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而行 行而三思

    曹春晓

    （一）思维特色形成背景

    1934年，我出生于浙江上虞（属绍兴）。3岁时随父母离开祖居之乡到上海定居。

    孩提时是个小书迷，经常天已初黑还手不释卷，又想不起开灯，9岁时就成了度数不浅的近视眼。怕别人笑我是“小四眼”，草率地自作主张，一直不去配戴眼镜。我又是个小顽皮，爱玩各种各样男孩们常做的游戏，甚至干出一些非常淘气的事来。有一天与小朋友相约到郊区玩，看到一些青蛙在草地上跳来跳去很可爱，就想抓几个玩玩。有只小青蛙蹦跳“拒捕”，我跟着它蹦跳“追捕”。当时水面上长满了青青的浮萍，近视的我误以为那是草地，竟跟着小青蛙跳进了相当深的水塘，一下子没了顶，从未学过游泳的我用手乱划了几下，居然把头浮出了水面，急忙大声呼救，有人过来把我救起。那时年幼无知，事后仍不配戴眼镜。不久，我跟姨妈到亲戚家串门，三层楼窗外搭了个高齐窗台的玻璃顶棚（天井挡雨用），被褐色污垢覆盖着的玻璃已不再透明，淘气而又近视的我竟不假思索地爬上这个误认为是“屋顶”的顶棚，突然我的身体随着清脆的玻璃碎裂声猛然下落，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我那双小手居然紧紧抓住一根框条而未直落下面天井的水泥地，亲戚们赶来抢救了我。两次“大难不死”强迫我好几天都在反思自己的行为，并很快戴上了眼镜，从此类似的“事件”再也未发生过。

    初中时我在一篇作文中讨论了这两次“事件”，记得文中表述的感想主要有两点：其一，草率决定不配戴眼镜是导致“下水事件”的根本原因，因此今后在做重要事情（包括重要决策）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不能鲁莽行事；其二，如果“下水事件”后能经过反思而戴上眼镜，就不会发生其后的“上棚事件”，因此行事后必须认真思考成败之因，败者可调整行为而免重蹈覆辙，成者可肯定行为而继续努力。这两点感想就是我以后一生遵循的“三思而行”与“行而三思”这一为人行事之道的雏形。“三思而行”出自《论语·公冶长》的成语，意指“要再三思考之后才去行事”，而“行而三思”则是根据体会自撰的，意即“行事之后要再三思考”。

    青少年时代受老师的启蒙，十分崇敬牛顿等科学家的勤奋精神（特别是勤于思考）和思维能力（即善于思考），也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和“创新”欲。我从老师讲述的一些科学家的故事中得到启示：当树上的苹果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常人都不会像牛顿那样联想到“苹果为什么不往上掉或斜里掉”这类问题。在常人看来，东西往下掉是司空见惯的事，有什么可“胡思乱想”的呢？在浴池中洗澡时，常人也不会像阿基米德那样联想到“为什么身体越往下沉就越感到浮力大”这类问题，这似乎也是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有什么可“少见多怪”的呢？而恰恰就是这种“胡思乱想”和“少见多怪”的活跃思维，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实验和实验后的再三思考，才使牛顿创立了万有引力学说，使阿基米德创立了浮力原理。

    当时任教于南洋模范中学的赵宪初老师还说过下面一席话：“在课堂上学到的数学中，有相当一部分不能在今后工作中直接应用，但只要勤奋学习数学，就一定能迅速提高逻辑思维能力，而这正是有志之士能受用一辈子的珍贵素质。”恩师的这一精辟教诲激励我更加勤奋地学习数理化（当时我联想到物理和化学也会起到类似数学的作用）。今天回想起来，我在学生时代培养起来的多思的习惯和抽象、推理、判断等思维活动的能力，确实在以后40余年的科研生涯中起着无形的关键作用。

    在南洋模范中学和交通大学学习期问（1949~1956年），我先后承担了学生会和青年团的社会工作，对哲学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提高了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这些都使我以后的科研工作受益匪浅。

    （二）思维亮点

    （1）“三思而行”才能“择善而为”

    人的一生常有一些重要问题（如职业、专业、科研课题、技术方案等）需要自作抉择，其抉择妥善与否往往影响一生的发展道路，而能否“择善而为”又往往取决于能否“三思而行”。

    大人总爱问小孩：长大后你想当什么？而小孩的回答不是投大人之所好，就是凭自己的直觉脱口而出，当然谈不上“三思”。老师总爱出“我的志愿”一类的作文题，一部分学生为写文章而随意编造，另一部分学生则经过不同程度思考后按真实想法写作。我属于后一类学生，初三时写了一篇这类作文，竟被老师看中，并在班上夸奖说：“这篇作文的写作技巧不错，但更可贵的是其志愿真实可信，思路清晰，实属深思熟虑之结果。”老师的评价有些过奖，但我渴望一辈子搞科学研究的志愿倒是经过多年来“三思”后才抉择的。由于此事印象深刻，迄今仍记得那篇作文是按如下思路进行分析、推理和判断的：在老师的影响下，我对科学家的敬慕之情日趋浓厚，但一个人的发展道路不能单凭感情的冲动或功利的吸引来抉择，一时感兴趣的职业不一定很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要，也不一定适合自己的特点，甚至可能埋没自己原本可以大有作为的某一方面的才能，因此只有知己知彼（社会需要），才能选择好职业。当今国弱民穷，唯科学技术才能强国富民（注：当时尚未解放，我还不懂得革命）。剩下的问题是本人是否适合于搞科学研究呢？自己的天赋远不如那些科学家，但尚有一定智力，从小又爱动脑筋，求知欲强，对周围事物不仅想“知其然”，而且更想“知其所以然”，只要我在智力发展的青少年时期勤奋学习，思考问题的能力定能迅速提高，所谓“脑筋越动越灵”，就是这个道理……

    作文只是纸上谈兵，第一次真刀真枪面临抉择是在初中毕业选择去向的时候。那时上海刚解放，父亲对上海的纺织业情有独钟，竭力主张让我报考上海纺织专科学校，而我为了圆自己的梦，很想报考南洋模范中学，并计划着高中毕业后再入上海交通大学深造，为将来搞科研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妥协的结果是同时报考两校。当同时收到两份录取通知书时，我终于说服了父亲，如愿以偿地进了南洋模范中学，1952年又考入上海交通大学。

    大学生活即将结束时，我又面临一次重大抉择。毕业分配方案公布前，一位学校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留校搞教学工作，经过一整天反复思考，理顺了如何说服领导的思路，也充分做好了服从统一分配的思想准备。第二天找到那位领导，居然凭着一颗酷爱科研工作的赤热之心感动了他，最后他表示尽可能促使我这一愿望的实现。不久，我果然被分配到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

    梦想成了真，我满怀激情地赴京报到，研究所领导初步考虑让我从事钛合金专业的研究工作，并征求我个人意见。那时我对钛合金几乎一无所知，心里多少有些慌乱，“三思而行”的座右铭驱动我赶紧向研究所里的前辈请教和查阅有关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分析，得出了“钛合金刚刚兴起而又前途无量”的判断，立即向单位领导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从此我与钛合金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我而言，专业的抉择似乎比职业的抉择顺利得多，如果说前者是通过“三思而行”及时把握了机遇的话，后者则是通过“三思而行”积极创造了机遇。

    科研课题与技术方案的抉择同样需要“三思而行”，能否“择善而为”将直接影响科研工作的成败和水平，只有在创新思维下抉择的课题与方案才能取得创新性成果。例如，贵州的飞机设计所曾委托我所研制TC11钛合金伞舱梁，以取代原来的钢制件而减轻飞机结构重量。这不是国家下达的大项目，经费很少， TC11钛合金又是老材料，原有的工艺路线也早已成熟，因此从技术含量的角度考虑，很可能成为简单重复而毫无创新的工作，这也是我长期的科研生涯中所忌讳的。因此我十分犹豫，但多年培养起来的“三思”习惯仍使我陷入沉思，“三思”的最终结果不仅肯定了该项目对改进飞机性能的重要意义，而且冒出了一个“灵感”：如果能在该项目中实现我在钛合金热处理技术和相变模式方面逐渐形成的一个新思路，那么立项的意义岂不更大吗？这一想法很快与飞机设计所有关同志取得了共识，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根据新思路设计的具有创新性的BRCT热处理技术，也被抉择为该项目的两大技术方案之一。经过两年左右的共同努力，只花了十几万元经费就研制成功采用BRCT热处理技术的TC11钛合金伞舱梁，其后又成功地经受了长期试飞考验，1995年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

    （2）“行而三思”才能“脱颖出新”

    一切知识均源于“行”。广义的“行”应包括科学实验、文献阅读等各种行为。科学技术人员阅读大量文献，是为了继承别人通过实践获得的知识，而本人直接做实验的主要目的，是在别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有所前进，从而在人类丰富的知识宝库中增添点滴新贡献。然而，文献阅读和科学实验只是知识和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其充分条件。不少人虽然阅读了大量文献，也做了很多次实验，却迟迟出不了创新性成果，其缘由就在于他们尚未掌握好“行而三思”这一重要环节，我以为“行而不思，创新无望；行而三思，脱颖出新”。多年的体验表明，只有通过“三思”，仔细捉摸文献中表述的试验条件、研究结果、学术观点和理论依据，才能真正消化、吸收其真谛和精华，舍弃、排除其假象和糟粕；也只有通过“三思”，反复推敲实验中发现的现象和获得的结果，才能使失败真正成为成功之母，才能避兔与垂手可得的创新性成果失之交臂。多年的体验还表明，“行而三思”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必须把文献阅读和科学实验两者引发的思维紧密联系起来，在翩翩的联想之中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不少创新思维或“灵感”就是在这种境界下得到启迪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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