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其理论体系已经成熟完善，其历史地位得到了公认。邓小平的下述评价代表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30]就其思想内容而言，毛泽东思想包括两大组成部分：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成果，二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成果与初步探索。前者的科学性、创新性早已举世公认，后者的历史功绩和科学价值从一开始就得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评价，并日益为全党所认同。正如党的十七大所指出的：“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八大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确认，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但是，任何理论体系都有其回应特定时代特征的特定主题，不能把它无法真正面对的主题加在其中，以夸大其理论成就，或者借口其缺少相应的思想内容而贬低其理论贡献，这都不是实事求是。一个理论的成就及其界限都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所面对的时代特征主要还是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尽管在他晚年已经敏锐地看到时代特征的重大变化，并做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但他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时代的主题已经开始从战争与和平转向了和平与发展。正如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回答他生前无法看到的历史课题一样，我们也不能苛求毛泽东回答时代还没有真正提到实践中心的课题。实际上，在当时的世界大背景下，即使没有“左”的错误干扰，也很难真正突破战争与和平的总格局、总思路。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的主题，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立足点和国际大背景。

    毫无疑义，最早提出“以苏为鉴”、开始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宝贵经验的是毛泽东，但是，从时代主题、国情判断、基本道路及发展大思路等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31]

    为什么很早发现而没有解决好？这不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革命是“以俄为师”的产物，因而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更重要的是新的时代特征没有充分显现，无法从总体上突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大阵营对垒的世界革命图式。这样，党的工作重点就无法真正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执政基础就无法真正建立在以发展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上，党的思想基础就无法真正达到解放思想、求真务实，而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这些重大问题就始终不是很清楚。因此，必须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角度，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新发展的高度，才能真正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确实是从邓小平理论才真正开创的。而“左”和右的错误思潮之所以发生了共同的误判，就在于它们都以某种现成模式（“苏联模式”或“瑞典模式”）为参照系来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不断地科学把握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变化中，结合中国的实际，走自己的路。这条道路的实质就是从原先马克思所设想的通过中心引导的社会主义实现方式，转向外围突破式的社会主义实践；这条道路的基本轨迹就是从照搬“苏联模式”到走出“中国特色”。可见，只有真正弄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才能真正高举这面当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旗帜。概括起来说，我们党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其时代背景是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科学把握，其历史根据是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其现实依据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对最广大人民共同愿望的科学认识。这四个“科学”（即科学继承、科学把握、科学总结和科学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四大根据（即理论基础、时代背景、历史根据和现实依据），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实基础和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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