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中共十七大报告把改革开放视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宝贵经验概括为“十个结合”，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32]这十条基本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际运用和具体展开，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统一，而根本区别于那些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瓦解、共产党执政地位丧失甚至国家解体的“改革”。正如邓小平在平息北京政治风波时明确指出：“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33]把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片面归结为排除“左”的干扰，提出所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不断排除‘左’的干扰的过程”的断言[34]，本身就是对于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改革开放的干扰。
我们所讲的改革开放，不是所谓的向西方文明回归，而是为社会主义注入生机活力的人类文明新拓展；推动改革开放的解放思想，也不是抽象的精神自由，而是以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改革创新。因此，以解放思想推动的改革开放必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自主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是自主创新，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改革创新的结果是国家分裂，民族解体，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面前当“孙子”，那当然不叫改革创新，而只能叫自我毁灭。二是首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具有“第一次”的特征，尽管它必然要学习借鉴别人，但其成果却必然不与任何已有成果相雷同，不是任何现成模式的翻版。仅此而言，停顿、倒退本质上是因循守旧，谈不上任何创新性，就注定它是没有出路的；而“全盘西化”即使被某些人一再鼓吹，那也不叫改革创新，而是生搬硬套、拙劣模仿，也没有以“改革开放”自居的资格。三是先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顺乎文明之潮流、体现时代之脉动、展示历史之未来，因而能够独领风骚、影响深远，如果只是历史回声的呼应甚至是历史沉渣的泛起，那就不是改革创新，而是复辟倒退。
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它虽然是在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开拓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新探索，却不是原先道路的简单重复，更不是照搬任何现成社会主义模式。至于对资本主义某些有益东西的学习借鉴，对于我们而言，从来就不是从道路和发展方向上的意义说的。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绝不走“回头路”（即不简单重复以往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绝不走“邪路”（即不照搬西方、搞“全盘西化”）的实质。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过程，就必然是不断地排除“左”和右的错误干扰的过程。从习惯和感情偏好上说，党内容易认同老路，因此“左”始终是干扰改革开放的一大障碍；但是，由于西方在当代世界的优势地位和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始终存在，力图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化的倾向也就始终存在。因此，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35]今天讲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同样也要既反“左”，又反右，同样要做具体分析。今天和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时相比，“左”和右的表现都更具典型性。“左”的思潮直接指向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右的思潮则直接指向了共产党的领导，即所谓的“一党专制”。恩格斯曾说过“两极相通”，历史一再印证了这点。“左”和右都惊人一致地把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搞资本主义，都极其相似地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今天，在关于“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问题的讨论上有一个被一些人一直视为至宝的错误判断，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这是一个制造歧义而又极易走偏的提法。我们姑且不谈“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的可疑，单就“根本突破”而言，就是一个含混的、“怎么都可以”、因而可以任人自由发挥的空间。所谓“根本突破”云云，说到底，就是有人对当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不做具体分析，而对它简单地统统否定之。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要否定和“突破”苏联逐渐趋于僵化的体制，必须否定和“突破”的是它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不顾客观条件的简单照搬，总之，我们要否定和突破的是苏联出现的失误，特别是要否定和突破的，是列宁、斯大林的后继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但是，我们由此绝不能否定列宁主义，绝不能否定十月革命，绝不能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包括绝不能否定列宁和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积极贡献。有些人从捍卫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创性的正确前提出发来讲所谓“根本突破”，其初衷有可能是好的，但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落入彀中（其陷阱也在这里，谁否定这一提法，似乎谁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贬低，就可以将其一棍子打死，或者将其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蓄意把争论的焦点引导到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上，在掩盖分歧的真正实质的同时，给自己披上了“改革的捍卫者”的唬人外衣。实际上，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照搬任何现成的外国模式的意义上，这是常识和共识，不算什么有创见的观点，也不存在什么大的争议。况且众所周知，不仅中国的改革是这样，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整个革命和建设的道路都是这样。难道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对于任何国外革命（包括十月革命）模式的“突破”吗？难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的道路不是对于所有现成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吗？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其他重大原创性成果一概没有兴趣，单挑出改革“突破”的否定性的取向来说事，起码说明论者关注的并不是中国改革的已有成果，而是中国改革方向的何去何从；说明问题争论的实质不在于对过去的评价，而在于对中国未来的把握和引领。
这样，对“中国改革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根本突破”论的进一步解读，必然使人们提出以下追问，即中国的改革固然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难道不更是对于当今“瑞典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突破吗？为什么单找一个苏联来说事呢？可见该命题实际上是有破有立，其想破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有机联系，想立的是企图把中国改革开放与民主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扯在一起。毫无疑义，由于时代主题和历史条件的变化，继续延续革命和“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做法已经是一条死路，社会主义只有在改革开放中才能闯出一条活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其创新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但是，通过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其前提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与资本主义趋同。因此，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共产党的领导和在1956年初步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一点，恰恰是那些想通过改革开放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的人们所力图抹杀的。绕那么大的一个弯子，本意是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另行定向，板子却打在苏联和斯大林身上，可谓是避重就轻、声东击西。其良苦用心不外乎试图绕过它不这样就根本无法绕过的“钉子”。
说到底，一些人之所以要舍近求远、曲里拐弯，就是因为有难言之隐、有难以摆脱的“紧箍咒”，这就是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定下的基本判断。1985年，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做了一个结论性的判断，这就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所以堪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同时非常鲜明地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36]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党中央和江泽民同志提出了要区分两种改革开放观的问题。“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37]
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第一，姓“社”不姓“资”，正如小平所说：“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38]第二，这个“社”不是改弦更张向民主社会主义（实质是资本主义）看齐的“社”，而是始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所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不断开拓和探索的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统治而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潮五百年探索的重大成果。正因为这一问题是如此简单明了，没有任何可以借题发挥的空间，因而别有用心的人就必须选择其他的突破口。于是，被歪解了的“斯大林模式”及其相关的假命题，就势必被当成了这样的突破口。在一些人看来，斯大林尽管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着密切关系，但对于他的评价毕竟没有直接对中国自身经历的评价那样敏感，况且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毕竟已经解体，其本身又存在着许多失误和历史悬案，留下了足够的“六经注我”的空间，因而是“借刀杀人”的绝好把柄。有鉴于此，我们对于一些人蓄意歪曲苏联历史和斯大林作为的伪造当然还要继续地予以揭露，从事实上学术上证明其无稽和无知，但不能纠缠于此。因为这一讨论本质上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政见之争，因而就不能单纯诉诸学术，而必须诉诸阶级分析。这也是我们和一些不同观点的学者的分歧，我们不怀疑其学术讨论的真诚，也认同这种讨论的价值，但不赞同忽略这一争论背后的政治实质。
因此，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追问，即中国的改革究竟是在基本制度不变前提下的变革，是在体制层面和局部范围内的制度层面的变革，还是在社会基本制度层面的全面的根本性“变革”？换言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意识形态，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为根基的国家政治制度，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通过不断的改革加以完善，还是从根本上推倒？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是根本在党、关键在党因而必须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还是通过改革开放，企图终结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关于改革的全部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首先为“改什么、不改什么”划定了底线。习近平总书记也一再强调，我们的改革是为了推进人民的事业，而不是为了获得某些人的喝彩和掌声。不能笼统地讲“改革无罪”，关键在于改革依靠谁、为了谁、利于谁。正如我们党一再强调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毫无疑义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反复强调，搞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是一条缓慢的、代价更大而且相当痛苦的过程，所以必须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正如毛泽东在合作化初期就指出的：“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39]
从三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迪：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要敢于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和时代条件结合起来，坚决走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绝不走实践证明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绝不走那种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在道路问题上，中央领导集体要坚定不移，全党同志要坚定不移，全国人民要坚定不移，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航船沿着正确航向，乘风破浪，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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