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送儿子猷猷去西安读初中的想法，补奥数补英语，做了一些工作，但对西安的学校还不十分了解。2006年洛川去西安上初中的学生不多，多数是到高中的时候才去西安。炼油厂的职工对高新一中很迷信，王民和孟玲很早就上手这件事。通过老师了解，到学生家里走访，还亲自到高新一中实地查看。王民就给我儿子和他女儿报了高新一中，5月26日考试。
在去西安考试的过程中，王民给我上了一堂择校知识课。西安有几大名校，西工大附中、高新一中、铁一中、师大附中、西安中学等等。学校的名次表面上没有排名，私底下都以考上清华、北大学生数量排座次。西工大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多，高新一中状元多，这两个一个在状元上领先，一个在数量上占优。头两把交椅基本上是这两个学校竞争。相比较而言，高新一中更活一些，学生的负担会比较轻。炼油厂的人都看重高新一中。当然高新一中费用也要高一些。这个时候，费用已不在考虑之列。王民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尽管学习不努力，也没有多高的文凭，接班后通过进修、培训，弥补了不少差距。工作顺利，见识增长和喜欢钻研的性格，使他自负的脾性迅速膨胀，无论什么话题都能掺和进去，跟领导讲话一般，头头是道，无理辩三分，用老婆孟玲的话说是“犟”。这是后来的感觉。在择校上，王民的确做得很到位，说得我们点头频频，飞出的唾沫星如同黄灿灿的金粒，我们只有捡拾的份。
这次参加了两次考试，先是考了一个中学，校园蜗居在闹市，人口密集，周围嘈杂脏乱。我的印象不怎么好。学校打出的招牌有火箭班，两年的课程一年学。对此我心里并不苟同。有的家长让孩子提前上学或上超越年龄和能力的各种班，要冒很大的风险。到高新一中就不一样了：宽阔清新的高新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洁净而透明的宽大玻璃幕墙，宣泄着高雅和华贵的氛围；绿化带碧绿整齐，排列一线的樱花树，繁华吊坠，如艳丽果实，有沉甸甸的质感；车流如织，缓慢悠闲滑动，在阳光下流光溢彩。校园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醒目的横幅：热烈祝贺我校闫欣同学以711分获得陕西省高考理科状元。校园内两个醒目的大玻璃专栏，张贴着考入清华、北大和国外名校学子的照片。年轻略带稚气的面孔，如雷贯耳的大学撩拨得家长和学生心旌摇动。校园不大，沿袭了高新路的整洁气质，黑青的马路，灰色的人行道，碧绿的草坪，整洁优美；红色塑胶操场上，踢足球打篮球的同学溅起一阵阵激动与喧闹的涟漪……引导老师笑容可掬，和蔼可亲，温馨备至。
两个学校考的都是数学和语文。
回家的路上，我们好奇地问孩子都考了什么。两人都略显沉默。桂猷猷沉稳中稍露激动，话比较多。他说主考老师问国务院总理是谁，他说是江泽民。大家顿时笑得前仰后合，我对择校前景表现出了一丝忧虑。果然，先考的那个学校结果出来了。猷猷没有考上，凯悦考上了。我给王民说那个学校我娃不上，王民说他娃也不上了。
这个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刚考完试，我二姐夫打电话说我二姐不行了。一会儿，大外甥女刘延芳哭着打电话说妈妈不行了，叫我们赶快去。我的心一下子沉到冰点。二姐在我的生命中地位仅次于妈妈。大约10岁的时候，妈妈去世了。那时大姐已经出嫁，二姐成为我、哥、还有妹妹的依靠。二姐性格倔强，从湖北上陕西也是二姐带的头。妈妈去世后，父亲也变得沉默寡言。二姐担当起了家里的重担。我们一家人穿鞋都是二姐一手做的，鞋又轻巧又合脚还耐穿；二姐会烙馍，实际上就是陕西人说的锅盔，又劲道又香甜；没有肉没有油，二姐包的饺子包子就是好吃。二姐结婚后，接济娘家成了最重要的事情，生孩子后月子很浅就纳鞋如飞，手关节都变形了。家里粮食也往娘家扛。后来二姐极不情愿地随姐夫回到河南老家，经常打电话要上来，说得人泪水涟涟。
我和哥哥匆匆去了河南。二姐夫的老家在河南新密市，距郑州有四十多公里。我们当天夜里就赶到了二姐家。二姐夫说，他父亲刚去世，二姐劳累过度，洗衣服时头低下去栽倒，立刻人事不省，送到医院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我和哥见到二姐时她已在水晶棺里，冻后的二姐显得臃肿僵硬，面色黝黑，眼睛微开，直视着北方。我们扑到棺上大声痛哭，旁边跪着二姐的四个孩子，屋里顿时哭声震天。我轻轻抚着二姐冰凉的脸，一次又一次想合上二姐的双眼，始终合不上。哥流泪絮叨说是他自己的错，二姐想上来过年，他考虑到二姐还有一家人，没有肯定答复。我哭喊着说二姐你不是说等孩子大了，成家了，上来和我们过吗？二姐呀，你说话怎么不算数，你为什么那么狠心，扔下我们……二姐夫说，你二姐去的时候一直朝北看，她想你们。你二姐不想来河南，我对不起你二姐。按陕西的规矩，到河南一定要求个二姐去世的说法。但看着憔悴、萎缩甚至略带胆怯的二姐夫，看着一个个带着白孝的孩子，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就是做了又有什么用呢？二姐无论上对老下对小都没有说的，他们对二姐也是无可挑剔。只是二姐太要强了太慈善了，心里装得太多太满了，终于令她自己无法承受。
二姐火化的时候，我接到了老婆孟洁的电话，儿子猷猷考上了高新一中，在录取的一千八百多名学生中名列一百二十位，可能会进重点班。凯悦和王蕊也考进了高新一中。
在曙光小学时，王蕊两门总分比猷猷高出十几分，这次考高新一中，猷猷两门总分比王蕊要高十多分，这十几分几乎成了以后无法缩短的距离。一反一正三十分是补不回来的。
回到家里，说到考试的事，儿子猷猷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爸，咱奥数没白学。他说有这么一道题：下面四小题，每题5分共20分，你想怎么算就怎么算。题很简单，口算都可以算出来。儿子思考了好一会儿，这么简单还想怎么算就怎么算，一定有问题。他突然想到《举一反三》里面有类似的题型，就用奥数的办法，两步就算出来了。按常规算法需要三、四步。结果都一样，却一分不得。我真的吓了一跳，觉得高新一中太不地道了，拿这么简单的题就把学生分出类。可回头一想，人家没有错，这个题并不难，几乎就是奥数的常识题型。上高新一中或许不要这20分，但上重点班没有这20分肯定不行。
说实话，《举一反三》我也只是辅导了三分之一。因为忙碌的原因，也因为懒惰没有坚持，而这三分之一竟然足够了。我初次尝到了与儿子同行的快乐和回报，看来做与不做是不一样的。
回想儿子猷猷小学这几年，感觉真是如坐过山车，即便平安了，也捏一把汗。三、四年级刚刚懂事，第一次和父母有了初步较量的意识。念儿子从小多灾多难，我和老婆孟洁有意识放松了管教和良好习惯的养成。他正是看到我们的犹豫，朝我们不希望的方向滑去，撒谎、偷跑、打同学、拿钱和同学买玩具。可以说一般孩子的毛病都在他身上出现了。孩子尚小，分辨不清是非，讲道理训斥并不能解决问题。眼看越滑越远，严重触碰我们的底线，还好我们及时统一思想，祭起了父亲的棍棒，使用了遭亿万人唾弃的打孩子的老办法。当然不用最好，那需要更加细致的耐心。如果没有耐心，又不愿意打孩子，除非孩子自己能及时浪子回头。这同天天在佛祖面前乞求祷告没有什么两样。有的时候，老办法还是管用的。
从西安回来，儿子猷猷一直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他还不知道考到高新一中仅仅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他离开父母独自生活的开始。
儿子猷猷推开教室门，大声对同学们说：“告诉你们，我考上了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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