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就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特定时代的要求，解决了时代提出的历史性课题。因此，时代问题是个关键，它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依据。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8]我们今天之所以仍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根本上说就因为“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19]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说到底也就是因为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在世时相比，历史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时代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必须与时俱进，跟上潮流，否则将会因落伍而被淡出历史。马克思主义变革所依赖而又所展示的那个时代，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人类解放”的时代，其现实针对性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完成的“政治解放”。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革命也讲人的解放，也进行社会变革，也解放生产力，但它只实行了“两大分离”：一是国家和经济活动分离，即经济活动的主体向私人转移，经济活动完全由私人、市民社会来承担，而国家只作为经济活动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充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员，不再直接参与经营，所以叫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二是国家和宗教信仰分离，即把宗教信仰变成了纯粹的私人事务，国家不再奉行任何特定的宗教为国教，所以国家在信仰问题上就能够比较宽容，做到平等地对待具有不同信仰的国民。这就基本实现了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即程序的、形式的平等。这确实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进步，也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是资产阶级解放最大的局限性就是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实质的平等，它仍然以经济（金钱）等级取代传统的政治等级，广大的工人农民并没有真正解放，市民社会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这说明，资产阶级所能实现的解放只是“政治（国家）”解放，而不是“人类”解放。
然而，马克思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从理想出发，首先设定一个价值目标，站在现存社会之外去批判和否定现存社会，而是立足于对现存社会的解剖，弄清其生长的内在机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剖析的原则有二：一是着眼于“必然性”而不是以往的批判者们所热衷的“偶然性”，确立内在否定的原则，就是说，关注资本主义必然形成的那些因素的历史界限，一旦超出这一界限，“肯定”就转化为“否定”，正是这一原则导致马克思发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0]同样，“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21]；二是着眼于“生活的逻辑”而不是哲学家们所迷恋的“概念自身的逻辑”，确立实践优先的原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痼疾的“症候”入手揭示其现实矛盾，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正是这一原则导致马克思发现，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政治形式，消灭贫困化和消除异化是未来社会的基本走向。因此，“人的解放”并不是一个“应然”，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可以说，对于工人阶级历史作用的科学阐发，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世界观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现代无产者的分析，既有经验基础，又不驻足于现象，而是一种历史辩证法的透视。从经验事实看，最具有意义的事实有三：一是工人阶级是随着大工业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张而形成发展的，是体现新生产力的新生阶级；二是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阶级，这意味着它可能形成阶级意识，摆脱对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依附，由自在阶级成为自为阶级；三是工人阶级经历了异化劳动的严酷磨炼，不仅是灾难深重的社会群体，也是坚忍不拔、纪律严明的可组织社会力量。鉴于以上事实，可以断言现代无产者是一个有前途、有作为的阶级。然而，马克思还从无产阶级身上看到了社会的未来走向，揭示了无产阶级存在本身的“隐喻”（或“秘密”）。因此，他针对鲍威尔等关于无产阶级从其“现状”看是毫无创造性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群氓”的指责时强调指出：“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22]马克思后来在对工人阶级进一步的科学认识中，从中主要阐发了现代社会的两大趋势：其一，私有制社会解体和阶级消亡的趋势。在马克思看来，大量与生产资料失去直接联系、只能通过“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的无产者存在这一事实表明，无产阶级其实“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23]因此，无产阶级的“无”不仅仅是经验意义上的一无所有，更是历史趋势意义上的非私有或社会占有，它表明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而“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24]因此，它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同时又是新型社会的创造者。其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个人自主活动新类型显现的趋势。在马克思看来，从根本上说，个人的自主活动类型取决于其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因而生产力的发展、交往方式的更替和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变化大体上是一致的。非独立的个人、抽象的个人和联合起来的个人，其实就是人的依赖关系（前资本主义）、物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及共同占有“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为基础的个性自由（共产主义）这三大历史形态中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25]这就是说，任何类型的个人自主活动都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历史的产物。无产阶级在传递新社会必将来临的信息的同时，必然传递着关于人的解放的新信息，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是通过对于无产阶级的科学分析，马克思才得以把事实和价值、历史和逻辑、现实和理想等统一起来，并通过实践观的变革而完成了历史观乃至世界观的变革。
正是从其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根据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体系。因此，不能人为地制造传统和当代、古典和新潮的对立。就理论的时代背景、实践主旨、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言，马克思无疑地属于当代，当今世界正在不断地“进入”马克思的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责无旁贷；而从历史总比任何理论来得更为丰富、复杂，实践总不能为任何理论所完全穷尽、总会不断地突破理论的界限的角度看，唯有不断的理论创新才能保持理论的活力和先进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天经地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科学继承基础上，适应历史的曲折发展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不断创新。
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外围首先发展起来，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并不是始终一致的，因为当初他们曾一度希望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同时胜利。虽然，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当具体的国际国内环境具备了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首先获得突破和取得胜利也是有其客观历史根据的，认为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甚至是“历史的怪胎”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科学回答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首先发生，就使得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国家要面对三个“绕不开”和三大挑战。
从三个“绕不开”来看，一是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局面绕不开。因为革命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相对薄弱甚至很薄弱的外围地区爆发，对于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不能产生根本动摇，不能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这表明，不可能通过一系列不间断的暴力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要长期与资本主义共存，并努力在建设的环境中实现竞争，积累力量以超越资本主义，这必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二是市场经济绕不开，两种社会制度要长期共存，必须进行经济交往。由于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上比资本主义落后，不可能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因而必须进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搞市场经济就绕不开。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绕不开。进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没有别的方式，只有通过与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接轨，打开国门搞社会主义，这就必须改革开放。
从三大挑战来看，一是社会主义的多样化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差异极大的国家，不可能沿用统一的模式，必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26]社会主义要特色化，马克思主义要民族化，能否成功解决这一课题，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二是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问题。我们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低水平的社会主义，必须善于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国家学习，而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不被“西化”“分化”，则是社会主义面临的又一大挑战。“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27]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因而它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设想会有所不同，并不直接就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而是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相当漫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这样，我们在需要不断克服急躁情绪的同时，又面临着如何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考验。事实证明，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不仅仍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追求，而且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政治灵魂。许多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上遭受重创，甚至亡党亡国，归根到底就是没能正视历史条件的变化，创造性地应对时代的新课题，随后丧失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而走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邪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在直面这三个“绕不开”和不断回应三大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
还要看到，不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衔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难以真正确立。用剔除了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或“普世价值”进行渗透，是今天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策略。巴黎第八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弗朗索瓦·富尔凯认为，在和苏联的对峙中，美国之所以“后来赢得了冷战，是因为民主和人权信仰，巧妙地渗透到了生活在属于刻板且专制信仰的共产党帝国的人们甚至领导人的头脑中”。[28]现在我们党在理想信念方面要应对的最主要的危险是所谓“后共产主义”现象。什么叫后共产主义？这一用语发明者布热津斯基认为：“那些声称共产主义理论是他们的政权……之本的共产党人，那些口头上说实践共产主义理论而实际上却在背离其实质的共产党人，那些毫无顾忌地公开否定共产主义理论的共产党人，所有这些自称‘共产党人’的人，都不再认真地将共产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社会政策的方针。这些就是后共产主义体系中的现象。”[29]这里包括两种人，一种是表面上讲共产主义，实际上不信的共产党人；另一种是公开否定共产主义但可能还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共产党人。后共产主义现象使得我们不能不指出，在今天如果仅仅承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而不承认共产主义，或者仅仅口头上承认共产主义，那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坚信和努力带头实践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道德。后共产主义从理论上割裂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在统一，从学风上倡导言行不一的两面人格，其危害性极大。共产党员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坚力量，必须牢记党的十八大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我们要为此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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