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有否以及何为“中国模式”问题上，思想界、学界存在着重大歧义。分歧是正常的，但应该注意到多数不同观点，其秉持的标准却是同一的，这就是“普世价值观”。否定“中国模式”的观点很鲜明：“美国依然代表着全世界民众向往的普世理想——自由和民主。美国人一直在向世界传达着一种清晰的理念。与美国人不同，中国人自己都没有明确的价值观，更别提影响世界了。”“由于华尔街出现的种种问题，人们很容易忘记，中国的经济成功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成功。最近几十年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并且现在基本上在实行资本主义。尽管中国在探索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是一种‘试错法’的练习。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事实证明可以经历长期考验的经济模式。”[40]
赞成“中国模式”的则称：中国已经形成了足以对抗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或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41]这种说法，其动机可能不坏，但存在诸多的不准确、不全面的表达。
为什么不能把“普世价值观”作为“模式”的根据？平心而论，上述那种围绕着“核心价值观”的争论是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结果的，原因很简单，多元文明共存、多条道路前行，是当今世界的不争事实。没有一条道路适合所有人走，没有一个民族能够照搬别国而成功。我们在讨论“中国模式”以及相关问题时，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交流平台，否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无言的结局”。大家知道，社会历史领域离不开“主观性”，可如果建立不了“客观性”标准，该领域的研究就无法成为科学。因此，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都致力于寻找历史的“内在必然性”，黑格尔称之为“客观精神”，马克思称之为“历史规律”（当然，其两者之间也有是非对错之分）。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把这种“客观性”视为非个人意志的产物。而马克思以后的所有不赞成马克思的探索，几乎都试图以“个人”（及其意志）来说明历史。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波普尔。韦伯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视为“只能支配外行和浅薄人的头脑”予以断然拒绝[42]，而波普尔则指认唯物史观是“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希望将历史变成个人主观意志的“任性”，因此不约而同地将“客观性”放在了渗入个人内心的“普世价值观”上。在韦伯看来，历史领域的“客观性”只能是深藏在个人内心的价值判断。“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43]
但是，把渗入每个人内心的“普世价值观”作为历史“客观性”的依据，存在着明显的“软肋”：尽管人类的道德理想、价值追求有一个“向善”的指向，有跨民族、时代的共同性，但历史从来不是按人们的道德愿望“直线式”发展，而是曲折、跌宕、跳跃式发展的。用“普世价值观”去设定历史的人，无法说明曾经的“价值共识”总是不断被颠覆的历史事实，无法证明我们今天究竟是处在历史的“高点”“低点”还是“拐点”，因而无法证明今天被大多数人认可的价值观从历史趋势上看是否属于“普世价值”，也就是说，无法证明该价值观（比如西方式的民主、自由）高于其他价值观的优先性。
历史反复证明，如果大多数人的认同（“普世价值”）就等同于历史规律，人类社会可能就止步于原始社会了；新制度、新道路的开辟，总是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历史潮流不取决于一时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是否遵循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甚至可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对于某种“普世价值”的颠覆。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黑格尔关于“恶”在历史中的作用的思想，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44]关于贪欲的历史作用问题我们这里暂且不论，而历史的进步总是在挑战曾经的“价值共识”中实现，则是再也清楚不过的事情。资本主义必然是对封建社会的“尊贵血统”和“家族荣誉”一类价值共识的颠覆，而科学社会主义则必然要用“消灭阶级”“共同富裕”“劳动解放”等价值追求，对体现了资本力量的“自由”“民主”一类价值共识进行颠覆，相信在这点上不会有歧义。反过来，成功颠覆了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共识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必然被现今依然占据统治地位的“价值共识”视为洪水猛兽般的“恶”，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在我看来，价值观并不是决定历史趋势的主导力量和根本原因。几乎所有的人（包括韦伯）都承认价值观的相对性（只是他称之为“积极的相对主义”），既然如此，它就必然有使之成立的更为根本的缘由。在今天一些人看来，自由的价值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可正如弗洛姆指出的那种“逃避自由”的情况，则一再出现在历史的记忆中。恩格斯就引证过德国农奴在17世纪放弃“自由”、寻求领主保护的史实，说明个人意志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不是相反。“甘受奴役的现象在整个中世纪都存在，在德国直到三十年战争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农制，同时还取消了仁慈的领主照顾贫病老弱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到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45]
我们不能不说，用个人意志或核心价值观来说明历史，并不比用生产力状况来说明历史更高明。毫无疑义，人类文明的基础在于生产力的状况，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6]
需要指出，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就是说，生产力之所以总是要突破相应的生产关系，说到底是因为某一生产力的最佳状态并不是在现有的生产关系中，而是在新生产关系的萌芽中达到的，从而预示着革命变革的趋势。正如“手推磨”的最大生产力并不是封建式手工作坊，而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一样，机器大工业的最佳生产力也不是资本主义大工业，而是社会主义大生产。从迫使工人适应机器的运转（加大劳动强度）、造成剩余劳动大军等方面看，机器大工业确实满足了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节约劳动成本和无限扩大生产的需要，因而在机器大工业的初期普遍出现了“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但是，这种实际运用并不是符合机器大工业本性的状态，因而造成了深刻的“经济学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47]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48]由机器大工业开创的社会化大生产，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内在力量，它本质上属于高于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从“普世价值观”出发必然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用“普世价值观”看待中国，必然做出许多误判。比如，它毫不犹豫地将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视为“思想专制”，甚至比附为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而根本无法想象，撇开其他积极作用不谈，仅就大多数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公民而言，其所起的思想激励和精神支撑作用就无可替代。又比如，它同样毫不犹豫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指认为“极权政治”“党国体制”“党主政治”，其前途不是向西方议会民主制变革，就是遭历史的唾弃而“崩溃”，而根本无法接受如奈斯比特所看到的诸多事实，“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局面，而是以一党体制实现现代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纵向民主，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49]
再如，它拘泥于传统私有制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始终以可疑的眼光看待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根本无法承认中国式的探索可能打破原来市场经济的极限而具有广阔的前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50]其实，只要跳出“普世价值观”的窠臼，就不难认同下述观点：“或许，中国模式的最大作用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发展途径——而且有可能在于提供了一种迂回的前进路线，从而绕过当前源自西方的经济问题。”[51]
“普世价值观”的误区，必然导致对中国未来的误判。最为典型的是2009年最新一期德国《焦点》周刊，刊登了德国“未来预测和技术评估研究所”学者克莱比希对于2030年的中国的两种极端预测：一种预测是“在共产党和国家领导层内部，改革派的呼声增强，他们要求改变方针，采用可持续经营方式，建立公民社会和民主机制。2020年，国家中央权力按照中国模式实行民主化。过去国家忽视或故意无视的重大公众性任务早已由无数非政府组织接手”。另一种预测则是“物价飞涨、失业和贫困加剧、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灭、外商撤出、经济停滞不前。随之而来的政治后果是：强硬派掌握了中国的政权。2017年爆发全国抗议，军队和警方镇压，数万人被捕。他们以危害国家安全、叛国及策划和实施暴力颠覆政府的罪名被判处长期徒刑，为首的人被处以死刑”。[52]应该说，此后近两年的时间，并没有给这两种预测的情景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依据，可以研判其为错误的预测。
我们研究任何社会问题，有两个根本界限必须分清：一是通过体制内的改良、自我调整能够加以解决的，和必须通过推倒原体制才可以解决的；二是前进中、发展中的问题，和停滞不前的问题。我们和上述预测的分歧，不在于否定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甚至不否定某些问题的极其严重性。但是，如果问题属于两个界限的前一类，那么从总体上看就是社会凝聚力大于社会的对抗性，人们对于未来的信心大于对当下困难的不满。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在今天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民意沟通、民主协商和民主决策机制，这从历届党代会主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人大工作报告的起草到公布过程就可以看出。201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要讨论“十二五规划”，“从2010年11月起，发展改革委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建言献策活动。广大人民群众运用互联网、手机短信、信件、热线电话等方式，共提出了64709份建议”。“‘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历时超过两年半，从搭起基本框架到最终定稿，经历了反复的基层调研、各界各地座谈会、专家咨询、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征求各地区各部门意见等。规划纲要框架初稿形成后，仅正式印刷报送的文稿先后大改了20个版本，全文修改不下160道。”[53]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些社会问题，如分配不公、某些领域腐败严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是我们坚持自己的基本制度所必须着力加以解决的，绝没有听之任之的余地。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弟弟邓垦谈话：“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54]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各地对于消除分配不公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许多地方在坚持共同富裕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大思路：低收入群体“倍增”，中等收入群体“高于GDP增长”，高收入群体“为社会多做贡献”，把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脱贫致富摆在最为优先的部署上。我想，尽管前面的路还长，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对于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能迷信“数学模型”。
对中国问题容易产生误判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迷信抽象的数字和公式。比如，人们可以根据世界银行关于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的最新报告，得出中国已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国家之一的结论；从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的数字，得出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甚至社会已经发生严重分裂的结论。我要说，“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人均GDP”“国际标准”等，都不是判断中国问题的最终依据，对于中国问题的话语权不在这里，而在于真正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要深入了解这些问题产生的实践基础。欧美发达国家可以说是个单一化、同质化的社会，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单一，因而抽象的数字能够说明问题。换言之，日均收入10美元的，生活质量肯定高于日均收入5美元的，而日均收入不足2美元的肯定是极端贫困的人口。但是中国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多元化社会，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社区、不同的社群，有不同的“活法”。因此，同样的收入，生活质量迥异；收入稍高的，不等于生活质量就一定较高；在西方按“国际标准”看来简直无法生存的收入，在中国就可能生存，甚至还有一定的生活乐趣。我丝毫没有否认或忽视中国当今存在的种种问题的意思，也没有无视统计数字和数学模型的想法，而是想强调，如果仅仅凭一些统计数字或公式概念去判断和预测中国，就必然失之偏颇。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出现“崩溃”的迹象。同时，我们也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那就是如果老百姓挣的钱多了一些，但都用去看病了（这印证了“健康”的价值），都被坑蒙拐骗了（“安全”很重要），生活中的空气、水和食品被污染了（“绿色”的价值），这样的 GDP又有何意义？必须看到，单纯的GDP观点正在被改变。
总之，讨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要怎么走”“世界应怎么看”。这里有两个关节点：定型和不定型、特殊性和普适性。从中国还在不断探索、不断改革的角度看，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的经验及其制度已经定型，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后将致力于制度建设，努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大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今天的中国发展没有任何定型经验和制度基础，而是相反，中国的改革发展不仅形成了一些定型的基本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这些定型的经验和制度成了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基础。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这一条的实质就是要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这一条确保了中国走的是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这一条是最易受攻击而又最具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至于中国经验或模式的普适性问题，从中国自身来说，我们从来不认为别国必须效法中国，我们历来主张各国人民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但是，由于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中国发展得好坏就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事情，因此，我们理解世界各国对于中国发展的关心，也把更好的发展视为中国对于世界的责任和对人类应做的贡献。正如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所说，“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55]
最后，我想借用海外的一段虽不完备、不甚准确但还是体现了对于“中国模式”进行理性思考且较易为海内外人士所理解的概括，作为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继续思考和探索的参考。“‘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简而言之，它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同儒家思想相结合的国家意识形态；把精英领导引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在保持政治体制的同时，改革经济体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包括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同自由市场相结合；把保持社会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把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抵御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显然与美国在他们自己国家强调的东西不同。”[56]上述概括中，尽管作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思想”、把“私人所有制”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把“精英领导”也嵌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等说法，应该说，这些都不是涉及“中国模式”应有或确切的说法，然而作者没有恶意，大概是不熟悉我们所用的规范化语言而出现的瑕疵。但其中对于“中国模式”不同于美国模式的描述又是清晰、有启发的。这表明，一种新的、有别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索是艰难而没有止境的，同时对其内涵做出较为准确总结和表述，也是有难度的。可是，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正在以其不可遏止、难以阻挡的势头，出现和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它将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圆梦之路，给当代人类文明的灿烂增添光彩，并造福于中国人民和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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