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夜晚，国建一直搂着她。雪野慧质子像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缩在国建的怀里。他们一句话也没说，所有的一切都停顿了，他们已是筋疲力尽。几十年的痛苦与罪恶仿佛都压在两个年轻人身上，伤痕累累心确承受不了了。
他们坐在门口。望着天空的星星，就这么拥着，说着过去发生的一切，同时这也让孙建功律师了解了事情的全过程。
第二天早上，孙律师离开了江山。他心里踏实了，同时对雪野慧质子的调查有了自己的反思。孙律师觉得自己不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不像一个受过日本战争迫害地的市民，孙律师对这场战争一知半解，对日本“731部队”在衢州使用细菌造成的危害一无所知。孙律师觉得，他在雪野慧质子面前感到了深深的内疚。
临走前，孙律师告诉雪野慧质子，到衢州一定告诉他，他想从法律层面做一些深入的思考。
在孙律师离开江山的那天下午，崔国建和雪野慧质子来到了母亲的坟上。雪野慧质子为老人烧了锡铂，点了香，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碑文很普通，上面刻录着国建母亲的生卒年月。七十多岁的她，八岁受到日本投放的细菌感染，从此病魔缠绕了她一生。六十多年来，作为一个受害者，她无处申冤，全靠丈夫的中草药维持生命。她来到了这个世界，没享受一天的清福，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含辛茹苦一辈子，最后到了该享福的日子了，却像燃尽了的油灯，撒手人寰。
雪野慧质子想起了一个细节，两年前来这里的时候，看到国建的母亲在风中摇摇欲坠的样了，忍不住上前搀扶，她却下意识地闪开了雪野慧质子，国建的母亲是害怕自己的病传染给她。那两天雪野慧质子总感觉到不对劲，国建和父母亲对病因闪烁其词，又像是商量好的，尽量避开这个话题。现在想起了，在她到国建家里前，这个家庭曾有过约定。
雪野慧质子想着泪水又涌了上来。
“大妈，日本国民向您道歉了，对不起！对不起！”她忍不住说道。
国建望着雪野慧质子，心中起伏。他站在那儿，背后是一溜青山，山虽不高，却蜿蜒连绵，无穷无尽。中国百姓因为日本细菌战付出了多少痛苦，这个账怎么算得清？
国建扶起泪水满面的雪野慧质子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谁？”
“我爸爸。”
回到家里，因为天热，国建父亲解下了假肢，小腿一端只有一个肉团。雪野慧质子蹲下身子，抚摸着半裁小腿，然后把它抱在怀里。
这天，雪野慧质子知道了老人的名字叫崔恨水。
他们就坐在门口的木墩周围，墙根长着萋萋的野草，两支竹叉被阳光与雨水剥落得陈旧而又苍白。
雪野慧质子想起了舅公松子屋太，也是山村里的一片空地，也是一个木墩上，舅公长年坐在那儿。一个是战争的受害者，一个是受害者的制造者。他们同样承受着痛苦，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
“我的名字是解放后改的。”老人开口道。雪野慧质子第一次看到老人眼睛清晰而又明亮。
“以前我叫崔水生，父亲叫崔木生，是祖传几代的中草药师。我7岁那年，祖父母相继去世，只留下药柜和一些中药处方。这些‘家当’就由我父亲继承。我父亲读过私塾，信佛，写得一手好字，常为人看病，只收取很少的钱。他说草药是山里长的，是佛赐给众生的恩惠，不能自己赚钱。我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兄弟姐妹七口人。家里种着七分地11亩山，养着两头牛，日子过得平平静静。父亲最喜欢我，我常随父亲上山采药，父亲总是把药性和治愈病例讲给我听。1940年，衢州市里发生了‘瘟病’，死了很多的人，有亲朋好友的都往山里躲避。后来保长告诉我们，‘瘟病’其实是日本军队洒下的细菌，有很强的传染性。我们村算是个大村，有八百多人口，那年细菌害死32口人。许多人又泻又吐，身上长起鸡蛋大小的淋巴结，还有的发着高烧，脸发青，浑身乌黑。家里大哥第一个遇难。他死的时候父亲把我们全赶出来，在他身上洒下煎好的汤药，用白布将他裹好，才允许我们进去。我没看见大哥死的模样，只听到他不停地喊叫着要喝水。那时我只有12岁。那两年，父亲没日没夜地忙，因为父亲的草药能控制病情，能减轻病人的痛苦。我一大早赶着牛上山，然后到深山里采草药。每天如此，家里兄弟姐妹全动员起来了，洗、切、晒、煎。大哥死后，二哥接替了大哥，常和父亲出诊，母亲为全家和一些上门就诊的病人烧饭。又过了一年多，日本军队占领了村里，又烧又杀又抢，村里有19个女人被强奸后杀害。1942年8月的一天，日本兵突然撤走，第二天，村里有人发病，接着发病越来越多。十天时间里，死了七十多人，活着的都逃到山上。父亲无力再救助别人了，我母亲、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同时发病，十天里相继死去。只剩下父亲、二姐和我。父亲同样为他们身上洒了药，用白布裹好，一家人埋在一个坑里。这是当时最好的入葬了。因为死的人太多，有的全家灭绝，还有的家里大人死光，很多尸体腐烂着，直到衢州派来防疫队。村里真凄凉，晚上似乎都能听见鬼的哭声。父亲想保住我们的生命，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叫我们吃下自己煎的草药，把药渣往我们身上抹。尽管这样，我二姐还是死了。二姐死时我和父亲全在身边，父亲连哭的力气都没了。二姐烧得怕人，嘴唇全起了大泡，那年她18岁，已是大姑娘了，两天时间，就瘦成了一副骨头。二姐是被烧死的，细菌吸干了她全部的血和肉，只剩下一点点骨头。我忘不了二姐的死状，十多年里做着同样的噩梦，耳边老响着二姐凄惨的叫声。”
老人深陷的眼眶里一片浑浊，泪水流干了。
雪野慧质子早已哭成泪人，但比昨天理性很多，她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老人喝了一口水，用手掌抹了一把脸继续道：“父亲更瘦了，和灾前完全是两个人。因为人手少，只接受很少的病人。但父亲不让我像哥哥一样接触病人，我还是放牛挖药。”
“1942年9月20日，我准备上山，父亲把我叫住，他让我站在门外，大声告诉我说：‘水生，你每天要喝自己煎的药，不要捡地上的，不要吃人家的，不要碰别人的，多往山上去，回来后就关上门。’我答应了，当时没有想到父亲会死。他救过那么多的人，每天和草药打交道，什么细菌都不会发生作用呀。”
“晚上回来门锁了，钥匙就放在老地方。我开门进去，屋里出奇的干净，前几天采的草药都已切碎放到一只药篓里。地上全被药水洒过。我以为父亲出诊了，就升火做饭，却在米缸里看到一张处方单。上面写道：
‘水生吾儿：
举家九口，惟尔一丁，尔要按吾教之，且且保重自己。别来寻吾了。’
“后来我才听说，父亲知道自己染病不治，跑到山上，挖好洞穴，钻进洞里，引爆炸药，把自己给掩埋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父亲的尸体在哪里。
“自那以后，家里就我一个人，我收拾了家里的东西，带上粮食和盐，装进两个框筐里，搭在牛背上，进了深山。当年我只有14岁。在山里，我搭了个山棚，避风躲雨，防止野兽。我时常偷偷回村，村里的人越来越少。田里的庄稼熟了，却没人收割。我不敢采地面上的，害怕日本人下过毒。就掏地下的红薯。林子里的野果我都认得，每天采些来吃。一天我又到地里掏红薯，听到山边上咳嗽，后来听到断断续续的救命声，我走了过去。看见一个比我小的女孩躺在地上。我在几步远的地方看着她，她脸色苍白带紫，满嘴是泡，不停地咳着。我当时想，她一定是快死了，被人扔到山里的。‘哥哥，救我，哥哥，救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她说话有气无力，断断续续。我想离开。那女孩渴得，抓起身边的草塞进嘴里。那种草叫‘毒上强’，叶厚而大，水分高，但毒性很强。父亲曾将它掺进草药里，用作药引，但用量很微。我一下子跳了过去。从她嘴里扯出‘毒上强’，却发现地下有吃剩的茎条。‘你吃下去了！’我急着问。她说我渴。我想她吃了那么多‘毒上强’肯定得死。我转身要走，她却从地上站起来。我惊呆了。她跌跌撞撞跟在我后头，又跟我到山棚里。后来我知道，她是邻村的，和我一样家里人全死了，邻居见她昏迷，怕她传染将她扔到山里。”
“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女孩活下来了。细菌和‘毒上强’都没要她的性命。但她的肺烧坏了，终年咳嗽不断，尤其到了冬天，那日子遭罪呢。她后来成了国建的母亲，她的名字叫王美你。”
老人说完停顿了一下，像是很累。雪野慧质子让他歇一会，他却摆摆手。
“听说政府动员村民回村，我便悄悄下山，回来路上挖了几块红薯。那日天很热，我在水塘边洗了脚，回到山棚里准备搬家，可是牛没回来。我急着去找，一直到了晚上牛自己回来了。我的双脚开始痒，变得红肿。我忙用草药洗，只能暂时止住一会儿。下山后，政府为我上了药，一只脚治愈了，几年以后另一只脚没用了，后来不得不做截肢手术。”
“那要吃多少苦呀！”雪野慧质子哭道。
老人若有所思，然后点点头。“脚是完全烂掉的，从指头开始往下掉，一直到踝骨。夏天里，蛆蛆从骨头里往外钻，奇臭无比。5年多里，美你从来没嫌弃过，每天为我上药，清理蛆子。眼看越烂越高，那时正好政府医疗队进村查鼠疫，把我脚给锯了。”
雪野慧质子明白了。国建和他的父母为什么隐瞒这些历史，是担心伤害她这位日本姑娘。因为这些暴行是他们的父辈、祖父辈干出来的。
老人长长吁了口气说：“这样的家庭悲剧在我们村里，在衢州，在全国还很多很多，它给中国百万家庭带来的灾难，永远也讲不完。”
老人说完起身回到房间，一会儿抱出一叠资料。
“几十年来，我一边给人们治病，一边收集日本军人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证。我想总有一天日本国民会看清那段罪恶历史的。”
雪野慧质子接过那些材料，心里沉甸甸的。
国建做好了晚饭，雪野慧质子没心思吃。国建说：“一切都过去了，现在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希望我们都理性些，你也应当继续调查，给日本国民一个说法。”
雪野慧质子茫然地点点头。
晚饭后，雪野慧质子一句话也没说，她抱起资料，搬出一张竹椅，借着门顶的灯光，坐到屋檐下来。
夜幕融化了白天的炎热，吹过一阵微风，在山村里绕来绕去。山、水、空气和最纯朴的房屋和最善良的人。这一切仿佛从来没受到过雕琢。然而，任何人也无法想象，几十年前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却遭到了残酷的洗劫。上百条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死去，无声无息。而直到几十年后，日本那些好战的右翼分子还想掩盖这段历史。雪野慧质子觉得无法形容那种无耻的嘴脸。
她想起了在日本名古屋时，二口田男的主人对他说过，谁都想要和平，仅仅四十年，名古屋就从美国人制造的废墟里建起了一座世界级的现代化城市。四十年的工夫呀。
雪野慧质子打开那些资料。
资料反映，日本军队发动的细菌战中，对衢州实施两次进攻。一次是1940年10月，另一次是1942年8月。资料里载明了日本细菌部队攻击的时间、地点，散布面积，当地政府对暴发细菌灾害的报告、请示和命令，有政府组成的防疫队领导和工作人员名单。有受害状况和收集到的死亡者名单。这些资料有的是文件原文，有的是当时报纸摘录，还有的是被害人员的口述及大量的照片，许多非常珍贵，令雪野慧质子震惊。
的确，1942年8月，她的舅公也到过衢州，参与了罪恶的细菌实验，并且奸淫了一名村姑。
慧质子找到一份由衢州卫生部门王大功先生提供的资料。这份材料对日本两次细菌攻击衢州作如下记录：
1940年6月5日，日军参谋总部作战课荒尾兴功、支那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中支那防疫给水部长代理增田知贞受命策划与制订对浙江省实施细菌战的作战计划。
雪野慧质子曾在札幌图书馆里看到过这几个名字。战后，其中支那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所写战地日记公开。谈到了这次攻击。这次攻击源于1939年5月，关东军进攻苏联的“诺门坎事件”。事件的结果是：日军几次进攻都被苏军打垮。受这一事件影响，这年7月平房部队内部气氛骤然紧张，士兵全副武装，各分部开始大量生产细菌，少年队也被动员参与细菌生产。
1940年，石井部队准备了大量的伤寒菌、副伤寒菌以及赤痢菌，派出细菌部队，将细菌装入石油桶，通过海拉尔，运往诺门坎前线，对苏联境内的河流和牧场进行了污染，取得了成功。
“诺门坎事件”的失败和对苏联实行细菌战的成功，为石井扩大细菌战找到更好的依据。石井一边积极生产细菌，一边通过参谋部的人向陆军省要求扩大部队编制。当年12月，关东军司令部第398号令，增设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四个支队，由关东军司令部直接管辖。
为了证实石井的报告，陆军省专门派出井本熊男四人，对细菌攻击中国战线制订计划。
有一份资料写道：
“1940年7月22日，井本熊男视察杭州，决定将已侵占的中国杭州原笕桥机场及航校校舍作为细菌战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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