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这一分析似乎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其后的岁月，在西方乃至世界，几乎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不管你是否喜欢资本主义，可你必须得接受它；不管目前和未来还有多少思潮在碰撞、在挑战现实，可最终还是无法逾越自由民主的制度架构；也就是说，你可以批判它，却无法取代它。齐泽克是这样描述的：“正如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极具洞察力地论及的那样，再也没有人严肃认真地考虑可能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了，就好像即使在全球性生态灾难的境况下，自由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注定存在下去的‘实在’。”[5]乐观也罢，悲观也罢，资本主义不可超越，这就是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哪怕是左翼思想界也无法摆脱的一种普遍情绪。
但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当代中国，迅速而持续地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历史格局，使得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具有了历史讽刺意义。似乎是为此佐证，一个认识福山的西方人，在临近2007年岁末之际，对这位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进行了“揭老底”：“我在1992年结识福山时，他正在为新书《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做宣传。他不厌其烦地向所有人解释，马克思主义与市场之间的重大冲突已不复存在，西方自由民主似乎正逐渐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模式’。这句话真是充满诱惑且给人以希望，似乎进化过程即将达到快乐的终点。我很想知道他会怎样解释2007年临近尾声时的形势。俄罗斯和中国显然发展得很好，但它们并未遵循西方自由民主的范例，倒是满怀厌恶地对这个范例提出了挑战。对全世界的许多人来说，民主的愿望不像安全和繁荣那样迫切。今年年末，这两个大国比柏林墙倒塌后的任何时刻都更满怀信心。有趣的是，就在他们抱定目标意识和蔑视态度的同时，西方却对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民主的发展充满了怀疑。——《国际先驱论坛报》最近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对世界和平构成了威胁，美国的强盛程度已经比不上布什政府刚刚就任之时。”[6]这并不是个别人的偏激情绪，而是近年来开始在西方主流思想界弥漫的一种颇为复杂的感情。从根本上说，他们希望“历史的终结”成为现实，希望西方政治价值及其制度不可动摇，希望来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挑战永远成为历史。可现实和理智又告诉他们，世界远远没有到达其所希望的那样一个终点，世界向何处去，现在看来至少还是不确定的——历史并没有终结。
十分有趣的是，福山本人似乎也否定了自己做“历史的终结”预言时所使用的方法，即忽视重大历史事件去谈论历史的过程。他最近主编了一部新书《出乎意料》，书中收录了各学科未来学家和政策分析师的作品。福山在序言中指出：“预测并处理我们曾经认为的低概率事件，显然已成了全球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决策者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该书指出，专注于那些真正算得上“战略意外事件”的未知事件，这是一项重大挑战。其中“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美国霸权地位结束：人们将许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则被列为七大“战略意外事件”之一。[7]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模式”的一统天下已经不复存在。
实际上，在1997年，即将步入21世纪的中国，就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世界宣告，“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8]并通过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更高地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2007年，处于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的中国，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深刻总结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9]这不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是扎根于实践沃土的鲜活经验，它生动地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实现这一伟业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而“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10]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这实际上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已经为近半个世纪以来扑朔迷离的意识形态之争，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主义仍然是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的主导力量；理论及共同理想所激发出的政治热情、参与共同体生活的积极性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有效方式；历史并没有终结，社会主义仍然是当代人类发展的共同追求。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国内外都存在着大量的误读，要害就是将其等同于“非马列主义化”“非社会主义化”，甚至视其为资本主义化的代名词。最新的一个例证是，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刚踏进2008年，执掌印度西孟加拉邦政权的印共（马），在庆祝建党42周年之际，“正式改信资本主义”。而该党领导人巴塔查尔吉居然做了如下解释：“我们意识到，没有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从中国和越南的工业化政策所取得的成功中得到启发。”[11]在西方主流思想界，毫无例外地把当代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统统归功于“资本主义化”，而且他们确信通过他们的“柔性政策”（即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经济合作）可以有效地加速这一进程。而当他们确信中国已经在经济上与其接轨以后，便越来越把“资本主义化中国”的眼光瞄准了政治领域。美国卡耐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在《我们必须更具进攻性》的标题下，反复声称：“从美国的角度看，合作的目的始终是：与中国合作是为了改变这个国家。中国人也完全明白这一点。这是自由世界观：我们与中国人做的生意越多，他们就越会变得与我们一样。我认为应该更多地考虑在这种经济战略中所缺乏的东西：支持不同政见者致力于中国的政治开放。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存在一种信念，即只要经济合作就会带来变革——通过法治国家原则和通过形成一个以后将要求得到政治权利的中产阶级等等。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这也许不起作用。”[12]西方反华势力一直试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其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捆绑在一起，从社会存在和社会认同两方面颠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
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追求，为此，必须充分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创新性、道路上的开拓性、制度上的合理性，牢固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转化为巨大的实践力量，就在于它能够掌握群众、能够说服人，而理论说服人的奥秘就在于其能够不断把握时代脉动而特有的前瞻性，因而创新决定了一个理论及以之武装的党的命运。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过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中国共产党最为重大的理论创新就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命题，最为重大的理论成果就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是进一步用党的十八大精神统一认识、凝聚人心、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的关键。
过去一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九十多年革命建设改革的“三件大事”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则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深刻领会并加以阐发的。
首先需要弄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从什么意义上概括的。毫无疑问，不能从淡化推翻旧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就、淡化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探索的价值上去理解[13]，而要把“九十多年”作为一个整体，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任务及其实践方式的内在联系上去把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14]包含两大主题的历史任务指向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从实践上看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阶段，从理论上说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和实践则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
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九十多年”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其理论意义在于：一是强调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一致；二是强调革命和建设、推翻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内在一致；三是强调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一致。强调内在一致性，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了极其艰难的长期探索，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依据，的确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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