博我以义，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孔子以如此严谨的态度去对待生命最终才能洞察宇宙之流行，世俗中之人自然更难以望其项背，如要做到知天命，自当再努力不懈怠才行。

    弦外听儒音

    郑伯克段于鄢：郑庄公的弟弟公叔段很受母亲武姜的宠爱。在武姜的请求下，郑庄公把京邑赐给公叔段。但是公叔段并不满足，一直扩充领地。一些臣子劝郑庄公不要总是满足公叔段的要求，郑庄公却只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而公叔段不思收敛，准备谋反，被郑庄公一举消灭。段没有看出庄公的意图是在等待时机，让他自己跳出来然后再加以捉拿，终于失败。

    我心不懈，豁然见清明

    “转机的关键完全在当下。够常常不懈，则可以为完全对矣。”

    梁漱溟先生说自己的长处，可归结为两点：一点好学深思，思想深刻；一点则为不肯苟同于人。他的好学深思也一直用在探索“天命”，他说：“求而做不到，这在我的确很苦，所以我求师求友之念极切，常想如何得遇哲人救我一下。”孔子自然是最好的，然而千载不遇。但他找到了孔子等圣人知天命之途：真正知天命必须如颜子不懈的工夫，以至于无一毫私意，无一毫间隔，仿佛顺着宇宙大的流行前进一样，这一条路就是非功利的态度。

    孔子十五有志于学，五十方能知天命。其中的这段时间里，他所做的是不懈的努力，不懈的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从普通人的身上一点一滴地去找寻。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其实谁又是天生就能通达天地之道的呢？孔子过于常人之处就在于勤勉求学获取知识，而且他学习起来就好像总怕赶不上似的，还怕丢掉了应该学习的东西。以这种“三月不识肉味”的精神去学习，日久月深，眼前豁然开朗，水到渠成。

    人有未定之念，孔子就是通过学习以这一念来把握自己的命运，关键就是不懈。梁漱溟先生说：转机的关键完全在当下。够常常不懈，则可以为完全对矣。生活若能常常对，不就是抓住了自己命运的脉搏吗？

    明朝权奸之一严嵩工于心计，善用权谋，又有皇帝庇护，成功地将当时的内阁首辅夏言打倒之后取而代之，然后权倾朝野，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夏言对徐阶有知遇之恩，但是徐阶看到此时的严嵩深得皇帝宠爱，因此并没有冒然出头，而是韬光养晦，静观其变。近二十年间，他一方面吸取老师夏言在朝堂内离群索居、孤立无援的教训，结交朝中大臣，同时细心观察皇帝态度的变化。他在自己认为成熟的时机从严嵩之子严世蕃下手，却见皇帝对严嵩依然有眷留之意而不了了之，此后更加如履薄冰，与严嵩虚与委蛇，步步为营，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

    面对跪在自己面前的严嵩，他想到了他的老师夏言：严嵩也曾经向夏言下跪求情，夏言宽恕了他，却被他置于死地；严嵩携家人对他下跪，这一幕仿佛也曾经出现过：明朝后七子之首王世贞得罪了严嵩，严嵩便令人找碴将他父亲逮捕入狱。王世贞亲自向严嵩赔罪，严嵩和颜悦色，转身便下命令要更严苛地拷打他的父亲。绝望中，王世贞携弟弟在百官上朝时，头磕至血流，乞求有人能帮他，但是没有人站出来。徐阶也没有站出来，因为他知道那是以卵击石。现在，时候到了，徐阶笑着扶起了严嵩，答应了他，然而同样毫不留情地抄了他的家。

    这几十年中，他一直没有放松自己的警惕，一直都在学习。朝堂大臣每一次和严嵩斗争失败，他都会在心里记下一笔账。他从老师夏言那里学到了为官之道，并且思而后用，从同仁的失败中一再汲取教训。最重要是他一直在静观时局的变化，最终修成正果：不仅朝中各人的东西心中分明，也对皇帝和严嵩的心理及其关系有了清楚的把握。这么多年的努力，才换得了对政局的豁然开朗，此时的徐阶已无人可与之相匹敌。

    梁漱溟先生说：发动时在我们自己，而其结果则为宇宙大的流行，顺逆的机缘所决定。徐阶一直坚信宇宙间大的顺缘是邪不胜正，但他要以最小的代价来取得胜利，所以他在等待并创造着那份能对现世产生影响的机缘：让皇帝疏离严嵩，同时培养心腹。他看清了，也做到了。他算是王守仁的半个弟子，虽然没有正式受教，却确实从他门人那里懂得了“知行合一”，并且用于世，救于世。虽然他有过失误，没有完全认清局势，但他一直在探索中努力前进，努力做到滴水不漏。他指示门人弹劾严世蕃，却不了了之。之后他更加谨言慎行，连自己的儿子都以为他投靠严党。等一切水落石出，他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他仰不负于天，府不祚于地，为家国除了一大害！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对于天命的认知同样也是如此，因为命运并不虚无，它在万事万物的变动中都有体现，只有一丝不苟、毫不松懈的人才不会遗落一点一滴，最终贯通机缘。

    弦外听儒音

    后七子：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相对，后七子以王世贞为首，包括李攀龙、宗臣、梁有誉、谢榛、吴国伦、徐中行，前后七子主张一脉相承。王世贞倡导文学复古运动，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著有《艺苑卮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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