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魅力是在解构和重构传统知识论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所谓的重构也可以理解为超越，而要做到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首先就必须对传统知识论展开批判，正是在批判传统知识论的过程中，杜威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品格，以至于批判性成为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典型特征。由批判传统哲学开始，杜威开拓出了一种新的哲学视野：通过重建经验概念和经验方法，他使哲学能够超越传统知识论的前提，而在一种“前认识”或者“前反思”的生存论领域内探索重建的可能性。杜威提出的知识论体现了工具主义的色彩，它并没有消解哲学的意义，而是让哲学在现实生活中展开富有成效的思辨活动，让哲学建立在生活的土壤之中，成为对生活本身，对事实本身的探究活动。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杜威并没有让自己的哲学活动局限于纯思辨领域，相反，他将知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应用到改造哲学、道德、教育、民主等领域中去，解决现实问题，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为普通人谋幸福。
杜威是怎么说的，就是怎么做的。在其漫长的一生中，我们可以发现杜威不是一位关闭在书斋之内的职业哲学家，相反，他积极投身到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去。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杜威建议胡佛救济事业，可惜未能生效，杜威对当时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某些利益倾向深感失望，继而与自由主义者组织“独立政治行动同盟”（League for Independent Political Action），他被推选为首任主席。1929年股市崩溃经济动荡中，他与同盟诸人士酝酿成立第三党，呼吁社会与政治改造。在罗斯福“新政”中，杜威赞成罗斯福领导之进步党关于直接民选、创制权与妇女参政的政策，并为争取妇女参政权演讲，参加游行示威！在美国处于20世纪最为艰难的岁月里，他不仅是哲学家，“还是教育改革的先驱、政治党派的组织者、政治家的顾问'争取劳工、妇女权利、和平事业和民权斗争的战士。……杜威一生的事业足以证明，在改造社会方面，哲学可以发挥卓有成效的作用，而这一切正是他的首要任务和责任。”[360]作为一个有“反叛精神”的思想家，杜威敢于挑战传统和权威，对一切未经证实的事物和信仰表示质疑，并将这种挑战付诸于实践，这种勇气令人钦佩，他对哲学前途命运和人类前途命运赋予了强烈的关怀精神，这种哲学品格和境界更令人感动，其哲学思想和精神值得人们的研究和学习。
从古典实用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源于詹姆士哲学，在很多方面，两者的基本立场趋于一致，例如，二者都把认知视为一种在经验中发挥引导作用的行为，认知的价值是工具性的，都把真理看作是可证实的判断，意义是预期的经验等等。然而，在继承詹姆士哲学的时候，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又表现出自己的特色，例如，在经验问题上，杜威更多地强调经验的客观性和外在性，其知识论的主要倾向是生物学的，而不是心理学的。探究的理论所要阐明的主要问题是科学和常识，而不是宗教与形而上学的问题。相应地，对于证实问题来说，杜威更为重视社会的和公众的反应，而不是个体自我的心理特征，以上事例表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和詹姆士哲学有着明显的差别。
在我看来，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表现出的两个特征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第一、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是一种工具主义知识论，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视野。其基本特征是：知识是实用性的，它由作为工具的概念所构成，其目的是使有问题的、疑惑的情境得到缓解，情境主义成为该知识论的背景性事件，该知识论可作为一种工具和方法应用到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解决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杜威的知识论已不仅仅具有本体论意义了，它更具有一种工具性的价值意义，此时知识须立足于现实、依附于现实才能获得自身的价值，如此一来，以知识论为主的哲学就要重新改写，一旦哲学成为一种工具和方法，它就不再具有任何权威，它是偶然的、无中心的、无基础的。很显然，杜威的这一思路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正基于此，罗蒂将杜威的这一思路继续发扬光大。一方面，罗蒂继承了杜威反二元论、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表象主义倾向，倡导知识论行为主义和整体性的知识论；另一方面，罗蒂宣称取消传统知识论，将哲学变为一种解释学之类的东西，它是治疗性的、对话性的、反讽性的、游戏性的、随机性的、协同性的，它不再具有任何霸权和权威，而只是参与文化对话的一种话语，其功能在于使人幸福，发现真理，这样，哲学就转变为一种类似于文化批判的东西，对此，学者苏珊·哈克这样评论道：“罗蒂对杜威抛弃了知识论传统的做法不胜神往。但他的这种神往是勉强的，因为杜威注意‘知性的自然化’，注意科学的研究方法代替‘知识的旁观者理论’（Dewey，1929，pp.195，196）；而罗蒂却声称知识论不需要后继者主体（successor subject）并且也决不欢迎知识论向科学转变，而是期望未来的后哲学成为一种文化流派或文学批评的风格。”[361]从这不难发现，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萌芽，显然，这一点和现代哲学的发展方向是不谋而合的。
第二、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是一种从工具主义立场出发的行为主义知识论，该知识论渗透着自然主义的意蕴，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现代性的视野。其基本特征是：杜威立足于工具主义维度，将认知视为是一种“探究”的过程，探究的过程就是行为的过程，它在本质上是实验性的，该理论是在他自然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换言之，正因为工具主义包含于杜威知识论里，因而导致了其哲学上的自然主义。杜威相当推崇科学及其方法的重要性，他将科学方法模式引入到知识论的研究之中，使得哲学和科学结盟，对此，H.S.塞耶等人评价道：“在杜威看来，以传统方式理解的真理与知识的意义已经变得值得怀疑了，这是近代科学革命性发展的结果，是源于科学的技术与近代工业主义的社会巨变的结果。因而，近代实验科学的有效方法与程序自身就成了知识的可靠获取与批判前进的典范——实验探究的方法为一种新的知识观与真理观提供了新的模型，并且确实为之提供了特有的条件与经验辨明。”[362]因此，这种思路必然导致认知具有实验和行为的性质，知识已不再是确定性的、静止的知识，它变成了预言和控制自然之变化进程的实践性事件。由于知识论以科学中的实验方法（行为的方式）来建构，杜威的知识论被称为“实验性的认知理论”。很显然，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这一特征具有现代哲学的典型特征，即凸显出了自然主义的意蕴。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息息相关，自然科学已全方位地浸入到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面对时代的这一特征，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产物，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反思，不能忽视自然科学给人类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哲学应关注科学给人类带来的这场根本性变革，哲学重视科学的时代特征在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获得了展现，杜威将自然科学与知识论研究结合起来，具有了现代性的视野，其知识论就一直贯穿着自然主义方法，正是他的这一视角，才导致了行为主义知识论的产生。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这一倾向得到了哲学家奎因等人的关注和响应，在杜威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奎因建构起了自然主义认识论和行为主义语义学等理论，毋庸置疑，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这一特征值得人们的研究和重视。
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在推动哲学发展的同时，它自身也表现出很多问题和局限性，例如，杜威反对哲学专业化，主要依靠生物学和粗糖的逻辑来构建知识论，忽视符号逻辑和数学的基本特征，杜威几乎没有在意过逻辑和数学的精确化和系统化特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他的这一构建模式就被时代所淘汰，其哲学只能让位于以现代数学和物理学武装起来的，以论证精致、推理严格为特征的逻辑实证主义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构建方式的局限性，才导致了其哲学的衰落。另外，杜威将自然主义引入到知识论的研究之中，特别是引入到二元论的批判之中，这一视角使得其知识论具有客观相对主义的倾向，这是有价值的。然而，他的这一做法也并没有解决问题。的确，人类的认识是自然的表现，但是这种认识是作为整体的自然还是自然中吸引我们兴趣的那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杜威的论证悬而未决。此外，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注重未来，它是实验性的，具有向前看而非向后看的倾向，这样一来，杜威就难以依靠过去的和以往的事件来研究哲学。
上述事实表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在促进现代知识论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了诸多问题。的确，历史上任何一个哲学家、任何一个哲学体系似乎总是“有问题的”，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变化，这种“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有问题”，正是这些“问题”观念，才遭到人们的指责、批评，甚至是予以否定。实际上，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对哲学家及其思想的研究和解读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反映出当时历史和时代的特色，时过境迁，一切理论都会呈现出各自的“问题”。另一方面，对哲学家思想的解读和研究也是一个参与的过程，对话的过程，更是一个批判的过程，正是在这种对话与批判的过程中，哲学理论才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也正是在这种沟通中，哲学才得以发展，哲学是无止尽的，哲学的魅力也正在于此。今天我们重读杜威思想也是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杜威所主张的那些理论体系在现代视野里，似乎已经过时，但是，杜威所提出的问题则永远不会过时，正是在回答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上，新的哲学产生了。杜威重构知识论的思想仅仅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一朵浪花，其知识论也会被其他哲学家继续重构，哲学在不断的重构中，哲学走向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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