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下三分已见端倪，正是外定武功、内修文学、力图文治的时候。曹操颁布《求贤令》不仅延揽了大量智谋之士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还罗致了不少文学之士，将他们汇聚在邺城，出现了文人名士相济云集的局面。曹丕、曹植兄弟积极协助父亲广罗人才，以他们所擅长的文学，吸引众多的追随者。除了“建安七子”之外，先后还有杨修、吴质、丁仪、丁廙、邯郸淳、路粹、繁钦、荀纬、司马孚等人，也都加入到“邺下文人”的行列。南北朝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写道：“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王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钟嵘《诗品·总论》说：“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曹植）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曹操父子罗致的才俊文士四方来集，群星闪烁，文学创作大盛的情景。曹丕、曹植兄弟是邺下文人圈子的核心人物，而曹操则是这个文人群体的领袖。

    在“惊涛拍岸，乱石穿空”的三国时代，各路诸侯争雄称霸，都少不了血腥谋略与杀伐，能在战火硝烟中为中国文学续香火的，是曹氏父子，谓之“三曹”。说起曹丕、曹植的文学成就，撇不开其父对兄弟二人文学天赋的熏陶和滋养。有学者评说，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其军事权谋形象在中国民间早就凝固，中国文人历来对他的恶评，使其在文学上的地位被儿子曹植取代。相形之下，父子三人中，文学地位最低而终于做了皇帝的曹丕，就文笔而论，在数千年中国帝王中也可谓是佼佼者，他的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建安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及文学批评，在曹氏父子的倡导和推动下，有了重大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典范而饮誉百世。鲁迅精辟地指出建安文学的特点是：清峻、通脱。其内容充实活泼，感情真实丰富，语言刚健有力。同时作品不受传统思想束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虚伪浮华，不再把文学当作阐发经义的工具，而是用来反映现实生活和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

    曹操自建安九年（204）攻占了袁绍的老巢邺城后，即在这里营造了自己的“都府”——其丞相府及后来的魏公府、魏王府都设在这里。手下的文武官员除一部分镇守四方和在许都各司其职外，其余也都聚集在这里。邺城实际上成了曹魏政权的都城。曹操为何如此迷恋邺城？此乃风水宝地也！邺城前临洛河，背倚漳水，虎视中原，凝聚着一派霸王之气象。曹操最先在这里修筑北宫，宫中分外朝、内朝、后宫三部分。外朝宫殿主要有文昌殿，是举行朝会庆典之所；内朝主要建筑是听政殿，是处理日常政务的处所；后宫有鸣鹤堂、楸梓坊、绮春坊、木兰坊等，是曹操休息和妻妾姬妃住的地方。

    建安十五年（210）冬，曹操在城西北处筑建了铜雀台。据说曹操消灭袁氏兄弟后，夜宿邺城，半夜忽见窗外一道金光由地而起，当即令侍卫勘察，遂掘出铜雀一只。谋士荀彧引典而言曰：昔舜母梦见玉雀入怀而生舜，今得铜雀，亦吉祥之兆也。曹操大喜。于是决意建铜雀台于漳水之畔，以彰显其平定四海之功。

    据《邺中记》载：铜雀台，台高十丈，并于其上建五层楼宇，离地共二十七丈。巍然崇举，其高若山。日初出时，流光照耀。又作铜雀于楼巅，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飞。台上有室一百二十间，房中有女监、艺伎，正殿上安御床，挂蜀锦流苏帐，四角设金龙头，衔五色流苏；殿中设洞井两眼，之间有铁梁地道相通，叫“命子窟”，窟中存放诸多稀世珍宝和美食佳酿。台下引漳水经暗道穿铜雀台流入玄武池，用以操练水军。

    可以想象当时景象之盛。随后，曹操命西部都督从事梁习从上党运送大木供修筑邺城宫室，又在铜雀台南面构筑了金虎台，台高八丈，有屋百九间。接着又在铜雀台北面构筑了冰井台，台高亦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间，台下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块及石墨。

    铜雀台位于三台中央，地势高耸，登台远望，视野开阔，方圆景致尽收眼底。它不但是欢宴娱乐场所，而且也是战略要地。它南与金虎台、北与冰井台遥相呼应，其间有阁道式浮桥相接，“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

    以铜雀台为标志的邺都“三台”，成为邺下文人活动的乐园。每当天气晴和之日、月朗风清之夜，他们就前呼后拥而至，饮酒听乐，吟诗作赋，纵论学术，品评文学，气氛热烈，其乐融融。他们的聚集，当缘于曹操对文学的热爱。他们的活动方式，则有铜雀台邺下之游而引发的诗赋创作，他们深受曹氏父子的影响，一改东汉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弥漫的华而不实之风，形成了极为鲜明的现实风格的“建安风骨”。

    正是由于邺下文人为铜雀台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之魂，方使它声名远播，吸引历代名人题咏甚多。其中唐代诗人杜牧当是慕名游览了铜雀台后，壮怀激烈，感慨万端，故以《赤壁》为题写下一首七言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此乃论兵之诗，立意奇特，不写赤壁史实，却以假设即言：若无“东风助周郎”，说不定战争的胜负就相反了。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历史偶然论，而另一层深意，是深谙兵法的杜牧，认为周瑜当时用兵并未必有胜算的把握，就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若无东风，则万事皆成徒劳矣！杜牧并非夸大东风的作用，而是暗隐对曹操兵败赤壁的痛惜，战争的胜负皆在百虑而无一失，有一失则足以毁百虑。从古至今，无数战事只因一着不慎而导致满盘皆输的例子不胜枚举。此诗的言外之意：看看铜雀台这气势，足以证明曹操雄心未泯，他在用另一种方式洗涤自己的失误与耻辱，若不是天助周瑜，那国色天香的大乔小乔会被曹氏父子所纳，正在铜雀台欢宴娱情呢！

    建安十六年（211）初，曹操始封诸子，曹植被封为平原侯，曹据被封为范阳侯，曹豹被封为饶阳侯，食邑各五千户，曹彰任“虎豹骑”统帅，后封鄢陵侯，而曹丕却未被封侯，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得到了仅次于曹操的职位。但曹操还是不立曹丕为太子。这一招，众臣不解，曹丕不解，连曹植也感到莫名其妙，他曾直率地问父亲：“为何迟迟不立子桓为嗣？”

    曹操笑曰：“他不急，你急为何？是子桓让你来问的吧？”

    曹植说：“近日听人私耳，说丞相早应以立嗣为要，子桓为此也忐忑不安，我是为您为他急哩！”

    曹操瞅了儿子一眼，问：“子建，你有何想法？”

    曹植答：“子建无甚想法，一切听从父亲安排。”

    曹操笑了笑，似乎心中有底了。

    曹操迟迟不立曹丕为嗣，显然是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为自己留下一个选择的余地。首先他让献帝给几个儿子封侯授官，给他们政治上的名分，将他们放到一定的位置施展他们的才华，从中观察他们待人处事的能力和水平。不消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诸子把玩于掌中的曹操，悄悄把太子这枚棋子压在了曹植身上，他只是不说而已。他当然知道，曹植天姿聪慧，文思敏捷，十岁时就已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随军征战对术略也颇有见识，且性情率真，俊貌朗朗，仿有为父年轻时相。曹操开始看到曹植的文章，觉得竟然写得如此之好，怀疑是否出自儿子之手，于是便问：“你这文章是请人代写的吧？”曹植赶紧跪下回答：“言出为论，下笔成章，父若不信，儿愿当面接受您的测试。”曹操欣然说道：“这就好啊！阿翁非常相信你们兄弟几个在各自的成长中成就伟大的事情。”

    曹植自然明白，父亲的话里潜藏着一种期许，也寄托着殷切期望。

    二

    此时此刻，曹操的心情格外地好。眼前春光明媚，邺宫林苑分外妖娆。曹操领诸子登铜雀台游览，然后命曹丕、曹植当场各作一篇《登台赋》给大家朗读，以助游兴。曹植援笔立成，却不马上交卷，有意搁置一会儿，让哥哥曹丕写好后先读。因为两年前铜雀台落成时兄弟俩与文士们登台作赋，他先出手，让哥哥面有怫色，颇为难堪。

    曹丕很快写就，曹操让他读来细听。曹丕声情并茂，朗朗吟诵：“登高台以骋望，好灵雀之丽娴。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纡以交错，草木郁其相连。风飘飘而吹衣，鸟飞鸣而过前。申踌躇以周览，临城隅之通川……”

    曹操听罢，欣悦地说道：“好，好，写得不错，看到的都写进去了。”接着，他目光转向曹植：“子建，该你了。”

    曹植走过来，显得有点羞涩似的，两手揉搓着，竟忘了拿稿子来读，年龄尚小的曹衮忙去帮他拿来递给他，曹植摆手拒之，于是便开口轻盈而灵动地背诵起来：

    从明后之嬉游兮，聊登台以娱情。

    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

    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

    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

    临漳川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

    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

    天功恒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

    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

    虽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

    休矣美矣！惠泽远扬。

    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

    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

    曹操从曹衮手里接过稿子，一边听曹植背诵，一边浏览着稿子上的文句。他听着看着，似乎忘掉了周围的人，滚滚思绪完全沉浸在那古朴、遒劲而又飘逸洒脱的字形行间里。他甚感惊异，他实在意想不到，这篇游览赋竟然写出他的情怀、他的愿想，在内心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当今能真正理解他的又有几人？他觉得自己突然遇到了知音！他被震撼了！他的眼睛里涌出泪水！

    这分明不仅仅是一篇登台赋，不仅仅是登高远眺对所见景色的描绘，而是如此巧妙地由眼前景物联想到天地万物沐浴着圣德的生动呈现：

    我跟随父王快乐地游览，登上铜雀台来娱乐心情。

    看到这四周宏伟高峻的宫殿，是父王以贤德苦心谋营。

    建起的铜雀台殿宇巍峨耸立，两侧的望楼像浮游在天穹。

    我站在冲入云霄的华美台观，高高的楼阁西面连着北城。

    近看漳河的水在台下缓缓流动，远望园中的果树吐绿滋荣。

    迎面吹来的春风柔软而舒服，耳边是百鸟不绝的啼鸣声。

    帝王不朽的功业早已经成就，曹家得偿所愿何其称心。

    弘扬仁厚的恩德以泽被天下，对坐京都的天子毕恭毕敬。

    齐桓公晋文公曾开创太平盛世，哪里能比得上父王的圣明？

    多么祥和，多么美好啊！恩泽惠及天下苍生。

    尽心辅佐我汉室的朝廷社稷，使四方和谐安宁。

    恢弘的气度与天地相媲美，无私的品德与日月同辉。

    愿父王永享无穷无尽的尊贵，有如东王公一样年寿无疆。

    曹操细细地揣摩着、咀嚼着、欣赏着这字字灵蛇玑珠般的文句及其所蕴含的深衷意境，越发感觉到这每一个字用得是那么准确，那么精妙，那么潇洒畅快！每一个文句的意蕴都属于他所思所想所要采撷表达的一样，就像他曹操和他的意志不能复制，独一无二！并且此赋并非特意地一味歌颂，文中还至真至诚直率地表达出一种安邦治国的施政理念：武定乾坤文治天下，这文治武功靠的是贤德、仁厚与包容。

    他甚至有点不敢相信，写赋者居然是自己的儿子！

    他想眼前的这一幕不会是幻觉吧？肯定不是！

    他向来笃信，读书悟道方能立长世。此赋文思理路之清明，其才气笔力足能见出一个才子超乎常人的天赋异秉。由此看来，这个儿子的文才已经超过了父亲。

    也许，这时他心里在想，他需要的继承人当然是文武兼备之才，若不能两全，文韬智谋总比一夫之勇要强得多啊！

    曹植被父亲的举动惊呆了：向来虎气雄风、一世坚强的父亲，竟然为儿子的一篇赋文而引得两汪老泪，适才让人窥到他那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但此时此刻，儿子无论如何也揣猜不透老谋深算的父亲是怎样的心绪与心结。

    他静静地等着，注视着父亲。父亲如炬的目光像一道闪电，从那深邃的眼眸里直射而来，那是他从未读到过的眼神，充满力度，照彻肺腑。在这道目光里，他感受到了父亲那深沉的眷爱和期待……

    相形之下，曹丕的文采与曹植相比，略逊一筹，才情见绌。每逢这种显露才华的场合，总是让曹植占了先，不免心生妒忌。他已经感觉到，曹植超群的文才正在吸引着父亲的注意力，以致决定和改变彼此的命运。你这个子建弟弟呀，为什么不能推让哥哥一把？正因为我是你哥是老大啊！

    当初铜雀台刚一落成，曹丕就以“副君之重”主持文坛，他召集文士们登台游宴，并以《公宴》为题让大家赋诗。曹植最先写好，拿给王粲阅改，王粲看毕竟大声朗读起来：“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摇放志意，千秋长若斯。”

    赢得一片掌声与喝彩之后，刘桢便抢过曹丕的诗作朗读起来：“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邀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

    同样赢得一片掌声与喝彩。毋庸置疑，两诗皆以清新秀美的笔触，描绘了一幅月光下花园风物的生动画面，抒写了肆意畅游的欢快心情，读之令人悠然神往。尽管文士们都说兄弟二人的诗辞彩华茂，难分伯仲，但曹丕心中不悦，面有怫色。委实说，曹丕才力也并不弱，却每每被曹植华光所盖，这使他当老大的脸面多少有点过不去。本来曹丕就器量有限，忌妒心便是维护自尊和虚荣的本能体现。但不管怎样，人们对好与不好自有评说，单就曹植《公宴》诗“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中的“被”字和“冒”字，即引得嵇康、潘岳、颜延之、谢灵运、李白、杜甫、苏轼等人仿效不已，由此也不难窥见建安文学对后世的影响，不论从题材、体裁、风格到手法、句法、字法皆对后人有所沾溉。

    而曹丕绝非低能俗辈，端见曹植铜雀台一展文才，令父亲曹操惊艳，其事实已无可回避，也深领父亲其意，他便显出一副超然姿态，将曹植的《登台赋》在邺下文人集团有声有色地炒作了一番，传得远近皆知，乃至朝中文武百官相互传阅，赞不绝口。

    也许正是曹植的《登台赋》和唐代诗人杜牧在《赤壁》中的诗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为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提供了极好的文学素材和想象的空间。他把曹植写《登台赋》的时间改在了赤壁之战之前，并篡改了此赋的文句，《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中所谓曹植的《铜雀台赋》便有了最要命的文句：“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于是，罗贯中就编排让诸葛亮出场，假用曹植这最要命的一句赋辞智激周瑜。众所周知，二乔，即大乔、小乔，分别是孙策、周瑜的妻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曰：“乔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裴注引《江表传》曰：“策从容戏瑜曰，乔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诸葛亮为促使孙、刘联合抗击曹操，故以激将法来激怒周瑜，当周瑜听诸葛亮背诵完修改版的《铜雀台赋》后，果然马上被激怒，离座指北而骂曰：“老贼欺吾太甚！”并当即表示：“吾承伯符寄托，安有屈身降操之理？适来所言，故相试耳。吾自离鄱阳湖，便有北伐之心，虽刀斧加头，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贼。”于是，诸葛亮的激将法奏效了。这也正是罗贯中所要的效果，而不惜让曹植蒙受不白之冤。再说，曹植的《登台赋》写于建安十七年（212），周瑜在建安十六年（211）就已经死了。

    三

    说到建安文学、邺下文人之游，有一个人是不能不说的，就是蔡文姬，原名蔡琰（174—239），字昭姬，晋时避司马昭讳，改字文姬，陈留圉[29]人，其父蔡邕是东汉大名鼎鼎的史学家、文学家和书法家，还精于天文数理，妙解音律，是曹操的挚友和老师。蔡文姬自小耳濡目染，既博学能文，又善诗赋，兼长辩才与音律，具有超凡的音乐天赋。六岁时，父亲在隔壁弹琴，无意中弹断了一根琴弦，她居然能听出是第一根弦弹断的声音。父亲惊讶之余，又故意把第四根弦弄断，竟然又被她听了出来。她从小以班昭为偶像，博览典籍经史，立志与父一起续修《汉书》，青史留名[30]。少女时代的蔡文姬，才貌俱佳，求亲者络绎不绝。然而，这位才女却与曹操无缘，在她待嫁之时，曹操一直在外征战，生死悬于一线。蔡文姬十六岁时，由父亲做主，嫁给了大学子卫仲道。结婚不到一年，卫仲道便患肺病而死，蔡文姬不曾生下一儿半女，卫家嫌她克夫，屡受羞辱。才高气傲的蔡文姬，不顾父亲反对，愤然回到娘家。原以为过上清静寡居的日子，不承想父亲却出事了。董卓掌权后，极力笼络著名大学者、学坛领袖蔡邕，让他出来做官，一日之内，竟连升三级，封高阳侯。不久，董卓被王允所杀，蔡邕被作为董卓死党，罹罪入狱。

    平叛董卓之乱后，蔡邕死在狱中，蔡文姬被掳到了南匈奴，饱受番兵的凌辱和鞭笞。她被迫嫁给了匈奴左贤王，为其生下二子。这一去就是十二年，她饱尝了异族异乡异俗生活的痛苦，同时她也学会了吹奏“胡笳”，学会了一些异族的语言。赤壁之战后，曹操业已扫平北方群雄，在他求贤若渴、力图文治之时，就想到了已故的蔡邕和他的女儿蔡文姬。曹操在洛阳为官时与蔡邕有“管鲍之好”，比蔡邕小二十二岁的曹操敬慕蔡邕的才学和信义，蔡邕则推崇曹操的文韬武略，二人过从甚密。当曹操得知蔡文姬的下落后，即派使臣携带黄金千两，白璧一双，把蔡文姬赎了回来。一旦要结束十二年的羶肉酪浆生活，离开自己的丈夫左贤王和两个儿子，蔡文姬竟无言诉说是悲是喜，只觉得柔肠寸断，泪如雨下。她在恍惚中登车而去，在车辚辚马萧萧的奔波中，十二年的悲苦遭际，点点滴滴注入心头，留下了动人心魄的《胡笳十八拍》，成为当地经久不衰的曲调。中原人也以胡琴和筝来弹奏此曲，非常流行。

    蔡文姬来到邺城，曹操就给她选配亲事，嫁给名门才子时任屯田都尉的董祀，这时蔡文姬三十有五，董祀才二十出头。董祀娶蔡文姬并不情愿，却又难违曹操之命。谁知董祀因犯法被判死刑。蔡文姬去找曹操求情。当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围坐满堂，曹操得报后，对大家说：“蔡伯喈（蔡邕字）之女于此门外，我让大家见见她。”

    只见蔡文姬蓬头乱发，光着双脚，一进来就向曹操叩头请罪，言词酸楚，哀伤动人。

    曹操为之长叹，说道：“我也很同情你的遭遇，但文状已派人送出，有什么办法呢？”

    蔡文姬央求道：“明公厩发万匹，虎士成林，还吝惜一匹快马去拯救一条垂死的生命吗？”

    说罢又是叩头请赎。

    曹操念及昔日与蔡邕的交情，又想到蔡文姬悲惨的身世，倘若处死董祀，文姬势难自存，于是即刻派人追回文状，并赦免了董祀。当时天气寒冷，曹操还特地赐给她头巾鞋袜。

    ……

    曹操在与蔡文姬交谈中，想起蔡邕当年所编经史藏书。《后汉书·列女传》记载：“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有藏籍，犹能忆识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评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一个权倾天下的男人，不惜重金把一个女人从荒夷之地赎回来，仅仅是为了对师友的一种报答吗？或是忆起曾与这小师妹有过坐而论道的明月之趣，而顿生恻然心动之情？接回文姬后，又为何为其操置亲事一味善待？如果说曹操与蔡文姬有什么私情，也许会被历史学家们扁死。可是在一个女人的内心深处，却是站立着一个让她敬仰的男人。他是懂她的。“犹能忆识之否？”意思是说，你还能把书中的内容回忆出来吗？诚然，曹操并没有仅仅把蔡文姬当作一个女人看，对她的才华，他是相信的；眼下勃兴的邺下风流需要一个才女来增色添彩；而更重要的是，后汉史的收集编纂，她是个不可或缺的手笔。蔡邕生前与友人合撰《东观汉纪》，在流放时上书灵帝“奏其所著十意”，所谓“十意”即是“十志”，十志之下尽王莽而止，光武帝以来唯记纪传，无续志者。这是蔡邕殚精竭虑二十余载而撰成的史稿，经辗转游离，大多散佚，现由蔡邕的女儿文姬承父遗愿修史撰志，包括自己的后世之名，她是最理想的人选。当然，这种想法曹操是不会宣之于口的。

    蔡文姬没有让他失望，默写出四百余篇给他，竟毫无遗漏差错。文姬说“亡父赐书”，蔡邕遗留给女儿的正是自己一生未完成的、可以续写的东西——后汉史书。何况聪慧灵秀的文姬，自然知道曹操赎她回来的真正目的，这位大政治家绝没有那闲工夫看她老爹的诗词歌赋，她知道他最想看到什么，于是她以惊人的记忆力写了出来——因为感激，更是一份深埋心灵深处的信任，也许只有这个男人才真正欣赏她的绝世才情。晋人陈寿著《三国志·魏书》如此恣肆详贤，当是幸得这位女史家的慷慨文赐。

    试想，一个饱经沧桑的才女，在灵魂寂寞里突然遇到赏识她的男人，这个男人把她从蛮荒之地赎了回来，这个男人帮她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这个男人赐给了她一次重生的机会，她心里会怎么想？如果只是做到了这些，她也许是心存感激，但是他宽恕了她那犯死罪的夫君，又让她用自己的才华撰史修文，这已经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懂得了，只为心悟，无法言表。灵魂寂寞的才女是最怕“懂得”的，不需要荣华富贵，亦不奢望风花雪月，只想在茫茫人海求一份知心罢了，所谓“得之，吾幸；失之，吾命”。这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女人，懂得了她的灵魂，也就征服了她的所有。

    有人说曹操有好色之癖，难道就不想把文姬纳为己用？事实上他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文姬嫁给一个名门才俊。有人猜文姬当时已人老珠黄，且节烈有失，曹操对这样的老女人自然没什么胃口。此属荒唐可笑耳！概受朱熹谓文姬“受辱虏庭，诞育胡子，文辞有余，节烈不足”之余毒。彼时两汉魏晋时期人心向古，婚姻不须宋儒所崇三从四德之约束，更不能以节烈之名羁绊古人名节，且曹操自来视礼俗如粪壤，岂以此为然也！所谓节烈之辞盖自宋明理学之兴始炽，束国人于一死巷，日趋裹足难有进展耳！此举之于家国，安有何用？自谓逆翁、病叟的朱熹仅于一家之言累国人千年名分，然至今尚有津津于其言而不自知者，行何其悲矣！有感于节烈之论，发此触动，不知引人怪乎？

    且看曹操其人其事，人们误以《三国演义》为价值正统，谅他也无法喊冤。我们读他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他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的“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如此英雄大气，岂是《三国演义》里那奸雄白脸所能容纳得了的！如此品味的男人，才最懂文姬，正因为最懂，他才把这种奢望埋在心底。

    曹操知道，历经磨难、饱尝忧患的文姬再也经不起任何波折；他也深知，他若纳文姬也只能做一名侍妾，而让她与董祀成婚，则是正妻。他欣赏她的才情，但是不能给世人以任何口实，毕竟他跟她父亲是忘年好友，有莫逆之交。最主要的，他希望她今后的人生能平安幸福，躲避于这个乱世而静心读书修史。所以，他让她嫁给了颇有才华的董祀，虽有些不谐，但他相信，这个年轻人终究有一天会懂得文姬的好，并且也许是故意的，他给了文姬一次机会，也给了董祀一次机会。董祀犯法当诛，必有文姬求情，则免董祀一死。一个绝世枭雄要杀人，哪里是一个女人可以劝动得了的。其实，曹操根本不想杀董祀，他要的就是文姬的求情，是董祀对文姬的感激。他知道，从此以后，董祀会明白文姬的好，会好好珍惜这样一位命苦的绝世才女，哪怕不是爱，是怜惜，是由此产生的亲情，就足够了。

    如曹操所愿，董祀终于明白了妻子的好，万般感念曹操和文姬的恩德，据传，以胡琴和筝弹奏《胡笳十八拍》的曲子正是由董祀配乐弹唱盛行开来的。

    继曹植的《登台赋》使得邺下风流名声鹊起，曹操盛邀文姬、董祀夫妻到铜雀台畅游，一曲凄婉绝唱，足令曹氏父子和文人名士纷纷落泪，蔡文姬一生三嫁、悲苦坎坷的命运，更令人慨叹。丁廙在《蔡伯喈女赋》中对蔡文姬的婚姻及其博史才学作了精练的描述：“伊大宗之令女，禀神惠之自然”，“明六列之尚致，服女史之语言”，“羡荣跟之所茂，哀寒霜之已繁”。王粲在《登楼赋》中对蔡文姬身处异国而无日无夜思念故土的情怀给予深刻的表达：“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正是这种执着如一的“怀土”之情，让邺下之游的文士们领受到了曹操“天下归心”的宏图大志。

    据史学家最新文献研究查考，蔡文姬受曹操备至关怀，在邺城专辟一所住宅，供她静心养志，撰修史文，外人不经允诺不得擅见文姬。曹植慕其名，寻了时机前来拜访蔡文姬，尊称她“琰姑”，恳请她任自己的文学属官或指导老师。蔡文姬十分欣赏曹植的文才，欣然应诺，却又马上摇头而笑，说这个我可做不了主，要征得你父亲的同意才行。曹植回去即向父亲请求，果真被曹操当即拒绝，要他和他的同伴文友除文姬出席公宴或郊游外，不得去打扰这位琰姑。丁廙所作《蔡伯喈女赋》，从赋韵和手法上看，很可能出自曹植之手或由他修改而成。

    也有人诘问，三国文坛著名女诗人当推蔡文姬，而曹丕在他的《典论》中只提到“建安七子”，而未提及蔡文姬，相信这不是疏忽，想必是另有隐情。从丁廙、王粲等人诗赋中人们不难一窥堂奥：后汉、曹魏之交，被文人视为“正统文学”的样式应为诗、赋和文，而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是一种表演体的说唱文学，它可以在民间流传，但不能登大雅之堂。由此，在邺下文人中引发一场“雅”与“俗”论辩。论辩者正是曹氏兄弟。

    当曹植看了乃兄的文论后即提出疑议：琰姑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即指《胡笳十八拍》），声声泣血，愤怨悲凉，令人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直掠激裂人心扉，如此唱文缘何不可登大雅之堂？你的“雅”是什么？流传民间乐界的“俗”何尝不雅？

    曹丕辩驳道：琰姑是我们的导师，我们的长辈，岂能把她与我们相提并论？我笔力浅拙，怎敢对其妄加评说呢！再说，我写文论是有范围和界定的，《胡笳吟》是诗还是赋呢？它只是按音律写就的通俗唱词，它更适应在民间流传。

    曹植说：唱词就不可以为诗为赋吗？譬如《诗经》，千百年来，口口相传，它是俗还是雅呢？你写的诗束之高堂，自命高雅，不被大众熟知传诵，又有何用？如若《胡笳吟》不入典列，那琰姑的《悲愤诗》呢，算不算正统，算不算高雅？一个学识广博的才女，命运如此凄惨，其诗其吟，正是琰姑所遭遇不幸的真实写照，读来摧人肝肠，令人感到悲凉与痛叹！而我等的怜悯情怀哪儿去了呢？

    曹丕似乎并不为弟弟慷慨激愤的言说而感到不悦，看上去不温不火，面带微笑，表情把握得相当好。他作总结性的发言：聆听百家言，胜赴一席宴。子建所说，也不无道理，各抒己见嘛！只是切入的角度不同，引发的观感也不尽相同，那就求同存异嘛！琰姑眼下静心修史，对于她来说，是不会在意什么雅俗之分。我提议，大家岂不为琰姑的身世、学识与修为即兴作几首诗赋呢！

    还是王粲看出这兄弟二人已心存芥蒂，但觉着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于是紧接着曹丕的话打圆场：子桓的提议入情入理，我看大家当场即作如何？

    当即，王粲便写出《登楼赋》，丁廙等人也积极响应作诗作赋。一场“雅”“俗”论辩归于平复。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曹魏时期，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不可能有登大雅之堂的机会，她的《悲愤诗》二章收入《后汉书》。

    一年后，蔡文姬和董祀隐居山林，超然物外。一次，曹操出外狩猎，路经此处特意带了果蔬鲜味去看文姬。《后汉书·列女传》曰：“琰闻操至，忙出迎接。操至堂，琰起居毕，侍立于侧。操偶见壁间悬一碑文图轴。起身观之，问于蔡琰。琰答曰：‘此乃曹娥之碑也。’操读八字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操问琰曰：‘汝解此意否？’琰曰：‘虽先人遗笔，妾实不解其意。’……”是说蔡文姬听说曹操到了，忙惊喜地出去迎接。曹操环顾屋内，无意间看到了悬挂在墙壁上的一幅碑文挂图，起身看了看，便问文姬。文姬说：“这是曹娥碑。”曹操见上面写着的八个字，又问文姬：“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文姬回答：“这虽然是先父留下的，但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蔡文姬真不知道这八个字的意思吗？这可是她父亲亲手写的，她当然知道。即使当时她猜不出，父亲也会告诉她的。只是这样一个有趣的谜底，她故意留给了曹操。曹操不知道这八个字的意思吗？他也当然知道。看似闲余之趣，却是两人之间的一种默契。“绝妙好辞”，既是蔡邕对女儿的嘉勉，也是曹操对文姬的赞评。再端看这字形笔韵，确是蔡邕真迹，章法自然，笔力劲健，结字跌宕有致，无求妍美之意，而具古朴天真之趣。邯郸淳称蔡邕书法：“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也！”曹操妙不可言地告辞而去。

    郭沫若曾说：“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但郭先生所编的历史剧《蔡文姬》，是艺术化了的蔡文姬，与历史上的蔡文姬不能合二为一。当下，一些潜心研究三国的历史学家论及曹操与蔡文姬的关系，便用一个恬静温馨的词概括之：“蓝颜知己”。

    红颜知己是相对男人而言，而蓝颜知己则是女人的秘密。所谓“知己”应该是唯一的，不能满大街都是知己。蓝颜知己不是恋人，不是朋友，不是“梦中情人”，而是居住在你精神领域的那个男人，他不一定英俊，也不一定比你年长，更不一定是有权位的高官或财富的拥有者，但他一定成熟、睿智、果敢，懂得关爱、倾听、尊重、理解、付出、分享快乐和忧愁。当一个男人能真正地走进你的内心，解读你的失意，明白你的困惑，更懂得你的渴望，成为你心灵的倾听者或阅读者，把对你的思念和眷顾默默地存封在记忆的最深处。如果遇到这样一个人，那他就可以称作你的蓝颜知己。虽不成爱，确是一种依恋，而不是栽进了男人玩了千百次仍然乐此不疲的游戏。

    每个女人都需要蓝颜知己，尤其是有灵魂的女人。在那灵魂的皈依处，它使你幡然了悟，是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那么多轰轰烈烈的爱情，都没有走到尽头，如同烟花，只有一时的璀璨。唯有蓝颜知己，像星辰一样，若即若离，于寂寞中灿烂而长久。因为那是一种爱的特别，一种奇妙而淡定的超越了爱情的情感。无论对方怎样，也许就因为那样一份懂得的感激，灵魂就会因此变得快乐而充实，满足与丰富，人活着也会因此而美丽。

    最幸福的女人，是相伴知己终老，而美好的遗憾，则是咫尺天涯于蓝颜知己。而这份情感，至情至性的人才会有，大智大慧的人才会有，冰雪聪明的人才会有。我们可以想象，避居庐野，放情于山水之间，蔡文姬却也明白曹操的心意，此生无缘，而蓝颜知己如此，也就罢了。在蔡文姬的书房里，曹公读着她撰写的文稿，看着她那纤弱灵巧的手竟写出劲健有力颇具先父遗风的字体，而他就站在她身边，默默地欣赏，彼此皆相知。而在错过的时间里相遇，彼此只是在心里发出一声叹息罢了。曹公愿意这样选择，文姬亦是深省懂得。纵是天涯相聚，偶然相逢，也只是淡淡地问候：还好吗？还好。言语不多，却心存惦念，平淡如水，却相伴如影。在心灵深处，他懂她，她更懂他。

    四

    铜雀台上父亲那道深邃而炽烈的目光，不仅照彻曹植的肺腑，也刺痛了曹丕的肝肠。曹丕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但直觉告诉他，父亲的目光正在偏离于他，子建的一展文才就是一个信号。

    曹丕思来想去，觉得很是委屈，自己早就是真正的长子，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虽未封侯，而授予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可是父亲却没因此对自己多加恩宠，相反却显得冷慢，心思也似乎愈益疏远。尽管周围的人对他甚为恭敬和殷勤，但父亲那道目光，令他怯惧，刺在心底久久不能抹去。他一时还读不懂父亲那目光里隐藏的玄机。

    而曹操那让人琢磨不透的眼神，仿佛也在告诉诸子：你们想看透老子的心思似乎还显嫩点！

    曹操的用人方针是“唯才是举”，他认为，有德行的人，未必有作为，有作为的人，未必有德行。他要求僚属推荐有治国用兵才能的人，即便不仁不孝，也不许遗漏。可是，曹操要求诸子必须重德行。他给诸子封侯授爵之后，还专门为曹丕、曹植分派官属，挑选文学。为此，他特意下达《高选诸子掾属令》，严格选拔诸子家吏的正、副长官，实际上就是为儿子们选拔最好的老师。其令曰：“侯家吏，宜渊深法度如邢颙辈。”邢颙，字子昂，河间莫人，时人称之为“德行堂堂邢子昂”。曹操让邢颙做平原侯家丞，刘桢、应玚为平原侯庶子，毋丘俭、司马孚为平原侯文学，可见曹操关爱曹植超过其他诸子。那么选谁给五官中郎将做老师呢？曹操就让“名高德大”的北海名士邴原为其做长史（即府内总管），邴原是当时名气很大的儒宗，曹操要曹丕须以师傅之礼待邴原。同时他在《转邴原五官府长史令》中说：“子弱不才，惧其难正，贪欲相屈，以匡励之。”并相应选徐干、陈琳、刘廙为五官将文学。

    由此可见，曹操为选好自己的接班人真可谓用心良苦。邴原学问深厚，处世淡泊，可作为曹丕的师范，纠其“贪欲相屈”之偏。曹植不拘行检，简率任性，就让深明法度、道德高尚的邢颙来调教、约束他。

    曹丕表面上对邴原毕恭毕敬，遵照其教诲“独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举动”，但他总能以五官中郎将兼副丞相之名去做他想做的事情，时常在文昌殿接见来宾，呼朋唤侣集会欢宴，以此笼络众多附从者，也为自己积攒人气。为配合父亲求贤旨意，他以副丞相名义，开馆延士，广纳人才，也不时召集众宾客到铜雀台观赏歌舞。

    也就在这时，一个妩媚妖艳的女子把他吸引住，其色让他着迷。《魏书·后妃传》说，此女乃郭氏，字女王，安平广宗[31]人，荆州南郡太守郭永次女，少即秀慧，父奇夸曰：“此乃我女中王也。”遂以女王为字。早年失双亲，孤身流离乱世，其有智谋，通舞艺，美姿貌，避于铜鞮侯府。曹操为魏公时，得入东宫。曹丕以其明慧艳丽，即纳为妾。遂为曹丕夺太子之位多有助力，特受宠爱。

    是郭氏在曹丕心情沮丧，越发感到迷茫之时投入他的怀中，劝他要隐忍，不时为他出谋划策，上下周旋，他称谓郭氏为“谋士夫人”。

    除了郭氏，前不久迁为五官将中庶子的司马懿以及吴质、陈群、朱铄被曹丕称为“四友”的谋士名才也都向他围拢过来，成为他的争嗣智囊。

    而生性洒脱的曹植对一天到晚板着面孔，一副道貌岸然、“防闲以礼”的家丞，则是形同水火，难以相处。他不喜欢待在侯王府内，整日看家丞那张表情严肃、铁板一块的脸，也耐不住听他那“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教训。时常与邢颙发生争执，而邢颙也从不妥协让步。于是，曹植与担任庶子的刘桢、应玚更加投契亲近，而疏远邢颙。但刘桢却对曹植的这份亲宠感到不安，他写信劝说曹植：“邢子昂乃北方名贤，他秉性高洁，清静寡欲，言语简洁而义理深刻，是真正儒雅的贤士。我实在不能和他相提并论，并列为你的左右。现在我获得你的特殊礼遇，邢子昂反而被疏远，我私下担忧有人会说君侯你只顾采庶子之春华，却忽视家丞之秋实，长此以往，如果君王责怪下来，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刘桢在谏文中说到的“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后来便演变为成语“春华秋实”。比喻文采就像春天开放的花朵，而德行则像秋天收获的果实。春天的花朵鲜艳芬芳，让人一眼就会喜欢上，而秋天的果实，要经过三季的培育和滋养，最后才能成熟，而人们只有细细咀嚼，才能品尝到果实的美味。人的文采和德行，也像这春华和秋实一样，文采的好坏就像春华很容易被人识别，而品行如何，则要经过长时期的接触才能慢慢了解。

    刘桢、应玚皆规劝曹植不要辜负父亲的博大爱意，曹公的事业何其伟大，正沐浴韶华时光的平原侯，原本就属于青春和激情，理应为曹公的召唤，广纳四海贤杰，拓疆扩宇曹魏江山。

    曹植被打动，称二人为“挚友”。

    曹植沉下心来。他效依汉人枚乘《七发》大赋形制，创作出《七启》。在这篇赋作中，曹植假设一个叫镜机子的人和另一个叫玄微子的人，在一问一答中联级成文。那玄微子“隐居大荒”，“飞遁离俗”，仰慕老庄遗风，与世无争；镜机子不认同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和行为，举七件事启发他：肴馔之妙、容饰之妙、羽猎之妙、宫馆之妙、声色之妙，及游侠俊侯之奇节异行驰骋当世等六件事都不能打动玄微子，最后一件事是辅佐当世圣宰，举不遗才、国富民康、建霸业至隆之功绩，说服了玄微子，于是“攘袂而起”，“从子而归”。表达了“君子不遁俗而遗名，智士有背世而灭勋”积极用世、建功立业的政治态度和理想抱负。

    此文篇制宏大，铺陈夸饰，辞采瑰丽，气势慷慨，变《七发》散体笔势为骈俪整饬，精描细绘，生动流畅。他在《七启》并序中写道：“昔枚乘作《七发》，搏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这是曹植继铜雀台赋之后又一力作，在邺下文人中再次引起反响。王粲也随之响应作《七释》，徐干作《七喻》。

    曹植拿了此文向邢颙请教。邢颙看罢，面色如沐春阳，二目生光，遂向曹操禀报：“子建赋作辞采华赡，寓意颇深，堪为明公求贤之檄文，凡阅者岂不动情于心也！”

    曹操说：“犬子德品有果，多是师傅教导得方，嘉木修株，劳其高也！”

    此后，邢颙如释重负，对曹植的举动也放之于宽。

    读了曹植的《七启》，曹丕岂甘示弱，他苦心孤诣、独具匠心地先亮出以七言诗为首创的《燕歌行》，在邺下文人中引起轰鸣，令人刮目。众所周知《诗经》乃四言体，偶尔也出个七言句子，但为数甚少。《楚辞》是楚歌体，有七言句，但大多数都带有“兮”字，与纯七言诗句的格式韵味不同。而真正摆脱《诗经》、楚歌及乐府赋辞形式的羁绊，使七言诗宣告独立的作品不能不说是曹丕的《燕歌行》，且一出手就是两首。叙述一位女子对丈夫的思念，笔致委婉，语言清丽，感情缠绵，写景与抒情巧妙交融，而且句句押韵，皆为平声：“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恩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乍一觑来，诗句看似通俗直白，且袭用了许多前人的东西，但又好像是完全出之于无心，而不带任何雕琢的痕迹。故此《魏书》裴松之注引曰：“诗如此人也，智术使然。”可以说，《燕歌行》最能代表曹丕的这种思想和艺术风格特征。清代吴淇说：“风调极其苍凉，百十二字，首尾一笔不断，中间却具千曲百折，真杰构也。”王夫之说：“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可见，曹丕的开创之功是不能湮没的。

    当然，时至今日，学界对曹丕《燕歌行》七言诗是否属首创仍有不同见解。也有学者评说，曹丕的这种小说诗歌作品，表现的思想并不复杂，题材也不算新鲜，但作为一个“副君”的贵公子，如此关注一个孤独凄哀的弱女子，且在诗中寄予深刻的同情，是很可贵的，同时也正表露出他当时的心境。他把抒情女子的感情、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你看这女子她雍容矜重，炽烈而又含蓄，急切而又端庄，以自言自语的倾诉，构成了一种千回百转、凄凉哀怨的风格——这分明是曹丕借女子之口诉说自己的苦衷：当太子心切却迟迟登不了位，他心里能好受得了吗？

    有人颇用一番工夫查阅发现，在曹丕的诗歌作品中往往看不到其父曹操那种慷慨激扬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也找不到其弟曹植那种积极上进志欲报国的思想。在他那里总好像有一种诉说不完的凄苦哀怨之情，而且他的言事抒情又常常爱用妇女的口吻，因此明代钟惺在《古诗归》中说曹丕的诗“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人气”。清代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说，曹丕的诗“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而回眸动盻无非可怜之绪”。

    毋庸讳言，这是其“心绪”写照，更是其“心计”使然。曹丕知道，他与父亲及母后卞氏的关系不及其弟曹植，邺下文士又不断称赞曹植之文采，皆不利他争嗣。故此他在统领邺下之游，营造出一个朝夕唱和、彼此切磋、互相启发的氛围，在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写出了他的划时代的文艺评论专著《典论》，借以此著使曹操和文臣名士另眼相看。

    曹丕在《典论》中首次将“文章”提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地位，驳斥并扭转了自汉以来认为诗歌辞赋“乃童子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看法，呼吁文士们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目前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提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又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接着，曹丕在《典论》中对“建安七子”进行评论，指出各自的长处与短处，提出因气质不同会导致作品风格有异，即“文气”的概念：“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以力而致”。并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是尊古卑今的观点；其二是“文人相轻”“善于自见”“谓己为贤”，指出这是文人互相贬损的弊习，进而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为文人之间相处指明了路径。

    曹丕在肯定了文章可以“经国”，可以“不朽”的同时，还可以理解为这是对文士们的一种警告：文人的最佳处世方式是“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要想着什么立功受勋、当官发财，以免招来杀身之祸。古代所说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在他这里“立功”直接排除掉了，以“著篇章”代替了“立言”。自古以来，帝王对文人才俊可以说是又爱又怕，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敌破臣亡，曹丕较之二者无疑有很大进步，但还是难免落其窠臼。

    据《三国志·魏书》记载，曹丕写成《典论》之后，“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遂又将《典论》及邺下文士诗赋饷孙权，以纸写一通与张昭。其用意是展示曹操招贤纳士所呈现的邺下风流和曹魏气象。

    同时，曹丕另一个用心是极力想讨好父亲曹操。他在《典论》自序中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说能有这样的成就，应归首功于父亲。没有父亲的罗致，就不会有众多贤达名士的聚首；没有父亲统一北方，就不会有汉室政权的生存和渐趋安定，饱经忧患的文士们也就不可能安居邺城展其才华，各能其用；没有父亲行之于上，就不会有曹丕、曹植效行于下。在邺下文士眼中，曹氏兄弟俩就是曹操的化身，是曹操的代理人，是别的任何人所无法替代的，是绝不可以轻视的。

    曹丕总算扳回一局，并以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席之位。当然，曹丕的《典论》并非一时而就，其中诸篇及内容在后来又不断充实修改完善才得以完成。据《魏志》记载：曹睿继位后的太和四年（230）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即大学门前），共有六碑”。表明曹丕自己及其后人都很重视这部《典论》。

    然而，在当时曹操看来，曹丕、曹植兄弟俩令人翘指称道的是他们的文采，而他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是能挑起曹家重担的顶梁之才。陈规俗礼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也不满足于某些甚至众望莫及的长处，他需要的是真正的文武兼备的全才。曹操能文能武，他也要求诸子兼习文武，甚至能超过他。他曾令工匠打造五口宝刀，以龙、虎、熊、鸟、雀相区别，取“百炼利器，以辟不祥”之意，命名为“百辟刀”。曹操作《百辟刀令》说：“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将与次与之。”曹操虽倡导文武兼习，但允许诸子学有偏好。《魏书·曹彰传》说：任城威王彰，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尝抑之曰：“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课彰读诗、书，彰谓左右曰：“丈夫一为卫、霍，将十万骑驰沙漠、驱戎狄，立功建号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尝问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为将。”太祖曰：“为将奈何？”对曰：“被坚执锐，临难不顾，为士卒先；赏必行，罚必信。”太祖大笑。曹操后来遂将百辟刀赐予曹彰一把，并没有责备他弃文好武，而“大笑”之意，是允许曹彰学有偏好。曹操对待曹植也是如此，曹植喜文而练武不精，曹操即赐他百辟刀一把，勉励他多习武。曹植遂作《宝刀铭》：“造兹宝刀，既砻既砺，匪以尚武，予身是卫。”意思是佩戴锋利宝刀，并不意味着自己崇尚武功，只是防身自卫。对此言行，曹操也没有训斥。按照现代教育理念，就是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允许良好的个性发展。曹操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实属难能可贵。建安十八年（213），曹操攻濡须，孙权与之对垒。曹操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一语破之，他要的他所希望的就是像孙权这样的接班人啊！

    对于立嗣，他不是犹豫，而是在仔细地考察且加紧步骤实施计划。将诸子放到一定的位置上，检测他们的人品和才智能力，继续磨砺他们的意志。

    五

    曹氏兄弟在同众文士的交往中，皆以平等而亲密相处，形同朋友，似乎无贵贱尊卑之分，有时甚至到了不分内外、无拘无束的地步。比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才思敏捷，记忆超群，既有文才又有辩才，被曹操征辟后，曾任丞相掾属、平原侯庶子、五官将文学。刘桢以五言诗著称，曹丕、曹植与他十分友善，称他的诗作不仅称美于当世，且光景常新，能楷模身后。仅举一首便不难窥见一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他傲然骨气，文风独特，一改粉饰太平的世俗，以清新的笔调，娴熟的技巧，朴实准确的语言，纵古合今的大气，描绘壮美山川和风土人情，篇幅也由长篇宏制转向短小精粹，颇受曹氏兄弟青睐。

    刘桢在任五官中郎将文学时，曹丕赠予他一条廓洛带[32]，相当贵重。曹丕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人，当时也许觉得自己还很豪气，可回头一琢磨：这么好的东西，说送人就送人了，这也太大方了，他不就是我的文学掾属么，不行，我得想法要回来。可怎么要呢？东西是你心甘情愿送人的，现在后悔了，又想要回来。但总不能硬要吧，得想个理由，而且这个理由还不能太刻板太生硬地板着脸要，最好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似要非要，让人觉得不是我不想真心送给你，也不是我出尔反尔，只是这东西太珍贵了，你能还给我说明你也真正懂得我的心思，你要不还我，就权当我跟你开了一个玩笑。

    于是，曹丕便提笔寄书一纸：“夫物，因人而贵，故在贱者之手，不御尊之侧。今虽取之，勿嫌其不反也。”就是说凡是物品，都是因人而贵，所以好东西放在下贱的人手里，不如放在尊贵的人身边。我今天虽然找你要回来，你不要怪我反悔，只当开个玩笑。

    虽说是戏言，但高低贵贱之分显现，而且言辞含有轻蔑之意。但以他的身份开这样的玩笑也无可厚非，事实也是如此。可是这话还是极大地刺痛了刘桢的自尊心。而刘桢本来本性刚直，更不会忍受这种羞辱。刘桢也回信一封：“桢闻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宝；隋侯之珠，烛众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缀待臣之帻；此四宝者，伏朽石之下，潜污泥之中，而扬光千载之上，发彩畴昔之外，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贵者所御，贱者所先也。胡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农夫先尝其粒。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宝殊异，尚可纳也。而未尝听至尊赐而反索者也。”

    刘桢的回信，不卑不亢，一连举出“四宝”虽埋于朽石、污泥之下，却不失其宝器之光。再说这些宝物也不是最先交于至尊的。尊者穿的用的都是先经过贱者之手，修造好了之后才到尊者手中的；大厦高屋，最初立于其下的是工匠；嘉禾美食，是农夫先尝的。由此驳斥了曹丕“物因人为贵”的偏见。并以自己的腰带无名贵装饰，如果廓洛带很殊贵的话，也是可以笑纳的。但我从未听说过至尊之人送人东西又反过来索要回去的。这样不仅维持了面子，而且以巧妙的言辞嘲弄了曹丕一番。

    经过此番较量，曹丕不得不钦佩刘桢的才学，比起刘桢这样的才俊，区区一条腰带算得了什么？曹丕也就不再为腰带的事耿耿于怀了。但曹丕患得患失耍小心眼的性格于此可见一斑。

    刘桢为曹氏兄弟爱重，得居邺下，与建安诸子们齐聚曹氏父子周围，“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笑谈”。刘桢自在其中，倒是适意畅情。而曹丕虽与邺下诸子有主从之分，每至宴游觞酌，酒酣耳热时就开始称兄道弟，不分彼此了。

    自《燕歌行》《典论》先后出手赢得不凡赞誉，曹丕确有几分陶然。在一次聚宴上，文士们端杯碰盏皆向曹丕敬酒，曹丕喝得高兴，说要让其夫人甄氏出来与大家佐酒。全场一片欢呼骚动。在一旁的刘桢觉得，曹丕喝高了，怕是头脑又发热了，一发热就冲动。上次可能就是因为头脑发热，一冲动送给人家腰带，冲动过后又追悔莫及。不过上次他可没喝酒，看来喝不喝酒与头脑发热没有直接关系，也许爱冲动的人，喝了酒就更冲动了。

    那个时代，黎民百姓的妻子称为内眷，是不能在场面上露脸的，外人也轻易看不到。帝王的妻妾称为后宫，那就更不容易见到了。像曹丕这样的身份，让自己的夫人出来为大家陪酒，确是惊世骇俗之举。经他这么一发布，特意请来聚宴的邴原、邢颙连连摇头，托故离场，低声说道：末世之俗，非礼之正，成何体统！

    文士们早已耳闻这甄氏国色天香、风华绝代，归曹丕所纳后，便深藏宫中，从不将其示人。如此一位令曹氏父子都癫狂的绝代佳人，谁不想一睹芳容？所以大家一听说曹丕要让甄氏出来佐酒，一下都热血沸腾起来：秀色可餐，这可是享受最高的礼遇了！

    不一会儿，帘幔掀起，甄氏出场，如同一道霞光照得满堂生辉。甄氏艳光四射，刺得众人眼花缭乱。顿时全场鸦雀无声，文士们个个敛容端坐，屏住了呼吸，往日放浪不羁、高谈阔论的风范早已荡然无存。只见甄氏玉肤花貌，粉面含春，身姿如风摆柳，袅袅娜娜，走到席前，逐一为各位名人斟酒。众人只觉一片红云飘然而至，有点晕眩，赶紧把头低下，不敢仰视。但又忍不住用眼角余光，抚摸这位佳丽的秀色。

    甄氏走到刘桢面前，款款为他斟酒，刘桢手举杯盏接酒，却仰起头直看甄氏，如同欣赏一件珍宝一样，细细端详。他看得分外认真仔细，那精致的鼻翼，那含情的杏眼，那红润的嘴唇，起伏的丰胸，纤巧的玉手，柔软的腰枝，粉色的长裙，以及裙摆下微微露出的一双金莲。刘桢目不转睛从上至下将甄氏看了个够。甄氏脸颊泛起红晕，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刘桢还不过瘾，仍不依不饶，又从下至上打量了一番，似要用眼光把甄氏的美貌镌刻在心田。

    刘桢直面秀色，从容细览，令在座的诸名士惊愕不已：刘公干你摊上事了，你摊上大事了！

    而在刘桢看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君子好色而不淫，不亦悦乎？玩赏烟霞是一种风流，品鉴美色也是一种风流。美色于人，快心意，悦耳目，风流而不下流也。美色当前，实乃天赐良缘，岂有不细细品赏之理？孔子不早就说过：食色人之性。既然是人之本性，又何须遮遮掩掩。可是真正美色临前，许多人往往碍于礼数和礼教束缚，想看又不敢看，故作不看却又暗地里偷着看。如我刘桢这般不矫揉，不做作，大大方方，坦坦荡荡，从从容容，欣欣悦悦，对美色如对美景，陶然于胸者，方是真名士、真风流矣！昔有数妓从二僧前过，一僧见妓转头注目而视，嘻笑自若，一僧见之则紧闭双眼，口念弥陀。一妓曰：“此僧如此视人，可谓色心未改。”一妓曰：“睁眼看的还不算什么，那闭上眼的心里才想得最紧。”可谓与刘桢暗通玄理。

    正当刘桢目不转睛地直面甄氏时，曹丕当初并不在乎，还颇有几分得意：怎么样，美吧，何为倾国之色，让你见识见识。可是看着看着，曹丕的脸上挂不住了。虽然同为文人，他也深谙喜好美色是文人的习性，甚至可视为一种风雅之举，但还没到完全不顾君臣之礼的地步。哪像你刘桢这样，肆无忌惮，如饕餮之兽。别忘了，这可是我的夫人我的老婆呀！况若你这般身位的人，能叫自己的贱妾让人如此盯着看吗？真是岂有此礼！他太了解文人的那点心思了，特别是对那些个性任诞、落拓狂放的文人来说，你给他一点阳光，他就马上春光灿烂，不知自己姓甚名谁，身等几何。所以他要让这帮文士觉得既能感受到一点阳光，又不能太灿烂。这就是他与文士们划定的政治气候：不能阴，也不能晴，最好是多云，必要时还要来点小雨，淋湿而不至于浇透。即便与这帮文士酣歌酬唱，游戏文章，也是娱乐消遣，他不可能与他们真正做到亲密无间。只要谁僭越了君臣礼数，他马上就会摆出皇家的威严，提醒对方，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完全不会顾及往日的那点交情了。

    其实，曹丕自从被色艺双绝的郭氏迷住，早已把年近三十的甄氏扔到了脑后，何况曹丕与甄氏的婚姻正遇“七年之痒”。但曹丕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主儿，岂容他人舀半勺汤。

    他厉声喝住甄氏快快下去，一场酒宴不欢而散。

    刘桢这下可就让雨给淋上了，不是小雨也不是中雨，而是暴雨。曹操得知此事后，顿时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下令将刘桢逮捕入狱，判定为大不敬之罪。按律本当处死，只是刘桢文名太盛，罪减一等，罚他到尚方去做磨石的苦役。尚方是主制宫廷御用器物的场所，多以罪人劳役。如果因看美色就被斩首的话，这代价也太高了，还是埋下高贵的头颅，不看也罢。但刘桢甘冒杀头之险，拼死一看，颇有点为追求美而不惜生死的献身精神，倒也令人起敬。众所不知，东汉律例相当繁冗，到曹魏初，律例多达二万六千余条，人们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触犯禁例而遭祸殃。刘桢只因未拜伏甄氏，直面而视，就被判罪，由此可见其律令严酷了得。

    按说始作俑者是曹丕，曹操不好拿儿子开刀，只能拿刘桢试法，杀鸡儆猴，以儆效尤。本来以曹操之通脱，不会在意这种区区小事，但自恃权力越来越大，把曹家摆到与天子同等之位，容不得别人半点僭越。

    曹植因母亲为他说亲有点烦恼，且又身患风寒，没去聚宴。得知刘桢犯事入狱，十分痛惜、着急，当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又非常气愤哥哥有失情理。他急忙跑到五官府，见曹丕正与郭氏逗情，便直言对郭氏道：“请你先到外边去，我有话要与哥哥说。”

    郭氏慌忙施礼退避。

    曹丕问：“你来有何事？”

    曹植说：“刘桢犯事是因你而起，哥哥你不该让嫂嫂出面陪酒。再说，刘桢为我庶子，他这样受罚不等于曹家兄弟折损自己，难容人吗？”

    曹丕不以为然：“他刘公干算得了什么，竟如此恣意妄为，无视礼法，对你嫂嫂不恭不敬。”

    曹植说：“若哥哥你不让嫂嫂出面，他又何来的不敬呢？即有不端之处，你也不该如此对他，这样一来让人又怎么看你？”

    曹丕顿时语塞，稍思片刻，又以大哥的口吻说道：“看来子建是为哥好，我心领了。不过当时哥是喝高了点，为了助兴，才让你嫂嫂出面为哥捧捧场，可惜你没能参加，你若在场，也许这事就不会发生了。”

    其实，曹植心里明白，尊兄也是借刘桢犯事来煞自己这个平原侯的威风。这个哥哥，太让人琢磨不透啦！

    曹植又去找父亲为刘桢求情，让父亲网开一面，快快放出刘桢，并将刘桢对他那一番“春华秋实”的教诲讲了一遍。曹操为之一振，把“春华秋实”四字仔细咀嚼，连连叹曰：“呵，呵，春华秋实，真好辞也！”接着又略显气恼地说道：“都是子桓惹的事端，耍小伎俩，还自鸣得意。阿翁也是一时性起。”

    曹丕得知曹植去找父亲求情，以为是告了他的状，心里很是惶恐，不知父亲会怎样对他，由此更加忌恨曹植。得见父亲并未有任何异样，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刘桢坦然受罚，专心去做苦役，似乎并不悔恨自己在酒宴上的举动，能够一睹甄氏的芳容，此生足矣，大有拼死吃河豚之概。

    一日，曹操来到尚方视察，众官吏与苦役皆匍匐在地劳作，不敢仰视。唯见刘桢未跪，端坐在磨石旁照常劳作。曹操见他无动于衷、若无旁人的样子，面生愠色，问道：“你没有见我来到你眼前吗？你该不是蔑视本公吧？”

    刘桢放下锤和凿钉，正言道：“您的盛名天下皆知，刘桢身为苦役，何敢蔑视明公。我跟随您多年，当竭尽全力做事，事成您会感到高兴，事败您也会觉得羞辱，桢现出苦力，专研石料，我认为研石也是对您的敬忠，所以桢不敢辍手中活计。”

    曹操又问：“你磨的是什么石头？”

    刘桢答道：“此石出自荆山悬崖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和氏宝石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性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

    此言何意，曹操当然明白。这石头是从荆山悬崖峭壁顶端采下来的，它的外表布满了五色花纹，里面却有和氏璧的美质。几经琢磨不会增加它的明亮的光泽，雕刻也不会增加它的纹理。它的本质凛然坚贞，自然天成，非人工所能改变。分析它形成的原因，不过是因为它长年枉屈缠绕而得不到伸张的缘故。

    曹操听后，哈哈大笑。刘桢是在以石自况。他觉得自己是一块美玉，由于蒙受屈枉，却更显得皎然高洁，坚贞不屈。于是，曹操对主簿杨修及随从说道：“你们看，刘公干的见识就是卓尔不凡！这样的俊才，岂能让他久陷于这样的行列之中呢？”

    当天，曹操回去后即下令赦免了刘桢，仍让他担任平原侯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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