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主要继承者
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问世以来，获得了很多哲学家的认同和关注，他们继续推进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基本路线，从不同的角度促进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发展，扩大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影响，以下内容乃是本书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继承者之思想所作的简要介绍：
8.1.1 强调社会情境重要性的哲学家及其主要思想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到，杜威把认识发生的背景称为情境主义，这是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一大典型特征，在情境主义理论中，杜威尤为强调社会情境的重要性，他的这一思路在G.H.麦德，查理.W.莫里斯、西德尼·胡克、H.C.布朗等人那里得到了响应，这些人不约而同地继承杜威强调社会情境重要性的基本特征，着重从社会性方面来研究认识的产生与发展，当然，在他们的思想中，又各有千秋。
G.H.麦德是这些人中颇有特色的一位思想家。首先，麦德继承了杜威强调科学方法重要性的倾向。和杜威一样，麦德拒斥传统知识论在主客体之间作二元划分的思路，他主张，应把知识论问题同科学方法结合起来。在麦德那里，知识论问题主要是：首先，我们能够直接感知的世界与我们不可能感知的原子和亚原子世界之间的问题，这些知识论问题往往是科学家自身感兴趣的问题。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们所提出的预设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引起了哲学家们的思考，进入到哲学家研究的领域之中，成为知识论探究的问题，这些预设和方案包含着自然过程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特征，这种特征反映到知识论中，使得知识论探究已不是认识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自然的统一性整体性的问题，以及个人经验在自然中所处的地位等等。由于将科学方法介入到知识论中，那么知识论问题便是一个行动的问题，它是一个有关自然界的问题。在此，麦德认为知识论的内容是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整合性和统一性成为研究知识论的视角。另外，麦德还强调，知识论问题发端于人们所经验到的后果，然后返回到对该后果行之有效的世界。换言之，知识论问题的出发点乃是人们所经验到的事物的效果，其次才回溯到该事物的过程。
其次，在知识论研究中，麦德尤为强调认识产生和发展的情境，显然，这点是受到杜威的影响。麦德认为，认识存在于某种境况之中，认识中产生的意义和真理依赖于其中的境况，认识中的境况不是绝对的、固化的、静止的，而是相对的、变化的，在某一境况中已知是真的或者是已确定的事物，在另一境况中则有可能是假的或者是不确定的。秉承杜威在知识论研究中重视生物学的思路，麦德也强调认识境况中的生物学因素。他认为，有机体与其生存的境况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旦境况发生变化，那么对该事物的认识就应有所变化，进一步说，境况的变化会引起该事物的概念、命题、判断等等的改变。麦德对认知过程的境况做了细致的研究，他表示，当认知过程的境况出现不确定因素或者是疑难状况的时候，探究就开始了，麦德把认知的发生归于有问题的境况，这一点和杜威情境主义是一致的。但是，他比杜威走得更远，因为在麦德那里，认知的目的不仅仅是解决疑惑的问题境况，更主要是促使某种活动能够顺利开展。举例来说，人与世界的关系是通过一种行动或者一种活动方式体现出来，当不确定的、疑惑的境况出现后，这种行动或活动方式就会陷入到失衡的状况中去，此时人们追求知识的原因就在于对它能帮助人们重新恢复均衡的状况。麦德主张，在认知的探究中，首先应调查那种存在的问题事实，这些问题必须是大量的、确凿的，而不只限于少量的、已查明的事实。在探究中也许会有许多主观性的因素，例如不确定的假说、错误、幻觉等等，它们会影响认知的探究，但是，只要我们依据科学的方法，这些主观性的因素就有可能被消除。
最后和杜威相似，麦德强调认识境况的社会性方面。在他看来，社会性乃是认识的起源和本质，注重认识的社会性是麦德知识论的重要特征和显著特征，正是依据社会性这一概念，麦德提出了其知识论思想，社会性成为麦德知识论的基石。麦德的社会性理论源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社会性这一概念，但是在有关什么是社会性这一问题上，两者有所不同。麦德认为，社会性表现为一种行动的特征，他把社会性理解为一种行动，这种行动能够引起认识对象中同自己特征相似的某种活动。举例来说，当有机体被置于某种与它相对立的境况之中时，该有机体才能凸显出自己的特征，这也就是说，有机体首先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然后才是自我的存在。麦德认为，整个自然界都普遍存在着这种社会性的行动，它的范围不仅仅局限在人类和动物界，同时还扩大到地球和太阳的关系之中。他强调，我们认识中产生的概念也属于社会工具，认知探究中所利用的工具同样是社会的产物，探究的结果也是社会性的结果。在他看来，公共世界乃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它预先设定在私人世界之中。在经验中，个人立场来自于公共立场，而公共立场并不是建立在个人立场之上。所谓的假说、怀疑、错误甚至主观经验等等都是由社会性引起的，其原因在于我们生存和活动的世界是社会的世界，由于社会的世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才导致假说、错误等等的产生。以上表明，麦德受到杜威重视社会性这一倾向的影响，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知识观，其中，社会性乃是麦德知识论的核心。
除麦德以外，强调认识境况中社会性因素的人还有查理.w.莫里斯、H.C.布朗、西德尼·胡克等人。查理.W.莫里斯高度赞扬了杜威，他认为杜威的知识论不仅能够避免其他知识论所产生的严重错误，同时还是论述广义客观相对主义的最佳理论。西德尼·胡克更是继续推进杜威工具主义的基本路线，他强调工具的概念不仅具有目的性的能动性特征，还具有交易的特征，这也就是说，证明的逻辑和发现的逻辑是一致的，思想的工具与交换中的钱币的功能是相同的。胡克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社会性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写下了很多的论著。
8.1.2 强调广义情境论的哲学家及其主要思想
强调广义情境论的知识论同样衣钵于杜威情境主义路线，注重从生物情境、社会情境、历史情境等综合因素来研究知识论，其特征主要是：不局限于某个单一情境来论述认识，而是把认识置于一种广泛的情境之中加以研究，因此被称为广义情境论的知识论，其代表人物是：艾迪逊.W.穆尔，路易斯.E.汉恩、阿瑟.E.墨菲、J.鲁温伯格、斯特芬.C.佩普尔、A.F.本特雷等等，下面我们选取其中几个代表人物作简单介绍。
艾迪逊.W.穆尔继续发扬杜威强调连续性、情境主义以及真理观中的客观成分等特征，促进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发展。首先，认识表现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穆尔从认识中的逻辑因素和非逻辑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讨论连续性。在他看来，认识中的逻辑因素和非逻辑因素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这种联系就体现为一种连续性。两者虽然有所区别，但是从功能上说，它们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认识中的非逻辑因素正因为与逻辑因素相互联结，然后才导向了逻辑性。然而，认识中的非逻辑方面并没有退出认识的过程，相反，它们表现为感觉、语词、假说等等形式参与到认识过程中。在这一系列的连续过程中，认识始终都表现出一种行为、操作的过程。基于此，穆尔反对将认识中的逻辑因素和非逻辑因素相互对立的观点。
其次，基于认识中的逻辑因素和非逻辑因素之间的连续性，穆尔坚持认识与其对象的连续性和相关性，由此他反对旁观者式的知识论，因为那种旁观者式的认识图式是在孤独的、精神的、心理的状态下发生的，其结果只能忽视认识过程中的连续性和相关性的倾向。穆尔和杜威一样，都把认识视为一种探究活动，一种操作活动，在认识的过程中，认识的主体与客体不分离，它们是一种连续性的存在方式，科学材料不是仅被发现的感觉材料，它是操作的结果，认识对象也是在认识探究过程中发现的。
再次，穆尔坚持认识同其社会境况之间也体现出连续性的方式。认识从一开始就发生在社会境况之中，它不能离开社会境况而独立存在。当然，认识主体中也具有社会的内涵，而认识中的工具一概念、思想、假说以及认识的材料等等，都来自于社会，并受到社会的制约。穆尔主张从实用主义角度讨论意识，他认为，实用主义者都坚持意识的社会来源和社会功用，意识产生于社会境况之中，而且也不断地发展于社会境况之中，意识是社会境况的一种功用。在此，穆尔宣称，如果没有意识到认识中的社会性，那么就会陷入到唯我论的状态。他指出，那些批评实用主义的人是因为没有看到实用主义者强调认识的社会性方面，所以才导致将实用主义看作是一种唯我论。
最后，穆尔继承杜威真理观的基本论点，把真理看作是效用和工具。他指出，认识过程中的社会境况和自然境况是一种连续性的存在，真理就形成于这种连续性之中。在这种连续性里，真理是将不符合人意的境况转化成符合人意的境况的结果。与杜威所不同的是，穆尔在其真理观里尽量保留了传统的真理观内容，真观念不仅仅体现为效用和工具，而且还是以效用和工具的方式来产生效用和工具的观念。举例来说，如果拔出一颗牙齿带来了某种满足，那么这颗牙齿引起疼痛的观念就不是真观念，只有当拔掉了那棵牙齿后，并止住了疼痛，那么，该观念才是真的。穆尔的真理观意味着，观念的真理性在于该观念的结果始于该观念之中，它不必与真实命题的结果完全一致。以此为基础，穆尔认为追求真理的目的在于消除认识中的模糊不清的地方，以及阻碍认识向前发展的障碍，而不仅仅为了满足某种需要。
除穆尔以外，阿瑟.E.墨菲在杜威的知识论里找到了客观相对主义的根源，他认为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相对主义将客观性和相对性统一起来，消除了传统知识论中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冲突。我们知道，杜威在其知识论里强调了客观性的成分，他认为，知觉中所包含的相对事件实际上是自然界和外在世界的客观事实，有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在自然条件下实现的，我们所经验到的事物也是自然中存在的事物，对于杜威的这些理论，墨菲表示了认同。然而他指出，需要净化杜威情境主义中的客观相对主义，所谓的净化就是要把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客观相对主义与杜威所强调的后果的理论区分开来。同样的，斯特芬.C.佩普尔也大力宣扬杜威的情境主义理论。他强调，认识与伦理选择、审美评价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认识与广义的境况相互联系，认识所指向的实在，是鲜活的历史事件，这些实在都具有各自开放的特征。佩普尔宣称，真理是工具式结构的产物，他承认或许存在着完全确定的事实，但他又否认这些有可能存在着的确定事实能够证实认识。在经验论问题上，佩普尔和杜威一样，也是个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主张要依据经验的证据对范畴加以检验。J.鲁温伯格遵循杜威情境主义路线，他认为，知识论中所使用的感觉材料不能视为认识的真正起点，因为这些感觉材料不是“前分析的”，它们只是“后分析的”材料，换言之，这些材料不是在分析开始时就存在的，而只是在分析结束的时候发现的。路易斯.E.汉恩则依据杜威的情境主义理论，创立了有关知觉的一系列学说，他反对把知觉建立在感觉材料基础上的观点。汉恩认为，知觉具有实践的基础和审美的基础，而基本的实在则是那种具有特定模式的事件和认识标准操作的客体。A.F.本特雷对杜威的情境主义作了大量的研究，他和杜威一致，强调了认识的行为主义和生物学上的相互作用。
总体而言，以上这些人都秉承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基本精神，为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8.2 实用主义的兴盛、衰落与新实用主义的崛起
8.2.1 实用主义的兴盛与衰落
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发展史来看，实用主义哲学开始于皮尔士，詹姆士使实用主义达到了成熟，而杜威则将实用主义推致到顶峰，他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实用主义思想，将实用主义应用到了众多的领域，推广到了全社会。例如，杜威将实用主义应用到了教育、道德、政治、艺术等领域之中，使得实用主义在美国各领域中获得了较高的声誉，以致于实用主义成了美国文化的代名词，杜威对实用主义的这一切成就可谓是功不可没。
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极大成者，杜威秉承皮尔士、詹姆士实用主义的基本论点，同时又对二人的实用主义理论作了种种补充和完善，由此构建起了实用主义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将实用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杜威在把实用主义推向顶峰的时候，他也为古典实用主义的发展划上了句号。
从19世纪末到上个世纪30年代，实用主义辉煌了30年，在这30年里，尽管实用主义没有占据美国主要的哲学舞台，因为就算在实用主义兴盛之日，旧式的唯心主义与新式的自然主义仍然控制着美国主要大学哲学系。但是，实用主义仍然是那一阶段中充满活力、具有美国特色、受人关注的哲学派别。杜威去世后，虽然实用主义的基本立场仍被保存，但分析哲学运动已取代它而成为美国主流哲学，实用主义走向了萧条和衰落。实际上，此现象在杜威晚年时便已开始出现。杜威之后实用主义走向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实用主义的衰落与其自身哲学特点密切相连。因为实用主义强烈反对哲学专业化，他们认为，哲学专业化的结果会使得哲学远离现实的社会生活，产生异化，于是“反对将哲学的反思本身作为哲学的对象，反对将逻辑提升到生活之上，反对将形式的探讨与内容分开。”[354]很显然，实用主义的这一倾向与当时美国哲学的主流是有些格格不入的。而二战后的一个时期正是哲学的专业化时期，在这一时期，哲学并没有表现出像前一阶段那样，即哲学与神学等其它社会科学结盟。相反，而是与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紧密联系，精确化和系统化成为哲学追求的一大倾向。如此一来，实用主义就很难融入到哲学主流中，很难进入到主流的学术界中。另外，杜威去世后，实用主义接班人也寥寥无几，很难担当实用主义继续发展的重任。詹姆士的学生培里对实用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热衷于“新实在论”的主张，成为了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胡克是杜威的学生，但他的兴趣又主要不在实用主义理论，而是运用实用主义理论去探讨社会哲学，探讨马克思主义，以上这些方面不利于实用主义的发展，所以导致实用主义日益走向衰落了。
第二、实用主义的衰落与时代的科学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实用主义哲学建立在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之上，它诠释问题往往以达尔文生物学、心理学等经验自然科学为据，并采取宏观视界探讨哲学问题，而对现代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相对重视不够！与此同时，二战后，一些欧洲的科学家，如卡尔纳普、塔斯基等人，他们纷纷移居美国，这些哲学家们往往从物理学、数学背景来阐释问题，注重符号逻辑、语言结构的分析，在这种方式影响之下，严格、精确的特点开始成为哲学的精神。很快地，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便牢牢地控制了美国各主要大学的哲学系，影响到了新的一代年轻人。相反，实用主义哲学在他们的眼里便成了模糊的、头脑不清的哲学。再加上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们关心的主要不是理论系统构造的精深问题，而是现实的实际问题，他们哲学的目的在于应用独特理智去解决社会问题，改造世界，这种范式和当时的美国哲学主流区别很大。在上述所言的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实用主义便走向衰落了。
8.2.2 新实用主义的崛起
实用主义衰落后，并没有销声匿迹，它一直顽强地存在着。近些年来，实用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一定的复兴，人们称之为新实用主义运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以罗蒂、奎因、普特南等人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开始登上了哲学舞台，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这种复兴并不是说新实用主义像皮尔士到杜威那个阶段那么昌盛，更不能说它支配了美国哲学界，但它已经不是像逻辑实证主义占有绝对优势时那样沉寂或者成为否定性的东西。新实用主义复兴的过程主要是，新实用主义哲学家们都不同程度地放弃了分析哲学而归入到实用主义门下，其中，尽管一些美国哲学家们不是很乐意接受人们以实用主义称呼其哲学，在他们那里，他们更情愿把自己称为其他的主义。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实用主义的复兴并不仅仅局限于哲学界，在文学批判、政治学以及神学等领域，也出现了复活实用主义的思潮。除哲学以外其它领域的代表人物有：F.兰特瑞恰、W.沙利文、D.沙林、S.菲什、S.沃林、M.沃尔兹、B.巴伯以及J.斯托特等一批思想家。
新实用主义崛起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实用主义思想家J.E.史密斯（John.E.Srnth）说了三点：第一、行动的性质以及它与思维和认知的关系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政治理论家们和社会科学家们在政策的决策以及社会工程方案的选择方面注重于行动；生物医学伦理学、生态学等等也注重行动的性质，而知识、信念和行动的关系历来是所有实用主义者所关注的焦点。第二、在对现代科技文化的众多批判中，自然科学和人文价值的关系受到人们格外的重视。而这个问题不论是詹姆士还是杜威都曾有过大量的论述。他们（特别是杜威）已经预言，科学世界观改变人们传统的道德、宗教观念和价值但并没有清楚地告诉人们应以什么样的价值来取代它们。第三、实用主义对于经验的改造，使它和当代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密切相关，从而获得一种现代感。”[355]罗蒂的学生C.维斯特对实用主义复兴的原因这样描述道：“传统哲学的形象受到广泛的怀疑。人们不再将它看作是一种先验的探究模式，一种为大写的真、善、美提供基础的理性法官。第二，哲学的先验概念受到怀疑，这导致人们热衷于探究知识与权力，认识与控制、话语与政治之间关系。第三，对于权力（power）的关注使人道主义的研究返回到人类历史的最初要素，这就是在各个领域中表现出来的人类力量。维斯特认为，这些基本的条件为实用主义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因此，实用主义对以知识论为中心的哲学的否定，对人类权力的强调以及根据宗教或伦理理念来改在社会等级希U度的做法在一个后现代社会中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356]另一位新实用主义者伯恩斯坦则这样认为：“怎么说明实用主义复兴的原因？为什么一在这个时刻一会存在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丰富内容，令实用主义传统得以复原并获得新的激励力量？……这些问题的部分答案与新近的现代/后现代之争有关。”"对于实用主义复兴，不论是哪种解释，这一现象只能说明实用主义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正在影响着当今美国哲学界。对此，学者陈亚军这样评论道：“实用主义的声音在美国的各个学术领域乃至思想领域正在成为强势的声音，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美国各人文学科正在成普遍的思维方式。这是实用主义复活的真正标志，因为只有当实用主义走出了哲学家的象牙之塔，真正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时，传统实用主义的理想才能说真正得到了实现，实用主义的复活才真正成为现实。”[357]
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崛起是在分析哲学的土壤中发生的，这些新实用主义者中大多数人具有分析哲学训练的背景。罗蒂是新实用主义思潮中的主要力量，被视为是新实用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其著作《哲学与自然之镜》被人们称为是新实用主义的经典之作。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普特南，罗蒂把普特南称为“最重要的当代实用主义者”，普特南在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乃至数理逻辑方面都作过重要的贡献。理查德·伯恩斯坦也是新实用主义运动中受人关注的人物，虽然他致力于论述实用主义理论，但主要把精力投入到关注社会政台层面的实用主义分析。最后一个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考耐尔·维斯特（Cornel West），他是罗蒂的学生，其哲学特点是把实用主义精神具体化，他主张实用主义学说的政治伦理意义。
除上述新实用主义人物之外，还有奎因、戴维森等人与新实用主义思潮密切相连。虽然奎因拒绝使用实用主义这个名称，并在很多方面与实用主义格格不入，而且其哲学也没有摆脱过分析哲学的语言。但是，奎因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很大，例如，在前面本书中所论及到的，他受皮尔士、杜威的影响很大，因此，可以说他为实用主义的复兴创造了条件。相应地，戴维森也被视为是新实用主义的另一同盟者，他主要从分析哲学的角度来阐述实用主义主张。罗蒂高度评价了戴维森，他说：“我把戴维森看作是当代分析哲学家中整体论派与实用主义派的最高发展。”[358]
从历史阶段上说，新实用主义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的罗蒂、普特南、奎因、戴维森致力于修正分析哲学，他们借用实用主义哲学来修正分析哲学，可以说这一阶段是对分析哲学的补充，所论述的议题也主要是在哲学领域内展开，内容涉及到语言的意义、指称、合理性、真理、实在论等分析哲学所关心的问题。第二个时期是罗蒂从分析哲学转向实用主义，进而关注社会文化批评这一时期，与此同时，普特南也将哲学与日常生活相联系，他关注伦理、政治议题。实用主义的复兴不只是在哲学领域，同时还蔓延到其它的学术领域或思想领域中，新实用主义思潮在美国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
8.2.3 总结：新实用主义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继承与发展
总体而言，在新实用主义复兴古典实用主义的这股思潮中，作为美国古典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获得了他们的关注，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奎因、普特南、塞拉斯、戴维森、伯恩斯坦等人皆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吸取养分，来构建自己的哲学思想。通过新实用主义对美国古典实用主义的关注与重视这个视域，杜威哲学重新登上了美国哲学的舞台，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复兴的杜威实用主义主要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相结合的哲学方向，这其中，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对分析哲学的影响是这场实用主义复兴思潮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其对分析哲学主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奎因、古德曼、塞拉斯、戴维森、普特南等人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某些观点与分析哲学相结合，使得其分析哲学呈现出了实用主义化的倾向；而罗蒂、伯恩斯坦等人则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某些观点与欧洲大陆某些哲学流派（主要是后现代主义）结合到一起，使得其实用主义呈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倾向。进一步说，在新实用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中，所形成的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化研究方向（奎因、塞拉斯、古德曼、戴维森、普特南等人）和实用主义后现代化研究方向（罗蒂、伯恩斯坦、哈贝马斯等人）都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方面，在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与欧洲大陆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面，罗蒂、伯恩斯坦等人成为这一方向的主要代表。罗蒂宣称应建立一种知识论行为主义和整体性的知识论。他提倡的这种新知识论建立在反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基础之上，主张行动先于认识，实践先于理论，一旦取消传统知识论，那么哲学就要重新改写了，哲学成为一种后哲学，这种后哲学是一种无基础的、无本质的、无中）的多元的文化。当然，一旦系统哲学被抛弃后，新的哲学就接近于解释学的东西，它是治疗性的、对话性的、反讽性的、游戏性的、随机性的、协同性的，它不再具有任何霸权和权威，而只是参与文化对话的一种话语，它的功能在于使人幸福，发现真理，如此一来，哲学改造就实现了，哲学转变为一种类似于文化批判的东西。
罗蒂所倡导的后哲学是在对传统知识论问题的分析解构中完成的，正是从知识论问题出发，罗蒂一步步地建构起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可以说知识论问题的探讨是罗蒂哲学的出发点和根本问题。罗蒂在构建其理论框架的时候，深深受到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影响，从本书我们对罗蒂知识论所作的大致介绍中，不难发现，罗蒂对哲学的改造和杜威对哲学的改造是一脉相传的，在很多时候他乐于以杜威的某些理论作为自己的哲学原点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杜威是我最为敬仰的哲学家，也是我最愿意成为其弟子的哲学家。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它是一位花了60年时间试图使我们摆脱柏拉图和康德束缚的哲学家。”[359]不仅如此，罗蒂所提倡的知识论行为主义、整体性的知识论以及种族中；论思想等等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基本主张趋于一致，正是基于这点，他把杜威称为英雄，称自己为“杜威主义者”。进一步说，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所强调的行为、效果、社会性等观念影响到了罗蒂。在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思想的启发下，罗蒂提出了自己的知识论主张，其哲学中所包含着的浓郁的批判精神以及实用主义色彩正是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所倡导的。虽然罗蒂衣钵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基本路线，但其哲学似乎比杜威走得更远，杜威仅仅通过改造知识论来达到改造哲学的目的，杜威并没有否定传统知识论，而罗蒂则主张取消传统知识论，将哲学导向后哲学形式。如果说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所表现出的相对主义是一种温和相对主义，那么，罗蒂则是一种极端相对主义。当然，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思想并非杜威思想的翻版，因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学术思想必然使得二者有所不同，对此，我们应该加以区分。
另一方面，在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某些观点与分析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面，奎因、普特南、戴维森等人成为这一方向的主要代表。本书在前面论述到，除罗蒂深受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影响之外，奎因、普特南等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影响。其中，奎因哲学中杜威的影子较多，奎因所倡导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和行为主义语义学等理论的形成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有着密切的关连。具体而言，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所包含的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倾向对奎因影响很大，藉此，他将杜威知识论中的自然主义、实用主义或者工具主义、社会实践性、不确定性等观点运用到其认识论的众多方面，形成了自然主义认识论，其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语言学习理论、翻译的不确定性思想等等都体现了杜威知识观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深化和发展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显然，这和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是一脉相传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奎因在继承和发展杜威思想的同时，其自然主义和杜威的自然主义也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从对待科学的态度来说，那就是奎因自然主义的程度也许要比杜威自然主义深得多，例如，在其自然主义认识论思想中，认识论已经被自然化了，此时知识论包含于科学中，哲学也同化于科学之中了。而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则不是这样的，虽然他重视科学，尽管其自然主义内涵着很多科学的因素，但是他是从工具主义的角度上来重视科学的，即将科学作为一种工具来证明自己学说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正是基于杜威从工具主义的维度来理解科学，因而使得其与奎因的自然主义有了很大的不同。换言之，正因为杜威从工具主义维度上来对待科学，因而使得科学并没有取代知识论的哲学优先地位，它依然从属于知识论哲学，哲学的地位依然是第一位的。而奎因自然主义对科学的重视则是到了崇拜的程度，也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科学主义了，上述所言乃是二者的差异之处。
同样的，这一方向的另一代表人物普特南的哲学中也包含着杜威的很多影子。杜威不仅在批判和拒斥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方面对普特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真理观方面也对普特南的影响很大。普特南后期在真理观问题上所提出的真理概念指的是一种“理想化的合理的可接受性”，即合理的可接受性的一种理想化，这一理念是从经验的层面上说的，其中蕴含着工具主义和社会实践性的烙印，区别于传统真理观中的先验真理，与杜威的“有保证的可断定性”有着一定的共同之处，也是对杜威工具主义真理观的一种发展和继承。不过，尽管普特南继承了杜威反二元论的批判精神，但同时对杜威的功能主义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和补充。在杜威那里，由于应用科学及其方法来建构知识论，虽然他是从工具主义立场来探讨科学及其方法，但是也表现出对科学及其方法的推崇，在这种思路下，杜威会将科学及其方法演化为一种权威性的象征，普特南关注到了这一现象，在他看来，不能完全把实用性视为合理性构想的根据。为此，他对杜威的这一思想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综上所述，在反二元论、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方面，上述所言的这些新实用主义者们继承了杜威的批判精神，无论是罗蒂，还是奎因、普特南、戴维森等人，都以杜威为楷模，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批判了形形色色的二元论、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在坚持实用主义、工具主义、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理论中，新实用主义者们继续推进杜威的路线，把认识看作是一个自然统一的关系性存在的过程，并从工具主义以践性方面知识论。在对重学方的思上，这些新实用主义者们也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肯定。在真理观上，他们都对杜威工具主义真理观建立的运思前提——对传统二元论的否定与批判表示了赞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罗蒂和奎因身上。由此出发，他们与杜威所做的工作相似，从经验的层面来认识真理，反对超验或者先验的真理观，以及真理符合理论，而后或多或少地将杜威的工具主义运用于自己的真理观上，无论是罗蒂的“种族中心论”、普特南的“理想化的合理的可接受性”，还是奎因的证据理论，都包含着工具主义的成分，都和杜威所提出的“有保证的可断定性”有着一定的渊源。从以上意义上说，他们的真理观乃是对杜威工具主义真理观的继承与发展。
总体而言，这些新实用主义者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关注与研究，并不是放弃自己原有的思想与立场，而是立足于其各自的思想（例如后现代主义、分析哲学立场等）来实现与杜威思想的有机结合，将杜威某些思想吸取到自己的思想中。当然，在继承和推进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同时，新实用主义者们分别从各自的角度修正和补充了杜威的知识论，促进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在现时代的发展和创新，使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在现时代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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