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建，我明白。我所遇到的中国人都这般宽宏大量，令我为我的同胞感到无地自容。”
“对了，慧质子，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国建适时转变了话题。
“我想回国，我想弄清一些问题。对日本细菌部队在中国所犯罪行的调查，是个漫长的过程，如果眼前的问题不解决，调查很难深入，我必须找到妈妈遗留的资料，向三甫友和院长了解更多的情况。”
“原先你打算去湖南和南京，你还应当和孙律师讨论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你现准备回国，你要改变行程了？”国建问。
“是的。”雪野慧质子坚决答道。“你知道，我在衢州遇到的人让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有人一辈子致力于细菌战的调查，不为别的，只是想让多一个人知道这段历史事实，就是他的胜利。还有的人忍着不死，就是想把细菌战历史告诉更多的人。这些人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是想让世人知道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这是什么样的精神！我还会回来，调查还要继续，我想有孙律师的支持，我更有信心。”
国建沉寂了一会儿说：“慧质子，这样的选择尽管很艰苦，却很有意义。只要你干下去，我和孙律师都会支持你。只是你回到日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日本不像中国，在这里，你没有敌人。”
“谢谢你国建。感谢你的支持，也感谢你给我时间。请你好好照顾你的父亲，告诉他我为他骄傲，我爱他。”
“我一定会转达你的好意，并代为他谢谢你。”
雪野慧质子捂住话筒，不让传出哽咽的声音。
挂了电话，雪野慧质子趴在床上痛哭了一场，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只觉得心里的乌云很厚很厚。哭了，就像下过了雨，乌云便散开了去。
修边境来了，他告诉警察那里没有二口田男曾经到过哈尔滨市的记录。也就是说，哈尔滨市没有接待过二口田男这个日本人。但是他通过公安机关查到了二口田男曾经入关的时间和口岸，并且查到了和他同时入关的日本人。二口田男在名古屋曾经与另一个日本人同时签证，入关验证时名次排在一前一后，另一个人叫寺下登二郎。
雪野慧质子没想到会是寺下登二郎。寺下登二郎是名古屋上层人物，日本“寺下会社”董事会总裁，国会议员，雪野慧质子虽然没见过他，但政企界常有他的消息。
雪野慧质子想起了二口田男的主人。在名古屋时，二口田男作为老人的侍从已经确认。但雪野慧质子不能肯定和二口田男一同到哈尔滨的是她见过的那位老人。再说名古屋的老人是不是寺下登二郎也没有把握。要弄清寺下登二郎是她在名古屋见过的老人，看到他的照片才行。
如果二口田男和他主人帮助过秋贞美玑子，同时也帮助过她，他们的动机又是什么？妈妈的死和他们有没有关系。雪野慧质子想起老人说的话：“从二战结束到举办世界博览会，在战争废墟中崛起的名古屋，只需要四十几年。”
这就是说老人希望和平，老人谈到名古屋的历史，告诉雪野慧质子一个信息：从名古屋的发展历史来看，战争把这个古老的城市完全给毁了，但是四十年的和平给了它重建的机会。这里告诉世人一个事实：只有和平才能使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迅速发展。老人还引用了一句中国话：“和平与发展是硬道理”。对这些观点的赞同，就足以证明老人对右翼势力的态度了。
如果能确定老人对日本在中国战线的态度，就能证明他站在妈妈的一边。老人看到她在报上刊登的文章，主动约她并且把收藏多年的资料交给自己，作为母亲的支持者就不能排除，二口田男搜集资料是为了妈妈的调查。同样也不能排除，与二口田男一同到中国的老人极有可能是寺下登二郎。
雪野慧质子翻来覆去地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回日本。
她想，目前拥有的资料不会对某一个人产生威胁。日本军人在中国所犯的一切罪恶，逐步被日本乃至世界人民认识，不太可能会成为右翼势力伤害她的理由。
雪野慧质子仔细地想好了回到日本后的每个细节，翻开日记本写道：
“平成二十年九月四日晴宾馆
妈妈，我寻找着您的足迹，也许您走得比我艰难。虽然我们没有预约，但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我是您的女儿，身体里流淌着您的血。
中国的调查只是开始，这里有太多的事要做。一方面揭开日本细菌部队在中国所有罪恶行径，另一方面警告日本国民。我不知道，这样重大的历史问题怎么掩盖得过去，历史为什么没承接下来，中国政府为什么放弃战争赔偿战后的历史没有记上这一笔，让右翼分子扯起时间的帷幕，顺势把见不得人的黑暗掩盖了过去，宽容给了他们更多的机会。
中国太大了，就像一块巨大蛋糕，谁都想咬一口。八国联军打进了京城，却要当时的皇帝赔偿二万万两银子。蛋糕再大，咬的人多也会变小，中国的版图从一头‘牛’被咬成了一只‘鸡’，怕也能说明一点问题。
我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国家，就像热爱自己的母亲。大和民族同中华民族一样，也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但日本军人给世界造成的灾难，是令子女不能原谅的。一位老人说过，战争的掠夺不能促进国家发展，只有和平，才能使一个国家强盛。很多简单的道理平民知道，掌握国家政治命运的大人物却很模糊。
妈妈，您成了这种模糊思想的牺牲品。
两个民族的心理，总让我对国建和他的父母感到惭愧，心存微妙的感觉，却担心着国建对我疑虑。这种感觉在我越发深入的调查中，体现得更加强烈。尽管我们多次赤裸裸地探讨这个问题，把所有的话意都讲到了边，却不能将疑虑连根拔除，也许是这种感觉与生俱来。
刚才与国建通了电话，告诉了他那个可怕的梦，这样的梦也许会缠绕我一辈子。国建是宽容的，在我感到困难的时候还给了我许多精神上的鼓励，国建也是爱我的，他每一次的爱抚都会令我浑身颤栗。但是当我面对他时，总觉得欠他什么，尤其知道他父母遭遇后，再也无法找到归还这份情感的途径。这成了我心底抹之不去的阴影。只有离开他，压力才会略微减轻。
这可能会成为我们生活的悲剧。
和国建的告别时，心里腾起一股悲伤，像是生离死别，这次回日本不知道什么时间才能返到中国，什么时间才能见到国建和他的亲人，但愿时间能改变我的病态的心理，因为我着实爱着国建。
我想明天该走了，而且不想告诉任何人。在日本，一举一动像是一直被人监视。在中国走到哪里都有关照我的人，两种反差着实太大。国建说，在中国我会很安全。不仅安全而且友好，反而在自己的国家令我惶惶不可终日，我心里好痛！
国家的运作靠政党而不是法律这部机器，国民就没有保障，就会觉得无可奈何与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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