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先进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可能采取割断历史、片面否定的极端形式，其理论形态不能取“片面的深刻性”，而只能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统一，其基本形式只能是“结合”。把“结合”与创新对立起来，以为“结合”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方式，提出“从‘结合’到创新”一类的所谓转变，这是片面的。中共十七大报告非常鲜明地提出，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创新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结合”的历史，包括“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等十大结合，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结合的实质，就是不搞“片面的深刻性”，而是不断寻找矛盾的平衡点，通过充分发掘对立面积极性促成矛盾的良性转化，即把中国的特殊性提升到世界历史的高度加以定位，同时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因此，它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创新形态和实际运用。
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索新世界观的过程中，在其思想还没有与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完全结合时，为了论战的需要，也曾不得已过分强调某一理论观点。为此，恩格斯晚年特别强调理论探索和理论实践的区分，一个指导实践的党，不允许在理论上有任何片面性。他指出：“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15]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就不仅是知识上的创新，更是适应实践创新需要的观念创新，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这个“结合”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学问大得很。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的高度和眼界，而中国实际则是中国现实历史的具体阶段，由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进程，因而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要结合就要寻找“结合点”。“结合”是一个双向性的“发现”过程，即不断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国性因素和不断发现中国现实历史中的世界性因素。没有真正的解放思想，就没有这样宽阔而精深的眼界；没有真正的实践创新，就不可能在看似无路的地方走出一条新路。正是通过“结合点”把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统一起来，才使一度严重落伍的中国得以重新进入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大踏步迈向实现其伟大复兴的雄伟历程。
就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而言，可以说其中有“四大发现”：第一，发现中国工人阶级，它是中国具体历史阶段的世界性因素，既有各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特点，又有中国特有的性质和组成。第二，发现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它是两大革命类型转换的结合点，虽然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等仍属于民主革命范畴，但革命的领导力量已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这就决定了它属于新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前途是社会主义。第三，发现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它既体现了现代历史条件下城市的中心地位，又体现了中国具体历史发展的水平。第四，发现了确保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它既反映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要求，也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的特殊要求。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内的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创新，不仅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理论创新的集体智慧，而且在实践上创造了革命和建设的奇迹，即通过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缔造了新中国，改天换地，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从而孕育和体现了中国历史具体发展在各个必经阶段上所要求的革命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继毛泽东以后，邓小平面对的历史任务不但是结束“文革”，拨正中国社会主义航船的航向，而且要面对正在逐渐显露出来的新的时代特征，这就是后来邓小平概括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在“冷战”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中心的机遇期，抓紧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增强综合国力，正在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也成为与不同社会制度竞争的重点。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并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的新挑战，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征的“新时期”。邓小平理论明确回答的时代新课题有：应对我国新时期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解决党的思想路线和精神状态问题，在“拨乱反正”中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前提的角度，解决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在这个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认识和找到了解决中国现阶段基本矛盾的根本方法，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总结了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提出“改革开放”的理论，进行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解决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及其制度的实现形式问题；认识和遵循现代经济规律，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解决中国现阶段经济健康发展和持久活力问题；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包含在邓小平理论中的重大思想，都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所继承和运用，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建立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上，这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共产党从领导革命向领导经济建设的角色转换来说，如何在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而向全社会开放的同时，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以保持自身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不变，就是一个使许多国家共产党迈不过去的难题。如原苏东地区的一些共产党，当其为了扩大自身的群众基础时，就不得不有意无意地改变其工人阶级性质，并在最后不是走向自我灭亡，就是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而当其中有些党努力坚持自身的工人阶级政党性质时，却往往因窄化了自身的群众基础而被边缘化，从而丧失自身存在的历史活力。问题在于，虽然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没有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但从以战争、革命为主题向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征的变化，表明出现了新的历史条件；虽然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没有变，但作为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政党和作为长期执政、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政党，其历史地位显然有所改变。看不到“发展”，难免封闭僵化；做不到“坚持”，则必然蜕化变质。也就是说，党的阶级性质不能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丢，但党的阶级基础必须巩固，群众基础也必须扩大，必须以党的理论创新来引领党的自身建设。
造成人们非此即彼片面性的思想障碍在于：坚持阶级性的党必然不能向全社会开放，故而必然封闭孤立；坚持其指导思想的党必然不能在思想上与时俱进，故而难免僵化教条。实际上这个二中择一并不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于：可以在坚持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可以在面向全体人民的同时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可以在坚持其指导思想、共同理想的同时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可以在广泛吸纳各种思想资源和文化成果的同时坚持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党性立场。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依据是，在存在着阶级划分的世界，也存在着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共产党人的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只有先进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广大人民，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在今天依然是人民性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有两大贡献：一是党对于“工人阶级”的把握不是拘泥于其产业特征（如“机器大工业”一类）和职业身份（如“蓝领工人”一类），而是注重其“社会特征”（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资产阶级社会以及阶级社会解体的内在根据）及历史使命（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阶级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因而着重从历史的先进性上把握其阶级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际上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工人阶级阶级性的一种新概括，同样，科学发展观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对于“发展”这一时代问题的科学回应，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的集中体现。它们都是阶级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重大理论成果。二是在坚持统一的指导思想的同时，推动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保持党在思想上的先进性，坚持“重在思想建党”。一脉相承的是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同时要依据国情的变化、时代特征的变化不断地回答重大实践问题，创新和发展理论，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相结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这一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使得我们能够有效地排斥各种干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但是需要指出，封闭僵化的老路在这里不是对历史的评价（不是针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探索），而是针对现实的选择，相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当时代主题已经转变，时代特征已经变化，改革开放成为唯一的出路，否定这一选择企图走回头路，就是封闭僵化的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封闭僵化的路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回头路”，其实质是思想落后于现实。邓小平指出：“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16]
不容否认，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封闭的，但这种封闭不是思想上的僵化封闭，而是客观环境的封闭，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政策。社会主义中国是爱好和平的，但帝国主义却往往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正如列宁在回答美国记者卡尔·维干德时指出：实行和平“我们这方面没有任何障碍。美国的（还有其他各国的）资本家奉行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17]社会主义中国是希望与西方平等交往的，但西方总是处心积虑地要搞掉中国，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因此，不要以为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能实行。不但社会主义国家要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处，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愿望，资本主义世界也起码要有“侵略”和“封锁”搞不垮中国、只有“在接触中遏制”才可能奏效的想法，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机才算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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